公选政治:怎样看待党内民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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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公选政治:怎样看待党内民主的问题

公选政治:怎样看待党内民主的问题

中华考试网(www.xiexiebang.com)[ 2012年1月19日 ] 【大 中 小】【提问】【纠错】 十七届四中全会就党内平易近主培植作出了专门部署,请连系现实谈你若何看待党内平易近主的问题

1、(是什么)党内平易近主指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主张的充实表达和积极性、缔造性的充实阐扬。党内平易近主的根基内容是:所有党员非论职务凹凸,都享有党章划定的权力并应履行其义务;党的各级率领机关应由选举发生;党的各级委员会实施集体率领和小我分工负责相连系的轨制;党内谈判抉择问题实施少数从命大都的原则;党员有权体味和直接介入党内事务的权力。党内平易近主最凸起的、反映其素质的特征,就是党员对党内权力的分享,党员对党内事务的介入。

2、(怎么看)党内平易近主是党的生命。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党内平易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这是因为:(1)党内平易近主可以连结党的团结,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2)党内平易近主可以制约过度集权,战胜权要主义,有用地防止失利;(3)党内平易近主对人平易近平易近主具有主要的示范和带动浸染。

3、(怎么办)把握成长党内平易近主的若干重点

成长党内平易近主,是一项综合性的实践过程,要长于把握重点。首先,必需有利于保障党员的平易近主权力; 其二,必需慢慢理顺党内的权力运行系统体例;其三,必需有序地构建党内平易近主的轨制系统;其四,必需不竭地形成成长党内平易近主的有用机制。

以下层党建为重点,保障党员的平易近主权力。党的组织对党员的处事,最根柢的是政治处事。党内平易近主的焦点价值就是实现泛博党员在党内政治糊口中的主体地位,其工具层面的价质ё衮是告竣党内的共识。所以,党的下层组织培植,就是要便于表达和综合党员和党员所联系的群众的益处,并为党员的政治介入和社会介入供给资本与平台。

以党的代表会议常任制为重点,完美党内平易近主的根基轨制。党代会常任制能够真正实现党章所划定的党的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的功能,是党的平易近主抉择妄想、平易近主打点、平易近主看管和平易近主选举的根基平台。在每一届党组织的任期内,选举发生本届党组织的党代会实施年会制和代表常任制,从而成立起党组织、委员、党代表、党员群众、人平易近之间的代表链。党代表会议常任制要从党代表直接选举入手。经由过程党代表的直接选举,强化代表对选区党员群众负责的意识,从而增强代表们平易近主介入的动力。而且,党代表的直选,必然完美着并推进委员的选举,同时还敦促着党的下层组织率领人和党员人大代表的选举,对党的干部的选举会发生积极影响。

以规范全委会与常委会的工作为重点,理顺党内权力运行系统体例。首先要健全平易近主集中制,这是党内平易近主轨范化的起点和改善党内平易近主意识和作风的起点。平易近主集中制的焦点是集体率领,切实实施“集体率领,平易近主集中、个体酝酿、会经由议定定”的原则,党委委员一人一票,重大抉择妄想实施票决制。切实解决书记权力过大的问题。重大事项的抉择,必需由党委全委会经由过程表决做出,表决按少数从命大都的原则执行。其二,要成立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陈述工作和接管看管的轨制,理顺党内权力运行机制。以此为基本,推进场成立健全全委会和纪委会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陈述工作和接管看管的轨制。其三,要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并明晰三个党组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浸染,理顺党政关系。党委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不能以党代政。要解决党政机构重叠的系统体例问题,解决平易近主集中制和行政首长负责制等权力运行机制问题。

成长党内平易近主的重点是完美党内平易近主轨制

轨制带有根柢性、全局性、不变性和持久性。没有轨建造保证的平易近主不是真正的平易近主。党内平易近主轨制是由党的率领轨制、组织轨制、选举轨制、抉择妄想轨制、干部轨制等组成的一个有机的系统,这个轨制系统的焦点就是坚持和完美平易近主集中制。按照四中全会精神,成立健全以平易近主集中制为焦点的轨制系统:

一是坚持和完美党的率领轨制,强调以明晰权责为重点,完美处所党委率领系统体例和工作机制;

二是以落实党员知情权、介入权、选举权、看管权为重点,成立健全党务公开、党内情形传递、党委新闻发布、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党员评议下层党组织率领班子等轨制;

三是完美党代表大会轨制,成立党代表大会代表提案轨制,落实和完美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继续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严酷节制选任制率领干部任期内职务变换;

四是落实和完美党内选举轨制,扩大党代表对提名举荐候选人的介入,改良候选人介绍法子,改良和规范选举轨范和体例;

五是完美党内平易近主抉择妄想机制,阐扬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抉择妄想浸染,奉行和完美处所党委谈判抉择重大问题和任用主要干部票决制,健全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按期陈述工作并接管看管轨制;

六是坚持平易近主、公开、竞争、择优,完美干部选拔任用和打点看管机制,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第二篇:怎样看待党内腐败问题

等待早莺

如何看待党内腐败问题

等待早莺0000000011月6日

这次讨论思考题的题目是“对于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是怎么看的,这是否影响自己对党的向往”。就此问题,大家看法不一,可以说事产生很大分歧,有的人甚至对党和国家产生了怀疑,似乎已经到了对中国社会现状绝望的地步。但是我却希望大家能在批评之处,看到中国的进步。对于党内腐败问题,我觉得应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看待。

一、腐败为什么存在从古至今,反贪污腐败从来都是历朝历代的重点任务,可是贪污腐败却从来没有断绝过。腐败的根源在于人的贪欲,其土壤便是权利的存在。有人的地方就有贪欲,这是人性之恶,且有人的地方就必然存在一定的政治结构进行管理,这就存在着权利的分配和运用,也就是腐败所产生的土壤。想要消除这两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物质资源极大丰富,人民素质极大提高,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贪污腐败才会彻底根绝。

二、怎样正确看待腐败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律认为,任何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前进的,是在不断解决旧矛盾、产生新矛盾中呈螺旋式发展变化。矛盾的这种相互转化,则是事物发展的最终动力。

腐败和反腐败这一社会矛盾的凸显,对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是,腐败和反腐败是党在新时期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矛盾动力。而且,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积聚和丰富的产物,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封建残余意识及陋习是滋生腐败的历史渊源。因此要客观看待腐败问题。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虽然在法制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权力监督机制软弱,权力的运行过程缺乏有效程序制约,不能很好地遏制腐败。

三、怎样应对腐败

1.加强党员思想建设

无数事实证明,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思想腐败是腐败的根源。

党员干部的堕落都是因为思想的转变,才逐步滑进了腐败的深渊。最根本的就是因为他们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弃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拒绝和逃避组织教育、管理和监督,丧失了党的先进性。

2.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

发展党内民主有利于增加党内监督的实现。

从制度上根本保证了权力的相互监督的实现,提高了监督的主观能动性,保护了监督人权力的运行,维护了监督者的利益,有效地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

3.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

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或者说是廉政建设制度化,就是要建立包括“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不敢腐败”的惩罚机制、“不许腐败”的保障机制、“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在内的完备的法律体系。

4.加强反腐败监督体系建设

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因此,防止腐败的关键措施就是要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地监督。建立起一套比较健全的廉政法律体系,促使国家公职人员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本职工作上,维护公职的严肃性和公职机构的工作效率。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消失,反腐败的重任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必须常抓不懈,树立长远目标。

因此,党内腐败问题并不会影响我对党的向往,相反,作为大学生党员,更应该为党的建设做贡献,严格要求自己,树立榜样,坚决与腐败作斗争。

第三篇:如何看待网络民主问题(精选)

如何看待网络民主问题

进入21世纪,互联网得到飞速发展,现如今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或者生活购物旅行我们都离不开网络,几乎每一天都要用到它。网络,显然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最大的社交舞台。在网络发展给我们生活带了诸多方便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不好影响,例如,网络欺诈,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等...尤其是最近,我们会发现网络反腐与网络民主讨论似乎越来越激烈,网络对于反腐,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反应民意等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但是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网络暴力,比如人肉搜索等,可能没有充分尊重一个人的隐私,有时也许会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身心创伤或者财产损失。因此,对于网络民主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更加深入的去思考,如何正确的看待网络民主,对于政治文化精神文明建设至关重要。

在谈网络民主之前我们先谈谈网络暴力,那么什么是网络暴力呢?网络暴力就是在网上发表具有攻击性、煽动性和侮辱性的言论,造成当事人名誉损害,人们习惯称之为“网络暴力”。“网络暴力”已经打破了道德底线,往往也伴随着侵权行为,亟待运用教育,道德,法律等手段进行规范。同时,网民们若想获得自由表达的权利,也要担当起维护文明与道德的使命,至少,要保持必要的理性、客观。每一天我们都在网络上看各种新闻,或是各种社交网站比如我们每天都在不断的刷新微博,思考评论着各种社会现象,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某些新闻的真实性,或者其带来的影响后果呢?也许我们在评论或者装载时从来没有考虑过事情本身带来的影响或者给当事人带来的伤害,只是凭自己的喜好,这种做法其实是不对的,我觉得网络应该像我们的现实生活一样,网络也需要道德,需要法律。

对于网络民主的有很多好处。政治建设(反腐,民意,完善制度,政府民众互动,官员开通微博)民主监督,精神文化建设(网络作家,歌手)促进经济发展(电子商务,营销,淘宝)网络爱心(寻人,求医,帮助,捐款,心灵鸡汤)省去400字,自由发挥......正如前面所说,在网络民主面前,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网络暴力。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一些偏激的思想,很多人在网上发泄....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甚至动荡,比如海南的香蕉事件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咋骗,恐怖主义。250......因此我们要规范网络民主建设,在法律,道德,教育。。。同时对于网络公司的规范300.....充分发挥网络对于民主监督的积极左右,使其有利于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建设,有利于我们的文化教育事业,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四篇:怎样看待宪法修改问题

法律是社会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 改革开放使宪法的修改更加附有时代性格

原来的公权利得到一部分的削弱

人们更加注视私权利的保护

关键词] 修宪 民主 宪政 财产权 迁徙自由权 公民基本权利 宪法解释制度

一、修宪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方面的涵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1](第119页)这句至理名言提示了法律的本质要求:即良法至上。纵观世界上法治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不论他们人口多寡、地域大小以及历史文化概貌有多大差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有一部良法并赋予其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宪法权威的确立又有赖于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动态和谐。宪法必须保持足够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如果频繁的行使修宪权和制宪权,就无法保持宪法的应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损害宪法的权威。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宪法的稳定性与宪法的权威不一样,后者是绝对的,而前者则只能是相对的。”[2]所以宪法规范又必须有适应性。“经验知识告诉我们,法必须受到人民的尊重,然后才有尊严,然后才会发生作用,但„法‟也唯有能够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然后才会为人们所遵守。”[3](第179页)换言之,即科学的宪法是宪法权威确定的前提。一部科学的宪法能够完整的反映人们的宪法观念和价值追求。而使宪法科学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修改宪法。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宪法必须随着时间和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宪法不在变化中自变,就会因其不变而为社会所推翻。在这种情景下,更不能奢谈宪法权威和法治。[4]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尽管只有7条,但宪法修改的相关规定便占据一席之地。随后成文宪法国家就相继效仿。在《世界宪法大全》一书上册收录的各国共80余部宪法中,就有60余个国家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了宪法修改的主体、修改范围和程序等问题。”[5]世界上几乎没有不被修改的宪法,“修宪”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增强宪法的活力,维护宪法的权威,实现宪法价值,这也就是修宪的价值。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宪法修改机制并保障修宪权的恰当行使,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我国现代宪政建设的必然要求。

那么,什么是修宪呢?修宪,即宪法修改,是指在新的宪法产生后,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需要对宪法规范做出适当变更的宪法创制活动。修宪的对象是宪法规范,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变更宪法形式,如宪法规范的构成方式;另一方面是宪法规范的内容。宪法规范的内容可以通过修宪予以废除、改变或者增加。这也是当

今各国修宪的主要方面。从各国宪法创制实践看,修宪都以不改变原有宪法规范所赖以存在的基本社会制度条件为限。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修宪”对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从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国现行宪法颁布施行至今已20年了。在随后的实践中,在1988年、1993年、1999年,中国又对现行宪法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八二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时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是宪法得以充分实施和不断完善的根本原因。实践没有止境,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知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使宪法成为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特别是八二年以来的三次修宪,使现行宪法更符合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核心精神,提高了宪法的权威,[6]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纵观这三次“修宪”,也有种种缺陷:其一,是修宪的内容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三次修改共通过17条修正案,有11条约2/3涉及经济制度,对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制度的完善关注不足;其二,是修改后的宪法规范仍纲领性有余而规范性不足。[7]因此,中国宪法中政策性内容过多是我国宪法频繁修改的一个原因。其三,修宪过于频繁,削弱了宪法权威和公民原本就十分薄弱的法治和宪法意识。一部法律之所以被百姓信仰,就是因为它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的被应用,不断的被认可和遵守。但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中,宪法却被人为地长期“虚置”,让它处在一种高高在上的地位。很多时候,人们几乎忘记了宪法的存在,忘记了自己本该享有的宪法规定的权利。因此我们在取得巨大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宪法权威不高,作用有限。这固有宪法实体内容与现实不协调的原因,更关键的在于宪法运行实施的程序安排及不合法。这就是为什么在依法治国的文明社会的今天会有“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齐玉苓案,[8]会有“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悬案”的孙志刚案件,[9]还会有“不明不白被关十二年”的杨志杰案。[10]

宪法的精神和内容本身不允许宪法经常被修改。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11]宪法根本性质就在于它调整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它主要调整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实质上是人民授予政府权力的契约。没有稳定性和权威性,宪法难以为“宪”,契约也就无法保障,也就会出现无数个孙志刚案件。一部宪法一旦制定,靠它的权威性得以实施是第一位的,而权威性又需要稳定性来维护。怎么才能解决宪法为了追稳定性而产生的滞后性、保守性的矛盾呢?对此学者们的观点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探索、逐步深入的过程,我们不可能对今后社会发展做出全面的规划。因此目前只能对宪法进行部分修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现行宪法问题太多,小修小补无济于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如莫纪宏博士认为,应对现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基于江泽民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精神和要求做全面、系统的修改,使宪法担负起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杨海坤教授则认为应该为全面修宪做好重复的理论准备。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对现行宪法的零打碎敲式的修补,由于缺乏长期的通盘考虑,使人愈加感到宪法思路的杂乱无章,与其如此“还不如另起炉灶,缜密论证,尽快制定一部符合宪政要求的新宪法”。

[12]除此之外也有人认为应完善我国的宪法解释体制,充分发挥这一宪法变迁的优势。我想,在“制宪”还不成熟的现在,广义的“修宪”是可行的。对于广义的“修宪”,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1)可改可不改的就不改,以维护宪法的稳定性。

(2)能通过实践本身解决的就让实践去解决。“如宪法司法化可以解决许多违宪的问题”。

(3)根据1982年宪法第67条明确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具有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13]启动至今尚未建立具体配套的操作程序和机制的宪法解释制度,在改革开放的精神指导下,对之加以扩大解释,“逐渐的将现行宪法关于宪法解释的规定制

度化和具体化。”[14]在“修宪”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用宪法解释代替大部分“修宪”,以保障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4)如果宪法的规定妨碍必要的制度建立和制约社会发展,在结合宪法解释及成熟的思想理论的条件下,可以部分修宪,条件成熟时可以全面修宪。

这四点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有着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但在民主与法治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广义的“修宪”应该被人民所重视,并且广义的“修宪”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

二、关于我国修宪的设想。

修宪”是“宪法制定者或者是依宪法的规定享有宪法修改权的国家机关或其他特定的主题对宪法规范中不符合宪法指定者利益的内容加以变更的宪法创制活动。”[15]各国修宪的主体不同,代表的阶级利益也有很大的差别。

我国修宪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首要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我国的修宪体现了人民民主的要求。我国现行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常务委员会或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16](第64条)这样规定就将宪法修改的合理性和现实性紧密结合起来,使我国“修宪”能够准确的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体现人民民主。

中国宪法内容庞杂,除了传统宪法所包括的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利两部分外,还有大部分关于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内容。八二宪法颁布至今,已经有过三次的部分修改,可修改的内容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而对于民主主体的广大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不足。我认为以后的重点应放在公民权利方面。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是宪政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17](第2页)我国法学界针对现行宪法公民权利列举不足的缺陷,认为应该对公民的财产权、迁徙自由权、生命权、思想自由权、罢工权、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给予宪法保护。联系我国的基本法和我国对已加入的两个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社会权利、经济权利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诺的义务,我国宪法目前应该增添的公民权利只有迁徙自由权和生命权两项。对生命权的保护是基本的,在宪法中明示即可,而我国历来主张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则是更高层次的权利。根据理论准备的成熟程度并结合我国的生活实际,我认为公民基本权利中的财产权和迁徙自由权应成为以后“修宪”的重点。

第一,关于财产权宪法保护的完善。

现行宪法仅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就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做出了相关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同时还规定保护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第十一条第一款)、私营经济(1988年修正案第一条)以及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第十八条第一、二款)[18]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现行宪法之中有关私人财产权保障的规范体系也显示出明显的内在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保障对象的局限性,即基本上偏重于对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保障,也就是主要偏重于对公民生活资料的保障,而民间掌握的大量生产资料尚未得到合法地位,得不到宪法保护。

(2)规范体系的不完整性,体现在财产权保障规范仅仅由保障条款和制约条款构成,而缺少损害补偿条款。

(3)保障对象法律性质的不确定性,表现在有关公民财产权保障的规定,置于第一章总纲部分,融入宪法有关社会经济制度中。

这三方面同时构成了我国财产权的宪法保护的致命缺陷,所以在“修宪”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将财产权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中,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加以保护。其

次,在程序规范设计中,应遵从现代国家的通常做法。现在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制度的规范内容主要蕴含了三重的结构,即不可侵犯条款;制约条款和征用补偿条款。三层结构相辅相成,环环相扣,不可分割。我国的财产权宪法保护体系也应该含概这三部分内容。

第二,关于迁徙自由权的宪法保护

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2条规定看,迁徙自由包括国内迁徙自由、国际迁徙自由和归国自由。我国五四宪法也曾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但现行宪法取消了这一公民权利,主要是考虑到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不能为公民的迁徙提供充足的、可供自由选择的条件。实际上,我国国民经济已逐步发展壮大,类似孙志刚案件的层出不穷,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并且迁徙自由权本应就是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在民主法治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不应该漠视这一权利。(根据我国法理和宪政原则,以及惯常的司法实践,公民应当享有,而宪法没有规定的权利,公民不得享有。)[19](第219页)在修宪规范设计上,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公民有迁徙自由,不得侵犯。

三、修宪是我国实现宪政的需要。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20](第732页)

《宪法词典》认为,“宪政,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即民主和法制的结合,构成政权的组织形式。”[21](第351页)“没有宪法的存在是谈不上宪政的。”[22](第90页)“宪政以宪法为起点”,“宪法是宪政的前提”[23](第160页)我国著名宪法学家张友渔曾经对宪政概念作过精确的表述:“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有应享有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式。”[24](第100页)宪政具体是干什么的呢?一方面是要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另一方面要制约公共权力,包括政党权力、立法、司法、行政权力都应受到制约。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若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25](第154页)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制约公共权力,说到底就是要有一部科学的良法并赋予其绝对的权威,使宪法付诸司法实践。而在现行宪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实现这两个方面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修宪”。

第一,从理论上分析:“修宪”能加强宪法的正当性、确定性、功能性和调整性。而这也正是“现代宪政应当具有的四个基本内容:宪法的正当性、宪法的确定性、宪法的功能性和宪法的调整性。”[26](第19页)

(1)宪法的正当性是宪法的产生应有充分的理由,是正当的,符合一般正义原则的要求。宪法的正当性要求宪法必须是人民主权的产物,创制宪法的目的必须立足于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最大程度实现人民利益。宪法的正当性还应包括“制宪”的正当性和“修宪”的正当性。

(2)宪法的确定性是指处于实践状态的宪法规范本身具有肯定的特征。内容模糊的宪法规范是无法予以实施的,因而也就不可能通过实施宪法来达到实现宪政的目的。我国现行宪法的确定性不是很完善,在全面“修宪”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部分“修宪”及启动宪法解释制度无疑是最好的途径。

(3)宪法的功能性是指宪法规范具有比较明晰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宪法规范应当是最基本的法律规范,任何普通的法律规范的产生,其内容必须以宪法规范的要求为前提,并不得与宪法规范相抵触;宪法规范必须在实践中能够对现实的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发挥社会行为规范的调整作用。现代宪政的一个根本原则是“一切权力都是有限的,权利原则上是无限的。”(特殊限制除外)因此我们要通过“修宪”实现一个“有限政府”:“一个某些领域永远无权做出决定的政府;一个像普通公民一样手法和负责的政府;一个内部有分权和制衡制度的政府。”[27]因此政府职能和权利是有限的,只有这样宪法对国家权力以及其他公共权力的运作、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能够起到现实有效的调整作用。一个不能在实践中对一个国家的国家权力的行使,公民权利的实现起到现实的保护作用的宪法,是不符合现代宪政的基本要求的。而要想符合现代宪政的基本要求也只有“修宪”。

(4)宪法的调整性,是指一个在实践中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起到现实的调整作用的宪法,必须具有与实施宪法要求相适应的监督、评价、调整和制裁手段。没有这些必要的实施宪法的调整手段,就无法对违宪事件加以违宪追究。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作为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提出“违宪审查”,强调健全宪法监督机制,宪法解释机制,及时纠正一切违宪行为。因此,我们可以以当今“违宪审查”第一悬案为契机,激活中国违宪审查制度,并同时推动宪法实施监督制度及宪法解释制度。

第二,从历史角度考虑,百年宪政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回顾历史,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我们以后“修宪”的重点也应放在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上。这是因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程度是宪法转为宪政的关键,而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则是宪政的核心价值和指导思想。[28]但是中国百年宪政之路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从清末立宪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从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制定与实施,百年宪政,跌宕起伏。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已经站在宪政的路口”[29](第41页)但毕竟“中国还没有实现宪政”。宪政仍然仅仅“是中国为其完全实现而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30](第589页)宪政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被作为一种富国强兵的工具而不是人们普遍的价值认同;[31]宪法本身更多的是被用作一种政治策略,而不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而对宪政工具化的理解和接受,在亚洲国家中相当具有普遍性。[32](第64页)这就是我们一直所走错的方向,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百年宪政之梦为什么还那么遥远!

以前文反复所提议的修宪以及今后修宪的重点放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上,不仅是完善现行宪法的需要,也是在现行宪法的前提下实现我国宪政的需要。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我们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梦想。不知是历史戏弄我们还是社会进步和成长的代价,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民主建设和宪政追求仍旧处于起步阶段。今天我们又站在历史的关节点上,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国家权力提出新的变革要求,公民的权利和民主自由需进一步保护,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只靠“修宪”,走宪政之路是必然。正如江泽民在报告中所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中国在迈向市场经济以后,首先应通过“修宪”型塑一部科学的宪法,然后有步骤地推进宪政建设,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将以保障个人权力利核心的宪政理论与民主理论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开启宪法时代,实现百年宪政。也就是民主和宪政结合起来,因为宪政是民主的最根本方式,也是中国的必经之路。

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

百年后的今天,再重温这段话,诚哉斯言。

第五篇:党内民主存在的主要问题

党内民主存在的主要问题

李建秋

2013-3-30 5:50:31来源:2013年03月29日09:09 学习时报

党的十八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是总结我们党内民主建设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总体来看,我们党内民主建设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但是由于受特定历史阶段和党员能力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客观上存在着与实际需要“四个不相适应”的突出问题。

1.部分党员思想认识与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党内基层民主建设进程的推进,各级领导干部对发展党内民主重要性已基本形成共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既有领导干部层面的问题,也有普通党员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为“三怕”:一是怕“难”。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和障碍,不能切实有效地解决,对一些关键环节出现的问题,缺乏继续深入探索研究的决心和勇气,导致一些工作不够深入。二是怕“乱”。主要体现在党务公开上,一些地区单位领导干部主观认为党务公开太多、普通党员和群众知道太多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问题,对一些本该让全体党员知道的事情捂住、盖着,在党务公开中带有明显的个人主观色彩,导致部分工作不够透明,群众有情绪。三是怕“过”。少数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对当前党内民主到底该发展到什么程度,在思想上难以把握,存在不搞不行,搞了怕过头的思想顾虑。在普通党员层面,存在对党员主体权力认识模糊等问题。从当前实际情况看,受素质较低等多种因素影响,相当部分党员身份意识和责任意识模糊,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和职能职责不清楚,有的仅仅把党员身份当作是“政治待遇”。即便是党委(支部)的书记,也有部分对如何履行职责、发挥组织作用理解不深、把握不准,缺乏履职尽责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影响了党组织作用的发挥。

2.党员民主素质与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党员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法制意识进一步增强了,主观上要求更多地参与党内事务。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党员在行使民主权利意识和能力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一是民主意识不强。具体体现在“四不”方面,即不愿讲、不敢讲、不会讲、不让讲,以致许多党员都习惯于“拥护”与“服从”,对党内具体事务关心不够,主动参与和监督党内事务的积极性不高、参与面不广。二是民主权利行使不当。主要表现在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中,存在有非正当的竞争选情复杂等现象,这对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选举的真实性有较大影响。

三是党代表作用发挥不够及代表分配不均。党代表是实行党代表任期制的主体,具有广泛代表性。从工作实践来看,党代表队伍还存在着结构不尽科学合理、部分代表参政议政的能力素质不够高等问题。如在党员能力素质方面,少数党代表尤其是基层代表由于受思想认识、文化层次、身体年龄、职业分布等因素影响,缺乏基本的参政议政能力,影响了社情民意的及时反映和真实表述,直接导致履行职责不够有力。

3.党内民主制度机制建设与推进党内民主不相适应。近年来,党内民主不断完善,日益规范化、制度化。相继制定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等,为我们加强党内民主制度机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但也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民主选举制度存在的问题。虽然各级党组织在推进民主选举上创造了不少模式,但是哪些是必不可少的法定程序,现在尚无法律、制度方面的明确规定。二是推进党务公开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党有不少组织已对党务公开的内容、形式、时限等作出了规定,但这些规定总体来看比较笼统、原则,操作过程中随意性较大,尤其是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能够从内容、程序、办法和效果等方面对党务公开工作作出科学评价的机制。三是规范党委工作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地方各级党委领导班子中,对班子成员能力素质提出了很高要求,党委书记直接面对的工作面宽,工作量大,担子重,要求具有很高的综合素质。在整个班子建设中,经常有个别常委素质不适应,统筹、协调能力不强,工作指导不到位,影响分管工作的开展,从而给全局工作带来被动。

4.民主监督体系与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民主监督体系建设,是党内民主建设质量效益的重要保证,对于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党内民主监督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民主监督缺乏科学评价体系的支持,影响了党内监督的客观公正性。在目前党内民主监督的运行中,仍然缺少民主与集中、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科学评价体系来保证民主监督的客观公正。这也影响了民主监督的效能。比如,有些原则性不强、不敢与不良现象作斗争的党员干部,却因为不得罪人或者少得罪人而在民主评议、民主测评中受到好评。这种情况虽然只是少数,但却是党内民主建设缺乏现实指导性的根源,也是民主监督缺乏科学评价的直接表现。二是民主监督的结果缺乏强制性的执行机制,降低了党内监督的权威性。目前党内民主监督的制度载体,主要是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以及各种民主测评制度。这些制度大都属于非强制

性的“柔性”制度,对于民主监督的结果缺乏强制性的执行效力。

(作者单位: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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