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诉前考察制度的构建

第一篇：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诉前考察制度的构建

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诉前考察制度的构建

内容摘要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相对不起诉的运用过于谨慎，诉前考察制度是对不诉权内涵的有益探索，同时体现了社区矫正的崭新司法理念。它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法律依据和实践依据，并具有范围设定科学化、考察对象自愿化、考察内容多样化、考察队伍正规化等特点。

关键词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社工组织　不起诉　诉前考察

一、诉前考察制度概述

（一）诉前考察制度的含义

诉前考察制度指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对犯罪情节轻微，涉嫌的罪行法定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但暂时尚无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以及涉嫌的罪行法定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但其宣告刑可能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有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以前，委托专业社工组织对其进行考察，如确有认罪、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则可在考察期满后作出不起诉决定，否则检察机关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社工组织的意见在检察机关的最终处置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诉前考察制度的主要内容

1、诉前考察的主体

诉前考察制度的主体是检察机关。社工组织系受委托提供专业考察服务，其本身并非考察主体。

2、诉前考察的对象

一是犯罪情节轻微，涉嫌的罪行法定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但暂时尚无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二是涉嫌的罪行法定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但其宣告刑可能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有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不适合进行诉前考察的对象包括：重新犯罪的；复杂共同犯罪案件，由人民法院一并审理更为适宜的；民事赔偿问题在检察环节尚未解决的。

3、诉前考察的目的给暂时不符合不起诉条件、一般应予起诉的未成年人创造不起诉的机会。

4、诉前考察的程序

首先，选择对象。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涉嫌犯罪，有不起诉之意向，但根据案情或犯罪嫌疑人目前悔罪表现尚不宜立即作出决定的。

其次，检察机关向犯罪嫌疑人发出《社工矫正建议书》。该文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向犯罪嫌疑人表明检察机关认为其行为涉嫌犯罪；建议其到某社工点接受一定期限的诉前考察；告知考察的主要内容。

第三，如犯罪嫌疑人表示自愿接受考察，并征得其法定代理人、辩护律师同意，检察机关即向团区委青少年事务署（系现阶段青少年社工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发出《社工矫正通知书》，请青少署安排考察事宜。同时，向法定代理人发出《家庭帮教建议书》，该文书的主要内容是向法定代理人分析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原因，对法定代理人提出有针对性的帮教建议，以共同做好考察工作。

第四，由检察机关、青少署、社工组织共同成立考察小组，并签订《社工服务协议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三至六个月的考察。社工组织每月作一次小结，期满后进行总结、鉴定，并将鉴定报告及相关材料移送检察机关。另外，根据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与浦东新区司法局的协议，辩护律师对检察院的处置意向无异议的，应当参与考察小组，并根据犯罪嫌疑人考察期间的表现，对是否适宜作相对不起诉发表意见。

第五，检察机关、青少署、社工组织、社区、学校、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被害人等各方召开诉前考察效果评估会，对犯罪嫌疑人考察期间的表现予以评估。

第六，检察机关以社工的评定意见为基础，并结合各方面意见，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

考察期间，如果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不愿继续接受考察，或者无正当理由未按时接受考察，或者有新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以前有其它遗漏违法犯罪行为未主动交代清楚，考察自动终止。

5、诉前考察的内容

一是每周在社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无偿公益劳动（已满14周岁未满16岁的不适用）；二是社工每周对其进行思想、心理辅导并与其家庭、学校进行沟通；三是每月向社工作书面思想汇报；四是参加社工安排的各项青少年活动；五是责令向被害人赔礼道歉或赔偿损失；六是服从家庭帮教、监管；七是不得进入各级政府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如网吧、歌舞厅等）；八是不得有不良交往；九是不得在特定时间段外出。

6、诉前考察的法律后果

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间表现较好，则检察机关将依法对其不起诉，并在文书中对其考察期间的表现予以表述和肯定；宣布不起诉决定时，青少署、社工组织应在场。

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间因主观原因而表现较差，则检察机关将对其起诉。

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间被发现有新的违法犯罪行为或以前有其它遗漏违法犯罪行为未主动交代清楚的，则检察机关将对其起诉。

二、诉前考察制度的理论依据、法律依据及实践依据

（一）从观念层面看，诉前考察制度是体现未成年人非监禁化理念的制度

从刑罚的目的看，我国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罪犯来说。如果非刑罚手段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如果非监禁的刑罚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不必动用监禁的刑罚。对于那些暂时还不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人，我们无需急着将他们送上法庭一判了之，而应当积极地为他们创造不起诉的可能性。

从青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特征及刑事政策的趋势看，对未成年罪犯实行轻缓政策已成为许多国家的选择，尽可能采取非监禁处置措施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为人接受的司法理念，例如，2000年美国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为70.25%，加拿大为79.76%，澳大利亚为77.48%，韩国和俄罗斯分别为45.9%和44.48%。在德国，只有4%的少年犯被判处监禁刑，日本的比例更低，只有1%。而我国刑法基本上仍属于重刑化的，只有20%的少年犯没有被判处监禁刑。在这一背景下，司法机关进一步探索轻刑化、非监禁化甚至非犯罪化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从未成年人自身特性看，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要小于成年人，人身危险性要小于成年人，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要小于成年人。

（二）从技术层面看，诉前考察制度是国外经验及我国法律规定有机结合的制度

诉前考察制度借鉴了国外某些经验的合理内核。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a规定，检察院可以在对轻罪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同时，要求被告人：作出一定的给付以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向某公益设施或者国库交付一笔款额；作出其它公益给付；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

我国加入的一些国际法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要求：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给予“有效、公平、合理、公德”的待遇，并尽量减少司法干预，“既保护青少年的成长，又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我国的国内法也充分体现了上述国际理念。如《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一个较为原则性的规定，值得检察机关在司法实务操作中予以细化。比如，对“犯罪情节轻微”的把握，不能仅仅关注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罪行本身，同时要考虑其有无法定从重或从宽情节、一贯表现、认罪悔罪表现、被害人态度、社会影响等各种因素综合评判。另外，《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不得超过6个月。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这些规定，使得检察机关在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前有了足够的时间而不致于违法。诉前考察制度就是借助于取保候审十二个月的期限，在此期限内进行考察。

（三）从实践层面看，诉前考察制度是不断完善、发展的制度

近年来，我国的基层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适用相对不起诉作了许多有益的实践探索。例如，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于2001年推出了《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浙江杭州某基层检察院制订了《关于缓诉的实施办法（试行）》。这些做法虽然在技术上各有差异，但基本的制度框架是相似的，即：“检察机关在一定期限内保留提起公诉的可能性，如果未成年被告人在考察期内未再违法犯罪，则作出不起诉决定，反之，检察机关重新对未成年被告人提起公诉。

应该说，这些做法在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为中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积累了鲜活的资料。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它们仍然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

一是某些设计于法无据。任何一个司法制度的设计和实施首先必须考虑是否符合立法精神，是否有法律依据。“暂缓起诉”（也有称“暂缓不起诉”）是一种附条件的不起诉，而在《刑诉法》中，检察机关要么起诉、要么不起诉，即便不起诉也只有绝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相对不起诉这三种情形，何来“暂缓不起诉”？“暂缓起诉”（“暂缓不起诉”）这一名称不符合或明显突破了法律规定。

二是对象设定有欠合理。从河北等地的实际操作内容看，其适用的对象基本是犯罪情节轻微、（除主体身份外）尚有其它法定从宽情节、且有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刑诉法》的相对不起诉规定是包括成年人、未成年人在内的，即使是成年人，只要其符合法定条件，也可以相对不起诉，对未成年人更应当放宽，完全可以根据《刑诉法》的规定直接作相对不起诉决定。添加一个“暂缓”或“社会服务”的程序，一方面将诉讼程序拉长，另一方面人为地将未成年人的相对不起诉条件在操作层面搞得比成年人更加苛刻。

三是考察队伍不够理想。从实际操作看，诉（不诉）前的考察工作除检察机关外，通常由学校、社区（居、村委会）、单位、志愿者等共同参与。这种考察模式的缺陷在于它既不专职、也不专业。参与考察的人员基本上都是有其它工作的，对犯罪嫌疑人的考察只是一种额外的义务，没有制度的保障。同时，对罪错未成年人的考察、教育工作本身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缺乏相应的知识，也是难以取得实效的。

针对以上不足，我们认为，与以往的尝试相比，诉前考察制度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完善。

1、范围设定科学化

我们认为，设定对象掌握的原则应当是：把他们与那些完全可以直接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对象严格区分开来。据此，我们将诉前考察的对象设定为：犯罪情节轻微，涉嫌的罪行法定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但暂时尚无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以及涉嫌的罪行法定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但其宣告刑可能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有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这些对象在传统的司法实务操作中，一般是要起诉的，这样的设定，更能体现对未成年人的非监禁化指导思想。浦东新区检察院近年来就对一些按照我们传统观念往往要予以起诉的对象通过诉前考察后予以相对不起诉。例如外来未成年人黄某某涉嫌抢劫一案，虽然抢劫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但鉴于其抢劫的客观行为一般，有较深刻的认罪悔罪表现，被害人表示宽谅，且其宣告刑完全可能是三年以下之刑罚，故予以诉前考察，经过检察机关与其所在社区的考察后予以相对不起诉。

2、考察对象自愿化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并无强制犯罪嫌疑人从事特定事务的权力。因此，这一制度将所有考察内容都采取建议的形式向犯罪嫌疑人提出，而不是强制其一定要接受。如果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和律师有一方表示不愿接受诉前考察，检察机关即自动终止，不会进入下一程序。只有当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和律师都自愿接受建议并在《社工矫正建议书》上签字认可，检察机关才着手进行考察，这样既不会突破现有法律规定，也可以避免有可能发生的不必要的麻烦。

3、考察内容多样化

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充分采取了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一些非刑罚处置手段，如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责令考察对象向被害人赔礼道歉或赔偿损失；另一方面结合国情，借鉴了国外的一些经验，如借鉴发轫于英国、现已被许多国家采用的“社会服务令”，检察机关建议已满16周岁的考察对象每周在社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无偿公益劳动。又如借鉴英国实施的“宵禁令”、美国实施的“家中监禁”等措施，检察机关结合我国各级行政机关的有关限制性规定，责令考察对象不得进入各级政府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如网吧、歌舞厅等）等。

4、考察队伍正规化

根据浦东新区检察院与浦东新区团委的协议，诉前考察工作由检察机关委托社工组织进行，彻底改变了以往依靠松散型力量进行考察的弊病。自2003年7月以来，上海市正式启动“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的试点工作，根据市委政法委的统一安排，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主要包括禁毒、社区矫正、社区青少年管理等三大方面，从事各项工作的主体力量就是专业社工组织。浦东新区检察院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的思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将检察工作与社工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由于这支队伍具有专职化、专业化的优势，其工作力度和深度绝非松散型帮教队伍所能比拟的。浦东新区检察院已经尝试委托社工组织对一起涉嫌共同抢劫案的周某某等四人进行诉前考察，这也是我国大陆地区社工首次介入司法活动。具体负责该项工作的三名社工精心设计了方案，在三个月的考察期内对考察对象进行法制教育，开展心理辅导，定期接受其书面思想汇报，安排公益劳动等，使周某等人提高了思想认识和法律意识，深刻自我反省，积极争取重回正轨。考察期满后，社工组织向浦东新区检察院出具了《诉前考察鉴定表》，对四人的表现予以充分肯定并建议检察机关从宽处置。在此基础上,浦东新区检察院主持召开了由青少署、社工组织、家长及四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共同参与的考察效果评估会，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根据本案的犯罪情节、考察表现及其他综合因素，宣布对上述四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三、诉前考察制度的诉讼价值

诉前考察制度除了具备非监禁化措施的一般价值，如有利于未成年人免受“监狱亚文化”的消极影响，有利于帮助未成年人树立自信心，融入正常社会，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等，还具备了以下特有的重要价值：

（一）使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权的内涵得到深化

我国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少年司法制度，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一样，共用同样的实体法、程序法。从实体看，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比照成年人从轻、减轻处罚，表明未成年人的行为与成年人行为仅是数量上的不同，并没有作为本质上的不同来区别对待和处理。从程序看，也没有独立的审理少年违法、犯罪的法律。诉前考察制度基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至少在两方面深化了不起诉制度。第一，对“犯罪情节轻微”的认定，不仅仅限于未成年人实施的行为本身，还包括其有无法定从宽情节、一贯表现、性格特点、认罪悔罪表现、被害人态度、社会影响等各种因素，从而进一步挖掘了相对不起诉的内涵，使更多的未成年人能够获得轻缓的处置。第二，在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之前设置了一定的“缓冲期”，使不起诉决定不仅体现宽容的一面，也体现了教育、警示的一面，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等待处置的客体，同时他能够在最终处置前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于那些如予起诉则失之过重、而立即予以不起诉的又失之过轻的未成年人，这段“缓冲期”无疑更有利于检察机关作出合适的决定。

（二）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体现了社区矫正的崭新司法理念

从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及有关规定来看，对适用非监禁处置措施的罪错未成年人的矫正工作，公安机关起主导作用，人民法院、基层组织、家庭、学校、社会和有关单位起协助作用，人民检察院起监督作用。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如，将公安机关设定为考察、帮教的主体不尽合理且其主导性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起协助作用的单位部分职责的弹性太大，缺少强制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不力，等等。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国家多年来采取的“社区矫正”的方法确实值得借鉴、应用。罪错未成年人在社区中与人正常交往，及时得到社工的帮助，接受社会的信息，在社区中矫正自己，他们的回归与社区的支持密不可分。社工具有非官方的身份，可以在最大限度减少罪错未成年人与国家机器的对立关系，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改邪归正。诉前考察制度在操作中，委托社工组织进行为考察对象提供帮助，事实也证明，他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避免了以往对罪错未成年人多头管理而实际上又无人管理的局面。

第二篇：刑事案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诉前跳查报告

填表说明

一、调查形式

调查工作可以采用走访谈话、座谈会等形式开展。

二、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监护人、就读学校（工作单位）、同学（同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属，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犯罪嫌疑人户籍地（经常居住地）派出所等。

三、调查项目

（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家庭背景部分，包括：

1、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直系亲属自然情况；

2、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主要社会关系自然情况；

3、其他需要说明的家庭情况。

（二）调查笔录部分，包括：

1、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个性特点，主要涉及其生理、心理、思维、行为特点，个人爱好以及交往对象等方面内容；

2、犯罪主客观的原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曾经受过行政（刑事）处罚情况等；

3、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自我认识，主要涉及其对危害社会行为的认识，认罪悔罪态度等；

4、帮教条件，主要涉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庭、所处环境、与受害者关系等方面的积极情形。

四、调查意见

调查表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监护人、就读学校（工作单位）、所在村（居）委会分别出具意见，并听取相关个人意见，乡镇（街道）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在综合上述调查意见，提出综合评价意见；县（市、区）司法局根据乡镇一级社区矫正工作机构评鉴意见签署审核意见。

五、该调查表由委托调查的人民检察院存档。

第三篇：论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

论未成年犯社会调查制度报告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这已成为当今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未成年人犯罪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其本身罪大恶极，而是由于未成年人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尚未成熟，对是非的判断能力较差，同时冒险欲、模仿欲较强，感情易冲动，法制观念淡薄，通常一个小小的争吵就会导致未成年人头脑发热而犯罪，又或者他们是糊里糊涂地就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对此，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体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教育未成年人自我“觉醒”，知过悔罪，重新走上正确道路。

新刑诉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在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

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雏形

审前调查制度在我国尚未实现立法化之前有关的司法解释已涉及。如2001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另外，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检察院和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借鉴域外经验，进行了审前调查制度探索和尝试，虽然还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审前调查制度的建立是完善我国少年司法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工作的一个方向，应在全面总结经验得失的基础上，在条件成熟时以立法形式将该制度确立下来，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二、社会调查制度的必要性

审前调查制度在我国主要是指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通过走访家庭、学校、派出所等有关部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作案前的一贯表现、作案原因、家庭生活环境、重新犯罪几率、社会危害性预测等作一个全面了解。其主要内容是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成长经历和接受帮教的条件，而不是直接反映案件本身的事实。该制度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挽救为主，惩罚为辅”的基本原则，符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客观规律。法庭教育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对于未成年被告人能否吸取教训，积极悔过有着积极影响。由于每个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存在差异，其接受法庭教育的自觉性及对教育内容的感悟能力亦不相同。因此，通过调查报告全面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特性和成长历程，有利于少年庭采取有效方法，既动之以情，又晓之以理，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庭教育，以消除和减少未成年被告人的抵触、对立情绪。综上所述，为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社会调查制度有肯定的实施必要性。

三、未成年犯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

社会调查报告是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案发前表现情况的背景资料总和，有人也称为“品格证据”。社会调查报告无论由谁制作完成，最终都将与法官见面。法官可将其中的内容作为素材，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也可将其作为量刑时酌定情节的参考依据。根据我们的审判实践，社会调查报告中的相关内容也可作为教育的内容纳入到判决书中，关键是要作出合适的取舍。社会调查报告有诸多事项和信息，包括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情况、家庭情况、学习情况、交友情况、兴趣爱好、性格特征、社区环境等内容。法官要善于把其中对教育有关、对未成年被告人教育有用的信息提炼出来，汇人判决书教育的总体编排中，如被告人平时行为表现、引发犯罪的直接动机、周围人群的期盼等。法官在引用社会调查报告材料写入判决书时需注意：不能引用有争议的事实；不能引用未经核实的材料；不能引用带有家庭隐私或个人隐私的材料。

四、我国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意义

未成年人群体在生理、心理上的特殊性是建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根本原因。未成年犯罪人多处于学龄后期和青年初期，这是未成年人个体身体生长旺

盛、各种能力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时期未成年人的识别能力、判断能力和控制能力都要弱于成年人，同时又易受暗示，模仿性强，看问题容易片面化和表面化，情绪上的极端化色彩浓厚。从成长规律来看，未成年人的人格、世界观和人生观尚未定型，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比成年违法犯罪者更具有可塑性。根据标签理论，如社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量刑不当，未成年人随后的反应可能更加不良，从而形成恶性循环。通过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活动，查清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及导致其实施犯罪行为的直接诱因及影响其选择行为方式的条件因素，对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找准感化点，有的放矢地改造、管教未成年犯罪人，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篇：浅谈民事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构建

浅谈民事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构建

一、民事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基本含义

民事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核心内容在于对诉前当事人在合同中自行约定的诉讼送达地址予以认可，司法文书材料邮寄到该地址即视为送达。

该制度的构想是我国民事送达地址确认制度在诉讼前的延伸。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首次确立了送达地址确认的做法。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正式提出“诉讼地址确认书”制度。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后，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我国民事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意义在于自留置送达、公告送达后再次确认推定送达原则。民事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仅是将诉讼过程中由人民法院要求当事人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的措施，提前到诉讼前由当事人自行协商填写。

民事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构想另一个立足点是当事人协议管辖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民事案件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主处分权是现今学界的共识，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题中之义。诉前送达地址确认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当事人双方协商自愿，可以自主约定发生诉讼后的送达地址，这正式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体现。

综合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特点和实践经验，笔者对民事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作如下定义：当事人在财产性质的民事活动中，基于自愿原则签订送达地址确认书或约定送达地址，若发生纠纷，法院可以依据该地址进行送达，因地址不准确或变更后未及时告知，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签收的，自退回之日视为送达。

二、民事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内容分析

民事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具体内容包含如下几个要点：

（一）适用范围

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适用范围局限于财产性质的民事活动。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一方为强势的国家机关，没有必要进行送达地址确认。人身关系属性的民事活动如婚姻、收养、继承等，虽然在关系发生时可以预见可能产生纠纷，但是在人身关系发生时约定送达地址与人类情感相悖，即便作此规定也没有人会选择适用，因此也没有设立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必要。

（二）适用原则

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必须基于自愿原则，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一方没有权利强迫另一方进行非己所愿的行为。送达地址确认应当在双方友好协商下进行约定。

（三）附条件生效性质

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目的在于进行诉讼时可以对送达地址予以确认，因此，只有在当事人产生纠纷起诉至法院后该条款方生效。

（四）表现形式

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表现形式为书面形式，可以包含在合同条款中或签订独立合同，但应当有收件人、详细地址、联系电话等内容。如果双方约定的书写地址不详，如仅约定到某某街道，则法院应当排除该条款的适用。并且条款应明确告知条款性质，让当事人清楚填写后的法律后果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如：“若因本合同发生民事纠纷，本人确定如下地址为诉讼期间的送达地址，人民法院按上述确认地点寄送法律文书即视为送达。”“上述地址若发生变更，本人将更改合同或告知法院，未及时更改、告知导致的不利后果由本人承担”等。

（五）法律后果

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法律后果与现行的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法律后果一致，即因当事人自己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的，邮寄送达以邮件回执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三、民事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理论基础

民事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适用范围在于民商事案件，应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诉前送达地址确认符合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是指个人可以依其意思形成其私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民法于众多条文肯定当事人可以自主决定地创造其相互间的私法关系。“所以未设明文，乃视为当然也。” 法律制度赋予并且确保每个人都具有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法律行为特别是合同来调整相互之间关系的可能性。每个人都需要私法自治制度，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自己的切身事务方面自由地作出决定，并以自己的责任处理这些事情。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也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与协议管辖制度一样，是由当事人自主选择适用的程序，系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非硬性规定，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符合意思自治原则。

（二）诉前送达地址确认符合诚实信用原则

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加重了债务人在进行诉讼时确保所提供地址的准确性和变更后及时告知的责任。债务人担负债务提供明确联系地址予债权人，若有变动应及时告知债权人，这项制度加附在债务人的义务本身亦是善意履行债务的要求。因此，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符合诚实信用原则。

（三）诉前送达地址确认符合推定送达原则

推定送达是国际通行的制度，其目的在于对当事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无过错的情况下，推定其承担不利的后果。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留置送达制度和公告送达制度是推定送达的集中体现。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是送达地址确认制度在诉讼之前的延伸，符合推定送达原则。

四、民事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优势

（一）有效保障债权人的程序性权益，避免债务人恶意拖延诉讼时间

当今中国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道德体系遭受到了极大挑战，我国民众因社会变革迅速，尚未培养出西方社会的契约精神，社会诚信体系也没有完全建立，只是依靠传统道德和法律规范来约束，如此难以避免钻法律空子的“老赖”或失信人员的出现。

民事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可以在源头就将债务人躲避送达的想法中断。只要双方当事人约定送达地址，便不存在“送达难”的问题。人民法院只要按照送达地址通知，即可直接安排开庭时间，进行案件审理。另外，明确当事人居住地址，可以有效避免管辖权争议。民事纠纷大多规定按被告住所地法院起诉。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至经常居住地法院起诉。司法实践中，被告常以经常居住地与住所地不一致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该项制度由被告对自己的经常居住地予以确认，明确了有管辖权的法院。

在民事送达制度中构建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司法实践中登报公告制度、管辖权异议制度被变相利用拖延诉讼时间的做法将无法实施，可以有效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二）有效保障债务人的实体权益，避免债权人恶意虚假诉讼

市场经济在我国飞速发展，打破了原有的公有制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普通民众不再局限于固有土地，各种新兴职业的出现和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求学人员，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加。当事人的户籍所在地地址、身份证登记地址与经常居住地址不一致是普遍现象。这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经常居住地优先于住所地来确认管辖法院的重要原因。

人口流动性大，不仅造成“送达难”，也可能成为不法分子进行诉讼欺诈的契机。我国现行送达体制下，被告经常居住住址一般由原告提供，法院送达法律文书一般送达地址为被告身份证住址及原告提供的经常居住地址，在上述地址无法送达的情况下，一般会采取公告送达措施。在被告缺席情况下进行判决，基本等同于进行一个确认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法的程序而已。

民事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的构建可以有效避免诉讼欺诈的发生。由当事人自行提供送达地址，当地址发生变更时及时要求更改或告知法院，可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减少法院“送达难”，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送达问题已经占用了大量的司法资源，让本就人手不足的法院系统常常因为人员问题捉襟见肘。进行送达意味着需要两名法院干警和一名驾驶员花费半天的时间在外奔波，日益增长的案件数量让这种配置显得有点奢侈，因此有些法院出现乘坐当事人车辆或者送达方式不规范等问题，造成当事人抵触情绪，甚至引发信访或者程序不合法导致案件瑕疵。

而且，现行的送达地址确认制度、留置送达制度的适用对象仅仅是法院已经向其有效送达过法律文书的当事人，这意味着法院已经花费司法资源在首次送达上，而法律文书的首次送达正是民事案件送达问题的症结所在。

因此，构建民事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以当事人自行约定的方式将确定诉讼送达地址的时间提前到首次送达之前，并且赋予该种约定或者确认该约定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是解决“送达难”问题、避免司法资源浪费的良好途径。

（四）无需更改现有法律规定，避免立法冲突

相比其他解决“送达难”的举措，民事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优势在于并未违反任何强制性法规，与其他现行送达制度也没有存在冲突，无需修改现有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对于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予以认可。在各地法院积累实践经验后，再建议修改法律条文。

五、结语

法律和社会一样，并不是一种可以认为发明的纯粹的人造物，它是按照那些如同支配自然物理世界的恒定不变的法则不断发展的。司法改革应当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可以适应社会发展带来的变革。民事诉前送达地址确认制度在应对“送达难”现状中，相比其他制度具有其不可比拟的理论和实践优势，也符合社会整体变革的发展规律，有利于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建设。

第五篇：构建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管理机制

构建完善的未成人社区矫正机制

黄山司法所

当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的日趋严峻，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继环境污染、吸毒贩毒之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不仅牵动众多家庭幸福，也事关社会稳定、民族兴衰。相关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年龄结构的重心降低、犯罪手段的暴力性加剧、犯罪类型增多的趋势。又因为未成年人身心处于发展过程，思想处于不稳定状态，可塑性较强，因而法官判决时多建议适用非监禁刑，使其在不脱离社会的基础上，改过自新。就我国目前的立法、司法适用和社会实践层面来看，已经形成了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法律框架和防治保护体系。从立法上看，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从刑罚适用上看，最高司法机关先后出台了《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公安机关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规定》、《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等比较完善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规定，可以说，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制度框架和体系是已经建立起来了。

在实际的刑罚执行过程中，随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确定，越来越多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适用社区矫正，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解决了未成年人犯罪高发态势与被判处非监禁刑后缺乏必要的刑罚手段而致其重新犯罪的矛盾。虽然我国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方而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相对于较为完善的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司法等法律体系，《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条例》中对未成年人的规定就相对简略：“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应当根据其年龄、心理特点、身心发育需要和家庭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矫正措施。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实施社区矫正应当与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分开进行，矫正宣告不公开进行，矫正档案应当保密。”主要是强调对未成年人工作的保密性，保护未成年人，一概而过，忽略了对犯罪人员的改造的真正目的，一味强调保护和如何利于其以后的发展。未成年人的各种日常报道文件材料、矫正手段与成年服刑人员无异，缺乏针对性。

于此，黄山司法所根据日常工作中接收的未成年矫正对象出现的问题，提出下列建议。

一、在调查评估阶段，对在校的未成年人的调查重点应放在学校和家庭环境。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往往跟其成长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等有很大关系，因此，社区矫正人员开展矫正工作时，应针对具体对象，在全面了解其性格特点家庭背景、成长经历、亲朋关系、兴趣爱好，分析其犯罪原因。

在校未成年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所以教师、同学应该是最了解其日常生活思想状态的人，并且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除了法律意识淡泊外，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同学间的“义气”、朋友间“帮忙”等导致冲动犯罪。所以其日常接触的人员状况显得的尤为重要，因为即使犯罪的未成年人纳入社区矫正后，其大部时间还是回归自己的平时的生活，这是也是社区矫正的“双刃”，服刑人员不脱离社会，同时某种程度上服刑人员回归犯罪的大环境。对于“混迹”社会的未成年人，自然不存在校园环境的问题，家庭的作用就较为突出。家庭调查是当前社矫调查的重点，调查的也比较全面。对未成年人来说此项调查侧重于父母的文化程度，是否具有言传身教的水平；父母的工作时间，是否足够的时间监督关心未成年人；父母的感情状况，对孩子有无负面影响等。

二、交付接收纳入社区矫正阶段，设计有针对性的设计风险评估，安排合理的日常管理手段。

其一、风险评估量表是现今对服刑人员的风险程度测定的主要方法，通过风险评估量表大致可以确定出每个服刑人员的危险程度并进而确定对其进行工作的重点，从而有效地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评估内容评估内容主要包括：被告人或者罪犯的居所情况、家庭和社会关系、一贯表现、犯罪行为的后果和影响、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和被害人意见、拟禁止的事项等。

这些常规评定项目对于未成年人心理发展不健全，易受外界影响和特点，略显简单、程式化。建议增加必要的心理测评，矫正一开始要先把握好未成年人的心理，化解抵触情绪，也为日后心理辅导做铺垫。心理测评可以准确的反应出未成年人的内心健康情况，观测出其朋友观、价值观，从而可以制作适合的矫正方案。专为未成年人设计一套风险评估更好的为未成年人定性，提高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质量和效率。

其二、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措施过于形式化。从目前开展的矫正活动来看，矫正措施大多过于形式化，按时报道，上缴思想汇报、监督人反馈、个人劳动记录。工作人员进行个别谈话，组织法律学习劳动，季度心理矫正。基本上没有为未成年人的专项矫正措施，并且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合并教育混同操作，在增大交叉感染的同时，将本身效率不高的社区矫正工作效果进一步降低。这些活动对未成年犯的教育和改造往往停留在表面，很多未成年犯对其行为性质认识不深刻，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反而觉得犯罪后也不过就是定时报道，教育学习，公益劳动，学习一下法律知识就是惩罚了，使其产生犯罪不用承担责任的错误思想，从而再犯，给未成年人一种犯罪后果可以承受，从而更加不惧犯罪，任意妄为。因此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不能一味重视教育改造，而忽视了对其惩罚，且这种混同矫正也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有违《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条例》中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规定。

具体有以下几点分析建议：

1、净化未成年人周围环境，构建独立全方位的社区矫正模式。校方、家庭及社区协力改善周围环境，使未成年人耳濡目染受到良好风尚的熏陶，可以有效起到促进未成年人矫正的作用。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校方主要是在校监督服刑未成年人的交友情况鼓励服刑未成年人交往心理积极向上、身心健康热爱学习的朋友，敦促学习可以建立学习互助小组，放学后继续学习防止接触同案犯或不良少年，日常在校有异常情况与司法所进行积极及时信息反馈；家庭关爱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家人间谈心也对未成年人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家庭的存在并不是只是为满足未成年人的物质生活。此外普法宣传和法律学习这个重担也就落到社区和司法所的肩上，毕竟在校期间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的培养占比重较少，必须让未成年服刑人员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及其行为造成的对他人的伤害、对家人的负担、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和对自己的不负责任。组织法律知识学习，知法才能守法。

2、高频率专业的心理矫正。未成年人之所以作为矫正的重点对象，其心智不健全是重要的原因，因而司法所可以增加未成年人的心理矫正的频率，由专业的心理专家分析未成年服刑人员的心理问题，做到亦师亦友，运用专业知识进行理性分析，同时也作为未成年人的门交流、敞开心扉的渠道。根据矫正对象的心理需求，结合其犯罪原因、心理类型、心理特点、现实表现等制定心理矫正个体档案，进行心理分析，适时进行心理咨询，实施心理矫正，帮助其树立正常的心态，增大其心理的承受能力、加强其对外界的抗干扰能力，增强其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信心，促使其开始重新生活、重新做人的能力。矫正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心理矫正，以此帮助受矫正人员树立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而这也恰恰是我们现在矫正体系中最欠缺的。

将日常矫正将其独立出来，安排合理的时间，单独组织个别谈话，法律学习，心理辅导，既能提高矫正效率，又能“对症下药”“直达病灶”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从内而外的对未成年人的发展进行积极干预。

3、组织指导就业，解决出路。主要是对于“混迹”社会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犯罪前或犯罪后往往中断学业，有的可能有劳动技能，有的根本没有劳动技能，对未成年犯进行矫正，就必须考虑他们将来走向社会的生存问题，如果没有生存能力，就很可能再次走上犯罪道路。因此，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应该是对未成年犯进行矫正的必备项目，使其服刑结束后能够立足社会，从而顺利回归社会。

三、加大未成年服刑人员的保护机制。

《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应当根据其年龄、心理特点、身心发育需要和家庭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矫正措施。对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实施社区矫正应当与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分开进行，矫正宣告不公开进行，矫正档案应当保密。”这与新刑诉法规定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第275条）一脉相承，这一规定对于未成年犯更好地回归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许多未成年犯由于犯罪而失学、遭开除，丧失了学习的机会，而在社区也被冠以“罪犯”的标签，给其学习、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实际操作中，服刑人员期满解矫后，司法所将档案装订成册，上交区司法局封存。非经法定程序不准他人查阅。对未成年人犯罪档案实行单独的保管，且每一个未成年人犯罪档案都应密封，档案封面不应注明未成年人的任何身份信息而只能标之以代号。同时公、检、法、司各有其存档未成年人的方法和调用查阅的程序，难以统一不利于管理，因此可以将未成年人的犯罪各阶段的档案总归一处，集中管理，增加保密力度。

最后，则是对司法所工作人员配置及经费等人力物力的完备。未成年罪犯的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非常特殊的工作，针对性很强，工作人员面对的是涉世未深、误入歧途，或是心理、人格上存在缺陷的未成年罪犯。因此，从事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必须是熟悉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善于教育感化并接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员。目前社区矫正工作者大多缺乏相关资质和培训，人员的缺失，可由相关部门组织培训或调派人员。其次聘请专职或兼职的心理师也需要司法局统一调配，专项拨款。完善专业的矫正机构是对未成年人矫正工作的前提。

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综合工程，必须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点，既严格管教，又多方爱护，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与挽救，尽量避免羁押未成年人，使其通过社区矫正顺利回归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