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控职务犯罪的可行性与必然性

第一篇：防控职务犯罪的可行性与必然性

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意义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具有现实必然性，对于国家和社会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效益，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因此，研究职务犯罪的产生及其发展规律，而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加以遏制，对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可以减少和遏制职务犯罪率上升的趋势，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职务犯罪和其他一般的犯罪一样，它的发生有其社会原因。这种原因的产生是由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平决定的，是任何阶级社会所无法回避的。特别是现阶段，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与社会管理水平不相一致，一些发达国家个别社会管理职能存在权利制约的真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在内)都处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社会公共权力参与经济运行甚至参与再分配，在监督、制约体系上缺乏科学体系，必然产生职务犯罪。同时具体的职务犯罪也存在着偶然性的一面，没有天生的犯罪人，人的犯罪都是在后天的社会不良环境和主观的个人经历和心理调整不利等诸多因素，是可以通过预防的手段、措施加以影响和抑制，阻止犯罪的产生。

腐败，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明代哲学家王夫之说:“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清朝顺治帝说过:“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贪官不惩，民生不安”，“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康熙帝则提出“治国莫要如惩贪”。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认识呢?这是因为“廉则兴邦，贪则亡国”，已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到今天，人民群众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政治意识增强，只要有一些腐败出现，就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当腐败问题积重难返时，必将引起社会动荡。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就是很好的例证。全球性的廉政和反腐败监督组织透明度国际2005年宣布了它称之为世界最腐败的前国家领导人名单，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名列前茅。透明度国际在一份“全球腐败报告2004”中说，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在职的1967年至1998年期间，共挪用公款150亿至350亿美元，而印尼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95美元。在这样的政府治理下，社会**，政府垮台，势所必然。

国家如此，一个地方也是同样。如果那个地方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廉洁问题上过不了关，贪赃枉法、敲诈勒索、愚弄百姓，必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反抗，使社会陷入无序状态之中。因此，只有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遏制职务犯罪高发态势，才会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2.预防职务犯罪有利于创造良好经济秩序

从当前职务犯罪的发案特点看，不但犯罪数量上升，而且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向大金额发展的趋势。80年代，职务犯罪1000元、2000元就可以立案，犯罪金额10000元就是大案。进入90年代，特别是97刑法颁布实施以来，就立案标准而言，贪污受贿罪已经提到5000—10000元，挪用公款罪则提高到10000—30000元。每年职务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令人触目惊心，特别是发生在亏损国企的职务犯罪，由于职务犯罪使企业陷入困境，职工下岗，生活处于贫困线以下，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职务犯罪集中体现为一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徇私枉法式的犯罪现象，其中的“权”是对社会的管理权，特别是对国家在经济领域里的计划、调控、价格、招投标等项管理的权力，成为职务犯罪追逐的焦点。只要在这些领域中职务犯罪泛滥，那么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计划、调控方案就无法实施，市场“杠杆”就无法按经济规律发挥自然调节作用，就不能给进入市场的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就无法维持。

通过控制和降低职务犯罪的犯罪率，可直接减少职务犯罪给社会和企业造成的损失，也可以促进国家加强对参与经济的公共权力的管理，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严格市场经济的规范，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制。

3.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打造廉洁、高效政府

廉洁、高效的政府，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要建设这样的政府，就必须将职务犯罪降到最低限度。新加坡是一个国土面积不到700平方公里，总人口400余万，“除了阳光和空气，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岛国。为了生存和发展，新加坡政府始终怀有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创始人，前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指出：国家兴旺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政府官员保持廉洁和献身精神，是政府牢固的基础。因此，新加坡政府在廉政建设方面的治国理念，就是把预防腐败作为政府建设的首要工作来抓，对公共服务人员(国家公务员)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严肃的制度管理、严密的考核奖惩。新加坡政府经过近四十年的不懈努力，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法规和严格执法机构，使公务人员“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从而有效地保持了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廉洁和高效。在这样的政府领导下，新加坡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转变为一个富裕的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茅。

反之，如果政府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则必然阻碍经济的发展。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担任阜阳市委书记时，大权在握，在人事问题上独断专行，在经济发展上虚报浮夸，并大肆收受贿赂，极大地败坏了党风，涣散了民心，给阜阳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在王怀忠主持工作的几年中，阜阳错失了多年以来少有的发展良机，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只有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建设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才能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优质服务。

4.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正确处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从本质意义上讲，就是处理利益关系。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还指出：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如果我们的公务人员都能够按照胡锦涛同志所说的那样去要求自己，爱人民、尽职责、讲奉献，就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就能恢复到战争年代那样的血肉关系、鱼水关系。遗憾的是，不少干部，甚至是一些高级干部，却利用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去谋取私利，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样的人，在我们的队伍中虽

然是少部分，但已经严重损害了党和干部队伍的形象，如果任其发展开来，最终必将引起政治、经济和民族三个危机并发症合流，导致党、国家和社会制度三个灭亡。

因此，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富有成效的工作，逐步减少公务人员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使他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样的话，就一定能建立起和谐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使民心凝聚，齐心协力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5.预防职务犯罪，有利于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职务犯罪是党风政风存在严重问题的直接体现，而党风政风在我国社会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关系到党的生命力、战斗力和凝聚力，关系到政府各项行政职能的正常运作，甚至影响到社会的安危、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兴衰。并且，党风对社会风气起着主导作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一代社会新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风的端正带动了政风，也使社会风气呈现蒸蒸日上的良好氛围。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受社会转型、各种物质利益纷繁复杂、错误思想泛滥的影响，一些具有管理一定公共事务权力的人员经不起考验，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有所抬头，特别是近些年来有向社会各个领域蔓延的趋势。这种现象对社会风气具有极坏的负面影响。人们的善良、朴素、守法的思想和观念动摇了，社会的丑恶现象死灰复燃，违法犯罪必然上升。

预防职务犯罪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从端正党风、政风入手，加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廉政建设，使他们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实实在在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重塑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这样，既能达到减少和遏制职务犯罪的目的，又能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6.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

法治的关键所在，不在于依法治民，而在于依法从严治吏。我国法学家张文显认为，“从广义上说，法治意味着人民应当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治理。但在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中，法治应作较为狭窄的理解，即它是指政府应受法律的治理，遵从法律”。“现代法治的精髓是官吏依法办事，只有官吏依法办事，接受法律的约束，才有法治可言”。卓泽渊则认为，“法治所治对象是什么?权也。人民依法治权的具体化，也就是依法治官。在非法治国家或社会中，法是官治民的手段;在法治国家或社会中，法是民治官的工具。这里当然没有法只治官而不治民的意思，但治官无疑是首要的，它关乎治民治得好与不好、当与不当。不求官之治，而求民之治，乃法治中舍本而逐末也”。从守法的角度来看，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不仅要求普通公民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率先垂范。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不能守法，无视甚至亵渎法律，就很难要求普通公民去守法。

国家工作人员的守法，要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不仅要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模范地遵守各项法律，还应当在履行公务活动中自觉地运用程序法和实体法来约束自己的职务行为。而积极主动地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无疑能够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法治意识，使广大干部都能自觉地遵守法律，从而确保依法治国能够顺利推进。

第二篇：国企改制、企业破产重组中职务犯罪分析与防控

国企改制、企业破产重组中职务犯罪分析与防控

吕捷

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国企改制、公司破产、重组等也逐渐进入较深层次和攻坚阶段。由于改制涉及到产权变革，涉及国有企业和公司资产的处置，涉及到各级单位和个人的利益等，因此，在改制、破产、重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侵吞、窃取、挪用、转移国有企业和公司资产的职务犯罪，既影响国企改制、公司破产、重组的顺利进行，也易诱发群体性事件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目前，此类职务犯罪已经引起各级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加大查处和惩办力度已势在必行。笔者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在办理具体案件过程中试着对此类犯罪行为人的心理、手段和所触犯的罪名进行归纳总结，也试图藉此寻找到能够有效预防此类犯罪的途径，在此抛砖引玉，以期准备或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制、破产或公司重组的企业、公司及管理层能够引起重视、防微杜渐。

一、国企改制、企业破产、重组中职务犯罪中行为人的心理特点分析。

1、更为强烈的主动性和贪婪性。行为人往往是主动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蚕食、挖空企业；或者管理层集体谋私；或者为了私利与改制有关的权力人物进行赤裸裸的钱权交易。行为人的思想基础往往具有惊人的趋同性，认为：国企改制或公司破产、重组是最后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期待在这最后的“饕餮晚餐”中分得一杯羹，一夜暴富。

2、更多的侥幸心理。行为人往往是企业、公司的管理层或某个层面的权力掌控人，在多年经营管理过程中，对公司、企业各个环节异常熟悉、人员关系较为亲密，犯罪条件充分，行为人的手段更为隐秘，特别是在有些共同犯罪情形下，行为人集体协商、步调一致，更会认为外部力量“难以深入调查，即使调查也查不清楚”，侥幸心理膨胀。

3、更为失衡心的心态。某些行为人之前在公司、企业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人生目标明确。遇到改制，生存环境改变，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容易产生心态变化。如身边再有他人利用改制乘机捞取利益并在短时间内未被查处的实际情况存在，往往导致行为人心里更加失衡，容易产生“辛苦一辈子，不如趁此捞一把”的心理变化。

4、更加无所谓的心态。某些国有企业、公司或管理层在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对政策精神的理解产生偏差，对相关法律法规不熟悉也不学习，将在改革初期的一些不完善甚至违法的做法、习惯视为“治病良方”。在其他单位的某些错误做法没有得到有效纠正之前，认为“别人这么干也没什么问题”的无所谓心态充斥着头脑，最终酿成大祸。

二、国企改制、企业破产、重组中职务犯罪手段和罪名分析。

（一）虚构事实，利用职务便利直接贪污或挪用。行为人利用自己经营管理或直接保管钱、财、物的便利条件，采取收入不入帐、报假帐、虚列支出等常规手段与形式，直接挪用或侵吞、窃取国有资产。特别是某些企业、公司改制前就业已存在“小金库”等违法账外资金或“体外循环”资金系统，在改制、破产、重组过程中，更容易诱发此类行为方式的犯罪。如笔者所办理的刘某涉嫌贪污案采取的就是这种直接侵吞的方式，从而达到其非法占有目的。刘某为某国有企业下属服务公司经理，2006年企业改制过程中，恰逢一笔六十万元的应收款到期，刘某即指示该应付款单位直接将款项付给其指定的第三人。刘某未将该笔资金如实入账并指示财务人员将该笔应收账款作坏账处理，改制结束后刘某与第三人将该款项私分。某区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认定该构成贪污罪。

（二）在清产核资时隐匿资产或进行虚假评估。行为人为了低阶购买国有资产，故意向企业主管部门和评估机构隐匿应当纳入评估的国有资产，造成资产评估不实，国有净资产在评估中被人为减少，评估后行为人再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产权交易。或者行为人与中介服务机构某些人员恶意串通，暗箱操作，对部分国有资产尤其是公司、企业所拥有的商标权、专利

权以及品牌等无形资产或者正处于不确定状态的资产进行低评、少评或者不评，达到非法占有国有公司、企业资产的目的。此类行为所触犯的罪名一般为贪污、职务侵占罪或私分国有资产罪，如中介机构的行为人与国有企业、公司人员有共同犯意，则为共同犯罪。

（三）虚假出资，搞所谓管理层收购。国有企业在民营化的过程中，行为人为达到管理层收购的目的，在无法筹足资金的情况下，或者直接挪用原公司、企业的资金，或者把原公司、企业进行抵押贷款，以此来实现个人收购。2005年，本市某区政府在转让某公司国有股权时，时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张某，就是利用职务之便，以个人的名义从公司借巨款用于个人购买国有股权，后经法院审理，该构成挪用公款罪。

（四）运营国有资产，瓜分盈利。改制过程中，国有公司、企业的负责人另组自然人控股公司，对所在的国有公司、企业的经营环节进行人为操控，将能够产生较大利润的业务环节外包给自然人公司，让国有公司、企业承担生产成本，行为人则瓜分企业实际盈利。或将国有公司、企业的优良资产提前剥离，把资金和较好的设备抽逃出来，投入到与自然人或其它所有制企业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中，盈利归行为人个人，把还贷和纳税、补税的包袱扔给空壳的国有企业，变相侵吞国有资产。此类犯罪大多是管理层的集体行为，形式上往往有一系列公司、企业名义的决议或文件，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所触及罪名一般为贪污罪、私分国有资产罪、职务侵占罪和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和为亲友非法牟利罪。

三、国企改制、企业破产、重组中职务犯罪的防控建议。

1、“国企改制能否成功，国有资产能否在改制中保值增值，关键在程序的规范”已经成为共识。目前，国有资产流转和交易机制已经日趋成熟，应根据不同企业改制的特点，规范改制行为。在产权界定、财产清查、债权债务清理以及国有资产定价，转让国有资产（包括无形资产）过程中，严防、严控、严格按照既定程序进行。

2、对中介机构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做到事前公示、事后备案、专人负责，加强监管。

3、对企业负责人以及财务负责人进行离任审计，建立公示、报告、备案等制度。国有公司、企业改制、破产、重组的有关信息要向社会及职工公开，改制、重组方案与产权变动都应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报告或备案，防止暗箱操作。

4、加强法律、法规和政策学习，既给妄图在公司、企业的改制、破产、重组中谋取私利的人员以警示使其不敢以身试法，也给真正的改革者以信心和力量。

综上所述，随着改革的渐次推进，相关秩序的规范和惩办犯罪的力度加大，国企改制、企业破产、重组也逐步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这是让人欣喜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国企改制、公司破产、重组中犯罪行为防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某些铤而走险者，他们作案手段已经不局限于满足一时一刻的消费需求，往往利用经营管理国有企业、公司的权力，钻改制中的漏洞，非法占有国有资产为其私用，进行长期的资本运营，以积累个人财富资本。而企业改制大都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其中所隐含的不法手段也容易“合法”化，更使得司法机关查办案件难度加大。笔者建议负有国有资产监管职责的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和纪检监察、行政执法部门与司法部门密切配合与合作，对改制中严重损害国有权益、集体利益的行为及时进行查处，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作者系集团合伙人、诉讼仲裁二部主任)

来源：德衡商法网(.cn)，本文网址：http://.cn/dehenglawyer/contents.asp?id=974

第三篇：如何构建我国职务犯罪防控体系（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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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我国职务犯罪防控体系

鱼过千层网，网后还有鱼。对于职务犯罪分子来说，不管你打击多么有力，但总有漏网之鱼。反腐败，要打防并举，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标本兼治。打击是手段，预防才是目的。没有打击的预防，是软弱无力的预防;没有预防的打击是漫无目的的打击。只打不防，就会出现打不胜打的情况;只防不打，则会出现防不胜防的情况。要做到打击的同时抓预防，预防的同时抓打击。在将来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中，要正确处理好打击和预防的关系，注重研究、摸索打防结合、打防一体化，办案预防一岗双责的做法和体验。

一、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先进的职务犯罪预防经验，完善我国职务犯罪预防制度，建立防控体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在探索、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预防职务犯罪之路的同时，学习借鉴先进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成功经验，不断提升我们职务犯罪预防的整体水平。

(一)香港廉政公署预防职务犯罪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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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其最大特点是：

1、机构健全，战斗力强。廉政公署1300多个职员被分在三个处。执行处负责调查，破案率很高，提交检控后定罪率很高。执行处强大的侦查破案能力，对职务犯罪起到了阻止、威吓作用。

2、法制健全，措施落实。香港廉政公署的运行机制十分健全，而且有法定的权力保障。其预防职务犯罪的措施主要有以下方面：(1)针对易发部位的管理漏洞，对症下药，帮助其建立健全制度。如人事上的监督管理制度、单位的保安与保密制度、公开竞标制度等。(2)建立“防贪伙伴”。从1981年在警队成立第一个“防止贪污组”以来，已在多个政府部门内部成立“防止贪污组”，建立了防贪伙伴关系。(3)积极为公营、私营机构等提供良好的防贪顾问服务。(4)定期举办研讨会和讲座，以提高公务员的防贪意识。(5)积极推广商业道德和反贪信息。1994年开展了一项商业道德推广运动，帮助公司制定一本清晰的公司守则，加强公司的系统管理。1995年5月成立了“香港道德发展中心”，以期持久地推广商业道德。(6)社区关系处向市民进行肃贪倡廉的宣传教育。香港廉政公署预防职务犯罪从青少年甚至幼儿园抓起。他们采取多种形式向青少年传送反贪信息，从互动的课堂游戏中培养小学生的良好品格，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发挥他们在反贪中的作用。设立防贪青少年网站，给青少年一个概念：忠诚、廉洁是一个美德。

(二)美国预防职务犯罪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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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预防职务犯罪立法既细密又周全，形成了一套完备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体系。尽管美国官员中的职务犯罪行为仍时有发生，但这些严密的制度对预防和减少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

1、关于财产申报的法规。美国于1965年颁布了《政府官员及雇员道德操行准则》，对各类高级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作了规定。1978年美国国会又颁布了《政府行为道德法》，1989年修订为《道德改革法》。该法对财产申报问题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规定，堪称财产申报立法的典范。此外，美国《廉政法》也规定政府有关官员必须填报财产和收人申报，逾期不报，将被司法部起诉。申报单由廉政办公室审查处理，并可供新闻单位和公民查阅。

2、关于公职人员行为准则的法规。美国早在1883年就颁布了《文官制度法》。1978年修订为《文官制度改革法》。该法对政府公职人员的义务作了明确规定∶包括奉公守法、廉洁自律、不得贪赃枉法、不得以权谋私、不得协从舞弊等。1985年的《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公职做私人交易。

3、关于廉政机构的规定。除了检察机关、联邦调查局等反贪污机构外，美国还设立了几个特殊的廉政机构。1921年颁布的《预防和会计法》决定成立直接向国会负责的审计署，以加强对公共资金的收入、支出和使用的监督审查，约束和减少行政官员滥用职权、贪污挥霍的行为。根据《政府道德行为法》，在人事管理局内设立廉政公署。1989年该署成为独立机构，直接受总统领导，并向总统和议会报告工作。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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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官员的财产申报事务和监督政府官员的道德行为。1978年颁布的《监察长法》规定，在政府的各行政机关内设立监察长办事处。这是联邦行政机关内部强化职务犯罪预防的重要规定。在对贿赂等公务员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时，如系一般案件直接由联邦司法部下属的联邦检察及联邦警察负责侦查和起诉。但如系总统及其他高级行政官员或联邦议会议员涉嫌的案件，通常根据需要任命“特别检察官(Special prosecutor or Special Attorney)”或“独立检察官(Independent Counsel)”，具体负责对该案件的侦查和起诉。在美国的刑事程序中，除了“特别检察官”和“独立检察官”制度外，没有其他专门适用于有关贿赂等公务员犯罪的特别程序。

4、关于保护举报人的法规。保护举报人是美国廉政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美国《文官制度改革法》设置特别律师办公室，负责调查和追诉行政机关违反该法行为，特别是加强对告发行政机关违法行为职员的保护。如果行政机关对告发的职员采取报复行为时，特别律师可以命令行政机关采取矫正措施，必要时可以向总统提出报告。1989年，美国还颁布了《举报人保护法》，鼓励和保护公民参与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

5、关于有效打击职务犯罪的法规。《有组织的勒索、贿赂和贪污法》是美国打击职务犯罪的重要法律。该法于1962年在联邦立法机关中提出，1970年颁布实施。该法三个明显特点：一是扩大了联邦司法机关对职务犯罪的管辖权。二是提高了对职务犯罪的最高刑，加大了对贪污受贿官员的处罚力度。三是赋予执法机关调查职务犯罪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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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加坡反腐败：惩治与预防并重

新加坡是世界上廉洁度很高的国家。新加坡实现和长期保持廉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依法治贪防贪，把建立健全防止官员职务犯罪的法律制度作为廉政建设的主要内容，使肃贪倡廉规范化、法律化和制度化。

1、新加坡在惩腐反贪上采取打击与预防并重、标本兼治、双管齐下的方针。这些政策在廉政立法上得到了体现。新加坡的主要廉政立法有《防止贪污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以及《公务员惩戒规则》等有关公务员管理的法律法规。《防止贪污法》是新加坡基础性的预防职务犯罪立法。该法自1960年颁布实施以来经过了7次修改以适应新形势、新情况，做到严密、详细、具体和全面，把肃贪倡廉的各项活动都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

2、建立强大的廉政机构，使之成为惩治腐败的有力武器。贪污调查局是反腐败反贪污贿赂的专门机构，也是《防止贪污法》的执行机关。《防止贪污法》对贪污调查局作了全面规定，并赋予其广泛的权力，特别是强化了其侦查权限和侦查措施，增大了执法的权威性。

3、适用特别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有效惩治职务犯罪。新加坡1988年颁布了《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这是一部专门惩治职务犯罪的程序法，用以补充和完善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4、加强预防立法，从制度上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一是严格财产申报制度。二是严格官员行为准则。新加坡制定了《公务员指导手册》，对政府各部门公务员的职务行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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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如一个官员所负债务已超过其3个月的工资的总和，则被视为“陷入债务麻烦的官员”，如果不如实报告，必将受到纪律处分，甚至被开除。

5、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积极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反腐败、预防职务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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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论警察职务犯罪的防控对策

论警察职务犯罪的防控对策

刘世富

近年来,警察职务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据统计,从1993年至1997年5月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3295起,涉及公安民警40848人;1998年3月,全国公安机关在公安队伍中普遍开展集中教育整顿和执法大检查,共检查近两年的各种案件108.4万件,发现问题的案件15.1万件,查处违法违纪民警1.1万多人。有资料显示,全国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被查处的公安民警有225人,其中县级以上公安机关领导干部48人。在犯罪数量增加的同时,公安民警重大职务犯罪也不断出现。这些违法犯罪案件不仅给社会和群众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败坏了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形象,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对警察职务犯罪控制已迫在眉睫。

一、完善政治体制,消除警察职务犯罪的政治因素

(一)合理配置警察权力

1.加强和完善体制的重要内容和目的之一就是对警察权力的合理配置,并保证其依法有效地运作,核心是解决好权力集中和权力分解之间的关系,最佳、最有效地控制和预防警察职务犯罪。我们在设置警察权力、控制警察职务犯罪时,既不能一味地分解权力,为求防止警察职务犯罪的发生,而过分降低工作效率,极大地增加可能发生的警察职务犯罪个案的危害结果;也不能一味地集中权力,为求防止警察职务犯罪个案危害结果的扩张和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而过分地容忍极高的警察职务犯罪的发生率[1]。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将过分集中的警察权力予以合理的分解,将过分分解的警察权力予以合理集中,实现警察权力集中与分解的合理平衡,将警察职务犯罪的发生率和危害结果控制在人们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将工作效率保持在人们期望的可以接受的水平上。实际上警察权力不合理的集中和不合理的分解,都是不可取的。在完善体制过程中,应从制度安排、规则设计、具体操作等方面来科学设置警察权力,推进警察权力集中与分解的最佳平衡,实现控制、防范警察职务犯罪的最佳的综合效果。

2.制止警察权力的随意扩张,甚至削弱警察权

力以预防警察职务犯罪。究竟该如何限制过度膨胀与极端滥用的警察权呢?有一种大胆的观点认为应该对公安机关过于庞大的行政管理职能进行结构性调整,将其主要职能严格界定为与治安管理有关的行政职能和惩治违法犯罪有关的刑事司法职能,将户籍管理职能移交民政部门,将车管及交通管制职能移交交通部门,将经济犯罪案件侦查职能移交检察机关,从源头上防止因权力膨胀而诱发的特权意识。尽管这种以权力资源和利益格局调配为内容的削权式改革,势必会触及既存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因而在现实可行的角度讲还只能停留在一种理想化的描绘状态上,但是,这种改革的思路是具有启发意义的,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世界范围之内借鉴到已经成功的经验。

(二)充分发挥现有监督主体的监督作用

1.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督察部门的监督作用。

为解决现有警务督察的不足,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警务督察进行改革。首先,改革公安督察体制。关于体制的改革,就公安机关内部而言,宜将内部各种监督职能建构并纳入督察范畴。主要是:将派驻的纪委、监察部门作为外部监督力量,其人事、财权等应与被派驻机关脱钩,这样既保障了纪检监察独立自主依法行使监督职能,又保证了公安内部督察职能的充分发挥;将现有的信访、举报等部门作为督察的信息情报部门并予以职能重设,这样既解决了信访、举报等部门的被动应诉、处置权相应欠缺等问题,又使得督察在信息情报来源方面能集中分析决策,及时有效处置各类投诉和避免工作重复;将法制部门执法监督职能剥离,纳入督察职能范畴[2]。在公安督察领导体制上,也应不断加强上级对下级的领导和下级对上级负责的各种保障,应在督察上下级之间体现出组织人事、经费保障等的相对独立性,这也是保证督察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必然要求。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的督察机构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对警察职务犯罪的监控职能。

其次,合理界定和充实公安督察职能。根据警察法有关规定,为达到预防和监控警察职务犯罪的目的,除依照督察条例行使相关的职能外,督察职能至少还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公安机关及警察违法违纪情报信息的收集、分析与整理反馈,提供决策职能。监督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工程。情报信息渠道来源不应仅限于上级交办的事项或公民投诉、申诉与控告等普通邮件,还应通过媒体及互联网等注意收集,开通投诉电话及互联网上的投诉、指控信息,收取各种相关邮件,并且要及时整理归纳,总结规律,形成相应的监控意见,以协助公安机关及时制定并调整预防和治理警察职务犯罪的对策。二是对信息情报反馈的投诉进行核查处置职能。其中,对投诉或获悉正在发生的警察违法违纪行为,迅速出动并予以先期处理。目前督察部门处置110报警服务台受理人民群众电话投诉公安机关和警察违法违纪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对公安机关和警察违法违纪问题进行核实和处理;对投诉反映或核查中发现警察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情况进行初步侦查处理,必要时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警察职务犯罪的初步侦查职能在督察工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关系到督察工作的深入和督察的权威,有必要在督察职能部门建制中予以单列。

2.强化人民群众及新闻媒体对公安机关及警察的监督。要依法建立健全群众监督的有效机制,增大监督力度,提高实际效果。一方面,要实现群众监督法治化、规范化。可以考虑通过立法程序出台《公民监督细则》,明确公民监督机构的设置、性质、任务、职权、义务及程序,明确举报、上访、控申人的权利、义务及应负的法律责任,明确举报、上访、控申受理中的保密原则、办理期限等。另一方面,要建立维护检举公民参与监督实践活动的权益机制。目前 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和《奖励举报有功人员暂行办法》等保护、奖励举报人的规定,另外在现有制度基础上,也可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例如对举报人、证人进行24小时贴身保护,必要时,执法部门甚至可以让证人隐姓埋名等,让更多的公民敢于大胆具名举报警察职务犯罪行为,使检察机关更容易侦破案件。

舆论监督包括新闻监督,主要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以反映群众呼声、提供舆论信息为手段,对警察的行为实施监督。对于公安机关来讲,接受舆论监督尤其是新闻监督,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应该对新闻监督有正确的态度。其次,公安机关要主动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支持舆论监督行为。第三,公安机关应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建立曝光案件追查制度,及时纠正、处理违法事件。

(三)进一步完善民主机制,全面推行警务公开警务公开虽然已经成为各级各地公安机关的一项工作制度,但是并不意味着就已经被彻底地、符合法律意图地执行了。目前,警务公开往往停留在公开警察的姓名、职务、电话等方面,而一些相应的法律法规、具体的办事程序往往不被公布,或者被迟延公布,至于具体案件的办理过程被公开的程度则更低。警务公开的上述不足之处,都使对警察的监督大打折扣。基于此,应该全面彻底地实施警务公开,并且开展诸如“警营参观日”等活动,使社会能够深入地了解警务活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警务公开不应仅仅公开“政绩”,还要大胆公开“政误”。公开 “政误”并非坏事,它一方面可以促使公安机关领导干部自我加压,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加强对失误的防范,预防警察职务犯罪,另一方面可以使人民群众真正行使民主监督权力,保证人民群众拥有最基本的知情权。公安机关通过自我揭短,求得群众的谅解,有利于改进工作,也促使警察严格自律,预防警察职务犯罪的发生。

(四)认真贯彻落实公安机关的人事制度

1.坚持“逢进必考”的进人原则,严把进口关,实行竞争上岗、考核聘任制度。提高警察录用要求,规范录用程序。畅通“出口”、实行严格的辞退制度。同时应精简机关,把警力充实到一线,这样既可以减少人浮于事所致的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又能解决基层一线警力不足的现实困难。

2.拓宽对警察的考察思路,改进警察考察工作。

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1)强化民主测评,尽可能以人民群众公认程度为依据,做出有关的原则

规定。凡对警察进行提拔任职,一律要在适当大的范围内进行民主测评,其所获推荐票必须超过一定的比例,把那些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的警察放在更能为群众服务的位置上。(2)扩大考察范围,注意纵向延伸。对警察在横向考察的同时,注意向纵深延伸,垂直到其辐射的下属单位多方考察。全面了解被考察警察的思想品德、业务水平和工作作风,掌握其在本单位难以显露的缺点,以补正横向考察中的某些虚假印象。(3)对警察的考察还可以考察其八小时以外,看其是否与八小时以内表里一致;还可以考察其家属家境,了解警察能否廉洁自律等。

3.认真贯彻落实警察轮岗交流制度,促进警察的廉政建设。实行岗位轮换,可以防止警察个人权欲的恶性膨胀,减少腐败行为产生的土壤,避免警察长期任职于一地滋生“关系网”,使警察摆脱不正常的人际关系的困扰,秉公处理公务,保持自身廉洁。对于已经发生的职务犯罪行为,在清查过程中也能够减少阻力和干扰,更有效地惩治犯罪行为。

二、加强警察职务犯罪预防立法

世界上治理腐败取得明显成效的国家和地区,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加强防止职务犯罪的立法,使防止职务犯罪行为按照既定的法制轨道进行。目前我国应加强和完善下述方面的立法。一是需要尽快制定行政公开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监督法、公共产品采购法等,加强对公职人员包括警察的财产状况、行政行为等进行完备的法律监控。二是对有关规定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行为的法律加以完善,细化其规定,增强其完备性、科学性、严密性、明确性和可操作性。在这一方面, 1997年《刑法》涉及的职务犯罪的内容,对打击职务犯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就总体而言,我国刑法具有“厉而不严”(刑罚苛厉而法网不严密)的特点,而国外立法多采取“严而不厉”的模式。仅以贪污贿赂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死刑,而国外除泰国、韩国等极个别国家外,一般没有判处死刑的规定,甚至很少有判处无期徒刑的,通常是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德国对贿赂罪的最高刑为10年,日本为7年。另一方面,从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条件来看,我国刑法规定显得过于宽松,例如,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线同盗窃罪相比悬殊过大,而且刑种单调,缺乏罚金刑、资格刑这样针对性强的惩罚措施。反观国外立法,大都对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标准规定得极为严格。如德国刑法中的受贿罪,贿赂范围不限于财物,包括一切不法利益,无论是既得利益,还是约定取得的利益,无论是利用现在的职务,还是将来的职务,都可以构成犯罪。实践证明,适度扩大犯罪圈比单纯加重刑罚更能取得遏制犯罪的功效,因此,“严而不厉”应是我国刑法今后改革的方向[3]。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要不断完善刑事立法,严密刑事法网,既要及时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职务犯罪的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又要对已有规定的一些具体职务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完善,还要适当调整刑罚种类和幅度,对严重职务犯罪要规定较重的法定刑,对一般刑事犯罪要规定较轻的法定刑,以求达到最佳的惩罚效果,防止一味追求严刑重罚,以至刑罚过于苛厉,结果适得其反。同时进一步完善刑事程序法,堵塞刑事诉讼环节上的漏洞。

三是立足于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就关于预防

职务犯罪原则、主体、职责、措施、程序和法律责任的综合性、全国性的专门法律法规加强论证,加强治理职务犯罪的专门工作的立法,明确社会各预防职务犯罪责任主体在预防职务犯罪中的地位、职责和工作具体程序,以及失职的法律后果,尤其是具体明确有关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专门职能机构的法定地位、具体法定职权和工作程序,保证其职能性、权威性,使廉政勤政建设法制化。制定《预防职务犯罪法》或类似法律、法规,使治理职务犯罪从目前主要依靠党和政府的党风廉政自律责任要求,上升到国家的法律责任强制,增强权威性和统一性。

三、加强司法控制,严厉打击警察职务犯罪

对警察职务犯罪的司法控制,是指国家刑事司法系统通过惩罚警察职务犯罪与改造警察职务犯罪罪犯,对警察职务犯罪实行控制。司法控制是控制警察职务犯罪的最后屏障,其目标是借助刑罚的强大威慑力,达到使潜在警察职务犯罪人“不敢犯”的的防控对策效果。在对警察

职务犯罪的司法控制方面应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必罚。这主要体现在提高定罪概率上,对于构成警察职务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办一起。近代刑法学之父贝卡里亚曾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4]警察职务犯罪由于隐蔽性强等原因,实际定罪率比较低,增加了犯罪的侥幸心理,降低了打击的效能。为了有效控制警察职务犯罪,必须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首先要促使司法人员秉公执法,加强刑事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坚决制止“以功挡罪”、“以官抵刑”等不良现象,坚决制止对实施职务犯罪的警察滥用缓刑。

其次要努力提高破案率,鉴于警察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难度大的特点,应专门立法,对此类案件的查处程序、侦查措施、证据规则及举报制度等作出特别规定,还可考虑在刑法上设立知情不举罪等,以促成警察职务犯罪案件的侦破。第三是应注意避免行政权力的非正常影响与干涉,从而导致对实施职务犯罪的警察降格处理。在司法实践中,应坚决杜绝警察职务犯罪的降格处理,党纪检查、行政监察部门接到控告、举报之后,经初查如果构成犯罪的,必须及时、主动地移交检察机关依法查办,而不能出于部门的考虑或是以感情代替法律,内部处理了事。如果事实上已构成犯罪而有关的初查人员并不移交给检察机关依法查办,那么事后不仅应追究警察职务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同时还应追究初查者的责任,直至追究其刑事责任。唯如此,方能真正做到严肃法纪,从根本上杜绝职务犯罪案件的降格处理。

二是及时。“及时”强调的是司法效能,警察职务犯罪实施与破案、惩罚在时间上联系越紧密,刑罚的威慑效果越好,越能教育人,越能警诫潜在犯罪人员。并且越是隐藏得深的警察职务犯罪案件,越应该投入大量的精力予以侦破,严厉打击那些试图利用自身专业技术能力逃避刑罚的犯罪分子。

三是公开。“公开”的意义在于使社会上更多的人知法、守法、护法,及时掌握同警察职务犯罪斗争的措施和途径,了解警察职务犯罪弄权渎职的必然下场。法律威慑有赖媒体张扬。要充分利用报刊、网络、电视等媒体的作用,形成一个包括无数公众在内的庞大的“关注群体”,使警察职务犯罪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使“伸手必被捉”前移为“伸手必被及时发现”,增强法律的威慑效应。强大的社会监督同时对实施职务犯罪的警察的关系网也能起到震慑作用,迫使与其有关系者为避免被牵连而不敢有所行动。

四是平等。“平等”是对法律适用上的要求,任何人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对一切警察职务犯罪分子,不论身份、地位、职务高低,都要依法平等追究,不能有任何例外,防止以权压法,以言废法,以钱买法,以情乱法,以功抵罪,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维护法制的统一。以此为指导思想,就应严格控制对警察职务犯罪分子适用缓刑、减刑和假释,避免使其逃脱法律的制裁。

严格司法还应该贯彻严惩有方的思想。首先要实现法制化,从实体到程序,都不能逾越法律的界限,尤其要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其次要注意刑事打击的策略化,要遵循“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相济,不能不适当地加重警察职务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最后要强调刑事打击的持久化,不应将其仅当作一种应急措施,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才“集中精力抓一批大案要案”,一旦初见成效,便有所松懈,致使警察职务犯罪又迅速“反弹”,应当对警察职务犯罪的刑事打击活动常抓不懈,避免“运动化”倾向。

当然,警察职务犯罪的防控对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课题,涉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需要运用多种手段,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创造一个打击、预防警察职务犯罪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对警察进行全方位的教育,强化个人素质,使警察远离职务犯罪。

第五篇：学习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

学习《山西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 心得体会

职务犯罪对社会危害极大，它不仅使国家、集体利益和职工利益遭受具大的损失，而且，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阻碍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还使一大批优秀的人才成为人民的罪人，不能发挥其优越的才干，浪费人才资源。经过学习《山西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使我认识到作为干部要从以下几方面做好日常工作：

一、树立公仆意识，正确对待权利。

腐败现象的本质是以权谋私，而决策权又是权利行使的关键。领导干部必须始终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正确对待手中掌握的权利，要认清权利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自己要把这个权利用到为人民谋利益上，而不能用来谋取私利。要政治过硬，旗帜鲜明，忠于职守，弘扬正气。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努力学习市场经济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掌握必要的金融、经济、科技、管理等知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做到廉政、勤政，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克服以权谋私的行为发生。要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在领导岗位应该干什么？将来留给后人些什么？”。要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公仆意识，努力实践江总书记“三个代表”思想，真正体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反面事例警示我们：越是职务高、权力大，越要警钟长鸣，正确使用手中权力，不以权谋私，不以权压人，要严于律己，秉公办事，作好表率，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掌权为民。

二、建立监督机制，自觉接受监督。

个人权力不受约束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应该看到，当前一些腐败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干部缺乏抵御腐朽思想的能力。因此，建立健全严密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干部的管理监督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加强对干部的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才能有效预防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一方面从组织制度上、从监督机制上加强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如开展企务公开制度、职代会报告工作制度，坚持集体领导制度等，通过这些制度使领导干部置于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铲除腐败的根源和土壤，使领导干部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另一方面作为领导干部，不论权力多大，地位多高，都要自觉地把自己置于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做到模范执行党的纪律和各顶规章制度，表里如一，做好表率。如果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把自己凌架于党纪国法之上，心存侥幸，铤而走险，顶风犯罪，就必然走到向邪路，成为人民的罪人，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三、加强思想改造，灌注牢固防线。

无论是谁，放松了世界观改造，不注意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私欲膨胀，都有犯罪的可能。在新的历吏条件下，加强世界观改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新时代对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要求，只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政治免疫力，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观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袭，经得起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执政的考验。要经常敲响警钟，积极参与党组织的各种政治学习和组织活动，提高思想觉悟，使自己的思想跟上形势，特别是积极参加党风党纪教育，以反面典型为镜子，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否脱离了正确的轨道，多些反省自己，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永葆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高风亮节。

四、坚持党和人民利益为重，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

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与整个社会大气候有密切的联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一种毛泽东同志曾经说的自由主义现象，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少说为佳，保持一团和气。发现领导和同志间的问题不敢当面指出，进行批评，怕影响所谓的“上下关系，同志关系”实际上是考虑个人利益，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怕别人以后报复批评自己。所以，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要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高度，积极开展与腐败现象作斗争。

首先，要严于律己，不贪、不占、不霸权、不泛权，要常怀律己之心，常弃非份之想，常修为官之德，正确履行党和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利。其次，我们要勇于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这既是真正关心领导和同志，又是防止领导同志犯错误的有效途径。再次，一旦发现领导、同志间有违纪行为的苗头就坚决制止，拉他们一把，避免他们在犯罪道路上越滑越远。

学习《山西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 心得体会

行政政法股 郝晓慧

职务犯罪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在经济犯罪案件中，职务犯罪占有相当的比重。究其原因，主要是对领导干部的权力缺乏有效、有力的监督所致。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滥用，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实践证明，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是从源头上预防、治理和遏制腐败的重要途径。按照中纪委三次全会的精神，要想从根本上有效遏制各种职务犯罪的消极腐败现象，我认为，必须大力强化以下几方面的监督。

一、强化自我监督

自我监督，是指党员领导干部要多倡导自省自律，自我调控，自我约束，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自我监督来源于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切实抓好宣传教育这个基础。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加强对党员干部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工作。一是要以学习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党章为重点，以实践“三个代表”为主要内容，认真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上存在的问题，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更加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拒腐防变能力。二是要结合实际，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两个务必”的教育，把握执政为民这个本质，使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越是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三是要继续开展党纪条规和法律法规教育，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自重自警，身体力行，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和廉洁从政，经受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蚀与反腐蚀的考验。四是要深入开展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教育。开展先进典型教育，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模范带头作用，弘扬正气，鼓舞斗志;开展警示教育，以案明纪，引以为戒，促使党员领导干部增强道德约束力，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强化组织监督

组织监督是依托现有的组织系统，依据管理原则和纪律，上级对下级，组织对所属成员实施的监督。实践证明，这种监督是最有效、最普遍、最直接、最及时的监督，在监督机制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是对权力监督的主要渠道之一。因为，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但同样监督也需要权力，缺乏权力的监督是无效的监督。就一个部门、一个单位而言，要想改变“一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就必须要加强上级领导班子对下级领导班子的监督。在实行监督的同时，还要定期进行考核，针对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和苗头性倾向，及时提出整改意见。组织监督如果运行得好，可以达到监督关口前移目的，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强化审计监督

审计监督是基于经济监督和干部管理监督的需要而产生的。审计监督对领导干部廉政勤政做出评价是十分重要的。当前，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权钱交易。但不管这种交易如何隐蔽、诡秘，总会在财务帐目上留下蛛丝马迹，通过审计，最终能把它揭露出来。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审计制度，扩大审计范围，加大对领导干部平时和离任的审计力度。通过审计，对领导干部廉政勤政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可有效预防领导干部“带病任职”和“带病提拔”的弊病。

四、强化民主监督

机关、学校、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和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对领导干部实行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员干部、职工对单位、部门的重大决策不但有知情权，还有建议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当前，一是要全面推行校务公开制度，增强工作透明度;二是要组织党员干部、教职工评议领导干部，把对领导干部是否廉政勤政的评判权交给群众;三是要实行罢免制度，实行领导干部能者上、庸者让、劣者下的局面，确保领导干部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