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腐败心态的调查报告

第一篇：当前社会腐败心态的调查报告

腐败心态，就是一个人对待社会腐败现象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社会腐败心态与反腐倡廉建设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们通过问卷和网络调查等方式，对干部、群众、知识分子等不同社会群体的腐败心态进行了一次调查，现将结果分析报告如下。

一、社会腐败心态的基本状况

通过1227份书面问卷、254位网民无记名投票的随机统计分析，当前社会腐败心态可以大致归纳为五种基本类型。

(一)“过街老鼠”型：“坚决排斥”，对待腐败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占 75.4%。认为“腐败是一种反社会、反法律、反道德”行为，“是我们党所面临的最大敌人”，其中以共产党员、公务事业人员、知识分子占大多数。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愈高，对腐败的容忍度愈低。他们是反腐败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

(二)“酸葡萄”型：“看具体情况”，腐败就像树上的葡萄，自己吃到了是甜的，吃不到才是酸的，占17.2%。立场摇摆不定，像是“墙头草”随风倒、两边摆。这部分人一方面恨得牙痒，一方面渴望与贪官“联姻”;表面上对腐败深恶痛绝，内心却羡慕无比。他们或是可以容忍在小范围内个别地存在;或是对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难以容忍，对失职渎职等“不入腰包的腐败”网开一面;或是对“外地”的腐败能够“理解”，对“身边”的腐败坚决反对，以自我利益为选择标准。

(三)“打酱油”型：“我是出来打酱油的”，无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占3.8%。有的是对腐败现象“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缺乏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观念。腐败行为的背后，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侵害。如果让沉默的“酱油男”成为大多数，对腐败行为不愤恨、不检举，做冷漠的观众，就会纵容犯罪，由此导致更大的侵害。

(四)“臭豆腐”型：认为“情有可原”，当前体制下腐败是可以原谅的，占2.1%。臭豆腐尽管闻起来臭的，但没有厌恶不快之感，吃起来蛮香，有机会还是喜欢吃两口的。有的认为腐败像“金币”，具有正反两面性;有的认为腐败像“厌氧菌”，适度繁殖有利于身体健康;也有的认为腐败就像昆虫的“保护色”，太清廉会被孤立。这些人的认同心理占了上风，廉洁观念被吞噬。这种对“臭”味的嗜好，像猪流感一样具有传染性、变异性和致命性，极有可能成为“苍蝇”们“腐败有理论”的拥蹩粉丝，成为腐败的推手。

(五)“苍蝇”型：坚持“腐败有理，假如有机会我也想腐败”，占1.5%。这是一群“逐臭之夫”，以贪为荣，荣辱颠倒，是非不分。哪里有臭味，就往那里奔，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大粪和鸡腿一样成为追逐的目标。他们唱着“腐败难免论”、“影响稳定论”、“功臣论”等怪调，信奉“有权堪用直须用，莫待无权空叹息”，认为“腐败人人有，不露是高手”，把腐败利益当做“唐僧肉”，恨不能多分“一杯羹”。不仅自己有所作为，还引诱、怂勇他人作为。“苍蝇”猖獗之处，浊者自浊，清者却难以自清，必然形成对廉洁正派干部“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对党的事业是极为有害的。

从调查情况分析看，当前社会腐败心态呈现三个倾向：一是尽管“对腐败现象坚决排斥”、“清官是值得敬佩的”分别占75.4%和80.5%，但是当您得知上司的腐败线索时，您的第一选择是“痛恨至极，坚决举报”的仅占23.1%，表示“与己无关，保持沉默”的占33.5%，表示“想举报，但怕举报没有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占42.2%。群众举报积极性下降、腐败线索匮乏是制约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瓶颈”。二是尽管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成效不断显现，但是，群众对“近几年反腐倡廉建设的评价”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仅占37.6%，对“机关领导干部的廉洁状况”表示“大多数人廉洁”的仅占26.2%。认为“腐败黑数”(指的是确已发生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被发现，或虽经调查但未惩处，因而没有计算到腐败案件统计中的腐败公务员占所有腐败公务员总数的比例)在“50%以内”的仅占16%，在“90%以上”的高达23.8%。可见，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三是在反腐败斗争“三项格局”中，尽管对查处大案要案的满意度名列前茅，达43.7%，但是仍然有35.6%的群众认为被查处的领导干部“运气不好而已，在现行体制下这样的腐败分子还多着”，更有一些群众认为是“小题大做，这些领导干部多数是“功臣”，反腐败会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笑贫不笑贪”的价值取向和“能腐就腐”的腐败心理在部分干部群众中蔓延。如何降低社会对腐败现象的容忍度，是取得反腐败斗争全面胜利的重要条件。

二、当前社会腐败心态的成因分析

我县群众面对腐败的主流心态是健康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思想认识误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良社会腐败心态的形成，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时代背景。

一是传统文化糟粕的影响，使国民对腐败有较高的宽容度。漫长封建社会中，“升官发财”是天经地义的，咿呀学语的儿童就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可以“学而优则仕”的道理。赵普、萧何曾轮番上演“你腐败、我放心”的历史闹剧。封建官场从此变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生意场。陈独秀曾对这种“升官发财”观念痛加指斥：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有“升官发财”四个大字。长期的小农经济也培养了人们自私自利的心理习性，只要不侵犯到自己头上，即使损害国家或他人的利益也默然处之。人们对于腐败现象的容忍，客观上构成了一个纵容甚至鼓励职务犯罪的情境。腐败亚文化衍生畸形的崇腐羡腐心理，发酵“官场潜规则”，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这种余毒一旦遇见社会转型，腐败就成为社会现象。

二是特殊历史时期，造成国民评价标准“二元化”。当前，我国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换、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是一个灰色基调浓厚、腐败易发多发的转型社会。伴随着“四个深刻变化”，出现了某种程度人文精神和信仰迷茫缺失的“真空期”，加速着社会人文道德分解和重构。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欲望在无限制地膨胀，“逐利原则”愈来愈主导着许多人的价值取向。不少人出现评价标准“二元化”倾向，对腐败的评价标准和行为取舍存在自相矛盾的心态，说起腐败几乎是无人不恨;然而腐败却又是那么“深入人心”。32.2%的人热衷于“跑关系托人情”，或者给领导买礼品、给医生送红包，脸上笑得比蜜还甜，心中骂得比蜂蜇还狠。评价标准“二元化”，导致反腐败实践中的尴尬。

三是“腐败”概念宽泛化，掩盖了反腐败斗争的主要矛盾。一般而言，腐败是国家权力行使者利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并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但是，社会上对腐败的理解却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存在无限宽泛化的趋势。调查中能够比较准确界定腐败概念的不足43.5%，宽泛化理解的占56.5%。有的认为“不管有没有职务影响，只要公务人员的行为不符合老百姓的期望，有损政府形象的，如赌博、嫖娼、吃喝玩乐、办事拖拉等问题都是腐败”，把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象不佳统统装入“腐败之筐”。有的认为“现在学校里抄袭论文的学术腐败、班干部收受同学礼品的低龄腐败、教师收受学生鲜花等也是腐败”，连出租车司机绕道行驶也是“交通腐败”。宽泛化的理解容易让人们感觉腐败越反越多，“反腐复反腐，腐败何其多;天天喊反腐，万事皆已腐”，丧失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四是受西方不良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改革开放的窗子打开了，吹来了清新空气，也引来苍蝇蚊子。受冷战思维影响，一些西方敌对势力采取“双重标准”，借腐败问题攻击和污蔑我党，把腐败说成是社会主义特有的“政治之癌”。花花绿绿的西方价值观，容易误导年轻人、网民的价值判断，对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产生不满情绪。如：认为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执政”比我们先进;认为西方搞财产公开，资本家比共产党做得好;宣扬腐败排行榜“中国倒数第几”，给人以“有罪推定”的心理暗示。

五是反腐倡廉宣传乏力。虽然树立了像孔繁森、王瑛这样的党员楷模，但是与铺天盖地的腐败负面新闻相比，正面典型太少，正义声音太弱，给人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错觉。当前“网络反腐”风起云涌，网络的两面性不容小觑。特别是曾锦春、王治业、王华元等一批纪委书记被查处后，一些网络肆意传播有悖于反腐倡廉建设信息，“纪委书记成为腐败重灾区”的论调喧嚣网上。一些群众看不到反腐败取得的巨大成果，看不到反腐败斗争的前途和信心，看不到坚持党的领导正是取得反腐败胜利的可靠保证，从而产生模糊认识和思想误区。这种“网络恶搞”让不少群众无所适从，有意无意之间干了一件让“廉者痛、贪者快”的蠢事。

三、惩防并举、多管齐下，为反腐倡廉建设创造良好氛围

在一定条件下，不同腐败心态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诚如贪官景治忠的忏悔录所写“对社会腐败现象，是从痛恨、冷漠、麻木，转而认同、羡慕直至参与的”。针对社会不良腐败心态的成因，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症下药，综合治理，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建设廉政文化，营造崇廉氛围。文化氛围是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社会环境。如果整个社会都对官员的腐败疾恶如仇，有“人人得而诛之”的心态，腐败就不可怕，终有清除的一天;如果腐败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势，见腐不怪，骂娘只是因为自己沾不了腐败的光，那么，清除腐败就只能是镜花水月。芬兰通过长期的廉政教育和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营造了一个浓厚的崇廉文化氛围，使得贪污腐化行为如同偷盗抢劫一样，被视为卑鄙肮脏的不义之举，没有生存空间。要开展“敬廉崇洁”主题教育，倡导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承接、与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廉政文化。整合社会资源，变“独角戏”为“大合唱”，弘扬主旋律，打好主动仗。要重视官员的廉洁心理教育，着力培养廉洁从政的意识，消除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内驱动因，营造崇廉、敬廉的文化氛围。

(二)加大宣教力度，注重舆情研判和引导。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反腐倡廉以66.8%的关注度名列榜首。调查显示，群众对腐败问题的看法来自于“媒体和互联网”的占34.9%，“听周围的人说起”的占32.8%，亲身经历的并不多。要改进宣教方式，以人为本分类施教，找准党风廉政建设与干部思想实际的交汇点，少讲普通话，不搞千篇一律。要着意树立“意见领袖”，有效引导舆论，发挥“润物细无声”的功用。在这个信息化时代，每天在网络上“行走”的人不计其数，廉政宣传教育不能忽视规模世界第一的2.9亿网民。搞好网络正面宣传，既能鞭挞腐败弘扬正义，又能解疑释惑澄清谣言。要办好网上会客厅、阳光热线等互动节目，落实署名举报优先办理答复机制，畅通民主监督的渠道，保护群众参与积极性。建立网络舆情直报点和反腐败信息研判机制，对散布在网络中的、可能隐含有反腐败线索的网络舆情，应当成为纪检部门关注和分析的新的“视觉”。

(三)加强作风建设，树立良好形象。很多群众认为，当前党员干部队伍“严重违法犯罪的腐败分子是极少数，一尘不染、清正廉洁的干部也是少数，大多数都有或轻或重的不洁行为”。这些多数属于作风不正的问题。党性与党风是互为表里的：党性是魂，党风是形;党性决定党风，党风体现党性。要切实加强党性修养,弘扬优良作风，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

(四)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提升反腐败信心。调查显示，认为形成不良腐败心态的主要原因是“惩处腐败的力度不够，腐败者存在侥幸心理”的占73.6%，要“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的占75.4%。所以必须毫不动摇地把严厉惩治腐败作为纪检监察机关“一号工程”抓紧抓好。加快建设案件线索信息库，提高案件检查的科技含量，增强发现、揭露、查处腐败的水平。尽力降低“腐败黑数”，让腐败的“老鼠”们无处容身，致病的“鼠疫”才不会传播扩散。

(五)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多数群众认为，“深化改革创新，建立健全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和权利运行监控机制，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是矫正社会腐败不良心态的治本之策。腐败是权力的孪生兄弟，从权力产生时起，腐败就如影随形。要建立权力透明运行、实时监控、立体监督机制，深化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探索党外人士问询办法，完善廉情预警机制，构筑一道疏而不漏的“护廉网”。

第二篇：当前社会心态分析

当前社会心态分析

社会心态是指一定社会环境条件下，社会成员对社会生活现状的心理感受和情绪反应，具有显著的大众性和弥漫性。近年来，全国发生了多起针对儿童、女性或其他无辜群众的暴力伤害事件以及其他社会性事件。这类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社会心态的角度来看，心态失衡、不良情绪得不到及时宣泄、悲观厌世、进而产生报复社会的心态是其共同的特点。这些事件频发，从一个侧面说明，重视社会成员心理和谐、优化社会心态，已经成为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只有真正重视和搞好社会建设，并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才可能实现，人民生活才会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一、社会心态问题表象

1、生活压力加大与社会支持不足

在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生活压力加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一方面填补单位社会支持功能的公民社会却未见雏形。社会支持是一个可以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社会网络。在恶性压力下如果得不到社会支持，个体会产生无助感、绝望感，产生心理问题或出现极端消极行为。如2010年富士康员工发生连续自杀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当前人们获得社会支持最多的是家庭、朋友、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社区、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基本上处于“没有帮助”和“帮助较少”水平。仅仅依靠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支持难以支撑每个人的生活压力。

2、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并存

一方面，不断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使得民众长期处于焦虑状态，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风险意识并不高，导致一些安全事故、灾难频发。一个本不属于热点的新闻受到中国媒体和民众的持续关注，从智利矿难的发生到33名矿工在69天后被成功营救，民众不可能不将之与我国频繁的矿难和高投入的救援和很低的救援成功率相比较。当前风险防范的突出问题是对于关系个人的风险意识较强，而对关系到群体或社会的风险重视不够，对于突发的、伤害性大的风险警惕性较高，而对缓释性的、无直接生命伤害的风险防范不足。

3、社会信任面临困境

我国的公共权力机构和管理部门的社会信任程度高于其他机构和组织，但市民对这些机构的社会信任评价水平并不算高，接近“中度信任水平”，而市民对商业行业则处于“基本不信任”的水平；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对中央媒体信任程度高于地方媒体。对中央政府的高信赖，仍然是重要的社会整合的心理资源，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较低、社会组织健康成长的环境比较差的现状。在人际信任上表现出传统的人际观念，最信任的是“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其次为熟人、单位同事、一般朋友、单位领导和邻居，最不信任的是网友和陌生人。人际信任退缩在家人密友中，说明信任一般人的风险过大，是一个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的问题。

4、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不同步

根据调查，目前百姓觉得幸福和有尊严的比例约为7成多。我们看到调查中七成的人感到幸福，但是，我们知道幸福的人数再多也抵消不了不幸福的人数，而反过来，很小比例的不幸福人群可能会消减很大的总体的社会幸福。另外，幸福不等同于幸福感，使人民幸福并非单纯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那样的话，社会政策可能还没有心理辅导和宗教教义更立竿见影。对于社会来说不可能做到使人民绝对的幸福，因为幸福是非常主观的个体感受，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幸福也包含了客观的成分，社会约定俗成地对于人的生活状态是否幸福有大致的评价，政府就是要为社会的大众提供满足幸福的基础方面，换言之，就是消除那些可能使人民不幸福的社会因素，比如贫困、失业、不安全、灾难、不公平、社会秩序混乱等。

5、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渠道低效易导致极端行为的产生 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旧矛盾和冲突，目前存在着解决渠道不通畅、解决措施不得力的问题，致使一些矛盾不断升级。2009 年全国共发生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沟通和上访是民众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不难发现，对于各类矛盾广大民众的初期解决策略绝大多数是理性的，采取冲突性手段的极少。从一些发生的激烈冲突和演变为恶性事件来看，许多当事人都是在尝试了多种解决策略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的。在一些较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最该起作用的法律途径被弃用或使用率低，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而被采用最多的沟通和上访途径对于解决问题的效果很有限，这就造成许多人的极端行为，如系列校园惨案中许多人采取了暴力攻击的手段，一些人采取暴力、自焚的手段应对强制拆迁。

二、基于目前社会心态的建议

1、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既是涉及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和生活的问题，又是涉及社会成员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问题，是影响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我国民生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表面化和显性化，仍然是影响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切实加强以民生问题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加强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领域的改革，促进社会心态良性发展。

2、人性化的工作制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只有社会成员具有心理的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才能对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才能不断增强；从人的工作积极性和敬业爱岗精神的形成来看，只有人在具体工作中形成了心理的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才能形成持久的工作积极性，才能真正产生敬业爱岗的工作态度，才能实现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有机统一，也才能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构建起人性化的工作制度。

3、社区建设与社会工作。社区功能的完善和社会工作制度的形成，不仅关系着我国社会整合功能在社会微观层面的效果，而且关系着社会心态的良性发展。随着我国传统的单位制赖以存在和运作的社会基础的日益弱化，社区日益成为社会基层管理的重要形式。社区建设和社会工作在提升社会组织化程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整合社会资源、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4、社会情绪的疏导机制。构建社会情绪的疏导机制不仅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内在需要。不良社会情绪需要“出气口”和“减压阀”。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多发时期，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往往透过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等层面影响社会心态。因此，必须全方位拓展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创新化解社会矛盾和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体制与机制，构建起社会成员诉求表达的渠道和网络。当前，需要注意大众媒体对社会突发群体性事件的报道过程中所引起的负面效应问题。大众媒体对群体性社会事件报道中容易产生放大效应和诱发效应。

十八大报告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幅民生发展的幸福画卷。报告指出：“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具体论述了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这五个与人民群众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现实问题，强调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这些令人鼓舞而又实实在在的举措，彰显出执政党切实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这条主线，都以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为目标和归宿。这些都将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大幅提高。

展建军 2013年3月20日

第三篇：大学生就业心态-社会调查报告

社会调查报告

调查目的：调查当代大学生就业心态，并分析其就业心理

调查方法：访谈法

调查时间：2011.5

调查内容：被试当前的就业心态

就业是大学生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是人生中真正开始为自己的未来选择。当前经济危机仍影响全球经济，就业形势依旧严峻，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仍然很大。有这样一个案例：

A同学今年已毕业2年，至今为止换过5、6次工作，不是嫌这个挣钱少，就是嫌那家公司管理不好，要不就是嫌太累压力太大。同期毕业的大学生很多已经开始在公司里崭露头角，可他却依旧在频繁的换工作与四处奔波中。家中的父母对他的这种状态不满意，因此在家庭生活中也常常有摩擦，最近他一直感觉很郁闷，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其实A同学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大学毕业了，找工作，找到工作了就开始日复一日的上班、下班，厌倦了就辞职，再找工作……结果时间就在一次又一次的求职中消耗殆尽，停下来想想的时候，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

分析当代大学生的就业心理，有这样几种：

一、功利心：话说求学十余年，一直被家庭、社会灌输的观念是为了将来可以过上好的生活，获得高收入、高地位。有些大学生并不了解某些职业的内在要求或根本不知道自己真正适合做什么就盲目的求职。

二、求稳定：很多同学在选择职业时往往追求稳定的工作，选择那些国有企业，不求工资高，只求稳定。往往是一个职位百家求，造成就业市场严重失衡。

三、求安逸：很多大学生在大学几年生活的十分安逸，出了学校也想找个清闲的工作继续安逸的生活，追求安逸、舒适。

四、求竞争：有一部分大学生即使找到工作，也不满足于一成不变的工作状态，他们希望参与竞争，向往快节奏的高效率的生活。

五、求经验：这种心理的大学生了解自己的情况，知道自己的短板在那里，他们选择工作不为名利，只求能多学到东西，可以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基础。

六、从众心理：这些大学生不清楚自己能干什么，不清楚职位要求什么，看那里比较热门就奔着去了，丝毫没有想清楚自己的竞争力在那里，他们相信别人的判断。

那些错误的观念将会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求职之路，并且可能引发一些心理问题，影响其日常的生活。分析那些错误的择业观念，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社会的原因。今年来大学生人数激增，人才市场毕业生供大于求，使得人才市场的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大学生的就业压力非常巨大。

其次，学校的原因。当代我国大学生因就业困难而产生心理障碍与很多大学的教学质量不好有关，毕业生既没有工作经验，又没有过硬的知识，用人单位怎么敢用你？还有就是很多学校开设的专业课不能满足就业市场的需要，学科知识更新太慢，能实际应用知识太少。另外就是对学生未来就业方向的指导力度不够，在激烈的竞争下，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没有一个对自己的明确的定位，没有一个对未来清晰的规划，是很难找到合适自己的发展方向的。

最后，要重点探讨大学生自身的问题。①自我认知的偏差：一种是对自己的过高估计，觉得自己很优秀，什么都能做；另一种就是过于自卑，不能觉察自己的优势，觉得自己什么都干不了。②对于专业与工作的认知偏差：很多同学认为工作应该和自己的专业对口，才能对得起这些年的学习，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其实大学生们应该扩宽自己的就业视角，考虑哪些学科边缘的工作，扩大自己的就业面。

③大学生缺乏对职业的认知，对职业的认识又片面，缺乏就业渠道，对某一岗位究竟要做什么缺乏明确的认识。④不适当的期望值：很多同学对于找工作没有明确的概念，想象中应该从事一个各方面都很符合自己要求的职业，可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工作不可能处处合心，很多同学会因此产生心理落差，造成心理上的冲突。

综合上面多方面的原因，如今的就业形势依旧严峻。作为即将毕业的学生，我感受到了这些压力，想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大学生要全面提升自己的自身素质，知识上和能力上。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的是人才的竞争。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的是人才的竞争。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应该着重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和能力，掌握好自己的专业知识，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要对自己的心态进行调整。在择业中，大学生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困难、挫折和矛盾，使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统一起来，根据社会需求正确解决自己就业定位问题，确定自己的择业方向，并且要注意培养自身抗挫折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精神。

作为学校来说，应该加强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在深化教育改革的同时，更新那些旧有的就业观念，同时，更新课程的设置，让学生具有更合理的知识结构，增强就业的竞争力。通过一些专题讲座，心理辅导工作，择业方向测试，信息咨询等多种形式对大学生的择业能力进行专门的指导。

分析如今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我们更要对自己的未来做一个合理的科学的规划，我们相信，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一定可以有一片施展的蓝天！

第四篇：监狱系统职工社会心态的调查报告

监狱职工的社会心态是巩固科学发展观教育成果，检验监狱职工稳定的一个晴雨表，只有真正掌握了广大职工对当前社会心态的深层变化的原因，我们才有可能揭示影响监狱职工稳定，影响科学发展观教育成果；并研究较为科学合理的方法和解决途径。为了对职工心态稳定情况作出一些清晰的判断并使之建立在可靠的依据上，笔者对监狱部分职工，采取座谈、个别谈话、问卷调查等方式对职工当前的社会心态进行一些分析了解。

一、当前部分职工社会心态的基本状况

经过采取座谈、个别谈话、问卷调查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反映监狱目前部分职工的心态：一是监狱职工对监狱目前整个系统的宏观决策运作和发展动态来判断（宏观感受）；二是从职工对所在监狱的综合环境发展状况的判断（中观感受）；三是从职工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来判断（微观感受）。

当前监狱职工对监狱系统的宏观和发展动态的判断，是微观心态的一种积极效应，又受到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监狱职工对目前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的实际生活状况满意者倾向于监狱系统的改革稳步推进形成乐观的判断，而对目前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的实际生活状况不满意者，却不一定必然产生对监狱系统的改革持悲观判断，而只有当其对监狱系统改革发展的走势判断与实施的政策和当前职工实际生活环境状况的预期不能消弭其不满时，才会构成对当前监狱系统改革与发展的消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监狱职工对当前自身状况的感受是其社会心态最切身感受的反映，也是目前整个监狱系统的改革宏观社会形势能整体推进，并保持稳定向上的基础和前提。

1、目前监狱职工对整个全省监狱系统推行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和宏观政策总体形势的发展较为乐观，而对职工的自身生活状况及其有关政策存在不太满意。

笔者通过对监狱200余名职工的调查发现，职工对当前监狱系统的总体宏观形势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科学发展观教育措施促进了当前整个监狱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职工队伍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据统计，持这种观点的职工占72.5%，而认为当前的改革从根本上没有完全解决职工的问题，甚至认为宏观决策上对职工政策的内涵还有些模糊，没有明确的界定。因此，持不太满意，认为监狱系统的改革带来了一些不安定的因素，长此以往，视必影响监狱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据统计，持这种观点的人占20.5%，另外，还有7%的监狱职工认为一般。而具体到职工的切身利益和生活状况水平，职工的满意程度有所下降，表示对当前监狱职工的生活水平实际状况满意程度占职工的比重的35.6%，不满意的职工为22%。

2、当前监狱系统职工对目前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倾向于采取温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从对监狱200名职工调查结果显示，对存在的问题，主张通过正常途径向组织部门反映意见的比例比较高，占89.2%其次是通过新闻呼吁，有79%的职工提及；再次就是上访告状，上访占职工人数的占10%；其次，表示听天由命，发牢骚，无所谓占职工的占35%。从后两种情况来看，是秩序失效的一种前兆，值得引起重视。而作为一种极端状况，7%的职工主张采取上访等方式来解决问题，虽然所占比例不高，但却有可能成为导致监狱宏观管理秩序失衡的导火索，从调查结果来看，收入较低，以及文化程度低的职工中，主张采取激烈手段的比较高。

3、监狱职工试图解决问题宣泄不满情绪的渠道是否畅通，在现实和期望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中，政工部门，人力资源部的政治思想工作不到位，缺乏主动性，制度不健全、不完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处理问题不及时有可能构成职工最主要的思想认识障碍。在调查中，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被认为是当前监狱系统职工队伍产生不安定因素的主要诱因，而他们都与监狱各级行政管理部门行为方式有着密切相关，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改善，将直接影响监狱各级党委的形象，进而对扩大的社会心态和工作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

二、当前监狱部分职工其社会心态影响因素的分析

（一）当前影响监狱部分职工社会心态的个人因素方面

监狱职工的社会心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社会环境的因素，也有个人自身的因素；既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又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从职工个人自身因素来看，既有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收入状况、所处环境等客观因素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同时，还有可能受到职工对当前收入的满意程度，对自身收入阶层的认知等主观感受的影响。而事实上，我们的调查结果也支持这一判断，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前提下，每个因素与职工的微观心态都表面出较强的相关性，从而使不同心态的监狱职工具有不同的显著特征。

1、不同社会心态的职工特征

①从年龄结构情况来看。年龄与职工微观心态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年龄大一些的职工45岁以上，对生活状况比较满意，而45岁以下，特别是才来的满意程度较低，因为工资低，支出与收入矛盾突出，导致职工情绪不稳定；其中，60岁以上的年龄组满意程度为最高。心态基本上比较平衡。这一结果表明年龄层次高，工资相对也高，风险自然也就小；年龄越小，工资也就越低，风险自然也就越大，因而使当前监狱的年轻职工承受了相当大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

②从所从事的职业来看。同是职工，但因从事的不同岗位和分工不同，职工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机关职工,高级工对目前监狱的状况满意程度较高；而一般职工对监狱的生活状况满意程度较低。从职业层次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前监狱职工中具有消极社会心态职工群体的主要体是一部分年青职工，同时也是第一线风险性较高的群体。

③从职工的文化结构来看。从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职工群体分析来看，文化程度越高满意程度也就越低，对当前的监狱生活现状很不满意。但是文化程度越低，满意程度也就相对来讲越高，认为监狱和社会某此单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④从职工的收入状况来看。收入状况是影响监狱职工生活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年轻职工反映，工资收入低、各项福利政策不落实、住房困难、夫妻下岗、孩子上学、入托难是职工对现实生活不满意的主要原因。

⑤从职工的收入水平来看。无论个人收入水平还是家庭收入水平，与职工对现实生活状况满意程度都呈正相关，即收入水平越高，对生活状况越满意。

⑥从职工对收入差距的承受力。在问卷中“对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的感受”选择中，占所有被调查中10%可以接受，19.7%的人选择“勉强可以接受”，40%的人选择“一般”，30%的人选择“不太能接受”，3%的人选择“完全不能接受”。

2、影响职工社会心态的关键性因素分析

监狱职工社会心态的诸多相关因素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每个因素对基层职工社会心态的作用，可能包含其他变量的影响。为此，笔者进一步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希望尽可能地控制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发掘影响监狱职工对当前监狱现实生活状况满意程度的关键性因素。

笔者将监狱职工对当前监狱目前的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作为反映职工心态的因变量，并重新编码为二分变量——即简化为满意和不满意两种情况：选择岗位、年龄、文化程度、个人年收入、家庭收入、收入阶层认知、收入水平满意程度等7个方面的变量作为自变量来加以分析：

①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在监狱职工对当前现实生活现状的满意程度上，只有收入阶层认知、收入满意程度、岗位职业存在的差异有显著的变化。从分析的结果来看，基层职工认为自己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被访者对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的被访者，与低收入阶层相比，其对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可能性要高20%—30%左右；对收入水平感到满意的职工，对生活状况也感到满意的概率也远远高于对收入水平满意的职工。

②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监狱职工对个人收入的满意程度，对收入阶层的认知与职业、年龄、收入水平等都有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来看，变量因素包含了最为丰富的信息，是对因变量产生的影响，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这几项变量来发生作用。

xiexiebang.com范文网【www.xiexiebang.com】

（二）当前影响监狱职工社会心态的社会因素

笔者在调查中试图通过两个问题来反映社会因素对监狱职工心态的作用；一是职工心目中影响思想稳定的因素；二是监狱职工对当前实施改革措施的态度。从调查结果来看，两个方面反映的趋势基本一致，但官僚主义作风、政策不落实、收入太低是影响职工社会心态的主要因素。

1、当前影响职工社会心态稳定的主要因素，按照分析过程提及的频率来看，主要是：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占79.5%）两级分化，贫富差距拉大（占71.6%）执纪不严、社会风气败坏（占64.3%），按主要顺序排列，将官僚主义作风列为首为因素的比重最高，其次是贫富悬殊太大，造成职工的心理不平衡。

2、监狱职工对当前推行体制改革的态度。笔者选择了、体制改革、发展监狱经济，提高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内容，笔者从中可以发现：当前监狱职工整个对监狱系统推行体制改革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特别是监狱推行发展经济，提高经济收入，克服官僚主义作风，表示给予充分的肯定，对其发展前景也比较乐观，但对当前监狱系统在实施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对许多政策，有关待遇没有完落实，特别是监狱系统的职工与社会上事业单位或其它机关的的职工工资待遇相比差距太大，表示非常不满。特别是在生产一线工作的职工认为风险大、责任大、收入不高，待遇不好表示十分不满。

三、促进当前监狱职工社会心态稳定的对策与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表时，当前监狱职工对整个监狱系统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有关政策以及监狱的社会形势发展趋势是持乐观态度的。职工对当前监狱社会形势乐观的判断，主要是因为监狱系统近几年来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职工的待遇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不断增强，以及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监狱职工对监狱目前生活状况有些不满意的情况，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在乐观的形势背后，监狱系统虽然近几年的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仍然还存在一定的隐忧，需要引起监狱系统的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并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笔者认为，我们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大力发展监狱经济，切实提高职工的经济收入和待遇。

收入状况是影响职工社会心态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调查结果来看，低收入的职工是当前社会心态较为消极的人群主体，岗位职业分布是青年职工，并且这一部分群体工资收入相对来讲比较低，而且大多在基层第一线，又是监狱生力军，如何提高职工的待遇，是当前解决职工思想情绪不稳定的主要前提。二是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给职工发钞票，而是要把建立实施长效机制与进一步深化监狱系统的内部体制的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把改善生活环境与职工应具备的基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把职工的短期需求和长期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比较宽松，和谐、各项惠民政策到位的长效机制。二是进一步深化监狱企业改革和管理。着力推行以科技为先导，以市场为龙头，以质量管理和目标成本管理为手段，以抢占市场份额为突破口，努力提高监狱企业的经营水平和盈利能力，进而达到提高职工待遇。

2、理顺关系，努力创造良好宽松的社会环境。一是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端正党风，转变工作作风，努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让美好、光明向上健康的东西展现在基层职工的面前，使职工摆脱灰色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侵染，以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崇尚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为耻。二是要努力创造宽松和谐的社会心理环境，帮助职工正确地对待改革开放以及监狱系统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以及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思想行为和道德标准上划清两种不同的人生观的界限。

3、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观念。以人为本，建立完善年轻职工的选拔任用机制，为青年职工的脱颖而出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一是要坚持拓宽选人、用人的渠道，要破除形而上学的选人、用人方法，正确处理学历、年龄和能力、水平的关系，打破行业和地域的限制，唯才是举，量才是用。真正做到谁有本事就用谁，谁有主张就用谁，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奇才专用。`

第五篇：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问题：

根据2010-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的数据分析，当将社会心态的指标体系设计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二是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方面。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主要包含生活压力感、生活安全感、社会稳定感、风险认知、幸福感等，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包含个体或群众对社会各方面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对社会行为、矛盾和冲突的应对策略和人际沟通模式等。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方面，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感受的生活压力感明显增大，尤其近两年来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走高，影响到了许多老百姓日常基本生活物品的购买，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其次生活安全感方面，由于受到几乎存在于中国整个奶业的三聚氰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居民民众对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担忧，导致了居民评价的各项安全感基本上处于“比较安全”的水平。市民对社会信任得分仅为62.90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极低信任”的最下限。两年来国家统计局2010年11月11日数据

本文所说的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变迁的表达和展示，也是社会建构的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正因如此，“民意”、“民心” 的重要性总是作为执政者的行政基础不断被提及。可以说，社会心态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要构建和谐社会，没有和谐的社会心态是不可想象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社会心态中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并积极设法引导。

一、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通常把社会心态分为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与价值观念、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策略，但实际上这些内容时刻是融合在一起的。笔者认为，目前社会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社会心态问题。

（一）生活压力加大与社会支持不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0年4月在全国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城镇居民对物价上涨感受明显，但54.8%的居民表示对于当时的物价水平可以承受，30.5%的人表示“一般”，仅有14.2%的人表示难以承受。2010年10月中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再次进行了类似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分别有49.8%、40.5%和47.7%的受访者表示当前的生活压力比较大或压力很大。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涨、就业难、房价高、看病难等方面。

在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生活压力加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一方面，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社会已趋终结，而填补单位社会社会支持功能的公民社会却未见雏形。社会学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可以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社会网络。在恶性压力下如果得不到社会支持，个体会产生无助感、绝望感，产生心理问题或出现极端消极行为。如2010年富士康员工发生连续自杀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前人们获得社会支持最多的是家庭、朋友、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社区、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基本上处于“没有帮助”和“帮助较少”水平。仅仅依靠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支持难以支撑每个人的生活压力。

（二）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并存一方面，不断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使得民众长期处于焦虑状态，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风险意识并不高，导致一些安全事故、灾难频发。

2010年6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12个城市开展公众安全感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群众最担心食品安全的比例为72%，担心社会治安的比例为67%，担心医疗安全的55%，担心交通安全的51%，担心环境安全占39%。

一个本不属于热点的新闻受到中国媒体和民众的持续关注，从智利矿难的发生到33名矿工在69天后被成功营救，民众不可能不将之与我国频繁的矿难和高投入的救援和很低的救援成功率相比较。2010年1—10月全国发生矿难22起，死亡人数456人，仅3月份就发生5起，每期最高死亡46人，最低死亡10人，共死亡111人。

当前风险防范的突出问题是对于关系个人的风险意识较强，而对关系到群体或社会的风险重视不够，对于突发的、伤害性大的风险警惕性较高，而对缓释性的、无直接生命伤害的风险防范不足。

（三）社会信任面临困境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社会信任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三市总体的社会信任状况堪忧，社会信任总体得分仅为62.9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低度信任”的最下限。市民的特殊信任程度高，而普遍信任程度低，不适应以生人为主的工商社会生活，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制度、规则、机构等的信任和对契约、规范等的遵从。

虽然我国的公共权力机构和管理部门的社会信任程度高于其他机构和组织，但市民对这些机构的社会信任评价水平并不算高，接近“中度信任水平”，而市民对商业行业则处于“基本不信任”的水平；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对中央媒体信任程度高于地方媒体。对中央政府的高信赖，仍然是重要的社会整合的心理资源，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较低、社会组织健康成长的环境比较差的现状。在人际信任上表现出传统的人际观念，最信任的是“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其次为熟人、单位同事、一般朋友、单位领导和邻居，最不信任的是网友和陌生人。人际信任退缩在家人密友中，说明信任一般人的风险过大，是一个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的问题。

许多人认为，与其说现代社会存在着信任危机，不如说当前社会存在社会信任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社会信任不断降低与社会信任重建艰难。信任可分为水平信任和垂直信任两大类，水平信任是指对周围他人的信任, 比如人际信任，垂直信任是指对层级机构或领导者的信任。第一个困境可以看做水平信任的问题。

社会信任的第二个困境是民主和信任的矛盾。这是关于垂直信任的问题。沃伦指出，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着对权威的监督越多，信任越少。这说明，信任和民主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使得我们难以判断垂直信任高低的优劣。

研究者发现, 信任在个人、组织等不同层次之间可以转移, 人际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层级化社会组织的信任, 比如对各级政府机构和管理者权威的信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组织机构某些工作人员、公共权力机关某些权威的不信任也可能转化为对于机构、行业、组织和政治的不信任。

社会信任重建是全社会的事，既包含了水平信任的重建，也包括了垂直信任的重建。在一定意义上，垂直信任的重建更为关键，直接影响到水平信任的建立。公共权力执行者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失信不仅仅造成成本增加，而且也意味着社会普遍规则的失灵，交易将无法进行。

（四）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不同步根据调查，目前百姓觉得幸福和有尊严的比例约为7成多。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2010年8月的调查中，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比例为14.9%，认为自己“比较幸福”的比例最高为59.2%，两项相加得到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得幸福的居民比例为74.2%； 13.6%的人选择了介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说不清”；但9.8%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太幸福”，2.5%的人选择了“不幸福”，倾向于不幸福回答的比例为12.3%。

我们看到调查中七成的人感到幸福，但是，我们知道幸福的人数再多也抵消不了不幸福的人数，而反过来，很小比例的不幸福人群可能会消减很大的总体的社会幸福。另外，幸福不等同于幸福感，使人民幸福并非单纯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那样的话，社会政策可能还没有心理辅导和宗教教义更立竿见影。对于社会来说不可能做到使人民绝对的幸福，因为幸福是非常主观的个体感受，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幸福也包含了客观的成分，社会约定俗成地对于人的生活状态是否幸福有大致的评价，政府就是要为社会的大众提供满足幸福的基础方面，换言之，就是消除那些可能使人民不幸福的社会因素，比如贫困、失业、不安全、灾难、不公平、社会秩序混乱等。

（五）底层认同可能导致群体极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动相对剧烈，社会阶层的差距也逐渐拉大。然而，多年来，中国居民的阶层认同特点变化很小，居民的阶层认同偏低，多数人自我认同为中等和中下等。我们要警惕底层认同产生群体极化现象。

2007年一位记者要写一篇《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一个月时间采访了50位他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人，但令他困惑的是这些人几乎都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甚至一些国家公务员也这样认为。多年来的调查都是类似的结果，好像这种阶层认同已经定型化，阶层认同一直偏低，出现了较大比例的底层认同。

这种现象可能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低有关，较低阶层向较高阶层的流动机会越来越难，而长期处于低社会阶层的人在预期与现实的距离长期得不到拉近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对社会不公平的看法，体会到一种人生的“挫败感”。

从2010年3月23日到5月13日，短短50天时间国内接连发生6起针对幼儿园或小学学生的恶性凶杀案件。这些血案的凶手的行为都属于报复性的攻击行为，也就是具有受挫经历的人在一些刺激因素激发下采取攻击他人的行动。除了警惕产生“挫败感”后的极端行为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惨案后的社会反应，许多人流露出对于行凶者的理解和同情，只是觉得他们不应该把孩子作为报复对象，而应该针对贪官。这种同情心态的出现与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相同的“挫败感”有关。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把自己的不成功归因于社会的不公正，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他们更容易同情有挫败经历的人。

共同的底层认同会逐渐形成一种底层群体的群体心态。美国心理学家桑斯坦认为，“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他们尤其可能会走极端”。也就是说，在群体中更容易强化原来的态度倾向，造成明显的一边倒，加强原来的态度强度，可能出现风险性更大的决定。我们看到一些所谓“无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由具有共同态度的人聚集逐渐使得决定和行为极端化，逐渐失控的。

（六）群体性怨恨可能成为社会情绪“我爸是李刚”，这是2010年最触犯众怒的一句话，这个事件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反映了一个突出的社会心态——“群体性怨恨”。这种“群体性怨恨”是“官民冲突”和“贫富冲突”的反映。

近年来民众的不满情绪，主要存在几个指向对象，一是对于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一是“为富不仁”的商人，还有一个是针对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以及造成这些不公平的公共权力机关。

在最近山西一对警察夫妇在家中遭杀害的案件中，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始终是这对警察夫妇的宝马车和巨额财产。2009 年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的“邓玉娇案”、2010年“凤凰少女跳楼案”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案件一发生民众就表达了对司法机关的不满。这些案件本身可能属于个案，但这些案件背后所投射出的社会心态更令人担忧。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是，用个人的不满解读发生的事件，表达出对于司法部门、公共权力机关的不满情绪，形成群体性怨恨。

群体性怨恨与社会存在的不公平、个人发展困难、个人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等因素密切有关。调查中发现，高考制度被认为是最公平的，其次是义务教育，而城乡之间的待遇被认为是最不公平的。除“高考制度”和“义务教育”处于“比较公平”水平外，其他方面都处于“比较公平”和“不大公平”之间。民众对“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满表达的正是对于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

一些现象被解读为“仇富心理”，但根据我们调查的结果，虽然民众对贫富差距加大不满，但并不存在所谓的“仇富心态”。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列入富豪榜的人受到明星一样的追捧。也就是说，民众的怨恨针对的是富人的不良行为。

要特别警惕这种“群体性怨恨”扩大化为整个社会的情绪。

（七）利他行为的主动性、习惯性不足2010年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的灾难让民众看到了许多感人的助人故事，但发生在2010年下半年昆明、青岛、南京、北京等地区的“血荒”却拷问了我们社会的利他行为和鼓励利他行为的机制。

从调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特点，一是大事件激发下的利他行为踊跃，二是经过组织的利他行为仍然是多数，也就是利他行为缺乏主动性。

社会的慈善观念还需要逐步树立，鼓励利他行为的社会制度和机制还没有建立，社会存在一些不良的风气有待消除。我们看到民众对于一些富人、名人、企业捐赠金额表达不满；把慈善仅看成是富人的事情、别人的事情的自我排除现象大量存在；一些企业的慈善行为成为一种表演和形象推广；甚至出现所谓的“诈捐”……

（八）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渠道低效易导致极端行为的产生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和冲突不断暴露，但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旧矛盾和冲突，目前存在着解决渠道不通畅、解决

措施不得力的问题，致使一些矛盾不断升级。

2009 年全国共发生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沟通和上访是民众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全国调查发现，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多数的策略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和“没有采用任何办法”。尝试解决问题策略中用得最多的是沟通策略和上访策略，即“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和“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在医患冲突、劳资冲突中使用得最多，比例分别为33.5%和29.2%。采用上访策略最多的是遇到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问题，比例为26%。对抗性策略极少使用，但少数人在认为个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会使用，如遇到司法不公、医患纠纷、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损害时，有人采取暴力反抗，比例分别仅为2%、1.6%、0.8%、0.8%和0.1%。

不难发现，对于各类矛盾广大民众的初期解决策略绝大多数是理性的，采取冲突性手段的极少。从一些发生的激烈冲突和演变为恶性事件来看，许多当事人都是在尝试了多种解决策略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的。在一些较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最该起作用的法律途径被弃用或使用率低，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而被采用最多的沟通和上访途径对于解决问题的效果很有限，这就造成许多人的极端行为，如系列校园惨案中许多人采取了暴力攻击的手段，一些人采取暴力、自焚的手段应对强制拆迁。

原因：

1.文化断裂与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断裂，西方文化与部分西方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譬如体现在“家庭与婚姻观念”和“中西方节日特别是中国传统节日的观念”等等，使许多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陷入了一种“纠结”和“无所适从”的境地之中。

2.当代中国之发展：当代中国之发展日新月异、成效显著，然而，飞速发展的背后难掩其问题重重：诸如发展不平衡（地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等）；发展模式单一和不稳定；发展中急功近利之思想盛行；社会竞争不公平、激烈和失业率高等。在这样的一种大社会环境中，许多年轻人特别是身处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总难免产生迷茫和担忧的情绪，然拘于当下社会和大学之现状却又多少无可奈何，这样“对当下状况之不满，对未来生活之迷茫”的现状让他们多了焦虑、浮躁，少了冷静、憧憬。

3.个人因素：当下中国社会，人民物质生活已非常丰富，然这些丰富的物质对许多青年人特别是像如今许多涉世未深的中学生而言却成了对他们的极大的诱惑，他们往往溺于享受和消遣这些新奇的事物，这方面的事例诸如“网瘾”、“网恋”等等不甚枚举。最终，他们耽搁了自己的学业，缺失了对自己的精神生活的关注和照看，而出现了对当下生活的浮躁和对未

来生活的焦虑等等不良心态。归根结底，则是这些人缺乏对自我的约束和律省、对未来生活没有明晰的理想和目标、意志力不坚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