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职务犯罪六大态势

第一篇：当前职务犯罪六大态势

客观上讲，经过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推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犯罪案件数量有所下降，人民群众是认可的，国际社会也给予了积极评价，但当前我国某些领域内的职务犯罪仍呈现易发、高发趋势，大案要案的遏制还不理想。这些严峻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贪污贿赂犯罪的蔓延势头在有些地区和部门还没得到有效遏制。一是案件数额越查越大。全国检察机关1990年查处的百万元以上案件仅17件，1994年上升到367件，1996年上升到575件。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查处百万元以上案件35255件，平均每年7051件。最高案值也在不断刷新，如江苏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1.1亿多元，其单笔受贿数额高达8250万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二是贪官职务越查越高。全国检察机关1993年至1997年，查处的县处级以上干部2903人，其中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而2003年至2007年共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13929人，其中厅局级干部930人、省部级干部35人，分别上升了380%、251%和400%。三是顶风作案现象比较严重。湖北省近两年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当年或以后继续作案的占78%;武汉市2005年至2008年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当年或以后继续作案的占53.1%。四是“一把手”犯罪突出。山东省检察机关近年来查处的700多名县处级干部中，担任

“一把手”的占57%。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受贿案，牵

出40多名“一把手”;马德、韩桂芝、田凤山受贿串案，牵

出50多名“一把手”。

渎职侵权犯罪对社会的破坏力日益凸显。最高人民检察

院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显示:2003年至2007

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4973件42010

人，渎职行为共造成14049人失去生命，2033人严重伤残，直接经济损失达439.8亿元。2008年又立案侦查各类渎职侵

权案件7240件8939人，其中重特大案件3211件，县处级

以上犯罪大要案307人。有关部门作了一个对比分析，1998

年至2002年间，平均每件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造成的损失是

18万余元，而同期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造成的损失是245万

余元，二者相差近25倍。由此可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

职侵权犯罪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群体犯罪导致地域性窝案串案增多。成克杰因受贿等犯

罪被判处死刑后，《中国新闻周刊》以《广西现象》为题，披露了广西地区的腐败犯罪问题，仅2000年1月至9月，广西检察机关就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998件。其中贪污贿

赂案件883件1020人，渎职案件115件145人。从当时看，查处腐败分子之多、层次之高、领域之广、个案金额之大是

绝无仅有的。马德案牵出了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国

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等260名官员。这一连环腐败案，涉

案面积大、范围广、影响深，被媒体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卖官案”。

权色交易成为挑战社会公序良俗的一大毒瘤。近年来，作为贪腐共生现象的权色交易呈现出蔓延扩展的趋势。著名

婚姻法专家巫昌祯教授的调查表明，领导干部腐败60%以上

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的领导干部职务犯罪中，95%

以上有情妇。他们由权入色、由色入贪、贪色兼容的堕落轨

迹惊人的相似。《人民论坛》杂志开展了“党政领导干部应

谨防哪些诱惑”的调查，结果显示，排在首位的是“美色诱

惑和性贿赂”。

家庭成员共同犯罪同堂受审成了警示教育的一道风景

线。职务犯罪家庭化是腐败的一个新动向，它是由领导干部

个人实施腐败犯罪向以家庭血缘关系为背景共同实施职务

犯罪的转变，是职务犯罪通过家族关系向社会渗透的重要标

志，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和隐蔽性。据有关部门对3000多起

案件的分析，家庭成员共同犯罪有510起，约占17%。经济建设热点领域成了职务犯罪的“重灾区”。一是土

地系统和房地产行业职务犯罪案件高发、多发。2008年，安

徽省检察机关在该省土地管理系统就查办贪污贿赂、渎职案

件50人。再如重庆地产窝案，有10名厅级干部因受贿而落

马。该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受贿1796万元，副局长梁晓琦

受贿1589万元，分别被判死缓。二是工程建筑领域成了实

权人物获取高额回报的领域。已查处的交通厅局长中，95%以上是直接干预项目招投标工作，为他人承揽工程而从中收受贿赂。成克杰、刘方仁等高官也都是插手工程大发横财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三是开发区成了贪污贿赂犯罪的高发区。如辽宁省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原副局长赵国利鲸吞公款2000多万元案;江苏省常州市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许和平、副主任赵锦土及开发区公安分局原局长沈剑平、开发区贸易发展局原局长戴建华等40多名犯罪分子，鲸吞公款数百万元。四是国有企业改制成了犯罪分子最后的晚餐。原河南电信实业有限公司郑州市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丁继平，副总经理张向武、朱培春等10人采取虚列项目、打白条等手段，贪污、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达800余万元，10人分别被判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遏制职务犯罪的四项对策建议

上述职务犯罪的实证分析，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腐败的发生规律、发展态势及其危害性。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蔓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推进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充分发挥司法的控制作用，彰显反腐败预防职务犯罪的声威。必须始终保持查办案件的强劲势头，真正实现“凡腐必惩”;必须突出反腐败的重点，加大惩治领导干部腐败的力度，要使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

上痛不欲生”，以彰显法律的威严;必须充分发挥刑罚的制裁功能，增加腐败犯罪的成本。

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深做透做扎实。一是通过强有力的廉政教育，形成全社会的反腐败氛围;二是通过强有力的廉政教育，牢固树立敬畏法律的观念;三是通过强有力的廉政教育，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四是通过强有力的廉政教育，净化每个党员干部的心灵，教育党员干部把好初始关、交友关、道德关和权力关，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永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充分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推动反腐败斗争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制度越完善，执行越有力，产生腐败的机会就越少。一要注重制度制定的前瞻性和及时性;二要注重制度制定的严密性和科学性;三要注重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我们每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模范遵守和执行各项廉政制度，坚决制止违反廉政制度的行为，真正体现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充分发挥监督的制约作用，堵死滋生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通道。防止权力滥用，必须强化监督。要通过政党监督、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和行政内部监督，使权力运行全方位臵于严密的监控之下，使监督贯穿于决策到执行的全过程，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运行。

长期以来，我们党十分重视反腐败工作，始终保持了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积极开展各项预防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反腐倡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但是，由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一些领域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够完善，客观上存在腐败现象滋生的空间和漏洞。加之一些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以权谋私导致腐败现象易发、高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第二篇：当前国际物流发展态势研究报告

当前国际物流发展态势研究报告

摘 要：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军事上提出了物流这个术语。20世纪60年代初，物流术语引入经济领域。20世纪80年代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将物流理论推向管理科学前沿的位置。尤其日本学者提出的“物流是第三利润源泉”的学说问世以来，已经在世界范围掀起了追求物流成本效益的新高潮。

本文旨在通过当前国际物流发展态势分析得出本公司2012的物流发展方向，与时俱进，为我们公司的国际物流业务发展开辟新的舞台。

关 键 字：国际物流发展态势态势研究

引言

国际物流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之间所进行的物流。国际物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各国物流环境的差异，尤其是物流软环境的差异。不同国家的不同物流适用法律使国际物流的复杂性远高于一国的国内物流，甚至会阻断国际物流；不同国家不同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会造成国际物流处于不同科技条件的支撑下，甚至有些地区根本无法应用某些技术而迫使国际物流全系统水平的下降；不同国家不同标准，也造成国际间“接轨”的困难，因而使国际物流系

统难以建立；不同国家的风俗人文也使国际物流受到很大局限。由于物流环境的差异就迫使一个国际物流系统需要在几个不同法律、人文、习俗、语言、科技、设施的环境下运行，无疑会大大增加物流的难度和系统的复杂性。所以，为了在新的更好的适应国际物流的发展态势，适应国际大趋势，研究国际物流的发展态势显得尤其重要。

一、国际物流理念新趋势

2011年，虽然国际经济发展有部分的动荡以及不平衡发展，但总的趋势还是较往年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国际贸易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物流的进步，在2011年末总结一年中本企业的国际物流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展望未来国际物流的发展态势，为新一年

1企业的发展壮大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总的来说，在国际物流发展中，国际物流出现了以下几个引起了大家密切关注的国际物流新理念：

1、逆向物流：狭义上，逆向物流是指对那些已经废弃的产品再制造、再生及物料回收的过程。广义上，逆向物流除了包含狭义上的内容外，同时还包括提升资源使用率，并使正、反向物流的效率更高。由于逆向物流的种种益处，在新的一年这个理念必将被更多的企业关注，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在尝试中逐步接受应用该理念。

2、绿色物流：绿色物流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概念层面上看，包含许多相互联系的绿色概念，从而构成了完整的绿色物流概念体系。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看，绿色物流概念体系包含绿色交通运输、绿色仓储与保管、绿色装卸搬运、绿色包装和绿色流通加工等内容。环保是永不过时的话题，无论是国家政府、国际组织还是人们大众，对绿色环保的追求都是永不停步的，我们可以预见将来的物流发展必将更绿色更环保。

3、应急物流：应急物流是指为应对严重自然灾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件及军事冲突等突发事件而对物资、人员、资金的需求进行紧急保障的一种特殊物流活动。应急物流与普通物流一样，由流体、载体、流向、流程、流量等要素构成，具有空间效用、时间效用和形质效用。应急物流多数情况下通过物流效率实现其物流效益，而普通物流既强调效率又强调效益。这是一种比较新的国际物流理念，现在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局限在一定的区域，但随着国际贸易经济的发展，相信应急物流将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青睐，更多国际贸易企业为保障自身的利益而选择应急物流。

二、国际物流作业流程新趋势

国际物流发展迅猛，所体现出来的新趋势也越来越多，具体到国际物流作业的具体作业流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新趋势：

采购管理方面：

1、反向营销：反向营销的核心是要求企业像对待自己的客户一样对待供应商，不是供应说说服制造商来采购他们的产品，而是制造商主动向供应商提供机会。反向营销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采购和供应管理的新理念，是供应商关系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反向营销需要考虑如何从供应商的角度出发，了解供应商的需求，通过双赢采购来让企业和供应商共同努力寻找节省资金的机会，双方的共同努力会比任何一个单方面的努力更有效。

2、反向拍卖：是指企业采购产品或服务采用公开的方式，事先通知产业同仁或者过去的合作伙伴，让他们在某段时间内公开竞价。企业往往根据

竞价结果，与价格较低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供应商签订采购协议。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反向拍卖一般表现为网上竞价。投标人一般能够看见其他投标者的价格，从而不断被迫压低自己的出价，投标者只知道他们所出价格的顺序，根据出价顺序不断压低出标价格使自己中标。

3、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采购业务流程简单化成为可能。采购卡类似于信用卡，是电子采购的一种工具。持卡人不需要任何审批手续，可以直接向指定的供应商采购，实现采购过程无纸化。

运输管理方面：为了克服不合理的运输现象，在物流管理过程中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组织合理运输。运输合理化主要有以下六种途径：

1、分区产销平衡合理运输；在组织物流活动过程中，对某种货物，使其在一定的生产区固定于一定的消费区，这样就能打扫分区产销平衡。根据产销分布情况和交通运输条件，在产销平衡的基础上，按照近产近销原则，是货物运输线路最短，实现合理运输。

2、“四就”只拔运输；就是就厂值拔，就车站、码头直拔，就库直拔，就车、船过载等，简称“四就”只拔运输。“四就”只拔就是减少中转运输环节，力求以最少的中转次数完成运输任务的一种形式。

3、尽量发展直达运输；直达运输是追求运输合理化的重要形式，其对合理化的追求要点是通过减少中转过载转换，从而提高运输速度，省去装卸费用，降低中转货损。

4、提高技术装载量；调高技术装载量不仅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车船载重吨位，而且可以充分利用车船装载容积。

5、开展中短距离铁路公路分流、“以公代铁”运输；在公路运输经济里程范围内，或者经过论证，超出通常平均经济里程范围的，也尽量利用公路运输，这是开展中短距离铁路公路分流、“以公代铁”运输的要点。

6、发展社会化的运输体系。发展运输的大生产优势，实行专业分工，打破一家一户自成体系的状况。

配送管理方面：进行配送线路优化时，必须有明确的目标，遵循基本原则。配送线路方案的选择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来考虑。

1、配送效益最高或配送成本最低；效益是企业追求的主要目标，可以简化为用利润来表示，或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2、配送里程最短；如果配送成本与配送里程相关性较强，而和其他因素相关性较弱时，配送里程最短的实质就是成本最低，则可以考虑用配送里程最短作为目标值。

3、配送服务水平最优；如准时配送要求成为第一位时，或需要牺牲成本来确保服务水平时，则应该在成本不失控的情况下，以服务水平为首选目标。

4、配送劳动的消耗最小；即以物化活动和活劳动消耗最小为目标，在许多情况下，如劳动力紧张、燃料紧张、车辆及设备较为紧张的情况下，限制了配送作业的选择范围，就可以考虑以配送所需的劳动力、车辆或其他相关资源作为目标值。

库存管理方面：零库存管理从诞生以来就受到了企业管理层的极大关注，并逐渐成为库存控制的新趋势。零库存的目标和核心是消除一切无效劳动和浪费，其根本目的在于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具体而言就是要实现“五零”管理，即零库存、零废品、零准备时间、零故障和零生产。

1、零库存。零库存认为“库存是万恶之源”，是生产系统设计不合理、生产过程不协调、生产制作不规范的产物，应该予以消除。

2、零废品。零库存要求消除一切引起不合理、不合格的原因，在每个环节严把质量关，是每一道工序都能达到最高的水平。

3、零准备时间。准备时间的长短与批量的选择密切相关，如果准备时间趋于零，则意味着批量生产的优越性不再存在，准备成本也趋于零，就有可能采用极小的批量。

4、零故障。零故障是指使机器损坏率降到最低，使得生产能够平稳、协调进行。此外，减少零件搬运，节约装配时间，也可以尽可能的减少装配中出现的故障。

5、零生产。这里的零生产并不是字面意思的不生产，而是最大限度的压缩在制品数量，杜绝超出计划的生产，使其生产尽量与需求符合，实现零库存。

总结

我国各地早已有为数众多的国际物流企业，但大都规模小、实力弱、资金缺乏，只能承担一些仓储运输业务，尤其缺乏现代物流管理与技术人才，很难说有多大的发展余地。但其中有少数基干企业，有一定的技术实力，已开始尝试向第三方物流转型，或有望转向第三方物流企业；另有少量制造业企业内部物流机构，稍加调整，也可以从制造业企业独立出来，依托原企业的物流业务发展成为第三方物流企业。为了在新一年国际物流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提前做好应对新挑战的准备，2012我们企业应从以下几方面应对国际物流发展态势：

首先，认真跟进国际物流理念的发展，贯彻国际物流新理念，思想上跟上时代的步伐，更新企业员工物理理念，走在时代前沿，为态势的发展做好应有的心理准备。从逝去已久的古代“丝绸之路”的繁华法到今天全球各主要港口穿梭往来的巨型货轮，国际贸易与商务活动始终是国际物流发展的首要推动力，以进出口商品贸易或国际贸易为主导的“国际贸易物流”构成了国际物流的主题，随着20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规模和深度的进一步扩大，对国际物流与商务活动的深入探讨更成为物流管理领域历久弥新的重要课题。我国现在物流人才奇缺，严重制约了第三方物流的发展，有人预测我国近期需要30万名物流人才，这个数字依靠大专院校即使每年能够培养1万—3万名物流专业

人才，也需要等待10—200年，才能逐步满足需求。毫无疑问，不要说等上10年，就是等上5年，在当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界经济竞争格局中，也将丧失大好时机，严重损害我们的企业竞争力。根据此态势，我们在保留原来物流人才的基础上，应该在新的一年到来之前积极储备物流人才，为公司的发展壮大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重视国际物流实际操作，即作业流程的具体实施，必须建立在全新理念的基础上，逐步跟上现代物流节约成本、绿色物流的趋势。现代企业打破原有的国家及地域的局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展经营活动，使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跻身于全球流通市场。近年来，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物流国际化趋势越明显，国际货物运输、国际货运代理、国际化采购和生产等国际物流业务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保障和经济增长的支柱。与国内物流相比，国际物流提前期更长，经营风险更大，各种隐性成本更高，受国际规则影响更大。也正因为如此，性比物流管理的其他领域而言，国际物流与商务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学科特色。中国物流开放与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在政府加大推动力度之下的物流业全面发展，物流企业、物流咨询、物流教育、物流科技、物流统计等等同时推进，形成全面推进总格局。区域物流逐步整合，泛珠三角、长三角与长江流域、京津冀、东三省、中部地区都在推动区域物流整合，区域物流中心与国际物流中心正在形成；第三方物流企业快速成长。国际货运代理企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主要有三个特点：

1、规模化；

2、独立化；

3、物流化；国际物流企业必须在打牢基础的上，逐步实现企业的规模化，为企业制定目标，朝着独立化、物流化的趋势发展。

就中国国际物流业目前整体情况而言，其发展仍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除了东部沿海外资与中外合资企业以及部分产业物流释放较好外，大部分制造企业与流通企业仍处于“大而全”、“小而全”的运作模式；物流集中度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营业额在整个物流市场的比例只有5%左右；整体物流信息化水平不高，全国性和区域性现代物流信息平台缺乏；没有形成综合运输体系，多式联运差，运输技术与组织方式落后。国家“十一五”计划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物流管理的概念被广泛推广，工商企业越来越倾向于推行“一体化”的物流管理思路。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不仅如此，现代物流还从根本上调整着货运市场的竞争规则。现代物流业作为新兴的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2005年底中国物流业全面开放，越来越多的跨国物流企业、战略投资者开始关注和进入中国物流市场。面对众多的竞争者，我们必须加快“一体化”的进程，加速物流整合，大力发展现代物流。

现代国际物流业是一个新兴的复合性产业，涉及运输、仓储、货代、联运、制造、贸易等等行业，作为新兴的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企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是国际物流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迫切需要，对于提高我们企业的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优化资源配置，改善投资环境，增强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参 考 文 献

[1]国际物流/王任祥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1

[2]现代物流管理/李静芳编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7

[3]国际物流与商务/王晓东，赵忠秀编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9

[4]物流行业系统战略管理/温湖著—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8.2

第三篇：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时间:2007年03月27日 00时11分 作者: 王悦 赵海利 张璞 张利 冯婷婷 林小强 陈明杰 吴

银 张浩 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搜集近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３０００余起典型职务犯罪案例，建成职务犯罪信息库，开展专题调查研究发现——

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十大特点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研究”课题组

图表一：办一案带出一片

图表二：作案持续时间比例图

图表三：处级以上官员权钱交易高发领域分析（此类案件统计

人数为１３４８人）注：柱型图依次代表工程项目和土地批租 608人；买官卖官 216人；贷款 120人；推销 95人；改制 67人；其他 242人

图表四：商业贿赂高发领域分析

图表五：渎职犯罪情况分析（统计渎职犯罪案件５２６件）

图表六：贿赂也讲究包装

图表七：贪贿类犯罪共犯情况分析（统计共犯为３３０人）

图表八：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出现三种新动向

图表九：财会人员作案情况分析

为了更好地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高预防工作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搜集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３０００余起典型职务犯罪案例，初步建成了职务犯罪信息库。在《检察日报·廉政周刊》的支持协助下，去年以来该院组成一个专门的课题组，运用归纳与分析的方法，研究信息库中的这３０００多起案件，深刻剖析职务犯罪的发案原因、犯罪手段及体制管理等方面的漏洞，力求探索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预防对策。现将他们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当前职务犯罪的十大特点”予以发表，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反腐败机构和专业人士，以及所有关心中国廉政建设的人们，积极参与进来，共同研究讨论。群体效应：办一案带出一片

最近几年，中央加大反腐力度，查办了一批包括一些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内的高官职务犯罪案件。在对这一类犯罪案件进行分析后发现：一名官员落马，往往会带出一批官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即所谓的“群体效应”（见图表一）。在这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官员的串案窝案有５５２起，占案件总数的１８％，涉案人数达９３３人。

群体效应来源于权力效应，来源于钱权交易形成的犯罪网络。如２００１年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原主管信贷工作的副行长丁志国因经济问题被审查，牵出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的受贿问题，继而带出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卖官案、绥化市原市长王慎义行贿、受贿案，接着又牵出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整个绥化市有５０多个单位的“一把手”共２６０多名干部牵涉其中。这一串案窝案被称为近年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不仅犯罪数额巨大，而且牵涉人数众多。

还有两个案例也很典型：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受贿东窗事发后，带出了福建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荆福生。荆福生被查办后，又带出了２０多名处级以上官员。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等腐败窝案，就是由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该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原主任李树彪腐败案带出来的。

串案窝案的形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主要领导腐败导致下属纷纷效仿，结果“全军覆没”。广东省江门市人民医院腐败窝案就是典型一例。原院长方机利用购买药品吃回扣达１８５万元，由于他的带头腐败，全院２００多名医生有１４０名医生收受贿赂。

《廉政周刊》点评：这种“群体效应”是腐败在深层次蔓延的体现，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往往会严重影响一个地区、一个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这种现象足以让人警醒：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捉住一个，就能逮住一窝。长久腐败：有的人边腐边升

据统计，在３０００余起案件里，持续作案５年以上的占２６％（见图表二），其中最长的为１６年，“代表人物”是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他从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５年受贿２９４次７０４万元，另有８１０余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缓。

更让人吃惊的是，长时间作案者往往边作案边提升，带“病”上岗。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杨志达，从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４年受贿２９５万元，另有２６０多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与他受贿相伴相随的是他的职务一路升迁，从最初一个路桥建设总公司下属分公司的技术员，一直升到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

一些贪官之所以能长期作案，并不是因为手段高明，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被群众多次举报，或被其他案件牵涉其中，但靠着厚厚的保护层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屡屡化险为夷。还有的是靠着身上的光环掩人耳目，掩盖犯罪。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在任海南省铁矿矿长期间，就因收受贿赂被多次举报，但他照样官运亨通，一路升至海南省副省长和湖北省副省长，直到１９９９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作案时间长，不被及时查处，作案者

往往滋长了侥幸心理，更加肆无忌惮地疯狂作案。只有及时发现和查处犯罪，才能制止犯罪。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群众举报，及早严肃查处违法犯罪。如果对群众举报不及时查处，不仅会严重挫伤群众与腐败斗争的积极性，而且会助长腐败者的侥幸心理，使他们变本加厉地作案。权钱交易：涉及工程犯罪多

近年来，一些贪官大搞权钱交易，其中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最为突出。不仅犯罪人数多，而且涉案金额大。在这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由于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而收受贿赂的约占３９．２％（见图表三）。如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利用职权，采取直接干预项目招投标工作，为他人承揽工程，从中收受贿赂１００４万元；广东省交通厅原厅长牛和恩，在高速公路发包过程中，收受贿赂人民币２５０余万元、港币２６．２万元、美金１．９万元；山东省青岛市规划局原局长张之光，利用审批房地产建设规划项目的职务之便，先后６次非法收受３８个单位和个人钱财８６０余万元。

官员涉及工程犯罪，往往容易形成串案窝案，这是因为工程建设从立项审批、招标投标、大宗采购到检查验收、款项拨付等每个环节都容易产生权钱交易。同时往往一个行贿人向多人行贿，而一个受贿人又会收受多人的贿赂。如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委原副书记刘强，从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５年１月，在芙蓉区政府大院建设工程、荷晏路工程和火车站广场扩建工程等项目过程中，在工程发包、验收、付款中，收受多名行贿者送的人民币１３８万多元、港币２１万元、美金４０００元。

发生在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既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也有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既有建设单位的主要领导和基建管理、建筑材料设备采购、财务等部门人员，也有施工企业的经理、工程技术人员；既有金融部门的信贷人员，也有与建设项目相关的土地、规划、设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市场不规范，行情上涨，竞争激烈，一些开发商为得到土地、承揽工程，千方百计去寻租权力，一些掌握权力的官员就成为开发商们“进攻”的目标。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市场投资大、利润高，因而开发商们往往出手大方，不惜以巨资行贿，打通关节。那些掌握实权的人又往往会利用权力，轻而易举地得到高额回报。权力进入市场，就会“点石成金”，破坏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因此，要规范建筑市场和土

地批租市场，推行“阳光工程”，同时严禁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防止权力进入市场，才是治本之策。商业贿赂：潜规则大肆横行

在这３０００余起案件中，发生在经济往来中的贿赂犯罪最多（见图表四）。进药得回扣、放贷得分成、审批收“红包”，这似乎已成司空见惯的潜规则。在这些潜规则的驱使下，一些人开始心安理得地受贿敛财。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利用购进疫苗的职务之便，５年收受回扣１１１８．５万元；柳州铁路局财务处原副处长甘培，多次暗示包工头给他好处，先后收受贿赂１１３万多元„„

商业贿赂的背后，往往是国家财产、人民利益的巨大损失。当权者收受贿赂后，要么羊毛出在羊身上，把贿赂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损害消费者利益，要么慷国家之慨，损失国家利益，让国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买单”。这些行为不仅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且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

《廉政周刊》点评：潜规则的盛行，并非“一日之寒”。只有腐败蔓延到一定程度，才会有这样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潜移默化地腐蚀着人们的思想，推波助澜，致使商业贿赂盛行。而商业贿赂盛行，又为潜规则不断开“绿灯”。由此看来，治理商业贿赂，要用明规则挑战潜规则、遏制潜规则，乃至最终消灭潜规则。渎职犯罪：不落腰包的腐败

渎职犯罪，被称为“不落腰包的腐败”，其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贪污、贿赂犯罪所带来的损失。据对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的分析，渎职案件平均个案案值为５００万元，而贪污贿赂平均个案案值为６０万元。在５２６件渎职案件中，还造成了死亡５４８人、重伤３４４人的严重后果。

尽管渎职犯罪被称为“不落腰包的腐败”，但它往往是由贿赂引发的。一些领导者往往因为接受贿赂或贪图蝇头小利、顾及私情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导致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在渎职犯罪案件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约占３２％，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占２２％。其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渎职案件居首，主要表现为玩忽职守、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见图表五）。北京市公安局原民警曾岩利用侦查北京市商业银行中关村支行原

行长霍海音涉嫌经济犯罪的便利条件，多次将移动电话提供给霍海音与外界联系，并私自会见多名证人，指使证人作伪证，导致涉案约５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

尽管渎职者造成损失严重，但他们容易得到人们的宽容，如“好心办了坏事”等，这种说法往往成为为渎职者开脱罪责的理由。同时又由于现行法律对渎职犯罪设定的刑罚偏低，造成对渎职犯罪处罚偏轻。据统计，在渎职犯罪案例中，被判缓刑的约占５６％。在判实刑的案例中，往往也只是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廉政周刊》点评：职责不容亵渎，人民生命财产不容儿戏。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严惩这种“不落腰包的腐败”。以礼代贿：贿赂也讲究包装

现如今，行贿受贿披上了礼尚往来的面纱（见图表六）。据统计，有６０％的贿赂犯罪案件是以“红包”、感谢费、过节费等名目出现的。在“这是正常的人情交往”的掩饰下，贿赂行为往往容易得逞。有了这层礼节性的包装，又与感情投资相结合，就容易掩盖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等丑恶罪行。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李铁成，受贿的途径主要是在自己手术住院、三个子女结婚，再加上逢年过节等时候。他用这些“人情往来”的幌子，掩饰受贿的实质，然后再大肆卖官。

《廉政周刊》点评：礼尚往来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但不能成为贿赂犯罪的伪装。在法律面前，任何伪装都无法掩盖贿赂犯罪的本质，这种礼节性的伪装实质就是包裹着砒霜的“糖衣”，到头来，只能是害人害己。贪官蜕变：与生活作风有关

一些贪官的蜕变，往往与色情腐败有关，而从权色交易到与情人互相勾结、共同犯罪，更说明色情腐败的严重危害（见图表七）。常见的是，贪官幕后操纵，情人台前收钱；贪官收钱后交给情人享用或共同挥霍；由情人出面牵线搭桥、招揽生意，贪官用权换钱。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与其情妇李平共同受贿４０００余万元案，就是由李平出面“揽活”，收取钱财，成克杰则在幕后“点石成金”。江苏省连云港市卫生检疫局原局长田宗庆与女副局长朱本美成为情人关系后，利用职权联手捞财，把９２万元公款装入了自己的腰包。

《廉政周刊》点评：这种权色交易的腐败，是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最近几年披露的高官犯罪往往都有权色交易，这种犯罪不仅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还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污染了社会风气。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对构成犯罪的依法查办。同时，要加强监督，尤其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及时查处，不可以视为生活小节、作风问题而置若罔闻或者不了了之。

对官员来说，色情腐败并非生活小节。从放纵小节到权色交易，从权色交易到共同作案，一些贪官的堕落轨迹再次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贪官蜕变往往与生活作风不良有关，而放纵欲望就是放弃自由甚至生命。金融腐败：出现三种新动向

金融系统一直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区，目前呈现三种新动向（见图表八）——

团伙作案。据统计，团伙作案为２４３件，占统计总数的６１％，并且呈逐年增加之势。由于金融系统管理的特殊性，制约环节多，监管相对严格，单个作案不容易得逞，因此，一些利欲熏心者，或拉拢腐蚀有关人员，或相互串通，内外勾结，侵吞、挪用国家资产。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工作人员与社会上一诈骗团伙相勾结，私刻印章，伪造凭证，骗取银行贷款３．２８亿，该行包括原行长在内的３０多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携款潜逃。在携款潜逃的职务犯罪案件中，金融系统以人数多、数额大居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金融腐败分子往往经过周密策划，或早将家人移民国外，或将财产非法转移国外，一旦时机成熟或一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相互勾结，相互掩盖，相继运用各种手段，共盗取４．８３亿美元逃往美国和加拿大（２００５年，余振东被遣返回国）。

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随着金融信息化的发展，利用信息网络等科技手段作案的问题也日渐突出，此类案件约占金融系统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２２％。有的是盗取系统密码，非法转移账目资金；有的是伪造金融凭证，盗取客户账目资金；有的是修改交易数据，非法转移客户保证金。与高科技手段犯罪相伴随的是，犯罪人员年轻化、智能化，且高学历者和一线操作人员居多。

《廉政周刊》点评：预防和遏制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必须对重

要岗位、重要人员加强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免疫力”。同时，要完善和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强化监督制约，实行重要岗位轮换制、任职回避制；强化技术监管，堵塞管理漏洞，对重要岗位的技术人员加强监督，对重要金融凭证、信息密码加强管理，防止失窃和盗用。会计犯罪：手段多为做假账

在３０００余起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财务人员犯罪的有２３０件２７６人，涉案总金额高达１１．４８亿元。统计资料显示，这类人员大多拥有高学历，具有作案手段隐蔽、持续时间长、涉案金额大的特点（见图表九）。他们的作案手段大都是利用职务之便做假账。

收款不入账或少入账，这是最简单而又常见的作案手段。此外，虚列伪造账目支出，少支多报，重报支出；篡改账目、伪造票据、调账平账方法侵吞公款，这种手段较为隐蔽，犯罪不易被发现。这两种作案手法也是财务人员较常采用的。还有一种就是，把公款通过转存入个人账户挪用或直接侵吞库存现金，此种手段风险大，所以多为一次性作案。

财会人员之所以敢把手伸向单位或客户的钱，除了他们心中的贪欲、管理中的漏洞外，和单位领导与之同流合污不无关系。在这期间，单位领导和财务人员构成了利益共同体，互相包庇。如震惊四川的巴中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原两任局长魏林森、曹忠诚伙同单位财会科原科长陈鉴、原税收会计张红英贪污挪用巨额税款１５０２万余元窝案，就是典型一例。

《廉政周刊》点评：财会人员利用做假账作案，手段隐蔽，不易被发现，因而作案持续时间长，犯罪数额大。一个假字的背后，无不是巨额资产的被侵吞和挪用。假账不仅滋生着腐败，而且还败坏着社会风气。因此，治理和预防财会人员犯罪，应从治假、打假入手。村官腐败：侵吞土地补偿款

农民以土地为本，土地补偿款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却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土地管理部门人员打起了土地补偿款的主意。侵吞土地补偿款占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６０％以上。

这样的案例有很多，如：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３年，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庄村两委班子１１人多次采取虚列、冒领或虚增补偿金等手段侵吞土地补偿款近千万元，又先后１７次套取８０余万元土地补偿金，秘密私分。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办事处大理村原村委会主任金明池，将收取拨下来的土地补偿款后隐瞒不报，从中贪污６７万元、挪用４６万元。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区道义镇郭七屯村原支部书记邢仲凯多次将村集体土地转让补偿款２００万元非法占有。

《廉政周刊》点评：由于土地补偿款发放不规范、价格波动大，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没有知情权和监督权，这就为少数村干部暗箱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必须捅破这层不透明的“窗户纸”，推行村务公开，实行阳光操作，将土地补偿款的发放标准、数额以及款项发放、管理、使用等情况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的监督，才能堵塞各个环节的漏洞，让暗箱操作者失去市场，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得到应有的补偿，以保障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防止权力与贪欲结合

□河南省济源市检察院检察长 李宏民

职务犯罪信息库从一个侧面发现了新形势下职务犯罪的一些特点、规律、手段，也反映出在思想教育、制度管理、监督制约和惩治等方面的漏洞，为有效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资料。一个个贪官的蜕变轨迹，也能使我们受到深刻的警示教育。

腐败的实质是钱权交易，是权力和贪欲的结合。分析表明：腐败在当今社会滋生和蔓延并非偶然。一方面，新旧体制的交替，思

想教育、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的漏洞，监督的缺失，容易使权力失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一些人民公仆理想信念丧失，人生观、价值观发生错位，容易滋长贪欲。

因此，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构筑起牢固的思想防线。而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更是必不可少，要以防止和避免钱权交易为重点，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对领导干部权力的运作实行有效的规范和监督，使人事权、司法权、审批权、行政执法权等权力的运行都置于监督之下，防止权力与贪欲的结合。

同时，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土地批租市场、金融市场、政府采购市场、医药市场等，大力推行信息公开，全面实施“阳光工程”，防止隐形市场和暗箱操作。

检察机关则要针对职务犯罪的新动向，在新经济领域、资金高密度领域、垄断性行业开展预防，帮助他们堵塞管理漏洞，加强对人、财、物的管理，遏制职务犯罪的高发势头。

（本文执笔人：王悦 赵海利 张璞 张利 冯婷婷 林小强 陈明杰

图表制作：吴银 漫画：张浩

第四篇：当前我国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

关于当前我国职务犯罪的 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

当今世界，腐败被称之为‚全球灰色瘟疫‛、‚腐败癌症‛。正如有些学者所讲：无论是在少数发达的工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被看作‚典范‛的西方民主国家，还是脱胎于前东欧的新‚民主国家‛；无论是在自称为‚高度法制‛的国家，还是在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国家，腐败的存在无一例外地象瘟疫一样，极大地侵蚀着社会的公平正义，破坏着经济发展，腐蚀着政治清明。特别是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国外称之为‚公务员犯罪‛或者‚白领犯罪‛。在我国，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贪污受贿、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侵犯公民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的管理职能，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亵渎权利的集中表现，是最为严重的腐败形式，其危害居各种腐败现象之首，它使社会公共原则和政府管理秩序遭到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被扭曲，国民的凝聚力被涣散，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没有保障，造成市场经济秩序紊乱和国家巨额资产浪费，效益下降，民心丧失，已经成为危及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心腹之患。所以，从古至今，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并且把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作为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颁布严厉的专门法律，组建权威的惩防机构，动员广泛的群众参与，取得了明显成效（透明国际、英国之行）。我们党也是一样，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反腐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从建 党之日起，就把‚反对腐败‛庄严地写在了自己的旗臶上。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三代领导人更加重视反腐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强调：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关系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表明：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始终保持了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积极开展各项预防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反腐倡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透明国际的评价：我国从98年至08年，由2.5上升到3.5，其他国家则用了数十年）。但是，由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一些领域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够完善，客观上存在腐败现象滋生的空间和漏洞。加之一些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以权谋私导致腐败现象易发、高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贪污贿赂犯罪的蔓延势头在有些地区和部门还没得到有效

遏制。

一则案件数额越查越大，全国检察机关90年查处的百万元以上案件仅17件，94年上升到367件，96年上升到575件。然而到了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查处百万元以上案件35255件，平均每年7051件。最高案值也在不断刷新，如河北省机械厅原副厅长李友灿因受贿4700余万元被判处死刑，其单笔受贿金额最高是1600万元；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1.1亿多元，其单笔受贿最高是8250万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等等。二则贪官职务越查越高。全国检察机关93年至97年，查处的县处级以上干部2903人，其中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而2003年至2007年共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13929人，其中厅局级干部930人，省部级干部35人，分别上升了380％、251％和400％。三则顶风作案现象比较严重。我省近两年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当年或继续作案的占78％；我市2005年至2008年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当年或继续作案的占53.1％。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我们侦破能力的提高；但另一方面说明这些犯罪分子藐视法律，胆大妄为，无所顾忌。四则‚一把手‛犯罪突出。山东省检察机关近年来查处的700多名县处级干部中，担任‚一把手‛的占57％。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受贿案，牵出40多名‚一把手‛；马德、韩桂芝、田凤山受贿串案，牵出50多名‚一把手‛；李大伦受贿窝案，牵出76名‚一把手‛；孙楚寅受贿案，牵出30多名‚一把手‛等等。‚一把手‛犯罪社会影响大、造成危害大、查办难度大，这是

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

二、渎职侵权犯罪对社会的破坏力日益凸显。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全国人大十一届一次会议的报告显示：2003年至2007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4973件/42010人，渎职行为共造成14049人失去生命，2033人严重伤残，直接经济 损失达439.8亿。2008年又立案侦查各类渎职侵权案件7240件/8939人，其中重特大案件3211件，县处级以上犯罪大要案307人。有关部门作了一个对比分析，1998年至2002年间，平均每件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造成的损失是18万余元，而同期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造成的损失是245万余元，二者相差近25倍。由此可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其具体表现为：一是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如2007年至2008年，全国发生的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18起特大事故案，造成680人多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亿多元。有136人因执法者监管不作为而构成渎职侵权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有350多人因失职渎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二是滥用职权，违法从事公务。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一旦权力到手就狂妄自大，为所欲为。某地法院院长听到背后有人骂他，就命法警将骂人者捆绑毒打；某县县长对几名干部举报其违法行为不满，就指使政法部门将举报人定罪判刑；有的因单位或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就利用职权，以‚查税‛、‚查费‛、查账‛、‚查假‛等手段报复执法对象。还有四川省成都市住房改革资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杨灿智等人，因滥用职权，造成住房公积金损失2亿余元；湖南省娄底市原常务副市长等人因滥用职权，造成住房公积金损失8200万元。据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推算，我国每年因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万亿元，占GDP的6%左右。三是徇私舞弊，权钱交易。近年来，查办的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犯罪案件，绝大部分与土地征用/房地产开发以及国家管控的重要资源、重要项目、重要 配额有关。如成克杰、胡长清、刘方仁、李嘉廷、陈良宇等人，无一不是插手经济活动，为自己和亲人牟利。广东省安监局原副局长胡建昌，受贿4万港币，便违规给一家不符合安全条件的煤矿发了生产许可证。不到两个月，该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夺走了123名矿工的生命。四是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如海南省琼中黎族自治县法院一副院长，在缺乏执行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竟批准拘留85名被执行人；河南省周口市一个住户，仅因对一名法院书记员的姐姐说了一句牢骚话，竟被公安局三个民警殴打致死，情节恶劣，令人发指。

三、群体犯罪导致地域性窝案串案增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成为经济建设的主要形式，带来的是多环节、多层次的社会组织和管理，使得每一个环节都容易发生权钱交易，因而容易形成一个腐败链。再则，不少‚一把手‛犯罪造成的上行下效、交叉感染，加之金钱诱惑，很容易导致‚一窝蜂‛式的犯罪。从掌握的情况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这种地域性窝串案越来越多，涉及的人员越来越广，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如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因受贿等犯罪被判处死刑后，《中国新闻周刊》以《广西现象》为题，披露了广西地区的腐败犯罪问题，仅2000年1月至9月，广西检察机关就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998件。其中贪污贿赂案件883件1020人；渎职案件115件145人。从当时看，查处腐败分子之多、层次之高、领域之广、个案金额之大是绝无仅有的。辽宁省慕绥新、马向东案件中，涉案人员400余人，其中副省级1人、副市级4人、正局级11人、副局级7人、县处级100余人，包括沈阳市原市长、常务副市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和2名副院长、市政府秘书长和3名副秘书长以及9名局长，已收缴和扣押的赃款赃物、非法所得共计2亿多元。黑龙江省马德案牵出了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绥化市市长王慎义等260名官员。这一连环腐败案，涉案面积大、范围广、影响深，被媒体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卖官案‛。马德作为市委书记，向下受贿，向上行贿。下面县长便上行下效，使贿赂下线延伸到乡镇一级，形成了一个跨省、地、县、乡在内的纵横交错的腐败生态链。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受贿案牵出158名官员。李大伦因受贿1400余万元被判处死缓，市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曾锦春因受贿3100余万元被判处死缓，市长周政坤因受贿120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副市长雷渊利因受贿230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们的犯罪行为带坏了一大批干部，导致大面积腐败盛行，给党和政府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四、权色交易成为挑战社会公序良俗的一大毒瘤。近年来，作为贪腐共生现象的权色交易呈现出蔓延扩展的趋势。著名婚姻法专家巫昌祯教授的调查表明，领导干部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的领导干部职务犯罪中，95％以上有情妇。他们由权入色、由色入贪、贪色兼容的堕落轨迹惊人的相似。《南方周刊》截取了2000年以来开庭受审和新近案发的41名省部级高官的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其中36名被曝拥有情妇。原中国建行董事长张恩照的辩护律师说他本人当过39个副省级以上高官的 辩护人，只有张恩照一个人没有情妇。《人民论坛》杂志开展了‚党政领导干部应谨防哪些诱惑？‛的调查，结果显示，排在首位的是‚美色诱惑和性贿赂‛。所以，胡锦涛总书记近几年来，三次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将作风建设上升到党性修养高度。权色交易造成的严重社会危害有：1.腐蚀了一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他们以权谋色首先导致了以权谋财，使色官变成贪官。2.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可以设想，我国每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2500人左右，95％以上有情妇，就按每个情妇花销在50万以上，加起来这个数字也是惊人的。据说，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在情人身上花费3千多万元，张家港市烟厂原厂长李国庭在情人身上花了2千多万元，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在9个情妇身上花了一大笔钱，仅在一个黄姓女人身上就花了1500多万元。3.严重干扰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秩序。贪官包养情妇和接受性贿赂以后，必然要滥用职权或采取其他手段为其谋取不法利益，如违规审批、违规放贷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卖官买官、干扰正常的干部选拔程序；以色拉拢司法干部、导致司法腐败等等。如中国银行原副董事长刘金宝为回报情妇，先后违规批准贷款18亿，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4.严重破坏社会治安。一些地区黄色屡禁不止，贪官贪色是一个重要因素。再则，贪官贪色诱发许多不安定因素。如原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局长梁冠中杀‚二奶‛后碎尸、原云南省昌宁县委书记杨国瞿杀死情妇、原山西省阳泉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科长王俊平雇凶杀死‚二奶‛母女焚尸等等，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的稳定。总之，贪官贪色腐蚀的是党的干部，损害的是党和政府形象，损失的是人民群众的巨额财产，摧毁的是人们思想道德防线，败坏的是社会风气。

五、家庭成员共同犯罪同堂受审成了职务犯罪的一道法制教育的风景。一些领导干部不能廉洁自律，又放纵家人，导致亲情扭曲、防线失守，家庭变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据有关部门对3000多起案件进行分析，家庭成员共同犯罪有510起，约占17％。职务犯罪家庭化是腐败的一个新动向，它是由领导干部个人实施腐败犯罪向以家庭血缘关系为背景共同实施职务犯罪的转变，是职务犯罪通过家族关系向社会渗透的重要标志，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和隐蔽性。主要分为以下情形：一是丈夫主动型。做官的丈夫主动贪污受贿，老婆孩子收钱窝赃。如重庆巫山县原交通局局长晏大彬受贿2200余万元，其老婆帮他收钱，并一起装了8个箱子，隐藏在购买的新房内，晏大彬被判死刑，老婆被以窝藏罪判刑。二是妻子主导型。主要是指那些‚惧内‛的官员，他们对妻子百依百顺，有求必应。妻子则以吹枕边风，百般恳求等手段，为丈夫腐败推波助澜，硬是把丈夫一步步逼上犯罪道路。原宁波市委书记许某就是经不住妻子的再三劝导，帮助别人解决贷款，结果受贿400万元，给国家造成损失数千万元，结果夫妻双双进了监狱。三是共同参与型。就是家庭成员齐上阵，既有分工，又有配合，甚至批条子、打招呼、收受贿赂一条龙作业，形成了以官员为核心的职务犯罪圈子。有的夫唱妻随，有的父子联手，有的公媳合作，有的翁婿互助，有的全家动员等等。如河南沁阳铝电集团公司原总经理秦某，因受贿等犯罪被判处死刑，他的妻子、儿 子、女儿、女婿一家十口人也因涉嫌贪污、受贿、包庇等罪名入狱。还有韩桂芝，她的妹妹、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共六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四是分别腐败型。夫妻双方都是领导干部，各有各的腐败渠道和方式，分别实施犯罪，结果殊途同归，一起走进了监狱。五是子女强迫型。现实生活中，有的官员并无腐败之心，倒是他们的子女时时觊觎着父母的权力，并且千方百计地强迫父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四川省原副省长李昌达，从教师到副省长，一生谨慎，结果因为受女儿之逼，利用职权违规批准一家公司挪用429万美元，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而被判刑。腐败的家庭化、家族化发展下去，就会加剧社会贫富分化和资源集中，形成以家族为代表的少数财富家团，直接腐蚀、瓦解其他官员，加速权力系统的腐烂速度和腐败程度，影响社会公德和国家的经济基础。

六、经济建设热点领域成了职务犯罪的‚重灾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建设热点不断变化，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也随之调整了进攻方向，把黑手伸向热点领域，直接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

一是土地系统和房地产行业职务犯罪案件高发、多发。2008年，安徽省检察机关在该省土地管理系统就查办贪污贿赂、渎职案件50人，仅市、区局长就有30余人。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会诊房地产领域‚腐败综合症‛。他们认为，近年来房地产领域已经成为腐败大案的多发‚重灾区‛。如重庆地产窝案，有10名厅级干部因受贿而落马。该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受贿1796万 元，副局长梁晓琦受贿1589万元，分别被判死缓。还有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和市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一个被称为‚炒房区长‛有14处房产，一个向开发商要钱低价买了多处房产，两人分别被判死缓。广州市花都区国土局原局长谭斌因违规转让6000亩土地使用权造成损失高达3.4亿元，被绳之以法。二是工程建筑领域成了实权人获取高额回报的领域。近年来，不少贪官利用手中权力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批租十分突出，涉案人数占整个案件的40%左右，而且涉案金额巨大。已查处的交通厅局长中，95%以上是直接干预项目招投标工作，为他人承揽工程而从中收受贿赂。成克杰、陈希同、刘方仁等高官也都是插手工程大发横财而走上犯罪道路的。青岛市规划局长也是利用批准房地产规划项目之便收受贿赂860万元。三是开发区成了贪污贿赂犯罪的高发区。如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原副局长赵国利鲸吞公款2000多万元案；常州市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许和平、副主任赵锦土、开发区公安分局原局长沈剑平、开发区贸易发展局原局长戴建华等40多名犯罪分子，鲸吞公款数百万元。我市沌口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梁耀源，因受贿罪被判刑8年。重庆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唐文峰挪用公款2.18亿元，受贿982万元，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2462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四是国有企业改制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最后的晚餐。郑州电信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丁继平、副总经理张向武、朱培春等10人采取虚列项目、打白条等手段，贪污、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达800余万元，10人分别被判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哈尔滨一家原本拥有35.28 亿债权的国有企业，由于主管部门及企业领导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竟然以1.65亿元的价格‚打包‛转让，中间商获取暴利，国家却遭受重大损失。

（二）关于当前我国职务犯罪的对策研究

上述职务犯罪的实证分析，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腐败的发生发展规律和态势及其危害性。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蔓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推进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一、充分发挥司法的控制作用，彰显反腐败预防职务犯罪的声威。

严肃查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是直接有效遏制腐败滋生蔓延势头的重要手段，它具有四个方面的效应：一是威慑效应。即通过案件的查处，狠狠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震慑违法犯罪人员，以儆效尤。二是挽救效应。即通过查处，挽救犯错误的干部，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三是鼓励效应。即通过案件的查处，增强人民群众反腐败的信心，激励群众反腐败的热情。四是维护效应。即通过办案，纯洁党的组织，维护党的纪律。要把这四种效应发挥到极致，关键要看惩治犯罪的力度，着重抓好以下几点：

一是必须始终保持查办案件的强劲势头，真正实现‚凡腐必惩‛。严肃党纪国法，坚决查办违法犯罪案件，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这些年，贪官似乎越抓越多的怪现象说明，我们的刑罚的威慑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职务犯罪的黑数还大量存在。某省检察院搞了个900人参加的问卷调查，有29.2％的人认为职务犯罪被查处数与实际发案数的比例在10％以下，有44.8％的人认为在20－50％之间，有26％的人认为在60％以上。我市2006年至2008年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有33.2％是自行发现的。所以，我们不能迷信‚杀一儆百‛的效用。如果在100个贪官中只有一人被捉，就算杀了头，对于其他人又能有多大威慑作用？难怪有的专家说五十年代杀了张子善、刘青山，管了30年，现在年年在杀，也没有那时的作用。道理很简单，刑罚最大的威慑力不在于它的残酷性，而在于它的及时性和必定性。如果100个贪官中有99人被捉，即使每人只判几年刑，那刑罚的作用将是巨大的。‚凡腐必惩‛就没有人敢腐，‚伸手必被捉‛就没有人敢伸。事实说明，办案才是硬道理。这就要求我们检察机关，还有纪检监察部门一定要充分履行职务犯罪监督职能，提高发现线索的能力，提高侦查水平，加大查办案件力度，通过严查，最大限度地减少职务犯罪黑数，彰显惩治的特殊作用。

二是必须突出反腐败的重点，加大惩治领导干部腐败的力度。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央多次要求突出查办领导干部职务犯罪大案要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又再次强调：‚要严肃查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种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的案件，决不让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把领导干部作为查办和预防的重点对象，这是他们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因为他们掌握的权力越大，腐败的几率就越大，造成的危 害就越大，产生的影响就越大。依法严厉查处领导干部职务犯罪不仅能向公众表明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坚强决心，而且能够有力地震慑其他职务犯罪。但领导干部职务犯罪具有智商高、权力大、反侦查能力强等特点，所以，加大领导干部惩治力度，一则体现在敢于查处上。对领导干部中的腐败分子要依法严惩，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二则体现在抗干扰上。要采取有效措施，制止领导集体或个人干扰执法，以权压法和为犯罪分子提供保护伞。三则体现在除恶务尽上。就是他们的同案犯或者利用他们职务之便作案的其他人，主要指他们的配偶、子女。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越是高级干部子女，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犯罪案件就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因此，不仅要坚决查办案件，而且要使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痛不欲生。‛以彰显法律的威严。

三是必须充分发挥刑罚的制裁功能，增加腐败犯罪的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想控制腐败犯罪行为的发生，就必须设法增加腐败犯罪的成本，而刑事制裁是提高腐败犯罪成本最有效的措施。首先我想谈谈对行贿人的处理问题。记得2006年，香港发生了内地研究生陈静行贿老师买考题的案例。陈静希望得到期终考试试题和答案，给香港一大学老师送了1万港币，结果被香港法院以行贿罪判处陈静即时入狱六个月，1万贿款充公，并且被开除学籍，人生将被记上永远抹不去的贿赂犯罪污点。该案从发生、举报、完成调查到法院判刑仅用了9天时间，其威慑效果、教育效果是巨大的。反思我们在对行贿人的查处上，的确有一个 打击处理太轻的问题。有一个贪官在监狱里曾说过‚行贿人象蚂蟥一样叮着我，周围的人像赶鸭子一样把我送进监狱。‛不少的当权者，特别是‚一把手‛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围追堵截‛，光靠良心、靠信念来抵抗，是软弱无力的。发生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以原副院长柯昌信、胡昌尤为首的受贿窝案，牵扯20多名法官，而行贿者中有40多人是专攻法律、有较高的政治和法律素质的律师。安徽省滁州市原人大副主任、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接受207人334次的贿赂。207个行贿人遍及37个乡镇，行贿率达100%。行贿不灭，受贿猖獗。因此，一定要充分认识严肃惩处行贿犯罪对于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受贿犯罪的重要意义，在继续严肃惩处受贿分子的同时，对严重行贿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严肃惩处，坚决打击。其次，我想谈谈‚轻刑化‛问题。据有关资料表明，近年来，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判免刑和缓刑的比例从2001年的51%上升到66%；特别是渎职侵权案件，则由2001年的52%激增为82%。如2006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矿难等事件背后的职务犯罪嫌疑人629人，法院对249人作出刑事判决，免刑131人，缓刑107人，两项人数占总人数的95%。2006年底，山西左云矿难渎职案件中，12名渎职官员，有9人被判处缓刑，3人被免予刑事处罚，而这起事故却造成了56名矿工死亡。这种‚轻刑化‛危害很大：它打击了人民群众同腐败作斗争的满腔热忱，放纵了腐败分子，挫伤了反贪干警的积极性，损害了公平正义。正如亚洲预防犯罪基金会主席敷田捻在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上所讲：当前最重要的是完善各国的审判制度。如果刑事审判 制度得到很好的完善，犯罪后能逃避处罚的概率降到很低水平，将会给犯罪分子以最大的威慑。

二、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作用，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深做透做扎实。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预防职务犯罪的基本保证。思想教育特别是廉政教育，它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表现形式，更是解决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自觉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重要途径。充分发挥其作用，使每个党员干部进入一种自律形态，即‚我应该廉洁‛、‚我要廉洁‛和‚我想廉洁‛，关系到反腐倡廉建设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总体成效，对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有着重大意义。

一是通过强有力的廉政教育，形成全社会的反腐败氛围。腐败是一个社会问题，必须通过社会力量才能解决。著名法学家王牧说过‚犯罪学理论发现：归根结底，犯罪根源于社会。因此，最有效的犯罪对策存在于社会之中，这就是犯罪的社会预防。‛反腐败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这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人民群众既是腐败的直接受害者，他们对腐败危害的感受最真切，反腐败愿望最强烈，他们又是反腐败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最高。所以，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我们反腐败的生命力之所在。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向人民群众宣传反腐败的法律意识和同腐败行为作斗争的自觉性，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反腐败。二是通过强有力的廉政教育，牢固树立敬畏法律的观念。我们在办案中发现，不少贪官有一个共性，他们在忏悔时往往把‚不懂法‛视为他们走上腐败之路的原因之一。比如说，四川乐山市中区水利局原局长曹桂芳忏悔时说：‚不学法、不懂法、不守法…直到被逮捕，才知贪污是重罪。‛四川南充市高坪区原区委书记杨毓培忏悔时说‚深刻剖析自己犯罪教训时，我发现自己最致命的问题是不知法，不懂法。‛云南澄江县政法委书记何久能在忏悔中说‚我走到这一步，是不学法的结果，是不学法害了我。‛浙江绍兴县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张志峰，具有博士学历，在庭审时，他也忏悔道‚如果有来生，我会认真学法。‛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只是个托词。再如商务部法条司巡视员郭京毅、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玉栋、神华集团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总公司副董事长、法学博士王杨、湖南省法院系统‚明星法官‛唐吉凯、江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许晓刚等等，他们不会不懂法，可也走上了贪污受贿的犯罪道路。事实告诉我们：腐败与是否知法无关，关键是要有敬畏法律的观念。否则，即使是法学专家，资深法律工作者，也会成为犯罪分子。就像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副行长于大路忏悔的那样‚要时时刻刻把法律之剑悬于头顶，用道德之绳捆住双手，用理想之光照耀心灵，才不至于丧失党性，迷失方向。‛这也提醒我们，在强化廉政教育时，不仅要使我们的党员干部懂得什么是犯罪，以及犯罪之后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更要使他们知道法律的权威性和不可触犯性，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从而达到‚不敢犯‛的效果。三是通过强有力的廉政教育，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首先，加强干部的廉政教育，必须以坚定我们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为重点。很多贪官就是因为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理想信念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迷失了方向，滑向犯罪深渊。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张恩照、国家电力总公司原总经理高严等人都是从丧失了政治信念后走向堕落。丛福奎甚至成了佛家弟子，被封法号。他们烧香拜佛，寻求保护，张恩照还专门请了一位‚半仙‛给他算命，说他晚年一定顺利，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敬神拜佛花费达几十万元，但最后都没有逃脱牢狱之灾。胡长清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了余地‛，他给家人都办了护照。山东泰州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有的贪官总结说：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应该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正如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在忏悔时所说：人一旦丧失信念，就像一头飙狂的野兽，不是掉进深谷自取灭亡，就是被猎人开枪打死。‛其次，加强廉政教育，必须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贪官们把官和钱看得太重了，私欲严重膨胀简直让人难以理解。中行原行长刘金宝受贿8000万，在上海拥有7处房产，可他的母亲和一个傻弟弟却住在一个四五十年的破房子中他也不管。他在香港养的小狗的看病费用，也拿到单位报销。河北省机械厅原副厅长李友灿受贿4700多万元，大都放在家里，每天回去 都要数一数、摸一摸，他还告诉记者‚这叫静静地欣赏‛。河南省交通厅三名厅长‚前腐后继‛的第一任厅长曾锦城说‚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还是大家拿，不拿白不拿。台上有人给你钱你不要，等你下了台就再也没人给你送了‛；第二任厅长张昆桐说：‚党内腐败问题积重难返，现在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关键是看招数，只要别撞到枪口上就行‛。他们认为‛四海皆秋气，一室难为春‛，分不清主流与支流，结果走向犯罪深渊。

四是通过强有力的廉政教育，净化每个党员干部的心灵。廉政教育不同于其他手段，不具有强制性，不一定立竿见影。但‚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人们的思想，使每个党员干部都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具体就是要把好‚四关‛。首先要把好初始关。比如说现在的行贿人，他们行贿时都一再‚包装‛，即使你第一次拒收，他也要看你拒收的脸色是‚晴天‛还是‚多云‛，他也要捉摸你拒收的态度是坚定还是犹豫，他还要再三判断你拒收的原因是嫌少还是当时的环境不好等等。有的人为了掩人耳目，总是要寻找和等待多种机会和借口。如逢年过节看望一下，住院治病慰问一下，家人生日祝贺一下，出国考察支持一下，家有丧事凭吊一下，乔迁新居意思一下，孩子结婚(升学)表示一下，已提拔者感谢一下，想提拔者争取一下，关系好的加深一下，关系一般的亲近一下，暂无求者铺垫一下，如此等等，就这‚十二下‛，对你能否坚守住底线，把好初始关，就是个严峻的考验。只要你接受一下，哪怕是偶尔疏忽，那就成了‚湿手抓面，想甩也甩不净‛。李真的贪念是从一条烟开始的；巫山县的晏大彬受贿2226 万元是从一条领带开始，重庆规划局长受贿1796万元是从第一次收红包50元开始的。由此可见，把好初始关是十分重要的。其次要把好交友关。一定要瞪大眼睛交友，千万不能让那些心怀鬼胎的势利小人钻了空子。当他给你送礼或请你吃饭，心里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特别是那些商人，他们信奉的是无谎不成媒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哲学，他们看上的是你手中的权，梦寐以求的是用他的钱买你的权，用你的权换取他们更多的钱。根本谈不上交朋友。所以，沈阳市原财政局长李经芳在监狱里深有体会地说：‚往往是铁哥们把铁哥们送进了铁笼子。我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人送了钱打死不说的，从来没有。交待最及时的往往是情人，揭发最彻底往往是哥们。‛湖南省邵阳市检察院渎侦局原局长根红苗正，多次被评为全国和省市先进。由于他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交上朋友，上了贼船触犯刑律被判刑。他无比悔恨地说‚我之所以走上犯罪歧途，主要是因为交友不慎。‛第三要把好道德关。有句话说得好：‚贪如水，不止则滔天；欲如火，不遏则燎原‛。特别是色欲，即权色交易。我们要探索有效遏制权色交易的新举措，严肃党纪国法，严厉查办官员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职务犯罪案件；强化对官员私生活的监测，把官员生活作风的监管纳入反腐败视野，使反腐败趋向精细化；创新教育方式和内容，注重提升国家工作人员的生活情商并有效干预其心理健康，使他们远离权色交易腐败。第四要把好权力关。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的。但是权力是可把‚双刃剑‛，一旦变异，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就是对权 力的亵渎，最终被权力所伤，甚至丢掉生命。如成克杰、胡长青、王仁杰、王怀忠、郑筱萸、李真、李有灿、戚火贵、晏大彬等一批贪官，正是在玩弄权术，以权谋私中走上了断头台。所以，一定要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也就是要讲官德，以德从政，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永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三、充分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推动反腐败斗争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反腐倡廉和预防职务犯罪制度建设，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核心内容和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是确保反腐败斗争科学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这种制度的建立，不会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会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此，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我国的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江泽民同志也讲过，反腐败‚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障，监督是关键‛。胡锦涛同志也一再强调：‚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我们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保证‛。‚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防治腐败的工作领域‛。我们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工作规划》，不断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和预防职务犯罪法规制度。

一要注重制度制定的前瞻性和及时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定出台了一批有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制度规章，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 济发展中可能带来的负效应分析不透，预测不准，导致有些制度相对滞后，不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今后制定规章制度，一定要紧跟改革开放的步伐，适应党的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通过对各项工作的及时分析和准确预测，尽早制定相关制度规定，尽快规范各种从政和经济行为，从而阻断某些党员、特别是手中有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钻制度的空子，以权谋私，违法犯罪。

二要注重制度制定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有关反腐倡廉建设的法规制度有7000多个，仅国企方面就有制度规定10000至12000项，但由于不配套，有些制度刚性不强，只规定了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而没有规定违反了制度应该如何处理；有些制度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有些制度弹性过大，让人无所适从，缺乏可操作性，制约了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要克服在制度方面的无序状态，按照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原则，为适应反腐败斗争的需要而制定各项制度，并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修订已出台的法规制度，从具体事件上规范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保证各项制度在实践中更具有可操作性。

三要注重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制度是由人制定的，更要靠人去执行。苏格拉底在讨论政治秩序时认为，守法精神比法律本身重要得多。当前缺乏的不是制度，而是遵守制度的精神。若没有守法精神一以贯之地支配人的行为，指望通过不停地制定和修改法律制度来解决腐败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如贵州茅台酒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有句口头禅‚人情大于王法，关系重于制度‛。有一个法院院长说：‚老子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正是这种践踏法律、藐视制度的心理，前者受贿3000多万元，后者贪赃枉法，皆成为历史的罪人。因此，一定要强化制度的执行力，不管是谁，都不能有凌驾法律制度之上的特权，要树立制度执行比制度制定更重要的观念。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执行和落实。制度越完善，执行越有力，产生腐败的机会就越少。每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模范遵守和执行各项廉政制度，坚决制止违反廉政制度的行为，真正体现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四、充分发挥监督的制约作用，堵死滋生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通道。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与制约，是有效预防腐败的关键。防止权力滥用，必须强化监督。然而，当前由于种种原因，监督权往往与被监督权在司法中失衡，使得监督机构的职能作用受到限制，具体监督人的作用不能很好发挥。在有些地方，纪检监察工作处于一种不能监督、不敢监督、不准监督的尴尬境地。正如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总结监督中存在的问题时说：‚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河南省交通厅三任厅长前‚腐‛后继就是最好的例证。最后一任厅长石发亮总结说‚对权力的行使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手段，是我们三任厅长落马的共同悲哀。作为一把手，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拨款一支笔，招投标一个条，用 人一句话，决策一手拍。最容易滋长唯我独尊、自以为是的骄傲情绪；最容易出现临时动意，个人决断；最容易出现随意表态和当场说了算的现象。那么腐败的产生，官德的丧失只是个时间早晚问题，程度深浅问题，罪恶大小问题。我们的悲剧说明，任何不要监督，缺乏理智、法纪和良心的‘绝对权力者’最后都会堕落为金钱的奴隶。‛因此，一定要把权力运行全方位臵于严密的监控之下，使监督贯穿于决策到执行的全过程，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运行。这里着重强调的是政党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和行政内部监督。

政党监督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既包括了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专门监督，也包括了党组织内部上下级和同级党组织内的监督。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是杜绝个人说了算、专制独裁现象的最有效的监督手段。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查办案件中，我们发现很多领导干部犯罪特别是‚一把手‛犯罪，都是因为领导班子内部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不够，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领导成员之间缺少正常的相互监督，该批评的不批评，该制止的不制止，甚至对有的领导成员胡作非为、蜕化变质的罪行也不敢揭露而造成的。如云南烟厂原厂长褚时健提出要私分300多万美元时，总会计师明知不对也不敢坚持原则，使褚犯罪得逞。再如河南省交通厅三任厅长‚前腐后继‛的第一任厅长曾锦城，一位市领导请他吃饭要请他多拨点交通建设款。曾 指着酒杯说：你喝一杯，我给你增加一百万。不会喝酒的市长硬是喝了九杯，曾当场指示计划处长‚明天给他们市增加九百万。‛还有第二任厅长张昆桐，在一个贫困县检查工作，中午吃饭时，精明的县委书记说‚为了表达对你的欢迎，我们特地把慈禧太后用过的铜火锅供你涮羊肉。‛没想到一句最普通的假话，让张激动不已，他当场对计划处长说‚冲着县委书记的热情劲，明天给他们追加拨款800万。‛试想，如果在场的人有一个敢提出反对意见，如果真正实行了民主集中制，他们就不会这么嚣张。

社会监督即群众监督是我党加强监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夺权—新生—衰败—灭亡‛的历史‚周期律‛时，就决然的说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致松懈。只有让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邓小平也强调：‚要有群众监督机制，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实施纲要》从制度上明确了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最具体、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在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上。但目前，实现群众监督存在一些障碍：一是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想管；二是怕遭受打击报复，不敢管；三是对查办结果失望，不屑管等等。一定要教育群众树立起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做到敢于监督；同时，努力在党内、党外营造民主监督的氛围，通过开展行风评议活动，搞好听证质询、实施公开承诺制，建立保障群众监督的制度机制，引入群众评价体系等形式，使广大群众及时的无所顾忌地对党和 政府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有效监督。

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体现，是揭露和打击腐败行为的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西方社会将舆论监督视为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由于他们奉行的是‚新闻自由‛‚新闻独立‛制度，所以舆论监督也拥有很大的权力：如知情权、调查权、评论权、曝光权等等。这些权力的具体运用，的确为惩治各国的腐败现象出了大力。如利比里亚前总统泰勒、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尼加拉瓜前总统波拉尼奥斯、孟加拉国前两任总统、柬埔寨前首相拉那烈、波兰前副总理等人腐败案，还有日本内阁成员腐败导致安倍总理被迫辞职等等，新闻媒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的新闻媒介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舆论工具，它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在于‚组织舆论宣传，推进反贪倡廉；实行舆论监督，促进为政清廉；开展法制教育，重在启迪人的良知；着意新闻指导，鼓舞人民同贪污行为作斗争。‛这些作用的应用和发挥，为促进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实施纲要》中规定：‚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听取意见，改进工作。新闻媒体要坚持党性原则，遵守新闻纪律和职业道德，把握舆论监督的正确导向，注重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这就要求我们新闻媒体既要敢于监督，又要善于监督，当好‚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廉政的守护者‛。

行政内部监督通常由自我监督（即行政组织内部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了解、督促、指导和控制）、行政监察（即行政监察机关 对所属部门的行政工作实行的专门监督）、审计监督（即国家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对各种经济部门和经济单位的财政、财务、资金收支实况等进行的审查和监督）这三部分组成，是最直接、最迅速和最有力的监督形式，对于发现、揭露、查处和抑制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活动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审计监督，2005年审计长李金华一份审计报告揭开了全国电力系统犯罪窝案的盖子，38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再比如我们在剖析贪污贿赂犯罪时，发现不少单位和部门有大量的小金库和巨额帐外资金，有的竞高达上千万上亿元，不少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如果我们加强了行政内部监督，使各级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臵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就可以及时堵塞漏洞，将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消除在萌芽之中。

各位领导和同志们：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利国利民，千秋功德。我们一定要准确把握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的发展趋势、特点和新情况新问题，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臵，认真查找滋生职务犯罪的深层次原因，仔细探求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还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形成拒腐防变的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努力把腐败降低到最低限度，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第五篇：浅析当前涉农职务犯罪原因

浅析当前涉农职务犯罪原因、特点及预防对策

摘要:近年来,涉农职务犯罪已成为影响新农村建设、危害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从2008年以来安徽省定远县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查办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这一角度出发,分析此类犯罪的主要特点、剖析犯罪产生的原因、介绍办案的主要做法,并提出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关键词:涉农职务犯罪;预防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从中央到地方对“三农”的财政投入力度越来越大,安排下拨的涉农资金越来越多,对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推进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科技水平等起到了巨大作用,但随之而来的是这几年发生的涉农职务犯罪也呈上升之势。以笔者所在的安徽省定远县检察院院为例,自2008年以来,该院共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12件19人,占立案总数的近1/3,涉案金额近百万元。

高发的涉农职务犯罪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已成为影响新农村建设、危害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剖析此类犯罪的特点、原因,介绍办案做法,并及时提出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农村和谐稳定、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推进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的主要特点

通过统计相关数据并结合司法实践,我们发现涉农职务犯罪案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涉案罪名集中化

当前,查办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主要涉及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三个罪名。而该院查办的案件中又以贪污犯罪最为突出,共计8件15人,占涉农职务犯罪立案总数的79%,主要发生在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涉农补贴、退耕还林等过程中,给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带来了极大危害。

(二)犯罪主体多样化

由于国家对“三农”的投入是多方面的,具体的资金下拨、发放主要依赖基层,因此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也涉及到多行业、多部门、多级别,犯罪主体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既有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又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既有科级干部,又有普通农民。

(三)作案手段简单化

不同于其他领域贪腐案件的是,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的行为人的作案手段相对简单直接,情节的复杂程度低。具体而言,贪污、挪用类犯罪的行为人主要是采取虚报冒领、伪造凭证、公款私分、截留挪用公款等方式。如该县吴圩镇某村支书孔某就是通过农业税垫补的方式截留侵吞公款2.8

2万元。受贿类犯罪则主要是犯罪分子许诺在承包工程、办理证件和审批表等过程中提供方便而直接收受他人财物。

(四)窝案、串案较多

过去涉农职务犯罪一般是单人作案,而近年来共同犯罪呈现上升趋势,且多是村支书、文书相互勾结或是拉拢其他村干部共同实施,一般至少需要两到三人,相互串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因此涉及的人数较多,容易形成窝案、串案。如该院查办的的炉桥镇某村干部贪污案就是由村支书、文书、支部副书记、计生专干、会计等五位村委会核心成员经商议后共同实施的,他们采用虚报冒领方式贪污了国家农业税补助资金兑付款共计6.9万元。

(五)案值不大,社会影响大

虽然多数案件涉案金额并不是很大,但是由于涉及民生问题,直接侵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因而社会关注度高,农民群众反应强烈,如果不妥善处理就容易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同时也会严重影响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从而给新农村建设带来不利影响。如永康镇某村支书唐某涉嫌贪污一案,涉及群众几十户,影响范围较大。

二、涉农职务犯罪的产生原因

涉农职务犯罪案件高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又有客观方面的原因,既存在宣传和教育上的盲区,又有监督和管理上的缺失。防范涉农职务犯罪,必须首先全面分析其产生的各个原因,才能探索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途径。

(一)法律意识淡薄

大部分涉案人员文化水平不高,平时也不注重学习提高,法律意识淡薄,在利益面前往往抵制不住诱惑,有些甚至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以该县三和集镇某村支书陶某为例,他在协助地方政府从事土地征收、征用补偿款的管理工作过程中,擅自挪用了7万元公款用于自家生意的资金周转,直到法院判决作出后还想不通:钱是临时借用的,后来归还了也没造成损失,自己怎么还会因此判刑?

(二)监管不到位

早在十八世纪,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就曾说过:“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

败。”[1](P154)当前,随着新农村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在国家支农惠农资金给农村经济带来活力和动力的同时,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权限空间也得以扩大,再加上一些乡镇存在着上级疏于监督、同级不想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群众不知监督的现象,监督制度几乎成了一纸空文,这就使得一些犯罪分子有了可趁之机。如该县严桥乡某村支书刘某与文书陆某在2006-2011年长达5年的时间里虚报冒领国家农资综合补贴款直到案发才暴露出来。权力的集中,又没有完善的监督机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为他们的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让他们一次又一次犯罪得逞。

(三)信息不够公开

近年来,国家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大各项资金的投入,用于工程项目建设或农民个人补助。但是,由于当地政府和村级基层组织不够公开、透明,导致群众无法知道政府拨款的具体数额,无从知道投入的资金支出情况,更谈不上进行有效的监督。

(四)打击力度不足

虽然每年检察机关都会受理涉农方面的案件线索,但由于这类案件普遍时间跨度大、金额少、情况复杂,真正具备可查性的并不多,即便立案查处,法院的判决在量刑上也较为宽松。以该院为例,截至目前,该院提起公诉的8件14人中,法院已经判决了6件8人,其中只有3人被判处实体刑,其余5人均是缓刑,威慑力明显不足,这大大降低了人民群众举报的热情,客观上纵容了涉农犯罪的滋生。

三、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的主要做法

打击职务犯罪,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责之一。涉农职务犯罪损害了群众利益,影响了农村的和谐稳定,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作为检察机关,打击涉农职务犯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年来,该院在查办的此类案件中立足检察职能,创新办案机制,切实维护了群众利益,化解了社会矛盾,真正实现了定分止争、案结事了,有力地服务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大局,对此我们也总结了一些做法:

(一)高度重视,准备充分

定远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农业生产始终在全县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切实保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让国家的惠农支农政策真正落实到基层,该院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始终把打击和预防涉农职务犯罪摆在突出位置,在办案力量、侦查装备、办案经费等方面予以倾斜,确保了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主动出击,有的放矢

涉农职务犯罪具有查处难度大、隐蔽性强等特点,面对案源不足、线索匮乏等问题,该院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拓展案件线索。例如,京沪高铁定远站修建时,在该县的范岗乡等四个乡镇都进行了征地拆迁,国家发放了大量拆迁补偿款,那么,从测量补偿面积到发放款项的诸多环节中会不会存在问题,哪些人员有可能发生职务犯罪?围绕该县实际情况,反贪干警深入田间、地头走访调查,前往县发改委、乡镇的财政所、土地所多方寻找突破口。通过调研和缜密分析后确定了主攻方向,事实也验证了这种做法是正确的。2010年1月,该院顺利查办了高铁工作人员王某伙同乡镇土地所所长魏某、村委会委员肖某虚报征地面积贪污高铁征地拆迁补偿款一案。

(三)行动果断,以快取胜

该院在查办吴圩镇规划服务中心站站长朱某涉嫌贪污案时,办案人员从规划站调取了单位的账目,也从会计处调取了私设的小账并且迅速封帐,固定了证据。通过办案人员对真假帐耐心细致的比对,很快掌握了朱某的犯罪证据,仅用三天时间就成功查办了此案。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办案节奏,一方面防止了干扰、及时固定了证据、提高了办案效率,另一方面也及时惩处了犯罪分子,维护了群众利益。

(四)深挖细查,扩大战果

在办案过程中,我们不囿于已经掌握的线索,不单纯为办“一案”而办“一案”,在有关涉案证据的查证上,做到了横到“边”、纵到“底”,不放过每一条蛛丝马迹,通过梳理案件,查找漏洞,最大程度的扩大战果,不让一个侵农害农的犯罪嫌疑人漏网。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该院顺利查办了前述的炉桥镇某村干部贪污案、严桥乡某村支书刘某、文书陆某贪污国家农资补贴款案等窝串案。

(五)服务大局,维护稳定

“办案不忘稳定、执法不忘服务”。我院在办案过程中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主动向群众公开处理结果,宣讲相关法律知识,给群众满意答复,维护了当地稳定发展的大局。

四、涉农职务犯罪的预防措施

有效防止和减少涉农职务犯罪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民心工程。为此,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和完善预防涉农职务犯罪的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涉农职务犯罪。

(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要想贯彻落实好,加强相关涉农职能部门、乡镇基层站所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干部教育和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组织干部学习与工作紧密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坚决贯彻执行国家的财经纪律,不断增强他们的法律素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政绩观,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确保政策的执行落实。

(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一是实行审计监督,尤其是要对乡村两级干部进行定期审计和离任审计;二是要完善财务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银行帐户、银行存款、现金、债权债务、票据使用和会计档案的管理,健全财务预决算、开支审批等制度。

(三)推进信息公开

各级政府和村级组织要将支农惠农政策宣传到位,并且把新农村建设的各项资金及其使用情况、农村集体资产和资源处置情况,以及对村干部的民主评议、考核和审计结果等事项纳入信息公开的范围。这样既可以让群众及时了解情况,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又能加强群众监督,形成合力,共同打击涉农职务犯罪。

(四)加大惩处力度

依法打击和惩处是预防涉农职务犯罪的特殊手段,对妨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职务犯罪行为,要加大查处打击的力度。对查出问题的干部,查出一个就要处理一个,绝不手软,真正起到威慑和警示作用。通过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重大典型案件的查处和剖析,达到查办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的良好社会效果,使广大干部增强法制观念,筑牢拒腐防变的法律防线,以法制化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管理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民主化。

综上所述,在司法实践中,涉农职务犯罪因其严重的危害性、态势的高发性而应引起反贪部门的高度重视。在查处中要全面及时地了解社情民意,以积极的态度介入,以公正的立场处理,对群众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给予高度的关注,并将这种对群众权利的关注融入到具体的检察工作中去。正如清代诗人郑板桥诗中所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作者单位: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