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法下乡活动报道通讯稿

第一篇：送法下乡活动报道通讯稿

9月17日上午，县司法局服务“三送”巡回送法下乡活动在xx乡xx村正式启动。法制宣传活动邀请律师、公证、法律援助、社区矫正、法制宣传等法律工作者及职能科室工作人员参加，主要目的是宣传党的惠农政策、法律法规，以强化群众法律意识，提高乡村群众的法律素质。

宣传活动主要通过展示“六六”普法宣传成果展板，对照展板以案说法，发放法律知识读本、法律宣传资料、现场提供法律咨询等方式方法，宣传法律法规和惠农政策，着重宣传了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政策、“96333”服务热线的重要意义、服务内容、使用方法等。通过法制宣传教育，教育群众学法、用法、知法、懂法、守法，营造乡村法制氛围，引导群众依法办事，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创建和谐民主文明乡村。

此次活动发放农民基本法律知识读本、人民调解法律单行本、法律援助、土坯房改造、“96333”服务热线等宣传资料1000余份，接受群众法律咨询220余人次，受教育群众达千余人，驻合坪县、乡、村全体“三送”队员参加了法制宣传活动。

第二篇：送法下乡活动总结

为提高我县全体公民的素质，特别是法律素质，改变山区的贫穷与愚昧，深化四五普法活动，推动普法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扩大受教育者的覆盖面，霍山县司法局在荷兰王国扶贫资金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开展送法下乡活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一、制定方案，落实措施

送法下乡是“法律援贫”活动的继续和深入，是“法律进万家”活动的延续，是法律进村入户的具体体现。旨在不断提高农民群众依法维权及抗御经营风险能力，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为此，县司法局高度重视成立了法律扶贫工作领导组，并根据社字（2002）09号协议书，制订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并在5月17日项目区司法所长会上予以落实。组织精干力量，编印法律读本，法律读本紧扣实际，顺应发展，对再版的《农村常用法律知识问答》中有关“婚姻法”部分进行了修订；组织律师、公证、法援、“148”法律专业人员分工编写了《农村经济法律知识100问》、《外出务工人员法律知识100问》、《妇女、儿童、老人权益保障100问》。在编写体裁上注重普及与提高，一般分三部分：问答、法律原文、相关法律索引，四种读本各编印2000（请登陆政法秘书网）册，为普法活动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县局要求各所以村为单位分解任务，按实名发放，在8月底完成发放任务。各所每两月组织人员登门辅导一次，解决群众学习中的疑难问题。

二、点面结合、发放读本

根据农村不同对象，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需求，有针对性地编写了4种读本，编印成册后，及时地分解到各所，以便及时、快速地发放到农户手中。送法下乡采取点面结合，集中发放与各所分片发放相结合。各司法所采取以村为单位，进行分解，先摸排然后根据群众实际需求，按实名发放。在发放过程中，同时兼顾全局，力保每个村民组不少于一套书（4本）。各个司法所严格按照县局要求，于8月底全部完成读本发放任务。在各所分片发放的同时，县司法局集中时间、集中人力，组织了两次大型的集中发放读本活动。7月17日-18日在上土市镇、桃源河乡开展集中发放读本活动。8月6日-8日分别在太平畈、落儿岭、诸佛庵三乡镇开展了有针对性地发放仪式。其中在太平畈集中发放《妇女、儿童、老人权益保障100问》，在落儿岭集中发放了《农村经济法律知识100问》，在诸佛庵集中发放《外出务工人员法律知识100问》。集中发送活动，得到了所在地、乡（镇）、村的大力支持。发送场面热烈、群众争相领取。有少数群众不辞劳远，赶到司法局询问读本有没有了，想拿本看看。由于此套书编印数量有限，未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据统计通过送法下乡共计发放法律读本7690册。

三、多种形式、送法下乡

为把“法”真正送进千家万户，除发放法律读本活动外，县司法局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送法下乡活动。走进田间地头，为农民朋友解难释疑。在村、镇人口密集的小集镇设立咨询台，张贴宣传标语，散发宣传单，出动宣传车。在广播上开辟《农村普法之声》栏目，在霍山报上开辟《法律信箱》，在电视开辟《法制园地》。利用大众媒介覆盖面广的特点，宣传法律，把“法”真正送进千家万户。

四、效果明显，意义深远

送法下乡活动在中荷项目办的大力支持下，在全体司法行政干警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宣传了法律，教育了群众。通过发放法律读本，解决群众学习中的疑难问题，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懂得什么是法律保护的、什么是法律所禁止的，遇到山林、土地、家庭纠纷过程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真正做到“法律进万家”。

2、密切了干群关系，减轻了政府压力。将法律扶贫读本送到老百姓手中，广大群众在学习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政府是为民办实事的好政府，干部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并为之服务的好公仆。许多在基层的小矛盾、小问题通过村两委和法律明白人的工作，得到化解，使得政府主要领导从纷繁、复杂的琐事中得到解脱，减轻了政府工作压力，保证了政府中心工作的顺利完成，富民强镇步伐加快。

3、“送法下乡”活动，有利于基层的稳定。“送法下乡”以来，共解答广大人民群众疑难问题500余件，其中大多数为土地、山林使用权纠纷，由于解答及时、恰当，化解了许多矛盾。同时，广大群众耳闻目睹通过学习知识什么是违法犯罪行为，什么是合法行为，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

第三篇：送教下乡通讯稿

新泰市“送教下乡”活动在龙庭镇中心小学成功开展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为了更好地把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送往偏远山区，以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教师专业的均衡发展。横山县教育局经认真调研，统筹规划。开展了本学期首次“送教下乡”活动，本次活动的首站选在近年来发展较为迅速的响水镇中心小学。

10月16日，教研室两位教育专家xxx,xxx来到龙庭镇中心小学为广大教师指导业务工作。两位专家先后听了响水中心小学所有科任教师的课程，然后通过个别指导、集体评议等活动开展业务指导工作。在评议课程的环节当中，两位专家细致地指出了我校各位科任教师在课堂中的优点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存在的优点和问题，专家又详细的介绍了如何进一步发挥出课堂教学优点，以及如何规避目前我校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他们对《新课程标准》进行了深入地解读，就如何将《新课程标准》与教学实际相结合，深化教学改革等问题，为广大教师排疑解惑。其间，他们还向我校教师介绍了当前一些前沿的教育教学理论和实践成果。鼓励我校教师刻苦钻研教材，大胆尝试新的教学理念，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全方位、多角度的为我校教师充电。

经过两位专家三天的精心指导，我校教师的业务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本次“送教下乡”活动为我校教师提供了转变教学观念、更新教育理念的发展空间，实践证明“送教下乡”活动是提高偏远地区教师专业化水平的最便捷、最迅速、最有效的培训方式。“送教下乡”有着丰富的实践成果和充分的理论依据，它的成功开展，有力地说明这项活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送教下乡”活动是横山县教育局为谋求我县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所做出的一项高瞻远瞩的决策。它有力地推动了横山县城乡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实现了资源共享，共同进步的整体目标。为横山教育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7年11月21日

第四篇：送教下乡报道（定稿）

传经送宝下乡来

受县教研室安排，10月18日，，老师奔赴周田中学，开展送教下乡活动。，，老师为我校初一级学生开设了一堂《情境作文》示范课。他们崭新的教学理念，精湛的教学艺术，优秀的教学设计，扎实的专业功底，优雅的教态和良好的课堂组织能力不仅很好地与学生进行了有效地互动，也获得了我校全体语文老师、领导的一致赞誉和高度评价。在课后老师们就就随笔化写作经验进行了交流教师们就教学理念、课堂教学方式、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作文教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此次活动为我校进一步交流与研讨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平台，帮助解决了课堂教学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为我校教师送来教育新知识、新方法和新理念，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促进了我校教师的互相学习和探讨，提升我校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文化素养

吴启林

第五篇：送法下乡读后感

课程名称：法律社会学研究教师姓名：易益典

田野调查：一种新的法学研究方式

——读苏力《送法下乡》

班级：0902 学号：091030056 专业：宪法与行政法学 姓名：杨建锋

一、引言

苏力的这本《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以下简称《送法下乡》）是2000年10月份出版的，与其之前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在当时引起中国法学界的一股学术讨论潮。而那时，我还在读初中。对于法学界，对于苏力这样的人物当然是一无所知。即便是到了本科，我也还没自觉到会翻阅法律社会学方面的书籍来看。直到这学期学校为我们设置了法律社会学这门课，老师为我们推荐了《送法下乡》这本书后，我才有幸读到了这本十年前搅动中国法学界的著作。

作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平时接触最多的就是经典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课堂或书本上讨论最多的无外乎正义、平等、司法独立、法律保留等问题。研究方法也只限于文本分析、法条分析、比较研究、历史研究的方法，此外也注重一些实证研究的运用。但此种实证研究可能是由于学生身份的能力有限，只停留在一些资料、案例、新闻报道的引用和分析上。而阅读苏力先生的这本《送法下乡》却给了我这样的学生一种全新的视角，一种在研究方法上的新鲜感。当然，苏力先生的文笔以及其知识的广博度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时常让我发出感叹，引人入胜的写作技巧也是焕然一新。在这我想谈的却是苏力先生写这本书时所用的一种最务实的研究方法，大多数人称之为：田野调查。

二、对“田野调查”法学研究方法的一点认识

何为“田野调查”？纵观这本书，我所理解的田野调查就是，作者试图走近他想要研究的对象，采用访谈、记录、观察、调查等形式，通过经验判断和归纳等方法得出研究结论。在第一章“为什么送法下乡？”中，作者介绍了下乡收贷案。由这个案件的分析，作者得出了：第一，今天的司法下乡是为了保证或促进国家权力，包括法律的力量，向农村有效渗透和控制。第二，传统的、强大的国家权力能够受到人文空间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与人们一般的想象不同。即权力关系是可能发生流变的。第三，下乡是国家权力试图在乡村中创造权威的战略性选择。虽然下乡本身可能损害司法权威。但是基于自身职权，下乡是必然的。此时需建立一种局部的、暂时的权力支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调解便是它实施权力的有效工具。第四，司法在当代中国不可避免地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的功能不仅仅限于西方经典司法理论对司法的功能界定：纠纷解决和规则确定，而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作者自己在结语所说的那样，对于他的分析也让我有点儿吃惊。我以为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由于作者的“田野调查”方法才使得对司法下乡的分析表现出了一种全新的学术感受。在下乡收贷案中，作者并不是简单的对下乡的法官进行采访，或者对执行情况进行记录，也没看相关的裁判文书。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执行案件，作者跟随着法官一起，参与了这个执行案子的全过程，对执行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进行关联性思考。比如其对陪同下乡的民警，同村的村干部，甚至包括从北京来的作者本人在这起案件中的作用进行了思考。通过作者丰富的社会经验，从经验层面上对他们的作用进行了猜测也好，总结也好，总之作者的经验归纳让我们一下子就想通了是怎么一回事，引得了读者的共鸣。还比如其对权力流变的论述，也是从经验层面上进行的判断。这种判断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这往往容易被法学家所忽略。对于作者的此种研究方法，更明显的表现在了第三章“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这个一般是研究宪法学、司法制度乃至法理学等公法学科都可以说上点事的题目。作者对法院审委会作用的研究方法，不仅包括对法院组织机构和人员配置进行解剖，对域外司法制度的考察，对司法独立传统理论的借鉴。更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作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大量运用了其对于基层法院法官的访谈作为研究出发点。并对于这种研究材料的可信度又专门地以“法官的理由是否可信？”进行了分析。如果说这样的一种进路体现了作者逻辑严密的话，那么，作者对自己运用经验主义方法研究问题的辩护可以用用心良苦来形容了。作者反对从现实生活中发现一些支持或强化自己已经有的经验、印象甚或是一个教条化的命题。在这里指的就是，法院审判委员会被一些学者理所当然的理解为违反司法独立精神，甚至宣传到一种处于教条化边缘的地步。作者试图通过对作为审委会成员的法官以及普通法官的一些论述中，结合中国现实社会和目前的制度安排，以一种“同情”的眼光来分析审判委员会的作用。这是之前研究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一些文章所忽略掉的一个群体，即当事人群体。作者对法官的论述以及对法官论述的怀疑都是通过一般大众都具有的一些经验常识来分析的。比如，法官们对院长在多大程度上能决定或影响审判委员会的决策的辩护，比如普通法官对于审判委员会能够用做抵制人情和保护自己的借口。这些结论都是文本分析和制度分析所得不出的结论。这些结论都是作者深入现实环境中挖掘出来，对研究审判委员会地

位和作用具有一种新的学术价值。我们法学家一直再说，应赋予被侵害者以抗辩的权力。然而，我们自己在研究当中，却常常将研究对象一帮子打死。苏力先生的这种田野式研究更像是代表了这些研究对象们进行了与传统观点的争辩。此种争辩却又不是无理的，保守的，而是贴近我们生活的，先验但却有着一定逻辑支撑的。

（一）“田野调查”所具有的学术意义

正如作者在导论“研究中国基层司法”的第四节“法律学术的意义”中所说的那样，当前中国的法学研究充斥着大而空的研究，从条文到条文的纯粹法条主义研究，好点的就是借鉴了域外的一些资料。研究者们普遍通过这种方式将一些研究结论上升到一种具有先验性的普遍真理，一旦这种法学理论与中国社会的法律实践不相符合时，他们往往用应然的论点代替实然的分析。面对极速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这样的研究方法并没有给迅速发展的中国法制给予回应，法学研究处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最底层。“田野调查”方式通过走进研究对象，倾听研究对象的辩解，分析非正式制度对研究对象的制约和影响，使得读者能够更加深刻的体会研究对象所处的法治建设的起点和环境，从而提供读者全面思考的素材。这种研究方式的价值就在于，深入实践，以实践为基础，得出的结论和观点也必将是考虑到现实社会环境而作出的。我相信，真正有价值的法学研究应当是来源于实践的，这样才有可能指导现实的变革。我们都说，制度的重塑和整合是一个过程，有待于与之配套的制度、机制和环境的形成。我们又说，对症下药方能药到病除。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脱离于实践，忽视了环境对正式制度以及正式制度中人的影响。虽然其中承载着人类对于理想法治社会所有美好事务的期望，承载着当代中国法学家对于域外法治发达国家先进法制的向往，但是脱离实际，也就是未能对症下药；急于求成，也就是未能注重法制发展的规律。所以才产生了苏力那时代乃至这个时代，中国法学界所疑惑的一个事实，即国外的先进法制及法治理念为何在中国屡屡遭受挫折甚至是排斥。病理就在于此。显然，“田野调查”式的法学研究方法注重实践，善于用经验进行判断，思考那些在人们看来“无须思考的应然”。

在我看来，“田野式”的法学研究方法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它促使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理由在于，此种实证研究的方法并没有先期可供研究者翻阅参考的资料，也没有提供研究者何种研究框架。研究的素材来源于研究者的观察和思考，研究框架的建构来源于研究者思考问题的方向和程度。此种在经验层面上的实证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就所有的现实环境进行考察，反对基于先验性的结论刻意寻找支撑其论点的论据。这就要求研究者善于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一个人对某一领域知识掌握的广度和深入。法学研究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不多的原因之一，可能就在于不会发现问题。

无论是作者在分析为什么是基层司法，法官对于审委会的评价有多少可信，还是在阐述为什么当代中国基层法院注重纠纷解决，规则之治在这种环境下的地位以及现代化与规则的关系的理由中，他都不断的对自己前一部分的论述进行反思。一连串问题式的自问自答，都是基于前面实证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案件的细节，并用这些事例来印证其结论。

（二）“田野调查”的局限

苏力在运用“田野调查”实证研究方法上，招致了一些法学家的怀疑和批评。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部分学者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这种实证研究方法的一些缺陷。通过实证的研究运用归纳法得到的结论往往是一种综合命题，可以给我们提供新的知识，但同时也意味着是可证伪的。逻辑上看，通过归纳法得到的结论的确不像用演绎法推到出来的结论那样具有必然性。这个问题苏力自己在文中也有辩解。此外，由于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分析得出的结论不容易被普遍接受，并且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被认可。而作者通过“田野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对现实环境的研究，由于我国目前处在急剧变动的时期，一旦社会条件出现新的情况或法制有了新的发展，苏力先生的这些结论至少会部分不再那么符合现实。从这个角度看，“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存在着时代局限性。

另外，基于这种方式得出的研究结论不可避免的会存在经验型成分太多，而具有理论性的分析欠缺，同时有可能偏离一些基本的法治原则。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并不仅仅是实践的理性，而应有着更高一层的追求。对于法学的研究应当体现的是对于最终追求的关怀。这种最终追求便是苏力先生所唾弃的大而空的诸如“正义”、“平等”，“人权”之类的词汇。纯粹的实证研究容易陷入保守主义的泥潭，变成制度受益者的唇舌。“田野调查”得出的经验判断和结论，至少需要辅之以一种理论上的分析。这样的论述，其逻辑才会显得严密，论述也不会缺乏普遍性。经验层面的判断理应上升到理论上的创新。同时，我们还应警惕的是，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可能恰恰偏离了法治的基本原则。西方国家的法治，按照苏力先生的“地方性知识”来看，可能不具备普遍性。但是这些世界各国人们通过艰辛卓越的实践得出的目前来说是治理人类社会最好的工具，必然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指导意义。“田野调查”重视实践，强调真理来自于实践。但却得不出能够指导实践更好发展的真理。如果一味简单的总结出实践中基层司法样态，但得出的结论却存在着反经典司法理论的嫌疑，其指导意义就会偏离法治原则。正如一位学者在评价《送法下乡》时说的，“倘若我们发现中国基层司法的主要运作逻辑既不是法治的逻辑，也不是礼治的逻辑，而是治理的逻辑；不是规则导向的，而是结果导向的，是实用主义甚至机会主义的，我们如何在这样的逻辑上提炼一套关于规则的理论——因为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本来就不是遵守规则，而是利用规则。如果这样的司法理论或者法学理论不是关于规则的，而是关于反规则或者潜规则的，那它还是司法理论或法学理论吗？”

最后，“田野调查”得出的结论可能过于武断。苏力先生这本书研究的是中国基层司法制度。但是其研究选取的地点是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研究选取的事例也只是几个具体的事例，其访谈对象的范围也有着一定的范围。通过对这些农村地区、事例和人物访谈进行研究，最后试图将从这些研究资料中得出的结论推而广之到整个中国，恐怕这个结论是武断的。比如第十章“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化问题”中，作者在论述“为什么目前基层法院的法官专业化程度不够”时，作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并不是基层法院排斥法学院学生，更不是复转军人排挤他们，而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去；目前的根本问题似乎不在于法律院校的毕业生少了（当然可能还是少），进入不了县法院，而是即使进入了基层法院，这些法院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留住这些法律院系毕业生。这样一个结论在一个湖北省也未必具有普遍意义。1

三、最后的最后

苏力先生在下到田野，运用自己从田野调查出来的研究资料时，始终坚持着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强调制度、法律的实际功能，反对形而上学的先验性，强调具有可观察的效果和可比较的效用，反对大而空的“大词”。“田野调查”的方法在技术上要求能通晓当地语言，注意参与性观察和思考，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给被调查者不利后果或者获利的预期。在价值上要求价值无涉，也就是苏力先生自己所说的“尽量采取一种‘冷静又热烈’的‘同情的理解（包括批判）’的态度，尽可能设身处地地考察我所研究的对象，包括对自我以及我所在职业的反思和批判，尽可能的公道。”虽然这种方法也存在着某些不能十全十美的局限。但苏力先生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时所采用的论证方法和过程以及其思考方式或许更值得当代法学研究者关注和学习。赵晓力：《基层司法的反司法理论？——评苏力<送法下乡>》，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唐志容、苏治：《走进“田野”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读苏力<送法下乡>》，载《法治时代》200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