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论老年人慰藉权的法权依据与实现路径
文章标题：浅论老年人慰藉权的法权依据与实现路径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逐渐步人老龄化社会，仅高龄人口我国就达到了1200万人，占整个以60岁为限划分的老年人口的10％。但从绝对数和所占比例而言，“庞大”的老年人口仍然属于少数群体，这种少数群体的地位产生出—系列的社会新课题，如其他社会中的少数群体一样，他们受到这样那样的歧视，对老
年人精神诉求的漠视就是—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一般认为，老年人基本需求包括这样四个方面：“（1）经济上的稳定。主要是指寻求生活物质方面的充足和稳定……（2）身体的健康。这一需求与经济稳定的需求密切相关，是维持生命的最基本生活需求；(3)精神上稳定的需求。这主要是指在与自己亲近的人际关系中，希望通过相互感情的表露得到承认和被接受以及受到尊敬的需求；（4）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其中的3、4两项即属于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的范畴，在现今社会中已成为越来越令人关注的问题。
就此问题老年人反映强烈有非常复杂的原因，除了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老年人的生理及心理原因之外，恐怕与法律对该问题的解决采被动反映的态度不无关系。因此从法律理论的自身逻辑出发，研究对此问题的基本对策是很有必要的。
一、老年人的法律人格
少数群体被边缘化，从法律上讲不仅仅是某个具体的权利或义务的得失，更是一种人格地位的缺失，老年人的精神诉求问题在本质上是一种法律人格地位缺位的表现，因此有必要对法律人格理论进行一番梳理。
(一)法律人格的重整
法律上人格自近代以降，一直发展和保持着单一和抽象的形态，从古罗马时期的“善良家父”形象，到英美法中的“合理人”(areasonableman)。在“人格”、“权利行为能力”的制度构造中，“人”是抽象的、无声的、作为“类”的人。他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匈牙利数学家、统计学家凯特莱所谓的“平均人”，他的个性被夷平，感性的光辉被褪去。所有人都被“人格”占有，都戴着这张面具(Persona，这一词还有“位格”的神学意义)，这种单一化的主体人格模式是在康德对“意志的自我主宰的精神和意志为自己立法”的观念的强调中逐渐树立起来的，并被资产阶级的实践逐渐放大和扩张。该观念奉行完全的意思自治，强调自己判断、自己决定和自己责任，强调不受干涉的自由意志。这种“武断”但不失专一进取精神的抽象拟制在经济上开辟了自由主义的高歌猛进，但也抛洒了—路的“被淘汰者”：儿童、妇女、同性恋者、罪犯还有老弱病残，“他们不再被法律视为是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理性人，而是理智不十分成熟的人”或是理智业已丧失的人。
抽象而单一的法律人格体系成为了经济力量开拓其道路的有利武器，简约化的单一人格显得极有效率，但也显示出很大的非道德性。因为它强调划一的权利能力，强调一样的行为能力享有资格，强调经济理性的“合理人”理念，主张每一个人都应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和为自己牟取最大化经济利益的动机，那么具有这种形象的人在人们脑海中自然是一个既成熟稳重又心机如电，既温文尔雅又锱铢必较，既公允持重又惟利是图的中年绅士的形象(如果女权主义者提高分贝，也许可以加上穿着得体工作装的上层资产阶级女性形象)。如此，则“衰弱”的老年人就天然的失去或部分的失去了所谓主体人格的预设地位，继之，陈腐的观念成为围绕在他们周围基本的确信：生理上步履蹒跚，反映上迟缓费劲，言语上絮絮叨叨，认识上顽固不化，要不干脆就老年痴呆。也许法律没有禁止他们固有的人格，但是普通的心理确信和情绪，已经实际上步入老年的人们进入了人格减等的行列：在既有的单一和抽象的人格上，他们是有“瑕疵”的，而这种瑕疵，除了伦理可以填补之外，法律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在经济力量的开辟道路和前行的过程中，他们是必须被付出的代价，是不能完全参与到价值创造中的有缺陷的人。并且对此进行道德主义的苛责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这一点就可以从社会上整齐划一的退休和离休制度的坚决执行中体现无疑。
可是，作为一种专一意志的法人格本身，其存在就意味着矛盾和冲突。凡有所专一者，就必须有所抛弃。纯化的经济人主体意志的确立，抛开了具体的、具有个体意义的各种诉求，精神性诉求就是其中最大的部分。就此最普遍的陈词滥调是所谓精神利益度量的不可计量性、无法确定性。这种计量或是计算上的可能性判断标准体现出鲜明的物质主义导向，凡属法上利益的东西是必须可被计量的，否则，就应当抛弃。这种做法的“优良”之处在于，在利益的实现中抛开精神上羁绊，可以避免进行繁琐的主体考量，简化交易的费用，从而更有利于经济理性自身的逻辑实现。
但是，如果法要成为增进人类福祉的工具，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所谓物质性利益的单向度的追求上，法律人格的丰满，既要体现在专一的经济理性中，也要体现在特定的人格精神诉求中。法人格的面相，应当有多层次的内容，法上的人格应当有一个“抽象”人到“
具体”人的复归。
（二）老年人法上人格的复归
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是人类的两大基本需求，抛开所谓“经济最大化的追求者”单一预设，对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人而言，两者都是同样重要的。一个人体面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是物质性的满足是不够的，被社会、生活所体认、包容和作为一份子被接受是社会性存在的主体所不可或缺的条件。而且，我们要
看到人对于物质利益的无限追求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精神追求的同质过程，唯其劳动并占有，乃同时为一个基本精神意义的创造和确信。但是这两种生产过程，在人的自然生命周期中并非同样重要：童年及少年时期，基本上是一个单纯的消费者角色：不仅是物资性的消费者，也是精神上的单纯消费者，此时的欢愉是一种附带对一切的好奇、无知的天真、纯粹的感性和少部分的理性萌动的混合的感性生活；进入青壮年时期，物质追求成为基本的生活构成，单纯的精神生活被物质性的追求所同化和吸收，甚至物质追求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带有精神意义同时追求过程，但这种精神生活具有太大的功利性，失业后无所事事的痛苦和生活没有意义的情绪，是人们被剥夺物质追求机会后精神追求狭小和功利的最好反证；进入晚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才真正进入了纯粹的自由精神生活之中，才是纯粹的精神消费者。
但经济人逻辑将精神上的追求缩小成为经济逻辑鸣锣开道的自我体认过程：凡其创造价值并增进财富的必是精神享受的优先者；凡其丧失此种创造性的必是精神平庸的，乃至无聊的。这种功利主义的因素象毒素一样，植入社会大众的心中，植入到每一个单一的个体当中，成为某种固化的心理确信：“……那些既不会在将来也没有在过去充分的程度上参与生产的人们，就不能在一个经济秩序中被理解为人格体。”而且这种经济理性也占据了我们对空闲时间的认识态度：“在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里，闲暇只不过是人们为了重振一下精神，比过去更好地工作，在劳动中地一个小憩而已。既是休息，也是为了工作，只是想为了更多更好地工作，在时间上间歇以下而已。闲暇有着这样地功能是无须赘言的。可是把闲暇的作用只限于功利主义解释的框框里，这是个极大的错误……应该说是，能使人保持作为人的存在，发展其真正的人性，并且能帮助一个人做些事业才是闲暇的真正意义，同时使之实现更是闲暇具有的真正作用。人在劳动过程中，潜藏着还未能充分发挥的大量可能性。要发挥和开发这些可能性该是多么需要闲暇。大概受今天社会上流传着对闲暇的一种片面的功利主义的影响，老人们片面地误解闲暇时间，根本没有认识到闲暇对他们的人生来说蕴藏着重要的可能性。—般的人因为一上年纪就离开了工作，如果只从功利主义的观点采理解闲暇的话，显然闲暇时间
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是，如果能够发现闲暇是为了创造性的自我发展所赋予人类的特权的话，那么这将会成为对老年期适应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年人比较其他阶段的人群而言，更是这种功利主义逻辑的受害者，因为在经济理性主导的社会环境下，他们被“剥夺”创造价值的资格也就意味着被剥夺应有的心理尊重和精神享受的资格。
米勒曾说过：“一个头脑灵活的人，仅在狭窄的物质活动的范围内是积极的，而作为一个创造性的个体则是死的。”法律人格的规制无疑应当对经济理性有所侧重，因为毕竟物质性的满足是一切精神生活和享受的前提。但是以之作为法价值的一切要素，认为“人格体是被群体所需要的人，群体不需要由群体来供养的人……不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就只是个体，并且因此而强制地成为‘经济’这一社会秩序的环境；简洁地说，这些个体存在于外部”，则只会人为的给这个社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无用者”、“吃闲饭者”、“负担”、“累赘”、“无意义的消费群体”。如果法律的人格仅仅趋向经济理性中的可能强者，则这种法结构提供的价值判断是不道德的，因为它显然遗漏了人之为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一段人的真正的精神自由期，一段应当属于社。会精神财富的重要群体。如果说，对一个自由主体的私有财产进行剥夺是一件无法容忍的事情，那么对一个自由主体的感情剥夺，则更是一种无以复加的罪过。我们考察财产剥夺禁止背后的深刻动因，实际上也会发现法对触犯人尊严和精神的深刻关切，因为财产权的最初源流是从不可剥夺的人权中分裂出来的。财产利益的背后是人类深刻的权利情感的自然源流的产物，如果这种外在利益的背后都隐藏有人类的伦理诉求，那么作为基本情感的精神—诉求，就更应当进入法律的规制范畴；如果财产利益之侵犯与剥夺都意味着对自由意志的侵犯，那么对主体的情感的侵犯和缺失就更意味着一种主体性的本体侵犯。感情的非予求予夺性和自由及意志的同一性较之外在的财产占有更具有同一的性质。因此，加强对老年人的情感诉求的法律规制是法律不能回避的必要性问题，必须将老年人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法人格体来看待。
所以，对老年人精神的慰藉，首先就应当是一种法价值的慰藉，一种附带伦理性的法结构的慰藉，一种更注重具体人格的多样化需求的关怀慰藉。如果一种法理论或一种法价值，发现其本身就在创设一种不平等的主体秩序，在强化和创造“弱者”，那么，它首先要做的就是弥补乃至修改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强调“弱者”的平等性，在差别化的价值安排中，创造出各得其所的法秩序。
二、老年人慰藉权的实现路径
法律人格的多样性，是以承认既有差异的多样性，尊重差异性为前提的，只有这样，才有所谓平等性的法上人格。笔者拟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也许有利于我们澄清在老年人慰藉法律调整问题上认识：
（一）慰藉权实现的困境：哺与反哺的非平衡关系
荣格在他的人格四阶段论中就老年阶段认为，“进入老年时只看到生命的缩短，感到早期理想已经衰亡，所以这时的生活中没有足够的意义和目标……因为老年是生命中没有意识问题的阶段，所以对于人格的发展并不重要。”这种评说中显然的歧视性因素我们且不管他，但显然随着身体在生理上进入老化，相应的心理老化也呈现出更高的盖然性。这是因为“精神老化有着感觉系统老化、中枢神经系统老化等生物学变化的背景……生物个体，不断地接收外界的信息，过着适应的生活。这时感觉过程的效率如果减退，就会影响到个体利用的信息的量与质，从而必然导致个体与环境间相互作用中的故障”，最常见的是视力及听力的减退，“……和精神的老化有着最直接关联的就是中枢神经系统特别是脑的老化……最显著的变化是神经细胞数的减少……除了神经细胞减少之外，老年人脑中还有特有的组织学上的变化，即老年斑和称之为阿耳茨海默(A1zheimcr)--神经原纤维变性等两种特征性的变化。”但这种对应的生理性变化与生理性老化间的关系，并没有被确定性地查明，也只是提供了某种重要的线索，更不用说与心理老化的关系了。
但是，社会认识和习惯已经习惯了对老年的变化作减法运算，认为婴幼儿及儿童时期是在作生理及心理上的加法，中青年时期是生理和心理发展的高峰，而日趋老年则逐渐递减。所以，我们观察到一个对比强烈的社会现象，人们对儿童、少年倾注无以复加的关心和呵护(这一点尤以父母对自己的儿女显得突出)，不论是在物质的满足上，还是在精神的保护上都是如此，而且父母长辈对幼小后代的感情投入，在法权关系上是监护关系的当然范畴，不仅仅是一种权利更意味着义务。也就是说，也许同样是在法人格上有“瑕疵”的主体，就儿童而言，精神性因素的保护成为当然的权利性要素；就老年人而言，权利之地位尚不用提，就是伦理上的主张，也好像有某种障碍的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衡?为什么在对待儿童时情感投入的理所当然，在对待老年人时反而面临了这样那样的障碍?
实际上，随着老年人日益的步人老龄化，开始出现很多类似儿童的特征，比如他们同样体现出“无性征”的特征，年轻或中年时明显的第二性征逐渐模糊，人们也不再过多注意到其的性别特征；比如可能同样表现出贪吃，挑剔等类似孩童的行为；比如在心理上同样出现对成年人的依赖，并希望得到认同和保护。但是，儿童对父母的依赖似乎具有某种更为“天然”的自然属性，因为对尚在发展发育中儿童而言，他们的意志由于生理和心理上的原因，不具有“自由”的属性，正是这种带有未来“发展前途”的不“自由”属性，需要成年人附加物质和感情上的全方位的爱，才能发展健全的人格和生存能力。而且，儿童作为父母个性和生存特征的天然的继承结晶体，血缘上的天然亲和性和生殖中的密切心理联系，使得这种哺育显出某种宗教化的天性意义。同时，我们
要看到，儿童与其成年父母间的意志交流，是一个非对称的意志交流过程，父母在交流中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对儿童有着天然的情感灌注资源，这有利于代际间的情感资源的顺利流通，想象一下奔涌不已的河流遇到极高的河床落差时的景象，我们就明白的为什么父母的爱往往那么容易就变成了溺爱。
可是，这种代际间的感情流动，在父母们进入暮年以后发生反向流动的比例却如此之低(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趋向似乎更为明显)，有如让河倒流—般难上加难。抛开那些大环境的解释，抛开“上班没时间”之类的陈词滥调，抛开老年人性格太孤僻的借口，抛开“一个夫妇，一个孩子”的基本国策造成的大面积的空巢化社会结构的外因，有没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呢?人们对儿童真诚地冠以“天真”、“无邪”、“可爱”之类的怜爱字眼，却毫不客气地对老年人冠以“讨厌的饶舌者”、“失败者”、“纯消费者”和“一无是处的人”之类的称呼，这又是为什么?老年人与成年子女之间在意志交流中不确定的地位关系，也许是造成此种结果的重要原因。
长谷川和夫在其文章中提到，“所谓老化，明显地意味着时间的历程。那么把哪个时期开始的变化叫做老化呢?这就成了问题。如果把时间历程看做是刻记在生物活体上的变化，那就可以认。为老化是从受胎时开始的。但是，一般认为，狭义的老化是指一种衰退期的状态。”这说明所谓老化仅仅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概括性概念，只是描述的是一种无法精确的临界状态，就具体的个人而言，谁已步入晚年，谁还未步人就是一个需要个案考察的问题。但是基于大致的寿命趋势，法律上一般以年龄作为有效的划分依据，对老年人作一个划一的判断。但是该年龄线在实质上不构成对主体能力的限制和制约，比如象民法上对无行为能力人及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年龄限制那样，也就是说，该年龄线的划定并不具有人格限制的意义，老年人的意志在法上仍然是完全自由和没有限制的。虽然实际的样态中，可能会因为病理性疾病，或较快衰老的特质等情形，在意志交流上出现有如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一样的意志交流障碍的效果，但是，以年龄设限统一剥夺人格的企图显然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原因就在于老化临界的不确定性，这也就决定了老年人意志自由完整性上的不确定性。
以之为基础，我们可以分析成年子女与老年人之间反哺关系的内部特征。从意志完整性上而言，老年人并没有一个确性的指针确定为失去完整的意志交流能力，而成年子女的意志也是完全自由的。两种自由意志的交流从一开始就没有儿童-与父母天然的情感落差，因此，任何一方进行大量的情感倾注都很困难。而且，但凡自由意志间发生关系，就会发生自由协调的问题，正如康德在界定权利时指出的那样，“根据普通法则，普通的相互的强制，能够与所有人的自由相协调。”而此种协调中，自然会发生冲突，甚至导致激烈的关系异化，我们时有耳闻的家庭战争，频繁见识的家庭暴力和虐待是这种异化的最好注解，越是亲密的关系，往往越会孳生不予迁就的厌烦情绪，尤其在这个节奏日益加快，日益陌生化的社会里，紧凑而单一的小型家庭关系，反而酝酿了无法包容的紧张人际关系。置身于大型都市的中的老年人，活动的空间往往被压缩到只剩下一座枯房，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失业、退休、下岗、以及丧偶的一系列打击，出现如库明(E．Cumming)和亨利(W．Henry)的疏隔理论(disengagement)描述的状态：“伴随老化，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数量减少，另外，所剩下的人际关系的性质也在改变”。此时，老年人的性格和心理趋于“内倾(introversion)”，较多情况下会出现以下三种负性类型的人格特征：一种为“装甲型(armoredtype)……这种类型的人，为了不被走向老龄化的恐怖所威胁，设置了牢固的防卫体系……实际上他们对老龄化这一事实是采取某种障目的手法……(容易)对年青人产生嫉妒(envy)感”；一种
为“好怒(angryman)”型，“这种类型的人的特点是不服老，对退休生活不能适应……这种人是攻击型的，充满了偏见，而且往往表现为神经症的倾向。他们对退休老龄化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另外他们对死亡抱有强烈的恐怖感。换言之，没有发泄热情的对象，极度不安，悲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忧郁的精神状态等都是这种类型人的特征。他们对年轻人的感情是怨恨(ressentiment)和嫉妒，有时甚至表示敌意”；还有一种人格属于“自我厌恶(selfhater)”型。“属于这一类型的人们就是所谓老龄不适应者(maladiustedgroup)，把自己看成是失败的一生……这种类型的特征，他的攻击性不是外向化的，而是内向化的。而且这种类型的人，一般来说是被动的……他们是悲观主义的，对别人不表任何关心……”
如何应对这几种老年人典型的负性反映，看来要作出意志协调的努力，光靠伦理规范的自发约束看来是没有作用的，既有的社会条件，以及两种处在不同阶段的主体意志的交流困难，即使成年子女们有孝心，也往往无法充分的驾驭其中的复杂情感给付。有些情况下，成年子女与老人之间会形成可怕的沉默，产生令人不安的巨大心理鸿沟，除了动物一般的食物和财产给付以外，没有任何的交流，这种情况在蔓延，尤其是老年单身户和老年夫妇户比例逐年提高的情形下，老年人家庭空巢化高的特点比较突出，比如在北京市，老年人空巢家庭的合计比例高达三分之一左右。
这种感情隔绝发展到极致会变为更严重的问题，即所谓虐待老年人的问题，这种行为对老年人精神上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作为主体人格的基本尊严，都受到了侵害，根据美国的研究报告，虐待老人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即“
1、肉体虐待(physicalabuse)。指使用暴力而造成老年人身体受伤、受痛苦或残障，包括使用或不使用工具的殴打、袭击、推撞、猛摇、掴、踢、捏、烧伤等等……
2、性虐待(sexualabuse)o指未经受害人同意而进行任何性接触，对已丧失表示意向能力的老年人进行性接触也是性虐待。具体包括任何形式的性侵犯或攻击，诸如强奸、鸡奸、不被接受的触摸，以及强迫裸体和拍摄有明显性意识的照片、录像等。
3、感情或心理虐待(emotionalabuse)。指通过言语或举动使受害人痛苦、愤怒和苦恼。情绪或心理上的虐待包括言语上的攻击、侮辱、恐吓、羞辱和骚扰等。此外，将受害老人与其亲属隔离，把老年人置于孤独的环境，“无人搭理”，强迫与社会隔离等都属于情绪或心理上的虐待。这种虐待对老年人精神上和感情上的伤害程度不亚于肉体虐待行为。
4、供养忽视(neglect)。忽视是指对老年人拒绝或未能履行任何应尽义务的行为……
5、经济或物质的剥削(exploitation)未经认可或授权而使用和占有老年人的资金、物业、财产及其他资源，不承担对老年人的赡养责任或有意克扣、侵犯老年人的经济所得……
6、自我疏忽(selfneglect)。老年人以自我为对象，故意采取某些行动损害自己的健康或使自己处于不安全的境地。……这种情景下有些老年人便有可能产生自杀倾向。自我疏忽是对绝望、压力、失望或焦虑的反应。
7、其他虐待行为(others)。所有其他未包括在上述6种行为之内的虐待行为。调查研究表明，对老年人的精神虐待、经济虐待和肉体虐待通常都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互相联系的，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在这些虐待形式中，受感情或心理虐待者就占了59％。
（二)慰藉权法实现方式的可行性模式探讨
正如前述，我们基本上澄清了老年人的主体人格诉求的特殊性，并提到了老年人在精神反哺问题上的显然不足，那么作为解决问题方法的法的介入，如何展开呢?
既有的法体系中，我国就老年人的慰藉权规定，间接体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中：“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该条文隐含的意义即是确定了老年人具有精神慰藉的权利。但是，诚如我们在现实当中看到的，这种权利和义务的授予与课负，在相当意义上更具象征意义，我们在现实中遇到了操作上的实质困难：老人们诉请不孝的儿子或女儿给付生活费还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要诉清感情的支出和给予却是难上加难，因为这种更具伦理意义的权利主张，在执行上遇到了私权结构本源上的障碍：意志自由的不可强制性。法律不是宗教，不可能象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对一个私主体的感情投向进行审判，并且强制执行。一个不孝子，除非作出违反人伦过分举动而引致刑事秩序的强行干预，是无法受到法律的现实干涉的，即使在并不民主的中国古代社会也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提法。
我们反观作为“权利”享有者的老人，怎样将一种基本的感情欲求以权利的方式表达出来，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种伦理诉求的法律化，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感情的给付是自发的，而不是被请求的，匍匐于前的感情要求，是乞讨，而不是享受。诉求的结果是胜诉后的屈辱，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正是这样的道理。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在现有的法理念下，即使对其进行所谓法律化的规整，也似乎停留于道德性的说教。
那么对该问题进行法调整是否没有意义呢?笔者并不这样认为。如果将法的强制视为某种绝对的权利可主张性和义务的可履行性，则法律的框架本身就显得过于僵硬，缺乏亲和力。事实上，法律法规中明确或隐含的基本伦理原则是这种僵硬体系的粘合剂。我们看看被称为帝王规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在其产生之初，也曾为人们所诟病，但是随着法院实践的不断扩张，如今已经成为法规范和法结构不言而喻的基本背景。道德也许往往软弱，但作为一种嵌入法规范结构的力量，无疑会增添某种法的强制效力。因此在法律中明确的宣示和表明道德性主张，是一种暗含的法强制环境的培养。
当然，仅仅宣示是不够的，法的基本的力量来自于运用。但是就老年人的慰藉权，诚如前面论述过的，没有明确的可诉追性，也就是说，慰藉权的强制性力量没有在法的现有内部结构中获得解决。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法的作用机制，是否法的作用仅仅在于确定的“强制”?是否没有明确的义务课负可能性这样的法规范就没有意义?在笔者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作为社会现实与传统的捍卫者与衔接者，法的伦理意义承载是应该被鼓励的作为。在规范社会行为的过程中，在既有的法结构中，添加、鼓励和增进有益的社会伦理价值，是避免法的过分刚性的一种手段；同时也为法的自身运行，营造了良好的环境背景；而这种背景在运用中，会逐渐成为法规范作用的自身的意义，从而实现伦理的法规制。回到老年人慰藉的立法上，对老年人精神慰藉权的主张无疑在现在看来更象是一种伦理诉求的体现，但是法结构上率先肯认了这种伦理诉求的法权意义，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该规定宣示了伦理的法规制企图。虽然实现这种企图，在现有的阶段上无法产生直接的义务诉追效应，但是，法乃至整个法体系本身追求的效果就是逐渐的鼓励、引导和强化社会为老年人提供慰藉的可能，确保这种慰藉提供的可能产生更高的盖然性，使得该义务的履行成为社会主体某种自然的合理选择，如果能实现这种能动的自愿选择，那将是法的善意力量的更合理表现。
这种目标的实现，显然来自一国整体法结构和制度的构建，而且单靠一部法，即我国现有《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一个条文的规定奢望实现该目标是不现实的。重要的途径在于其他老年人配套立法的跟进。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老年人的配套保障制度，尤其是物质社会保障制度不更好的建立起来，单纯的为了保护老年人的精神慰藉而作出立法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对老年人进行全方位保护的整体目标的，因为合理的物质保障制度的建设也是促成一个良好的精神慰藉保护氛围形成的前提。更进一步而言，物质保障也要作出有利于引导社会主动对老年人进行慰藉的制度设计安排，比如税务杠杆、对主动提供慰藉人的财政支持和补贴等等，经济上的合理性设计是促成作出慰藉的主动选择的最好动因。保障立法的途径，就应当在此方面着力引导。
就老年人的保障，目前存在泛社会化和强调家庭保障功能的两种意见。随着养老金的财源逐渐以保险费为主的“社会保险方式”确定下来，人们逐渐鼓励以社会保险负担和支付的方式促进养老问题上的个人努力和自助。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推进养老社会化的观点，主张将老年人的保障问题完全推向社会，大规模建设福利设施和机构，由社会完全担负起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认为专门的社会化服务既能弥补家庭保障资源的不足，又能将家庭的“负担”转由整个社会承担。但是单纯依赖社会实施养老金制度和福利制度对老年人实施保障，使“子女越来越认为赡养老年人是社会而不是自己的责任；老年人由于生活在老年社会之中而极少与青年和中年人接触，从而加深了‘孤寂感’；青年一代和老年一代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又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结构的破坏”，老年人基本的精神需求更谈不上改善了。而且各种各样的福利设施尽管可以提供更专业和良好的医疗护理条件，但老人们在心理上并不能消除不安的感觉，因为作为家的归属感没有了，而且在日常护理中，老年人会认为自己的基本尊严遭到了挫折，比如在陌生人的面前袒露身体，大小便失禁等等，因此他们往往存在焦虑和不安的情绪。所以，盲目地主张老年人保障的社会化是不足取的，因此，继续保持和巩固家在老年人保障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就此我们的邻国日本的经验在笔者看来值得借鉴：
在日本，过去和中国一样，老年人的资源供给和援助系统是以他的家庭及其近亲属编织的网络为依托的。过去，“日本的‘家’不仅仅代表一个现实中的家庭，而且是一家过去和现在的总和，是一种制度。这是一种父权制直系家庭，实行长子继承制，通过家产继承家业，继承人婚后仍与父母同居，形成三世同堂的大家庭……与父母同住的子女是家督的继承者，也因此而要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基本靠传统的“‘家’道德就是孝行孝道来维系”，其核心就是所谓“父母的绝对权威即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恭了顷”。在这
种保障体制下，“‘家’里老年人即使肉体上衰弱了，但仍然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技能，对于‘家’来说他们的存在依旧是很宝贵的。这是当时日本家庭把赡养老人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的生活基础”。但是战后，日本的这种供养体制发生的变化，日本“1947年颁布了经过大幅度修改的民法(新民法)，废除了专制的家长权和长子优先继承权，强调夫妻双方在婚姻、继承等问题上的平等。‘家’制度由此而崩溃……随着日本新宪法和民法的制定，日本传统的家庭制度不复存在，但传统的家庭伦理和家庭规范仍然在一定的时期发挥着作用”，在新的法体系下，“家庭对老年人的援助大体分为三部分，即经济上的援助、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援助”。但显然，在基本保障模式的选择上，日本也面临基本的社会保障模式的抉择，因为战后，西方福利国家的基本法律保障构架具有很强的示范效果，“比如在瑞典，提供社会保障的原则是将个人与家庭分开，无论家庭情况如何，只要个人需要，就对其提供社会服务，如果家人或邻居对需要护理的老年人进行援助，那么他们的劳动会得到社会的评价和相应的补贴”，但是日本在此后的老年人保障中，并没有完全抛弃家庭价值的地位，在老年人的护理和养护仍然坚持以家庭或亲属的护理为前提，公共福利服务和市场化的服务等纯粹社会化的法律保障仅仅作为了补充，“在日本与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当中，许多内容都是把家庭和家庭的赡养关系作为前提条件。一种是强制家庭和亲属进行赡养的法律，如生活保护法、老人福利法、儿童福利法、老人保健法、残疾人福利法等都有明确记载。另一种是在制度上承认家庭或亲属之间已经形成的赡养关系的法律，如国民年金法、厚生年金、健康保险法等都有有关条文”，因此从整体上而言，重视家庭的作用，发挥家庭的福利功能，成为日本社会老年人保障制度的基本特点。
日本与我国在传统上极为相似，都非常重视家庭伦理，因此，日本在老年人保障上的基本做法对我们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与意义，尤其值得借鉴的是对“家”的传统价值的保留与改造。我国在对老年人保障上可支出的财力肯定赶不上日本，而且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健全，完全替代家庭的保障职责在目前看也不具有现实操作性。因此，继续保持和巩固家庭在老年人保障上的主体地位是应当支持和鼓励的措施。而且就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来看，没有比家更能提供良好的精神归属的了。当然，由于“一个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既有生育政策的影响，以后在晚年家庭出现空巢化的比例我国肯定要高过国外，因此保持家庭继续其反哺职责不仅仅限于金钱上的困难，更在于精力上的困难：由于成年子女都基本上是独生子，因此需要孝敬的老人数比之以前增加了，一般一对年青夫妇要担负4位老人的生老病死(如果均健在的话)，而成年子女在工作上，又同时面临着持续的竞争和压力，完全由其承担确实不现实。因此在立法时，要着重注意对成年子女赡养老人的社会帮助体系的建设，在不改变老人家中养老的基本定位的基础上，发展多样化的人户社会服务，比如我国台湾地区《老人福利法》第十八条规定：“为协助因身心受损致日常生活功能需他人协助之老人得到所需之持续性照顾，地方政府应提供或结合民间自愿提供下列居家服务：
一、居家护理。
二、居家照顾。
三、家务服务。
四、友善访问。
五、电话问安。
六、餐饮服务。
七、居家环境改善。
八、其他之相关之居家服务。”同时对自己进行赡养这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比如象瑞典那样，对进行主动承担赡养义务的子女进行多种类多层次的补贴。日本在此方面也有非常成熟的经验：日本自70年代起也曾大规模的推行过老年人保障的社会化，力图以社会保险制度奠定个人与社会之间直接的养老关系。但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修正偏重老年人福利设施的顷向，而是把老人福利的重心转移到居家福利模式上”，开始建立起家庭护理保险制度，“通过向需要护理的家庭派遣家庭服务员，加强居家服务，一方面使传统家庭的护理功能社会化，把家庭成员从繁重的老人护理当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使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得到维系。同时，护理保险制度在‘家人护理’上也有规定，根据一定的条件对护理自家老人的人支付‘慰劳金’，从而把家庭护理与社会护理结合起来”，这种方式在笔者看来非常可取，充分兼顾了老年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和安排时，应当充分的吸收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三、小结
波特曼在其《人与自然》一书中说道：“过去连自己人生意义都不想去探索的人，大概绝不会为人生意义的实现而重组自己的老年生活吧。”老年是每一个具体的生命必须完成的既有阶段，对这个阶段的认识，人们的态度有如在看待半杯水时的态度，有人专注空着的一半，有人盯着注满的一半。因此有人哀伤彷徨，有人志得圆满。所以步人暮年的人生，真的需要更多的搀扶，这是理性和人道的社会必须承担的责任。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自由的意志和灵魂始终是不需要搀扶的!衰老的机体下，仍然是鲜活的灵魂!社会对老年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所能作的，应当是主动的体己呵护，而不是设定什么需要乞讨的制度。我们保护，但我们也尊重，也许这就是一个良法所能体现的最好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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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梦的本质与实现路径
中国梦的本质与实现路径
中国梦是发展、尊严、幸福之梦
中国梦是国家发展梦，不是霸权梦。近代以来，中国曾经积贫积弱，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每个中国人想起那段历史都会感到心痛”（习近平语）。所以中国人普遍希望这个国家有朝一日能既富又强。这里的富，既包括物质上的富，也包括精神上的富，因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这里的强不仅指经济科技的强，而且指文化、社会、教育、体育、国防、生态等各方面都强。也就是说，国家富强的真正含义是实现国家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与所谓的霸权风马牛不相及。实事求是地讲，目前中国在许多方面还远没有达到富和强，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实际上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总布局，按照这个总布局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关键。
中国梦是民族尊严梦，不是帝国梦。中国人对近代史上丧权辱国、遭人羞辱的记忆太深刻了，所以总盼着有民族振兴、民族复兴的那一天，但民族振兴也好，民族复兴也罢，无非是想让自己活得更好一些、更有尊严一些，不是“梦回唐朝”，也不是重建朝贡体系。对中国而言，要有尊严，一是要自强，落后就要挨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敢有丝毫懈怠，否则不会有今天的地位和影响；二是要自信，我们今天取得的成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结果，只有始终坚持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三是要自知。人贵有自知之明，国家和民族亦如此。崇洋媚外、妄自菲薄不可能让自己强大起来，骄傲自满、夜郎自大也不可能给自己带来尊严，所以我们始终强调“三个没有变”，始终强调要有忧患意识，始终强调要谦虚谨慎，但也绝不会因为自强、自信而对外输出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
中国梦是人民幸福梦。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人民的。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人民幸福不仅体现在人民享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上，也不仅体现在人民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及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上。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民当家作主满足了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最高层次的幸福。所以，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八个基本要求的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实现中国梦要走和平发展之路
国际社会普遍关心中国如何实现中国梦，对此，习近平同志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在去年6月7日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非正式会晤时，习近平同志进一步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角度阐述中国梦的实现之道，强调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新形势下实现中国梦，不仅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中国将坚持通过和平发展方式实现中国梦。中国人经历过外国侵略和内部战乱百年苦难，“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习近平语），不会以非和平方式实现中国梦；中国人注意以史为鉴，目睹过一些国家因称霸或衰或亡的中国，不可能选择重蹈历史覆辙；中国人更看重实效，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找到了实现中国梦的路，没有必要再另起炉灶。这条路，对内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外叫和平发展道路，两者本质上是相通的。其要义就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自主、开放、合作、共赢的发展，始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始终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搞军备竞赛，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扩张。
新形势下实现中国梦，不仅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而且要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中国梦的实现首先是中国人的事情，没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就形成不了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圆梦的局面。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能否实现中国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看自己做得怎么样，特别是看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其他国家对实现中国梦的态度是相信还是怀疑、理解还是猜忌、支持还是阻挠。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本质上是相通的，中国梦的实现给世界带来的将是和平、是发展、是合作，是更加广阔的发展机遇，而决不是什么威胁。但这需要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至少包容。如果一些国家或一些人只是“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里”（习近平语），这个世界就没有安宁可言，什么梦也实现不了。
新形势下实现中国梦，不仅要凝聚中国力量，而且要凝聚理解和支持中国发展进步的世界力量。中国力量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能不能实现中国梦，关键也在党。世界力量的关键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邓小平语），中国梦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繁荣共同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当年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不可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样，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走得也不会顺当。
中国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彰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出访和接待外宾过程中多次强调，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将努力带动和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发展。我们要努力把实现中国梦的实践变为共圆世界梦的强大动力。
一是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与美国实现合作共赢。一提到中国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梦，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提出中国梦就是冲着美国梦去的，并最终以取代美国梦为目标。这其实是天大的误解。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单赢者，只有共赢者，那种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零和状态是不存在的。所以，十八大报告在合作之外特别强调“共赢”二字。言外之意，合作本身不是目的，因合作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也有愿意和勉强之别，若没有共赢，合作可能流于形式甚至变成胁迫，如此获得的和平与发展难免会有不少水分。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守成大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我们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其着眼点就是实现中美的合作共赢，而不是谁取代谁。在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美将共同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目前中美关系正沿着这一轨道平稳地向前推进。
二是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更多惠及周边和发展中国家。坚持以义取利，见利思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准则。习近平同志对新形势下如何处理好对外关系中的义和利的关系作了深刻阐述，强调对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那些对我国长期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考虑对方利益，不要损人利己、以邻为壑。今年以来，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先后访问非洲、拉美和周边地区，与非签署47个合作协议，面向加勒比友好国家设立优惠贷款和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贷款，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等新构想。同时，中央又专门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就如何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从而实现共同发展作出重要部署，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帮助周边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诚意。
三是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新世纪以来，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天下并不太平，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时有抬头，恐怖主义、粮食安全、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跨国问题突出。面对这些问题，十八大报告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中国将在这些方面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这种作用既表现在我们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上，也表现在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上，更表现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上。“中国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习近平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参与朝核、伊核和叙利亚问题的解决进程，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发挥积极作用，并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妥善处理国际争端，为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
责编/袁静 美编/于珊
第三篇：中国梦的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
中国梦的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
朱春奎
中国梦不是重塑汉代雄风、大唐伟业，也不是再造康乾盛世;中国梦，不是复兴封建帝国的旧梦，也不是食洋不化的他国梦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提出并阐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高度关注，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对中国梦的诠释和追求反映了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决心，也令每一位中华儿女感到振奋。
中国梦的内涵：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实现中国梦，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继续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
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虽然相对于中国梦来说，每一位国人自己的梦想可能显得过于渺小，但实现每一位国人虽小但珍贵的梦想却正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
中国梦不是美国梦的翻版
无独有偶，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2年11月6日发表演讲时也表示，每个人都有着追求个人幸福权利的这一信念，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梦。中国梦和美国梦体现了世界经济最强大的两个大国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但中国梦不是美国梦的翻版。
个人主义是美国梦的思想基础和灵魂。中国梦则不然。中国梦的核心是实现集体或整体的价值，即通过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个人梦想是中国梦这一共同理想的具体表现和组成部分。“君子和而不同”，中国梦的形成有自己特有的深刻文化背景、历史积淀和现实依据，没有必要也不需要与美国梦相同。中国人民应当，也值得为自己的梦想而骄傲和自信。
两个百年目标一定能实现
总书记将中国梦阐释为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对中国梦的实现进行了里程碑式的规划。“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的实现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执政党息息相关。
历史学家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整个二十世纪一直是中国无数志士仁人顽强追求的目标，一直是时代潮流中的突出主题。中国的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改革也好，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可以说是贯穿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 中国梦不是重塑汉代雄风、大唐伟业，也不是再造康乾盛世;中国梦，不是复兴封建帝国的旧梦，也不是食洋不化的他国梦。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基于中华民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实践的现代梦。
总书记指出了实现中国梦的三项要求：必须走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即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道路”、“精神”和“力量”是执政党、各级政府和每位民众在为中国梦奋斗时都必须注意的环节。此外，三项要求都突出了“中国”二字，这就要求我们时刻注意保持中国梦的中国特色和属性，不能随波逐流。
中国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中国梦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中国梦的实现绝对不是以牺牲他国的正当利益为代价。相反，中国梦的实现恰恰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为人类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梦想加分。对人类发展有较大贡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应有之义。诚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强调指出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是对中国共产党已有伟大成就的接力。
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政府是否以人民利益为导向，是否有能力带领人民实现美好生活关系重大。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需要协调复杂的利益关系，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对于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至关重要。因此，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政府为人民服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政府切实负起责任，规范自身职权;需要政府完善法治管理，保障公民权益;需要政府廉洁透明，值得人民信赖。这既需要政府管理自身的不断革新、创新，也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监督和支持。
诚如毛泽东所说：“人类总得不断的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观点，悲观的观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我们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大的政治觉悟和热情，突破制约中国梦实现的利益固化的藩篱，消除阻碍“中国梦”实现的不正当行为，用创新走出新路，用创新实现新梦。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
第四篇：广播活动的打造方向与实现路径
广播活动的打造方向与实现路径
辽宁大连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 师 强
摘要：广播活动对广播在短时间内聚合受众注意力、提高收听率、提升美誉度、获得竞争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面对当前竞争激烈的广播生存环境，进一步探讨广播活动的打造方向与实现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在梳理了全国有影响力的广播活动的基础上提出了广播活动的打造方向，重点阐述了广播活动的5个实现路径，即活动品牌化、品牌持久化、主题多元化、定位专业化和资源整合化。
关键词：广播活动 打造方向 实现路径
近年来，广播活动成为各家电台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普遍采用的一种主题宣传方式和营销手段。湖南电台交通广播的“爱心专列进北京”、中央电台音乐之声的“我要上学”活动，以及大连交通广播波及全国的“爱心送考”活动，等等，各地的广播活动你方唱罢我登场。2012年，各地广播媒体更是加大了“活动”营销力度，有的甚至提出“每个部门一个活动，每周一个活动”。广播活动对广播聚合受众注意力，提高收听率，提升品牌美誉度，扩大影响力，获得竞争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里就广播活动的打造方向和实现路径略谈己见，供同行参考。
一、广播活动的打造方向
1．打造主旋律型活动
如何在重大纪念性事件的活动宣传中唱响主旋律，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全国各家广播媒体均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包括开展跨城市、跨媒体的采风行动，对重大事件广泛开展深度报道、系列报道等。2008年，深圳交通广播联合全国七家交通广播策划发起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30年30城——潮涌渤海经济圈”大型采风活动；2008年，大连广播电视媒体共同推出“热土华章——纪念改革开放30年”跨区域报道活动；2009年，国庆60周年到来之际，大连电台推出“庆祝祖国六十华诞——祖国颂 ·民族情”大型媒体主题活动等，这些都是主旋律活动的主要形式。
2．打造竞赛型活动
这类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电台引起受众的大范围关注。这类活动的参与对象通常是社会大众，受众积极参与电台组织的竞赛活动，电台的知名度大幅度提升。比如，2008年大连电台推出的“广播主持人„新声秀‟大型选拔活动”；大连财经广播连续举办三届的市民“创业冲浪大赛”；2003年大连交通广播推出的“首届大连车模大赛”，都是比较成功的案例。
3．打造商业会展型活动
这类活动大多以宣传商品为主题的形式出现。由于广播媒体的特殊性，一般企业大多以赞助的形式参与广播的活动营销，通过广播的营销平台，达到自己的营销目的。而广播媒体恰好也有赞助的需求，各取所需，各有所得。这种广播媒体经常操作的营销活动，既能拉动客户近期的广告投放，又能起到宣传自身的效果，可谓双赢。比如，浙江交通之声推出的“购车”节，以其声势大、多媒体联动及购车优惠深受购车者的青睐。陕西省宝鸡人民广播电台的“2012中国 ·宝鸡家庭商务轿车展”活动也被誉为宝鸡车市榜样级行业盛会。
4．打造社会公益型活动
广播电台作为主流媒体，具有公益属性，负有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体现对广大受众的关心、关怀，特别是为贫困、伤残、弱势群体等送去更多的关爱、扶持，是广播公益性活动的不变主题。如大连交通广播推出的爱心三部曲“爱心送考”、“爱心送学”、“岗位助学”和“5·12慈善日”，以及大连音乐广播推出的“爱心音乐教室”工程。公益性活动容易唤醒受众的向善心理，得到政府支持，可以整合民众资源和政府资源，为媒体赢得良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因而是广播媒体活动的主要类型之一。
5.打造文化艺术型活动
近年来，演艺经济作为一种朝阳产业，引起了各种媒体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兴趣，演唱会、歌手大赛、签售会等成为媒体乐此不疲的追求目标。媒体喜欢，听众欢迎，商家趋之若鹜，冠名权成为品牌一鸣惊人的法宝。“你的电台 你的蔡琴——2011蔡琴不了情南昌演唱会”是江西音乐广播FM103.4回馈给广大听友的岁末感恩盛典；2012年大连音乐广播则推出孟非新书《随遇而安》大连签售会。各种文化活动的火爆场面，将电台文化艺术型活动的打造推向高潮。
6.打造节庆型活动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及国家法定节日丰富多彩，而世界各地的“洋节日”也正一步步走近中国寻常百姓。琳琅满目的传统节日、法定节日和“洋节日”，是广播媒体举办活动营销取之不尽的源泉。广播媒体抓住节日这一大好时机，将活动营销主题与节日结合起来，吸引公众眼球，吸引民众参与。如湖南广播推出的“祥和中国节，璀璨湘江”特别活动、湖南交通广播举办的“爱心大行动，平安过大年”活动、2011年浙江电台交通之声连续三天推出的“93爱相随，元宵喜乐会”特别活动，可谓元宵三部曲，好运多重奏。丰富多彩的节庆广播活动，使广播媒体成为众多节日喜庆元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7.打造晚会型活动
主题多样、形式灵活的广播晚会是受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如果晚会能够请到一些知名人士参加，或者举办明星晚会和其他具有演艺成分的晚会，活动举办者就会给受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大连交通广播10周年台庆晚会“走在春风里”就是这样的活动，明星姜超、万芳、陈明、金学峰的精彩表演让晚会星光熠熠，在社会上再一次提升了频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样的带有广播标志的活动已经超越媒体局限，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城市事件。
二、广播活动的实现路径
创意一个好的广播活动不容易，而要让一个广播活动获取最大价值，更需要有科学的实现路径。
1.走活动品牌化的路子
近几年，许多大型广播活动都在走品牌化道路，品牌活动拓展了广播的影响力空间，使广播对听众和社会的影响由单一的资讯传播转为立体的复合传播，使广播与社会及听众的接触更直接、更深入。如何做到活动品牌化？第一，选准项目，做“品牌加法”。活动的选题最好具备创意新颖、参与性强、社会关注度高、可连续开发等特点。建议广播在选择或策划活动时，一定要考虑到是否适合自身的特色和定位，只有符合专业频率自身品牌发展战略的活动项目，才能不断给品牌加分，形成和强化自身品牌的特色。第二，在选定主题以后，尽量坚持做下去，形成品牌。大连交通广播已经坚持6年的“爱心送考”活动，以无可争议的影响力荣膺2010“大连榜样”的美誉，成为响当当的城市品牌。该活动既吻合交通广播
服务有车族的目标受众定位，活动中倡导的公益主张也符合大连“文明城市”、“爱心城市”的城市核心内涵。“力所能及的帮助，请您愉快接受”、“关心别人，快乐自己”等活动理念已成为引领活动发展的灵魂，媒体的品牌活动自身也已成为文化热潮和文化现象的发源地，引导着正确的文化走向。
2.走品牌持久化的路子
有了响亮的品牌后，活动的操作者就要努力使活动的品牌能够持久化地延续，并且能够在持久化的过程中使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越来越高，最终使品牌不断升值。随着时代节奏的加快，受众最容易喜新厌旧。一届活动大获成功，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在分享活动持续影响力的同时，形式和内容的创新，是该活动是否有长久生命力的关键。大连音乐广播2011年成功推出“爱心音乐教室”工程，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山区未成年人的音乐教育。该工程为山区每所音乐教室配备2万元的标准化音乐器材，包括钢琴、竖笛、手风琴、铃鼓等。由音乐教育专家、音乐专业毕业的热心听众及音乐广播主持人组成“志愿义教团”，定期为孩子们讲授音乐课程。不同于其他公益项目，“爱心音乐教室”工程还为山区音乐教师的培训定制了“领雁计划”，为培养山区有音乐潜质的儿童打造了“未来之星”计划。通过提供符合现阶段实际需要、内容丰富的“音乐训练营培训”、“大师班培训”，将“爱心音乐教室”工程引入持续、纵深发展轨迹。力求借助音乐的智慧和力量改变山区儿童的生活轨迹和命运，使其成长为优秀人才。截至2012年8月，大连音乐广播已经为贫困山区小学捐建了25所音乐教室，同时还将关爱的触角延伸到辽西贫困山区，为那里的孩子们送去音乐的启迪和快乐。
3.走主题多元化的路子
现阶段，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广播活动热潮中存在着主题简单化的现象。活动缺乏精耕细作，结果是花了大力气，却没有好收成。大型活动讲究“开头、发展、高潮、结尾”的故事连续性，在操作的过程中需要一定时间的间隔，当一个阶段的注意力发展到高潮逐渐消退时，再抖出一个包袱，重新吸引受众视线。
目前，众多广播活动在策划推广时精心将活动进行系列化“分拆”，把一个活动拆解成不同层次的小、中、大系列活动，着意把活动的战线拉长、摊子铺大、声势做足，这种操作非常有利于活动的层层推进和活动价值的放大。大连音乐广播每年的“爱心音乐教室”工程，均细化为两次“爱心音乐教室”的捐建，每次五所
学校；山区“未来之星”的评选；山区教师“领雁计划”培训；“爱心音乐教室”工程慈善晚会等分项目。整个工程宣传分阶段，跨越全年，使活动营销具有较长的生命力，不断形成波峰波谷的收听热潮，引发了更大的社会反响。
4.走定位专业化的路子
专业频率组织的大型活动，其专业化的素质与追求是必不可少的。这是频率专业品质和专业资质在广播活动中的体现和彰显。已经连续举办8届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哥的姐欢乐节”，是全国第一个专门为全国的士司机打造的节日。经过多年的精心打造，已经成为大连交通广播的品牌活动。2012年，大连交通广播借助“畅行中国——全国交通广播传播平台”，全面展示各地出租车驾驶员的精神风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极地保护公益计划”，通过各地服务窗口——出租车驾驶员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渠道，宣传环保理念，倡导低碳生活。来自30个城市的近百名交通广播媒体同仁和出租车司机代表齐聚大连，参加“畅行中国——第八届大连老虎滩的哥的姐欢乐节”。活动期间，大连交通广播借助全国交通广播同行的传播优势，通过跨区域、跨媒体的合作，形成了立体化、散发性的传播形态。媒体间的有效联动，彼此优势互补，实现了传播效能的最大化，将大连的影响力推向全国。现在，许多专业频率都在力图通过评选、论坛等大型活动树立在某一行业或某一领域的专业权威地位，强化频率在这一行业、领域的“话语权”。所以，这些活动的组织也越来越趋于专业化。活动组织者都要找到这一行业、领域的主管职能部门作为顾问单位或支持单位，网罗这一行业、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记者一同参与活动，体现活动的专业水准和专业影响。
5.走资源整合化的路子
品牌是媒体最具价值的无形资产。品牌背后是文化影响力。影响力的制造需要精心的策划和整合营销宣传的配合。多媒体时代决定了广播活动必须结合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电视媒体等进行交叉整合传播。广播媒介便于携带，网络媒体便于互动，平面媒体便于深度介入，电视媒体便于直观接收，因此，在活动内容本身具有创新性和新闻性的基础上，必须结合其他媒体的优势进行整合营销，才能将创新性转化为影响力，开发潜在受众。通过好奇、接触、接受、喜爱等过程，培养广播自己的固定受众群。大连交通广播“的哥的姐欢乐节”活动不仅与本市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电视媒体以及户外媒体有效联动，还与全国30家交通广播
进行了跨城市、跨媒体合作，充分调动各种媒体资源进行宣传，达到了媒体传播价值的最大化。
第五篇：“五水共治”的战略意义与实现路径
“五水共治”的战略意义与实现路径
当今浙江，同时面临几大问题：“水多了”——洪涝灾害频发；“水脏了”——水污染严重；“水少了”——水资源短缺。由此导致“江南水乡喊渴了”、“山依然青而水不再秀”的局面，严重威胁着浙江人民的生命安全、生产安全和生态安全。基于此，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的战略部署。“五水共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必须予以大力推进。
“五水共治”的战略意义
“五水共治”是根据浙江“水乡”省情和公众亲水诉求，深入贯彻“八八战略”的具体行动，是建设“美丽浙江”的战略重点，对于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五水共治”的经济意义。一方面，“五水共治”可以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水污染严重的问题、水资源效率低下的问题、水环境质量低劣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方式落后的问题。水是生产之要。“五水共治”必然要求我们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以保障源头活水源源不断；另一方面，“五水共治”可以带动经济发展。“五水共治”需要启动治污工程、防洪工程、排涝工程、供水工程、节水工程等一系列公共工程。政府适时推出这些公共工程，既可以起到“五水共治”的效果，又可以起到拉动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
“五水共治”的政治意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治水就是政治，治水就是政绩。即使在当今社会，“水政治”仍然是一个重大课题。水安全了，政局就稳定了；水安全了，人民就满意了。反之，因为治水不力而垮台的政府有之；因为治水低效而受到人民唾弃的政权也有之。人民政府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而水资源需求、水环境需求、水安全需求等是人民最基本的需求，满足人民最基本的需求就是最基本的政治。“五水共治”可以全面满足人民的水需求。
“五水共治”的文化意义。众多文化是以“水”作为载体的，文学作品、书画作品、音乐作品均不例外。如果没有富春江如诗如画的美景，就不可能激发黄公望创作“富春山居图”的灵感；如果没有黄河汹涌澎湃的气概，就难以激发光未然创作《黄河颂》歌词的激情和冼星海创作乐曲的灵感。“上善若水”，水代表着“道”； “山清水秀”，水代表着温柔、灵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水代表着人民群众。因此，水的文化寓意极其深厚，而这种文化寓意的挖掘是建立在“五水共治”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一定要大力倡导敬畏洪水、保护水源、节约用水等水文化，让水文化浸润人们的心田，并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五水共治”的社会意义。水是生命之源。水资源、水环境、水安全都是最基本的民生。基本民生不保，社会稳定就无从谈起。从国际上看，“为水而战”已经成为事实；从区域上看，“为水而争”已经屡见不鲜。而且，水是流动的，关系到上下游、左右岸、前后代等诸多关系。只有实现“五水共治”，才能实现社会和谐、人民安康。从发展的角度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优质的水资源、水环境的需求与日俱增，这就要求政府提供优质的“五水共治”。因此，“五水共治”不仅要做，而且必须做好。
“五水共治”的生态意义。水是生态之基。“山林水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无论是山林、湿地，还是水田、江湖，最基本的要素是水。有了适度的水、有了生态的水、有了灵动的水，山林水田湖这一生命共同体就健康了。“五水共治”就是要变污水为清水，恢复水生态；就是要化害为利，保障水安全；就是要保护源头活水，让百姓喝上生态水；就是要变浪费用水为节约用水，保障生态用水。因此，“五水共治”就是要保护好水生态。我们一定要抛弃“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的错误观念，树立“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观念。
“五水共治”的现实路径
“五水共治”，要治污先行；“五水共治”，也要齐抓共治。“五水共治”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用系统的思维和方法才能落实。为此，需要找准切实有效的治理路径。
抓蓝图建设，统筹“五水共治”规划。“五水共治”需要回答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哪里可以做、哪里不可以做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明确水生态建设规划、水环境治理规划、水资源配置规划、洪涝防治规划等，以及与此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等。“五水共治”规划既要注意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整体性，又要注意处理好与其他相关规划的衔接和呼应。
抓工程建设，强化“五水共治”项目。落实“五水共治”规划，需要建设一大批项目，项目建设是“五水共治”的重点内容，例如河道整治工程、污染减排工程、防洪大堤工程、城市排涝工程、饮用水引水工程、城乡节水工程等。“五水共治”工程是民心工程。做好了，得民心；做不好，失民心。因此，既要做好事先评估和论证，又要做好事中评估和论证，还要做好事后评估和论证。而且，评估和论证的主体既要有政府参与，又要有专家参与，还要有公众参与，实现政府评估、专家评估和公众评估的和谐统一。
抓技术建设，突破“五水共治”关键。“五水共治”必须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合规律性是关键。技术建设需要特别重视三个方面：第一，重视“五水共治”工程技术的突破，学习都江堰技术创新的经验，强化工程技术的前沿性，使得工程项目多年不落伍。第二，重视“五水共治”监测技术的突破，水文监测、水质监测、水量检测等都要提高科学性，要重视不同监测体系的整合，重视监测信息的及时发布、传输和运用。第三，重视“五水共治”统计技术的突破，既要加强水利部门、环保部门、建设部门、经济部门等不同部门之间涉水统计的合作，又要解决部门内部涉水统计的多口径整合和权威性发布，避免多口径统计和统计数据无法对接的现象。
抓制度建设，优化“五水共治”规则。“五水共治”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推进“五水共治”必须依靠制度。第一，加强管制性制度建设，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水环境、水安全管理制度。要坚持以水定产原则，保障生态用水；要坚持功能导向原则，保障水体环境；要坚持安全第一原则，保障涉水安全。第二，加强经济性制度建设，让市场机制在水资源、水环境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加快水权界定进程，实施水权交易制度；加快水污染权界定进程，实施水污染权交易制度；加快生态产权界定进程，实施水源保护补偿制度。第三，加强社会性制度建设，广泛发动用水户参与到“五水共治”工作中，既参与建设，又参与监督，实现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相互监督和相互制衡。
抓组织建设，明确“五水共治”主体。“五水共治”总体上属于公共物品，因此，政府要承担引领作用。要建立领导体系，健全组织机构，明确部门职责，在可能的情况下要责任到人，例如部分地区推行的“河长制”可以推广到全省。“五水共治”要实现监管功能与建设功能的分离，因此，企业要按照规范和程序积极参与公共工程建设。而作为被服务主体的公众，一方面要承担涉水俱乐部物品的供给；另一方面可以参与涉水公共物品的生产。
抓“五水共治”抓到了点子，抓住了要害。只要常抓不懈，必然效果显著。实现“五水共治”，就能够实现人水和谐的生态文化美、永续利用的生态资源美、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美、绿色低碳的生态产业美、节约环保的生态消费美，从而为以“美丽浙江”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建设打响响亮的头炮，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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