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林业局分配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林业局分配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我们林业企业，现在所从事的“天保工程”属公益性事业，已完全无企业的属性，不能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的企业属性来开展工作。林业职工的工资分配也很难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工作责任的量化如何与工资分配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这既关系到新老职工工资分配差距是否合理，老职工利益是否得到保护，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是否成功，也关系到我局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工作的成败，同时，还会直接影响我局各项工作的发展。目前，从事公益事业的林业职工按工作种类或性质分皆体现在责任的大小，工作内容的繁简、工作量的多少上，高危工种已不再占主要工种。因此，我们要历史的、客观的、又要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我局的工资分配制度的改革。
1、坚持贯彻“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是林业企业在工资分配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我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能者多劳、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这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过程中，需要以一种经济杠杆的作用来激励人们对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创造，需要人们以勤劳的双手、无穷的智慧去创造世界，改造世界；需要人们在各自所从事的事业活动中实现自身的人生
价值。作为新形势下的林业企业，特别是完全从事公益事业型的林业企业，如何强化企业管理，如何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尽职尽责，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去取得各自工作的最大成效、以最低的工作成本去换取最大的工作效率，以我们各自工作岗位的成绩汇集为企业生产工作的成效是我们工作的一大特点。生产职工劳动强度的减轻，管护工作责任的增大，一方面表现出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必须体现每一位职工因为工作岗位的不同而责任的大小也不一样，因此，明确工作岗位职责，按照责任大小获取劳动报酬就是具体的体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
2、坚持按照职工所从事的工作责任大小，推行工资薪酬与绩效挂钩的原则。企业发展和取得最大效应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经济杠杆的作用。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经济杠杆”主要指企业对员工支付的劳动薪酬，工作岗位与工资报酬是否合理，工作职能的责任与所获得的薪酬是否成正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是否体现，都需要以“经济杠杆”的作用来调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按照工作实绩、责任大小来确定工资薪酬与绩效挂钩的工资分配制度。推行工资薪酬与绩效挂钩，适当拉开职工工资分配差距有助于激励职工的工作激情，调动广大职工不断进取，奋发向上的开拓创新积极性，有利于工作岗位人员的优化组合和全面落实岗位责任制。从企业法人代表到基层一线职工根据各自分工的不同，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工作内容和工作职责的不同，都应该在工资中体现出适当的也是必须的差距。只有这样，才可能最大程度的调动企业各岗位职工的工作热情，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工资分配中真正意义上去体现各岗位职能责任的大小，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激励企业职工对责任大、任务重、要求高的高薪工作岗位的向往，年轻职工才会求知如渴，力求上进去争取自己的向往目标。
3、坚持合理保护老职工根本利益的原则。如何看待企业老职工在企业中的作用，是我们管理层乃自于全局职工的思想认识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老职工为企业作出的贡献。企业老职工在原木生产时期，他们顶风冒雪为企业、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在企业最艰苦的时刻，他们克服恶劣的客观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困难，在林业企业的“两危”时期，他们毫不思索的选择了与企业共存亡。林业发展的历史有他们书写的痕迹，企业生存至今天有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的林业企业已不需要再选择“雪山顶上一点红”的艰辛生活，但却不能忘记艰苦奋斗的吃苦耐劳精神，今天的林业企业已不需要再选择浑身有力而知识贫乏的劳动者，但却不能忘记他们脚踏实地的默默奉献精神。将这些老职工过去对企业做出的贡献拿人我们工资分配制度改革中进行适当倾斜，有助于合理保护老职工的利益，有助于老职工对年轻职工正确的言传身教，更有助于老职工在本职工作岗位
中发挥余热。在工资分配中，客观的定位向老职工倾斜，但差距不能越拉越大，而应适当。否则，不利于调动年轻职工的生产工作积极性。
4、坚持职工工资增长与企业收入相匹配的原则。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幅度应该量力而行。增加工资收入是我们每一位企业职工都十分期盼的问题，但是，职工工资收入的增加必须与企业经济实情结合起来，否则，就会出现今天增加工资，明天减少工资的现象，势必会影响职工的工作热情。我们作为依赖于天保工程拨款的企业，必须根据国家下拨资金的总量认真进行测算，绝不能形成超前预支、不顾实情、收支不平、无絮发展的现状。因此，如何把握好职工工资增长的幅度，是我们管理层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二篇：分配制度改革
分配制度改革
1.收入分配公平的判断依据应当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经济领域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缩小收入差距、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一靠发展，二靠改革。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在发展中解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我们的根本任务。现阶段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判断依据还是要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④如果我们实行的分配政策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那么这样的分配就是公平的，可以说效率就是公平，公平是为了效率。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分配。社会的再生产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这四个环节中，如果分配环节扭曲，社会再生产的其他过程也会随之扭曲。因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果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而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收入水平无法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应提高，甚至可能下降，这样就会导致生产规模与消费规模不对称，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这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病。
2.初次分配应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从正义的角度说，作为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首先社会要尽可能保证“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使人们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劳动就业。在我国，由于收入差距大，加上法规不健全，劳动者教育和就业的起点就不一样，公平竞争也很难做到；其次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的依据是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或者是根据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践中，由于对收入分配认识上的偏差或客观条件的制约，还存在诸多不公平的分配现象。如在一些单位仍然不同程度地实行着平均分配，不同岗位劳动者的收入未能充分体现岗位特点和贡献大小；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普遍存在的合同工和正式职工工之间收入分配中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同样的劳动岗位和劳动贡献得到的是不同的收入；由于行业垄断，不同行业劳动者收入差别较大；国有企业中经营者甚至凭借手中的权力使分配过分地向自己倾斜，与普通职工和技术人员的收入差距悬殊。这些都导致了收入分配中事实上的不公平。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⑤作为点睛之笔的“社会主义”应该主要体现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上。而在我国市场经济中，从所有权来看，在国有企业中，劳动者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是虚位的因而是残缺的，他既不能通过“用手投票”约束使用者，也不能“用脚投票”转让所有权，因此资产的收益性对劳动者来讲是不具备或不完整的。在我国目前劳动力总量供给过剩、资本供给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在要素市场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中，以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主的非熟练、非技术劳动力的劳动报酬更是被压低到极限，并且缺乏基本的劳动保障，长期处于被资本剥夺的境地。加上我国的工会组织形同虚设，新的《劳动法》现实中很难推行，致使我国的劳动力价格远远低于其价值，更谈不上“按劳分配”。
3.再分配要关注解决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住房、医疗、养老、就业等也开始市场化、产业化，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使这些问题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低收入人群尤为突出。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目前我们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需求。这种资源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触发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教育乱收费、医疗乱收费、商品房的价格居高不下等。以“按需分配”为基本原则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对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是十分重要的。尽快地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向广大人民群
众提供实实在在的劳动就业、养老、医疗、生育、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会大大增加社会生活的安全感和公平感，这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4.加大伦理建设力度。十七大制定了“提低、扩中、调高、打非”的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原则。“提低、扩中、调高”虽然属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但如果实施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逐步提高扶贫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运用遗产税等税收手段调节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这本身对伦理分配有积极的作用。而“打非”，就是坚决取缔非法收入，这能有效限制伦理分配中“恶的分配”。通过严格执法，对偷税漏税、侵吞公有财产、权钱交易等各种非法收入依法取缔和惩处，规范垄断行业的收入消除垄断利润，能提升广大群众的公平感。
我国社会目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社会转型期。当前我国社会的道德缺失已经触发并加剧了很多社会问题，如像“三鹿奶粉”折射的食品安全问题、山西“黑砖窑”、“黑煤窑”反映出的劳动安全问题、上海“楼脆脆”代表的豆腐渣工程以及诚信却失、贪污腐败问题等等这样一些令国人颜面丢尽的丑闻。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我国伦理道德建设，形成适应转型时期的新的伦理道德架构。社会转型时期，强势群体的普遍道德感和责任观是解决众多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大众道德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强势群体道德责任意识的影响。通过伦理道德建设，实施诸如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组织各种对贫困地区和个人捐献、馈赠活动等，不仅能缓解因贫富差别带来的社会矛盾，而且能弘扬爱心和社会文明，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第三篇：分配制度改革
分配制度改革
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基本可以概括为财富的创造与分配的互动过程，财富如何被创造与分配，是社会进步水平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国民收入作为财富“流量”的概念，如何被分配，不仅关系到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财富增长。一个分配相对公平、合理的社会，能够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热情，并使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反之，则会造成社会利益格局失衡，抑制社会财富的增长潜能，并且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考察我国改革开放28年来的历史进程和当前收入分配的现状，对于深刻把握收入分配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收入分配改革是我国经济改革的起点
我国经济改革发端于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城市中国有企业改革也是从恢复奖金和利润留成制度开始探索，直到模仿农村改革普遍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的实质就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或企业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其核心内容是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关系，形成与集体、企业和个人劳动成果相联系的新型分配关系。分配关系的改革，调动了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扭转了社会供给长期短缺的局面。
分配关系改革最初主要是在“按劳分配”的框架内进行的，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否定了平均主义的分配观，肯定了基于劳动贡献大小形成收入差距的合理性。随着市场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机制的主导性作用增强，社会对于收入分配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在肯定“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方式的同时，各种生产要素根据其对产出贡献的大小参与分配也逐渐得到认同。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至此，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分配关系改革和调整的基本方向。
显然，无论按劳分配，还是按要素分配，都以承认“要素”贡献客观上存在差异为前提，并且必然承认由这种差异带来的分配差距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不仅在于能够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且相对于过去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贡献大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关系而言，更是—种公平。历史已经证明，没有这种新的公平观和分配关系改革，改革前那种普遍相对贫穷的社会状况就难以得到改变，共同富裕就会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然而，由于经济转型期的特殊性以及改革进展的不平衡性，分配领域中事实上一直存在着权力、身份等非生产要素和体制性因素的影响，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对新型分配关系的形成产生扭曲作用。收入分配领域“合理的”差距与扭曲的差距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收入分配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局面。这是当前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面临的严峻挑战。前不久政治局举行专门会议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纠正分配关系扭曲的格局，从而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高度重视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问题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但由于分配关系尚未根本理顺和完善，收入分配领域依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
首先，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已经形成。按国际上通常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我国基尼系数在2000年就超过了0.40的警戒线，目前已经达到了0.46。并且这种差距扩大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抑制。这不仅仅是有关公平的价值判断问题，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需求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时，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造成需求萎缩。其次，收入分配差距拉开的速率非常快。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通常是在较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或显现出来的，往往是若干代际转换之后才表现得比较突出。而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几乎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迅速拉开的。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78年到2000年，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0.16上升到0.32，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0.21上升到0.35；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4上升到2000年的0.42。2000年之后，基尼系数的上升势头仍在继续。
第三，分配秩序不规范。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中，工资水平长期被压低到正常劳动力价值之下，并且经常被拖欠；另一方面，垄断企业职工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不仅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而且享有高水平的福利和职务消费。此外，一些国有企业在改制中内外勾结低价处置资产，一些企业通过关系或贿赂低价获得国有土地，以及利用内部信息或散布虚假信息炒作股票等，也使得少部分社会成员“一夜暴富”。分配秩序的不规范，直接导致了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正常收入成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部分。第四，居民财产分布差距较大。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住房商品化的推进，城镇居民财产分布差距也迅速扩大。有关研究结果显示，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比重已经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所占比重约为1%。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尽管财产分布差距是收入差距逐年累积形成的，但财产差距往往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趋势。近年来，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劳动收入(城镇工薪收入和农村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倍。
收入分配合理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
在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条件下，由于个人、群体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同，必然产生一定的收入差距，这是社会正常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如果收入差距过于悬殊，社会大多数成员不能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不仅会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尖锐化，而且也会抑制经济增长。因此，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并不是要消灭差距，而是要有效抑制不合理的差距，缓解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进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缩小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在工业起飞和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28年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平均主义盛行的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激发要素主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通过经济效率的提高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在这一阶段，收入分配合理化的主要内容就是适度拉开分配差距。在早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动不十分激烈的情况下，收入差距的拉开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并且也没有引起社会失衡和冲突。随着1990年代经济起飞和体制转轨的加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动加剧，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也逐步加快，相对的贫富分化、差距悬殊问题日益突出，调整分配关系，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的任务
越来越紧迫。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增加城镇贫困人口收入特别是失业和退休人员的收入，取消农业税和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通过西部开发、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战略缩小地区差距，等等，总体上维护了转轨时期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今年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收入分配问题表明，在当前和今后经济、社会发展时期，政府将把缓解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通过改善分配关系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增长质量的提高，作为重要的执政取向，在坚持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将更加重视公平。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成因较为复杂，只有具体分析才能真正寻求到有效解决途径，而有些方面由于受客观经济规律和发展阶段约束，可能需要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取得效果。一些对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表明，二元社会结构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因素。按城乡分别考察获得的数据，基尼系数分别为0.34和0.37，要远低于城乡总体指标。在目前农业GDP比重仅占16%左右的情况下，不可能支撑70%农业人口的收入稳定增长，政府的适当转移支付、消除城乡人口的体制性歧视，可以一定程度缓解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但没有城市化进程的展开和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城乡差距问题仍不能根本解决。而城市化进程显然需要较长时期的经济稳定发展才能完成。当然，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并非完全是发展因素所决定，分配关系的扭曲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政府公共政策取向和效果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方面应该成为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的重点领域。
总之，收入分配合理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既要重视现实中分配关系扭曲和差距过大的问题，积极探索改进的办法，也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来空泛议论。必须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解决问题的条件，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促进收入分配关系的均衡和合理化，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第四篇：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考
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考
摘要：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是我国深化改革、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一项重大任务。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在分配制度上还存在许多不公开、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深化改革具有极大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在于改革和完善职工工资福利制度、高管薪酬制度、企业税收制度、利润上缴制度、民主理财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等各项具体制度；关键在于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和果断决策。
关键词：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科学发展；社会和谐
中图分类号：F12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8)05―0022―05
一、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不断探索和进行对国有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和成功经验，但从总体上看，在我国国有企业分配制度上至今还存在许多不公开、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影响着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不利于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这就使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具有极大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目前国有企业分配制度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一)国有企业与国家、与全国人民即所有者的分配关系问题。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收益权理应属于全国人民，但是至少在过去10多年中国有企业利润不上缴，作为所有者的全国人民和人民政府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重视。从2007年10月起，央企国有资本收益已按“适度、从低”原则分三挡上缴财政部，其中，石油石化、电信、煤炭、电力、烟草五个行业的上缴标准为税后利润的10％；科研院所和军工企业三年内暂时不上缴；其余央企均按照5％的标准上缴红利。据了解，烟草企业及国资委监管的155家中央企业已从2007年10月起陆续向财政部上缴总额约17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红利。国有企业上交红利是国际的一个惯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新西兰、挪威、韩国以及瑞典等国都是如此，而且许多国家上交的红利一般为盈利的1/3至2/3，有的甚至高达盈利的80％-90％。有数据显示，2006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2193万亿元，税后利润达6252亿元，170亿元仅相当于税后利润的5％还不到。国企应该提高上缴红利比例，尽快“与国际接轨”。
(二)垄断企业与非垄断企业的收入差距问题。据统计，2005年按行业细分的职工年平均工资，证券业达5.64万元，航空运输业达4.96万元，其他金融活动达4.84万元，烟草制造业达4.28万元，最低的是林业职工，只有7250元。最高和最低的行业收入差距由2004年的7.5倍，扩大为2005年的7.8倍，比1978年的1.3倍扩大了6.5倍。若包括高收入行业的奖金和工资外收入，则行业差距更大。据报道，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2006年5月表示，当前我国企业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9200亿元。由此测算，垄断行业职工人均年收入达12.8451万元，是当年全国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8364元的7倍，这也印证了5―10倍一说。这种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既不是按劳分配，也不是按要素贡献分配，而是凭借公共资源和垄断地位获得的不合理收入，是分配制度极不完善、亟待改革的一个突出表现。
(三)国有企业内部的分配关系问题。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内部，在不同身份、不同职务、不同岗位人员之间，在经营管理人员、科学技术人员与一般职工之间，在高级管理人员与一般管理人员之间，个人收入差距也很大。这种差距有一部分是通过改革克服平均主义而形成的合理差距，但有更大一部分是由于体制因素、政策因素等客观因素以及企业负责人的主观因素形成的不合理差距。浙江省衙州市一位烟草局职工在网上留言说：我们这个烟草局(公司)仅市本级就有员工二百多号。其中属行政干部即烟草局(公司)在编的，也就是平时大家认为钱多得没处发的这种身份的烟草员工大约有四五十人。这四五十人年薪在十万到五十万之间不等，其他的几百号人一年全部收入在1万至2万元之间。这几百号人承担了烟草公司的几乎全部业务工作。在移动通信公司内部，有所谓A岗、B岗、C岗之分，不同岗位人员之间，收入差距也有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不同行业之间职工收入平均数的差距，更要看到少数收人畸高者与大多数普通职工之间实际收入的巨大差距。这里所说的收入畸高者，以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为甚。有统计显示。2002年初，中央企业负责人的年均收入为25万元；2003年初增加到35万元，增幅为40％，即便是有所调整后。仍维持在32.5万元的高位，而同一时期，职工年平均收入从1.97万元增加到了2.4万元。也就是说，两者收入差距在2003达到13.6倍，而2002年的这一数字是12.7倍。而且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差距是否合理，还在于：薪酬制度很不完善；绩效考核方法缺乏科学性；有的自己考核自己、为自己定薪酬；有的薪酬不透明，缺乏监督；有的职务消费失控；有的灰色收入较高；有的同时有官员身份和待遇；有的薪酬制度没有按企业功能分类。因此，现在需要完善国企法人治理结构，积极推进经营者市场化选拔机制，按“市场价”确定薪酬，建立健全企业家考评指标体系和科学方法。有效控制灰色收入和职务消费，区分竞争性企业与垄断性企业，区分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建立科学透明、规范分类的国有企业薪酬制度。
(四)国有企业的灰色收入问题。国有企业、主要是垄断企业有关人员普遍有巨额的灰色收入。这里的灰色收入是指非法收入。违规违纪收入，所谓职务消费和其他不规范、不合理、不公开、不计入工资总额的收入。王小鲁带领课题组完成的题为《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的研究报告显示，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4％。这种灰色收入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国有垄断企业有关人员的腰包。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由此可为银行信贷人员带来巨额灰色收入。再就职务消费来说，国有企业经营者职务消费一般在其工资的10倍以上。1999―2002年上市公司高管的在职消费平均是薪酬的12.3倍。如果把灰色收入计算在内，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这种收入差距严重影响职工积极性的发挥和社会的和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
所对全国1500户国有企业职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本单位工资分配制度不能调动积极性的占61％。
(五)生产条件的分配问题，即劳动就业和干部人事制度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缺乏一套科学、规范、合理、公开、公平、公正的劳动就业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在这一方面，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有很大主观随意性和自由裁量权，以致实际上存在很大特权。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所以，这个问题关系到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还是官员所有制、是公有制还是官有制的问题。垄断行业一般都只吸收内部职工的子女以及领导干部的亲属，外部普通百姓是很难进入的。烟草行业是人所共知的垄断行业，内部干部职工工资待遇高得惊人。前不久因一场官司爆出小科长(中层干部)年薪30多万元的消息，使公众对该行业的“垄断高薪”有了直观了解。正是由于这种其他行业没有的“垄断高薪”，行业内部就自然萌生“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理，自上而下都想着让直系亲属“顶职”，让子子孙孙都享受这“垄断高薪”。此外，垄断行业知道自己的高薪不得人心，内部又空前团结地想瞒着外人“独享其肥”。于是，“顶职”旧制被顽固地保留了下来。业外人员有所不知，保留“顶职”旧制的并非烟草行业一家，千夫所指的电力也一直以“内招”的形式，让电力系统职工子弟继承“衣钵”。此外，邮电、银行等行业也都这样搞过。除了少数专业学校毕业的高材生能够进入这些垄断行业之外，普通就业者费再大的心思也是白搭。因为有“垄断高薪”，所以要“垄断就业”。这既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二、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
针对以上存在问题，目前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需要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一)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职工工资福利制度。一切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奖金、补贴、福利待遇，应该规定基本统一的标准。要确保所有国有企业职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确保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同工同酬，既不能不同工也同酬，也不能同工不同酬。所有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都应该以劳动贡献为依据，工资差别应该与劳动差别相一致。要完善并严格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要合理确定工资总额，不能简单地将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只能将经济效益中确实由于职工劳动贡献的增大而增效的部分与职工工资适当挂钩。要严格控制一切工资外收入。奖金只能发给付出超额劳动和作出突出贡献的人，不能普遍都发。补贴必须有充足理由和合理标准。垄断行业职工不得凭借行业垄断获得过高收入。垄断行业的职工福利，包括医疗保险金、养老保险金、住房公积金等等的提取，应该遵循国家规定的标准或国有企业的平均标准，而不能按上限标准，更不能数倍于其他企业。要严禁滥发奖金、补贴、多提福利基金。要实行国有企业全体人员的阳光工资制度，取缔一切瞒报的灰色收入和违规收入。据统计，2005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8364元，按行业细分，电力业为27037元，电信业为36941元，银行业为32236元，保险业为27104元，证券业为56418元，烟草制品业为42772元，石油业为30666元，铁路业为24327元，航空业为30791元。按此统计，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也只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1.32倍至3.07倍。但现在实际上差距已有5―10倍的差距，是统计数据的3倍以上。这表明垄断行业平均只把30％的收入纳入统计，还有70％的收入是瞒报的灰色收入和违规收入。这种收入既然是瞒报的收入，说明垄断行业人员也知道这些收入是不合法或不合理的收入，所以这种收入是应该取缔也能够取缔的。因此，目前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的重点应该放在取缔大量瞒报的灰色收入和违规收入上。这样做，决不是改革走回头路，回头搞平均主义，而是深化改革，纠正社会分配不公，坚持按劳分配。完善分配制度，促进社会公平，保证发展的成果让人民共享，实现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
(二)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要正确考核和评价国有企业效益和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业绩，并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国企“高管”薪酬。首先，众所周知，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效益不高，甚至大面积亏损；经过改革改组改造，加强管理，减员增效，效益有所提高，但这种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的成果，是靠国家和下岗职工付出了巨大代价取得的。其次，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投入产出率、实际利润率总体水平还不高。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更高于国际先进水平。再次，企业效益是企业内外多因素多变量起作用的结果，要准确计量和考核国企高管人员贡献的大小，以及他们与其他人员贡献大小的比例关系，必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提高高管薪酬，拉大与职工收入差距，显然需要经过准确考核，慎重决策。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改革，要放在改革发展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全局中，放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全局中加以研究。在相关配套改革完成之前，还不适宜把高管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拉得过大，也不适宜与外国企业攀比。在许多国家有比较健全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等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即使企业初分配后收入差距很大，经过再分配后收入差距将大大缩小；即使第一代人财产差距很大，到第二代、第三代人财产差距将大大缩小。而我国这些制度还远未建立健全起来，因此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水平不能简单地与外国企业攀比。例如，德国企业高管人员收入是一般制造业员工的13倍，日本为11倍。但德国基尼系数是0.28，日本是0.25。而我国高达0.5左右。又如，1982年英国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纳税前的最初收入比为120:1，经过纳税和各种社会保障补贴的增减后，其最终收入比为4:1。据统计，1995年英国这一收入比为7.2:1，2000年德国这一收人比为4.3:1，1993年日本这一收入比为3.4:1，而2001年中国这一收入比却是10.6:1。鉴于这些事实，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显然不能与外国攀比。
(三)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制度。全民所有制企业要循名责实，真正体现全民所有，确保全民受益。使企业利润让全民共享。要把按税后利润的10％或5％上缴改为按国有资本占用额的银行贷款利率上缴，或者参照国外成功经验，按税后利润的50％－80％上缴，既从分配制度上体现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又与国际接轨。
(四)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民主理财制度。每个国有企业的一切收入分配和财务收支都要建立起列宁早已反复强调的“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体系。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效益不高，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非法非正常收入大量存在，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管理不善、管理混乱，特别是财务管理混乱、财务制度不严、财务暗箱操作、失去监督制约，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因此，国有企业都必须加强财务管
理，完善财务制度，实行全民计算和监督。具体说，就是依靠全民智慧和力量，对全民所有制的全部财产及其财务帐目加以严格监管。要建立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财务公开制度、财务检查制度和财务审计制度。
(五)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的劳动人事制度。国有企业必须建立一套科学、规范、合理、公开、公平、公正的劳动就业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国有企业招收、录用每一个员工，必须象国家机关招收公务员那样，面向全社会一切符合条件的人员公开招收，通过严格的考试、考核程序，平等竞争，择优录用。任何人都不得享有特权，也不得受到歧视。各级管理人员、包括高级管理人员也要通过公推公选，平等竞争，择优上岗。
总之，我们要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在所有国有企业真正建立起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分配制度上真正体现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使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让全民共享，使整个社会更加公平、更加和谐。
三、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是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央一贯的方针政策，也是顺乎民心、合乎国情、完全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是十多年来，这一方面许多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有些问题还愈演愈烈，不合理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事实证明，由于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关系到国有企业员工乃至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影响到企业领导干部和垄断行业员工的既得利益，因而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做好这一工作，必须依靠国有企业内外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特别是党和政府的坚定努力和果断决策。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其所有权、收益权应该属于“全民”；但是，“全民”不可能人人都去直接管理国有企业，而只能委托企业负责人去直接管理。然而，这种委托代理关系难免会产生一个矛盾，就是委托代理人即国企负责人经营管理权的公共性与权力运用的私人性之间、国企负责人利益与全民利益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防止以权谋私，一方面要在一切可能范围内让全民直接行使监督权、管理权，另一方面要由人民政府加强对国有企业一切经营管理活动、包括收入分配的监督管理。而这两方面都必须靠政府来组织实施。因此，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人民政府是人民的代表，也是国有企业所有者的代表，完全有理由、有权力、有可能、有必要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具有调节作用的全程性、调节手段的多样性、调节内容的针对性和调节依据的规范性，具有实现公平的功能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因此，只要政府下定决心，果断决策，深化改革，加强监管，目前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上各种混乱现象和存在的问题就能很快得到治理，国有企业的分配制度就能很快得到完善。
政府机关要能对各类企业收入分配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必须依靠公务人员、首先是领导干部的勤政廉政和果断决策。打铁必须自身硬。政府机关要能监督管理好企业，首先必须监督管理好自己的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依仗权势把自己的亲属子女送进垄断企业。或者贪图私利，巧立名目，吃拿卡要，索贿受贿，那怎么能去监督管理好企业呢?大量事实证明，政府官员都是人而不是神，人所固有的一切，政府官员也都具有；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至爱亲朋，也有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也有自己的利益，也会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例如，有少数官员与垄断行业高收入人员结成了特殊利益集团。他们只想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愿改革分配制度。这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很大障碍，也是多年来分配制度改革难以深入、难以奏效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关键在政府，在公务员，在党政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指望从思想道德和个人品质上解决问题，而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上解决问题。必须坚决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必须实行权力分解、权力制衡、权力监督，必须由人民来监督政府、监督党委、监督领导干部，必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只要党政领导干部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下定决心，果断决策，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就一定能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消除分配不公，防止两极分化，促进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
责任编辑：张旭
第五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学界争论如何改革收入分配: 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如何改革，目前学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该把初次分配作为改革重点；另一派认为，着力点应放在二次分配。厉以宁认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分配，但在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由于各种原因，至今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分配，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在厉以宁看来，导致初次分配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脱节的原因，既有行业垄断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形成的原因；也有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初次分配的工资级差、工资标准等因素；还有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受雇者地位不对称的原因，买方强势，卖方弱势。(劳资关系不对称)
此外，从深层次看，中国初次分配的逻辑中，还存在着特殊的二元劳动力结构，即高级劳工市场工资高、福利多、升迁容易；低等劳工市场工资低、福利少，几乎没有升迁机会。在农村，农民在初次分配中的话语权更不乐观。首先，到现在为止，农民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民虽然有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但没有产权，不能用于抵押、转让，土地的流转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外因素的干扰，农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限制。
其次，虽然农民工可以在城镇和企业中工作，可他们的身份和市民不一样，他们更弱势，雇方和被雇方双方地位不对称的问题十分突出。
第三，农民养了牲畜、家禽，种了农作物，但他们在销售中处于弱势，和他们打交道的大公司明显强势。即便农民组成了专业合作社，跟大型企业比也还处于弱势。
在厉以宁的改革方案中，鉴于我国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初次分配框架，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初次分配。方案还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和物质资本的投入者一样共享利润。传统分配制度中，利润全部归物质资本投资者所有，作为人力资本投入者的职工只能获取工资，不能参与利润分配。上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已提出了利润共享原则，认为人力资本投入者也应共享利润。(劳动者的公社制度,公司制度核心是资本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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