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法院诉前调解机制具体设想研究与分析

第一篇：构建法院诉前调解机制具体设想研究与分析

构建法院诉前调解机制具体设想

卢云玲

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就和纠纷相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纠纷产生的原因、性质、形式、激烈程度等因素呈多元化发展趋势，相应地，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也呈现多元化。当今世界，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已成为时代潮流，对正处于各类矛盾凸显的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非常重要和紧迫的现实意义。对法院工作来说，审判不应是解决纠纷的唯一方式，调解这个东方经验应发挥更大的作用，调解的范围应从诉讼中扩展至诉讼前。构建法院诉前调解机制，在诉讼案件剧增信访压力增大的今天，无疑是一个良好的探索方向。构建法院诉前调解机制，一方面可以为群众提供一种低成本的司法救济途径，减少纠纷的诉讼对抗性，以较平和的方式化解矛盾。另一方面通过诉前调解，实现案件繁简分流，分类处理，促进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法院民商事审判良性循环，缓解诉讼压力和信访压力。

审判制度是一种成本很高的制度，在我国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调解的广泛运用可以使更多的人获得更好的司法救济。调解制度本身蕴含的效率价值导向，使得调解没有诉讼那样严格的程序规则要求，而表现出灵活性。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指出，只要有当事人的合意这一绝对的正当化原理作为保障，调解在程序的规定上就有了更大的自由，对解决方案的正确性要求也可以相应降低，从而使费用等成本的削减成为

可能。对当事人来说，选择调解或诉讼是处分自己诉讼权利的体现，从纠纷情况出发选择合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处理方式，是对社会资源和司法资源的充分利用。

以下是我对构建法院诉前调解机制的一些具体设想:

一、诉前调解的基本原则

诉前调解的性质决定其原则主要是：有限强制原则，即能进行诉前调解的案件范围是有限的;双方自愿原则，即对调解程序的选择，诉讼权利的行驶，实体权利的处分，都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过程快捷原则，即诉前调解的过程应比诉讼调解更为快捷、简便，一旦调解不成，应迅速转入诉讼程序;调处灵活原则，即诉前调解对法律的运用可以更为灵活;费用节约原则，即调解成立的案件收取的费用应比进入一般诉讼程序的案件收取的费用低。

二、适用诉前调解的纠纷范围

从实践来看，诉前调解的主体主要是基层法院。笔者认为，中级法院也应成为诉前调解的主体，因为级别管辖的一个重要依据是纠纷标的额的大小，而标的额的大小和纠纷的可调解性并没有必然关系，所以不能把中级法院排除在诉前调解的主体之外。根据各地法院实践经验，经调解的纠纷类型应主要有：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发生的物业管理纠纷、供用热力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及其他纠纷;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劳务合同纠纷(包括建筑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群体性纠纷);法律关系明确，双方当事人对权利义务的承担有明晰统一的认识的欠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消费者权益纠纷;市场内商户租赁摊位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纠纷和征地拆迁纠纷;合伙协议纠纷。

三、诉前调解程序的启动、进行和终结

首先，诉前调解的程序只能由当事人启动，且是双方同意。但这并不是说要双方当事人主动申请调解，这种几率在实践中很小，更为合理的做法是立案法官在接受当事人提交的诉状材料时，向当事人发放《选择诉前调解或审判意见征询表》，告知当事人两种结案方式的法律后果和优劣，鼓励当事人调解，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启动诉前调解程序。

其次，确定调解日期，尽快送达。对于立案时一方同意诉前调解的案件，调解法官应当场或尽快与当事人协商确定调解时间和地点，在三日内将诉状和《选择诉前调解或审判意见征询表》送达对方当事人。对于同意调解的当事人告知调解时间和地点。

再次，进行调解。在确定的调解日期，根据纠纷情况由调解组法官独自进行或与诉前调解员共同进行调解。诉前调解的性质决定其必须迅速调结，为防止久调不决，必须设定必要的期限。依据民事诉讼法有关期限的规定，参考实践中各法院的做法，可以规定诉前调解的期限为自接受起诉材料之日起的10至15个工作日。

最后，诉前调解程序的终结。根据调解结果的不同，分为调解成立和调解不成两种终结程序。当事人在调解期限内达成调解协议的，记明笔录，由调解法官制作调解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调解不成立的，就

案件是否进入诉讼程序征询当事人意见，并记明笔录，当事人要求起诉的，将案件转入正式立案及诉讼程序。

四、诉前调解其他相关问题

(一)诉前调解的机构和人员设置

实践中，绝大多数法院在立案庭内设置了调解组，从事诉前调解工作。笔者认可这一做法。调解人员应由擅长调解工作、有丰富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的资深法官担任。此外，也有法院将人民陪审员吸纳入调解队伍，作为诉前调解员。由于诉前调解更强调当事人合意的正当性而较少法律规则的束缚，更能发挥陪审员社会经验丰富、热心调解工作的长处，这一做法可谓扬长避短，值得推广。

(二)调解协议及调解书的效力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的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当事人。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可以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诉前调解书应与诉讼中达成的调解书效力一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如果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即时履行的，记明笔录不再制作调解书。

(三)诉讼费用问题。

诉讼费用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对纠纷处理方向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应统一规定，防止实践中做法不一。对调解成立的案件，应相应减少诉讼费用，以此鼓励当事人调解。参考我国台湾地区的收费制度，可以在诉前调解前不预收诉讼费，经调解成立的按照原诉讼费用的50%收取，调解不成的按一般案件立案缴纳诉讼费。

第二篇：“诉前调解”与法院的角色

“诉前调解”与法院的角色 傅郁林

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中，调解不仅成为全社会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和法院结案的主要方式，而且随着法院调解与社会调解、诉讼调解与诉前调解、庭前调解与庭后调解、立案调解与审理中的调解……的多向联动，法院的角色似乎正在趋向于成为整个社会纠纷的调解中心。[1]翻开建国初期关于法院便民措施的大量文献，似乎历史的车轮在经过50多年的旋转之后又回到了原点，[2]法院的角色定位和运作机制始终走不出工具主义的怪圈。从技术视角看，社会纠纷的解决过分依赖于法院，民间解纷机制发育不良，导致官方与民间、诉讼与讼外、裁判与调解之间角色混同、浑然一体，即使在司法工具主义的意义上，这种制度安排也是高成本低效率的。不过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历史循环在某些方面和某些程度上也表现出“螺旋上升”的势态，司法改革20年来举步维艰推行的立审分立、司法专业化、程序规范化、诉讼法治化、解纷机制多元化等等，并没有完全付诸东流。当下法院在所谓“诉前调解”的概念下推行的形形色色的改革尝试，如果能够厘清司法权与诉权的关系，能够正确定义和解读法院的角色，那么有些尝试可能促进一个兼顾纠纷解决与规则形成双重功能的纠纷解决体系。这也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一、和谐有序的纠纷解决体系中的调解与司法

（一）作为纠纷解决途径的调解与司法

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纠纷解决体系，应当是一个官方与民间、正式与非正式、专业与非专业……多种解纷途径并存、竞争、各具个性、优势互补、可自主选择的多元体系。在这样的系统中，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机制平行发展，各具所长，各显其能；调解、仲裁等非诉讼途径真正成为可供当事人自主选择的“替代”途径（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缩写为ADR。）仅就纠纷解决的功能而言，司法在一个平行或平等的多元机制中，其角色与调解、仲裁一样，只是供纠纷当事人进行比较和选择的途径之一。司法不适当地介入诉讼外纠纷解决过程，实际上形成司法垄断纠纷解决途径或者解纷途径形式多样但模式单一的状况，无助于真正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变相垄断意味着当事人无法真正按照自己的具体需求和价值取向，自愿选择“适销对路”纠纷解决途径，因为“自愿”或“权利”都是以存在“选择”机会为前提的，在单一的、别无选择的背景下，自愿无异于被迫，权利也只是无法兑现的支票。

调解在民事纠纷解决体系中的意义自不必言，其独特优势已为实践和理论、现实和历史、国内和国际所广泛认同。与裁判相比，调解可以减少对抗性而实现纠纷解决的和谐性和修复性，可以超越诉讼请求范围而实现纠纷解决的全面性和彻底性，可以降低对于证据和法律的依赖而实现纠纷解决的便捷性和低廉性，可以在权益模糊的区间避免非白即黑的结果，实现纠纷解决的合理性和公允性。然而，调解上述优势的实现依赖于一个基本前提，即当事人双方的自愿、合意。这一前提本身也正是调解的局限性之一。比较而言，调解更注重的是利益，是感受，是未来；裁判更注重的是权利，是事实，是过去，由于纠纷本身就是当事人双方就事实、权利或利益发生分歧或冲突的产物，因此，当澄清事实、明断是非、确定权利义务和责任成为当事人将纠纷诉诸第三者的真正意愿和目的时，当事实、是非、权利义务的明确性对于双方之间乃至在与双方相关的范围内的未来关系具有分界性影响时，当情感、利益等因素成为谅解、调和、妥协的障碍，而不能作为化解纠纷的资源时……调解就无用武之地了。此时就必须有一个社会机构或政府机构介入，由中立的第三者通过仲裁或审判来得出结论，了断纷争，而不管纠纷解决的结果是否为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自愿接受。与调解相比，裁判的优势是可以通过当事人的对抗而呈现事实真相，通过非白即黑的裁断而明了是非，通过程序的规范性和结果的确定性而维护被纠纷破坏的规则和秩序。

在纠纷解决体系中，当民事纠纷没有可供选择的其他救济途径或当事人没有选择其他途径时，由司法承担提供救济的责任，这是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的内涵之一。法院作为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政府机构，有义务为纠纷当事人求助时提供最后的救济机会，为此许多国家的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都将诉诸司法的权利（亦称司法裁判请求权）作为基本人权加以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可以无条件地接纳一切没有其他救济途径的民事纠纷。司法权介人民事纠纷的范围，即民事诉讼主管范围或曰纠纷的可司法性，在国家与社会（亦即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界线层面上，取决于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可能性；在法院与其他国家机构（亦即公权力与公权力）之间的界线层面上，取决于政府和社会对司法权的依赖程度及其为之提供的资源支持，并反过来决定着审判权在承担社会冲突解决方面的能力；此外还取决于纠纷自身的性质，即争议的事项必须是可以通过运用司法权力加以实际控制和解决的，比如争议事项不是纯粹的政治问题、宗教问题或理论问题等，而且提交司法救济的时机既已成熟又还具有实际意义——尚未构成实际争议或者诉讼事由已经消失的事项均不具有可司法性。[3]

此外，根据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的另一内涵，当存在前置性解纷途径时，纠纷当事人在穷尽前置性救济途径之前，不能启动司法程序，司法程序更不能主动介入前置性解纷途径。这一普遍奉行的原则，一方面是为了使替代性解纷途径真正成为分流司法压力的有效机制，另一方面也为了保障各种纠纷解决途径的相互独立性和司法审查的事后性。与司法介入民事纠纷范围的有限性原理相同，这一原则也使司法承担纠纷解决之外的更重要功能成为可能。

（二）承担纠纷解决之外功能的民事司法

司法在整个纠纷解决体系和社会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并不像调解等其他解纷途径一样仅限于解决纠纷，相反，“司法是一个法官诠释公共价值内涵的过程”。就其英文本义而言，司法和正义同义，使用同一词汇justice；而法官的核心就是判决，judge与judgment词根相同。司法的制度架构是针对复杂的、专业的、对抗性强的纠纷而设计的正式的、专业的、规范的程式；其意义不在于它服务于多少比例的案件，而是成为整个纠纷解决体系中的标准，是可供其他解纷途径中讨价还价时用于作为参照系的砝码——如果调解不成，进入司法将是怎样的结果以及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司法判决所确立的标准和规则，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参照标准，人们在决定将案件提交诉讼或自行和解时，在考虑是否接受和解或调解结果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假定案件如果审判将意味着怎样的成本投入和收益，因此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被称为“在法律的阴影下谈判”；个人之间的纠纷“私了”常常以国家法律为索赔标准。按照调解专家给定的公式：“可接受的调解/和解结果=请求的金额×诉讼胜诉率+/-诉讼的成本”，在这个公式中，司法并不需要直接介入本次纠纷解决过程，但整个纠纷的解决过程却是在司法的阴影下进行的。我国民事司法制度本身即以调解为重心，诉讼程序呈现非正式化、非规范化、非专业化等特点．抑制和消解了司法作为法秩序维护者和规则形成者而对整个社会纠纷解决的导向功能。因此，通过诉讼之前及之外的人民调解、民间调解等将案件进行分流，使司法归位于其本来的角色，是优化整个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路径。

进而言之，司法的规则功能并不能仅仅因为纠纷解决过程被称为“司法”或“诉讼”而自动产生，它需要以相应技术结构才能保障和实现。比如，假如司法的结果本身就是调解，那么基于调解结果的不确定性和达成结果原因的多元性、不可知性、不可复制性和不可预测性，这样的“司法”结果不可能成为其他纠纷的参照系；或者，司法虽采用裁判的形式，但裁判本身不具有公正性、统一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那么司法同样不能承担起这一角色。司法超越于本案纠纷的价值正如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所言，如果单纯以“一定人力或物力为基数平均所解决的纠纷件数”为标准来评价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效率，那么司法会被认为是最没有效率的方式，但司法在解决个案纠纷的过程中，通过形成具有确定性、统一性和普适性（或参照性）的规则，通过解决具体纠纷来维护一般规范秩序，为潜在纠纷的解决和预防提供依据或参照，从而在宏观和长远意义上降低“一案一审一标准”的总成本，产生“批量生产”的效应，大大增加司法作为纠纷解决和社会控制（治理）手段的效率。

与规则功能相关，司法在解决纠纷的功能之外，还承担了对调解、仲裁等其他纠纷解决结果进行审查、监督和保障的功能。这是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的内涵之二，其他救济途径所形成的结果，最终都要以不同形式接受司法审查。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审查是对其他解纷途径所形成的“结果”的“事后”审查，并不“事先”介入其处理纠纷“过程”。

（三）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对司法规则功能实现的意义

那么，如何保障司法裁判的公正性、统一性、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虽然答案是多方面的，比如要有一个拥有法律信仰、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的法律职业群体，一套正式、规范、透明、科学的程序规范，一个职能分层、相互独立、法律权威逐级增加、终审上诉裁判具有说服性判例效力的审级结构，一个依赖于当事人权利制约和上诉程序监督、享有裁判终局性和独立于外来干预的作为“自组织体系”的司法系统和环境[4]……然而，没有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对目前司法所承受的案件进行有效分流，司法的目标就会在专业化与大众化、规范化与便捷化两个相反的目标上摇摆、平衡、无所适从。

规则的生成依赖于专业化、规范化的程序和以法定性、普适性为取向的裁判，而不大可能从因案而异的调解中产生。因此，期待能够生成规则的司法制度必须以裁判为重心。司法的专业化与程序的正式性不可分，而专业化、正式化、规范化则意味着高成本。因此，纠纷解决的收益（个人和/或社会收益）不足以抵偿司法成本的案件不宜适用司法程序。程序的专业性和正式性难以兼容便捷性和灵活性，试图在同一程序设计中兼顾复杂与简单、规范与灵活、大额与小额、裁判与调解、高成本与低成本各类需求，在技术上会陷于困境，在目标上会迷失方向。因此，必须以不同目标来设计不同的解纷途径——由其他纠纷解决途径独立地分流目前由司法所承担的大量案件，以促进司法向着规则生成的方向发展。如果整个诉讼制度以个案解决为唯一目标，诉讼的功能就无异于诉讼外解纷途径，而且缺失规则、反复无常、冲突频生的司法会突显其高成本、低效率的劣势。这种状况又会导致司法被厌弃，在缺乏其他可自由选择的替代解纷途径的背景下，司法只能进一步向着低成本、非正式、不专业的方向发展。目前一些法院介入“诉前调解”过程的做法就是这种结果，即使不考虑权力的正当性或诉权保障问题，仅就程序设计的技术而言，司法提前介入非诉讼纠纷解决过程，要么意味着司法程序屈就于简易、便捷的案件，无法满足司法的专业化和规则功能目标；要么意味着以高成本的正式程序去承担由低成本非正式途径即可解决的纠纷，从而与司法的成本收益原理和效率目标背道而驰。

二、我国“诉前调解”的现实形态及法院的角色

目前我国司法界称之为“诉前调解”的实践形态多样，法院在其中的角色也各不相同。在不同法院，同一形态的实践称谓不同，或者同一称谓之下的实践不同。比如，在一些法院中被称为“调解”的形态常常在另一些法院被称为“和解”，如诉外和解、诉前和解、庭前和解等。本文以调解活动发生的阶段进行了以下划分：一是当事人起诉之前的调解，本文称为诉外调解；二是起诉之后、立案之前的调解，本文称为诉前调解；三是立案之后移交审判庭之前的调解，本文称为立案调解。[5]以下分别探讨法院在上述三类调解中的角色。本文所称的调解，无论主体是谁，也无论发生在哪个阶段，均指由中立第三方介入纠纷解决过程、促成当事人达成协议的活动；在此前提下，以调解人身份的不同，区分为人民调解、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和法院调解等。不过由于涉及诉讼的“和解”与“调解”在我国司法制度中概念不清，恰恰涉及法院在其中的角色，故本文须首先确定定义标准并予区分。

（一）“调解”与“和解”的概念辨析

和解是指双方当事人之间通过信息交换和沟通，就产生纠纷的事项达成共识和就纠纷的解决作出一致决定的过程和结果。作为一种纠纷解决结构模式，和解主要依赖于“协商”（negotiation）甚至有时混用。调解（mediation）是指纠纷当事人在中立的第三方（调解人）的介入下，通过谈判达成和解、解决纠纷的过程和结果。调解人的主要作用包括帮助其他人进行决策，为此支撑、恢复和发起协商。

和解与调解的关键差异是，纠纷的和解不必借助于中立第三者的介入，在最简单的和解形式中，纠纷双方在没有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进行接触，尝试着通过信息交换和理解来达成共识。但是，和解并不排除纠纷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作为辅助人参加，比如当事人各方的朋友、邻居或代理人、专业人士等等，帮助其中一方原始的当事人，站在单边立场上提供帮助和建议，甚至直接与当事人一起组成一个团队来参加协商。在有辅助人参加对话和协商的复杂的和解机制中，和解与调解之间有一个看似模糊的区域。但是，调解区别于和解的最本质特征或要素是调解人的非党派性，即调解人至少在形式上是中立和公正的。[6]无论调解人在协商过程中的积极程度如何，都不直接和任何一方当事人结盟，即使他（她）实际上并不必然被双方当事人都认为是“中立”或者“公正”的。在上述原则之下，调解是一个并不固定的标签，在“调解”这统一名称下进行的“促进协商”机制有各种各样的主体、技术、表现形式和实质内容，调解人干涉和介入纠纷的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调解的主体和效力也不一样。

然而，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语境中，区分和解与调解的上述标准发生了变化。比如诉讼和解（又称为当事人和解、当事人自行和解或庭外和解）是指当事人双方在诉讼过程中，通过自主协议或借助于法院以外的力量，达成以解决纠纷的协议，并以此终结诉讼的活动。[7]这样，诉讼和解与法院调解的本来差异在于，法院没有介入纠纷解决过程，或者法院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是消极的或超然的。至于法院审判人员之外的其他人是否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了协商过程，是否在促成和解协议的达成结果中起到了“调解人”的作用，不影响其“和解”的性质。换言之，我国司法制度中划分调解与和解的标准不是纠纷解决过程的特征，而是介入纠纷解决主体的身份——法院或非法院。在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申请法院通过调解书加以确认的，诉讼和解即转化为诉讼调解，这种曾经作为隐性规则的实践在司法解释《民事调解规定》第4条中获得了进一步明确和法定化：“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间，不计入审限。”至此为止，诉讼和解与诉讼调解之间的分野虽然模糊却仍然依稀可辨——无论诉讼和解的过程是否有法院以外的中立第三方介入，只要法院尚未介入，均为“和解”；也无论法院介入的阶段是协商过程还是协商结果，只要有法院介入，即为“调解”。

然而，这一区分标准当即被《民事调解规定》的另一规定推翻，“当事人在和解过程中申请人民法院对和解活动进行协调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派审判辅助人员或者邀请、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从事协调活动。”这一规定在两个维度上进一步模糊了和解与调解的界线：其一，法院介入了“协调”过程，无论其角色是否为中立的第三人，却不影响纠纷解决的“和解”性质；其二，协调过程有中立第三方介入，无论该第三方是法院主体或非法院主体，均不影响其“和解”性质。因此，无论以纠纷解决过程是否有中立第三者介入这一普遍特征，还是以介入纠纷解决的主体是否为法院这一我国特色的划分标准，都不足以区分我国诉讼和解与调解。至此为止，和解与调解之间的界线依然可见——即使纠纷解决的过程有中立的第三者参加，即使法院已介入纠纷解决过程，只要纠纷不是以协议的结果解决并经法院确认，均为当事人和解而非法院调解。但这一区分标准在逻辑上已明显不能成立，在促成协议并加以确认之前，法院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行为，不是调解，又是什么性质？法院在其中的作用，不是调解人，还能是什么角色？[8]但无论性质或角色如何，由于纠纷解决已进入诉讼过程，在整体上属于司法权作用的范畴，因此至少在法院介入纠纷解决（无论过程或结果）时权力正当性的问题还能勉强过关。但当法院进一步介入立案之前的案件调解时，这一底线已经突破。

（二）“诉外调解”与法院的角色

真正意义上的诉外调解（而不是名称或符号意义上的诉外调解），是指当事人将纠纷诉诸法院之前，由中立的第三方进行的调解。最常见且与法院角色发生关联的是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的人民调解。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与广东司法厅共同出台的有关意见，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当事人共同要求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的，法院应及时进行审查。如人民调解协议不存在可变更、可撤销或无效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在5日内出具民事调解书，且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这一规定通过将诉外调解在当事人自愿、合意的前提下转化为诉讼调解，从而使人民调解协议经司法审查而获得了强制执行力。这种尝试既不违背调解的自愿性，也不违背司法权的被动性和司法对诉讼外纠纷解决结果进行审查的事后性，在纠纷解决的成本和效率方面有明显优势，加之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相对成熟和固定并受制于政府管理的民间组织，相对于一般民间调解，其协议获得强制执行力的风险较小，因此应当成为重要的诉讼外解纷途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真正的诉前调解中案件尚未起诉，因此法院在诉外调解机制中的角色应当限于事后审查和保障，而不能提前介入调解过程，无论是委派审判人员还是委托非审判人员，否则司法权的行使就缺乏正当性，也使司法审查权的行使陷于困境——同一法院既参与调解过程，又审查调解结果；此外司法人员的投入实际上增加调解的人力成本。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人民调解转化为法院调解，在审查标准上应当采取实质审查还是程序审查？笔者认为，实质审查标准安全性较高但效率性较低，可能导致诉外调解便捷、低廉之功能丧失。因此原则上应采取程序审查标准，即，法院只需要确定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的自愿性，但同时对调解协议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方权益时保留事后救济的途径，在司法政策上启动这一救济途径的条件应当比经法院主持达成的诉讼调解宽松。

除人民调解之外，还有当事人亲友、代理人、专业人士、所在社区、民间组织、行业协会和社会团体等主持的民间调解，以及行政主管机关主持的行政调解，都是诉外调解的重要形式，但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达成的协议与普通民事合同无异，在诉讼制度和正在起草的人民调解法上尚未取得独立地位。目前法院权力的触角已开始伸向民间调解，但行业协会、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主持的半官方半民间的调解在获得人民调解同等地位方面仍在期待之中。

行政调解由于调解人本身的管理者身份对于自愿性的潜在威胁，笔者对于赋予行政调解同等地位持审慎态度。除此之外，诉外调解还有劳动仲裁和商事仲裁所进行的调解，但仲裁调解作为这两种纠纷解决途径的组成部分存在，而不是解决纠纷的独立方式，其司法审查的程序和标准都不相同，故不宜列入诉外调解的范围。

（三）“诉前调解”与法院的角色

这里所称的诉前调解，是指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之后，法院不予受理立案，而告知当事人先经人民调解等其他途径解决。就过程而言，法院在诉前调解中的角色因地而异，有些法院成立了调解中心，直接主持诉前调解；另一些法院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还有一些法院与人民调解联合调解。就结果而言，诉前调解达成协议的，通过法院审查确认，转换为法院调解；诉前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法院立案受理。勿庸置疑，法院的角色是应当事人请求对争议事项作出裁判或进行调解。法院在立案之前介入纠纷、进行调解，无论以怎样的形式介入纠纷解决过程，都是十分荒谬的。

其实，这种尝试并非当今司法实践的新发明，而是饱受诟病、并成为改革力图根除的历史积弊。早在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颁布以前，由于“案件积压很多，引起群众不满”，[9]且审判错误连连发生，成为司法工作总结中无法回避的问题。针对这种状况建立了人民接待室以减少积案，体现我党一切为了人民的工作宗旨。[10]其任务是在院长直接领导下处理人民来信，接见群众来访，解答有关诉讼和法律的疑难问题，代写诉状，代录口诉，并处理不甚复杂、毋需很多调查即可解决的简易案件。虽然根据当时权威部门的明确解释，“法院的人民接待室不同于审判庭”，[11]司法统计也将人民接待室受理案件的数量排除于“人民法院收案”数之外，但是实际上接待室承担了审判职能，“这种人民接待室的建立，首先使人民法院可以及时地解决群众的疑难和简易的纠纷，简化了司法诉讼的程序，从而大大地便利了人民”，且对于解决法院的积案问题立竿见影，“人民法院的收案确实大为减少。如吉林省当年七八月份接待室处理的简易案件占审判庭结案总数的43.1％。”[12]

以方便群众诉讼、加快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成本为宗旨，其合理性不容质疑。但问题在于，人民接待室作为由法院设置的非审判组织，其处理纠纷的审判权依据如何？人民接待室的工作程序和方式如何体现程序正当性的基本要求？它们直接处理或拒绝受理案件的权限对于诉权保障的侵害如何纳入司法监督的框架？它们与审判庭之间的关系如何理顺……这些问题成为历次改革的动因，人民接待室也逐步演进为信访室、告申庭和今日的立案庭。[13]无论是立审分离的司法行政管理模式，还是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决定要求以正式裁定的形式作出并受制于上诉程序的审查监督，都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然而，20年来的民事司法改革成果，在案件数量的成倍增加、和谐社会目标和司法统计的重重压力之下，变得如此不堪一击。这一模式的诉前调解可能产生的两个后果必须警惕，它可能导致以“方便群众”之名行剥夺人民诉权之实，也可能导致司法权越位于诉权制约和程序规制的范围之外。

（四）“立案调解”与法院的角色

所谓立案调解，是指在受理起诉之后、案件转交审判庭之前，由立案庭经当事人双方同意而主持的调解。相比将案件拒之门外而进行的诉前调解，立案调解是在立审分离的机制和繁简分流的理念下进行的新的尝试。由于案件已经当事人启动诉讼程序、进入法院权限范围之内，因此法院介入纠纷的被动性、正当性没有瑕疵，虽然立案审判化的问题值得探究，但由于立案庭本身已按照审判职能和专业化的标准建制，因此，由立案庭的审判人员进行调解，与传统的诉讼调解相比，除了在介入阶段和审判机构的内部分工上有所不同之外，没有实质性差异。

立案调解属于法院内部司法行政管理方面的事项，不存在权力正当性方面的障碍，但需要关注的是效率问题。因此，立案调解机制所要关注的是，立案庭与审判庭的权力分界、立案调解结束与移交审判开始应当划定在什么地方，才能增加而不是迟延整个法院解决纠纷的能力和效率。笔者认为，即使在大立案模式之下，立案庭的基本功能是完成诉答程序。因此，立案调解原则上应当在原告起诉之后、被告答辩期届满之前完成。在这一原则下，当事人希望继续协商或自行和解的，可以通过书面协议，请求立案庭在当事人确定的期限内推迟移交审判庭。但这样变通，主要是考虑立案阶段与审判阶段收费标准和退费手续上的问题，但答辩期届满后，立案庭主持调解的活动应当终止，当事人达成协议的，由审判庭制作调解书。这样划分边界，有助于从当事人和法院两方面防止拖延诉讼的进行，使立案调解真正成为分流简易、小额、对抗性弱的案件的有效机制，而不会成为被告拖延诉讼的新契机。

【作者简介】

傅郁林，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第三篇：有关诉前财产保全与管辖法院的相关规定

有关诉前财产保全与管辖法院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三条 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

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

第二百五十条 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诉前财产保全后，申请人应当在三十日内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31、诉前财产保全，由当事人向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在人民法院采取诉前财产保全后，申请人起诉的，可以向采取诉前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32、当事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后没有在法定的期间起诉，因而给被申请人造成财产损失引起诉讼的，由采取该财产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1994年12月22日 法发〔1994〕29号）

６、人民法院在审理国内经济纠纷案件中，如受诉人民法院对该案件没有管辖权，不能因对非争议标的物或者对争议标的物非主要部分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而取得该案件的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纠纷案件级别管辖的复函（1995年2月16日法经〔1995〕46号）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收悉。经研究，同意该规定，望认真执行。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反映。

附：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1995年1月6日讨论通过）……

五、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后，当事人又向该法院起诉的，该法院没有管辖权的，应告之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1条第1款的批复（1998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第970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4月25日起施行。法释［1998］5号）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晋高法［1996］148号关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1条第2款如何理解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1条第2款的规定是指：在人民法院采取诉前财产保全后，申请人起诉的，应当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采取诉前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的，应当依法受理；没有管辖权的，应当及时将采取诉前财产保全的全部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受诉人民法院。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前财产保全几个问题的批复(1998年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30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12月5日起施行。法释〔1998〕29号)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鄂高法〔1998〕63号《关于采取诉前财产保全几个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后，应当按照诉前财产保全标的金额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决定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

二、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受理申请人的起诉后，发现所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将案件和财产保全申请费一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案件移送后，诉前财产保全裁定继续有效。

因执行诉前财产保全裁定而实际支出的费用，应由受诉人民法院在申请费中返还给作出诉前财产保全的人民法院。

此复。

第四篇：论基层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适用调解机制分析

论文摘要 基层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适用调解机制，具有快速、及时、高效、便捷的优势，不仅可以及时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而且符合法院审判价值，做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本文通过分析交通事故案件逐年增长以及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现状，提出了交通事故案件适用调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基层法院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多年司法实践，总结交通事故案件调解工作经验。通过剖析基层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适用调解机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以期对基层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适用调解机制提供帮助。

论文关键词 基层法院 交通事故 调解

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因涉及身体伤害，触及当事人切肤之痛，与当事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仅需要法官精准的审判水平，而且需要法官在案件处理上给予受害者及其家属心理上的抚慰，更适合用和谐的方式处理。调解因具有处理时间短、工作效率高、社会效果好、节省司法资源的优势，在审理交通事故案件中适用调解机制，不仅能达到及时、高效、便捷的化解矛盾，而且符合诉讼的价值追求，做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的必要性

1.交通事故案件数量逐年递增

截至2010年12月底，东莞市现有机动车保有量超过92万辆，驾驶人超过128万人，随着机动车保有量和道路里程的不断增长，道路交通事故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06，原东莞市人民法院受理交通事故案件4371宗；2007受理交通事故案件4610宗；2008受理交通事故案件4719宗。自2009年1月1日起，原东莞市人民法院撤销，新成立东莞市第一、第二、第三人民法院。2010仅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受理交通事故案件3029宗，2011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受理交通事故案件3454宗。

2.交通事故案件处理急迫性

交通事故案件大多涉及受害者身体需要及时救治，如果按照传统的审判程序时限处理，即使适用简易程序，解决一起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一审阶段约需三个月时间，若再加上二审及执行阶段，受害者拿到赔偿款大概需要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这对于急需等钱治病的受害者是无法承受的诉讼之痛。因此，寻找一种快速处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3.基层法院案多人少压力较大

以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三庭为例，共有法官7人，2011年受理交通事故案件3454宗，已结案件3152宗，人均结案数为450.28宗。因此，基层法院适用调解机制能够节约司法成本，缓解案多人少压力。

（二）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的可行性

1.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特点

交通事故案件涉及的案情一般比较简单、涉案标的额相比其他民商事案件较小、法律关系较为明确、赔偿标准比较明确具体，而且交通事故案件具有偶发性和车辆购买保险的特点，保险公司是主要的赔偿义务主体，比较适合调解。

2.交警部门前期处理，当事人具有调解意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前，交警部门的行政调解作为交通事故案件提起诉讼的前置必经程序，交警部门的行政调解对交通事故案件的处理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交警部门具有多年丰富的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经验。交通事故案件经过交警部门的勘查，询问调解意愿，事故责任认定等一系列过程，到法院受理阶段，一般经历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受害者或者受害者的家属，其希望得到赔偿、抚慰的心理更加迫切，希望案件能够得到迅速处理，因此希望调解的意愿更加强烈。

二、基层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存在的困难及不足

（一）基层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存在的困难

1.保险公司调解意愿较低或参与调解人员权限不足

保险公司作为主要的赔偿义务人，保险公司同意调解是调解成功的关键因素。但由于保险公司为了追求利润，除非降低赔偿数额，否则保险公司拒绝调解。同时，由于保险公司内部制定的赔偿标准低于法定的赔偿标准，且较为苛刻，如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赔偿，医疗费扣除社保用药等等，在法院审理中在证据充分的前提下，是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医疗费并不扣除社保用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法院要求原告调解的话，有可能损害原告的利益。这样造成了调解难度的加大。另外，参与调解的多为东莞本地的保险公司，东莞本地的保险公司多为分公司或者中心支公司，受省级保险公司的分级管理，赋予的调解权限不足。而且，参与调解的保险公司授权人员多对调解程序不尽熟悉，并且公司授权范围也较小，调解难度较大。

2.交警部门与法院审判标准未统一

交警部门对如何划分事故责任及行政处罚具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对于相关赔偿标准的掌握不一定清楚。在审判实践中发现，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以交警部门的答复作为抗辩，如责任比例的问题，车辆与行人相撞司机与行人负同等责任，交警答复是各赔偿一半，这是与法律规定相矛盾的。这样导致调解时，当事人不知应该听法官的还是交警的，导致调解不成。

3.基层法院之间审判标准未统一

基层法院的审判标准不统一，虽然东莞市三个基层法院对交通事故案件的审判标准大部分是统一的，但在一部分证据认定方面仍存在一定差异。东莞市周边各地的赔偿标准差别较大，如佛山市，当事人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赔偿标准是按照城镇户口计算，并且交强险和商业险在一个案件中一并处理。在深圳市，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按照伤残等级来确定的，一个伤残等级是10000元，而在东莞市是一个伤残等级5000元。不同地区按照不同标准进行赔偿，这样就导致了“同命不同价”现象，当事人心理落差很大；法院进行调解工作时，很难取得当事人信任，调解工作较难开展。

（二）基层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存在的不足

1.审判力量需要进一步加强

交通事故案件的调解因涉及当事人人数众多，法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居中调解。但对于一个法官有时候一天要安排六个庭审，在每个庭审半个小时的紧迫时间内，在下一个案件的当事人在庭外等待开庭时，法官很难抽出更多的时间予以调解。由于案多人少，每个法官的时间有限，也成为调解难的一大原因。

2.法官调解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

东莞市基层法院是非常年轻的群体，法官平均年龄在三十多岁，以东莞市第二法院为例，截至2010年11月法官平均年龄是33.6岁。很多法学专业的学生一毕业就进入法院系统，为法院注入年轻的活力。不少年轻法官对法律的规则及程序有着清楚的学理认识，更注重法律的审判流程，不注重调解，认为判决更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另一方面，由于年龄阅历和工作经验的不足，年轻法官较为缺乏调解的经验和技巧。

三、提高基层法院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的对策分析

（一）加强与保险协会的沟通，促其认识到调解的重要性

1.加强与保险协会的沟通，宣传调解的优势

保险公司作为主要的赔偿义务主体，法院应向其宣传调解的好处，提高其主动参与调解的积极性。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调解的好处有：（1）减少理赔环节。交通事故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在东莞地区的审判实践是分案处理，是车方赔偿给伤者之后再向保险公司索赔第三者商业险，若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时，车方需向法院另案起诉保险公司。如果是调解的话，在调解过程可以达到交强险和商业险同时处理，避免了车方在赔偿给伤者之后再次向保险公司索赔商业险，减少了保险的理赔环节。（2）节省理赔成本。根据保险公司的商业性质，一般来说，保险公司接受的调解方案是协商赔偿金额低于法院判决金额。原告方是用减少的金额换取保险公司的快速赔偿，因此，调解对保险公司是非常有利的。（3）节约司法资源。调解的及时高效，不仅当事人可以节省诉讼费和律师费，而且可以及时领取赔偿款医治伤痛，降低诉讼成本。并且，对于案多人少的基层法院来说，可以节约出宝贵的司法资源处理重大疑难案件。

2.对保险公司进行普法宣传，促其统一内部赔偿标准

保险公司不愿调解的一大原因是误认为调解的赔偿金额高于保险公司内部的赔偿标准，保险公司不仅不通过调解方案，反而影响了调解人员的业绩。其实保险公司内部制定的赔偿标准部分不符合法律规定，过于苛刻严厉，无法得到法律上的支持。法院对保险公司进行普法宣传，对其理赔人员予以指导，使保险公司内部赔偿标准与国家法律相统一，这样理赔人员的授权范围也会得到扩大，进一步促进保险公司的调解意愿。

3.参与保险协会评价活动，敦促保险公司主动参与调解

法院参与保险协会对保险公司的评价活动，对积极参与调解的保险公司和调解人员予以表扬和鼓励，在一定程度上，敦促保险公司主动参与调解。

（二）加强与交警部门的联动，共同促进调解工作开展

1.加强与交警部门的沟通，统一法定赔偿标准

法院应加强与交警部门的沟通，对处理交通事故调解的人员进行法定赔偿标准的指导，对负责调解工作的交警予以培训，促使交警部门与法院统一赔偿标准，有助于调解工作的开展。

2.交警部门调解成功，法院给予司法确认

交警部门在调解成功后，应告知当事人及时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由法院出具裁判文书，赋予调解协议法律强制力。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内容时，另一方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便捷快速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同时，达到充分保障自身权益的目的。

3.交警部门调解不成功，应给予当事人权利保护指引

双方当事人在调解不成功时，交警部门应及时指引当事人保护自身权利，比如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先予执行等诉前保护措施，以保护自身权益。

（三）进一步加强基层法院调解能力

基层法院调解能力的加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统一基层法院之间的赔偿标准和证据认定标准

如前所述，由于周边基层法院的赔偿标准和证据认定标准不统一，造成部分当事人不愿意调解。鉴于此种情况，应统一基层法院的赔偿标准和证据认定。在一定条件允许下，在上级法院的指导下，全省或者部分地区基层法院开展联席会议，统一全省或部分地区的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和证据认定标准，如珠三角城市统一交通事故案件的赔偿标准和证据认定标准，以促进调解工作的开展。

2.加强法官培训，提高调解能力

法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高法官调解能力：一是培训法官调解能力，邀请法院调解能手或者调解学术专家一起探讨调解方法及技巧。二是树立正确的调解观念，正确看待调解，不可轻视调解工作。

3.设立人民调解员机制，吸收公民参与调解

设立人民调解员机制，吸收优秀的公民参与到调解工作中，社会各界热心的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公民均可参与调解，包括退休法官、退休检察官、律师、保险理赔员以及具有多年调解工作经验的社区委员、具有调解经验的村委会委员或者其他行业的调解员，人民调解员由于具有较多的社会基层调解经验，调解更加亲切，更能深入当事人心中，增强当事人的同感及信任，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吸收公民参与调解，也是体现司法阳光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4.加强理论研究，为实践提供指导

众所周知，理论指导实践，反过来，实践也能促进理论的升华。为了更好的做好调解工作，提高法官的调解能力，法官必须注重调解的理论研究。在工作时间中不断积累调解工作经验，并形成一定的学术成果，为同行提供参考，为调解工作贡献力量。

四、结语

在现代交通日益发展、机动车数量逐年激增的形势下，交通事故案件也在逐年增长，这案多人少的基层法院带来巨大压力。调解机制是缓解这种压力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调解也是实现司法为民、能动司法的一项重要举措。希望调解机制在基层法院交通事故司法实践中发挥优势，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五篇：略论法院执行工作的效能提高研究与分析

略论法院执行工作的效能提高

梁明晔

执行作为法院工作的终端环节，是维护法律尊严、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关口，同时也是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多年来，“执行难”已然成为制约人民法院工作发展的“瓶颈”。唐代诗人李白曾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指的是入川路途崎岖，困难重重。而针对法院执行工作的实际情况，笔者也不得不感慨：“执行难，难于上青天。”执行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人民法院能否全面履行宪法赋予的审判职责和当事人权利的真正实现，关系到能否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法制的统一。

如果执行工作做得不好，胜诉当事人的权利无法得到实现，这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削弱了人民法院定纷止争的功能，还会损害国家法律的权威，降低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信心，甚至动摇国家法治的根基。因此，如何加强法院执行工作，提高执行工作的效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思考。笔者认为，要切实提高法院执行工作的效能，关键在于“念好”、落实好下面这六句“三字经”。

第一，观念新。要做好执行工作，必须先更新观念。观念更新才能行为更新，行为更新才能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才能根据不断变化的新情况解决不断出现的执行新问题。广大法院干警，特别是法院执行人员必须要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到执行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做好执行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是必须坚持“为

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指导思想，充分认识执行工作对“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职能作用，把思想统一到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上来;二是执行工作必须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变执行理念，变过去的重强制性执行为服务型执行，更好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三是法院院长作为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指挥、亲自包案、亲临一线、亲力亲为，要把清案活动作为“一把手工程”自始至终抓实抓好;四是广大法院工作人员要认识到执行工作不仅仅是执行局的事，也不仅仅是主管院长或哪一家法院的事，更是整个法院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的一部分，是涉及发展、稳定大局的大事。

第二，队伍齐。执行人员是法院执行工作的直接实施者，离开了执行的主体，也就谈不上执行工作的开展，更谈不上执行工作效能的提高。笔者认为，要真正做好法院的执行工作，一支人员齐整、道德业务素质高的执行队伍是不可或缺的。各级法院要根据执行工作的实际需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法委支持，努力协调有关部门，配齐配强执行人员，确保执行人员比例不少于全体干警现有编制总数的15%，实现机构设置、人员配制达到要求;加强对执行局负责人和执行人员的业务培训，定期开展执行人员与各业务部门审判人员的交流，不断提高执行人员依法执行的能力和整体素质，确保执行人员的文化程度不低于所在法院人员的平均水平;加强对执行人员的权力观教育和警示教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以及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广大执行人员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之上，自觉抵御权力、关系、人情、金钱等各种因素对执行工作的影响和干扰;建立健全执行人员考评机制，建立质效档案，完善和细化现有的执行工作考核体系，科学设定执行标的到位率、执行申诉率、执行结案率、执行结案合格率、自行履行率等指标，合理分配考核分值要规定科学的结案标准，建立严格的无财产案件的程序终结制度，并作结案统计。

第三，情报准。这里所说的情报，主要是指被执行人的有关情况，重点是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缺乏对被执行人真实情况的了解，就不能有针对性地执行，进而影响执行工作的效能。在执行过程中，既要充分运用现有法律规定的各项执行措施，依法穷尽调查措施，积极查找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也要结合执行工作实践，不断创新执行调查手段。要建立健全财产调查令制度、实行悬赏举报制度、审计执行制度、财产监管制度以及查找财产的协作机制，将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申请执行人提供财产线索和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有机结合起来，强化人民法院的财产调查职能，多途径、多举措查找被执行人财产。

第四，行动快。时间就是生命，这在执行工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错失执行的“良机”，将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建立健全“执行110”快速反应机制，组建“快速机动小组”、明确出警范围和程序、健全快速接警与出警机制，做到有警必接，有警必出。对于一些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一时无法查找执行财产的案件，执行人员告知申请执行人案件的执行情况和不能有效执行的原因，并将案件主办人姓名、联系方式告知申请人，通过申请人或其他人想方设法了解被执行人的行踪或财产情况，并承诺如发现被执行人的行踪等可随时电话向承办人举报，只要确认举报真实，不管白天黑夜随时组织执行力量立即执行。通过实行“执行110”快速反应机制，对当事人提供的执行线索快速作出反应，迅速出击执行，解决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的难题，切实提高执行效率。

第五，方法活。方法得当则事半功倍，方法失当则事倍功半。每件执行案件都各有其特殊性，如果因循守旧不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运用不同的执行方法，势必影响执行效能的提高。所以，各级法院在开展执行工作的时候，必须讲究执行艺术，积极探索各种有效的执行方法。一要积极探索执行和解方法，可视具体情况采取区委领导介入法、全程跟踪和解法、融入亲情和解法、刚柔并济和解法、换位思考和解法以及协调双赢和解法等方法，从细节中把握“先机”，加强执行案件的和解力度，努力发挥和谐执行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作用，以和解促执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二是在金融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要创新执行的方式，对涉及困难企业的案件，可采用债权转股权、产权抵债、经营权抵债、租赁

所得抵债等措施;三要大力推行基层协助执行工作网络，在基层组织内专门设立协助执行工作的联系点、聘请专门的联系人，形成稳定、长效的基层协助执行机制，充分发挥各成员单位的职能优势、综治基层组织群防群治的网络优势和领导责任制的激励约束优势;四要积极邀请县直相关部门、乡镇机关和各村街一些热心法院工作的人员作为执行联络员，充分发挥他们人熟地熟、情况明的优势，协助法院送达法律文书，协查执行线索，参与做当事人工作，减少执行工作的障碍，提高执行工作的效率。

第六，防腐败。司法不廉已经成为当前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深恶痛绝的问题，而执行领域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在司法不廉中占较大比例。一些执行人员对自己要求不严，吃请受礼，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严重败坏了人民法院的形象。因此，如何有效地预防执行领域的腐败滋生蔓延，是加强执行工作、提高执行工作效能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积极加强监督制度的建设，不断完善执行监督体系，坚决落实执行局配备廉政监察员制度、执行权的科学配置制度、执行重点环节和关键节点的风险防范制度、自觉接受执行各方当事人监督的制度、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对执行工作监督的制度、执行工作的质效管理制度、上级法院执行局和本院质效管理部门对执行错案和瑕疵案件的分析和责任倒查制度、执行队伍廉政教育制度等八项制度;二是要规范执行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的交往，细化岗位职责，强化工作管理措施，化解廉政风险;三是要建立顺畅的举报、检举、控告渠道和强有力的违法违纪行为的查纠机制，通过保障人民群众对执行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真正把执行工作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赢得公信。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时至今日，我国的法院执行工作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依然任重而道远，我们务必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坚持党的领导和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执法办案作

为第一要务，充分发挥职能，依法服务大局，切实加强法院执行工作，在法律框架内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