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风建设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五篇]

第一篇：关于党风建设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

关于党风建设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

【内容提要】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加强党风建设，需要对党风的基础理论和基本问题作出思考，使党风建设建立在更加理性和自觉的基础之上。党风是一定数量的党员或组织在思想、学习、工作、领导、生活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的倾向性。党风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相对的局部性、显著的实践性等特点。党风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又在内涵、范围、程度等方面具有区别。党风建设的重点是执政党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党风建设的实质是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 党的建设 党风建设 反腐倡廉

党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了更加理性地认识党风建设的基本原理，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在实践中自觉加强党风建设，本文从学理的视角，对党风建设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作以下阐述。

一、党风的定义

“党风”一词由“作风”演绎而来，而“作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深厚的底蕴，如过去的“乡风”、“民风”、“社风”，现在的“政风”、“党风”等。在自然界，空气的流动就是风。当人们的思想行为都朝着一个方向，有一定倾向，并且比较普遍时，就成了社会的“风”。人们将自然界的风伸发为一种风气、风尚时，“风”就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表现为一定的规则或者潜规则和行为。

秉承中国文化。联系执政党建设实际，笔者给“党风”的定义是：党风是一定数量的党员或组织在思想、学习、组织、工作、领导、生活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的倾向性。

毛泽东首创“党风”概念。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①在此之前，恩格斯讲到“自我批评的作风”②，指的是一种具体的作风，不具有“一般”的含义。斯大林曾讲到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他说：一是革命胆略，二是求实精神，“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完整的列宁主义工作者的典型，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③这也没有完全对“党风”进行抽象概括。而毛泽东从延安整风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等三篇文章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归纳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直接抽象出了“党的作风”的概念，并使之具有标志性和整体性意义。

由毛泽东的概括，我们能够判断，“党风”显然是一个中性词，即“党风”中有好的作风，如三大优良作风，也有不好的作风，如《整顿党的作风》中剖析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因此毛泽东提出，加强党风建设包括两大任务，一是要树立正派的作风，二是要反对不正之风。

作风看似无形，实际上又无处不在，它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好的作风是一种宝贵的政治资源，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比如，周恩来总理的爱民情怀，焦裕禄的亲民风范，郑培民的“平民书记”形象，杨善洲一点一滴的为民举动，都如和煦的春风暖人心扉。不好的作风则是一种腐蚀剂，是领导干部走向腐败的助推因素。坏的作风，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传染病，甚至是瘟疫。比如，在马德主政的绥芬市，歪风邪气甚嚣尘上。马德曾讲，“在绥芬市，谁给我送了礼我记不清楚了，但谁没有给我送礼我很清楚。”还比如，湖北省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腐败窝案，卷进去的厅级干部10多人，县处级干部70余人。

中国共产党是个有着优良传统作风的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④。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⑤的作风要求。进入新世纪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作风上要做到“八个坚持，八个反对”⑥。党的十七大召开前，胡锦涛又在第十六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要大力倡导勤奋学习、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密切相关的八个方面的良好作风。⑦随着社会的前进和党的事业的发展，党的作风建设正被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但也应看到在一些领导干部中还存在着突出的作风问题，如三大优良作风在有的地方异化为“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和自我表扬相结合”，在有的地方甚至异化为“官位联系实惠、密切联系大款、入股分红和个人收受‘红包’相结合”。至于因精神懈怠导致的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漠视群众、脱离实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铺张浪费、贪图享乐，阳奉阴违、我行我素，独断专行、软弱涣散，以权谋私、骄奢淫逸等等不正之风，已成为执政党面临的严重危险。

二、党风的特点

从党风的定义我们可以归纳出党风的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一定的普遍性(群体性)。

其一，在主体上，要有“一定数量”的党员或党组织。个别党员的行为只能叫某个党员的作风，个别组织的行为只能叫某个组织的作风。所谓“一定数量”，指有一定的规模，形成一定的气候。而“态度和行为的倾向性”，是指形成一定的观念、规则或潜规则、行为等。

比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六个问题，该决定用的数量词分别是“一些党员、干部”、“一些党组织”、“一些领导班子”、“一些基层党组织”、“有些领导干部”、“一些领导干部”等⑧，说明有“一定数量”的党员或党组织存在不正之风。它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这是值得各级党组织严重警惕而且不能姑息的现象。

再如，在干部选任上，现在是两种风气并存，两套规则博弈，一套是阳光下的公道正派规则和风气，这正在成为主流，另一套则是拿不到桌面上来但却实实在在存在着的跑官要官、任人唯亲、迎合领导的潜规则和歪风邪气。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在有些地方，潜规则使官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和黑洞，许多人难以摆脱。在这种歪风下，官场呈现“逆淘汰”，吏治腐败大行其道。身处这种政治生态下的官场，谁不遵守潜规则谁就会被视为另类，谁不跟风谁就会受到排挤和白眼甚至被淘汰出局。有些人原本素质并不差，但为了不被排斥和淘汰，要么随波逐流被改变，要么滑进腐败深渊被同化，如果抗争只会碰得头破血流。虽然这种歪风不是主流，但能量却不小，因此，中央提出“要匡正选人用人风气”⑨，严肃换届纪律。

其二，在时间上要有较强的延续性和反复性，不能把一时片刻的行为称作党风。因为党风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过程，要经历一定的时间，而它一经形成，又反复地作用于党的政治生活。历史告诉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形成，若从建党时算起，到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作出科学概括时止，前后经历了20几个年头。可见党的优良作风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而一旦形成，就会对党的建设起到长期的积极作用。无数老党员把三大优良作风作为座右铭，时刻用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样的道理，党内不正之风具有一定的顽固性，它一经形成，对党的建设也起着极大的消极和破坏作用，纠正它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中央提出纠正不正之风既要坚决又要持久，就是这个道理。

其三，在行为表现上，要有较广的涉及面。党风在行为表现上应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生活、学习等方面。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要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可见，党风是党的建设的综合性问题，必须全面规划党风建设的任务，同时也要重点抓好每个阶段性的突出问题。

第二，相对的局部性(地域性)。

党风的局部性与党风的普遍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即作为整体意义上的全党，有一个总的精神风貌，多数党组织和党员的一贯态度和行为的倾向性构成了党风的主流。然而，我们在分析党风状况和进行党风建设时，必须层层分解，作出具体判断。只有认真剖析每一个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及其党员带倾向性的风气，才能有的放矢地加强党风建设。比如，吉林省靖宇县是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的地方，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很长时期都保持着朴实、淳厚的民风，也曾涌现过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但在原县委书记李铁成主政期间，这里却被搞得乌烟瘴气，局部风气非常糟糕，带坏了一批干部。我们决不能说全党所有党组织都是这样的状况，但某些地方的某些时期，党风的整体情况确是不容乐观的。

党风的局部性的特点，要求我们辩证地看待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既不能从一个党员或党的干部、一个组织的作风推论全党的党风，也不能认为党中央有了正确的路线，全党就不存在党风问题，以为太平无事而掉以轻心起来。

据权威部门统计，近些年来受处分党员约占全体党员人数的1.4‟。有人以此标榜成绩，认为出问题的党员在全体党员中所占比例非常小，无碍大局，不足以大惊小怪。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和有害的，因为它以全体党员为分母，而全党8000万党员中，相当一部分无职党员没有掌握权力资源。因此，我们不能仅看这一个数字和比例，还要看出问题的党员在掌权者中占多少比例，即在处级干部、厅级干部、省部级干部中各占多少比例。只有具体统计分析，避免笼统抽象，才能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第三，显著的实践性(直观性)。

“风”，是直观的，虽然看不见，但是能够直接感受得到。党风建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显著的直观性、实践性。

我们常说，党风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的世界观在行动上的表现。一个政党，只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且反复表现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在路线、方针和政策上，才能形成好的作风。这个基本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应该注意，党的世界观不能直接等于党风。世界观属于思想、认识、观念的范畴，没有实践的属性，而党风属于实践活动范畴，它主要体现在党员的态度和行为中，是党的风格面貌的主要标志，是一种外化了的世界观。还有，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不能直接等于党风。历史上曾有路线错了但党风较好的时期，比如王明路线统治时期，虽然路线错了，但广大党员仍然能够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持续保持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历史上也曾有路线对了但党风却让人民群众并不十分认同的时期，比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大政方针是正确的，但有些党员干部在社会转型时期不能正确对待权力和金钱，搞不正之风，甚至腐败，因而这个时期也是人民群众对党风最不满意的时期。在新华网“我参与我期盼——2009年全国‘两会’大型调查”等互动栏目中，超过60万网民用跟帖、留言和投票的形式“说”出了自己心中的五大期盼。其中，反腐倡廉高居各项之首，成为网民最大的期盼。

党风的实践属性要求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维护整个党的形象。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党风建设问题，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江泽民在此前后多次讲话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道理正是如此。

三、党风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的关系

党风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第一，党风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

党风正派能够抵御腐败，不正之风则会诱发腐败。比如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官本位的思想作风等就是腐败的土壤和温床，而腐败又进一步败坏党风。某些现象既是党风问题又是腐败问题。所以，人们经常将它们放在一块谈。比如，2008年1月，贺国强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题目就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努力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还可以说，如果我们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看作一个整体，那么，惩治腐败是治表，党风建设是治本。胡锦涛强调，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不仅要治表，还有个治本的问题。就是说，把浮出水面上的腐败分子，不可救药的官员给查出来，让他们别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混下去了，别一粒老鼠屎坏一锅汤，这是治表。另一件事就是治本，这个本就是预防腐败的滋生。怎么预防法？胡锦涛提出从八个方面做起，树立良好风气，一旦良好风气形成，就会强根固本。

第二，党风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又有区别。

并非所有党风问题都是腐败问题，二者在内涵、范围(人数)、程度等方面皆有不同特点。

其一，内涵不同：不正之风主要指党内不健康的风气，腐败主要指权力不受制约而产生的权钱(色)交易、以权谋私等行为。目前，社会上对“腐败”一词的使用存在泛化的问题。如，“决策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不作为也是腐败，而且是更大的腐败”等。固然，决策失误必须重视，但“腐败”是一个专属性很强的政治名词，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大多是工作能力问题，也有决策成本意识问题，如果其中没有涉及决策者的个人利益问题，那么，就不应当列入腐败现象之列。因为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反对国家公务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找到工作重心。如果将“决策失误”、“不作为”等都列入“腐败”之属，则势必让反腐败工作偏离重心。

其二，范围(人数)不同：不正之风卷进去的人相对多一些，搞腐败的人相对少一些。

其三，程度不同：即行为的表现和后果都不一样，不正之风表现程度相对轻一些，腐败则是严重的“叛党行为”⑩，“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11)。不正之风主要靠教育和制度来矫正，腐败现象则主要靠教育和制度来预防，靠法治来惩处。还可以说，党风建设是高标准的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是底线建设。不勤政，尚可教育，治庸问责；不廉政，则必须从党政干部和公务员队伍中淘汰出局。正因为有这些区别，所以党的文件有时对它们分别进行阐述。比如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部分第六点的题目是“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说明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有密切联系，然后用两个自然段分别论述了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任务，这说明它们又是有区别的。(12)把反腐倡廉建设从党的作风建设体系中单列出来加以强调，反映执政党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还有，2007年胡锦涛在第十六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重点讲党风建设，要求倡导八种良好风气来从根本上提高党员素质，在有些场合，又专门讲反腐败问题。

四、党风建设的重点

党风建设的重点是执政党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

党风正不正关键看党员干部，因为领导干部的作风具有示范效应。风成于上，俗形于下，领导干部的作风状况，直接关系着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党风政风民风，历来都是社会行为规范的风向标。据资料披露，雷锋在成长过程中，有“两件小事”对他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是营长捡起地上的螺丝钉，小心翼翼地装袋备用，这不仅培养着雷锋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启发他今后要当“革命事业的螺丝钉”。二是领导夜间查房帮他盖上被子，雷锋顿时感到组织的温暖，党的关怀。他暗下决心，今后要做营长这样的好人，把温暖传递给别人。可见，风是有能量的，党风尤其是党员干部的作风更是具有巨大的能量。电视剧《亮剑》的男主人公李云龙，英勇果敢，意志顽强，带出了一个钢铁般的独立团。因此，人们把一支部队作风的形成，归结为这支部队主官的性格。对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政党来说，同样如此。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所在之处，往往会成为所有人仿效的榜样，进而成为一种精神、一种“气场”、一种凝聚力和号召力。

党风、政风、民风，是三个互有区别而又有联系的概念，其中，党风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13)党风正，则民风正，事业兴。党风邪，则民心散，事业垮。在执政条件下，执政党的党风是社会风气的楷模，它对社会风气起着引导、制约的作用。因为执政党是公开的党，掌权的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党风自然处于主导地位，对社会风气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引导作用。当前，社会上、群众中还存在着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社会风气还没有根本好转，妨害着人们的精神状态，使人们积极性不能充分调动起来，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花大力气，建设好我们的党风。我们要抓党风、促政风、带民风，首先必须全面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4)“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5)“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16)政府一旦欺骗民众，民众也会以不同方式欺骗政府，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一个不讲正义的政府，很难要求公民讲正义和正气；一个不肯担当责任的政府，很难要求公民起来承担责任；一个缺乏核心价值伦理的政府很难要求全民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

温家宝在一次与网民在线交流时，用自己的深思对此作出了精辟的诠释：“为什么在应对金融危机这样重要的时候，而群众却十分关注反腐败？我认为，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政府廉洁是支撑一个社会稳定的三个顶梁柱。而在这三者当中，政府廉洁尤为重要。因为只有一个廉洁的政府、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才能够一心一意促进经济发展，才能够采取各种措施实现社会公正。”

五、党风建设的实质

党风的实质是党群关系问题。党风建设的实质是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党风中无论是优良作风还是不正之风，都与党群关系密切联系着。以三大优良作风为例，理论联系实际，主要是联系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词中之义就揭示了党群关系：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目的是“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17)。不正之风则使党群关系受损，使“党的组织与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18)。所以优良作风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党群关系，不正之风则严重破坏党群关系。党风建设，是关系人心向背的问题，是关系共产党执政是否具有持续合法性的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课题组2008年在全国28个省市区的134个县(市、区)、251个乡(镇、街道)和523个村(居委会)，入户访问了7139位年龄在18—69岁的居民，完成了一份全国性抽样调查。调查表明，当前社会群体利益冲突主要聚焦于贫富矛盾和干群关系。在调查中，课题组列出了七对具有对应关系的社会群体，向公众询问“哪两个群体差异最大”，“哪两个群体最容易产生矛盾”。结果表明，无论是从差异的角度还是从容易产生冲突的角度，“穷人和富人之间”和“干部与群众之间”都排在前两位。这说明贫富关系和干群关系是目前最需要处理好的社会利益关系，也表明加强党风政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当务之急。

【注释】

①(13)(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812、100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页。

③《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⑥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30－547页。

⑦胡锦涛：《全面加强新形势下的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67－878页。

⑧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9月18日)，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第4、21页。

⑩1996年，胡绳撰文指出：“过去革命时期有叛逃的现象，现在也还出现一些叛逃的现象，但突出的是贪污腐败现象的大量出现。怎么整顿，都还是不断地出现。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叛党。”参见胡绳《从党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求是》1996年第20期。

(11)温家宝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参见《人民日报》2010年8月28日。

(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14)孔子：《论语〃为政》。

(15)(16)孔子：《论语〃子路》。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0页。

（作者系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晓华

第二篇：浅谈行政效能监察基础理论问题

行政效能监察是《行政监察法》赋予行政监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行政监察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监察工作，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虽然没有明确提行政效能监察，但已经把提高行政效能作为立法宗旨之一。《行政监察法》第十八条第（一）项对行政监察机关如何履行监察职

能也作了明确表述，即：“检查国家行政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吴官正同志在江苏考察时曾指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针对政府部门工作效率、管理效益方面的突出问题，开展效能监察，督促各级行政机关和国家公务员廉洁从政、依法行政、勤于政务。”在实践中，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对促进政府部门转变职能、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特别是行政效能监察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还相对薄弱。如何进一步提高理论工作水平，更好地指导实际工作，推进效能监察工作向纵深发展，成为我们行政监察机关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对行政效能监察的有关基础理论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行政效能监察的涵义

要理解行政效能监察的涵义，首先应了解什么是行政效能。效能的原意是指事物所蕴藏的有利的作用。效能监察中的效能指的是行政管理的效能，即行政管理活动这一事物所蕴藏的有利的作用。而行政管理活动的效能，主要从能力、效率、效果、效益这四个方面体现出来。行政管理能力是实现行政管理高效能的基本条件。不难想象，没有或缺乏行政管理能力的机关组织或工作人员不可能产生和发挥高的管理效能。行政管理效率指在单位时间里完成的管理工作量，或者说是某一行政管理工作所获的成果与完成这一工作所花时间和人力的比值。用人、用时越少，效率越高，反之亦然。行政管理效果指行政管理活动所产生的实际成果，包括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它是衡量行政管理好坏的直接标志。行政管理效益是指行政管理活动所产生的直接经济利益、社会利益或客观的社会效应和社会影响。行政管理效能的这四个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从不同的侧面反映行政管理的效能。行政管理效能是行政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行政管理活动情况的综合反映。综上所述，行政效能监察是指行政监察机关以提高行政效能为目的，依法对监察对象履行职责的能力、效率、效果、效益等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及对违法失职行为的查处。

行政效能监察是用于保证组织内部高效运转的监督工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主动性。效能监察开拓了监察部门主动走向监察对象，并对其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一条重要途径。对监察对象的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是否高效勤政，能够及时主动地实施监督检查，不受有无群众举报的限制，使消极腐败现象和各种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和危害降到最低程度。二是综合性。效能监察是监察部门有目的、有计划、有措施、有步骤地开展的监督检查活动，包括调查研究、选题立项、查清事实、分析原因、查明责任、纠正错误、查处违纪、挽回损失、提出建议、督促改进等多个环节，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三是权威性。首先是作为效能监察主体的监察部门拥有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和一定的处分权。其次是效能监察的立项是各级领导机关批准或下达的，即监察项目实质是受各级领导机关的授权而进行的。最后是效能监察做出的情况报告，经领导机关或上级监察机关审定批准具有更强的约束力。监察部门根据检查或调查结果发出的监察建议书或决定书，被监察对象无正当理由必须执行。

二、开展行政效能监察工作的意义

1、开展行政效能监察是促进依法行政的需要。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特别是加入wto后，各政府部门直接管理经济的职能将进一步淡化，社会管理职能和行政执法职能将进一步突出。但是，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中，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还存在由于作风漂浮、推诿扯皮使重大决策决定无法得到贯彻落实，甚至因此造成责任事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的事例。通过开展行政效能监察，有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行政、政令不通的问题，督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觉遵守和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认真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命令指示，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管理行政事务，从而保障政令畅通，促进各项行政活动在法制的轨道上的健康运行。

2、开展行政效能监察是提高行政效率、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需要。近年来，行政机关和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效率和作风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现在有的干部虽然不贪污、不受贿，但碌碌无为，身在其位，不谋其政，效率低下；有些职能部门审批事项过滥，办事环节较多，程序繁琐，推诿拖拉，互相扯皮，甚至有些人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这些都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解决这些问题既要

第三篇：语音学田野调查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

语音学田野调查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

Fundamental Issues in Phonetic Field Investigation

孔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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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本文从传统语音学的局限性、音位系统的不确定性、历史语言学的宏观指导和声音感知理论的重要性几个方面对田野调查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希望通过讨论，使人们关注语音学田野调查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 关键词：田野调查、语音学、语言学

1、引言

语音学田野调查和语言学田野调查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又有各自的特点。语言学的田野调查首先也是要调查语音，整理出来音系，然后记录词汇和语法。在语言学的田野调查中整理音位系统很重要，音系一旦确定，所记录的语言材料都以语音的音位系统为基础，如果音系处理的不恰当，会直接影响到语言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在音位归纳时常常对语音的实际音质考虑的不多，可以认为，语言学田野调查中的语音记录主要是在音位层面。语音学的田野调查重点是放在语音的实际音质方面，但又无法脱离语言学田野调查的基础。在面向语言学的语音学研究中，就两者的关系来说，语言学的田野调查是语音学田野调查的基础，如果没有语言学的基础，不可能进行语音学的田野工作。就目前中国的语言情况来看，语言学的调查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大部分语言都已经进行了初步的调查，有了基本的语言资料，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⑴，近年来又出版了一系列的民族语言丛书，这些都是语音学研究和语音学田野调查的基础。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语音学研究的重点是进一步对各种语言的语音特点、语音生理性质、语音声学性质以及语音的语言学意义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最终来解释语言学问题。在语音学和语言学的问题有了很好的研究以后，语音学可以将语音的研究领域扩展到语音声学、语音病理学、司法语音学、语音心理学、语音工程等领域。因此，面向语言学的语音学（linguistic phonetics）是语音学的基础研究，而这种研究又以语言学研究为基础。因此下面将从“传统语音学的局限性”、“音位系统的不确定性”、“历史语言学的宏观指导”和“声音感知理论的重要性”几个方面来谈谈语音学田野调查的基础理论问题。

2、传统语音学的局限性

传统语音学的理论与方法主要是解释语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以及听音和记音的训练，基于这些概念和技巧，在语音学研究时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在语言学田野调查时，常常会发现对某些语言的语音听不准，因而无从记音或无法准确记音，一个语言或语音学家通过大量的听音和记音训练可能会提高准确性，但实际上对许多人来说并没有本质的改变，这一点证明了传统语音学理论与方法的某些局限性。我们知道语音和声音的性质有着本质的不同，声音是没有社会性和民族性的，属于纯粹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人们对声音的感知基本是一致的，无论他说何种语言。然而，语音具有社会性和民族性，是以“音位”的形式来感知的，有其感知范畴存在。比如，汉语部分西南官话中的/l/和/n/不分，这是因为它们是一个音位，涉及到语音和语义的关系，进入了语音感知和认知的范畴，虽然这两个音素的声学实体和生理机制上差别很大，但对母语者来说区分这两个音素会十分困难。又如，在调查彝缅语的语音时，不同的发声类型对很多语言学家来说也很难辨别，这是因为我们的母语中发声类型不具备音位功能，因而不存在感知的范畴，所以在听觉上对发声类型不

*本文研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汉藏语声调的声学研究（侗台语卷）”的资助

普通话语调研究综述*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毛世祯 曾玉萍 沈倍蓄

＊本文为国家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十五”科研规划重点项目—汉语普通话水平侧试研究的子课题“ 普通话水平侧试„语调‟评价研究”（ZDI 105-18-16）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汉语的语调研究从赵元任先生开始, 在几十年里, 许多学者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 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吴宗济先生研究了汉语的多字调变调规律以及字调在语调中的变化规律（吴宗济1982、1985、1990）, 提出了语调和声调调值计量的新方法—半音音程, 语调中短语调域变化的规正方法—移调处理（吴宗济1993、1994、1997a、1997b）。沈炯先生（1985、1992、1994）通过多年研究, 认为汉语的语调应该由调冠、调头、调核和调尾构成, 并在语调模型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林焘（1963、1979、1994）、石锋（1999）、林茂灿（1980）、曹剑芬（1998）等学者也对语调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胡明扬（1987）、劲松（1992）和贺阳（1992）等从北京话的角度对语调的特征进行了研究；而石佩雯（1980、1981）、张朋朋与徐鲁民（1981）、王魁京（1996）等则从对外汉语教学出发, 对语音教学中的语调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语调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但是由于语调本身的复杂性和汉语声调语言的特殊性, 语调就还有许多值得摸索和探求的方面。

语调在汉语语音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 在汉语语音的理论研究上, 汉语的语调研究的深人, 不仅有利于揭示汉语本身语音系统的规律, 而且对于世界上语调的普遍研究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其次, 对于语言教学来说, 语调也一直是教学上的难点和弱点。无论是普通话教学和测试, 还是对外汉语教学和测试, 在语调上一直缺乏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测试的评分模式。对于对外汉语教学来说, 洋腔洋调似乎成了外国人学汉语的必然产物。最后, 对于言语合成来说, 语调更是难点。

本文拟从语言教学和测试的角度, 对汉语普通话的语调研究做一个回顾和评述, 希望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中, 总结出对语调教学和测试有益的启示, 并从教学和测试出发, 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建议和构想。本文拟从以下几个角度回顾语调研究的基本情况语调的定义和功能语调的研究方法语调和声调的关系语调的基本单元和构造语调的研究范围语调的类型分类。这些方面虽然不能涵盖语调研究的方方面面, 但是这些方面却与语调的教学和测试模式的建立具有紧密的关系。

一 语调的定义和功能

（一）语调的定义

在对汉语语调研究进行回顾之前, 有必要对语调的定义做一个介绍, 正所谓“ 名不正则言不顺”。而且定义的不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出发点, 使研究的方法不尽相同, 考虑和观察的因素也有所不同, 当然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就各不相同了。正名的目的就是希望对语调这一客观现象, 能从它的声学表现和语言功能上有更明确和深人的认识。

总的来说, 语调的定义可以分为两类, 即我们所熟悉的广义的定义和狭义的定义。狭义的语调是指句子中的音高的变化, 而广义的音高是指句子中的一切语音特征, 包括音高、音长、音强等。吴宗济先生就曾提到“ 普通话语句中的声调, 现在也常称为语调。”在文章的附注处, 他进一步指出“ 语调指说话时频率高低变化所造成的旋律模式, 也就是若干音节连读时的调型。”（吴宗济1982：437，448）在这里, 吴先生明确地认为, 语调就是频率高低即音高的变化。同样沈炯先生也提到“ 声调和语调都是音高的表现, 问题在于它们是否是相同的物理量。”（沈炯1985：74）。在国外的研究中, Alan Cruttenden也认为语调的主要特征是音高。①（Alen Cruttenden 2002：7）而胡明扬先生则认为“ 北京话的（句终）语调和音高、音长、音量都有关系。”（胡明扬1987：155）。也有学者指出“ 语调包括区分各种功能句型的全部语音特征, 既包括音高特征, 也包括音长和音强方面的特征。”（贺阳、劲松1992：71）

那么, 我们如何来看待语调的这两种定义呢有两点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首先, 这两种定义是不矛盾的。在广义的定义中其实已经涵盖了狭义的定义, 包括了音高在内的所有与句子有关的语音因素。其次, 在众多的语音因素中, 一定有主次的区别, 音高就是居于语调主导地位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强调音高重要性的吴宗济先生也曾提到过音长对语调的影响, 如他对加速句的研究（1982）。而沈炯先生（1992、1994）更是不止一次地谈到时长和强度对语调的影响。在谈到语调的伴随特征时, 他就谈到“ 在某些祈使句和强势语句里, 元音声化、强度、时长的配合等, 都是重要的伴随特征。”（沈炯1992：22）而且音高、音强、音长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关系。这一点会在后文中有详细的讨论。第三, 分别从声学参数与人的感知来考虑, 就会得出这两个不同的定义。仅从声学参数上考虑, “ 基频的单一时间函数实际上是两组复杂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 ②（沈炯1985：77）也就是说, 仅考虑音高就行了。而从感知来说, 音强和音长就不能忽略。对于语言教学来说,感知上的敏感因素是不能忽略的, 相反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因此, 我们认为, 在语调的研究中, 音高的核心地位是确定无疑的, 但是其他声学因素也不应该忽略。这样看来, 广义的定义似乎更符合语言的实际情况和语言教学的实际需要, 但是在研究中,并不是说要对所有的语音要素都给予一样充分的研究, 而更应注意在不同类型的语句中, 哪个因素起的作用更明显, 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语调的教学中更应该关注主要的因素, 使教学的规则得到简化, 通过操练来将这些规则内化在人的语调发音中。

（二）语调的功能

语调作为一种语言现象, 引起那么多学者的关注, 它的功能自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对语调功能的研究, 能使我们清楚地知道语调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的作用, 有利于准确地运用语言进行表达。这对于语调教学来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魁京先生曾经从对外汉语的教学的角度, 对汉语语调的功能进行了阐述“ 语调能表达说话人特定的情感和态度” “ 语调能表示说话人说出的句子的结构关系” “ 语调能透露说话人的社会文化背景信息”。（王魁京1996：81-82）王魁京先生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语调的功能, 即语气、语义和社会文化背景。

石佩雯先生也是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 谈了语调的功能。她从实际的教学情况出发, 着重谈了语调的语义功能。她谈了句调和句尾的变化、重音的转移、停顿、语速对语调语义表达的影响。并且提出“ 语调和语义是对立的统一, 人们说话是语调的各部分的配合, 完全是由语义决定的, 但是语调反过来又会影响语义。语调和语义完全吻合, 才能准确的传情达意, 达到交流思想的目的。”（石佩雯1981：64）对语调的传情功能, 人们给予了足够的分析, 例如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的分类就是根据语调的语气功能来分的。甚至很多对语调的定义也是从语调的功能出发的, 如“ 跟句子的句型或情感有关的语调叫口气语调, 也就是句调。”（罗常培、王均2002：159）“ 句子里的声音的高低变化和快慢轻重。句子都有一定的语调, 表示一定的语气和情感。”（辞海编辑委员会1980：390）而对于语调的达意功能, 应该是今后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我们有时听到一些人说话, 特别是朗读时, 总感到他读的是破句, 或者怎么听怎么别扭, 而且明显地感到不是传情上的语误, 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语调问题造成了语义表达上的失误。

对于语调的达意这个功能, R.P.斯托科威尔曾提出语调的三种编码功能。“(1)分离功能, 用节奏停顿把词分成词组(2)聚焦功能, 把重音加于语义重点部分而使回指成分轻音化(3)鉴别功能, 把特定的调形如升调分配给特定的句型, 如疑问句。（R.P.斯托科威尔1986：”105）

沈炯先生在这个问题上, 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短语或句子里一般都有超句法的表义结构, 它通常被称为„ 语调结构”,。“ 语调构造的基本依据是句重音的表义分布方式。”（沈炯1999：371）在沈炯先生看来, 通常所称的调冠、调头、调核和调尾, 这种语调结构其实是一种表义结构, 语调具有传情的功能, 但是它首先具有表义的功能。

从以上所述的研究情况来看, 语调的功能就是传情达意, 但是语调如何传情, 又是如何达意, 即表现的语音方式将是今后研究中应该注意的方面, 而且达意和传情这两种功能可以根据不同的句型展开不同层次的研究。这一点上, 胡明扬先生（1985）、吴宗济先生（1982）和沈炯先生（1999）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二 语调的研究方法

几十年来, 各方面的语言研究者对汉语语调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采取了各种研究方法, 在语调研究方法上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总的来说, 语调的研究方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

从研究的出发点或者说从研究的对象来说, 可以分为以吴宗济先生为代表的和以沈炯先生为代表的。吴宗济先生对汉语语调的研究, 走的是从小到大的思路。他一直坚持, 语调的研究必须关注基本单位连读变调的研究。“ 语调的调型是以二字、三字、四字组合的连读调型为基本单元的。” “ 如果对基本调型还没有充分认识, 而就去笼统地分析语调的调型, 其结果也就很难弄清它的本质, 归纳不出它们的规则。”（吴宗济1990：56）吴先生身体力行, 多年来他对汉语多字组连读调型的研究倾注了很多精力, 用声学实验的方式, 通过实验总结归纳了二字组、三字组、四字组的连读变调规律, 试图找出字调在语句中, 在语调影响下的变化, “ 句调=|（基本单元←语法制约）←语态影响|说话速度”。（吴宗济1982：448）。沈炯先生的研究关注的是整个句子, 他通过对声调音域的研究, 对低音线和高音线在语句中表现的研究, 提出了汉语的语调构造调冠、调头、调核和调尾。沈先生将整个句子做自己的研究对象, 从大到小划分出四个构成部分, 再逐一研究。沈先生也从句子的高音线和低音线出发, 得出结论, “ 陈述语调是高音线骤落形式和低音线下延形式结合而成的。疑问语调是高音线渐落形式和低音线上敛两种形式结合而成的。高音线骤落和低音线上敛是普通的祈使语调, 全句性渐落和句末下延造成强势语调。” 沈炯（1992：21）可见, 沈先生关注的是整个句子高音线和低音线的走向,是整个句子的语调变化。

不管哪一种方法, 都有自己的合理之处, 但是对于不同的应用目标, 选择的研究范式会有所不同。吴宗济先生很清楚地看到汉语语调研究离不开声调的连读变调, 而沈先生则关注了语调作为一个整体的情况。吴先生细致的多字组连读变调规则对于言语合成来说,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能为合成提供具体的技术参数。而对于普通话教学来说, 沈炯先生（1999）从语调构成的每一部分出发, 将语调分为功能语调和口气语调, 从表情达意的角度, 将语调分成四部分去研究语调, 对于普通话教学和测试来说具有更大应用价值。

第二个方面是, 研究上是否运用汉外对比的方法。赵元任在年用英语写过《英语语调附美语变体与汉语对应语调初探》论文（赵元任1932b:718-733), 张朋朋和徐鲁民先生也采用汉外对比的方式谈了汉语语调与印欧语的区别。(张朋朋、徐鲁民1981:65-69)汉外对比也是当前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 通过汉外对比可以对外国学生的洋腔洋调有更深人的了解, 以便在教学中可以采取更为有效的教学方式。对于普通话教学中, 如何克服方言语调的负迁移, 通过对比来找到有效的方式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三 语调和声调

汉语是一种声调语言,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 语调是以音高变化为主, 音强、音长等变化共存的语言现象, 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 我们往往发现语调的音高变化很难和声调的区分清楚, 所以对于一种声调语言来说, 在对语调进行分析时, 分清语调和声调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这两者的区别也显得很难处理。处理不好, 往往就会造成教学上不知道教什么, 在测试的时候分不清是语调的错误还是声调的错误, 评价没有统一的标准, 就会出现不是很合理的打分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赵元任先生在《英语语调附美语变体与汉语对应语调初探》论文中对这个问题提到“ 汉语的任一词可用任一语调来说而不会丧失其词义, 而语调只表达情感、语气、用途等等”。(赵元任1932b：719）也就是说, 汉语的字调是表义的, 稳定的, 语调是表情的。

吴宗济先生也谈到字调与语调的不同“ 语调变调和字调变调的范围不同。字调的变调是以字或词为单位的。至于语调以短语为单位来变调。”（吴宗济1997a：15）

劲松在《北京化的语气和语调》中从同异两个方面谈了汉语的字调和语调“ 在汉语中, 字调和语调具有共同的本质, 即都是使用音高及其变化的手段起辨别意义的作用。在北京话中, 它们又属于不同的系统, 在形式上它们各有不同的调闽在结构上字调与每个音节和语素联系在一起, 而语调只出现在特定位置的音节上在意义上, 字调表示词汇意义, 而语调则表示语法和情感意义。”（劲松1992：113-114）

沈炯先生在《汉语语调模型当议》中指出“ 汉语是声调语言,语调和声调是共存在一起的。这种共存是音高之间同种超音段成分的共时结合。”（沈炯1992：16）在时间上, 声调和语调作为音高是共时的结合, 但是沈先生进而又明确地谈到“ 声调和连读变调跟语调不是一个平面里的现象, 不发生直接的条件变化。”（同上：23）

霍蔼堂和劲松先生认为字调和语调之间存在着“ 融合关系” ,并且认为“ 北京话的字调和语调都是独立的声调, ? ?当句子末一节奏单位中的重读音节加上语调时, 语调和字调发生融合的变化,但融合结果的声调是语调, 只是保留了被融合字调一定的痕迹。北京话语调中所保留的字调痕迹是曲拱。”（霍蔼堂、劲松1992：72）

从以上的研究情况来看, 汉语的声调和语调都具有音高的声学特征, 但是两者是不同层面的。声调、连读变调、语调虽然不处于一个平面, 但是它们在时间上有共时结合的特点, 使语调的研究显得错综复杂。从功能上来说, 字调是区别词汇意义, 即表义作用, 而语调是区别语法和语用意义的。但是, 正如前文提到的, 语调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表义作用, 这是语调研究上比较欠缺的一个方面。明确语调和声调、连读变调不在一个平面上, 字调又是连读变调的基础, 而语调又对连读变调组形成一定的影响, 即瞿蔼堂和劲松所提到的, 在语调中保留字调的曲拱。如何把这三者对音高的作用区别开来, 并且探索语调对字调包括连读变调的影响,是揭示语调规律的难点和关键之处。

四 语调的基本单元和构造

由于语调这个语言现象错综复杂, 要对这个复杂的现象有清楚的认识, 除了要对其变化的层次有清晰的认识, 对于研究的基本单元也要有明确的认识。对于教学来说, 基本单元的确立具有积极的意义, 可以使语调的教学有基本的教学单位。这样对于语调构造的研究来说, 也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在语调的研究上各家对于语调研究的基本单元的看法, 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两种观点。

一种是以吴宗济先生为代表的。吴先生一直重视汉语语调中连读变调组的研究, 他很早就提出了语调的基本单位“ 普通话语句中的一切声调变化, 都是以单字调和二字连读变调为基础的……我们把这些基本调型称为句调的基本单元”。（吴宗济1982：439-440）吴先生先后对三字调和四字调的变调规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随着研究的深人, 他认为“ 语调的调型是以二字、三字、四字组合的连续调型为基本单元的。”（吴宗济1990：55-56）后来, 吴先生又提出了“ 调群”作为语调的基本单元, 而调群就是由单字调或连读变调构成的。“ 普通话语句的结构, 在语义上是由若干个„ 直接成分‟（字组）或短语（意群）所构成的。这些字组或意群自成单元, 因而也具有完整而有规律的调群。……这些调群的构成都和意群对应, 而自成„ 组块‟ , 其中包括单字调及连读变调, 成为构成语调的基本单元。”（吴宗济1993：1）因此, 在吴先生看来, 单字调及多字组的连读变调一直是语调研究的基本单元和研究的重点。

另一种观点以沈炯先生为代表。他提出了语调的四个构成部分“ 在汉语中, 把语调群分成调冠、调头、调核和调尾四部分。”（沈炯1992：20）并且对这四个部分进行了语音特征上的研究, 提出了语调构造的有声表现。（沈炯1994：221）在《汉语音高载信系统模型》中, 沈先生探讨了语调的语义分布, 提出“ 语调构造的基本依据是句重音的表义分布方式。”（沈炯1999：371）

与吴先生观点相似的是石锋先生, 他认为“ 调群”就是语调的基本单元。“ 调群由连读组中各组的声调连接组合而成。连读变调就出现在调群之中。……调群是声调和语调的结合部。……把调群作为语调的基本单元, 就可以对高低起伏的语调曲线在时间轴上加以分解。”（石锋1999：382）石先生对语调构造的四个组成部分进一步指出, 它们“ 实际上就是组成语调的不同调群”。（同上：382）这样, 两种看似不同的观点, 在石锋先生看来, 其实是对语调基本单元的两个方面的阐释。

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语调的基本单元的研究, 在很大的层面上取得了一致。首先, 语调一定是由一些基本单元构成的, 并不是不可研究的。第二, 语调的基本单元是一定的调群, 但是对调群的范围的确定存在一定的分歧。因此, 在将来的研究中, 对于语调基本单元的确立应该更多地从调群的范围这个角度加以深人。笔者认为, 语调作为一种韵律现象, 它的基本单元的确立是离不开汉语节奏单位的研究的深人。

五 语调的研究范围

在对语调基本单元进行探讨以后, 我们必须对语调的研究范围做一个回顾。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语调的范围和语调的研究范围有可能并不完全相同。这主要体现在语调研究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上以及研究因素的选择上。

（一）整体和局部

语调, 顾名思义就是对语句的研究, 而研究上必须确定对语调变化起作用的或者说起主要作用的部分。正因为如此, 在汉语语调的研究范围上也存在着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语调的研究应该关注整个句子, 而另一种看法认为,语调的研究只需要关注语调的句尾的变化。沈炯先生在提出语调构造的四个部分时就是针对整个句子而言的, 而且他明确指出“ 语势重音和节奏对边缘线的调节, 是相邻音节之间的事。语调是在它们基础上的全句性调节。”（沈炯1992：20）沈先生以句子为对象, 研究了它的声学表现和语义分布。（沈炯1994：221；1999：371）而吴宗济、贺阳、劲松、石锋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了句尾在语调研究中的重要性。“ 凡平叙句的语调中各基本单元都一仍本调, 只是句尾降低若干, 最多可以降到个人的调闹下限。”（吴宗济1982：444）而对于疑问句来说, “ 如果字句与平叙句完全相同, 而是用来提问,则句尾调阔可以抬高。即使句尾的本调为降调（去声）时, 调尾的频率也会提高一些, 但拱度（调型）不变, 句子当中的各基本单元可以与平叙调完全相同。”（同上：444）从吴宗济先生的论述来看, 句子句尾的变化对语调的表达起了关键的作用, 对于不同语调的分辨, 句尾的变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贺阳和劲松两位先生对与语调的考察也是关注句终语调。（贺阳 劲松1992)石锋先生也在他的论文《汉语语调格局在不同语速中的表现》中提到“ 句末音节的表现对于听感辨别”有“ 优势作用”。“ 句终语调的分析有益于全句的研究。”(石锋1999:386)

对于语调的研究范围,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语调的研究是对整个句子的关注对句末音高变化的关注是从研究的主次上考虑的, 正如劲松先生提到的“ 我们把句子末一节奏单位中重读音节的音高变化作为语调, 是根据它的形式标志和辨义功能, 是实验和听辨的结果”。（劲松1992：113）对于教学上来说, 如果能抓住起主要作用的因素, 就会从理论上明了教学的重点, 订出有效的教学方法, 提高教学的效率。

（二）研究因素

同样的主次问题也反映在研究因素的选择上。在前文中, 我们已经肯定了音高在语调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关系。“ 当声调较高时, 音强可能较强在不十分强调的语气, 当声调拱度变化较大时, 音长可能稍长当音长较短时, 声调拱度的调域即缩小。”（吴宗济1982：448）而且在不同类型的句子中, 各个因素的作用是不同的, 例如, “ 较大音强”是“ 命令语调的特征之一。”（贺阳 劲松1992：87）各因素在不同类型的句子中的不同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 只有抓住了主要的因素, 才能对语调的本质特征有深人的认识。

对于语速问题, 吴宗济先生对汉语的加速语句进行了分析以后, 得出这样的结论“ 它们原有的拱度起伏程度（调域）全被„拉平‟到一定程度, 甚至成为平线”。（吴宗济1982：446）石锋先生也提到“ 语句调域和调群调域都会随语速的加快而呈现缩小的趋势”。（石锋1999：386）可见在语调的研究中, 语速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

我们认为, 在普通话的研究中, 重视音高的同时, 对于其他在感知上具有重要作用的因素, 如停顿、音强、音长的研究也不能忽视, 如石佩雯先生就曾提到“ 除了句调的高低和句尾的升调以外,说话时音域的宽窄, 音量的强弱, 音长的增减都是形成各种复杂语调的重要因素”。（石佩雯1980：72）因此, 在语调的研究中要把握好主次的关系, 针对不同的语调研究, 更应注意不同因素的主次作用。

六 语调的类型分类

语调类型的研究是一个语调功能密切相关的部分, 但是现在对于分类的标准以及如何分类上, 并没有特别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

沈炯先生曾经提到“ 语言学中的语调类型是指功能语调和口气语调的各种分类。……以有声性为纲是语调分类的关键。”（沈炯1999：372）沈先生将汉语的语调分为两大类功能语调和口气语调对于语调构造的局部调节又按调冠类型和尾音类型进行分类。（同上：373）。其他类似的分类也多是按照语调的语气功能进行分类, 正如沈先生所说的这些分类“ 从大类到小类都不周全, 还可能分出细类来”。（同上：373）

从教学和测试的角度来看语调的分类, 分类研究必须是详尽而细致的。而在教学上的应用应该注意形成分类上区别的地方。

七 讨论

在对汉语语调研究进行了回顾之后, 我们认为, 从研究与教学测试的关系来讲, 有几点应该引起重视。

研究与教学测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研究对实际应用具有指导作用, 在实际应用中, 教学者和测试者又会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 这一点是无庸质疑的。但是研究的成果并不一定能全盘用于教学和测试, 对于研究成果的运用要注意主次,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从这一点出发, 我们在研究上必须突出重点, 为教学方法的探索和测试模式的建立提供理论上有益的启示。笔者认为在语调的研究中, 我们应该注意区别性和层次性的问题, 以及功能和形式的问题。

（一）区别性

语调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它所涉及的研究因素很多, 在声学上, 它与音高、音长、音强有关, 在不同类型的句子中, 起显著作用的因素又会有所不同, 这些在前文中已经一一谈到。但是人的耳朵不是对所有的因素都一样敏感, 在研究上就必须十分注重听感,注意对感知分辨上具有区别作用的因素的研究。所以我们认为,语调结构和语调表现并不完全是强制性的规则, 经常是选择性规则。研究最后会集中在哪些是不变量, 哪些是参变量和可变量上。

例如前文已经提到的关于音高和句末调尾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特别是对于句末语调的研究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虽然语调的研究范围是整个句子, 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句末的语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 语调的研究,特别是为教学和测试服务的语调研究就应该有所侧重。

（二）层次性

所谓语调研究的层次性问题, 就是声调和与语调之间的关系问题, 以及研究的基本单位的问题。汉语作为一种声调语言, 声调的音高变化和语调的音高变化在时间上共存于句子中, 这就造成了研究上很难区分层次性。

通过许多研究者的不懈努力, 对于不同层次上的音高变化进行了不断的探索。我们可以看到, 语调研究是存在着不同的层次的字调、多字组的连读变调和语调。要对语调的特征有详细、充分的认识, 离不开对字调和多字组连读变调的研究。赵元任先生在《国语语调》中就曾提出语调的研究得从三方面来谈“ 第一字调, 第二中性语调, 第三表情语调。”（赵元任1932a：426）可见语调研究的深人离不开字调和连读变调研究的深人。

从语言教学和测试的角度来说, 确定语调研究的基本单位, 多层次地进行研究也是必要的。这样能为教学上该教什么, 如何一步一步地教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使教学过程有的放矢对于测试评分模式来说, 语调研究在层次性上的深人也有利于评分的准确性。

（三）功能和形式

对于普通话测试来说, 语调研究不仅要注意语调的声学参数上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要将语调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的教学和测试模式的建立中。

对于句子的语调来说, 我们必须分句类进行教学, 绝不能说,语调根据句子的实际情况而定。在语调与句子功能的联系上, 胡明扬先生（1985）、吴宗济先生（1982）和沈炯先生（1999）都已经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换句话说, 建立语调形式如音高、音长等的情况与汉语句类之间的联系,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将句子的功能与语调在感知上的因素建立了联系, 汉语的语调教学才是实在可学的, 才具有系统性, 测试的评分模式才能建立起来。

总之, 语调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就, 还有许多值得深人的地方, 在研究中, 我们时刻要考虑到教学与侧试的实际需要, 为普通话教学方法和测试模式的建立提供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

附注

① “Intonation involves the occurence of recurring pitch patterns, each of which is used with a set of relatively consistent meanings, either on single words or on groups of words of varying lenth.”(Alan Cruttenden 2002: 7)② 两种因素”指语调和声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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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口语语法》, 吕叔湘译, 商务印书馆,1979。敏感（孔江平，2001）。这种影响有时是非常大的，例如，母语为粤语的人在刚开始接触汉语普通话时，无法区分阴平和去声⑵。这种母语音位系统对语音感知的影响也是当前世界外语教学面对的一大难题，众所周知，一个成年人很难学会一种外语而不带母语的口音，这是因为母语音位系统对听觉系统的制约，因而听不准是很正常，并不是语言学家和语音学家的听音记音的能力问题。虽然听音记音是语言学和语音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但还是可以看出传统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语音学田野调查中的缺陷和制约。

3、音位系统的不确定性

在语言学理论方面，和语音学最接近的是音位学理论，这里的音位学主要是指结构主义的音段音位学（phonemics）（布洛赫，特雷杰，1965；布龙菲尔德，1980；霍凯特，1986），这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语音学注重的是语音的实际性质，而音位学注重的是语音的对立关系，因此，从语音到音位的变化取决于音位处理原则的取向。由于音位学有很多音位归纳原则，每个语言学家根据需要会有所偏重，但总的来说，以下四条最为重要：１）对立性；２）相似性；３）互补性；４）经济性。在这四条原则中，“对立性”必不可少，“相似性”对语音学研究的影响最小，而和“经济性”及“互补性”比较冲突，后两者对语音学研究的负面影响较大。

进行语音学的田野调查时，一般有两种方式：１）如果没有目标语言的记音资料和相关研究，就要首先准备语言学的记音调查，这样工作量会大很多，但对语音的实际掌握会比较好，既在调查过程中就按照语音学的要求来记音和进行音位处理，这时主要偏重语音的相似性和对立性，在调查的同时就可以关注语音学研究的语音资料，进行录音词表的编写。２）如果已有目标语言的调查资料和相关的研究（语音学研究、音系学研究、历史语言学研究、语音和词汇及语法的研究等），首先要对这一语言音位学处理的原则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和研究，全面掌握该语言的语音系统以及每个音素和音位之间的关系。即使是这样，在到了该语言的田野调查点后，也要全面重新调查和校对音位系统，因为有很多语音的实际情况在音位处理过程中常常会被忽略或者被有意和无意地处理掉了。总之，在没有亲自调查和校对过音系时，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对目标语言的语音有了全面真实地了解。在语音学的研究中，音位的对立是面向语言学的语音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但这种对立和语言学中的对立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众所周知，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音位的处理可以多样性（赵元任，1934），比如，根据音处理的原则，藏语拉萨话的声调，可以被处理成两个声调、四个调或六个调。如果注重相似性原则，可以处理成六个调位；如果注重经济性原则，可以处理成两个调位；如果注重互补性、经济性和相似性可以处理成四个调位。由此可以看出，音位学的理论为语音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的基础，但它只是一个基础，然而语音学完全脱离了音位学其本身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语音学的意义何在呢？在语音学的初级研究中，主要是进行语音性质的生理和声学描写，目前国内的大部分语音学研究都处于这个阶段。在较为高级的研究阶段，应该根据生理和声学研究的基础研究语音感知的基本性质。在高级阶段因该研究语音的认知过程，它包括我们语言学家最关心的音位的心理实体，在这个阶段，一种语言或方言的音位系统应该只有一种是最合理的，而不是多种人为处理形式。综上所述，音位学的理论是语音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但不是语音学的理论基础，而语音学的研究则可以作为音位学的理论基础，这一点在语音学的田野调查中必须十分清楚。

4、历史语言学的宏观指导

在语音学田野调查中，有两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是选词，另一个是选发音人，这两个方面往往要基于历史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成果。在选词和选人方面，如果对该语言的历史语言学研究成果了解较多，同时资料也较多，选词和选人就会方便很多，如果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资料也很少，选词和选人会很困难，语音学研究的结果也很难保证全面。下面就这两个方面进行一点讨论。汉藏语语言声调的系统往往和声调的来源及演变有密切关系，因而，要想在语音学研究中全面系统地反映整个声调系统的各种情况和性质，就必须根据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基础来选词，例如，在研究汉语方言的声调系统和双音节变调时，要首先考虑广韵的声调系统；在研究侗台语的声调系统和双音节变调时，要首先考虑侗台语的调类及其组合；在研究藏语声调的起源时，要重点考虑古藏语的声韵母系统，只有这样来选词，才有可能保证声调系统和双音节变调系统的全面而不至于出现遗漏。另外，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我们都知道有词汇扩散理论（王士元，2002），在历史音变中，词汇扩散是普遍存在的，这对语音学的选词十分重要，例如在研究阿里藏语的真性二合元音时就必须考虑真性二合元音在词汇上的扩散（江荻等，1990），只有考虑了二合元音在词汇上的扩散，才能录到真正的真性二合元音用于语音学研究。

在如何选人方面，历史语言学的基础理论非常重要。众所周知，在共时平面，人的年龄不同往往可以反映出语言历史音变过程中的一个片断，根据这一现象，在语音学研究的选人方面就要考虑历史语言学的影响，例如，我们在调查祁连县阿柔乡的藏语时发现，60岁以上有文化的人其口语中保留了大量的复辅音声母，而30岁左右年轻人的复辅音声母已经大量减少，根据这一语言事实，如果语音学研究的是复辅音声母的性质，在选择发音人方面就需要选择年纪较长者担任；如果语音学研究的目的是习惯声调，就可以选择复辅声母较少的年轻人作为发音人，或者两者都选，这是因为在古藏语中有212个声母，77个韵母（格桑居冕等，2002），但到了现代藏语方言中，安多藏语诸方言复辅音声母最多，大多都在七八十个左右（华侃主编，2001），没有声调只有所谓的习惯调⑶，而在康方言和卫藏方言复辅音声母减少的更多，但有声调，可以看出藏语历史音变的理论框架是语音学研究的基础。总之，历史语言学可以从宏观上指导语音学研究和语音学的田野调查。

5、声音感知理论的重要性

语音是一种特殊的声音，从心理物理学的理论看，声音的感知主要基于人的听觉神经系统和大脑的感知，声音的感知规律和特性是全人类共有的，不具有民族性。声音的感知和声音的物理量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因而有了不同的声音感知单位，如音高的声学单位是“基频”，而感知单位是“美”；音强的声学单位是“分贝”，而感知单位是“方”。除了声音的物理量和感知量之间的关系外，时长在声音的感知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声音感知的基础理论来看语音学的研究，可以发现许多很重要的语音性质，它不仅可以指导语言学的调查，也可以指导语音学的研究。下面从声音感知的基本概念来讨论一下语音学田野调查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研究汉藏语的声调时，由于有带塞尾的音节，导致音节时长很短，对于这些音节的音高变化是很难正确记音的，这是因为声音的时长太短会导致听觉上的困难，并不是语言学家听音记音的能力问题，因而出现不同的语言学家记成不同的声调调值也很正常，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声学分析进行声调的确定和描写就显得非常必要。在研究声调时，还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听感上是一个平的调，但做出基频曲线发现是曲折的调型；有时明明可以听出音调高低的变化，但频率值却变化不大。这些现象的出现都和声音的时长有关，一个下降的基频曲线，如果音长较长，即使其频率值下降了许多赫兹，也不一定就能感知得到，这是因为基频曲线的斜率较小。相反，如果音长较短，即使基频降的不是很大，但由于基频的斜率较大，因此也会被感知到。涉及到声音感知的方面还有许多，如，塞音VOT的感知、元音的感知等等。总之，从声调的例子可以看出，声音感知是语音学研究和语音学田野调查的科学基础。

6、结束语

语音学田野调查是语音学研究的基础，它涉及到了许多其它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现代语音学是公认的交叉学科，大量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如，声学、医学、心理学、言语工程等等，同时也涉及到了其它相关学科的理论基础，形成了现代语音学 的理论体系，只有用这些基本的理论指导语音的田野调查，才能得到真正可以用于研究的语音资料。传统语音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是语音学研究的基础，但同时一定要认识到它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局限性，例如，以前听音记音不够准确时，往往认为是语音学家的训练不够所致，但现在人们知道这并不但是语音学训练的问题，虽然目前还不太清楚为什么，但事实证明有些人经过训练能提高听音记音的能力，而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分不清某些语音的差别。这是语音感知和认知研究的大课题，这项研究一旦能突破，在外语的教学方面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用这种观念指导语音的田野调查才能科学而不主观地进行田野工作。面向语言学的语音学研究主要还是解决语言学的问题，语音学是音位学的基础，音位的归纳主要基于对语音的准确描写，然而，语音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提高，特别是语音感知和认知研究的发展以及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用于语音感知大脑成像研究的发展，为从语音学的角度研究音位的心理实体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方法，也为建立更为科学的音位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类语言是通过语音来进行交际的，是大脑的活动，因而，语音学和音位学正在成为脑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发展势必会改变“语音田野调查”的方法和内涵。现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主要是基于文献和方言的资料来进行对应规律的研究，随着语音学研究的发展，语音及其演变的自然性（naturalness）和普遍性（universal）会越来越被重视，语音学的研究也会越来越重视语音的内在属性和演变的必然性，在理论上不仅仅是研究语音的“演变规律”，而是研究语音的“进化规律”，这些都向语音的田野调查提出了新的要求。声音感知是心理物理学的研究范畴，有很稳固的科学基础，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语音学很难科学地发展和进步，例如，利用声学分析研究声调时，往往会用基频换算成五度值作为声调的科学依据，但有些听觉上的降调在基频数据上会在一度之内，这说明只仅仅用声学数据并不一定能等得出科学的结论。总之，只有弄清楚了语音学田野调查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才能认识到田野调查的内涵，从而推动语音学的研究。

⑴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从八十年代开始由北京民族出版社陆续出版。

这项研究是北大中文系一名香港交换本科生做的一项语音听辨实验研究，有关资料未还未⑵

发表。

⑶ 关于习惯调只是语言学家的一个笼统的说法，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已经调查了6个安多藏语在进行语音学的研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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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Email: jpkong@pku.edu.cn

第四篇：思想理论问题调查报告

干部群众当前关心的思想理论问题调查报告

为了进一步了解十六届四中全会后，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思想问题、理论问题和社会问题，以便更好地把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根据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的要求，我们分别以面向全校师生员工的问卷调查、召开干部座谈会、专家学者座谈会和学生座谈会等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多渠道地收集了当前干部群众比较关注的思想理论问题及其困惑，同时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观点。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座谈会情况

1、对经济学界较关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讨论

目前我国社会的贫富悬殊问题，已经引起各个方面的关注和重视。造成贫富悬殊的原因很复杂，然而，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与北大经济学派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一直占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主流地位不无关系。他们主张应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卖(或送)给私人；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大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质，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的市场改革观，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巡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高新技术和建设资金也完全或主要从外国引进，比较赞赏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子。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影响下，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而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不是通过公平手段造成的，而是一些人借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借助企业改革、改制之机，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大肆侵吞工人利益，大肆逃废债务特别是银行债务等手段和行为造成的。这成为一些人一夜暴富的手段和机会。更有甚者，企业改制之后，又通过各种手段，成为上市公司，然后在股市里再捞一把，再去掠夺广大股民利益。而改制企业员工只有面临下岗、失业的命运，造成普通股民血汗钱血本无归。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严重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急剧拉大。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国企业改革的理论选择，过分推崇西方新自由主义，单一依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推进我们的企业改革，几年来实践证明，问题不少。从我国的国情看，是否适宜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推进企业改革的经济理论基础，是值得怀疑的。我国的最大国情是有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十三亿人口，如何保证这些人有饭吃、吃好饭，应该是首要任务。我们必须吸取拉美国家、俄罗斯、以及泰国一些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教训，如果贫富悬殊一直拉大，相对贫困人口不断增加，不说像拉美穷人人数已占其总人口的43.4%，就是更小的比例，都会带来严重问题，甚至社会政治动荡。

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最终或根本目标更应该是为劳动群众谋福利，为全社会服务。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本应具有这种社会性。所以，我们应当让企业向有利于劳动者和社会的方向发展。反之，如果一些人的只为富人服务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主张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把产权变更和股权赠予视为制度创新，那就只能是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只能是损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

2、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改善工作作风的问题

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2003年中国的国民平均年收入约为1000美元，西方经济学界有一种理论，即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达到800美元~4000美元时，这个国家即进入一个“特殊风险期”，在此风险期之内，如果政府的执政能力强，宏观调控到位，则国民经济会持续发展，人民生活也会继续提高；但是如果政府执政能力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够，那么整个社会必然会出现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等恶果。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重视执政能力的建设，提高依法执政的意识和水平。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从总体上看，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基本能够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党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在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有些问题亟待解决。比如政府在管理国家、制定相关决策的过程中，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不够，致使社会改革中存在一些失误，已有的制度很多法律逻辑不完全，有的界限不明确，有的有很多漏洞；政府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淡薄，随意性很大，由于我国的立法是学者立法，政府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这样就不能杜绝执法人员以权谋私，制定的法律法规有的就不能完全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央政府的一些正确决策在地方政府中落实困难，真正利民利国的政策不能落到实处，很多是走走形式，有的甚至将其置于一边，仍然我行我素，某个领导说了算； 领导干部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大搞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而不是利国利民工程，党内管理混乱、虚假，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很多政府的职能部门、地方官员谎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类似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浮夸风。

要纠正这些不良的工作作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提高各级干部的素质，尤其是基层干部的依法办事的能力。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增强执政党意识，牢固树立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思想，真正懂得自己手中的权力是谁赋予的、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竭尽全力为人民谋利益，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建立健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为重点，以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为目标，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从制度上保证那些忠诚于党的路线和纲领、具有较高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的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

3、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私有化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我国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但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有资产逐渐通过各种方式私有化，致使我国的国有资产只占20%多一点，私有资产所占的比重大大超过国有资产，这从数量上不能说明，我国的国有经济成分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强调国有经济的质量而忽略了数量，这样必然会导致国有经济成分主导地位的丧失，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主又如何体现？当前人民群众不认为，我国是完全、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剥削现象比较普遍，很多人的衣食住行得不到保障，尤其是那些在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边缘人，他们没有必要的生存技能和知识，面临

着很多具体的生活困难。

4、干群关系问题

干群关系历来是我党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是否牢固。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结构不断调整，有些问题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是群众十分关心和期盼及时解决的，但是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重视，没有得到及时、正确地解决，甚至出现推诿扯皮、漠然视之的现象，这给群众利益造成很大损害，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引致群众不满，由于某些干部贪污腐败，极力维护个人私利，致使人民群众对干部、对政府失去信任，政府正处于一种十分严峻的群众信任危机之中。在判断谁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时，大多数人指向了党政干部，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如何使政府和工作人员重新取信于民，重新使老百姓认同我们的党和领导干部是真正为民谋福利，代表人民的利益，这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比如在一些农村或偏远地区，农民认为没有哪个利益集团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就只能自发组织，采用非法、非理性的手段维护其利益，这势必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要缓和干群关系，只有我们各级党委、政府真切关心群众的安危冷暖，及时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才能够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创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凝聚和激励群众共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美好未来。

5、理想信念淡薄问题

理想是立足现实又高于现实，对未来美好远景和远大目标的自觉的价值追求。信念，是在对真理的坚信与价值认同的基础上超越现实、超越自我，坚信未来美好结果的稳定的自我意识，是坚信正确并必能产生良好结果的稳定、持久的观念。理想和信念不仅是统帅人们灵魂的精神支柱，也是良好道德的基础。邓小平同志曾经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

我国目前很多人认为自己没有明确的理想，也没有坚定的信念，精神空虚，得过且过。有的人即使有理想，其理想也很平庸，只图一己之私利，就会被金钱、女色、名利、权位所诱惑，而干出一些损人利己，损公利私，甚至触犯刑律的勾当而走向沉沦。那些真正目光远大，有远大抱负，舍己为民，能够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能有力地抵制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能经受任何艰难曲折的考验，永葆高风亮节的高尚人士已经少之又少。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势必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恶化，人际关系冷漠，干群矛盾激化，很难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就目前高校的情况来看，众多学校重视的是专业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培养，而马列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思想品德修养教育等却成为豆芽学科，不仅课时少，而且此门课程的教师也得不到相同的待遇。80%的学生在马列课堂上看其他的书籍或做作业，能认真听讲、做好笔记的同学凤毛麟角。科学的理想信念具备强大的精神动力，邓小平同志曾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而我国很多不良的社会风气就是因为缺乏科学的理想信念，因此，我们主张不仅在学校要加强对学生的理想信念的教育，而且在政府、单位也应该加强对相关领导干部、工作人

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净化人们的心灵，形成一股浩然正气，全国上下才能拧成一股绳，朝着共同的目标奋斗。

6、指导思想宣传问题

党的十六大的一个历史性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完整科学的体系，它把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推进到了新的水平。十六大召开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潮，理论界、学术界也层出不穷地提出了各自的见解，硕果累累。

但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比较低，目前还有占全国人口相当大比例的文盲和半文盲存在，尤其是一些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老百姓根本无法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他们所关注的就是如何能够吃饱饭、穿好衣，孩子能够上学接受教育，毕业后能找到工作，生活水平能够提高。如果这些实际的生存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理论和实际完全脱节，或者“三个代表”并没有给老百姓一个感性的认识，他们就无法真正体会和认同“三个代表”的先进性和指导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失去了实践的群众基础，必然会变成一具理论的空壳，变成一句只被有些人挂在嘴边的空话，就会失去对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真正的指导价值。

7、反腐倡廉问题

腐败问题是一个全世界都比较普遍的社会问题，自从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这些年，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落实反腐败的各项任务，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效，一批大案要案受到查处，一批腐败分子受到惩办。但尽管如此，我国腐败发展蔓延的势头在有些方面仍然不减，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的案件仍在增加，涉及干部的职级层次较高；大案要案居高不下，新发生的案件数量上升，窝案、串案突出；违法犯罪的金额越来越大，腐化堕落的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腐败现象在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蔓延，党政干部腐败、司法干部腐败的案件屡有发生；讲排场、比阔气、盲目追求高消费的奢靡之风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滋长，等等。同时在党员干部身上还大量存在一些不廉洁行为和不正之风。比如，党政干部乘坐超标准小汽车问题，在住房方面以权谋私问题，用公款吃喝玩乐、挥霍浪费问题，基层干部作风粗暴、与民争利问题，基层站所吃拿卡要、不收礼品不办事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面广量大，既严重影响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又是滋生腐败案件的温床。如果党政干部对这些不廉洁行为不引起注意，那往往就是堕落的开始。如果在党政机关和干部中奢侈浪费形成一种风气，那是非常危险的，腐败案件就会层出不穷，查不胜查。人民群众就会怀疑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我们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甚至动摇我们党的执政地位。

二、问卷调查情况分析

除了以上的座谈会外，我们还编写了调查问卷，围绕群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度、民主问题、经济发展问题、社会公正问题、反腐倡廉问题、社会热点问题和高校的一些实际问题展开了调查；调

查对象随机在全校范围内抽取教职工108人，占调查对象的24.7%；学生330人，占调查对象的75.3%。此次问卷调查表一共发出去450份，由教职员工和学生独立完成，除部分调查问卷由于误差形成无效问卷外，有效问卷438份，占全部问卷总数的97.3%。这些调查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目前对比较关注的政治经济问题和现实生活中的困惑，为我们了解真实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现实依据。

1、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指导思想的认同

在问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其执政使命是否相适应时，绝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党是能适应其执政使命的，对党的执政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基本适应的人占61.2%，认为完全适应的占22.4%，只有16.4%的人认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与其执政使命不适应。

但是在被问及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党员干部、教职工中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仰的人有多少时，大多数人认为形势不容乐观，不仅普通群众不太信仰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党员和党员干部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人也不多；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其认同度一般，其中认同在60%以下的比例较大。具体人数比例见下表：

2、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目前，据调查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不是很高，在人们心中趋于下降，值得关注。只有22.6%的人认为在群众心中党和政府的信任度提高了，34.8%的人认为党和政府的信任度一般，而认为党和政府的信任度降低了的人占42.6%。

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等），群众的信心是28.1%的人相信能够实现，42.3%的人认为可能实现，25.6%的人对此信心降低了，还有4%的人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实现。

3、对我国民主、公平的看法

在问及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否适合我国国情时，30.1%的人认为不适合，认为可以试一试的占大多数，占了49.5%，而20.1%的人认为完全适合，我国可以采用西方的民主政治。对当前我国民主现状的看法，44.3%的人认为当前发扬民主不够，33.1%的人认为现在是个人说了算，30.1%的人认为是施行程序有问题。如何搞好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47.1%的人认为应该着重解决法制问题，37.2%的人认为应该首先解决民主问题，还有24%的人认为应该解决政党制度问题。

在社会公正方面，63.5%的人认为我国名义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38.1%的人认为有

人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17.1%的人认为社会不公正是因为行业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的，15.5%的人认为是非劳动致富造成的。

4、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观点

在问及近阶段我国经济制度是否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时，20.3%的人认为此问题存在，39.3%的人认为不存在，而40.4%的人认为自己对此问题感到困惑，难以正确判断。

就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科学发展观是否符合这一问题，很多人认为差距很大，占55.7%；认为基本符合的人占37.2%；认为符合的人只占总人数的7%。在引进外资银行或银行引入外资股份方面，55.8%的人认为对我国的金融安全有潜在风险，但是仍有53%的人认为尽管有潜在风险，还是应该引入外资银行；而认为没有风险和没有必要引入外资银行的人均很少，分别占总人数的2.5%、0.2%。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45.4%的人认为应该提倡“无私奉献”的价值观，有15.5%认为没有必要提倡，而48.6%的人认为应该提倡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劳动价值观。

5、对高校实际问题的调查

当前高校特困生成为人们比较关注的群体，就高校特困生的产生，有60%的人将此归因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充分，45.9%认为是社会经济制度不合理造成的，12.1%的人认为是特困生及其家庭自身努力不够，只有7%的人认为这是有一些不可控的自然灾害、疾病等原因造成的。

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是大家经常论及的问题，44.1%的人认为这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超越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扩招步伐太大造成的，42%的人认为是大学毕业生对就业的期望值过高造成的，还有26.9%的人认为目前我国的就业岗位太少。

6、对自己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和困惑问题

就目前老百姓最关注的社会问题我们也进行了调查，除了列出一些问题供调查者选择外，调查者还可自行列出自己关注的社会问题。老百姓最关注的是腐败问题，占63%；其次最关注的是贫富差距问题，占54.3%；对就业再就业问题最关注的人占41.8%；对干部作风最关注的人占39.7%；对乱收费问题关注的人占38.8%；对“三农”问题关注的人占37.7%；而另外分别有33.1%、26.7%的人关注社会治安问题和物价问题。同时，我们还就如何有效开展反腐倡廉进行了调查，41.1%的人认为应该增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作的透明度，有40.6%的人认为应该完善干部提拔任用机制，37.2%的人认为应该加强对机关、单位“一把手”的监督，34.9%的人认为应该严厉惩处违纪违法案件。

另外群众目前比较困惑的问题主要有：①我们国家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②我们党狠抓腐败，为什么却越抓越多？有的还是“贼喊捉贼”？③干部的监督机制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④怎样才能真正落实代表群众利益？⑤如何使人民群众真正深刻地体会和理解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第五篇：党风建设论文

浅谈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成为建立并建设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和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并积累了很多经验。党风廉政建设事关干部形象、社会风气、人心向背和发展稳定；党风廉政建设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是必须始终抓好的政治任务。我们应该始终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党风带动政风、影响民风、改善作风，形成风正、心齐、劲足的大好局面。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要坚定不移的开展党风建设、廉政建设，推动社会风气实现根本好转的实践活动，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党风廉政建设理论，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一、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

目前，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反腐败斗争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是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我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想和文化相互激荡，出现了日益复杂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增强了民主、法制、公平竞争的思想观念，激发了积极变革、开拓创新、讲求实效的精神。但一些少数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经不起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滋长了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错误思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走上了腐败甚至违法犯罪的道路。

从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看，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快速增长的变革阶段，往往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由于诱发腐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制约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的一些因素还存在，反腐败任务还任重道远。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党要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把自己建设成为经得起任何风险和考验的党，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作用，就必须始终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坚持不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更好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

二、新时期如何加强党风廉政建

1、必须正确把握廉政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

首先，廉政建设是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新形势下，我们若不能有效地反对贪污，保持政府廉洁，就不能有效保持公平有序的市场，就不能够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这对于正在进行市场经济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有关生死的问题。另外，我们若不能保持廉洁，政府就会失去公民的信任和支持，也就无法抵御反政府势力的进攻。只有长期致力于廉政建设，才能使我们党不断得到人民群众的长久信任，这也是我党执政地位长期稳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只有把反腐倡廉作为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廉政建设，既把经济建设扎扎实实搞上去，又把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切切实实压下来，才能使执政能力不断增强，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因此，我们党要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抓紧解决党内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才能经受住改革开放和长期执政的考验，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

2、必须坚持预防与惩治并重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切实抓好宣传教育这个基础。要把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工作纳入各级党员干部宣传教育的重点，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针对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教育领导干部要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身作则，认真执行廉洁从政行为准则。

当前，要认真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就要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更加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自觉做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者。要结合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的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尤其是要进行“两个务必”的教育，使全党同志越是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要继续开展党纪条规和法律法规教育，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真正做到依法执政和廉洁从政。要加强防范教育，施教于先，未雨绸缪，使党员干部自重自警，身体力行，经受住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蚀与反腐蚀的严峻考验。要深入开展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教育，通过树立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其示范引导作用，弘扬正气、鼓舞斗志；通过开展警示教育，以案明纪、引以为戒，促使领导干部增强道德约束力，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我们在反腐倡廉教育上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教育内容上的正与反。既要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引导党员干部向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先进典型学习，见贤思齐，充分发挥正面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又要利用反面教材，对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以案明纪，引以为戒，警钟长鸣。二是教育原则上的学与用。既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掌握反腐倡廉方面的知识，进一步明确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又要引导党员干部做到学以致用，用有所成，用所学知识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真正做到常想立身之本、常修从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常敲慎独之钟，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3、党风廉政建设要依靠群众，发扬民主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同样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主力军，是战胜腐败和不正之风的强大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党风廉政建设的基本途径，不是搞群众运动，而是发展民主，即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让群众监督，社会团体监督，新闻舆论，形成监督合力，防范可能发生的腐败问题和各种不良倾向。

4、加强和改进制度建设，以完善的监督机制来保证党风廉政建设的开展

监督是廉政建设的关键。除了依靠道德观念的制约、完善法制外，最重要的是建立严密有效的监督机制。相比之下，我国的各级机关的监督则存在力度不够、渠道不畅、体制不顺等问题，亟需从改革体制、健全机制入手，全面加大监督力度，从而加快实现监督制度的规范化和经常化。

一要改革监督体系。针对我国上下层次较多，机构较复杂的情况，改革现行的职能监督体系，实行垂直领导体制，这样可以使监督机关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得以充分发挥，使下级党政防止专权。通过改革措施，确保纪检监察和反贪等专门监督机关的相对独立性，树立绝对权威性，从而改变目前“不敢监督、不能监督、监督不好”的监督不到位的不良状况。

二要推进制度改革。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解决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府职能错位问题，消除转轨时期行政权力寻租的条件。大力推行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管理体制，解决资金管理中存在的弊端以及部门之间存在的分配不公、互相攀比、党政干部心理失衡等一系列滋生腐败的问题。大力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的监督制度，坚决防止和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大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权力制衡，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滥用权力等问题。积极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解决因垄断而引发的腐败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努力建设一支拉得出、打得响、催不跨的干部队伍，以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明显的成效开创党风廉政建设新局面，改进作风、增强素质、取信于民，为实现进位争先、建设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提供坚强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