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教导团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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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黄埔军校教导团沿革

黄埔军校教导团沿革

由黄埔军校教导团演变而来的第1师和第2师是北伐军的主力。北伐结束后,教导团的种子仍旧展现在历次战役之中:

教导第1团:1925年8月编为第1师第1团后参加北伐。1928年7月改编为第9师第25旅第49团,期间参加过军阀混战、围剿红军,以及抗日战争。1939年11月改编为第9师第25团。在1946年的整军计划中,第25团仍旧保留建制,并参加内战。至1950年1月跟随第9师师部起义。同年5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7师499团第1营。9月撤消建制,补充第50军。历任团长为何应钦、孙常钧、刘峙、郭俊、王俊、孙元良、章烈、徐图远、方日英、黄国樑、陈沛、刘国钧、郑武、夏德贵、张金廷、陈克非、李剑霜、魏国栋、谷美儒。

教导第2团:1925年8月编为第1师第2团后参加北伐。1926年6月改称第14师第40团。1928年7月改编为第2师第4旅第7团,期间参加过军阀混战、围剿红军,以及抗日战争。1939年10月改编为第2师第4团。抗战胜利后开赴东北投入内战。1949年8月撤往台湾。1952年10月改编为第33师第97团。1976年第33师改称第333师。如今教导第2团的种子仍旧存在于第298旅(由第333师998旅改称)之中。历任团长为王柏龄、沈应时、金佛庄、邓振铨、黄杰、侯克圣、杨少初、赵公武、廖慷、司徒洛、刘玉章、雷克文、罗怒涛、李运成、郭永、张燦光、贾乃隆(截止到1960年)。

教导第3团:1925年8月编为第1师第3团后参加北伐。1926年6月改称第14师第41团。1928年7月改编为第2师第4旅第8团,期间参加过军阀混战、围剿红军,以及抗日战争。1939年10月改编为第2师第5团。抗战胜利后开赴东北投入内战。1948年11月为掩护第52军主力南撤,在营口被解放军歼灭。历任团长为钱大钧、王禄丰、楼景越、赵强华、陈应龙、胡世贤、何大熙、李忠、刘平、朱炳南、胡晋生、张闻声、张晴光。

教导第4团:1925年8月编为第2师第4团后参加北伐。1928年7月改编为第1师第1旅第1团,期间参加过军阀混战、围剿红军,以及抗日战争。1939年3月第1师裁撤旅部时仍保持第1团番号。在1946年的整军计划中,第1团在1946年4月整编为第1师独立团。整编第1旅覆没后,独立团仍旧恢复第1团番号,长年在陕西作战,后退入四川。1949年12月27日向解放军投诚,部队遣散。历任团长为刘尧宸、陈继承、梁自厚、张本清、许非由、袁朴、李正先、熊志

一、王应尊、吴俊、周环、罗志德、敬继舜。

教导第5团:1925年8月编为第2师第5团后参加北伐。1928年7月改编为第1师第1旅第2团,期间参加过军阀混战、围剿红军,以及抗日战争。1939年3月第1师裁撤旅部时仍保持第2团番号。在1946年的整军计划中,第2团在1946年4月整编为第1旅第1团。同年9月在浮山被解放军歼灭。历任团长为蒋鼎文、严尔艾、文志文、李延年、唐云山、廖昂、杨定南、杨杰、邓宏仪、吴俊、王亚武。

第二篇:团黄埔军校等活动计划书

公司爱国主义教育团日活动策划书

一、活动背景

随着青年员工的日益增多,青年员工占据了公司的半数以上,二、活动目的

通过参观爱国教育基地-黄埔军校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参加野外拓展等团队培训项目培养公司青年员工的团队合作精神;参加农事活动,亲密接触大自然,体验原始的农家乐趣,放松心情同时增进青年员工的互相交流和友谊,提升团队的凝聚力,更好的共同迎接未来的工作和学习。

三、活动时间

暂定12月13日(周六)-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四、活动地点

-广州市黄浦区长洲岛黄埔军校旧址(开放时间9:00am-4:30pm)-金星农庄(军事训练营)

五、交通方式

-搭乘地铁五号线,鱼珠站下车,步行10分钟到鱼珠码头,搭乘渡轮前往长洲岛,步行20分钟到达黄埔军校旧址;

-从黄埔军校步行890米到达长洲路口,乘坐383路公交,约五站到达上庄,再步行980米到达金星农庄。

六、活动对象 全体团员

七、活动内容.参观黄埔军校:它是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一所新型陆军军官学校,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产物。它以“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当时是与美国西点军校、日本士官学校、英国皇家军官学校、苏联伏龙芝红军大学齐名的世界著名军校之一。希望团员通过旧址实地参观,了解其辉煌历史,亲身感受黄埔精神,继承先烈遗志,立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2.参加金星农庄活动:户外拓展训练+欣赏田园风光+体会农家乐活动 通过放松的户外集体活动,增进青年员工的感情交流,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八、活动流程

12月8日-12月12日:报名统计人数 12月13日:

9:00am

黄埔军校旧址门口集合(乘坐地铁的团员可

8:30am在地铁鱼珠站集合)

9:00am-11:00am 参观黄埔军校

11:00am

前往金星农庄

4:30pm

返回广州市区

九、经费预算

门票(黄埔军校门票免费、金星农庄团购68元/人)、交通、吃饭、矿泉水及零食等,人均约为150元。

十、注意事项

1.免费门票需要身份证,请随身带上;

2.出游全程注意行动保持一致,不能私自脱离队伍,同时手机保持随时畅通,方便互相联系;

3.由于是郊区,环境复杂,注意旅途安全,团委携带各类药物(擦伤摔伤蚊虫叮咬等),以备不时之需; 4.出发前要查询天气,如遇恶劣天气则推迟。

第三篇:一三八师沿革

一三八师沿革

一三八师沿革

133师的前身是1945年11月组建的冀中纵队1旅,以冀热辽14分区挺进热河部队为基础组建的冀晋纵队第2、3旅,冀中纵队1旅组建于承德辖71、62、73团,62团前身1945年8月组建冀中军区8分区62团,1、2、3营依次由8分区33地区队、大城县游击队和饶阳县支队改编,73团1945年8月组建,冀晋纵队第2旅组建于平泉,4、5、6团依次由冀东13团,北进1支队、冀晋军区19团改编,冀晋纵队第3旅组建于平泉,7、8、9团依次由101、102、103团改编,1946年4月冀中纵队1旅与冀晋纵队第2旅合并为冀热辽军区独立2旅,冀晋纵队第3旅改为冀热辽军区独立3旅,2旅4、5团保留,1旅71团改为6团,62团分别补入4、6团,73团调归冀中军区,不久冀热辽军区独立2旅改为冀热察独13旅,冀热辽军区独立3旅改为独立14旅,46年9月与独14旅合并仍为热河军区独13旅,原13旅37团(欠3营)、38团和原14旅42团合并为37团,原14旅40、41团合并为38团,原13旅39团不变,37团3营拨归39团。1947年8月1日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8纵队为22师,该师战斗力较强,是军主力师。1945年9月--1949年12月征战14个省市,歼敌567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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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团的前身是1938年7月以冀东大暴动武装和八路军4纵队的33大队11连(1938年6月组建包森支队以4纵队33大队11连为基础,11连前身1929年百色起义红7军部队,后为(房山)涞(水)涿(县)联合县县政府警卫连及34大队5连和6连一部(前身百色起义部队)为基础组建的包森支队,1939年初扩为4个总队,1940年7月25日在盘山县唐院村改编为冀东13团,1营由2总队和1总队1大队改为,2营由6总队和1总队2大队改为,3营由7总队改为,45年7月底13团1、4连和*连一部留在关内另组建一个团,13团2、3、连和*连一部及3个县武工队组建北进1支队,9月成立冀热辽军区24旅,仅辖13团,挺进热河编入冀晋纵队(亦称赵尔陆纵队或热河纵队)第2旅为4团,46年3月热2旅与冀中部队合编为独13旅,该团为37团,47年8月随旅编入东北8纵队为22师64团。该团是坚持冀东抗战的老部队,战斗力强、尤其善长山地作战,是师主力团,亦是军主力团。冀热察军区授予1营“攻坚模范”,军区炮兵营山炮连“无坚不摧”。纵队1营“智勇双全”,2连“钢铁连”,4连“攻坚模范”,3连军“英勇机智”,“忍苦追敌粤桂边”,“战斗巩固模范连”----397团2连44年底冀热辽军区授予。

399团的前身是1945年8月13日以冀中军区地方武装在河北赵县大东平村组建的冀中71团,1营前身冀中6分区31区队1、2大队,2营由6分区44地区队3、4、5大队,3营的7、8连和团直*连由赵县支队改为,9连由束冀县大队改为,团直通信连由两个区队的通信排合编,共计2300人,冀中军区6分区31、44区队组建于1941年9月,31地区队是以6分区游击总队1营及警备旅2团两个连为基础,44地区队以6分区游击总队2营和警备旅2团1个连为基础,冀中军区授予“攻坚模范团”,1、5连“登城模范连”。挺进东北后于46年3月编入13旅为39团,47年8月随旅编入东北8纵为22师66团。该团长于平原作战。冀热察军区授予1连“攻坚模范连”,纵队授予2营“英勇顽强营”,5连1排“杨村战斗英雄排”,军2、3、5连“遵纪模范连”,“英勇歼敌桂中南”1、2、8连“三好连”。

1950年2月162师山炮连与师炮兵营合编,原军炮兵营山炮连调归师山炮营建制。2NX簾巟

1951年2月26日从广西(完成桂东南剿匪后)移防广东,担负海防和机动作战任务。3月师部驻地花县,397团大沥庄,398团蚌湖,399团竹料,师启用代号0133部队。4月全师抽调786人组成志愿团入朝参战,补入38军。9月整编,撤消担架连和运输连,整编后全师11209人。

1952年7月奉中央军委命令133师与46军138师对调,转隶46军,番号不变,同时以143师429团团直和46军及133师炮兵营合编,组建46军炮兵第二团,隶属133师指挥,每个步兵连增加一个炮兵排,配备2门60炮,2具火箭筒,机枪连增加一个57无坐力炮排,配备3门。9月6日--9日全师由广东江村、新街车站登车,12--14日到达辽宁安东,就地休整7天,补充湖南、湖北新兵1000名,51式手枪1390支,50式冲锋枪1343支,57无坐力炮27门,90火箭筒60具,轻机枪13挺,重机枪18挺。

9月21日全师13720人入朝参战,经过6昼夜行军到达顺川以北水洞站一线,军授予399团2营“团结巩固营”,进行整编,各团92步炮连改为战防炮连,397团迫击炮连改为高射机枪连,398、399团轻迫击炮连改为重迫击炮连,警卫连改为高射机枪连,42军独立37高炮营调归133师,全师13597人。

到11月7日133师接替42军126师西海岸长岘坊至汉坡公路以西的防务

1953年6月15日将房屋移交137师,撤回二线进行整编,将两个山炮营扩编为山、野、榴炮营,组成师属炮兵团,其中2连改为山炮1连,5连改为山炮2连,抽1、3、4、6连的9班组成山炮3连,1、3连改为野炮4、5连,由1、3连各抽一部组成野炮6连,4、6连改为榴炮7、8连,4、6连各抽一部组成榴炮9连,炮兵团番号为炮兵516团,各步兵团组成炮兵营,辖团属82迫击炮连和75无坐力炮连。各步兵营以机枪连为基础,扩编为重机枪连和82迫击炮连,并增编一个步兵连,师成立防化连,团成立防化排。?

1954年7月改为苏式武器师,将炮兵516团山炮营改为52防坦克炮营,各步兵团组建防坦克炮连和汽车连,步兵连的60迫击炮排改为重机枪排,取消火箭筒排。

1955年3月撤消各步兵团4、8、12连,397、398团4连补充入师工兵营,改为工兵2连和机械连,397团8、12连和398团12连调志愿军总部暂编3团,回国执行任务,399团8、12连和398团4连补入本团缺编单位。10月18日回国,21--27日到达驻地吉林延边地区,师部和炮兵516团驻地延吉市,397团驻地和龙县,398团驻地图门镇,399团驻地龙井镇。

1957年5月整编,减编399团,撤消各步兵团炮兵营部,全师8418人。

1958年3月397、398团互换防地,5月28日师高炮营开赴福建前线。

1960年399团恢复实兵团,397、398团3营依次改为399团1、2营,399团减编1、2营改为397、398团减编3营,399团减编3营不变,4月步兵团重建炮兵营。

9月底高炮营由福建归建。

1962年6月改为甲种师,担任总参战备值班师任务。

1969年1月参加珍宝岛作战,中央军委授予133师四位同志“战斗英雄”称号,师直工科干事杜永春、398团侦察排3班长周登国、师侦察连副连长陈绍光、397团侦察排战士于庆阳,给397团、398团侦察排记集体一等功。

1969年12月番号改为138师,各团依次改为412、413、414团。蔂

1970年2月与137师换防进驻吉林市。师部和炮兵团、414团驻地吉林市西郊,412团驻地九站,413团驻地永吉。

1973年师侦察连被国家体委评为“全国基层体育活动先进单位”。砗

1975年6月23日至7月17日移防江苏新沂,接替68军202师防务,师部和414团驻地新沂县城北,412团驻地新沂县城东,413团驻地郯城县,炮兵团驻地东海县徐塘庄。

1978年7月--9月与12军交接防务,移防山东潍坊,师部驻地安丘县,412团在诸诚县,413团驻地安丘县景芝镇,414团驻地诸诚县孟瞳,炮兵团驻地沂水马站。

济南军区授予412团2、5连、413团1营炮兵连、414团3营机枪连“硬骨头六连式连队”。

1979年2月抽调2314名战士参加对越反击作战。

1985年3月至1986年5月,赴云南老山地区执行对越防御作战任务,归67军指挥,战区番号为14军(乙)41师(乙),全师9890人在13.9公里的防御正面93个阵地坚守了335天,粉碎越军进攻和偷袭530多次,取得了对越防御作战和“9.23”、“1.28”两次出击作战的胜利,圆满完成了轮战任务。

1985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命令138师执行轮战任务,从136、137师、坦克8师和烟威警备区抽调252名干部,880名战士补充138师,3月11日师分18个列车梯队进行铁路输送,于3月30日到达云南文山马塘、平坝、德厚等地集结,1985年5月28日接替南京军区36师、偏马方向边防部队和马家湾方向侦察分队的防御阵地,5月31日回到山东驻地。

1986年4月18日--26日移交防务给兰州军区61师。歼敌2100人,俘虏1人,缴获枪75支(挺),电台5部,摧毁火炮29门,机枪154挺,汽车15辆,138师牺牲106人,伤314人,军委授予414团7连“攻坚英雄连”,成都军区授予412团6连、414团3连“坚守英雄连”,军委授予414团7连战士童培友“战斗英雄”,成都军区授予412团5连副班长宗建良,412团6连战士盛其顺“战斗英雄”,414团3营部副班长王刚“英雄通信兵”称号。412团5连集体一等功。

1985年10月46军撤消,改归26集团军建制,1986年10月开始整编,46军坦克团和高炮团改为138师坦克团和高炮团,3个步兵团改为摩托化步兵团,营属机枪连增加1个高射机枪排,炮兵连增加1个82无坐力炮排,炮兵营辖5个连,100迫击炮连改为122榴弹炮1连,107火箭炮连改为122榴弹炮2连,新组建3连,高射机枪连改为双37高炮连,105反坦克炮连保持不变。师炮兵团辖4个营,1营122榴弹炮营,2营152加榴炮营,3营130火箭炮营,4营反坦克营(1个100反坦克滑膛炮连和4个反坦克导弹连)。

师高炮营调归26集团军高炮旅建制,师警卫连改为警卫调整连,原46军技术侦察大队归138师建制,整编后全师3个步兵团,3个兵种团,直属通信、工兵、汽车营、警卫调整、侦察、防化、炮兵指挥连12394人。师机关和部分直属分队从安丘移驻潍坊原46军军部,414团移驻原师部营房,1987年2月整编工作结束。

坦克团前身1954年9月在河北昌平县阳坊镇组建,202师坦克自行火炮202团,由华北军区装甲兵带训,1956年11月归建202师,驻防江苏新沂,1967年6月调归济南军区装甲兵建制,改为济南军区独立坦克第4团,1976年2月改为46军坦克团,1978年9月调防山东潍坊市坊子区荆山洼镇灵山北。

高炮团前身于1962年3月由46军高炮大队改编组建的高炮71团,辖1、2、3、4营,依次改为133、136、137师和46军炮兵基干团高炮营,1975年改为46军高炮团,原1、2、3营归建原师,新组建57高炮营为1营,2营双37高炮营,1978年9月调防山东潍坊市坊子区马司公社。

1989年军区授予高炮团“基层建设先进团”。1991年军区授予高炮团指挥连“党支部建设模范连”,“基层建设标兵连”。

1989年5月22日7时至24日9时30分全师5000人和武器弹药,搭乘各型飞机69架次,安全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并在机场露营,6月3日在永定门、木樨园立交桥、大红门地区组织戒严,7月22日师3个兵种团先期回营,8月16--20日3个步兵团返回驻地,军委和济南军区分别授予413团8连和412团5连“卫国英雄连”称号,412团5连连长袁华荣“共和国卫士”,413团8连总政和中组部'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413团8连战士崔宝枝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级英模”光荣称号。

138师在解放战争中转战14个省,歼敌56735人。

第四篇:事业单位的沿革

事业单位的沿革

“事业单位”的概念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少在1952年 “事业单位”这个特定词汇就已经出现在规范性文件中。1963年,在国家编制委员会代国务院草拟的《关于编制管理的暂行办法》(草案)中将事业单位界定为“为国家创造和改善生活条件,促进社会福利、满足人民文化、教育、卫生等需要,其经费由国家事业费开支的单位”。但直到1998年,在国务院发布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才首次从法律上将事业单位定义为“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199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再一次明确规定了事业单位包括了“公益性非盈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文化机构、社会公共体育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等”。

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我国的事业单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可以说是极具中国特色。其称谓,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对应的词汇;其机构性质,也很难用国外的非盈利组织(NPO)或者非政府组织(NGO)来对比。由于在《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它被定义为“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设立的“社会服务组织”,是“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专家们也就据此将其译为“Public Service Unit”(公共服务机构)。事实上,“公共服务机构”这个概念还不能容纳现在所有的事业单位,只是表达了其设立的初衷。

从功能上讲,我国的事业单位有这样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我国人才资源的主要聚集地。绝大多数事业单位是以脑力劳动者为主体的知识密集型组织,专业人才是事业单位的主要人员构成,我国70%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都集中在事业单位;二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三是提供了巨大的就业机会,为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统计,目前全国事业单位共计125万个,其中独立核算事业单位95.2万个,纳入政府事业单位编制的人员3035多万人,各项事业经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0%以上,涉及科教文卫、农林水、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几乎覆盖了我国各个行业,从业人员仅次于企业,是我国的第二大社会组织。

事业单位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传统的事业单位是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为推动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但是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样,我国传统的事业单位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弊端。

一、人员膨胀,财政不堪重负,事业单位面临生存困境

事业单位是许多人理想的就业选择,在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员转入事业单位,这使得事业单位人员严重超编,财政开支极大。各项事业经费支出现在已经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0%以上,而且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中事业费比例还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但绝大多数事业单位将超过70%的事业费用于“人头费”开支,直接用于“养事”的经费不足30%。从事业单位的角度看,财政供应资金大多被“人头”吃掉,事业单位只有“吃饭钱”没有“干活钱”,有些事业单位甚至连“吃饭钱”都难以为继,于是直接导致其目标和行为偏离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规范。而人满为患的事业单位往往又工作效率低,服务能力缺欠,服务意识淡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公共服务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局面。

二、机构臃肿,资源严重浪费

我国以往事业单位的设置,主要是考虑政府部门的特殊需要,为了发展各项事业,各级政府又都设立了相应的事业行政管理部门。由于部门分割、地区分割、行业分割、学科分割、军民分割,所以各部门的事业单位各自为政,将本部门的利益放在首位,各自形成自己的封闭体系。这就使得我国事业单位布局分散,职能交叉,机构重复设置,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体制改革滞后,缺乏生机和活力

长期以来,事业单位隶属于政府,是政府权力的衍生物,于是许多行政职能也延伸到事业单位,以事代政,混淆事权。同时一些应属于事业单位的事务又拿到政府机关,政事合一,导致政事职责不分,关系不顺。此外,政府各部门对事业单位控制过严,管理过细,使事业单位缺乏生机和活力。政府包揽过多,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民间办事业的热情,例如我国的科研事业单位主要由政府承办,企业对科技的投入只占国家全部科技投入的13.8%,而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早已超过60%。

四、资源配置和服务非社会化,社会效益低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包办统揽社会事业,不仅各类事业资源,包括社会资源也是通过各种行政化手段加以配置和运用的。这种非社会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降低资源的使用效率,弱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导致社会效益低下。

我国的事业单位,在巩固国家政权,发展国民经济,繁荣社会文化,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等方面做出过巨大成就,并将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健全,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社会对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要求也在不断的增加和提高,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事业单位已经明显不能适应新时期、新阶段的要求。多年来它本身也在多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些事业单位成为政府变相增加政府机构、扩大编制、占用财政预算的一类特殊机构;有些事业单位营利性行为凸现,向商业化主体演变等等。

事业单位承担着社会公益目的却不能提供良好地公共服务,这就是事业单位改革的根本动因。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事业单位改革只是手段,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发展由事业单位所提供的各种公益服务,使其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事业单位改革的历史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在发展的同时,对社会事业体制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一是改革了事业单位的具体管理与运作方式,全面扩大了事业单位自主权。在资金来源上由过去单纯依赖政府财政拨款改为多渠道筹集资金,允许并鼓励各个单位结合自身业务活动或利用其所占有的资源进行创收。二是部分调整了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体系。三是把部分过去由政府承担的事务交给市场,对相关事业单位实施企业化改革。四是在社会事业发展中引入民间和社会力量,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民办文艺团体科研机构等组织相继出现,打破了完全依靠政府组织和发展社会事业的局面。

在社会事业发展和改革取得成效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这样的观点和行为:事业单位改革就是要“减钱、减人”,就是要“市场化”。

一、“过度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我国事业单位以往的改革是以“推向市场”为目标的改革,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发[1992]5号文件)提出对事业单位要实行企业化经营:“现有的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要逐步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问题是在具体实践中,对实行企业化转制或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选择,并非是真正根据相关机构的实际职能是否具有公益性而定,而更多地是依据机构自身在在市场上的生存能力,与此同时还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了一些不尽合理的激励机制。过度的市场化取向会损害公众利益,不加细分地推动本来以公益事业为目的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经营,必然使事业单位追求的不再是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而是机构本身效益的最大化,最终使政府职能和国家目标受到严重影响。例如,把农业科研单位推向市场化,单纯从市场获得回报来发展基础研究,难度极大,使我国大多数农业科研单位由以前的“有钱养兵,无钱打仗”变成现在的“无钱养兵,无钱打仗”。所以出现“过度市场化”的改革取向,一方面是因为对社会事业和市场各自的功能特点认识不清,更为现实的原因则来自对减轻财政负担的追求。这一倾向在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尤为突出。

公益事业单位应由政府支持。这些年来,政府在社会事业上的投入一直在增加,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2年,国家总的预算拨款增加量达82%,但除了几项国家强令减少收费的服务项目外(如义务教育),不断增加的投入并未带来公共服务收费价格的下降。教育和医疗系统可以说是社会事业中市场化程度最高也最为成功的,但是据资料显示,近年来人民最不满意的、腐败现象最严重的五个行业中,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榜上有名。由此可见事业单位的改革不能是简单的市场化,核心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提供,还要依靠政府支持。

二、“甩包袱”的政策和思想

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中国的事业单位承载了巨大的就业量,为政府和企业分担了巨大的社会负担,还承担了多方面的改革成本,如军转干部安置、机关分流人员安置等。另一方面也因其机构庞大、人员臃肿而广遭批评,因此一提及事业单位的改革,就有“减钱、减人”的建议与举措。但是和世界上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比较,我国的财政支薪人员占人口的比例仍保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例如,美国有2.83亿人口,政府雇员2800万人,我国13亿人口,财政支薪人员大约是4500万人;在中央层面,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大约是300万人,隶属于总统的各类独立机构3000个左右,办事机构和法人机构大约300个,而我国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事业单位大约是2600个,财政支薪人员大约是110万人。人们普遍的印象和数据对比的结论不尽相同,仔细分析就会找到问题所在。在我国,公共事业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广大偏远贫困地区的公共事业更是落后,比如每384名农村人口才有一名医护人员,78名农村人口才有一名教师。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投入、公共卫生投入、公共教育投入、文化事业投入都偏低。这也就是说,我国事业单位的改革重点不在于削减预算,裁减人员,而是要进行内部管理改革,建立有效的监督和绩效评介系统,提高服务效率。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社会服务和管理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强,对公共服务人员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必然会越来越高。

三、放权过度,约束不足

不同领域的社会事业有不同的发展逻辑和运行规律,并非对所有机构都可以放权,即便在某些领域可以放权,也必须形成有效的约束。但在这些年的改革实践中,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比如鼓励事业单位在政府拨款之外开展创收的问题上,诸如基础教育、卫生防疫等承担国家法定责任的机构乃至承担监督执法职能的机构也被允许创收,至于创收活动的内容、收入比例、用途则几乎没有限制,这已经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其他的社会事业领域也存在着放权过度和约束不足的问题,社会事业领域已经出现“乱”的局面。

我们能否构建一个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事业单位的改革是关键之一。要做好这项工作,应该认真研究我国的实际情况,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不能一说到事业单位的改革,就是简单的“市场化”、“私有化”、“股份化”,政府更不能有甩“包袱”的思想和政策。

事业单位改革的基本途径

事业单位改革是继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由于事业单位兼具了 “行政机构”和“企业”两种不同的属性,要对其进行改革,复杂性、艰巨性都在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之上。事业单位的改革同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的改革相比,无论在改革的目的、原则、途径、方法上,还是在检验改革的成效上,都应有明显的不同,必须根据事业单位的性质,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事业发展的规律稳步推进。

我国事业单位情况复杂,性质各异。对现有的事业单位进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准确定位和科学分类,然后对不同类型的事业单位分别采取回归政府、推向市场、保留和撤销等不同的改革方式,纳入各自的领域,是改革的第一步。根据现有事业单位的社会功能和实际运行情况,目前我国的事业单位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行政执法类。该类事业单位是直接承担政府行政职能,为政府服务。主要从事监管、资质认证、质检、签证等类活动。这类单位应该只允许政府举办,经费来源完全依靠国家财政;二是公共服务类。该类事业单位承担公共事业发展职能,为社会服务。主要从事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和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服务相关的活动。这类单位应大部分由政府,同时也可以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实现社会事业社会办,事业主体多元化;三是生产经营类。该类事业单位承担着中介沟通职能,为市场和企业服务。主要从事的是咨询、协调一类的活动。因为这类事业单位通常具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具备自我经营、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可以参与市场竞争,所以这类事业单位的发展方向应是成为社会中介组织,向企业化转变,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第二步是在分类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各自领域的改革。回归政府的事业单位,按行政序列和公务员管理办法严格管理;对转企业的事业单位,按照国有企业的监管要求,加强管理,深化改革,兼并重组;保留下来的事业单位,要进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有些还要进行必要的整合。经过这两步后,达到这样三个目的:一是实现“政事分离”和“企事分离”,把不具备“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交给市场,把具备“公益性”的事业单位还原本色,由政府财政提供保障。二是实现政府职能归位,不应由政府提供的服务从现有事业单位剥离,交给社会去做。三是改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凡是可以通过采购提供的公共服务,政府可以采取“花钱买服务”和“养事不养人”的办法,用市场化的方式组织生产和供应,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服务的效能和品质。

对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工作一定要过细。我国的许多事业单位很难简单的归属于那一类,往往具有公益服务职能的同时,还具有行政执法职能和生产经营职能。所以对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工作只能提出原则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结合具体情况做大量细致的分析工作。对具体的事业单位并不是一定要选择整体保留或整体改制,而是要做到“政事分离”和“企事分离”。分离的形式,应该是既包括某些事业单位的整体转制,也包扩把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行政执法职能从事业单位剥离出去。特别应该强调的是,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必然要大大减少事业单位数量,但也不是事业单位越少越好,因为这不是分类改革的主要目的。必要的事业单位必须保存,根据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也许还要新设置事业单位,正如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范恒山所说,政府和企业之间毕竟需要“第三者”。

在通过分类改革对现有事业单位压缩规模、调整结构、规范职能、恢复性质后,必须着力推进事业单位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形成富有活力和效率的管理运营机制,这是改革的第三步。这项工作应该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建立新型的法人治理结构。对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执行人日常负责的制度。由事业单位监管机构依据对其例行的具体评估状况,决定其财政拨款情况,或持续、或增加、或削减。由多元投资形成的事业单位,可以参考企业建立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度。二是引入新型的劳动人事制度。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和管理者的干部身份,实行管理者合同聘任制和全体职员竞争上岗。三是建立激励约束制度。实行区别于政府部们的薪酬和奖惩制度,根据事业单位提供服务和完成任务的总体情况与具体业绩,实施对理事会、执行人的奖励或惩罚。四是健全财务结构和监督体系。不同类型的事业单位,国家公共财政拨款、补贴、补偿等使用比例和范围都要明确规定,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事业财务管理制度,从资产管理、成本核算、收入指出等方面完善管理和监督制度。

事业单位发展的可能方向

事业单位经过分类改革,或转为行政,或转为企业,留下的事业单位只有一种,就是单纯从事社会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它们的性质是从事社会事业和公益事业的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非营利组织,具有“非政府、非企业、非营利”的基本特点。这时事业单位应该完成向 “社会化”本质的回归,以事业主体多元化、事业单位社会化、运行法制和民主化为发展方向。

过去国家包办一切社会事业,一方面造成行政垄断,消除了竞争,使社会事业的发展缺乏活力,另一方面使事业单位完全依赖国家,始终围绕着财政来源而扩张、缩减,资源来源影响了“公共服务”这个基本的属性。因此必须认识到社会事业是社会全体公众的事业,投资兴办的主体要多元化,形成国家、民间和社会多方兴办的格局,使公办和民办的事业单位平衡、互补、竞争。要做到这一点,公用事业单位的融资渠道要向社会开放,废除具有所有制歧视性的法律规定,取消民办非事业单位和国有事业单位之间的身份差别,统称事业法人,根据公平竞争原则,都能获得国家财政的补助和支持。

事业单位的社会化表现在资源配置、服务的社会化和保障的社会化。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因此事业资源的配置要改变传统的行政方式,打破事业资源的行政化分割和部门所有制,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用社会化的方式配置资源。首先要开放社会公用事业,引导鼓励各种资源进入,并使之能在社会事业各领域自由流动。其次事业资源可以用项目竞标等形式投放社会。事业单位的改革使其不再依附于国家行政,“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因此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事业单位社会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事业单位改革后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保障的社会化有助于提高人员的流动性,增加事业单位的活力。

传统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缺乏法律保障和民主监督,事业费需要经常去争取,事业机构的设立和撤销随意性强。为了保证社会事业单位长期稳定规范的发展,就要加强事业立法,建立和完善事业管理法律法规,对各类承担社会事业职能的机构在设立、组织、活动等各个方面,都要有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对事业单位从资格准入到服务运营再到撤销退出的全过程的监管,也要依据法律法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平、公正和有力。

总之,事业单位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改革工程,不可能通过一项政策或一个理想的模式就解决所有问题,只有加强法制法规建设和制度改革创新,解决体制性障碍,不断地尝试、比较、借鉴新思路、新模式,才能做好中国事业单位改革这件大事。(科技新报)

第五篇:西北军发展沿革

西北军发展沿革

民国史上有两个西北军,一个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姑且称为大西北军;一个是杨虎城的17路军,可称为小西北军。大西北军中,又分正宗西北军和旁系西北军,北京政变后的国民1军即后来的西北边防军可谓正宗西北军,国民2、3 西北军的源头最早可追溯到1912年。当时,袁世凯决定编练新的军队,命名为备补军,分前后左中右五路,任命他的亲信陆建章为左路统领。左路备补军又分前后左中右五营,陆建章起用他的内侄女婿、因参加滦州起义而被解职、此时赋闲在家的冯玉祥任前营营长。冯玉祥上任之后,立刻到河北景县招了一营兵,石友

三、孙良诚、刘汝明、孙连仲、冯治安、佟麟阁、曹福林、韩占元等都是这次招来的,这个营就是后来那支庞大西北军的最初班底。

1913年,左路备补军扩编,冯玉祥升为团长,下辖三个营。冯再次出外,到河南郾城、周口一带招了一个团的兵,梁冠英、吉鸿昌、田金凯、魏凤楼等都是这次招来的。由于朝中有人好做官,没多久,冯玉祥又升为京卫军(左路备补军改称)1师左17师14旅旅长。1914年秋,14旅改为16混成旅,辖十营。由于该混成旅受中央直辖,属于独立作战单位,冯玉祥从此够上了小军阀级别。大西北军的框架到此基本形成。袁世凯死后,陆建章逐渐失势,冯玉祥(字焕章)又不善于溜须拍马、行贿送礼,冯部的发展出现长达七年的停滞。直至1921年,由于其连襟、陕督阎相文再三推荐,曹吴才允许16混成旅扩编为11师,下辖两旅六团,冯任师长,张之江、李鸣钟分任旅长,宋哲元、刘郁芬、张维玺、孙良诚任步兵团长,鹿钟麟任炮兵团长,张树声任骑兵团长。不久,冯又先后兼任陕西督军、河南督军,部队得到进一步发展。1922年,冯玉祥调任陆军检阅使,使署下辖一个师(11师)加三个混成旅,冯仍兼11师长,鹿钟麟、刘郁芬分任旅长。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任混成旅长。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冯又扩编三个补充旅,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分任旅长。1924年,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组建国民军,冯任国民军总司令兼1军长,胡景翼任2军长、孙岳任3军长。胡为老同盟会员,其部队多为原于右任的陕西靖国军,早年曾在陈树藩麾下攻打过袁系陆建章,将其逐出陕西。后来改投直系吴佩孚,冯督陕时将胡部改编为陕军第1师。孙岳也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滦州起义和南方政府北伐,后加入直系,曾任曹锟卫队旅长,后改为15混成旅。奉系郭松龄兵败后,残部由魏益三率领加入国民军,为第4军;又有方振武部脱离张宗昌,加入国民军,为第5军。其中,1军实力最强,有六个师加二混成旅、二炮兵旅。师长分别是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鹿钟麟、刘郁芬和郑金声(原绥远部队),石敬亭、石友三分任混成旅长。部队达到15万人。1926年,冯玉祥由于内外交困,宣布下野,赴苏考察,部队交由张之江代管。冯在苏期间,奉、吴、阎以及直鲁联军对国民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击。由于2、3军部队平素缺乏训练,政变后又扩军、收编太滥,部队不堪一击,很快就被奉吴打散。2军长岳维峻(胡景翼病故后接任)被阎锡山俘获到山西,4军魏益三叛变投吴,只剩下2军李虎臣、邓宝珊,3军杨虎城、庞炳勋,5军方振武在苦苦支撑。1军也被打得元气大伤,韩复榘、石友三叛变,15万人只剩下3万。见形势危急,冯玉祥赶紧从苏联赶回,于26年9月在绥远举行五原誓师,组建国民联军,接受国民党领导。由于北有苏联支持、南有广东政府声援,内有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加上冯玉祥个人威信,西北军迅速恢复元气并扩大为六个军。1军冯玉祥,2军为原陕西靖国军余部,由于右任率领,34军由马鸿逵部扩编而成,5军方振武,原4军副司令弓富魁率部改称6军。1927年,国民联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下辖九个方面军:

第1方面军总指挥孙良诚,下辖第3军孙良诚(兼),第4军石友

三、第5军马鸿逵,第21军吕秀文、骑兵第2军席液池。第2方面军总指挥靳云鹗,下辖秦德纯1个军9月初,靳云鹗率部叛冯,后由孙连仲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下辖第14、第1、第23军。第3方面军总指挥方振武,1927年7月该部脱离第二集团军,韩复榘任第三方面军总指挥,辖第6军,张联升第38军,第4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下辖张维玺等部。

第5方面军总指挥岳维峻,下辖5个军,以岳维峻(兼)、李云龙、邓宝珊、卫定

一、蒋世杰为军长。第6方面军总指挥为石敬亭,辖驻陕各部。第7方面军总指挥刘郁芬,辖驻甘各部。

第8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辖3个军:第22军,军长刘镇华(兼);第28军,军长万选才;第29军,军长刘茂恩。第9方面军总指挥鹿钟麟,下辖5个军:第18军,军长鹿钟麟(兼);第20军,军长庞炳勋;第21军,军长吕秀文;第37军,军长王鸿恩;第10军,军长杨虎城。1928年3月,第10、第37军留驻皖北,第21军他调。

此时部队达到25万人,这是西北军最鼎盛时期。北伐成功后,由于裁军问题,冯玉祥与蒋介石产生了矛盾,于1929年起兵反蒋,但因冯被阎锡山软禁;而阎锡山又出尔反尔,坐山观虎斗;总指挥宋哲元作战时与孙良诚发生误会,贻误时机;加上之前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叛变投蒋等多种因素,很快就被蒋介石打败。1930年,冯玉祥再度与阎锡山、李宗仁联合起兵反蒋,发起中原大战,但在蒋的纵横捭阖、分化瓦解之下,再次失败。这次,西北军被彻底打垮了,一个纵横驰骋20年的军事团体从此分崩离析、不复存在。西北军余部被缩编为几摊:宋哲元的29军,孙连仲的26路军,吉鸿昌的22路军,梁冠英的25路军以及韩复榘、石友三部队。再说说小西北军:杨虎城是个贺龙式人物,从杀富济贫起家,拉起了一支部队。参与过驱逐陆建章战役。陈树藩督陕时杨部被收编为陕军一个营。后参加靖国军,任支队司令。在阎、冯督陕期间,靖国军大部分投靠了直系(胡景翼就是这个时候投冯的),杨虎城坚决不投降,继续追随于右任,属于比较坚定的国民党人。后为了生存,暂时栖息于陕北军阀井岳秀处(类似朱德南昌起义后栖息范石生处)。北京政变后,胡景翼任命井岳秀为陕北国民军总司令,杨虎城为前敌总指挥。国民3军孙岳担任陕西督军后,杨虎城部被改编为国民3军第3师。1926年,国民军大部被讨贼联军打垮,镇嵩军刘镇华受吴佩孚指派,率10万大军攻打西安。杨虎城应守城的陕西督军李虎臣邀请,协守西安,坚守古城八个月,终于等到了冯玉祥的援陕部队,把刘镇华彻底打垮,解了西安之围,杨虎城因此一战成名,与傅作义守涿州并称为民国两大经典守卫战。1927年,杨部改编为冯玉祥第2集团军第10军,归鹿钟麟指挥,参加北伐。第一战就消灭了奉军万福麟(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之父)部两万余人。北伐胜利后,全国裁军,杨部被缩编为暂21师,归孙良诚指挥。1929年蒋冯决裂,由于不满冯排斥异己行为,杨虎城改投蒋介石,部队改称新14师。蒋唐战争期间,杨虎城突袭驻马店,击败唐生智,立了大功,被蒋擢升为7军长兼177军扩编为三个师。打下洛阳后,杨虎城率部西返,蒋无奈之下只好将杨部升格为1717路军也被称为西北军,队伍达到6万多人。1932年杨任西安绥署主任。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逼出洋,17路军撤消,缩编为38军,陕西省主席孙蔚如兼军长。1938年孙蔚如升任31军团长,辖38军(赵寿山)和96军(李兴中),不久,改称第四集团军。1945年38军和96军合并为38军。1946年孔从周率38军起义,投奔晋冀鲁豫军区,被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38军,归陈谢兵团指挥,小西北军从此进入解放军行列。1955年,有5位原小西北军将领被授予解放军中将、少将军衔,他们是:孔从周、阎揆要、童陆生、张希钦、杜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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