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值得注意的六大社会心态问题和倾向

第一篇：当前值得注意的六大社会心态问题和倾向

当前值得注意的六大社会心态问题和倾向

2015-05-12 08:58来源：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作者： 王俊秀

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社会心态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相当的动态性，又因为全球化大背景下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冲撞而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当前，要特别注意我国社会心态中的一些问题和倾向。

多层次、高标准的民众需求挑战民生工作

近年来，国内许多省市提出把民众幸福作为政府执政的理念，纷纷提出打造“幸福××”的口号，各级政府编制了一系列的政绩考核指标，出现了许多幸福指数、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通常把百姓生活满意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内容。但是，令许多政府官员苦恼的是，政府民生工程的推进很难有效提升民众的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如果按照心理学中经典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看，人的需求是不断提高的，从生理需求满足，安全需求满足，爱与归属等社会性需求满足，尊重需求的满足，一直到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这是一个不断得到满足，不断提出新的需求的过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多数民众的生理需求已经基本或部分得到满足，但满足了温饱问题的民众对生理需求的标准提高了，洁净的空气、无污染的水、舒适的住房条件、良好的医疗条件、宜居的自然环境等，成为新的需求，同时，安全的食品、安全便捷的交通、安全的生产环境、有效的灾害防范等这些安全需求与生理需求同时出现，每一项都不容忽视。从近年来的调查看，安全需求成为民众反应最激烈的需求，同样，人们的安全需求也需要更高标准地给予满足。安全感调查中，人身、财产安全已经成为安全的基本保障，食品安全成为最受关注的内容，如这些年来，社会性的食品安全焦虑、环境污染焦虑成为全社会普遍的情绪，同时，民众对于隐私安全、环境安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可以看到，近年来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都是因环境污染或担心环境被污染而引发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信息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民众接触新知识、新理念的机会加大，其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加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已经差异化，不同群体的需求也呈现差别化，尊重与认同需求、个人发展需求已经成为新的必须给予满足的需求，这些原本属于马斯洛理论中更高层级的需求已经普遍化，虽然可能在程度上会有不同表现，但这些更高层级的需求与那些提高了标准的低阶需求会同时出现，如果不能很好地满足，矛盾就会不断爆发。多层次、更高标准的社会性需求将给未来政府的民生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社会不信任的扩大化、固化，成为群际冲突、社会矛盾的温床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与2010年相比，2014年人们的社会总体信任水平从负性判断回归到一般信任，选择非常不信任的人群，比2010年调查减少了1.2个百分点。从整体上看，民众对5大类机构的信任水平全面上升，商业行业的信任水平虽然最低，但信任度的增幅是最大的，人们对公共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媒体的信任水平也有所提高，对政府部门的信任维持高度稳定。虽然2014年我国总体信任水平有所提升，但当前社会信任问题仍不可忽视。

人际不信任的扩大化。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不需要小心提防，但如果这个人是陌生人，信任的比例更少到只有2到3成。对多数人的不信任使得每个人都生活在谨慎和不安的相互提防中，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正逐渐固化为我们的社会性格，长久下去将会形成一种不信任文化。

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之间、警民之间、医患之间、民商之间等许多主要社会关系之间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在2011年的社会信任调查中，我们发现民众对政府机构、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不高，对广告业、房地产、食品制造、药品制造、旅游和餐饮等行业的信任度极低，很大原因是一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或贪污腐败，一些司法机关执法者不严格执法或违法乱纪，一些不法商人和医生见利忘义，等等。根据对发生的舆情事件的分析，地方政府的粗暴强征、强拆成为排在网络第一位的维权事件，涉警涉法事件紧随其后。许多事件使得本已陷入困境的社会信任雪上加霜。不同社会关系下的信任也扩展到跨越这些关系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信任，特别是贫富之间的不信任。

社会的内耗和冲突加大。社会不信任已经成为许多社会性事件发生的培养基。如某些公共权力机构因担心信息公开会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为了掩饰工作中的失误和错误而不惜以公权力的失信为代价，编造事实，导致民众对其信任降低。其结果是，社会的不信任导致社会冲突增加，社会冲突处理不当又强化了社会的不信任，社会信任进一步陷入困境中。

阶层意识成为社会心态和社会行为的重心

每个人都很在意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在意自己属于哪一个阶层，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愿望。虽然随着社会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个人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每个人属于哪个阶层却并非仅仅是一个统计学上归类，更重要的是人们对阶层的自我认同以及自我感觉到的在社会中的位置。近年来，我们发现社会存在比较普遍的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现象，也就是阶层认同向下层移动，这其中包括一些按照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应该归属于更高阶层的人。

对不同阶层认同居民的社会心态特点对比发现，底层认同成为影响其社会心态和行为的关键因素。自认为底层的民众不安全感、不公平感更高，社会信任程度更低，感到获得的社会支持也更低。而这一较高比例的底层认同和弱势认同群体极易参与到群体性冲突事件中。社会群体更加分化，群体行动、群体冲突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广受关注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也就是阶层的分化。但由于中间阶层薄弱以及本属中层的群体倾向于更低阶层的自我认同，中国的社会阶层表现出异常庞大的底层。而共同的底层认同使得网络或民间总是出现一边倒的声音或一边倒的行为。社会心理学把群体决策更容易冒险激进称为群体极化，而这种底层认同也导致群体心理和行为的极端化。

近年来，在这种占主导的群体极端化下，又开始分化为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大多是由利益凝聚的，多数是短暂的、松散的、无组织的，无目标或有暂时目标的群体。从近几年一些影响比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出，这种共同利益聚合的群体又分为累积型和事件诱发型两种形式，累积型聚合利益群体如乌坎村村民为了土地的抗争聚合在一起，贵州安顺、杭州、成都等多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罢运的行动群体以及多地发生的工人停工的群体。这些利益受损的群体为了他们的利益，通过松散程度不同的组织，希望达成他们暂时的目标。事件诱发型聚合利益群体如温州动车事故受难家属，一些恶性案件、城管商贩冲突事件等引发的既无组织也无目标的群体性事件行为群体以及像厦门和大连PX事件所导致的松散但有明确目标的“散步市民”群体。虽然这些事件体现为群体行动，但不属于群体冲突，而是群体向政府管理者诉求的表达。群体冲突是在两个群体之间发生的，冲突的引发是因为利益、观念态度、身份认同等引起的。如，湖州织里镇发生在当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抗税事件，富士康一线工人与保安人员之间的暴力冲突，等等。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分化，相同利益、身份、价值观念的群体也会不断分化出来，这些具有相同群体特征的人们要表达他们的诉求、保护或争取他们的利益时会越来越多采取群体形式，群体之间的摩擦、冲突也会相应增加。

社会情绪总体基调正向为主，负向情绪的引爆点低，“社会情绪反向”值得警惕

社会转型中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凸显，社会情绪是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核心，一方面，社会矛盾的表现是激烈的社会情绪爆发；另一方面，社会情绪成为这些矛盾、冲突的动力成分。因此，清楚地认识社会情绪，对于政府行为决策非常重要。心理学认为，个人的情绪是外界情境、个人处境与主观意愿之间关联后发生的，情绪基本上可以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种，个人意愿得到满足是正向体验，得不到满足则是负向体验。人的情绪虽然复杂多样，但最基本的情绪是高兴、愤怒、悲哀和恐惧等几种，其他都可以看作是基本情绪的复合。而基本情绪中正向的只有一种，其余为负向情绪。我们更应该关注社会的负向情绪，因为情绪具有动力特性，也称为“情绪能量”，社会负向情绪的积累可能对社会产生破坏性影响。在个人和个人的互动中，在群体内和群体之间以及国家、社会内部和国家、社会之间都会引发人表现出共同的情绪体验，群体成员共享的感受，这就是社会情绪。当前社会心态中社会情绪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社会情绪总体的基调是正向为主，但一些不利于个人健康和社会和谐的负向情绪基调不容乐观。

第二，负向情绪的引爆点降低，爆发激烈，指向性明确。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负向社会情绪的表现，在影响比较大的社会事件中都有激烈的情绪反应，如“什邡事件”“启东事件”中大批民众的愤怒，食品安全问题带来的社会普遍的焦虑，等等。而且，这些社会性事件的累积使得负向情绪在事件未发生时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一旦出现诱发因素，情绪强度迅速升高，成为社会事件的情绪能量，并在事件发生后不断升级，激烈爆发，常常出现群体情绪失控，从而导致事件失控，产生极其消极的后果。也就是说，大量的社会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社会事件的引爆点也就随着降低。

社会中的正向情绪更有可能给人奖励，使得正向情感进一步增加，使社会更加团结；而负向情绪可能会激发更多的负向情绪，造成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不利于社会的凝聚。

一些负向情绪有明确的指向性，如仇恨、愤怒、怨恨、敌意，而社会的这些负向情绪与前面讨论的需求不能满足以及不信任、社会阶层和群体分化都有密切的关系。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存在大量的负向社会情绪，而且负向社会情绪也具有双面性，可能成为决定社会结构形成的力量，也可能成为破坏社会结构和变革社会文化的集体行动的动力来源。因此，关注社会情绪，特别是关注负向社会情绪必须引起社会管理者的足够重视。第三，出现了一些“社会情绪反向”现象。所谓“社会情绪反向”是指一些社会事件中表现出的令人费解的现象，其情绪反应比较反常，本该引起大家同情的事，却有很多人表现出欣喜，本该是人所共愤的事情，却有人在赞美和钦佩，本该谴责的行为看到的却是社会性冷漠。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与社会普遍存在的“群体性怨恨”有关，这种社会不断累积的对于“贪官”“为富不仁者”“不作为的官员”的不满情绪在泛化。而这种现象与社会极化以及基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有关。弱势群体认同下，感觉自己身处社会不公平之中，许多人的是非判断是由其所倾向的社会阶层为出发点的，他们选择同情和支持与自己相同、相近地位或阶层的人。

民众的权利、国家和集体观念发生变化，社会共享价值缺乏 社会心态最核心的内容应该是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社会认知、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都是由社会价值观念影响和决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也是社会心态中最为复杂，最为内隐的，而且与文化密切相关，相对稳定。根据近年来我们对社会心态的调查和对社会事件的观察和研究，社会价值观念在一些方面已经有了明显变化。比如，家庭亲情价值取向出现的新特点，表现为重义轻利取向、个人功利取向、常人道德取向、权利至上取向及价值权衡取向五种特点；亲情的价值追求意义由单一的义利纠结转向多元，亲情的需求满足意义由遮蔽状态转向公开，亲情的价值度量由无价转向权衡。

社会价值观念也反映在人们的公民意识、政府和国家观念上，社会大众对于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的认识已经明显不同，民主代议制理论中关于公民、公共权力代理人的观念被越来越多人接受。

社会价值观念的另一个新特点是民众的权利意识增强，从舆情和群体性事件的分析看，维权成为目前社会性行动和事件出现最多的目标。在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维权的群体几乎涵盖了所有主要人群。维护权利诉求包括反对环境污染、要求提高待遇、反对管理费提高、反对征地拆迁，等等。

社会价值观变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对一个事情可能会有来自不同人的不同声音以及来自不同的理论和社会思潮的支持。

社会价值观多元一定意义上源于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环境下人们的不同利益、不同需求、不同的知识体系、不同信息接触和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这是正常的，也是社会转型中过去单一价值体系解体后的必然结果。但这种价值观念多元背后也存在着另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共享价值观念缺乏。以如何看待权利为例，每个人对权利都有不同的理解，许多人更多从自身角度去看待权利，而不考虑他人的权利。个人权利的越界，公权力的越界引发了许许多多的纠纷和冲突。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第二篇：当前社会心态分析

当前社会心态分析

社会心态是指一定社会环境条件下，社会成员对社会生活现状的心理感受和情绪反应，具有显著的大众性和弥漫性。近年来，全国发生了多起针对儿童、女性或其他无辜群众的暴力伤害事件以及其他社会性事件。这类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社会心态的角度来看，心态失衡、不良情绪得不到及时宣泄、悲观厌世、进而产生报复社会的心态是其共同的特点。这些事件频发，从一个侧面说明，重视社会成员心理和谐、优化社会心态，已经成为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只有真正重视和搞好社会建设，并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才可能实现，人民生活才会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一、社会心态问题表象

1、生活压力加大与社会支持不足

在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生活压力加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一方面填补单位社会支持功能的公民社会却未见雏形。社会支持是一个可以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社会网络。在恶性压力下如果得不到社会支持，个体会产生无助感、绝望感，产生心理问题或出现极端消极行为。如2010年富士康员工发生连续自杀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当前人们获得社会支持最多的是家庭、朋友、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社区、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基本上处于“没有帮助”和“帮助较少”水平。仅仅依靠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支持难以支撑每个人的生活压力。

2、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并存

一方面，不断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使得民众长期处于焦虑状态，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风险意识并不高，导致一些安全事故、灾难频发。一个本不属于热点的新闻受到中国媒体和民众的持续关注，从智利矿难的发生到33名矿工在69天后被成功营救，民众不可能不将之与我国频繁的矿难和高投入的救援和很低的救援成功率相比较。当前风险防范的突出问题是对于关系个人的风险意识较强，而对关系到群体或社会的风险重视不够，对于突发的、伤害性大的风险警惕性较高，而对缓释性的、无直接生命伤害的风险防范不足。

3、社会信任面临困境

我国的公共权力机构和管理部门的社会信任程度高于其他机构和组织，但市民对这些机构的社会信任评价水平并不算高，接近“中度信任水平”，而市民对商业行业则处于“基本不信任”的水平；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对中央媒体信任程度高于地方媒体。对中央政府的高信赖，仍然是重要的社会整合的心理资源，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较低、社会组织健康成长的环境比较差的现状。在人际信任上表现出传统的人际观念，最信任的是“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其次为熟人、单位同事、一般朋友、单位领导和邻居，最不信任的是网友和陌生人。人际信任退缩在家人密友中，说明信任一般人的风险过大，是一个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的问题。

4、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不同步

根据调查，目前百姓觉得幸福和有尊严的比例约为7成多。我们看到调查中七成的人感到幸福，但是，我们知道幸福的人数再多也抵消不了不幸福的人数，而反过来，很小比例的不幸福人群可能会消减很大的总体的社会幸福。另外，幸福不等同于幸福感，使人民幸福并非单纯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那样的话，社会政策可能还没有心理辅导和宗教教义更立竿见影。对于社会来说不可能做到使人民绝对的幸福，因为幸福是非常主观的个体感受，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幸福也包含了客观的成分，社会约定俗成地对于人的生活状态是否幸福有大致的评价，政府就是要为社会的大众提供满足幸福的基础方面，换言之，就是消除那些可能使人民不幸福的社会因素，比如贫困、失业、不安全、灾难、不公平、社会秩序混乱等。

5、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渠道低效易导致极端行为的产生 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旧矛盾和冲突，目前存在着解决渠道不通畅、解决措施不得力的问题，致使一些矛盾不断升级。2009 年全国共发生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沟通和上访是民众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不难发现，对于各类矛盾广大民众的初期解决策略绝大多数是理性的，采取冲突性手段的极少。从一些发生的激烈冲突和演变为恶性事件来看，许多当事人都是在尝试了多种解决策略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的。在一些较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最该起作用的法律途径被弃用或使用率低，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而被采用最多的沟通和上访途径对于解决问题的效果很有限，这就造成许多人的极端行为，如系列校园惨案中许多人采取了暴力攻击的手段，一些人采取暴力、自焚的手段应对强制拆迁。

二、基于目前社会心态的建议

1、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既是涉及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和生活的问题，又是涉及社会成员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问题，是影响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我国民生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表面化和显性化，仍然是影响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切实加强以民生问题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加强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领域的改革，促进社会心态良性发展。

2、人性化的工作制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只有社会成员具有心理的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才能对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才能不断增强；从人的工作积极性和敬业爱岗精神的形成来看，只有人在具体工作中形成了心理的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才能形成持久的工作积极性，才能真正产生敬业爱岗的工作态度，才能实现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有机统一，也才能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构建起人性化的工作制度。

3、社区建设与社会工作。社区功能的完善和社会工作制度的形成，不仅关系着我国社会整合功能在社会微观层面的效果，而且关系着社会心态的良性发展。随着我国传统的单位制赖以存在和运作的社会基础的日益弱化，社区日益成为社会基层管理的重要形式。社区建设和社会工作在提升社会组织化程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整合社会资源、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4、社会情绪的疏导机制。构建社会情绪的疏导机制不仅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内在需要。不良社会情绪需要“出气口”和“减压阀”。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多发时期，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往往透过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等层面影响社会心态。因此，必须全方位拓展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创新化解社会矛盾和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体制与机制，构建起社会成员诉求表达的渠道和网络。当前，需要注意大众媒体对社会突发群体性事件的报道过程中所引起的负面效应问题。大众媒体对群体性社会事件报道中容易产生放大效应和诱发效应。

十八大报告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幅民生发展的幸福画卷。报告指出：“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具体论述了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这五个与人民群众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现实问题，强调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这些令人鼓舞而又实实在在的举措，彰显出执政党切实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这条主线，都以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为目标和归宿。这些都将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大幅提高。

展建军 2013年3月20日

第三篇：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问题：

根据2010-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的数据分析，当将社会心态的指标体系设计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二是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方面。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主要包含生活压力感、生活安全感、社会稳定感、风险认知、幸福感等，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包含个体或群众对社会各方面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对社会行为、矛盾和冲突的应对策略和人际沟通模式等。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方面，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感受的生活压力感明显增大，尤其近两年来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走高，影响到了许多老百姓日常基本生活物品的购买，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其次生活安全感方面，由于受到几乎存在于中国整个奶业的三聚氰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居民民众对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担忧，导致了居民评价的各项安全感基本上处于“比较安全”的水平。市民对社会信任得分仅为62.90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极低信任”的最下限。两年来国家统计局2010年11月11日数据

本文所说的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变迁的表达和展示，也是社会建构的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正因如此，“民意”、“民心” 的重要性总是作为执政者的行政基础不断被提及。可以说，社会心态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要构建和谐社会，没有和谐的社会心态是不可想象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社会心态中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并积极设法引导。

一、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通常把社会心态分为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与价值观念、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策略，但实际上这些内容时刻是融合在一起的。笔者认为，目前社会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社会心态问题。

（一）生活压力加大与社会支持不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0年4月在全国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城镇居民对物价上涨感受明显，但54.8%的居民表示对于当时的物价水平可以承受，30.5%的人表示“一般”，仅有14.2%的人表示难以承受。2010年10月中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再次进行了类似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分别有49.8%、40.5%和47.7%的受访者表示当前的生活压力比较大或压力很大。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涨、就业难、房价高、看病难等方面。

在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生活压力加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一方面，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社会已趋终结，而填补单位社会社会支持功能的公民社会却未见雏形。社会学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可以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社会网络。在恶性压力下如果得不到社会支持，个体会产生无助感、绝望感，产生心理问题或出现极端消极行为。如2010年富士康员工发生连续自杀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前人们获得社会支持最多的是家庭、朋友、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社区、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基本上处于“没有帮助”和“帮助较少”水平。仅仅依靠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支持难以支撑每个人的生活压力。

（二）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并存一方面，不断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使得民众长期处于焦虑状态，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风险意识并不高，导致一些安全事故、灾难频发。

2010年6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12个城市开展公众安全感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群众最担心食品安全的比例为72%，担心社会治安的比例为67%，担心医疗安全的55%，担心交通安全的51%，担心环境安全占39%。

一个本不属于热点的新闻受到中国媒体和民众的持续关注，从智利矿难的发生到33名矿工在69天后被成功营救，民众不可能不将之与我国频繁的矿难和高投入的救援和很低的救援成功率相比较。2010年1—10月全国发生矿难22起，死亡人数456人，仅3月份就发生5起，每期最高死亡46人，最低死亡10人，共死亡111人。

当前风险防范的突出问题是对于关系个人的风险意识较强，而对关系到群体或社会的风险重视不够，对于突发的、伤害性大的风险警惕性较高，而对缓释性的、无直接生命伤害的风险防范不足。

（三）社会信任面临困境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社会信任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三市总体的社会信任状况堪忧，社会信任总体得分仅为62.9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低度信任”的最下限。市民的特殊信任程度高，而普遍信任程度低，不适应以生人为主的工商社会生活，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制度、规则、机构等的信任和对契约、规范等的遵从。

虽然我国的公共权力机构和管理部门的社会信任程度高于其他机构和组织，但市民对这些机构的社会信任评价水平并不算高，接近“中度信任水平”，而市民对商业行业则处于“基本不信任”的水平；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对中央媒体信任程度高于地方媒体。对中央政府的高信赖，仍然是重要的社会整合的心理资源，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较低、社会组织健康成长的环境比较差的现状。在人际信任上表现出传统的人际观念，最信任的是“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其次为熟人、单位同事、一般朋友、单位领导和邻居，最不信任的是网友和陌生人。人际信任退缩在家人密友中，说明信任一般人的风险过大，是一个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的问题。

许多人认为，与其说现代社会存在着信任危机，不如说当前社会存在社会信任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社会信任不断降低与社会信任重建艰难。信任可分为水平信任和垂直信任两大类，水平信任是指对周围他人的信任, 比如人际信任，垂直信任是指对层级机构或领导者的信任。第一个困境可以看做水平信任的问题。

社会信任的第二个困境是民主和信任的矛盾。这是关于垂直信任的问题。沃伦指出，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着对权威的监督越多，信任越少。这说明，信任和民主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使得我们难以判断垂直信任高低的优劣。

研究者发现, 信任在个人、组织等不同层次之间可以转移, 人际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层级化社会组织的信任, 比如对各级政府机构和管理者权威的信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组织机构某些工作人员、公共权力机关某些权威的不信任也可能转化为对于机构、行业、组织和政治的不信任。

社会信任重建是全社会的事，既包含了水平信任的重建，也包括了垂直信任的重建。在一定意义上，垂直信任的重建更为关键，直接影响到水平信任的建立。公共权力执行者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失信不仅仅造成成本增加，而且也意味着社会普遍规则的失灵，交易将无法进行。

（四）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不同步根据调查，目前百姓觉得幸福和有尊严的比例约为7成多。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2010年8月的调查中，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比例为14.9%，认为自己“比较幸福”的比例最高为59.2%，两项相加得到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得幸福的居民比例为74.2%； 13.6%的人选择了介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说不清”；但9.8%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太幸福”，2.5%的人选择了“不幸福”，倾向于不幸福回答的比例为12.3%。

我们看到调查中七成的人感到幸福，但是，我们知道幸福的人数再多也抵消不了不幸福的人数，而反过来，很小比例的不幸福人群可能会消减很大的总体的社会幸福。另外，幸福不等同于幸福感，使人民幸福并非单纯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那样的话，社会政策可能还没有心理辅导和宗教教义更立竿见影。对于社会来说不可能做到使人民绝对的幸福，因为幸福是非常主观的个体感受，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幸福也包含了客观的成分，社会约定俗成地对于人的生活状态是否幸福有大致的评价，政府就是要为社会的大众提供满足幸福的基础方面，换言之，就是消除那些可能使人民不幸福的社会因素，比如贫困、失业、不安全、灾难、不公平、社会秩序混乱等。

（五）底层认同可能导致群体极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动相对剧烈，社会阶层的差距也逐渐拉大。然而，多年来，中国居民的阶层认同特点变化很小，居民的阶层认同偏低，多数人自我认同为中等和中下等。我们要警惕底层认同产生群体极化现象。

2007年一位记者要写一篇《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一个月时间采访了50位他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人，但令他困惑的是这些人几乎都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甚至一些国家公务员也这样认为。多年来的调查都是类似的结果，好像这种阶层认同已经定型化，阶层认同一直偏低，出现了较大比例的底层认同。

这种现象可能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低有关，较低阶层向较高阶层的流动机会越来越难，而长期处于低社会阶层的人在预期与现实的距离长期得不到拉近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对社会不公平的看法，体会到一种人生的“挫败感”。

从2010年3月23日到5月13日，短短50天时间国内接连发生6起针对幼儿园或小学学生的恶性凶杀案件。这些血案的凶手的行为都属于报复性的攻击行为，也就是具有受挫经历的人在一些刺激因素激发下采取攻击他人的行动。除了警惕产生“挫败感”后的极端行为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惨案后的社会反应，许多人流露出对于行凶者的理解和同情，只是觉得他们不应该把孩子作为报复对象，而应该针对贪官。这种同情心态的出现与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相同的“挫败感”有关。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把自己的不成功归因于社会的不公正，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他们更容易同情有挫败经历的人。

共同的底层认同会逐渐形成一种底层群体的群体心态。美国心理学家桑斯坦认为，“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他们尤其可能会走极端”。也就是说，在群体中更容易强化原来的态度倾向，造成明显的一边倒，加强原来的态度强度，可能出现风险性更大的决定。我们看到一些所谓“无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由具有共同态度的人聚集逐渐使得决定和行为极端化，逐渐失控的。

（六）群体性怨恨可能成为社会情绪“我爸是李刚”，这是2010年最触犯众怒的一句话，这个事件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反映了一个突出的社会心态——“群体性怨恨”。这种“群体性怨恨”是“官民冲突”和“贫富冲突”的反映。

近年来民众的不满情绪，主要存在几个指向对象，一是对于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一是“为富不仁”的商人，还有一个是针对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以及造成这些不公平的公共权力机关。

在最近山西一对警察夫妇在家中遭杀害的案件中，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始终是这对警察夫妇的宝马车和巨额财产。2009 年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的“邓玉娇案”、2010年“凤凰少女跳楼案”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案件一发生民众就表达了对司法机关的不满。这些案件本身可能属于个案，但这些案件背后所投射出的社会心态更令人担忧。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是，用个人的不满解读发生的事件，表达出对于司法部门、公共权力机关的不满情绪，形成群体性怨恨。

群体性怨恨与社会存在的不公平、个人发展困难、个人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等因素密切有关。调查中发现，高考制度被认为是最公平的，其次是义务教育，而城乡之间的待遇被认为是最不公平的。除“高考制度”和“义务教育”处于“比较公平”水平外，其他方面都处于“比较公平”和“不大公平”之间。民众对“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满表达的正是对于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

一些现象被解读为“仇富心理”，但根据我们调查的结果，虽然民众对贫富差距加大不满，但并不存在所谓的“仇富心态”。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列入富豪榜的人受到明星一样的追捧。也就是说，民众的怨恨针对的是富人的不良行为。

要特别警惕这种“群体性怨恨”扩大化为整个社会的情绪。

（七）利他行为的主动性、习惯性不足2010年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的灾难让民众看到了许多感人的助人故事，但发生在2010年下半年昆明、青岛、南京、北京等地区的“血荒”却拷问了我们社会的利他行为和鼓励利他行为的机制。

从调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特点，一是大事件激发下的利他行为踊跃，二是经过组织的利他行为仍然是多数，也就是利他行为缺乏主动性。

社会的慈善观念还需要逐步树立，鼓励利他行为的社会制度和机制还没有建立，社会存在一些不良的风气有待消除。我们看到民众对于一些富人、名人、企业捐赠金额表达不满；把慈善仅看成是富人的事情、别人的事情的自我排除现象大量存在；一些企业的慈善行为成为一种表演和形象推广；甚至出现所谓的“诈捐”……

（八）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渠道低效易导致极端行为的产生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和冲突不断暴露，但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旧矛盾和冲突，目前存在着解决渠道不通畅、解决

措施不得力的问题，致使一些矛盾不断升级。

2009 年全国共发生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沟通和上访是民众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全国调查发现，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多数的策略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和“没有采用任何办法”。尝试解决问题策略中用得最多的是沟通策略和上访策略，即“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和“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在医患冲突、劳资冲突中使用得最多，比例分别为33.5%和29.2%。采用上访策略最多的是遇到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问题，比例为26%。对抗性策略极少使用，但少数人在认为个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会使用，如遇到司法不公、医患纠纷、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损害时，有人采取暴力反抗，比例分别仅为2%、1.6%、0.8%、0.8%和0.1%。

不难发现，对于各类矛盾广大民众的初期解决策略绝大多数是理性的，采取冲突性手段的极少。从一些发生的激烈冲突和演变为恶性事件来看，许多当事人都是在尝试了多种解决策略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的。在一些较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最该起作用的法律途径被弃用或使用率低，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而被采用最多的沟通和上访途径对于解决问题的效果很有限，这就造成许多人的极端行为，如系列校园惨案中许多人采取了暴力攻击的手段，一些人采取暴力、自焚的手段应对强制拆迁。

原因：

1.文化断裂与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断裂，西方文化与部分西方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譬如体现在“家庭与婚姻观念”和“中西方节日特别是中国传统节日的观念”等等，使许多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陷入了一种“纠结”和“无所适从”的境地之中。

2.当代中国之发展：当代中国之发展日新月异、成效显著，然而，飞速发展的背后难掩其问题重重：诸如发展不平衡（地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等）；发展模式单一和不稳定；发展中急功近利之思想盛行；社会竞争不公平、激烈和失业率高等。在这样的一种大社会环境中，许多年轻人特别是身处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总难免产生迷茫和担忧的情绪，然拘于当下社会和大学之现状却又多少无可奈何，这样“对当下状况之不满，对未来生活之迷茫”的现状让他们多了焦虑、浮躁，少了冷静、憧憬。

3.个人因素：当下中国社会，人民物质生活已非常丰富，然这些丰富的物质对许多青年人特别是像如今许多涉世未深的中学生而言却成了对他们的极大的诱惑，他们往往溺于享受和消遣这些新奇的事物，这方面的事例诸如“网瘾”、“网恋”等等不甚枚举。最终，他们耽搁了自己的学业，缺失了对自己的精神生活的关注和照看，而出现了对当下生活的浮躁和对未

来生活的焦虑等等不良心态。归根结底，则是这些人缺乏对自我的约束和律省、对未来生活没有明晰的理想和目标、意志力不坚定等等。

第四篇：论我国当前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论我国当前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社会心态问题，影响着人们对待社会的态度。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发展的黄金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这必然会带来不同社会阶层以利益为核心内容的矛盾更加复杂化。社会心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形态，给创新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社会心态是社会状态的反映。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心态最主要的变化实际上就是把利益分配的旧机制打破了。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很多人因工作、生活、前程、财富，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紧张不已的焦虑症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心态。而且，社会心态中不公平感增强，弱势心理在社会各阶层滋生蔓延，不同社会阶层、群体都存在着特定的压力感，社会诚信缺失带来的心态变化不容乐观，社会“群体性怨恨”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认为这就是当前我国普遍的社会心态。

产生当前社会心态的主要原因，首先来源于经济上的不公平感。经济上分配的不平衡、不公平、不合理，当然会导致不公平感，甚至于仇富、炫富。计划经济时期，大家都是同一个级别，同一个待遇，一看工龄就知道你拿多少钱，平均主义“大锅饭”，虽然穷但基本没有差别；而现在大家已经相互不清楚收入有多少，特别是我们国家东中西部地区、城乡、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拉开了，所以大家有比较强烈的经济上的不公平感。

其次，来源于社会上的不公平感。比如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的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公平；公有单位编制内外身份不同导致的待遇不同；腐败分子权钱交易，少数官员目中无人、欺压百姓；还有人们常说的“官二代”、“垄二代”、“农二代”等社会阶层固化，这种不公平感自然就会产生。

第三，文化上的迷茫空虚感。主要是缺乏主流价值观，不知道哪个方向是对的，哪个方向是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没有建立健全，且远未深入人心，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在这种文化空虚迷茫的情况下，焦虑浮躁、抱怨冷漠、“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等不良心态就必然产生和蔓延。

第四，政治上的失望感和无助感。部分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得不到及时帮助，找不到有效畅通的渠道来表达，因此有失望感、不信任感、无助感。近年来，一些地方强拆民居，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缺失，政府管理上一些信息、政策不公开、不透明等，当然会使部分人产生不信任感，甚至仇官恨官，只要是官方说的一概不相信，先骂了再说。

所以，从以上四方面找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焦虑浮躁、抱怨冷漠、仇富恨官、群体性怨恨等社会心态了。

面对当前的普遍社会心态，我觉得应该从一下几点予以解决。

1经济层面，就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社会分配关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建立健全，加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这肯定有利于淡化仇富的心态，有利于老百姓心态平衡，也有利于今后经济精英按照正常合法合规的渠道赚钱。

2社会层面，要进一步消除社会不合理不公平的弊端，重点是抓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时，要继续抓好就业，如果大家有活儿干，有饭吃，就不会出现中东那种情况，包括英国最近闹事，也基本上是失业、半失业、移民的孩子在那儿闹。还有就是要继续打破社会层面的二元结构，打破社会阶层的固化，让贫穷家庭和低收入阶层二代、三代有人能够上升到社会的中上层。

3文化层面，一是要从娃娃抓起，幼儿园、小学得搞出有针对性的、浅显易懂的、培养好品德的教育材料，持之以恒抓下去；二是要抓精英共识的形成，核心价值观一定是上口、好记、入耳、入脑、入心的东西，首先要为精英们所认可和接受，进而能够逐步推广到广大人民群众中。

4政治层面，可以由浅到深，首先公开“三公经费”这个事要抓到底，同时进一步抓好反腐倡廉；还有就是人事制度、干部制度的改革，将真正有能力的干部选拔出来。

今年3月，“社会心态”被历史性地写入“十二五”规划。党和政府把“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纳入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中。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社会心态会越来越理性平和，人民生活将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第五篇：当前社会腐败心态的调查报告

腐败心态，就是一个人对待社会腐败现象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社会腐败心态与反腐倡廉建设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们通过问卷和网络调查等方式，对干部、群众、知识分子等不同社会群体的腐败心态进行了一次调查，现将结果分析报告如下。

一、社会腐败心态的基本状况

通过1227份书面问卷、254位网民无记名投票的随机统计分析，当前社会腐败心态可以大致归纳为五种基本类型。

(一)“过街老鼠”型：“坚决排斥”，对待腐败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占 75.4%。认为“腐败是一种反社会、反法律、反道德”行为，“是我们党所面临的最大敌人”，其中以共产党员、公务事业人员、知识分子占大多数。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愈高，对腐败的容忍度愈低。他们是反腐败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

(二)“酸葡萄”型：“看具体情况”，腐败就像树上的葡萄，自己吃到了是甜的，吃不到才是酸的，占17.2%。立场摇摆不定，像是“墙头草”随风倒、两边摆。这部分人一方面恨得牙痒，一方面渴望与贪官“联姻”;表面上对腐败深恶痛绝，内心却羡慕无比。他们或是可以容忍在小范围内个别地存在;或是对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难以容忍，对失职渎职等“不入腰包的腐败”网开一面;或是对“外地”的腐败能够“理解”，对“身边”的腐败坚决反对，以自我利益为选择标准。

(三)“打酱油”型：“我是出来打酱油的”，无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占3.8%。有的是对腐败现象“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缺乏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观念。腐败行为的背后，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侵害。如果让沉默的“酱油男”成为大多数，对腐败行为不愤恨、不检举，做冷漠的观众，就会纵容犯罪，由此导致更大的侵害。

(四)“臭豆腐”型：认为“情有可原”，当前体制下腐败是可以原谅的，占2.1%。臭豆腐尽管闻起来臭的，但没有厌恶不快之感，吃起来蛮香，有机会还是喜欢吃两口的。有的认为腐败像“金币”，具有正反两面性;有的认为腐败像“厌氧菌”，适度繁殖有利于身体健康;也有的认为腐败就像昆虫的“保护色”，太清廉会被孤立。这些人的认同心理占了上风，廉洁观念被吞噬。这种对“臭”味的嗜好，像猪流感一样具有传染性、变异性和致命性，极有可能成为“苍蝇”们“腐败有理论”的拥蹩粉丝，成为腐败的推手。

(五)“苍蝇”型：坚持“腐败有理，假如有机会我也想腐败”，占1.5%。这是一群“逐臭之夫”，以贪为荣，荣辱颠倒，是非不分。哪里有臭味，就往那里奔，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大粪和鸡腿一样成为追逐的目标。他们唱着“腐败难免论”、“影响稳定论”、“功臣论”等怪调，信奉“有权堪用直须用，莫待无权空叹息”，认为“腐败人人有，不露是高手”，把腐败利益当做“唐僧肉”，恨不能多分“一杯羹”。不仅自己有所作为，还引诱、怂勇他人作为。“苍蝇”猖獗之处，浊者自浊，清者却难以自清，必然形成对廉洁正派干部“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对党的事业是极为有害的。

从调查情况分析看，当前社会腐败心态呈现三个倾向：一是尽管“对腐败现象坚决排斥”、“清官是值得敬佩的”分别占75.4%和80.5%，但是当您得知上司的腐败线索时，您的第一选择是“痛恨至极，坚决举报”的仅占23.1%，表示“与己无关，保持沉默”的占33.5%，表示“想举报，但怕举报没有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占42.2%。群众举报积极性下降、腐败线索匮乏是制约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瓶颈”。二是尽管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成效不断显现，但是，群众对“近几年反腐倡廉建设的评价”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仅占37.6%，对“机关领导干部的廉洁状况”表示“大多数人廉洁”的仅占26.2%。认为“腐败黑数”(指的是确已发生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被发现，或虽经调查但未惩处，因而没有计算到腐败案件统计中的腐败公务员占所有腐败公务员总数的比例)在“50%以内”的仅占16%，在“90%以上”的高达23.8%。可见，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三是在反腐败斗争“三项格局”中，尽管对查处大案要案的满意度名列前茅，达43.7%，但是仍然有35.6%的群众认为被查处的领导干部“运气不好而已，在现行体制下这样的腐败分子还多着”，更有一些群众认为是“小题大做，这些领导干部多数是“功臣”，反腐败会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笑贫不笑贪”的价值取向和“能腐就腐”的腐败心理在部分干部群众中蔓延。如何降低社会对腐败现象的容忍度，是取得反腐败斗争全面胜利的重要条件。

二、当前社会腐败心态的成因分析

我县群众面对腐败的主流心态是健康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思想认识误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良社会腐败心态的形成，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时代背景。

一是传统文化糟粕的影响，使国民对腐败有较高的宽容度。漫长封建社会中，“升官发财”是天经地义的，咿呀学语的儿童就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可以“学而优则仕”的道理。赵普、萧何曾轮番上演“你腐败、我放心”的历史闹剧。封建官场从此变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生意场。陈独秀曾对这种“升官发财”观念痛加指斥：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有“升官发财”四个大字。长期的小农经济也培养了人们自私自利的心理习性，只要不侵犯到自己头上，即使损害国家或他人的利益也默然处之。人们对于腐败现象的容忍，客观上构成了一个纵容甚至鼓励职务犯罪的情境。腐败亚文化衍生畸形的崇腐羡腐心理，发酵“官场潜规则”，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这种余毒一旦遇见社会转型，腐败就成为社会现象。

二是特殊历史时期，造成国民评价标准“二元化”。当前，我国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换、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是一个灰色基调浓厚、腐败易发多发的转型社会。伴随着“四个深刻变化”，出现了某种程度人文精神和信仰迷茫缺失的“真空期”，加速着社会人文道德分解和重构。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欲望在无限制地膨胀，“逐利原则”愈来愈主导着许多人的价值取向。不少人出现评价标准“二元化”倾向，对腐败的评价标准和行为取舍存在自相矛盾的心态，说起腐败几乎是无人不恨;然而腐败却又是那么“深入人心”。32.2%的人热衷于“跑关系托人情”，或者给领导买礼品、给医生送红包，脸上笑得比蜜还甜，心中骂得比蜂蜇还狠。评价标准“二元化”，导致反腐败实践中的尴尬。

三是“腐败”概念宽泛化，掩盖了反腐败斗争的主要矛盾。一般而言，腐败是国家权力行使者利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并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但是，社会上对腐败的理解却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存在无限宽泛化的趋势。调查中能够比较准确界定腐败概念的不足43.5%，宽泛化理解的占56.5%。有的认为“不管有没有职务影响，只要公务人员的行为不符合老百姓的期望，有损政府形象的，如赌博、嫖娼、吃喝玩乐、办事拖拉等问题都是腐败”，把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象不佳统统装入“腐败之筐”。有的认为“现在学校里抄袭论文的学术腐败、班干部收受同学礼品的低龄腐败、教师收受学生鲜花等也是腐败”，连出租车司机绕道行驶也是“交通腐败”。宽泛化的理解容易让人们感觉腐败越反越多，“反腐复反腐，腐败何其多;天天喊反腐，万事皆已腐”，丧失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四是受西方不良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改革开放的窗子打开了，吹来了清新空气，也引来苍蝇蚊子。受冷战思维影响，一些西方敌对势力采取“双重标准”，借腐败问题攻击和污蔑我党，把腐败说成是社会主义特有的“政治之癌”。花花绿绿的西方价值观，容易误导年轻人、网民的价值判断，对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产生不满情绪。如：认为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执政”比我们先进;认为西方搞财产公开，资本家比共产党做得好;宣扬腐败排行榜“中国倒数第几”，给人以“有罪推定”的心理暗示。

五是反腐倡廉宣传乏力。虽然树立了像孔繁森、王瑛这样的党员楷模，但是与铺天盖地的腐败负面新闻相比，正面典型太少，正义声音太弱，给人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错觉。当前“网络反腐”风起云涌，网络的两面性不容小觑。特别是曾锦春、王治业、王华元等一批纪委书记被查处后，一些网络肆意传播有悖于反腐倡廉建设信息，“纪委书记成为腐败重灾区”的论调喧嚣网上。一些群众看不到反腐败取得的巨大成果，看不到反腐败斗争的前途和信心，看不到坚持党的领导正是取得反腐败胜利的可靠保证，从而产生模糊认识和思想误区。这种“网络恶搞”让不少群众无所适从，有意无意之间干了一件让“廉者痛、贪者快”的蠢事。

三、惩防并举、多管齐下，为反腐倡廉建设创造良好氛围

在一定条件下，不同腐败心态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诚如贪官景治忠的忏悔录所写“对社会腐败现象，是从痛恨、冷漠、麻木，转而认同、羡慕直至参与的”。针对社会不良腐败心态的成因，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症下药，综合治理，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建设廉政文化，营造崇廉氛围。文化氛围是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社会环境。如果整个社会都对官员的腐败疾恶如仇，有“人人得而诛之”的心态，腐败就不可怕，终有清除的一天;如果腐败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势，见腐不怪，骂娘只是因为自己沾不了腐败的光，那么，清除腐败就只能是镜花水月。芬兰通过长期的廉政教育和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营造了一个浓厚的崇廉文化氛围，使得贪污腐化行为如同偷盗抢劫一样，被视为卑鄙肮脏的不义之举，没有生存空间。要开展“敬廉崇洁”主题教育，倡导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承接、与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廉政文化。整合社会资源，变“独角戏”为“大合唱”，弘扬主旋律，打好主动仗。要重视官员的廉洁心理教育，着力培养廉洁从政的意识，消除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内驱动因，营造崇廉、敬廉的文化氛围。

(二)加大宣教力度，注重舆情研判和引导。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反腐倡廉以66.8%的关注度名列榜首。调查显示，群众对腐败问题的看法来自于“媒体和互联网”的占34.9%，“听周围的人说起”的占32.8%，亲身经历的并不多。要改进宣教方式，以人为本分类施教，找准党风廉政建设与干部思想实际的交汇点，少讲普通话，不搞千篇一律。要着意树立“意见领袖”，有效引导舆论，发挥“润物细无声”的功用。在这个信息化时代，每天在网络上“行走”的人不计其数，廉政宣传教育不能忽视规模世界第一的2.9亿网民。搞好网络正面宣传，既能鞭挞腐败弘扬正义，又能解疑释惑澄清谣言。要办好网上会客厅、阳光热线等互动节目，落实署名举报优先办理答复机制，畅通民主监督的渠道，保护群众参与积极性。建立网络舆情直报点和反腐败信息研判机制，对散布在网络中的、可能隐含有反腐败线索的网络舆情，应当成为纪检部门关注和分析的新的“视觉”。

(三)加强作风建设，树立良好形象。很多群众认为，当前党员干部队伍“严重违法犯罪的腐败分子是极少数，一尘不染、清正廉洁的干部也是少数，大多数都有或轻或重的不洁行为”。这些多数属于作风不正的问题。党性与党风是互为表里的：党性是魂，党风是形;党性决定党风，党风体现党性。要切实加强党性修养,弘扬优良作风，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

(四)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提升反腐败信心。调查显示，认为形成不良腐败心态的主要原因是“惩处腐败的力度不够，腐败者存在侥幸心理”的占73.6%，要“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的占75.4%。所以必须毫不动摇地把严厉惩治腐败作为纪检监察机关“一号工程”抓紧抓好。加快建设案件线索信息库，提高案件检查的科技含量，增强发现、揭露、查处腐败的水平。尽力降低“腐败黑数”，让腐败的“老鼠”们无处容身，致病的“鼠疫”才不会传播扩散。

(五)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多数群众认为，“深化改革创新，建立健全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和权利运行监控机制，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是矫正社会腐败不良心态的治本之策。腐败是权力的孪生兄弟，从权力产生时起，腐败就如影随形。要建立权力透明运行、实时监控、立体监督机制，深化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探索党外人士问询办法，完善廉情预警机制，构筑一道疏而不漏的“护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