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调查与思考

第一篇：当前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调查与思考

当前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调查与思考

市检察院课题组

为更好地促进企业发展，保障国家建设资金安全，全力服务“止滑提速，加快发展”的中心任务，按照“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要求，我们对近年来宜宾市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进行认真调研并提出了对策建议，希望对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防范，保障并促进重大建设项目的顺利推进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当前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

2007年至2009年2月，全市检察机关立案查办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38件73人。其中，贪污26件52人，受贿5件5人，挪用公款5件9人，私分国有资产2件7人。案件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案件高发，涉案金额大。2007年至2009年2月，全市检察机关立案查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139件225人，其中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38件73人，占查办职务犯罪总数的27.3%和32.4%；2007年查办20件36人，占总数的28%和34.6%；2008年查办13件27人，占总数的24%和27%；2009年1月至2月查办5件10人，占总数的36%和48%，发案仍然较高。所涉案件总金额达2010万元。其中，2007年528万元，2008年1155万元，2009年1至2月达327万元。

（二）涉及行业领域较广。案件涉及电力、交通、煤矿、化工、银行、保险、房产、供销等众多行业领域，既有生产领域、又有商贸流通领域，既有本地大型骨干企业，又有中央企业和外地建设企业。其中，电力(含发电企业)16人，占查办企业人员总数的22%；煤矿8人，占11%；交通7人，占9.6%；房产、银行、烟草各5人，分别占7%；本地重点骨干企业10人，占14%；在宜中央企业和外地建设企业11人，占查办总数的15%。

（三）厂长、经理和中层干部以及党员干部犯罪较多。涉案人员中各单位部门的厂长、经理和中层干部有46人(正职29人，副职17人)，占总数的63%；一般工作人员27人，占总数的37%，且多为直接负责保管和经手钱物的人员。查办的73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中有党员21人，占了总数的28.7%；7件27人共同贪污和私分国有资产犯罪案件中，起意带头均为各单位党员领导干部，共涉及党员17人，占了该类案件总数的63%；其中，涉及各单位党委书记和支部书记6人，工会主席3人。

（四）涉嫌贪污犯罪多，共同犯罪突出。从查办的国企职务犯罪案件来看，贪污犯罪的有26件52人，占总数的68.4%和71%；共同犯罪案件有17件52人，占查办人员总数的71%。其中，共同贪污犯罪的有14件40人，占共同犯罪总数的82%和77%，占了查办国企贪污犯罪人员总数的77%；私分国有资产2件7人，占共同犯罪总数的11.8%和13.4%；挪用公款1件5人，占共同犯罪总数的6.2%和9.6%。且14件共同犯罪案件中大都有财会人员参与，全市共查办了12名国企财会人员，有9人参与8起共同犯罪，占了共同犯罪案件总数的57%。

（五）作案手法多样化。截留、冒领、收不上交、公款私存、骗取、监守自盗等仍然是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主要手段。一是利用负责对外经营、管理职务之便，采取收款不入账方式，隐瞒收入或直接截留后予以侵吞和挪用。这类案件有21人，占了整个贪污犯罪总人数的40%。如宜宾天原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结算中心会计组银行出纳主办李春艳，采取收款不入账方式，将货款存入自己账户，挪用公司资金42万元。二是利用财务管理上的漏洞，采取虚列支出、虚增工资、虚假借款等手段，骗取单位资金、套取财政资金、专项资金或上级公司资金予以私分。南溪县印刷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张文渊在工厂搬迁之际，假借单位向私人借款的名义，涉嫌骗取拆迁补偿款16.2万元。三是利用负责技改、采购设备和原料的职务便利，直接收受供应商贿赂。如四川华电宜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物资部计划员周帆利用负责采购宜宾发电公司新建15万千瓦生产机组设备及备品、备件的便利，先后收受6家业务单位贿赂14.1万元。四是采取虚开、虚报、伪造、冒名等手段，骗取侵吞单位财产。如原宜宾建中实业服务公司经贸分公司经理兼宜宾建中广播影视服务公司经理苏静伙同他人，采取截留营业收入和虚开发票、调账冲销等式手段，侵吞从单位财务部借出的备用金等122.9万元。

二、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主要原因

（一）私欲膨胀，法律意识淡薄。一是“借鸡生蛋”，谋取个人利益，损害公司企业利益。个别单位个别人员职业道德意识单薄，对单位工作不尽职尽责，热衷于从事第二职业，背着单位在外从事个人经营、开办公司或者到其他单位从事兼职工作，损害公司利益。如苏静分别套取公司资金86万元、59.72万元用于经营自己的私人公司和兼职公司。二是肆无忌惮，谋取个人和小团体利益。如宜宾县房地产公司原经理周永金召集班子成员集体研究决定，采取虚列公房维修费支出的方式来套取财政拨款，在2001年至2006年间，共套取财政拨付维修款45.8万元，将其中19.5万元用于违规给职工发奖金。三是唯命是从，结成利益共同体。由于现在国有企业管理制度已日趋完善，任何一笔资金使用，都要经过经办人、审核人、审批人等审核同意，还要过财务关、入库验收关等，单靠个人作案很难成功。因此国企职务犯罪呈现共同犯罪明显化的趋势。如江安县农行三专柜吴强、汉安城市信用社杨骏、杨勇权等与徐启文结成利益共同体，并由三专柜采取虚进实出、实进实出或者空挂透支额等方式，将资金在汉安城市信用社和农行三专柜之间进行倒腾，以掩盖其挪用公款945万元供他人营利的犯罪事实。

（二）管理不善，违规操作严重。一是票据管理不善，经营机构诚信缺失。个别单位为满足经营需要，明知客户可能是套取单位资金的不当行为，反而为他人提供空白发票或者利用自己公司账户帮助他人转移并提取资金。如苏静就是通过许多经营户的帮助，从八一二厂里或实业服务公司中套取备用金，并用各商家提供的空白发票，采取虚开发票等方式予以侵占。二是制度不健全，管理存在漏洞。如四川芙蓉集团公司白皎煤矿机修厂在电池回收提取铜锭过程中，没有对所积累的铜锭建立专门的台账和铜锭销售资金处置制度，款物处理全由该厂原厂长周凯说了算。周凯便将积累的5000余公斤铜锭销售后，单独贪污8万元，并伙同他人私分4万元。三是制度不落实，内部管理混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违反规定私设“小金库”，建立帐外账。如罗俊华在担任宜宾县喜捷供电所所长兼多经部、开发经营部主任期间，通过在所内建立账外账的方式，将5.72万元安装工程费以补助等名义私分。第二是资金混用，弄虚作假，从中渔利。如苏静等四人贪污案，苏静身兼经贸公司和广播影视公司的经理，两家公司内部管理极其混乱，财务不健全，其中经贸公司下面又有食堂、餐厅、幼儿园、超市、面食房、装潢公司等。苏静安排手下以各种名义从厂里借出备用金后，并没有完全专款专用，使得大量的资金被套取。第三是会计、出纳违规代岗顶岗，不认真履行对账职责。致使相当长时期内公司和银行存款账实不符，犯罪分子私自提取单位银行资金的行为得不到及时暴露，给公司财产造成较大的损失。第四是违法违规操作，超越经营范围经营。如农行江安县支行三专柜，违规对外揽储业务和发放贷款，业务章管理极其混乱，最终造成吴强、徐启文等五人特大挪用公款案。

（三）监管不严，防范措施不到位。一是监督乏力，内控措施失灵。主要表现在个别单位监督人员不敢监督，使得内控措施基本失灵。尤其是在上下勾结、内外勾结，有单位负责人，特别是强势领导出面参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如苏静可以任意扣发职工工资、考核奖金和加班工资，没人敢提任何反对意见，更不用说监督。二是履职不够，上位监督虚设。由于监督管理对人而不对事，或许是过于信任、或许是过于放权，上级履职不到位，不严把审核关，不加强对各下属单位一把手经营行为约束，不认真履行财务监督职责，导致上位监督虚设，为职务犯罪发生留下了隐患。如白皎煤矿机修厂在2006年机修厂改制移交财务时，没有将应收款摆上财务账，上级部门也没有对实物进行认真核对，致该厂原厂长周凯截留从其他单位收得的应收款进行贪污、挪用成功。三是处置不力，隐患漏洞难堵。如吴强所在的江安县农行三专柜在对外揽储，农行内部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都清楚，却无人过问，无人制止。2000年，农行在日常稽核、对账中就曾发现该行业务不正常，有610万元的差口，却没有认真查明原因，及时处置，导致隐患漏洞得不到及时解决和堵塞，防微杜渐成为空谈。

三、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对策

（一）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建设。一是要高度重视并抓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要紧紧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企业发展来抓党建，紧紧围绕服务民主管理、依法经营来抓党建。要摒弃空洞说教，用职工易于接受的方式来答疑解惑，实实在在解决职工难处，维护好广大干部职工切身利益，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成为先进生产力充分发挥作用巨大助推器。二是要突出抓好党员领导干部的党风廉政教育。要在企业的党员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理想信念为重点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常思为民之策，常做为民之事，面对各种诱惑和考验，始终做到心态平衡，经得住利诱，控得住欲望，不被金钱和贪欲左右。三是要着力加强企业廉洁文化建设。要教育企业干部要有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要有敬畏之心、要敬畏法律，要依法经营、民主管理、廉洁从业，决不能惟我独尊，一个人说了算。要坚决防止和纠正个别人利用职务之便，搞“借鸡生蛋”、同业经营、为本人和亲友非法牟利等违背企业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损害公司企业利益的行为。

（二）进一步强化规章制度的执行力，着力规范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一是要建立符合国企实际的奖惩激励机制。根据本企业特点和员工实际，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要求，探索建立符合各公司和各岗位实际的较为公平的奖惩激励机制，最大程度上激发企业员工的活力。二是要健全完善物资、资金管理相关制度。要根据企业发展、生产经营，特别是下属公司对外经营或多种经营情况，根据财务物资流动、物资供给消耗补充等情况，及时建立健全各种物资管理、资金管理制度，做到账目清楚、货票相符。三是严格规范内部管理，落实责任。首先要选好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的人员，特别是选好下属公司部门的负责人，既要懂经营管理，更要有良好过硬的政治素质。其次要严格规范下属公司业务，特别是对外经营业务，严格审批权限，严格资金物资管理，规范财务报销工作，做到审核严格，专款专用，有效防止以各种名义和手段虚报、套取单位资金情况发生。第三要严禁私设“小金库”，搞账外账，擅自截留私分挪用单位各种营业资金。同时要严格岗位职责，要求财会等重点岗位部门人员严格履行财务制度，管好财务印章和现金票据，认真仔细地做好账目核对，杜绝代岗顶岗等情况。

（三）进一步强化监督管理，推行厂务公开，切实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一是改进日常监督，增强内控力。要进一步加强对财会、计划、合同、技改等重点岗位和物资采购、产品销售、款物支付、库房管理等关键环节的监督，做到检查、验收及时准确有据。要进一步加强对备用金使用、货款支出等监督，特别是余额控制监督。要实行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的人员定期和不定期轮岗制度，切实防止日常监督可能的弱化。二是强化上位监督，做到履职尽责。要紧紧围绕资金和物资这两个重点，加大上级单位部门财务检查力度，实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制度，加强票据审核。要强化对下属公司和对外多种经营项目监督，实行年度专项审计，严把项目资金审核关。要加强物资采购监督，定期对入库物资进行验收检查。积极探索建立物资采购评估制度和建立财务物资损失责任追究制度，确保上位监督的落实并取得实效。三是进一步加大厂务公开力度，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对涉及企业发展和生产经营管理的重大决策、事项，特别是重大投资、重大技术改造、大宗物资设备的采购供应，贷款担保、财务大额资金、业务招待费的使用，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完成情况，以及职工工资、福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要在法律法规的框架范围内，尽可能通过各种途径公开，以保障职工知情权、参与权。四是加大违法违纪处置，及时堵塞漏洞消除隐患。要坚决查办并严肃处理企业经营操作中的违纪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件查处一件，决不姑息迁就。对存在的问题隐患，要认真分析原因，寻找防范措施，及时提醒、及时纠正，做到防微杜渐。

第二篇：当前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情况调查与思考

浅析当前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成因及对策

近年来，国家对农村民生领域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各级政府的惠农政策层出不穷，大量的支农资金流入农村，这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发展所伴随着的各种社会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农村干部的职务犯罪问题。农村干部，俗称村官，是我国基层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主要有村常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两委委员、会计、出纳、报账员等。由于我们国家在法制与监管方面的不完善，对农村基层组织的定位与引导不到位，以致部分村干部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侵占骗取集体资金以谋取个人利益。近几年来，榆林市吴堡县人民检察院按照高检院“依法打击影响农村和谐稳定、破坏农业生产发展、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犯罪活动，重视查办发生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农惠农政策落实、扶贫开发、退耕还林、征地拆迁、农村综合改革等领域和环节中的职务犯罪，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把查办和预防村干部职务犯罪作为服务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既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农村的社会稳定。

一、开展打击预防村干部职务犯罪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阶段，在经济转型、各项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糟粕的侵袭污染，使得人们思想道德水平下降，社会不正之风盛行，加上法制不健全，各项制度不完善，监管不到位，以致腐败现象频发，近年来更是随着国家对“三农”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大蔓延至农村，使得村干部职务犯罪现象呈不断上升态势。村干部作为党和国家最基层组织的领导者，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其行为好坏直接影响着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因此上，提高村官的法制观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意识，有效地打击和预防村官职务犯罪的发生，建立一个公正、廉洁、勤政、高效的基层

组织对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近年来村官职务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吴堡县人民检察院2007年至2011年10月份共立办贪污挪用职务犯罪案件20件20人，涉及村官案件就达13件13人，占立案人数的65%。其中贪污9件9人，挪用公款4件4人。通过分析我院近年来查办的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以及国内其它地方的案例，可以明显的发现，它们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特点：

一是犯罪主体大多是村支书、村长等两委会负责人，也有两委会其它成员涉及共同犯罪的，如会计、报账人员以及富裕地区的村民小组长等。本院所办13人中，村支书有4人，村主任8人，还有一人身兼主任书记二职。

二是涉及的罪名大部分是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较少涉及其它犯罪。究其原因，是大多数农村经济结构单一，收入来源固定，权力运行模式基本类似所决定。如本院立案侦查的13人之中，就有贪污犯罪9人，挪用公款犯罪4人，基本没有涉及其它的罪名，这当然与我院所处的县域自然经济大环境有很大关系。但在我国其它地方，还是较多的涉及到其它犯罪，比如职务侵占、行贿、受贿等等。

三是犯罪的手段多种多样，有的虚报冒领，有的收入不入账、多收少入账和少支多报账等。犯罪侵犯的对象比较广泛，有的贪污挪用征地补偿款、退耕还林补偿款、扶贫救济款，有的贪污挪用扶贫开发项目资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等。如我院查办孔某贪污一案，其就是采取虚报冒领退耕还林补偿款贪污一万余元；村主任王某涉嫌挪用公款案中，因其本人经营运输生意，利用职务之便，在管理农村土地征用补偿资金期间，将公款用于私人营运，进行营利性活动，共挪用公款十万元；犯罪嫌疑人张某身为村书记，在协助政府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侵吞集体征地补偿费6万余元。

三、村官职务犯罪的原因分析

分析我院近年来查办的村官犯罪案件以及国内其它地方的案例，我们发现诱发村官职务犯罪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查办的十多起案件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村官的文化水平低下，法制观念淡薄。这十几人中，大部分村官都是初中、小学文化程度，只有一人是高中文化，有的连字也不认识几个，仅仅会写自己的名字。由于受教育的程度较低，他们的现代法制观念普遍淡薄，很多都是法盲。这些村官平时更不善于学习文化、政治、法律等理论知识，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并不完全知晓。在处理公务时，以情代法，有时出于好心为公办事却触犯了法律，令人可悲可叹又可怜。

二、村官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监管导致犯罪案件的频发。在办理的案件中，大部分村都是村支书或村长一人把持村上大权，村上的各种组织形同虚设。有的村子连个村委会都不健全，村长、书记、会计、出纳一人兼，公章大印随身带。如我院侦办的薛某贪污一案，薛某同时身兼村主任、村支书、报账员数职，在村里大搞一言堂；有的村长或书记本身就是村霸，强霸一方，横行乡里，一般群众敢怒不敢言，村支书或村长想干啥就干啥，如村支书郭某，在被我院立案侦查后态度仍然很嚣张强硬，显露出其流氓地痞本质及一贯作风。这些因素导致了农村职务犯罪案件的频发。

三、村里财务管理混乱，有些村官把持财务大权，刻意消弱会计职责，本来应该由会计处理的财务工作，会计却不能做，或根本就不知道，有个别村干脆就没有会计。在实行村财乡管后，有的村官干脆自己兼任报账员，所有账务收支一

个人说了算；有的村虽然配备了会计出纳报账员，但从未建账，所有收支都是一堆单据，俗称“包袱账”，理也理不清；有的村里多年以来都没有公布过一次财务，群众根本就不知道开支细节。这些都给村官提供了腐败的温床，犯罪的土壤。而当前村干部的待遇普遍较低，乡镇政府每年每人最多补助几百上千元，这也在客观上刺激了村官们贪腐的欲望。

四是农村民主制度不健全，在选举、村民管理等方面都不能体现多数人的意志。这固然有体制方面的不足，村民自身素质的限制，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贿选。当前，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这种贿选之风愈演愈烈，大有蔓延之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于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的需要，我国采用了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在社会二元结构中，所有的经济资源都向城市集中，而农村受益甚微。以前的农村就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一个烂摊子，谁也不愿意来当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村官。然而随着我们国家对“三农”支出及投资力度的加大，大量的扶贫帮困惠民建设资金涌入农村，使得人们看到了潜藏着的巨大利益。加之我们国家相关制度不健全，对农村监管不到位，不少人看到有空可钻有利可图。在欲望的驱使下，他们采取不正当手段，采用送钱送物、许诺封官等方式，诱使农民将自己手中的选票投向一些不具有能力和威望的人。而这些人上台后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快收回前期的投入，并赚取更大的价值。从而出现以权谋私、唯利是图、贪污受贿、侵占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情况，导致了农村职务犯罪的频发，引起了农民利益受损集体事件多发，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农民貌似取的了眼前的利益，然而其小农意识的局限性使其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也给社会带来了许多不安定因素。

五是当前我国对村官职务犯罪的惩处力度不够，客观上也降低了对村官犯案的镇慑作用。事实上，从全国来看，我国对职务犯罪的判罚普遍偏轻，据高检院全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活动调查显示，自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我院近年来查办的这13件村官职务犯罪案件中，竟无一例外的都是判处免、缓刑，其中判处缓刑的也只有2人。如此高比例的免刑缓刑判处，势必严重削弱刑罚的威慑力，产生不了法律预期的效果。相对于巨额的利润，违法成本太低，使不少人心存佼幸。犯罪嫌疑人周某就曾说过，以前就想好了，万一有一天被查处了，我把贪的钱退出去就没事了，大不了判个免刑缓刑，对我们农村人来说没什么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村官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

四、对遏制村干部职务犯罪的几点对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有八亿多农民生活在农村。广大村官工作在“三农”第一线，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的纽带，其工作与行为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在群众中的形象地位。因此，必须坚决打击农村干部的职务犯罪，遏制其上升的势头，同时通过体制创新，努力从源头上铲除职务犯罪生存的土壤。

一是必须加大对村官犯罪的查处力度，这是很具有现实意义、也是最现实可行的措施。在涉农资金比较活跃的地区，加大对相关人员的侦查及预防力度，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尽量把不利影响控制到最低。同时加大惩罚的力度，加大违法者成本，促使其不愿犯罪，不敢犯罪。有调查显示，目前村官职务犯罪案件免刑缓刑比例较高，而在近七成的免缓刑案件判决中，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这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审判机关滥用自由栽量权，对职务犯罪从轻发落，严重影响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及镇慑力。检察机关应该加大审查力度，对其中量刑偏轻的案件要敢于提出意

见，必要时采取法律程序进行抗诉。审判机关也要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利用职权截留、挪用、侵占国家涉农财政补贴、农业生产投人、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征地补偿资金和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等各项农业救济款物，侵占农村集体和个人财产的贪污贿赂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从重处罚，努力维护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

二要提高村官思想道德文化素质，这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农村干部文化程度低、法律观念淡薄是贪污贿赂犯罪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提高村官队伍的素质，必须加大对村支书、村长的任职培训力度，培训中要将法律知识的培训作为重中之重，使其做到知法守法。同时要做好会计、出纳等人员的业务培训，努力实现村务财务管理的规范化。建立定期督察机制，对村干部进行警示预防教育，防患于未然。

三要健全村委会的民主和监督制约制度。首先必须坚持民主选举，从严查处各种贿选及破坏选举的行为，让真正有能力有威望的人来当村干部，能代表最广大村民的利益，为村民服务，带领村民发家致富。其次要坚持村务公开、账务公开等制度，要做到重大事项必须由村民大会讨论决定，财务开支必须要定期张榜公布，从而保证群众能有效地监督村官的工作。乡镇政府要充分发挥村财乡管等制度的作用，指导和监督村委会做好财务工作，要不定期的对村上的财务进行审计。通过多种方式规范村务财务管理，才能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贪污贿赂犯罪的发生。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逐步改善村官的待遇，减少村官犯罪诱因。

四要加强涉农资金的管理。如果管不好涉农资金，不但容易滋生涉农贪污贿赂犯罪，各项惠农政策的执行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而且也会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所有涉农资金要专账管理，严格审批支付制度。合理分

工财务管理人员，会计、出纳、经手、审批岗位分设相互监督制约。定期对涉农资金进行审计，及早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

针对当前“村官”职务犯罪突出的现状，检察机关在加大查办力度的同时，也要充分加强与纪检、监察、信访等工作的联动，重视农民的举报和上访，对于构成犯罪的案件要坚决移送检察部门。特别是对群众意见大，多次上访影响稳定的大要案要坚决依法从快审查，从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群众反馈。对不构成犯罪的违纪案件，也要将查处结果向群众公开，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从而为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村稳定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第三篇：国有企业预防职务犯罪的几点思考

对国有企业预防职务犯罪的几点思考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同时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存在一些领导干部的职务犯罪。所谓的职务犯罪是指企业领导人在其位不谋其政，而是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贪污腐败，不顾党纪国法损害了国家、企业和人民的利益，和我们提倡的反腐倡廉和廉洁自律的工作作风背道而驰。近年来在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职务犯罪，不仅造成国有资产大量的流失，阻碍了企业的发展，而且影响了干群和谐，挫败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严重影响国有企业的发展。为了从源头上寻求治理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的有效对策，遏制和减少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的发生，如何搞好国有企业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为国企更好的服务，结合近年来国家整治的一些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案件，谈几点思考。

一、理想信念不坚定，价值观出现扭曲，信仰出现危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剖析近几年来的涉案人员违纪违法的根源，都与理想信念的蜕变、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有关。都是理想信念不坚定，行动没有了思想准则。有些企业领导干部由于受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信仰动摇并出现危机，行动上没有了准绳；放松了学习和思想上的充电，面对金钱物欲的诱惑从而心理上发生失衡。当贪婪的欲望在脑海中占据上风时，对手中的权利就失去了监督，忘记了年少时的崇高的理想信念，吃喝嫖赌物欲横生被利欲冲昏头脑，从而逐步滑向违纪违法以至于走向犯罪的深渊。

二、权力运作不公开不透明，以自我为中心，搞自己的“山头主义”。

我们国有企业多数是从计划经济时期发展起来，经过改革开放，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并且在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来发挥国有企业的国民经济的支柱作用。正是由于经历的发展时期不同，目前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习惯于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方式，将人事、财务等权利集于一身，有的甚至在涉及企业重大问题上个人说了算，以我为大，对于权力的运用不公开不透明，对于企业相关的工作流程、工作职责、规章管理等制度的存在，只是一种形式和摆设，对于权利的运用不能正确行使，随心所欲。对于民主集中制在他们眼里只是摆设，我是企业的一把手，在方圆这一亩三分地上，由我来主宰，我行我素。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为了谋求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利益，“暗箱操作”，长此以来建立自己的“安全网”和“保护层”，严重败坏了党的作风和领导干部的形象，侵害了企业和职工利益。

三、制度不健全，落实不到位。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自古以来就是先立规矩，然后按照 规矩办事。然而现实社会中，由于企业管理者自身素质原因，管理粗放，不注重企业的基础性工作，制度不健全不规范，致使政令不通，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迎合上级领导领导的欢喜。工作中不讲原则随心所欲，办事不按企业程序管理办事，利益不讲大局只求个人或小集团利益，不顾群众得是只求个人荣誉。致使企业已建立起的一些好的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为职务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

四、监督机制不完善，没有形成有限的制约机制。有的企业对权力的运作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在某些人事安排上造成权力失衡，重要岗位的安排自己喜欢的 “圈内人”，致使个别领导干部居高临下，以个人意志和意愿代替民主制度，以个人的喜好代替工作方法，以个人权力代替集体领导。对于企业相关制度只是履于形式，形成企业的经营者“以我为大”，致使监督部门不敢监督，知情部门不愿监督，职工无监督的局面。

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

一、要狠抓干部的政治素质。

企业领导干部是企业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同时又是企业目标的实践者和企业发展的推动者，也是企业的表率和形象。他们的言行在广大职工群众中具有极大的导向、示范和引导作用，在企业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一些企业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缺乏正确的用人观，片面强调 某些人的经营业务能力，从而忽视政治素质，结果给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企业发展也欲速则不达。因此，在选拔使用干部中，必须高度重视人选的政治素质，要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严格把好思想政治素质关。否则，将会给国家、企业甚至广大职工带来巨大损失和负面影响。对于干部的选拔任用，要坚持领导干部德才兼备的原则，严格把好政治关。一定要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要真正把那些政治坚定，具有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作风过硬，群众信任的优秀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二、以制度建设为重点，提高源头防腐水平。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狠抓监督管理，是健全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在企业内部依照现行的国家法律行规的范围内制定企业的内部“监督管理”制度。并且强化制度建设，特别是企业的纪委部门，要加强纪委部门的监督管理作用，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公司党政的各项工作有效融合，制定完善的《领导干部考核办法》等相关制度，要建立健全科学、全面、综合的考评机制，要把党管干部的原则和按现代企业制度依法用人的规范结合起来，尤其是要把领导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其他各项工作同考核，从源头上堵住，要使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时，首先想到的他代表的是企业广大职工的利益，不自己的私利。并且建立健全涵盖全公司的安全、生产、经营及的各个管理部门和重要岗位各项业务管理制度，规范各种工作程序，使工作流程形成有效的闭环，是每 个工作环节要有有效地监督。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还必须根据环境和时间的变化，不断修订或补充完善相应的制度，以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更新的需要。同时要强化制度的执行力，有强有力的制度，执行力不强，各项制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得不到执行、落不到实处，所以在日常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中，要发挥各级领导干部在执行制度中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加大对干部执行各项制度的监督和考核。并且使制度的约束形成一种日常行为规范。

三、以廉政教育为基础，筑牢廉洁自律防线。

孔子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所以人的好恶、善恶是受后天的环境影响而形成的，如果我们及早注重宣传教育，远离不良习俗、不良环境。首先强化反腐倡廉教育，以“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活动”为载体，以学习总书记的“两学一做”活动为主线，以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业为目标，通过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企业领导干部的学法、懂法、守法、护法意识。在企业内部的报纸、宣传阵地对党员干部进行廉洁从业等法律法规教育。二是运用典型案例，以案释法，有重点地开展警示教育。组织干部观看反腐倡廉影像片，特别是对企业职务犯罪易发生的重要部门和岗位，要邀请检察机关的同志开展法律咨询、法律知识讲座等活动，组织企业干部参观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感受历年来的反腐倡廉的典型人物是如何走 上腐败道路，给党和国家、人民群众带来的财产损失，通过参观，让所有参观人员不仅从思想上受到教育，而且从心灵深处得到震撼和上感悟到教育，起到良好的警示效果。不断强化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形成强大的教育阵地，逐步祛除不良因素的影响和不良思想在人们头脑中的份量，让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构筑练级自律的心理防线。

四、以监督检查为手段，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监督”是保证，是不断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业的前提。因此我们首先是明确监督领域。按照集团公司相关反腐纪律制度的要求，加强对各级组织和个人执行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的监督，确保政令畅通。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解决好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产生职务犯罪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对权力的操纵，也就是企业领导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所以在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时，应当介入一些重大改革政策和措措施的制定，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确定预防工作的重点部位和部门，要针对企业经济运行中的敏感环节和一些容易滋生腐败的地方，制定一系列的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制度，设置权力防线。发挥监督作用。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严格执行和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坚持统一领导、集体决策、分工负责，不搞个人说了算。只有不断建立和完善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和明确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切实落实到位，才能使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更具操作性和实效性。切实落实好企 务公开制度。做到职工关心什么就公开什么，有什么疑点就公布什么，保证职工依法行使知情权、审议权和监督权，切实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民主监督制度，形成“集中权力分散化，隐蔽权力公开化”。通过完善监督机制，使权利行使中公开透明，使职工群众人人都能感受作为企业主人的重要性。从而使企业内部从上到下形成一种有效地监督机制并形成一种反腐倡廉的企业文化。

第四篇：当前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困惑与思考

当前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困惑与思考

近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资本市场逐步走向成熟，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已具有更为宽广和丰富的内涵。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形形色色的中小企业争先恐后、竞相扩展，国外的跨国公司在中国也日益发展壮大。如此激烈的企业竞争环境给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带来了更大的考验，而国有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弊端，制约着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国有企业的发展。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在财务管理上或多或少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困惑：

一、国有企业的目标不清晰，财务管理方向不明

身处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主体经济成分，相比非国有企业而言，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不仅有盈利的要求，还要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就业，甚至要解决各种类型的历史遗留问题、包袱（例如给退休员工发放“菜篮子”补贴在国有企业广泛存在，但是其他类型的企业则没有这样的福利），这就决定了它不能够完全按照其自身的意愿来经营。

而完全属于公用事业行业的国有企业（如城市供水、公共交通等），其使命和发展模式更是纠结，例如，这种类型的企业是否应该上市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公用事业行业的国有企业一旦上市，假如公司盈利高，就很可能损害特定消费人群的利益（如供水企业利润高企则很可能过度攫取了居民的利益），但如果盈利不好，则又很可能损害广大股东的利益。

因此，笔者认为，由于国有企业的目标不清晰，其财务管理必然时常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相对其他企业而言，解决财务问题的方案选择就会受到限制。如果企业明确了目标，财务管理自然有了相应的方向。比如，在融资模式的选择上，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可以发行股票，让社会大众来分享企业的利润并分担风险；而从事公用事业的国有企业，如果其所服务的是特定对象，就可以放弃上市的形式，而以发行企业债券或地方政府债券来解决其资金来源的问题，并通过听证方式来确定债券利率和发行的方案。

二、财务管理环境基础差

1.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

尽管我国不少国有企业经历了多年的改革改制，但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虽然目前很多国有企业都已经由原来的××工厂改组为××集团（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原来的企业主管厅局也已改为国有资产控股公司或大型集团，但有相当多企业的经营机制并没有太大变化，仍然在政府主管部门的主导下运作。不少国有企业的市场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企业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决策机制等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自我积累能力差、市场竞争能力不强。

2.企业的责权利管理不到位。

国有企业的薪酬、约束、激励机制远没有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灵活，难以激发员工的责任意识和主动积极性。在国有企业，即便是领导人员，也无法拿到市场化的薪资；而且，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管理人员追求业绩和利润有所不同的是，国有企业领导往往忙于行政职位的升迁、职工福利的提高、社会就业的安排、国家及地方利益关系的协调，很少或根本就无暇顾及企业最重要的利润目标的追求。

3.内部财务管理不被重视，财务监管动力不足。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领导多是技术性或行政型干部出身，对财务管理的认知非常有限，普遍不重视内部的财务监督和管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只重事后核算，不重事前预测和事中控制管理。国有企业的财务机构和人员也不被重视，在有的国有企业，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纪委书记、总工程师、总经济师、工会主席等职位一应俱全，却没有设置总会计师或财务总监。作为国有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厅局，往往也是重视业务型领导，技术、行政、业务型干部在国有企业有很大的话语权，升任“一把手”的机会也很多，而承担财务管理职责的CFO，却很少有人能提升为CEO.在政府的财会主管部门，对财务负责人的任职资质管理也不到位，现行的规定中，对财务部门的负责人有专业资质的要求，但是对企业的财务负责人（CFO）或主管财务的分管领导，却没有任何专业资质的约束。

面对目前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环境的现状，笔者认为，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坚持市场化原则，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改制的进程，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推行有效的法人治理，将国有企业真正推向市场，坚持市场化原则，还体现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运营策略和日常管理上，要采取市场化的用人制度，给经营者市场化水平的薪酬，才能推动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为了减少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避免财务技术含量不高的误解，政府的财会主管部门应该参考证券管理部门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要求，制定企业针对财务负责人专业资质要求的相关规定，强化财务管理的专业技术含量，提升财务人员尤其是财务负责人的权威和地位。

三、企业风险管理意识不强

1.盲目追求“做大做强”。

出于领导人员自身考核、个人荣誉、社会地位、企业形象（折射的往往是个人形象）的需要，不少国有企业热衷于追求规模、业绩，高负债经营，忽视经营风险控制。包括央企在内的多数国有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盲目投资和兼并收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而且，不少国有企业的兼并扩张仅仅是规模的扩展，在资源整合和管理水平方面经常被忽视；在项目和业务投资上，有些国有企业为填补主营业务在规模或业绩上的缺口，不经过充分论证，就轻易涉足房地产行业、从事金融衍生产品等高风险投资，其结果就是企业“做大”了，却没有做强。

2.风险防范能力不足。

由于责权利不匹配，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员往往缺乏风险管理意识，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自身缺乏风险防范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内部也缺乏这方面的管理人才（比如优秀的财务管理人员、律师或法务工作者）。有的国有企业还存在违规担保、违规经营等现象，导致企业蕴藏着较大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稍有不慎就会形成巨额的经济损失。此外，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都不完善，“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普遍存在，内部控制体系基本空白，即便有了内控体系，往往也难以有效运行，因为国有企业缺乏内部控制的管理文化氛围，计划经济时代发挥积极作用的员工“主人翁”意识，在市场经济模式下有时却成了企业推行优胜劣汰、规范化管理等管控措施的障碍。

笔者认为，需要尽快调整、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考核激励机制，平衡好责权利的关系，奖罚分明，对领导班子实施任期考核制，规避短期行为。对于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依法依纪从重从快查处，还有按问责制，追究主要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以营造良好的管理氛围。

四、管理信息化程度比较低

不管是政府主管部门的主导，还是企业管理自身的需要，推行企业管理信息化已成为共识，因为信息化有助于提高管理效率，减少管理环节中的漏洞和弊病。但是由于种种原因，ERP管理系统上线失败、使用几年后不得不放弃的国企不在少数，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有企业有效利用当今时代的先进管理工具。

另外，虽然当前的ERP管理系统相对成熟，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经常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管理信息化的成本，ERP管理系统的上线费用、维保费用、定期升级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二是对ERP管理系统适应性，不少管理系统的设计、使用的思维方式都是遵循国际化企业的模式，这和中国当前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有较大差异。

不少国有企业即使使用管理软件，也往往仅局限于财务核算领域，很难实现全面的信息化管理，企业内部运行各个环节的信息难以系统化，无法支持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

ERP管理系统的使用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企业本身具有一定的管理基础，对于已经经营多年的国有企业来说，在管理模式和思维方式上要进行翻天覆地的变化，确实是个巨大的挑战。因此，要求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应首先转变观念，从思想和行动上予以高度重视，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充分论证，选择合适的管理软件，逐步实现管理的系统化。

五、资本特性体现不足

1.脱离资本市场诉求。

由于未能股改上市或者即便上市也往往是“一股独大”，国有企业的运营管理或投资决策水平难以提高，官僚主义、拍脑袋等现象还广泛存在。不少企业的运营效率低下，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项目投资方向不合理、效益不佳。

2.重产业经营、轻资本运作。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起步较晚，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往往缺乏资本运营方面的知识，对资本市场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出不起高薪，或者不愿意在这方面出高薪，国有企业也缺乏资本运营的人才队伍。

3.资产证券化程度低。

据统计，即使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上海、广东等地，国有资产证券化率也仅有30%左右；由于资产证券化程度低，来自流通股东（如专业投资的基金公司）、债权人等社会的监督就少了。而且，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对新兴的金融产品的了解很少，无法使用金融工具来助推产业的运营。

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国企改制而成，加上当初政策上扶持国有企业上市，即使是已经上市的国有企业，其管理层对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认识都非常有限，国有上市公司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事件也屡见不鲜。国资委等国有企业上级主管部门、证券监管部门，以及企业自身都应加强对下属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高管的定期培训，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提升其管理能力。

第五篇：国有企业工作人员预防职务犯罪每月一课(2013年07月)

预防职务犯罪每月一课

2013年第1期/总第2期

铜仁市郊供电局2013年07月

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常见职务犯罪类型

（一）——挪用公款罪

罪型的定义、处罚规定、补充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等归纳整理。

1、挪用公款罪定义：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

（2）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

2、主要表现形式：/

4（1）挪用客户缴纳电费、客户预缴电费、业扩费用、办公费用等企业资金，用于个人消费、营利及非法活动。

（2）伪造和虚开单据，套取企业资金，用于个人消费、营利及非法活动。

（3）将用于救灾、抢险的专项资金和物资，归为个人使用，或者非法出售而从中谋取利益。

3、挪用公款罪的处罚规定：

（1）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3）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4、补充说明：

（1）“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既包括挪用者本人使用，也包括给他人使用。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若是明知使用人用于非法活动，也应当认定为挪用公款用于“非法活动”。

（2）“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以2000元为数额起点，以1万元为“情节严重”的数额起点。

（3）“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以5000元至1万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5万元至10万元以上为“情节严重”的数额起点；15万元至20万元为“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

（4）挪用国家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

物归个人使用的数额标准，参照挪用公款归个人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标准掌握。

（5）“非法活动”是指将挪用的公款用于赌博、走私等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活动。不受“数额较大”和挪用时间的限制。

（6）“营利活动”是指将挪用的公款存入银行，进行投资、经商、股票和期货炒作等活动。不受挪用时间和是否归还的限制。对获取的利息、利益等违法所得，要进行追缴。

（7）“未还”是指案发前（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前）未还。

5、案例：

符兴华，男，1978年8月30日出生于吉首市，土家族，中专文化，聘用干部，案发前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收款员。因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1998年4月，被告人符兴华被州中医院聘用为干部。2000年4月，符兴华调入州中医院二门诊住院部任收款员，负责收费和结算工作。被告人符兴华在此期间发现州中医院会计并没有按照收款收据来核查门诊住院部收款情况，认为有机可乘，便利用职务之便，采取隐瞒病人预交款收款收据和收费收据的手段，少存病人的预交款和出院补交款，将此款挪用于个人开办影碟店、上网、长话聊天及结婚、旅游等个人开支。自2000年11月至2003年10 月，被告人符兴华共挪用352位病人的住院预交款和出院补交款共计人民币571230.71元。

2004年4月28日，被告人符兴华在其母陪同下到公诉机关投案。案发后，被告人符兴华退回赃款人民币11.4万元，尚有赃款457230.71元没有退回，已被其挥霍一空。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符兴华在担任州中医院二门诊住院部收款员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载留住院病人预交款收款收据和出院病人收费收据不交财务入帐的手段，多次挪用住院病人住院预交款和出院补交款共计人民币571230.71元，用于个人经营和消费，尚有457230.71元没有退回，其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依法应予以从重处罚。但被告人符兴华犯罪后能主动投案自首，且认罪态度好，符合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虽然被告人符兴华退赔了11.4万元，减少了单位的损失，但仍有457230.71元没有退还，给单位造成了巨大损失，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符兴华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6、预防措施：

加强学法用法意识、职业修养，提高自律意识。自觉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习气，加强自我防范，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企业相关规章制度，诚信做人，规矩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