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特征

第一篇：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特征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特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的历史性判断。①

一、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社会形态的发展

矛盾是事物自有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规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根本的推动作用。

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方式，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往往表现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制约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主要矛盾反映基本矛盾，基本矛盾包含主要矛盾。毛泽东说：“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推动社会变革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半殖民地的中国，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呈现复杂的情形。近代中国，曾先后遭受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就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所以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包括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内，都暂时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如中国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期间、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等等，都属于此种情形。

另一方面，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变成了半封建的国家。封建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对全国的人民大众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不得不实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当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国内统治阶级就会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共同压迫中国人民大众。在这个时候，人民大众常常采取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盟，使得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其它一切矛盾，包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在内，暂时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如中国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战争时期，1924年至1927年推翻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和1945年以后的解放战争时期等。

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通过社会主要矛盾（在阶级社会往往表现为阶级斗争）表现出来，推动着社会性质的质变和社会形态的更替。如：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同人民大众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和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推动着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

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近代中国（1840年—1949年）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矛盾有：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民主革命的不同时期两对矛盾有着不同的演变过程，有时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有时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中国人民肩负着反对外国侵略者，同时也反对本国封建统治者的斗争。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年—1919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社会两大矛盾互相转化,更迭地起主导作用。大致分三个阶段：（1）1840年至19世纪60年代，先是英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居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后是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占主导地位（主要表现是太平天国运动）。（2）19世纪60年代至1901年发生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3）20世纪初到1919年，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清朝统治集团和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上，主要表现有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年—1949年）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主要分四个阶段：（1）1919年—1927年国民大革命时期，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和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2）1927年—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但从1931年至1937年,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3）1937年—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4）1945年—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社会主要矛盾也经历了几次转变，一般认为，土地改革完成前（1949年-1953年）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土改完成后（1953年-1956年底）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步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于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解决这一矛盾。

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判断应该提前至1953年土改完成后。

1979年，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此后，直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相关表述都未发生变化。

三、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和它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发展，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可以说，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特征。

这一重大判断，就社会生产维度而言，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客观事实：一方面，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装备生产日益完善，生产力初步成体系，已经成为制造大国，正在迈向制造强国，生产力落后的判断已经不符合现实了。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主要体现在经济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增长动力以及区域和城乡的差异上。

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来说，虽然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但是居民收入不平衡，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赶不上发展水平等问题还存在；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第二篇：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据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根据

作者：李君如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不仅是确定工作重点的根据，而且是划分社会实践发展阶段的根据。我们党就是通过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揭示社会主要矛盾、分析和把握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制定党在各个阶段的纲领和路线。

在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就是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认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确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例如，长征取得胜利以后，根据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事变，妄图从东北入关占领全中国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毛泽东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了，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根据这样的认识，提出同国民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此，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阶段。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表述契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党正是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特点，指出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但这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也正因为这样，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观点特别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而且是因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习近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在今天，贯彻“两个牢牢把握”最重要的，就是要牢牢把握十九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因为这一科学论断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据。

第三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配套讲稿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向世界庄严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理论界多位研究者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新时代”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有科学依据、有丰富内涵的理论创新重大成果。从多个维度探讨解析“新时代”，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把握大势。

“新时代”从哪里来？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极不平凡。

五年来，“中国天眼”落成，“墨子号”成功发射，国产大型客机首飞，“复兴号”高铁飞驰，中国创造成果丰硕。

五年来，中国平均每年有1300多万人摆脱贫困，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贫困发生率降至4％以下，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

五年来，共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追回外逃人员3453名，“百名红通人员”48人落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

回想这五年，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深深感慨：“感觉时间过得真快啊，天天都有大新闻，天天都在发生变化，好像始终没有闲下来过。身处历史性变革中，我们要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就。”

继往不平凡，开启新时代。新时代从哪里来？中国国际经济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近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让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过去五年，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实现换挡升级，进入经济新常态。也是这五年，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五年来的经济成就，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实现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迈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君如说：“新时代，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取得重大成就基础上得来的，是从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进程中做出的科学判断。”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从来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写在13亿中国人民的心中，写在中国共产党96年奋斗历程上。

方位决定道路，道路决定使命。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副教育长兼科研部主任韩庆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整个报告的总定位。十九大报告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军事、外交、国防、党建等方面谈基本方略，都立足于这个新的历史方位。

“新时代”有何内涵？

习近平在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作出这个重大政治判断，是一项关系全局的战略考量，我们必须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完善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推进和落实各项工作。

辛鸣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近40年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有新理论、新思维、新战略、新部署、新任务。

李君如说，决胜全面建立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两件事就是我们新时代的新任务。“新时代”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指引下确定的行动纲领。

陈文玲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实现了一个长周期的经济体制转型，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且仍在进一步加快完善。新时代要超越单一的市场体系，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强调国际标准、国际准则，具有世界意义。

报告指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国防大学教授颜晓峰认为，富国强军紧密联系在一起，军队现代化分两个阶段两步走的目标同国家现代化进程是一致的。

中国梦与世界梦是相通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须隆表示，报告从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生态着力，提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为中国未来的外交指明了方向。

“报告在外交部分和新型国际关系里面强调维护公平正义，同时强调中国的发展不威胁任何人，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是一种庄严的承诺，也赋予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新的内涵。”陈须隆说。

“新时代”科学依据是什么？

十九大报告在提出“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时，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李君如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判断，是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李君如说，按照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我们历来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判断社会阶段的变动新特点。主要矛盾变化关系全局，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韩庆祥表示，谈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是从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来讲的。中国站在“强起来”的新起点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拓展了过去的物质需求外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更加强调质量。需求方多样化、多方面、多层次，主要矛盾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

理论要随着时代发展往前走，要和实践结合。辛鸣说，中国社会经历了近40年的高速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要出现转型，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即“中国经济新常态”。我们要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

陈文玲表示，中国过去五年的成就是在国家经济进入新常态，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实现的腾飞。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提高产品的精细程度、品牌价值、工业设计能力等，满足人民群众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共享经济、新经济新业态激发了人民群众对消费便利性的需求，对资源共享性需求。随着这些需求的满足，还会不断派生出新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永远是我们的动力，使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永不止步。”陈文玲说。

“新时代”如何辩证看？

受访专家均指出，厘清“新时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非常重要。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阶段性的变化，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结束。”李君如说。“变”与“不变”，需要把握好辩证的关系。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新时代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

陈须隆说，有两股强大的力量在影响世界的走向，一股力量给世界带来大裂变，另外一股力量给世界带来大聚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它的政策走向和政策选择格外重要。“我们旗帜鲜明表态要推动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打开国门搞建设，这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了非常大的确定性。”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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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矛盾”怎么解?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距离党中央上一次提出“主要矛盾”的判断，时间过去了36年。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矛盾双方发生了什么变化？判断理由依据是什么？矛盾变化意味着什么？让我们穿越时空，对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进行探寻追溯。主要矛盾转化源于长久积累的物质文化基础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总体上实现小康。我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使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生产能力极大增强，基本摆脱了原来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

回望40年，几个重要节点铭刻在历史的时间轴上：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十一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并正式宣告，到20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尤其是近五年，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夯实了坚实基础。

中国的发展轨迹从贫困时代到温饱时代、小康时代，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过长期努力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经济发展已经逐步摆脱过去追随者、模仿者的角色，而开始以创新引领的进取姿态，重塑中国发展的内涵和特征。主要矛盾转化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节奏和脉搏

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副教育长兼科研部主任韩庆祥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说，十九大报告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和”之前讲的是“需要方”；“和”之后讲的是“供给方”。

他认为，社会矛盾在本质上讲的是需要和供给之间的矛盾。从需求侧看，“美好生活”日益多样化，不仅包括物质方面，而且还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非物质需求；从供给侧看，虽然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实现质的飞越，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仍然不能满足13亿多人民对不同产品结构和各种服务的需求。何为发展不平衡？

胡鞍钢认为，发展不平衡，主要包括城乡不平衡、地区不平衡、人群不平衡。发展不平衡的本质，是人民需求与社会供给不匹配，特别体现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民生领域，满足不了各类人群的需求。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环境质量、食品药品安全质量等问题仍十分突出。何为发展不充分？

韩庆祥认为，发展不充分，既体现在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也体现在中国制造需要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升级等方面。

追求发展上的平衡和充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的现象。胡鞍钢表示，过去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规模与人们物质需求的不匹配，现在转向为生产质量与人们需求的不匹配。这是从温饱社会迈入小康社会，进而向共同富裕社会前进的国情使然。党中央对中国的基本国情有着清晰的认识，对中国的发展阶段判断十分准确，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案十分务实。主要矛盾转化决定了根本任务与工作重点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相互作用，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历来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为判断社会阶段的变动新特点的重要依据。毛泽东同志首先完整提出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概念，并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正确认识和把握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

“主要矛盾中蕴含着根本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落后的社会生产是当时社会的根本问题；解决根本问题是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完成根本任务就是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那时起，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和任务都是为了集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韩庆祥说。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赵周贤认为，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抓住了新时代中国基本国情的主要特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重要论断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说：“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10月19日上午，习近平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特别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依据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从全局上谋划党和国家发展的工作重点，正是唯物史观方法论的生动体现。解决主要矛盾要求大力提升质量和效益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到实现现代化至少一百年。十九大报告同样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韩庆祥说，把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作为根本任务和工作重点，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它来进行。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发展的整体转型升级，迎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才能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团队认为，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益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包括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着眼于改善人民生活的社会环境，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要让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同时代一起成长进步的机会。

“新目标”怎么干?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化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关键期，中国共产党做出“两个阶段”“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

社科、经济等领域的多位专家认为，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是基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全面认识和实践总结，描绘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准路线图和时间表，是十九大报告的重中之重。未来的中国什么样？

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全新谋划展望。“两个阶段”怎么划？“两步走”怎么走？未来的中国什么样？对照报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将是：

完成十三五规划，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国防和军队基本实现机械化，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2035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将是：

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本世纪中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是：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幅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蓝图，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从时间与空间、中国与世界的坐标系上，标注出了承前启后的历史方位、继往开来的前进方向。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认为，新目标有两个突出变化：首先，从“国家”到“强国”，一字之变，显示了我们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信心，显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其次，现代化目标内容不仅包括经济上的富强、政治上的民主、文化上的文明、社会上的和谐，还包括生态上的美丽，充分体现了“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与目标之间的联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说，十九大报告中这些重大判断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而是通过实践概括总结出来的。我们国家已保持了近40年高速增长，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中国人民奋斗创造了新的奇迹。这是开启新时代的物质基础。虽然它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但却是为未来奠定基础的伟大瞬间，让我们看到中国的更大希望。伟大梦想始于“牢牢立足”

借助历史的视角，能帮助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和把握时空方位和发展逻辑。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是解决温饱，第二步是奔小康，第三步是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从十三大报告提出这一重大判断后，历次党代会报告都会重申，并对新的发展阶段予以新的表述。

党的十五大报告重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六大提出，紧紧抓住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七大提出，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出“五个新要求”，“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 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从“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小康社会”的要求愈加丰富，路径愈加清晰。党的十九大，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在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经提前实现的基础上，党中央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又分为两个阶段来安排：“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定于2035年，过1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李君如认为，改革开放后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是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现在把基本实现现代化放到2035年，提前了15年。后面15年的目标则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适应了中国发展的新趋势，它是在科学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基础上，以及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要求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它坚持和发展，实际上又超越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为中国人“站起来”“富起来”基础上设计了“强起来”的行动纲领。

“‘两步走’战略的提出，说明我们党是有雄才大略，对民族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又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前途无比美好。”李君如说。

与此同时，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主要矛盾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报告用三个“牢牢”提醒全党，要对基本国情保持清醒认识：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是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保持清醒头脑与自觉认识，保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激情和勇气，是实现伟大梦想的战略定力。现代化经济体系与“两步走”相呼应

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对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提出了新要求。报告指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这是一个充满新意的要求，意味着对中国经济所处发展阶段的新认识、新判断，未来经济建设的主题将发生重大转变。

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化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陈文玲认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两步走”的目标相呼应，也是“两步走”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意味着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我们原来强调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强调的是‘起步’和‘特色’。经过几十年发展将完成长周期的经济体制转型，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将中国放在全球大视野中，强调的是国际标准。”陈文玲说。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什么？十九大报告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出了很多具体要求，包括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等等。

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受访专家们认为，这从目标任务、战略支撑和制度安排三方面全面定义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

陈文玲说，实现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需要有完善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保证支撑。建成现代经济体系才能实现伟大梦想，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工程才有物质基础。实现经济体系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飞跃。

中央党校教授韩庆祥认为，十九大报告对新的发展阶段给予充分阐释，做好理论准备，并把理论准备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这是十九大报告的重要历史意义。

第四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奋勇开拓中前进的，必定随着形势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大政治论断，赋予党的历史使命、理论遵循、目标任务以新的时代内涵，为我们深刻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科学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时代坐标和基本依据。

新时代标示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时代的发展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量变中蕴含和孕育着质变，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同时又开启新的量变。回顾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历程，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改革也好，都经历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不同发展阶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握时代特点、直面时代课题，在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中不断展现蓬勃的生机活力。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们党在科学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考量，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代共同进步的先进性本色，体现了把握历史规律和历史趋势的高度自觉和高度自信。

从发展阶段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理论创新实现了新飞跃，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方略有重大创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有重大转变，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有重大变化，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变得更高。从社会主要矛盾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历史性变化，对发展全局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奋斗目标看，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从国际地位看，当代中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已不再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引领者。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这些重大变化，都需要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时代坐标来科学认识和全面把握。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光明未来的必然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这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既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一脉相承，又体现了很多与时俱进的新特征，内涵丰富、意蕴深远。

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开创、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一个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在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第一位的任务，就是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要求，接力探索，接续奋斗，让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这个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党的十九大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在新时代，要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部署，确保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并在此基础上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

这个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在新时代，要时刻不忘初心，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最高标准，不断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使全体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着力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新进展。

这个新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新中国的成立，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为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生机活力。在新时代，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牢记使命、奋发有为、砥砺前行，就一定能够到达民族复兴的光辉彼岸。

这个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人民历来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在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空前紧密，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

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指明了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主要问题的根本着力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的学说。

人类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和集中反映，在社会矛盾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抓住主要矛盾带动全局工作，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必须找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论断，是符合当时我国实际的。但是后来发生“左”的错误，背离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在对历史经验和我国国情作出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对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作了进一步概括，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党根据这一论断制定和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不平衡，主要指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失衡现象，制约了整体发展水平提升。发展不充分，主要指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发展是动态过程，不平衡不充分是永远存在的，平衡是相对的，但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不平衡不充分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时，就必须下功夫去认识它、解决它，否则就会制约发展全局。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既不落后于时代，也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

今天，我们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在广袤国土上继续书写近十四亿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

第五篇：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后的哲学思考

2017年11月13日 内蒙古日报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后的哲学思考

林

密

【核心提示】

●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必须深刻学习领会我国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特点与历史性变化，并深入思考这一新论断背后蕴含的哲学方法论

●党的十九大对主要矛盾转化的新论断，就是对历史与发展的观点的秉承

●我们党不仅勇于直面这一矛盾与后果，还将之定位为“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并全力以赴，彰显的正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精神

●坚持矛盾分析的辩证观点，是我们党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方法论利器

●从主要矛盾变迁以及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原理出发，我们必须同时从世界历史与全球空间两个维度辩证统一的视域来审视我们的“伟大事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关乎我国社会未来发展大局与大计 极为重要的新论断。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必须深刻学习领会我国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特点与历史性变化，并深入思考这一新论断背后蕴含的哲学方法论。总体而言，这一重要的科学新论断立足我国实际，扎根历史，展望全球与未来，坚持了历史与发展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芒。

第一，坚持了历史与发展的观点，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原则与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为人们理解历史发展的主导基础、发展规律、发展现状与阶段性提供了总体的分析原则与框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将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视为历史存在的第一个前提，也是历史之本。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因此，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认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视为永远不负的初心和历史使命，并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因此，我们党引领的“伟大梦想”，以及党的宗旨与奋斗目标，在原则与方法论上是深深扎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毋庸置疑，历史发展是一个连续的、承前启后的总体过程。虽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这种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也就意味着，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基于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的条件，并且只能提出历史发展本身已具备解决问题之条件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九大对主要矛盾转化的新论断，就是对历史与发展的观点的秉承。它既是前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阶段主要矛盾的结果，也是开启新时代发展道路的新前提。前后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不同的主要矛盾判断，呈现的历史是一个连续的、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的总体性过程。因此，这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阶段性与新形势新条件的科学判断，充分体现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尊重，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尊重，对我党执政规律的尊重。

此外，历史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展开的过程。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具体性与丰富性展开的过程。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似乎“美好生活”是一种抽象而笼统的表述，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来看，恰恰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发展逻辑与科学认识方法，彰显的是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要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三个阶段。改革开放要面对的“富起来”这个阶段，是一场以人们不断发展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核心驱动的、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伟大战斗。经过近40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升，经济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也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 界。在这个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蓬勃发展，以此为基础，人们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也日益广泛，对于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也日益增长。所有的这些日益广泛与增长的各种需要，总体上构成了中国人民在当前阶段上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个新阶段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以前一个阶段“物质文化需要”为基础的，是继承与丰富发展，也是历史的具体展开，因而既是一个总体性的概括，也是一个具体的、有丰富内涵的阐发。这在根本上也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体现，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

第二，坚持实践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们党自创建以来，在风雨近百年的历程里，不论弱小还是强大，不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一贯坚持实践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直面问题与矛盾，勇于修正错误，敢于刮骨疗毒，不断自我革新与进化，时刻准备着攻坚克难。依据唯物史观，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各种形式的人类实践活动之中，物质生产方式的实践是核心，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社会历史发展之本。但是，这种表现为社会个体追求“美好生活”的社会历史过程，无一不是在矛盾运动中展开的。天上不会掉馅饼，为了实现“美好生活”，人们就必须得发展生产，而且必须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开展生产实践。如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就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与动力。这在方法论上对我们党提出的要求在于，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此，我们 党在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过程中，一方面必须直面社会历史发展的矛盾，勇于开展“伟大的斗争”；另一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不断深入推进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立足伟大的社会历史实践，聆听时代的声音，敢于正视问题，直面挑战。对于新阶段而言，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我们党直面的新问题新挑战。任何时候，我们都无法选择历史实践开始的条件，而特定的历史语境决定了中华民族在实现“富起来”的过程中，不得不在一个全球不平衡发展的结果与过程中，以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因而才有了当下必须直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突出的问题与后果。我们党不仅勇于直面这一矛盾与后果，还将之定位为“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并全力以赴，彰显的正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精神。

第三，坚持矛盾分析的辩证观点，是我们党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方法论利器。首先，主要矛盾表述变迁是我们党坚持矛盾分析方法以及抓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的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哲学传统中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历来重视抓主要矛盾并基此制定与施展治国理政大计。这一传统奠基于毛泽东的《矛盾论》。这一著名的哲学论著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依据这一哲学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每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发展节点上，中国共产党都要对我 国主要矛盾做出科学的判断。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时关于这一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与之相比，党的十九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在表述上的明显表述变化体现为从“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表述之“变”背后的“不变”之处，既在于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基本国情，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其次，这“变”与“不变”背后不仅体现了我们对矛盾对立面相互转化、以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理。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过程中开展的，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过程中，对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而言，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虽然也存在，但不是主要矛盾，更主要也更关键的制约因素是落后的生产力。而伴随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就凸显成为突出的问题，构成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前一个阶段，不平衡发展既是条件，也是方式，意味着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期先富有能力带动后富，实现共富。到了后一个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却严重制约了共富的实现。这是矛盾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原理，也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以及主要任务等都不一样，因 此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最后，从主要矛盾变迁以及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原理出发，我们必须同时从世界历史与全球空间两个维度辩证统一的视域来审视我们的“伟大事业”。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层次来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与“美好生活需要”等具有普遍共性，但中国的历史与传统决定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同于西方，尤其在根本上异质于西方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以资本逻辑驱动的“美好生活”展开过程。同样，“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在全球的共性过程中，也必须意识到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最大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以消灭这种不平衡性、实现共富为目标导向的，并且最终落脚点在于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及其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正因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们必须以“四个自信”伸张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充分意识到我们正在致力于推进的“伟大事业”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意义。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