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当前狱内犯情的调查与思考
关于当前狱内犯情的调查与思考
分监区作为监狱管理工作的基层，直接与罪犯接触，直接面对着罪犯管理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是犯情搜集、分析、处置的最直接而有效的力量。犯情分析就是根据已知情况，分析研究分监区罪犯动向，防患于未然或者是将犯情掌握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分监区犯情分析的有效开展，能够及时地发现、消除、控制监管改造工作中的各种安全隐患，是确保监狱安全稳定，提升监狱工作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新形势下，一方面随着犯情的日益复杂，罪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特征日益突出，人与人之间信赖度的不断下降，为我们有效开展犯情分析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的随着监狱管理中电子监控等技术手段的运用，一线警力的直接管理力度进一步加强，监狱民警能够更全面的观察和了解罪犯，又为我们开展犯情分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如何扬长避短，适应新形势下的犯情分析，本文从实践的角度，对新形势下分监区犯情分析工作进行探析。
一、当前狱内犯情的基本特征
根据笔者一个时期以来的调查研究结果，经过初步分析归纳，当前狱内犯情的基本特征是：
（一）罪犯的思想活动和行为表现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由于社会变革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变化，同时也使社会犯罪形态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狱内，就是罪犯的结构和思想活动的日趋多元化。其中暴力型、智能型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社会犯罪形态，呈上升趋势。这些类型罪犯的行为和意识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实施监管改造的过程中，其犯罪意识和反改造思想的顽劣性植根较深，更具有一定的攻击性、顽固性和危险性，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狱内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此外，各种类型累惯犯、跨地区的流窜犯，他们的抗拒改造、暴力倾向、报复意识、凶残性以及残存的再犯罪意识，职务犯罪罪犯中不真心认罪、悔罪心理，部分罪犯变换各种方式、手段对抗改造的行为等等，给监管防范工作提出了新的严肃的课题。
（二）罪犯抗拒改造行为呈现多重性和复杂化的样式。随着形势的发展，罪犯结构的变化，抗拒改造行为表现日趋多重性和复杂化，出现了以下一些特点：
1、隐蔽性。许多罪犯犯罪手段和预谋再犯罪手段更趋隐蔽，有的经过多次判刑和改造，具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特别是一部分有余罪的罪犯，抱有蒙混和侥幸心理善于伪装。
2、敌对性。凡是抗拒改造的罪犯，其行为表现都具有敌对的性质，只是有的公开、有的隐蔽而已。他们以敌对的立场和态度对抗政府、干警，以至靠近政府的罪犯。
3、多样性。抗拒改造的多样性，主要是抗拒改造行为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有的是直接顶撞管教干警的教育；有的专门打击接受改造的罪犯；有的公开破坏监规纪律和改造秩序；有的抗拒劳动；有的预谋脱逃；有的采取隐蔽的形式暗地活动；还有的以伪装积极接受改造的表象，蒙骗他人伺机妄动等等。
4、顽固性。抗拒改造的顽固性，主要表现在反改造态度的一贯性和起伏性上。如有些罪犯在狱内赌博、私藏违禁品，尽管多次被惩处，仍然恶习不改，一犯再犯。个别的经过教育虽然似乎有所收敛，但过了一段时间，又重蹈覆辙，明显地表现出顽固性和起伏性的特点。
5、虚弱性。色厉内荏是抗改罪犯本质虚弱的共同特点。他们在进行抗改活动时，经常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的孤立，因而常常采取孤注一掷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本质正是他们内心虚弱的表现。
（四）罪犯和罪犯亲属千方百计攀结关系、拉拢腐蚀管教干警，企图逃避改造倾向的严峻性呈现漫延势头。监狱在一定层面上是社会矛盾冲突和社会犯罪现象的交汇点，狱情状况不可避免的要受到社情、国情与犯情的影响和制约。由于社会大变革形成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格局，这种趋势的影响必然波及到监狱中两个互相对立统一的特殊群体。罪犯和罪犯亲属为了逃避惩罚和改造，为了在改造道路上走捷径，千方百计、不择手段的在掌握一定权力的部门和人员身上打主意、下功夫。他们挖空心思的攀结各种关系，使用钱物打通关节，拉拢收买对他们来说的关键人物。于是就出现了人们匪夷所思的奇怪现象。小到选择改造岗位上的特殊照顾，计分考核上的关系分、人情分、照顾分、特殊分，行政奖励上的事实缩水；大到法定立功上通过侦察机关、审判机关的移花接木，减刑上使用金钱疏通关系，增加浮动期等等。这些情况绝非笔者的凭空捏造和臆想杜撰。虽然是个别现象，但是足以说明罪犯企图改造走捷径和逃避改造倾向的严峻性，这种情况有扩散和漫延的趋势。
二、当前狱内犯情的主要特点
当前影响狱内安全稳定的犯情表现形式，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发展变化，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随着这种变化，形成了既传统又现代的罪犯反改造行为特点，根据调查分析结果，其主要特点可以作出这样的归纳：
（一）狂暴型。这类反改造罪犯，自控能力差，心理活动外化，抗改意识明显地表现于行动，气焰嚣张、态度恶劣、无视监规纪律、顶撞干警、抗拒改造、蛮不讲理、行为粗野、不计后果，往往以发泄内心一时怨恨为快。他们的性格一般比较直率，思想易于偏激，抗改行为比较明显单一，容易受到孤立和制止。对这类罪犯的掌控应该是管教干警工作的重点。
（二）狡诈型。这类抗改罪犯，行动比较诡秘阴险，他们往往不直接出面，而采取在罪犯中教唆、拉拢、煽动等伎俩，玩弄“借刀杀人”的手段。他们善于看形势、观风向，在很多情况下扮演既教唆他犯反改造，又在危及自身时装出揭发检举的姿态，嫁祸于人、逃避罪责。他们攻击目标的指向，往往是积极接受改造的罪犯，真正的意图是使分监区的各项号召难以落实，对抗改造政策。这类罪犯一般年龄较大、经历复杂，有的在犯罪作案时，使用的手段就很狡诈，在犯罪团伙中往往是一些组织者和策划者。揭露和发现这类抗改罪犯，需要我们认真缜密的工作态度和扎实深厚的专业功底。
（三）虚伪型。这类抗改罪犯的行为特点，是用表面的顺从、伪装来掩饰他们与监狱的对立。他们很少在罪犯中招惹是非，希望其他罪犯闹事，但自己却尽力回避参与。这类罪犯的自控能力较强，文化和认知程度较高，理智使他们懂得监狱的威力无法抗拒。“不吃眼前亏”是他们信奉的处事哲学，“出去再说”是他们的行为准则，而如何加强犯罪本质的改造，他们从来就没有这种考虑和需要。对这类罪犯真实面目的识别，需要我们扎实深入的工作作风和清醒的职业头脑。
（四）沉默型。这类抗改罪犯的特点，是并不掩饰自己反改造的思想观点，但从不表现在攻击性的行动上。对于政府的号召、干警的教育，无动于衷，经常以沉默来对抗。有的数月不说一句话，他犯抗拒改造的行为，他们从不介入，但反改造的态度却始终很顽固。由于这类罪犯并不害群，也很少惹事，因而在罪犯中常常显得孤僻安静。对于这类罪犯的存在，如何对其进行教育和改造，往往得不到我们一些干警应有的重视。
（五）懒惰型。这类抗改罪犯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对劳动的厌恶和生活态度的消极。他们在劳动中经常借故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软磨硬泡。在监管生活中，床铺衣着经常弄得又脏又乱，却不主动整理，表现得既窝囊又不老实。逃避劳动的手段主要是装病，一不想劳动就发病，对周围他犯的批评、嘲讽视而不见，缺少自尊心、荣誉感、不知上进、得过且过、破罐破摔，有时在这类罪犯当中还经常出现一些小偷小摸的行为。这类罪犯的行为表现往往使我们的一些管教干警感到很无奈。
（七）团伙型。这类抗改罪犯在狱内形成的团伙，除具有社会上一般犯罪团伙的特点外，还有自身的表现形式和特殊的破坏作用，有明显的隐蔽性和危险性。是罪犯反改造活动的重要形式，也是我们重点排查和打击的对象狱内团伙敌视政府的立场目标明确，抗拒改造的意识强烈，对监管改造的破坏性和腐蚀性大。他们暗中活动闹事、威胁同犯、敲诈勒索、传授教唆犯罪手法，行为诡秘，善于欺骗伪装，有些活动往往不容易被管教干警识破。
三、当前狱内犯情给我们的启示
（一）关于角色定位。监狱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职能没有变，也不会变。所以我们每个监狱人民警察应该从刑罚执行机关的主体地位出发，重新审视和确定自己的角色定位。坚定的承担起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二）关于价值取向。我们每个监狱人民警察，应该从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出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修正自己的价值取向。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这份光荣职业的监狱人民警察。
（三）关于专业功底。监狱的社会角色作用、刑罚执行方式、教育改造模式、罪犯的处遇管理等等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发展变化。我们每个监狱人民警察应该时刻以敏锐的嗅觉、专业的视角，洞察、审视我们面对的特殊群体，时刻保持应有的高度警惕，做到见微知著、未动先知。在这里，职业的敏感和专业的功底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职业警察的立身之本。
（四）关于调查研究。尽管我们应有的保障监狱安全稳定的各种防范措施、应急预案等等无一遗漏，应有尽有，甚至在制度设计上无懈可击。但是，我们且不可以用这样的不变，应对可能出现的万变，而应该时刻以专业的视角，把握犯情变化的细节，拓宽掌控全局的视野。
可见，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硬、业务精通、结构合理、管理科学、廉洁高效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实在是任重而道远，也是监狱各级领导的当务之急，事实足以证明，解决好狱警问题是解决监狱发展建设的关键所在。要实现监狱的安全稳定更不能就稳定而抓稳定，监狱的安全稳定，说到底更需要较高的监狱人民警察素质来支撑。
雷雨;论受贿犯罪及其侦查[D];四川大学;2005年
梅传强;犯罪心理生成机制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4年
王洪伟;证券犯罪论[D];吉林大学;2004年
杨志芳;身份与共同犯罪问题探讨[D];西南政法大学;2006年
第二篇：当前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情况调查与思考
浅析当前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成因及对策
近年来，国家对农村民生领域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各级政府的惠农政策层出不穷，大量的支农资金流入农村，这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发展所伴随着的各种社会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农村干部的职务犯罪问题。农村干部，俗称村官，是我国基层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主要有村常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两委委员、会计、出纳、报账员等。由于我们国家在法制与监管方面的不完善，对农村基层组织的定位与引导不到位，以致部分村干部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侵占骗取集体资金以谋取个人利益。近几年来，榆林市吴堡县人民检察院按照高检院“依法打击影响农村和谐稳定、破坏农业生产发展、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犯罪活动，重视查办发生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农惠农政策落实、扶贫开发、退耕还林、征地拆迁、农村综合改革等领域和环节中的职务犯罪，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把查办和预防村干部职务犯罪作为服务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既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农村的社会稳定。
一、开展打击预防村干部职务犯罪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阶段，在经济转型、各项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糟粕的侵袭污染，使得人们思想道德水平下降，社会不正之风盛行，加上法制不健全，各项制度不完善，监管不到位，以致腐败现象频发，近年来更是随着国家对“三农”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大蔓延至农村，使得村干部职务犯罪现象呈不断上升态势。村干部作为党和国家最基层组织的领导者，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其行为好坏直接影响着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因此上，提高村官的法制观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意识，有效地打击和预防村官职务犯罪的发生，建立一个公正、廉洁、勤政、高效的基层
组织对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近年来村官职务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吴堡县人民检察院2007年至2011年10月份共立办贪污挪用职务犯罪案件20件20人，涉及村官案件就达13件13人，占立案人数的65%。其中贪污9件9人，挪用公款4件4人。通过分析我院近年来查办的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以及国内其它地方的案例，可以明显的发现，它们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特点：
一是犯罪主体大多是村支书、村长等两委会负责人，也有两委会其它成员涉及共同犯罪的，如会计、报账人员以及富裕地区的村民小组长等。本院所办13人中，村支书有4人，村主任8人，还有一人身兼主任书记二职。
二是涉及的罪名大部分是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较少涉及其它犯罪。究其原因，是大多数农村经济结构单一，收入来源固定，权力运行模式基本类似所决定。如本院立案侦查的13人之中，就有贪污犯罪9人，挪用公款犯罪4人，基本没有涉及其它的罪名，这当然与我院所处的县域自然经济大环境有很大关系。但在我国其它地方，还是较多的涉及到其它犯罪，比如职务侵占、行贿、受贿等等。
三是犯罪的手段多种多样，有的虚报冒领，有的收入不入账、多收少入账和少支多报账等。犯罪侵犯的对象比较广泛，有的贪污挪用征地补偿款、退耕还林补偿款、扶贫救济款，有的贪污挪用扶贫开发项目资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等。如我院查办孔某贪污一案，其就是采取虚报冒领退耕还林补偿款贪污一万余元；村主任王某涉嫌挪用公款案中，因其本人经营运输生意，利用职务之便，在管理农村土地征用补偿资金期间，将公款用于私人营运，进行营利性活动，共挪用公款十万元；犯罪嫌疑人张某身为村书记，在协助政府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侵吞集体征地补偿费6万余元。
三、村官职务犯罪的原因分析
分析我院近年来查办的村官犯罪案件以及国内其它地方的案例，我们发现诱发村官职务犯罪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查办的十多起案件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村官的文化水平低下，法制观念淡薄。这十几人中，大部分村官都是初中、小学文化程度，只有一人是高中文化，有的连字也不认识几个，仅仅会写自己的名字。由于受教育的程度较低，他们的现代法制观念普遍淡薄，很多都是法盲。这些村官平时更不善于学习文化、政治、法律等理论知识，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并不完全知晓。在处理公务时，以情代法，有时出于好心为公办事却触犯了法律，令人可悲可叹又可怜。
二、村官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监管导致犯罪案件的频发。在办理的案件中，大部分村都是村支书或村长一人把持村上大权，村上的各种组织形同虚设。有的村子连个村委会都不健全，村长、书记、会计、出纳一人兼，公章大印随身带。如我院侦办的薛某贪污一案，薛某同时身兼村主任、村支书、报账员数职，在村里大搞一言堂；有的村长或书记本身就是村霸，强霸一方，横行乡里，一般群众敢怒不敢言，村支书或村长想干啥就干啥，如村支书郭某，在被我院立案侦查后态度仍然很嚣张强硬，显露出其流氓地痞本质及一贯作风。这些因素导致了农村职务犯罪案件的频发。
三、村里财务管理混乱，有些村官把持财务大权，刻意消弱会计职责，本来应该由会计处理的财务工作，会计却不能做，或根本就不知道，有个别村干脆就没有会计。在实行村财乡管后，有的村官干脆自己兼任报账员，所有账务收支一
个人说了算；有的村虽然配备了会计出纳报账员，但从未建账，所有收支都是一堆单据，俗称“包袱账”，理也理不清；有的村里多年以来都没有公布过一次财务，群众根本就不知道开支细节。这些都给村官提供了腐败的温床，犯罪的土壤。而当前村干部的待遇普遍较低，乡镇政府每年每人最多补助几百上千元，这也在客观上刺激了村官们贪腐的欲望。
四是农村民主制度不健全，在选举、村民管理等方面都不能体现多数人的意志。这固然有体制方面的不足，村民自身素质的限制，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贿选。当前，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这种贿选之风愈演愈烈，大有蔓延之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于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的需要，我国采用了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在社会二元结构中，所有的经济资源都向城市集中，而农村受益甚微。以前的农村就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一个烂摊子，谁也不愿意来当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村官。然而随着我们国家对“三农”支出及投资力度的加大，大量的扶贫帮困惠民建设资金涌入农村，使得人们看到了潜藏着的巨大利益。加之我们国家相关制度不健全，对农村监管不到位，不少人看到有空可钻有利可图。在欲望的驱使下，他们采取不正当手段，采用送钱送物、许诺封官等方式，诱使农民将自己手中的选票投向一些不具有能力和威望的人。而这些人上台后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快收回前期的投入，并赚取更大的价值。从而出现以权谋私、唯利是图、贪污受贿、侵占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情况，导致了农村职务犯罪的频发，引起了农民利益受损集体事件多发，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农民貌似取的了眼前的利益，然而其小农意识的局限性使其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也给社会带来了许多不安定因素。
五是当前我国对村官职务犯罪的惩处力度不够，客观上也降低了对村官犯案的镇慑作用。事实上，从全国来看，我国对职务犯罪的判罚普遍偏轻，据高检院全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活动调查显示，自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我院近年来查办的这13件村官职务犯罪案件中，竟无一例外的都是判处免、缓刑，其中判处缓刑的也只有2人。如此高比例的免刑缓刑判处，势必严重削弱刑罚的威慑力，产生不了法律预期的效果。相对于巨额的利润，违法成本太低，使不少人心存佼幸。犯罪嫌疑人周某就曾说过，以前就想好了，万一有一天被查处了，我把贪的钱退出去就没事了，大不了判个免刑缓刑，对我们农村人来说没什么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村官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
四、对遏制村干部职务犯罪的几点对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有八亿多农民生活在农村。广大村官工作在“三农”第一线，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的纽带，其工作与行为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在群众中的形象地位。因此，必须坚决打击农村干部的职务犯罪，遏制其上升的势头，同时通过体制创新，努力从源头上铲除职务犯罪生存的土壤。
一是必须加大对村官犯罪的查处力度，这是很具有现实意义、也是最现实可行的措施。在涉农资金比较活跃的地区，加大对相关人员的侦查及预防力度，发现问题及时查处，尽量把不利影响控制到最低。同时加大惩罚的力度，加大违法者成本，促使其不愿犯罪，不敢犯罪。有调查显示，目前村官职务犯罪案件免刑缓刑比例较高，而在近七成的免缓刑案件判决中，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这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审判机关滥用自由栽量权，对职务犯罪从轻发落，严重影响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及镇慑力。检察机关应该加大审查力度，对其中量刑偏轻的案件要敢于提出意
见，必要时采取法律程序进行抗诉。审判机关也要正确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利用职权截留、挪用、侵占国家涉农财政补贴、农业生产投人、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征地补偿资金和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等各项农业救济款物，侵占农村集体和个人财产的贪污贿赂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从重处罚，努力维护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
二要提高村官思想道德文化素质，这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农村干部文化程度低、法律观念淡薄是贪污贿赂犯罪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提高村官队伍的素质，必须加大对村支书、村长的任职培训力度，培训中要将法律知识的培训作为重中之重，使其做到知法守法。同时要做好会计、出纳等人员的业务培训，努力实现村务财务管理的规范化。建立定期督察机制，对村干部进行警示预防教育，防患于未然。
三要健全村委会的民主和监督制约制度。首先必须坚持民主选举，从严查处各种贿选及破坏选举的行为，让真正有能力有威望的人来当村干部，能代表最广大村民的利益，为村民服务，带领村民发家致富。其次要坚持村务公开、账务公开等制度，要做到重大事项必须由村民大会讨论决定，财务开支必须要定期张榜公布，从而保证群众能有效地监督村官的工作。乡镇政府要充分发挥村财乡管等制度的作用，指导和监督村委会做好财务工作，要不定期的对村上的财务进行审计。通过多种方式规范村务财务管理，才能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贪污贿赂犯罪的发生。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逐步改善村官的待遇，减少村官犯罪诱因。
四要加强涉农资金的管理。如果管不好涉农资金，不但容易滋生涉农贪污贿赂犯罪，各项惠农政策的执行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而且也会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所有涉农资金要专账管理，严格审批支付制度。合理分
工财务管理人员，会计、出纳、经手、审批岗位分设相互监督制约。定期对涉农资金进行审计，及早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
针对当前“村官”职务犯罪突出的现状，检察机关在加大查办力度的同时，也要充分加强与纪检、监察、信访等工作的联动，重视农民的举报和上访，对于构成犯罪的案件要坚决移送检察部门。特别是对群众意见大，多次上访影响稳定的大要案要坚决依法从快审查，从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群众反馈。对不构成犯罪的违纪案件，也要将查处结果向群众公开，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从而为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村稳定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第三篇：当前乡镇政权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当前乡镇政权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乡镇是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乡镇政权是国家政权的基石，是党和政府在农村工作的基础。在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中，乡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面了解当前我县乡镇政权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研究和提出新形势下加强乡镇政权建设的思路与对策，我们进行了专门的调研。近年来，我县以深入开展三级联创活动为抓手，通过不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建设、乡镇财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保持了乡村干部队伍的基本稳定，保证了乡镇各项工作的有效落实，保障了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在对面上的情况进行调研的同时，深入石塘乡进行蹲点调查，就乡镇政权建设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并提出了加强乡镇政权建设的建议意见。
一、乡镇政权建设存在的问题
我县乡镇政权建设仍有些新情况、新问题，值得我们引起高度重视。
1、乡镇职能错位，条块关系较乱，责权利不相配套。乡镇都设有党委、政府和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乡镇人大有13项职权，乡镇政府有7项职权；《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乡镇党委有6项职责任务。在乡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职能错位、越位、不到位的情况时有出现，管的事越来越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无所不包，收税收费、招商引资、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无所不干，乡镇就像一个“无限责任公司”。乡镇的基本职责是提供辖区范围内村（居）民需求的公共品和服务。乡镇职能的不稳定，造成不少的乡镇虽然干部叫苦叫累，但群众却并理解、并不满意。税费改革后，乡镇究竟要管什么、怎么管，这一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界定。在乡镇运行机制中，事业单位的管理普遍存在着条块分割、管用脱节、政事不分等问题。一些“有权、有钱”的部门人、财、物权纷纷上收，而上级党委、政府的各项任务都还是下达给乡镇，导致乡镇承受了过重的责任负担，出了问题是“属地管理”，板子打在乡镇。由于权属不明，造成乡镇责任与权力的失衡，这无疑给乡镇的宏观掌控增加了难度，很难形成工作合力。有人把乡镇干部形容为“芝麻大的官，巴掌大的权力，无限大的责任”，上级部门对乡镇的考核检查也过多过频，除了一票否决项目和各种类型的责任状外，还有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部门的考核指标。乡镇干部责无旁贷，肩负了原本不应由他们承担的责任，一年到头只能硬着头皮忙于应付各种各样的督促、检查和考核。由于责、权、利不相配套，致使大部分乡镇想干点事都心有余而力不足。
2、机构设置臃肿，富余人员过多，行政成本偏高。乡镇内部机构设臵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石塘乡来说，除了设立党群、农林水电、城建国土、招商、公路、计划生育、综治、机关后勤等办公室外，还有乡属及县直有关部门派驻的乡联校、水电站、粮站、卫生院、畜牧站、农技站、国土所、财政所、司法所、民政所、经管站等10多个站所。从表面上看，乡镇机构行政编制突破的不多，但乡镇实际用人数量大都超过了编制数，石塘乡机关现有干职工72人，其中在岗的45人、退线退休的14人、持卡外出的10人、临雇人员3人；行政编制的干部只有22人，其他站所干职工有47人，仅国土所就有16人，财政所有8人，计生所也有8人。并且乡镇每年都还要考虑一定数量的退伍军人的安臵、离退休老干部子女和个别下岗特困人员的照顾等，致使冗员剧增。虽说乡镇干部工资由县财政全额供给，但其福利补贴及差额拨款、自收自支、临雇人员等的工资福利，再加上办公、差旅、招待等费用，一年下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每人每年的行政成本只按1万元来计算，全年乡机关就需支付100万元以上。
3、干部队伍不齐，工作作风飘浮，执政水平较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一支靠得住、有本事、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乡镇干部队伍。从乡镇干部队伍的现状看，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知识结构不优。党务型干部多，经济型干部少，在职教育多，“科班”出身少，专业不对口的情况严重。石塘乡机关干部中真正学农技、经营、管理专业的只有6人，懂经济、会管理、善经营的更是少之又少，且有45人为高中或中专文化。从现状分析，大多数乡镇干部的经济知识、法制观念、实用技术等都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工作作风不实。部分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没有想事干事的热情，办事拖拉，作风飘浮，真正下基层深入到群众中的少；有的对工作冷淡，对群众冷漠，遇事应付，得过且过，纯粹是混日子；有的互相推诿扯皮，甚至闹不团结，既影响了政府的形象，也耽误了一方事业。三是执政水平不高。一方面，由于乡镇干部待遇不高，致使一些年轻、懂经营、会管理的干部纷纷下海淘金。另一方面，部分乡镇干部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与农民对致富信息、实用技术和基础设施改造日益增长的需求不相适应，虽有为民办事之心，却无帮民致富之策，不能很好地为群众提供多元化服务，在领导群众致富、促进农业增效和加快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中，思路不清、办法不多。
4、财政负担沉重，经济基础较差，农村发展缓慢。由于过来基础建设投入大、垫税集资无限制、机关人员增加、乡镇财务管理不善等原因，有的乡镇本级财政已到了“极限”或“崩溃”的边缘，旧的债务无法化解，新的债务仍在不断生成。石塘乡财政共负债460多万元，其中个人集资借款和银信部门贷款达230多万元，每年还要支付近20万元的利息，财政运转相当艰难。有的乡镇一年到头要账的不断，要确保乡镇机关正常运转都非常困难，根本无从谈发展经济。乡镇一级财政收入的渠道越来越窄，争取资金的门路不多，又不能向群众收取，财源基本枯竭，靠有限的转移支付毕竟是杯水车薪，债务无法化解、开支无法保障、干部待遇无法到位，这始终是乡镇财政的一大顽症。农村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面对步履维艰的财政现状，乡镇要履行好维护公共安全、调处民事纠纷、建设乡村公路、组织区域内防洪抗旱以及水土整治、基础教育、卫生防疫、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社区管理服务等职责，便显得无能为力，以至几年下来，乡镇面貌依然是山河依旧，学校年久失修，道路泥泞坑洼，机埠设备老化，一些公益事业出现了撂荒现象。
5、政府诚信缺失，群众不打收条，工作开展较难。现行的乡镇运行工作机制已不适应形势的要求，造成了政府诚信力的缺失。一是自利性目标使乡镇政府成为与民争利的不受欢迎的政府。乡镇财政包干制度确定后，由于大部分乡镇无法保障干部的正常待遇，于是将自身的工作利益夹带进部分工作之中，使得干部形象变差，群众认为：乡镇干部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要命。二是政策的执行性使乡镇政府的公信力大受影响。比如计划生育，国家有奖罚规定，乡镇由于经济原因，有的只执行处罚，不兑现或不能全部兑现奖励政策；有的地方五保户长期得不到足额的补助款；国家下拔的救灾救济款被县乡指定到关系户或关系村，有个别的还用于对一些村干部的奖励或补助；粮食直补款很难发到群众手中，常被乡、村两级截留和克扣等。对国家惠民政策的截留使群众对政府的公益性提出了臵疑。三是债务急剧增多使乡镇政府信用度降低。欠干部工资、欠各类工程款、欠商店购物款、欠饭店招待费、欠五保户和现役军人的补助款、欠银行信用社的借贷款、欠民间的集资款、欠乡村干部代交的税费款等，致使群众对有的乡镇不相信了。还有税费尾欠无法平衡，对个别部门的乱收费无力约束，对群众的公共需求不能满足等问题，也使得群众对乡镇政府的期望落空，他们不再太多的依靠乡镇。四是乡镇班子、干部本身的不律造成在群众中的形象越来越差。有的乡镇主职变动过于频繁，工作无长远规划，一人一个思路，劳民伤财，承诺要办的实事成为空头支票；部分乡镇工作不透明、作风不民主、工作方法简单；个别干部不注重自身形象，吃喝玩乐、索拿卡要，不能依法行政，这些都严重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影响了政府威信，导致党群、干群间的磨擦和冲突日益增多，农民信访与上访呈上升趋势，有的问题积累日久便引发群体闹事，甚至发展到围攻乡镇政府、越级上访。在这种情况下，乡镇干部下村组开展工作，群众自然不会理睬、不会支持，甚至对着干，乡村工作无法顺利开展。
二、乡镇政权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
1、乡镇体制不顺。主要是现行的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当前乡镇发展的需要。比如在财税上乡镇没有税收执法权，不具有收税的职能，却必须完成税收任务；在进人上不管是主管部门批准的，还是由组织人事部门安排的，乡镇都只能无条件接受；在权力上乡镇对一些属条条管理的事业单位，不能进行有效的调控和指挥，乡镇的服务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但却必须承担这一切责任。
2、干部教管不严。有的乡镇在乡、村干部的教育管理上处于一种比较松散的状态，工作靠号召，学习就念报，纪律凭强调。对乡、村干部的学习教育抓得不经常。由于缺少政治学习，部分干部淡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由于缺少业务学习，部分干部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党群干群关系、服务于人民群众，缺乏有效的工作方法和服务的本领与手段；由于缺少政策法规学习，部分干部不能做到依法行政，甚至人为地激发一些矛盾和纠纷。对乡、村干部的管理要求不严格。乡镇在督促干部转变工作作风、为民办实事上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督查、激励、惩处机制，即使有制度往往也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挂在嘴上，就是落实不到执行上。
3、民主监督不力。有的乡镇有扣克和挪用项目资金、搞劳命伤财的政绩工程、工作上有严重不作为的行为，对这些乡镇集体的违纪行为，缺乏一套真正管用的监督约束机制，更不能有效地进行查处和惩治。虽有人大、审计、纪委、检察等众多的监督，但由于种种原因，部门的监督总显得有心无力、无能为力。事实上，正是由于部门的监督不力，才导致有的乡镇或主要负责人用权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有人小孩等钱上学、家人急需治病，拿着乡镇的欠条多次讨要，却被告之“新官不理旧账”，如此种种情况，乡镇政权在群众中的威信自然难以树立。
4、工作环境不优。在落实“三农”政策上，中央的一些惠农政策经过省、市、县三级后，有的就已经走样变味，比如有的支农项目建设资金、乡村公路建设和转移支付资金等，不仅县市配套资金很难到位，反而对下拨资金有的还要层层扣克，留给乡镇一个大的缺口。在体现人文关怀上，由于诸多原因，上级对乡镇工作和干部的重视不够，考核检查多，指导帮扶少。加之干部本来少得可怜的福利待遇都很难到位，而且每年还要因垫税、办公、出差等垫付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乡镇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大减。在工作基础上，绝大部分村同样都是负债运行，部分村级班子软弱涣散，工作不得力。有的村组干部和党员思想退化，他们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但不能带头支持乡村工作，反而给乡村出难题，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在舆论导向上，一段时间以来，媒体对乡镇的负面宣传报道较多，有的甚至贬低、丑化了乡镇干部，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群众，造成群众对乡镇干部不理解、不信任。
三、加强乡镇政权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一）、坚持宏观政策，明确乡镇的定位、职能和权责。
1、要明确乡镇是什么。乡镇本是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和落实者，是带领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前沿指挥所，也是面向“三农”问题最直接的政策实施者和执行人。但是随着农村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税费改革和中央一号文件的实施，乡镇的定位随之发生了变化。新时期乡镇如何定位，乡镇体制如何改革，上级组织应给予明确的界定。
2、要明确乡镇干什么。从本质上讲，乡镇的性质和职能是服务于农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因此，乡镇必须从“全能型政府”、“无限责任公司”中走出来，要适应新形势发展和农民群众的需求，使之成为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指导员、服务员和组织者，使乡镇由行政命令和管理型政府向主动服务型政府转变。
3、要明确乡镇有什么。这是乡镇的权力与责任问题，乡镇有什么样的责任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力，应做到责权一致、人权事权一致。要明确和理顺县主管部门派驻乡镇机构的管理体制，进一步强化乡镇工作职能和权力。对专业性不强且与乡镇自身工作联系较紧的站所，如经管站、畜牧站、文化站、水管会、计生所、司法所、民政所等，应将其管理权下放给乡镇，由乡镇统一管理。对业务性较强的涉农性站所，如国土所、财政所、农技站等，应实行双层管理，以乡镇管理为主，部门只负责业务指导。对执法性或垂直管理的站所，如派出所、法庭、工商所、税务所、供电所等，要强化乡镇党委、政府对他们的监督管理职能，其工作考评、干部考核评优、晋升晋级、人事调整，主管部门应征求乡镇党委的意见。
4、要明确乡镇改什么。一是要规范乡镇的机构设臵，要大力整合乡镇内部机构，建议将机构设为党政综合、社会事务、经济服务三大板块。此外，各乡镇可根据实际情况单独设立服务机构。如文星镇可单独设立社区管理与服务办公室等。二是要推进干部的优化组合，要采取“公开竞岗、双向选择”等方式，重新调整人员安排，优化人员组合，建议党政综合、社会事务板块各安排四分之一左右的干部；经济服务板块安排二分之一左右的干部；由七站八所归并后的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和社会事务中心，可安排1到2个乡镇副职担任负责人，原各站所保留2到3人，履行归口业务职能。三是要搞好富余人员分流，对临雇人员和吃“空饷”人员要坚决清理清退，实行政策性分流；对男性年满52周岁，女性年满50岁的人员要动员提前办理退休手续，实行内退性分流；对站所富余人员实行轮岗制分流；对有创业门路和社会关系较好的人员，鼓励其外出创办、领办经济实体，或招商引资，实行发展性分流。县委要及时出台鼓励乡镇干部分流的政策意见，规范分流的有关程序和手续，支持和帮助他们自主创业。同时，对创业有成就的人员，可优先提拔到领导岗位任职。
（二）、坚持标本兼治，切实优化乡镇发展环境。
1、增收减负，打好乡镇引领地方发展的基础。一是要大力发展乡镇经济，促进财政增收。各级要加强对乡镇的指导，帮助乡镇理清发展思路，支持乡镇加快发展。要通过加强市场、信息、技术服务和政策扶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把好的做优、优的做大，形成特色规模效益，引导农民增收。要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劳动部门要制订农村劳动力转移具体方案，建立劳动力就业技能培训体系，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农民务工收入。要着力发挥特色资源、传统产业、区位条件等优势，积极招商引资，培植特色工业，壮大财源、税源，增加乡镇财政收入。二是要完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对乡村的投入。要全面落实中央各项支农富民政策，出台缓解乡镇财政困难的奖补办法，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对乡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比重，着力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系，为农村教育、科技、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保障，助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进一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现有的资金下拨方式，将转移支付直拨乡镇，变资金“部门掌握、乡镇争取”为“乡镇掌握、部门监督”，切实防止部门对资金重管轻用以及随意分配现象的发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三是要多渠道化解债务，减轻乡镇压力。要大力盘活闲臵资产，采取拍卖、租赁、臵换、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使闲臵资产得到充分利用，发挥最大经济效益。要依法征收以农业税为主的各类陈欠，填补乡村因垫税而形成的三角债。要降低乡镇各类高息贷款和集资款利率，一律按当前银行最低利率予以砍断结算。要有针对性地对历史债务进行处臵消化。同时，要实行新债责任追究制度和乡镇干部离任审计制度，坚决杜绝新的债务发生。
2、优化环境，增强乡镇干部的工作信心和热情。一是要优化政策环境，让乡镇干部看到政治前途。首先要从政治待遇上重视。县委在干部的调配上要注重向乡镇倾斜，对长期在乡镇工作，尤其在艰苦环境下取得突出成绩的干部，要优先提拔使用。选拔部门主要领导干部，要从在基层工作、经过基层锻炼、群众公认的乡镇领导干部中选拔，形成“干部下乡镇、乡镇出干部”的正确导向。其次要从财政政策上倾斜。要改革乡镇税收征收体制，适当降低税收包干基数，给乡镇预留一定的可用财力。在税收分成和办公经费方面要实行一些优惠倾斜政策。再次要从生活困难上关心。要建立领导干部谈心制度，经常与乡镇干部开展谈心活动，及时了解情况。要建立乡镇干部人文关怀制度，完善乡镇机关干部工作、生活设施，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乡镇干部家庭，要从物质、精神和工作岗位上进行具体帮扶。二是要优化工作环境，让乡镇干部能全心投入工作。要逐步减轻和缓解乡镇工作压力，针对乡镇工作“责任状”、“一票否决”满天飞的问题，上级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清查工作，对与乡镇工作联系不紧密地要限期废除；对确需乡镇完成的要科学核定标准，使乡镇干部能集中精力来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上实际问题。要强化部门服务意识，县直机关部门在工作指导上要强化为基层服务、替基层干部着想的意识，不要下脱离实际的“硬”指标，不要把工作难题、负担转嫁给乡镇，不要唯部门利益是图，在执行上级各项惠民政策上要尽量少打折扣或不打折扣。要压缩“文山会海”，把乡镇领导干部从过多的会议和应酬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搞建设、谋发展、抓服务。三是要优化舆论环境，让乡镇干部取得群众的理解支持。县委要经常组织开展优秀乡镇党委、优秀乡镇党委书记、优秀乡镇干部等评选活动，及时发现、总结乡镇干部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要加大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大力宣传乡镇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在全社会形成尊重乡镇干部，支持乡镇工作的良好氛围。
（三）、着眼队伍建设，提高乡镇干部的执政能力和工作水平。
1、合理设置领导班子职数和职位。要本着精干高效的原则，严控乡镇班子职数。根据目前乡镇的规模，在今年即将进行的乡镇政府、人大换届选举中，乡镇人大、政府班子应以现有的党委班子为主体，采取交叉兼职的模式备配。
2、切实加强乡镇干部的教育管理。要结合中央和省委出台的先进性教育六个长效机制文件，制订加强乡镇干部经常性教育培训的具体办法。要以“勤修为政之德、善谋富民之策”、“忠于党和人民、忠于事业”为主题，积极开展创建学习型、务实型、创新型乡镇活动。每年有计划的组织乡镇干部进行专门培训和挂职锻炼，着力提升乡镇干部的业务水平和执政能力，特别是要提高科学决策、攻关破难、依法行政的能力。要加大乡镇干部的交流力度，定期对乡镇一般干部进行跨乡镇或部门交流，把交流与干部的培养使用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乡镇干部队伍的活力，做到从工作上留住人、政治上激励人、生活上关心人。要采取设立乡镇干部津贴等方式适当提高乡镇干部的待遇，让乡镇干部有为民办实事的愿望和热情，能安心基层、扎根基层、奉献在基层。
3、健全和完善管理监督制度。一是健全日常管理制度。对乡镇现有的日常管理制度进行统一规范，重点建立和完善学习、出勤、考勤、值班、会议、联村包户、机关管理等制度，狠抓制度的兑现和落实，促进乡镇干部作风的进一步转变和工作行为的进一步规范。二是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有错无为问责机制，出台乡镇干部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对乡镇干部实行绩效管理，对成绩突出、群众拥护的干部要予以表扬和奖励，特别突出的要予以提拔使用，对素质不高、能力不强的要及时调整，对违法乱纪的要严肃惩处。三是健全民主监管机制。要完善乡镇党委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严格执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制度。要坚持乡镇党务、政务和财务定期公开制度，对乡镇全年工作规划、重大工程、专项资金使用等事项要进行全面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提高乡镇事务管理的民主化程度。要完善乡镇干部目标承诺和述职评议制度，组织部门要定期组织乡镇党员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定期评议乡镇领导班子的履职情况。要建立县委巡视组制度，定期督查乡镇班子建设和工作开展落实情况
第四篇：当前信访工作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当前我市信访工作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社会利益格局的逐步调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不断呈现，信访工作形势严峻。在新形势下把握好信访工作特点，剖析其形成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和方法，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与社会事业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近日，市信访局结合我市实际，对我市信访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基本情况和主要做法
自2008年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信访部门的积极努力、基层单位的共同配合下，我市信访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全市信访总量、集体访、越级访数量大幅下降，在2009年分别下降42%、27%和33%的基础上，去年又分别下降了36%、21%和33%，呈现出“一好转三提高三下降”的良好态势，即：信访秩序明显好转；信访办结率、息诉息访率、群众满意率明显提高；越级访、重复访、非正常信访行为明显下降。全市信访工作已基本形成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一是得益于领导重视，树立了全新的信访工作理念。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强力推行“一岗双责”，始终坚持将信访工作纳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常抓不懈、纳入各级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严格考核、纳入党政领导政绩评定兑现奖惩。市委常委会研究信访稳定工作每年不少于6次，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对重点信访问题进行研究部署、跟踪调度。市委书记、市长带头落实领导干部定期公开接访制度，亲自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2010年，市领导共接待群众来访74起，处结70起，结服67起。对群众来信坚持每信必阅，每信必批，去年以来共阅批来信达426件，分别通过市委、市政府督查科或信访局交办给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限期解决。重视信访干部队伍建设，优先提拔重用在信访稳定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干部，在全市树立起“稳定工作有大作为、稳定干部有大作为”的工作导向和用人导向。对信访部门从经费、人员和车辆等各方面都优先保证，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信访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自2008年以来，在市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每年拨付足够的经费，保证信访工作的正常开展。高度关注民生，解决实际问题。开展“办实事、树形象”活动，每年都确定一批为民实事，赢得了群众的好评。尤其是2010年以来，先后投入1亿元，解决了8个破产企业拖欠1100名职工的工资和保险金等问题，有效避免了多起集体访的发生。
二是得益于部门配合，形成了强大的工作合力。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变基层单位“单兵作战”为部门联手的“团体配合”，形成信访工作整体合力。敏感时期，维稳办、信访局、公安局等维稳牵头部门各负其责，分兵把口，从主要领导到一般干部，全力以赴，全员参与，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式防控网络，维护稳定各环节工作得到有效落实。全市各级各部门成立应急队，配备专门人员、专用车辆和专用经费，制定应急处置方案，一旦发生人员出走或群体性事件，做到协调有序，快速出动，第一时间内进行处置，将影响降到最低。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市没有发生群体性事件，没有发生进京集体上访，没有发生进京非正常上访，没有发生上访群众在京丢丑滋事案件；发生的少数进京个体上访被及时安全劝返接回，较好地维护了全市大局稳定和对外形象。
三是得益于机制健全，促进了信访工作的常态化。市委、市政府领导牢固树立“稳定是第一责任”的意识，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信访工作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完善领导干部定期公开接访机制，实行定期公开接访与约访相结合，并将领导干部公开接访向市直部
门和镇街延伸，形成了书记、市长牵头，市级领导干部参加，镇（区、街道）和市直部门领导班子成员整体联动的公开接访格局。完善领导干部下访机制。结合全市开展的“四进三问”、“送服务到基层”等活动，进农户、入社区，通过带案下访、走访调研和现场接访等形式，调查了解社情民意，帮助群众排扰解难。去年以来，市级领导下访712次，解决问题796个；市直部门领导干部下访1018次，解决问题1150个，及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坚持“防范在先、把握主动”的原则，把信访工作重心从事后处理转移到事前排查化解上来，做到未发先知。市级每月一排查，镇街每半月一排查，村级每周一排查，重大活动、重要会议期间，每天一排查，对排查出来的不稳定因素，全部建立台帐，并落实“四定四包”工作措施，促进问题尽快妥善解决。去年以来我市共开展专项排查7次，定期排查16次，排查矛盾纠纷526起，调处成功479起，调处率达91%。
四是得益于基础牢固，提高了源头化解矛盾水平。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注重从源头上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从源头上解决信访问题。2009年，以“便民快捷、服务中心”为宗旨，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依托基层、多方参与”为模式，在全市建立起以市委群众工作办公室为主导，以镇（街）群众工作办公室为纽带，以村（社区）群众工作站为基础的三级群众工作网络。为加强信访机构工作力量，市信访局新增设督查科、信息调研科和复查办公室三个科室，并对镇街专职信访干部进行了调整，配齐配强镇街信访工作人员，同时，根据需要，聘请经验丰富、有责任心的律师、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和热心于调解工作的人士进驻群众工作办公室，协助做好群众来访接待工作。通过举办政策、法律和业务培训班，进一步提高基层信访工作人员化解矛盾纠纷能
力，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街）部门，矛盾不上交”。为了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信访信息，在全市推行村情档案“五色”管理法，按照重点管理对象（红皮）、次级管理对象（黄皮）、一般管理对象（蓝皮）、救助帮扶对象（粉皮）、社区优秀居民（绿皮）分别建档立案，极大地提高了工作的针对性。
五是得益于思路创新，拓宽了解决问题的渠道。市信访局注重对新时期信访工作进行深入调研，积极探索和创新解决信访问题的方式方法。实行“日会诊”制度，每天对接访案件进行梳理，分类处理，对反映问题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直接交办给责任单位，限期解决；对发生的一些紧急、重大案件，以《信访情况》简报的形式上报市委、市政府，由分管领导直接批办，确保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得到及时解决。为集中力量化解信访积案，自2008年起，每年都根据上级要求和本市实际，开展三个专项活动，先后组织开展了 “信访稳定百日会战”、“百日结百案”、“越级信访集中整治”、“重信重访专项治理”、“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突击月”等活动。活动期间，成立由市纪委、维稳办、信访局牵头的督导组，深入基层进行指导，并区分市级领导和责任单位两个层面对交办案件处结情况进行定期通报，极大地调动了各级各部门解决信访问题的积极性。通过持续开展活动，滚动交办案件，使信访积案“存量”逐年减少，每次活动结束时，所交办案件结服率都达到90%以上。2008年以来，共化解信访积案237起，40余名信访老户先后息诉息访。同时，聘请律师参与涉法信访工作，参与重大疑难案件论证研讨和信访听证会，为依法处理信访问题提供意见和建议，近年来，通过召开信访听证会解决信访积案30余起。信访工作经验连续三年被国家信访局和中央联席办刊发，并在全国推广。
二、主要问题及产生原因
信访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近两年来，通过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集中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化解了一批信访积案，切实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全市社会的和谐稳定。但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特别是涉地、涉房、涉企、涉法涉诉等问题尤为突出，群众利益诉求明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此类案件占信访总量的47%。军转干、复退军人、原民办教师、上访老户等重点群体上访时有发生，重信重访居高不下，占信访总量的32%。加之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导致我市信访稳定任务仍然繁重，形势仍然严峻。从信访内容看，范围不断扩大，类型越来越多。一是农村的土地纠纷、经济纠纷、干部违纪等问题；二是企业改制过程中运作不规范，没有按政策解决职工安置、拖欠工资发放、生活待遇、养老统筹、医疗保险等问题；三是城市建设拆迁和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过程中形成的补偿纠纷问题；四是涉法涉诉问题；五是社会保障问题。从上访形式看，群体行为不断，规模有所扩大。在利益格局调整的情况下，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社会成员对共同的利益问题极易产生共鸣，进行有目的、有组织的沟通和串联，如原公交车主、民办老师、农村电工等群体。从上访性质看，非正常上访增多，负面影响增大。部分上访群众情绪激烈、行为出格，围堵办公大楼、要挟党委政府，影响正常机关办公秩序，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此类案件以城市拆迁居民和改制企业职工居多。从上访时机看，“择机上访”普遍存在。部分上访群众往往选择在国家重大政治活动、重要节日、新领导上任之际或班子换届选举之时，搞突击上访，特别是越级上访、群体上访，制造较大影响。
通过对我市近年来信访案件的认真剖析，我们认为，造成群众上访的主要原因：一是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必然。加快发展、保持经
济持续快速发展势头，是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企业改制、土地流转和征用、房屋拆迁等问题带来各种利益的调整，必然会反映到信访领域里来。二是基层工作不扎实、不规范。极少数干部作风不实，责任心不强，工作方法不当，对信访矛盾排查调处不及时，对信访反映的问题相互推诿，导致群众产生不满情绪而上访；三是群众法制观念淡薄。少数群众依法维权和依法解决问题的观念尚未确立，很多本来可以通过依法解决的事，往往习惯于上访，并且错误认为“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在信访工作中，对少数无理缠访的人员处理乏力，导致反复无理缠访。四是信访工作体制不够完善。一些本应由司法部门解决的事情，变为行政直接干预，存在以信访代诉讼、以行政代司法解决的现象，留下了矛盾隐患。在实际工作中有些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通过正当途径得不到解决或不能及时解决，一经上访，便很快得到了解决，个别上访群众通过缠访、闹访得到了实惠，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误导作用，助长了信访的不良风气。
三、改进工作的几点建议
群众信访问题是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很多是由于政策或工作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既要依法、及时、就地处理信访问题，更要加强教育、管理，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一是要搞好稳定风险评估，健全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在涉及民生问题有关政策的制定上，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尤其在重大事项的决策上，应提前进行信访与社会稳定情况的评估，对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尊重群众意愿，多渠道、多形式充分听取各方面尤其是广大群众的意见，避免因决策的不民主、不科学而引发群众信访。二是要依法行政，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一方面，各级各部门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将国家政策法规不打折扣地贯彻落实到位，让广大群众真正体会到惠民政策的好处，如土地延包、义务教育、医疗、低保等政策全部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坚持依法按政策解决信访问题，既要加大问题处理的力度，又要防止为一时一事问题的解决，任意突破政策和法律的底线，避免因执行政策不平衡、不连续、不到位而引发信访问题。三是要切实加强干部作风和能力建设。建立和完善信访工作监督管理制度，切实树立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疾苦急于一切、人民的呼声先于一切的观念，进一步转变干部作风，加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对全市各级干部尤其是信访干部政策法规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信访工作的规范化水平，确保信访问题得到及时妥善处理，并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避免因工作不规范人为制造矛盾，导致群众上访。四是要超前排查，及时妥善解决问题。实践证明，信访问题发现的越早、解决的越及时，成本就越低、效果就越好。要坚持属地为主、条块结合，不间断地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活动，对排查出的问题分类建档，力争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把问题解决到位，矛盾化解到位。对已出现的信访问题，严格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每个问题的处理责任，争取做到群众上访问题事事有结果，件件有着落，尽力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努力减少越级上访、重信重访。五是加强信访法制宣传，维护正常信访秩序。加大《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营造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依法信访的良好氛围，通过运用社会力量和民间声音抑制不理性、不合法行为，教育引导农民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手段表达利益诉求。对无理取闹、缠访闹访、丢丑闹事的信访老户和围堵冲击政府办公场所造成恶劣影响的首要骨干人
员及进京非正常上访的劝返人员等，依法予以传唤、训诫、拘留、劳教等措施，纠正一些上访人员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的错误认识和行为，形成“畅通、有序、务实、高效”的信访工作新秩序。六是增加经费投入，改善工作条件。烟台市信访局要求各县市区今年7月底前，按照龙口模式组建群工部，完善三级体系，切实抓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应适当增加信访局和维稳办的人员编制，保证信访维稳机构有一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具备相应的设施和条件，有效提高办事效率和应急处置能力。
第五篇：对当前降成本的调查与思考
破解新困扰 亟需新方法——对当前降成本的调查与思考(5)省政府督查组上月对企业成本相关调研表明，各地政策落地落实总体较好，但也存在服务意识缺失、部分垄断性质的经营性收费过高等问题。
督查组认为，破解此类问题，政府部门要认清职责定位，遵循市场需求，改进工作方法。
办事收费减少，但流程更复杂，时间成本更高
督查组在恩施州调查时，有涉农企业反映，过去实行收费时，产品送检一般5个工作日、最快两三天都可拿到结果，但现在最多要等两三个月。这家企业总经理说，今年9月，他们急着要参加农博会，产品需质检部门出具检验证书。但产品送去后，直到农博会结束，也没等到送检结果。
宜昌有家大型化工公司，氨罐需定时检验，一个氨罐收费需十几万元。过去只要报呈，检验单位很快会派人到企业服务。这家公司总经理说，现在国家按规定免除费用，看上去企业大大减轻了负担。但现实情况是，有时报呈几个月甚至半年，也没有人上门。到检验单位催问，对方说忙，派不出人手。由于检验单位在武汉，企业没办法，只得在检验单位安插“眼线”，等到检验单位“不忙”时，派人到武汉守候、约请。
对此，检测机构也有自己的说法：取消收费后，经费不够，不可能聘请更多人来检测。
还有药品企业说，虽然没有收费，但药品检测周期特别长，企业耗不起。咸宁东铂置业公也认为，现在办事收费减少，但流程更复杂，时间成本更高，办事干部怕担责的情况比较普遍。
一台20多万元的锅炉，报装费是锅炉价格的两倍多
部分垄断性质的经营性收费过高，也困扰着企业发展。利川奥龙医药公司总经理封仁方反映，为响应政府号召，公司在今年国庆节拆除了烧煤锅炉，但在装煤气时，却遭遇高昂的报装费，一台20多万元的锅炉，报装费是锅炉价格的两倍多。县政府几次协调，煤气公司也不买账。
企业用电用能成本方面，各地同步下调了一般工商业用电和大工业直供电价，但政策执行上的差异，造成用电成本高低不均。宜昌恒安药业表示，用电大户与电力部门直接交易，电价大幅下降，年均节约费用在200万元以上。夷陵娃哈哈、恩施长源轴承则表示电力价格过高。
恩施长源轴承反映，电力部门推行电费预缴制，无形中占用了企业资金，推高了用电成本；宜都兴发化工同一厂区存在民用、工业、商业三种不同电价。
一些企业认为，电力初装费过高，也增加了企业转型升级、提产扩能的成本。
行业取消“五大员”后的两难
还有一种现象，政策不配套，监管部门和企业各有难处，有些问题现阶段还不能处理，导致企业成本增加。
恩施广盛集团公司反映，建筑项目涉及的“五大员”（造价员、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材料员），以前有监管部门负责培训、考试、发证，现在依据简政放权政策，政府主管部门取消了建筑施工行业的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也取消了颁发“五大员证”。
但作为施工企业来说，没有相关证件，“五大员”无法上岗，建筑监管部门因此叫停在建项目，工程无法按期完成，导致企业成本大幅增加。
对此，建筑监管部门表示,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省住建厅有关负责人说，譬如建筑企业的施工电梯管理人员，如果不培训，发生事故，谁能担责？谁又能担得了责？
省住建厅表示，目前在停发“五大员”证的情况下，他们正在推动岗位培训工作，办法是：不发上岗证和资格证，但发培训证。
建议：认清职责定位，改进工作方法
督查组就此指出，降低企业成本，各级政府部门责无旁贷。不能因为在简政放权中，有些程序取消了，也不让收费，就失去了工作动力，要认清政府部门职责定位，转变工作作风，增强为企业服务的意识。
相关企业则希望，从现实出发，对像氨罐这些检验中花费确实较高的特种行业检测，可考虑适当收费，同时放开垄断经营，允许社会参与，这样既可形成竞争，亦有利于企业选择检测单位。
对建筑行业“五大员”的培训，也可以引进市场机制。教材、课程内容由建筑施工主管部门制定，社会或者职业组织按市场需求参与其中，并逐步自我完善。
督查组认为，当前仍须加大涉企收费事项清理规范的工作力度，继续做好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的清理，依照国家和省出台取消收费项目政策，及时更新收费清单；凡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确保涉企收费项目只减不增。继续重点检查涉企收费减免、取消、暂停政策落实情况；对企业反映强烈的中介乱收费特别是“红顶中介”违规收费，应及时查处，对重大乱收费问题公开曝光。（张欧亚）
降低人工成本，盼制度设计更给力
——对当前降成本的调查与思考
（四）招工难、社保缴费压力大、技术人才缺乏„„上月中旬，省政府降成本督查组的调研表明，进一步降低人工成本，成为企业的普遍诉求。
社保缴费持续增长，企业压力颇大
“当前国家降低了社保费率，但由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不断提高，社保缴费基数也随之不断增大，企业社保缴费数额不降反增。”东风钟祥汽车弹簧有限公司总经理万应和向督查组坦言。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我省自今年5月1日起，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20%降低至19%，对失业保险由2%降低至1%。但今年7月起，我省与全国其他省份同步提高养老和失业保险缴费基数（约为10%），这让包括东风钟祥汽车弹簧有限公司在内的一批企业感到“政策获得感”不强。
武汉一餐饮企业负责人以养老保险算了笔账：去年缴费基数下限为3031.2元，费率20%，企业每月为每位员工缴费606.2元，职工个人按8%的比例缴费242.5元；今年企业缴费费率下调至19%，但缴费基数下限提高到3286元，企业缴费624.3元，员工缴费262.8元，都比去年增加了。
督查组在武汉、黄石、宜昌、荆州、荆门等地调研结果显示，人工成本已成为企业经营的压力，持续增长的社保缴费负担是重要原因。钟祥新宇机电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直言：“公司三年来社保缴费支出累计上涨了40%。”
企业普遍希望，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度设计上，让人工成本的上升能与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
从广东迁回家乡的宜昌永鑫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建议，我省应适度下调社保缴费基数，确定更合理基数水平。“以广东省为例，该省对社保缴费基数设立上下限，实行最低工资为缴费基数。”
人才需求难满足，县域企业求贤若渴
“有技术、有经验的熟练工很难留，他们有机会就会往沿海或国外跑。”湖北荆工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车玉贵坦言，企业培养一个烧窑的窑工至少需要2年，可这些学到手艺的员工最容易流失。
该公司是一家有30余年历史的水泥骨干企业，有工人百余名，但流动性很大，这让车玉贵很头疼。一旦缺工，公司就得紧急招人，就要委托人力中介公司或劳务派遣公司，每年仅付给中介机构的招聘费用，就达数十万元。
即便如此，县域企业还是很难招到理想员工。“荆门地区营销、策划人才少，专业技术人才更少。”湖北厚东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一位负责人表示，近几年，公司订单很满，经营势头很好，但人才梯队建设乏力，本科生都不好招，公司发展很难提档升级。
高端人才更是缺乏。位于荆门东宝区的湖北天瓷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端电子材料研发生产企业，总经理何大强说，公司引进科研人员至少需要在稀有非金属领域有10年从业经验，这样的人才荆门吸引不来。
我省各地县域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反映，招聘专业技术人才困难重重，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效果差，严重影响企业竞争力。
企业家们向督查组建议，要解决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普工缺口，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人才瓶颈，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校企人才对接，“量体裁衣、按需施训”，积极鼓励城镇登记失业、就业困难人员和农民工参加培训，并落实一次性补助、工资待遇、住房、医疗、子女上学、职称等一系列政策，使人才“引得来、留得住”。
用机器替代人，提升智能制造水平
“现在，智能制造水平，已成为考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湖北宝源木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少平介绍，该公司近3年大幅提高木料切割、运输和板材加工设备的自动化水平，有效解决了招工难问题。
王少平说，“宝源”作为中国驰名商标，对板材的质量和环保性能控制很严。公司若没有全自动化设备做支撑，现有的1300名工人根本无法满足生产需要，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也会大打折扣。
用机器替代人，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劲牌有限公司已走在前列。目前，该公司已在自动化生产线上部署了约1.2万个智能传感器、102台套智能机器人，让机器、设备、物料、传感器、工作人员和数据中心实时互联，实现“按做药的标准生产保健酒”。
本土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制造领军企业——武汉奋进智能机器有限公司呼吁：机器人行业技术高、难度大、投入大，国外机器人产业已经历半个世纪的发展，技术优势明显，我国机器人产业要赶超，离不开政府支持。在这方面，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安徽、重庆等省市走在前列，对机器人企业支持力度空前。相比而言，湖北省及武汉市的机器人产业政策迟迟没有出台或落地，影响了我省制造业转型升级。（刘天纵）
降物流成本需提升效率——对当前降成本的调查与思考（3）
“税费总体在减，但物流成本不降反增。”
上月中旬，记者随省政府降成本督查组调查时，诸多企业反映，“9·21货车治超治限”新规实施以来，本就居高不下的物流成本普增一到三成，企业不堪重负。
倚重道路运输
“治超新规”推高物流成本
为保障高速公路运输安全，国家相关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意见》，从今年9月21日起执行。
对超限超载车辆，严格实施“一超四罚”：公安交警和公路路政除依法责令卸载并处罚外，还将对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超过3次的货运车辆和驾驶人、1年内违法超限车辆超过本单位货运车辆总数10%的运输企业和货运场所经营者实施处罚。“这对物流企业来说，是个‘大地震’。”长期经营武汉到宜昌、襄阳、荆州干线物流运输的武汉华亨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磊透露，此前大量物流企业靠超限超载等方式压缩成本，低价竞争；新规实施后，物流企业普遍选择降低运能，提高运价，规范运营。
公路运输量目前约占我省总物流业的77%。物流成本压力，最终传导到企业尤其是生产型企业。
荆门正源光华管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华介绍，新规实施后，物流成本占比从8%增至10%，而企业年纯利润仅为1.5%左右，仅此一项就让企业入不敷出。
仙桃慧狮塑业此前自有运输车一次可运34吨，现最多只能装28吨；企业全年进出物流量至少在5万吨，由此增加的物流成本不小。
咸宁汇宁物业公司测算，平均成本上涨了25%；鄂州华电工程设备公司等企业则反映，物流费用平均上涨了30%以上。
对于更为特殊的车辆运输车行业来说，由于禁止双排车上路，“双改单”意味着运能降低、运价更高，从业人员也将倍增，对车企是个不小的压力。
转运环节多
衔接成本居高不下
对比公路运输，水运和铁运成本相对较低，分别便宜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一。
然而，我省沿长江主要港口虽有17个，但与铁路接轨的港口仅有6个。“衔接不畅，大量货物抵达后常需多次转运，物流成本并未实质性降低，有时还成倍增加。”省交通运输厅物流发展局局长陶维号介绍。
公铁对接存在现实性障碍。天门多个企业表示，该市境内有两条铁路、两条高速，但均距市区尤其是工业园区较远，物流成本高出周边县市0.1元/公里。
潜江金华润化肥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用煤全部来自山西晋煤集团。通常运抵襄阳后，如汉江水位有保证，则可全水运送达，成本约160元/吨；若水位无保证，则只能火车运到荆门，再通过汽车转运，总成本升至210元/吨。“别小看这50元的差价，按每年100万吨的消耗量来算，成本相差5000万元。”该负责人说。
航空运输也存在不匹配现象。健鼎（湖北）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志忠透露，天河机场宽体机型较少，该公司所用的产品托盘不能直接上飞机，需先拆托上机，再在目的地打包托运，致使报废率提高，仅国内深圳线客户年破损率就高达7.3%。
由于限行政策等规定，转运、卸载等停靠作业行为常招致交通罚款；部分地区对“黄标车”整治，采取提前报废“一刀切”做法，也客观上加大了企业负担。
降物流成本
提升效率是王道
如何为企业减负？各地想了不少办法，如全面停止货物港务费、船舶登记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大力推广ETC；降低高速公路收费标准；推进陆港联运，加强“大通关”服务体系建设等。
更多的努力还需来自顶层设计。“物流成本暂时性上涨是必然的，阵痛在所难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武汉分院交通所所长胡润洲认为，新规实施，有利于倒逼物流行业向规范化和标准化转型。
在胡润洲看来，充分的市场竞争，高效的物流效率，才是降低成本的根本。目前，我省物流配送系统依然存在“小、散、乱”等问题，各地物流园区虽然都利用互联网平台，建立了“货找车、车找货”APP软件，但数据没有打通，大量货车依然存在“放空”现象。建议相关政府部门牵头，做好信息平台整合工作。
湖北经济学院教授、湖北物流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陶君成认为，我省要下大力气推进公铁水空等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建设。
这一呼声在近日发布的《湖北省现代物流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得到回应。根据规划，我省将依托“两圈（武汉城市圈物流圈、鄂西物流圈）两带（长江物流带、汉江物流带）”，积极发展农产品物流、物流园区、沿江物流、多式联运、物流信息化等十大工程。
“到2020年，基本建成“物流圈（带）—物流节点城市—物流园区—专业化物流中心”的现代物流网络体系，力争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企业物流总成本相应缩减。”省现代物流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省发改委财贸处处长岑建德透露。(郭习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仍有空间——对当前降成本的调查与思考（2）
湖北日报讯 记者 张进
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规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
为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改善营商环境，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府不断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取消了大量检验、检测、认证以及各类收费项目。日前，记者随省政府降成本督查组前往各市州走访企业、开展调查。企业普遍反映：多次简政放权后，制度性交易成本明显下降，但流程多、手续繁、办事难等问题依然存在。
一站式服务不到位办事还得来回跑
“为了办证，腿都快跑断了！”说到办房产证，鄂州、咸宁、黄冈等地多家企业负责人叫苦不迭。“办房产证涉及国土、规划、质监、环保、消防、抗震、人防、档案、房地产管理等10多个部门，个个都要审批，手续太繁琐。”鄂信钻石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为了给新建的厂房办房产证，公司安排专人，跑了快1年，相关申报资料堆起来有1米多高，至今仍没办结。
近年来，各地纷纷兴建行政服务大厅，窗口集中受理服务，后台内部审批项目，目的在于提供一站式服务，让企业办事少跑路更便捷。但多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服务大厅只能领表格，真正办事还要跑这个局、那个局，有的一个局还得跑几个科室。”
派驻窗口单位“只挂号、不看病”，窗口沦为“收发室”，办事还得来回跑。调查表明，由于部门之间、部门内部协调不畅，项目难集中、授权难到位、业务难协调、资源难整合，加上不同业务单位信息数据不共享，许多事项无法在网上办结，网上审批的能力跟浙江、上海等沿海发达地区差距较大。
鄂州上大模具公司称，同样办土地使用证，在上海办理只需10天，在当地办完却花了约8个月，企业付出的时间、人力成本大增。
主动服务意识不强不愿担责现象增多
“由于宣传培训力度不够，一些优惠政策企业没有完全用好用足。”武汉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称，国家和省里降成本优惠政策出台后，虽然在政府或部门网上公开，但有关部门主动宣传培训不够，有的企业对可以享受哪些优惠政策不了解，有的了解不深、不懂如何操作，让一些好政策“看得见、够不着”，落不了地。
鄂州波尔亚太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杭州，税务、人社等部门会根据企业缴税、缴纳社保情况，判断企业是否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并主动通知企业去办理手续或直接将补助、返还打到企业账户上。相比之下，我省地方相关部门仍必须企业自行申请，主动服务意识不强、办法不多。“现在门好进、脸好看、话好听，但事更难办。”潜江、天门、仙桃等地一些企业反映，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部门作风好转了，办事规矩了，收费减少了。但同时，由于不敢担当、不愿担责，一些政府部门人为增加办事流程和前置条件，或层层请示画圈，慢作为、不作为等“懒政”“怠政”现象仍有发生。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府还须进一步“自我革命” 如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众多企业负责人表达期盼—— 政府还要进一步“自我革命”，不仅要把权往下放，更要减权、削权，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审批，把更多的审批变为备案。同时，强化事中和事后监管，防止“以批代管、以罚代管”。
政商关系既要“清”也要“亲”，要增强主动服务的意识和能力，将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机关落到实处。
加快推进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利用“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新手段，构建全省统一的政务服务平台，真正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可喜的是，我省一些地方和部门主动作为、先行先试，已经创造了一些好经验、好做法： 襄阳市组建市行政审批局，将20多个市直部门承担的145项审批职能完全剥离、整体移交，用“行政审批专用章”取代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公章，杜绝了证明“围城”、公章“旅行”、审批“长征”现象。
宜昌市在全省率先开展电子营业执照试点，实现了零纸张、零见面、零费用，创业者最快一个小时、最慢3个工作日之内，就可领到电子营业执照。
省地税局开发上线“电子税务局”APP，纳税人足不出户，在手机上就可开展税务事项预办理、网上申报缴款、个人社保费缴纳、涉税查询、政策检索、预约办税等业务，方便了群众。
降融资成本，盼多方合力——对当前降成本的调查与思考(1)湖北日报讯 记者 谢慧敏
“政策出台了不少，有些也有实质性进展，但总感觉不解渴。”“中小企业利润薄，贷款成本这么高，实在背不起。”
上月中旬，记者随省政府降成本督查组前往全省17个市州、数百家企业展开调查。企业普遍反映，当前，银行贷款门槛高、申请难；较高的融资成本，给企业经营带来较大的压力与负担。
门槛高 申请难 中小企业很无奈
“贷款太难了，审批材料跑了两个多月，今天才刚刚送到省分行。”
上月9日，面对前来调查的省政府降成本督查组，麻城大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负责人宁立峥忍不住诉苦。
原来，今年8月，他向当地银行申请3000万元贷款，打算趁着不错的汽车行情，再上马一条生产线。本以为，公司今年效益不错，3个亿的总资产，负债不超过4000万元，贷款应不成问题。未料到，县、市、省层层审批，资金迟迟无法到位。“贷款批不下来，订单也不敢接。眼看商机稍纵即逝，只有干着急。”宁立峥满是无奈。这样的无奈，多地企业感同身受。随县一家企业坦言，过去二三个月就能办下来的贷款，现在至少需跑上3至5个月，甚至半年以上。遇到燃眉之急，往往只能依靠民间借贷。“民间借贷速度快，但利息高，4分至6分的息，对企业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成本负担。”
与此同时，贷款门槛也在不断提升。
老河口一家高速公路投资商告诉记者，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条件极为苛刻，不仅要有厂房、住房、土地等不动产作实物抵押，还要求项目贷款中自有资本金占比必须达52%，而国企仅需占比25%至35%。
恩施、黄冈等地一些企业坦言，企业的抵押资产被严重低估。以往1000万的抵押资产，可贷款600万至700万元，现在最多只能贷400万元。
调查中，一些企业还反映，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银行普遍加强对信贷风险的管控，紧缩或压缩贷款规模。个别银行甚至“压贷”、“抽贷”，对企业流动资金造成极大影响。
在大冶，有企业被当地农行一次性抽贷，额度高达3000万元。
在天门、潜江、仙桃等地，农发行要求过去在粮棉收购以外发放的企业贷款，全部予以收回。不少涉农企业反映：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
利率上浮 收费重复 实体企业负担加重
“现在银行的资金根本用不起！”看着手中的财务报表，枣阳猛之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直叹气。
今年，公司从银行贷款2100万元，尽管享受了一定的政策优惠，但实际利率仍高达9.33%，为基准利率的近一倍。“明显超过一般涉农企业的盈利水平。”
猛之牛的遭遇，并非个案。
浠水纳福传动机械总经理汪丽说，这些年，政府费了很大劲，将贷款基准利率下降至4.35%，并要求县级银行上浮20%左右。但现实中，银行对利率浮动只设下限没有上限，上浮50%是常态，涨一倍也不罕见。“加上融资担保费、保证金等，中小企业实际利率基本达15%左右。”
三环集团黄石锻压机床有限公司负责人认为，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期限太短，企业稍有不慎，资金链就会断裂。“今年一笔5000万的贷款，银行要求10月底必须全部还清，否则来年无法续贷。”
推高融资成本的，还有各种名目的隐形收费、重复收费。浠水天雄科技股份公司几年前开始从当地农行申请贷款。负责人吕再明告诉记者，银行每授信一次，就要求企业做一次资产评估。“一份评估，花费就得2万到3万元。几年下来，地还是那块地，厂房还是那间厂房，报告却出了好几本，既费钱又费时间。”
大冶一家企业反映，公司向银行贷款500万元，手续本已办妥，但银行却突然提出，先放款300万元，然后企业向银行存入200万元作为抵押，再将最后200万元尾款放出。
盼多方齐努力 让融资渠道更通畅
降低融资成本，事关企业切身利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各地也采取了不少好办法。比如，针对初创企业资产轻，无抵押，武汉率先启动“纳税信用贷”，企业凭借纳税信用即可申请贷款，利率为5.655%，且政府同步给予25%贴息，既减轻了企业财务负担，也让银行收获更多优质潜在客户。
再如，针对企业流动性资金短缺，大冶推出“甘霖贷”，将市政府融资平台资金，以委托贷款方式由指定银行低息借给优势中小企业，以解燃眉之急。
但遗憾的是，这些银政合作的贷款模式，多集中在武汉等经济发达地区，很多县域企业只能既羡慕又期盼。
政策盼给力，更盼及时与有效。
鄂州一家水泥企业反映，企业资金紧张期大多在过年前，但当地为企业设立的政策性周转资金，发放时间多安排在3月之后，有些甚至7月才发放，10月、11月就要归还。“时间不吻合，周期太短，效果大打折扣。”
破解融资“老大难”，政府要发力，但关键还在银行。
调查中，很多企业表示，宏观经济下行，银行规避风险，“稳”字当头，是本分所在。但过分的惜贷、抽贷，既加剧了实体企业负担，也客观上增加了银行风险。如何创新金融产品，挖掘培育更多优质客户，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
一些专家则建议监管部门加大改革力度，鼓励银行试点投贷联动：银行设立投资公司，对企业进行股权、债券投资，以股权预期的高收益去弥补贷款风险，最大限度调动银行积极性。
当然，贷款只是融资方式的一种，不可能“包打天下”。省金融办表示，当前，我省正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运作规范、有发展前景的企业通过上市、发债等方式直接融资，以改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状，从根本上破解融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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