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资格认定中的三个问题

第一篇：股东资格认定中的三个问题

股东资格认定中的三个问题

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有关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公司法诉讼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诉讼。不仅表现在单一的股东资格认定纠纷案件中，而且在审理股权转让纠纷、股东权益诉讼纠纷、出资不足股东向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纠纷等类型的民商事案件中,股东资格的认定都是要首当其冲解决的问题。

一、股东登记和出资证明书、股票在股东资格认定中的意义

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对公司股东的登记在认定股东资格时具有特殊的意义。公司章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司的小宪章，公司的主要事项均记载于章程中，包括股东的姓名（名称）、权利义务和出资等。对内约束公司和股东，对外具有公示作用。公司设立登记或转让出资时，应当办理章程的核准、备案和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章程一方面表明了出资者向公司出资，欲为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也起到一定的对外公示作用。故公司章程上载明的股东内容是确定股东权利义务的主要根据，具有对抗股东之间其他约定的效力；在对外效力上也是相对人据以判断公司股东的依据。公司置备的股东名册具有权利推定力，是认定股东资格的证据。因此，一般情况下股东名册上载明的股东即应推定为公司的股东，除非有充足证据证明载明的内容错误。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功能主要是政府对进入市场交易的市场主体资格进行审查，以减小市场交易整体风险，其内容因其公示性而对相对人具有确定的效力。由于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是公司成立的法定程序，虽然公司成立登记本质上属于证权性登记，不具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但从某一方面看客观上又产生了设权性的效果。即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的功能。作为均具有对外公示作用的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正常情况下应当一致。但在股权变化时，因公司未及时变更有关登记而造成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不一致时，如何确定股东资格？笔者认为，如果仅仅是受让方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不涉及第三人利益时，应当以实际股权转让情况确定受让方为公司新的股东，并责令公司立即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是，如果涉及到善意第三人利益，在认定公司股东时，从二者对外具有公示力的作用看，很难说究竟谁的效力更高。尤其是对善意第三人来说，其完全可以相信任何一个有公示力的记载作出相应的行为。所以原则上应当依据善意第三人主张依据的公示内容认定股东资格，以保护善意第三人合法权利。公司可以通过及时变更登记来确定公司真实的股东。

出资者是否取得出资证明书和股票不是认定其股东资格的必备要件。出资证明书和股票性质上是物权凭证，是证明股东持有股份或出资的凭证。出资者出资后，只要公司一经批准登记成立，出资者就当然地转化为公司股东。公司就有义务向出资者签发出资证明书或者股票，出资者也享有出资证明书或者股票的请求权。这种权利来源于其股东身份。出资证明书和股票在其中只起到证据的作用。即使没有出资证明书或者股票，只要出资者能够证明其已经依据公司章程和设立协议缴纳了出资，就应当依法认定其股东资格。即不能以出资者不具有出资证明书或者股票而当然否认其股东资格。

二、瑕疵出资股东资格的认定

瑕疵出资是指出资者没有严格按照章程规定的数额、时间等出资，不包括根本未出资。关于瑕疵出资者是否享有股东资格问题，实践中争论较大。有观点认为，因我国采用资本实缴制，原则上只有资本全部到位后，登记机关才予办理公司成立登记，故瑕疵出资者未按照公司章程全部履行出资义务，公司不会设立成功，瑕疵出资者也不能取得股东资格。但笔者认为，由于瑕疵出资者已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且在公司章程上明确签字，有其真实意思表示，故瑕疵出资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认定。这主要是基于我国实际情况作出的推断。虽然我国实行法定资本制，原则上要求注册资金全部到位后公司尚可登记成立。但现实中很多公司注册资金未全部到位亦获得了公司登记。且司法实践也承认注册资金达到最低注册资本金公司的法人地位。即虽然公司的注册资金并未全部到位，但如果达到了一定数额，法律上是承认其法人资格的。故在法人成立情况下，对瑕疵出资者的股东资格应当予以认可，否则将会出现公司股东缺位。但因其出资并未全部到位，股东权是有瑕疵的。其股东权利只能在出资范围内

行使，未出资部分不得行使。对于瑕疵出资者未严格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根据公司法的规定由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如果瑕疵出资者事后补足了出资，也只能在补足出资后行使该部分出资的股东权利。如果因投资者的瑕疵出资导致公司设立失败或者因公司注册资金低于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金数额而导致公司成立无效的，因公司不存在，投资者亦不享有股东资格。瑕疵股东权是否可以转让主要存在三种不同观点：一是不可以转让；二是仅可以转让已出资部分，未出资部分不得转让；三是可以转让，但必须以转让款项先行补足不足出资；转让股份款项不足以补足出资，转让人又不能继续补足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可主张撤销股份转让合同。如未主张撤销的，可保留向转让人追索不足出资的权利。笔者认为，应严格限制瑕疵股东权的转让。虽然转让股权是股东的权利，但是对于未缴足出资的瑕疵股东权，如果允许其转让股权，很容易给不法者提供利用转让股权方式损害债权人的便利，而通过转让股权款项先行补足不足出资的做法避免债权人损失，似乎又缺乏必要的保障落实措施，操作起来非常困难，所以倒不如明确规定瑕疵出资者只有在补足出资后尚可转让股权。对于根本未出资的，尽管该投资者在公司章程上签字，但因其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不具有股东资格。公司可以以投资者未按设立协议出资为由单方解除合同，并通过变更股权结构，让他人认购未出资人所承诺认购股份，变更公司章程等方式，变更他人为公司股东，同时可追究未出资者的违约责任。

三、名实不符股东资格的认定

名实不符股东主要包括隐名股东和冒名股东。隐名股东是指虽然实际出资认购公司股份，但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为他人的投资者。隐名股东主要为规避法律型。我国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规对公司投资领域、投资主体、投资比例等方面做了一定限制，如国家机关不得开办公司，外方投资不得低于一定比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不得低于2人，超过50人等。有些投资者为了规避这些限制，采取隐名股东的方式进行投资。也有少数隐名股东为非规避法律型，主要是出于不愿公开自身经济状况原因而采取的隐名投资方式。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公司股东的认定问题。笔者认为，隐名投资多数情况是为了规避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在认定股东资格时，一定要严格遵循制裁法律规避行为原则。即法律不应支持或者纵容违法行为，应当对法律规避行为加以规范和制裁，将非法的法律关系通过法律强制力恢复到合法状态，使当事人的不法意图无法得逞，同时也起到法律示范作用。对于所谓的非规避法律型隐名股东，因公司法已经明确赋予民事主体投资进行民事活动的权利，既然投资者作出不享有股东权利，而由他人作为其权利享有者的选择，是其自身选择的结果，其应当承受由此导致的后果。且属于隐名股东的财产权利可以通过其与显名股东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得到相应保护，不存在不承认其股东资格就剥夺其民事权利问题。法律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保护无过错隐名股东民事权利，而区别情况认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对于本应由隐名股东享有的股东权利由显名股东享有，或者本应由隐名股东承担的责任由显名股东承担，因作出隐名投资系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产生的后果双方应当有所预见，按照显名情况认定公司股东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对双方应当说是公平的。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个人法调整范畴，应当依据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如债权债务关系、赠与关系，或者行纪、信托关系等。如果双方在出资时约定明确，只要其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按照双方的约定确定二者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约定的，视举证情况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举证不能的，承担举证不能的民事责任。隐名股东如因举证不能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是其自己意志选择的结果，符合私法法律精神。

冒名股东是指以根本不存在的人的名义（如死人或者虚构者）出资登记，或者盗用真实人的名义出资登记的投资者。冒名股东和隐名股东的根本区别在于要么被冒名者客观上根本不存在，要么缺少被冒名者和冒名者的合意。故对冒名股东的认定应当区别于隐名股东。首先被冒名者不能认定为公司股东。如果认定不存在的人为股东，将会因股东的缺位而导致股东权利义务无人承受，不利于维护公司团体法律关系稳定；如果认定被盗用名义者为股东，因其既无真实出资，亦无与冒名者的合意，不仅不符合股东的基本要件，而且将导致不当得利的法律后果。其次冒名者亦不能认定为公司股东。冒名无非是为了规避法律禁止性规定，如果认定冒名者为公司股东，有违公序良俗原则，是立法者之禁忌。

对冒名登记成立的公司，如果构成事实上的一人公司，应当认定公司成立无效，一方面解决了股东资格问题（即因公司成立无效，无股东之说），另一方面涉及到债权人权利实现的，由公司实际投资者承担偿还责任。这样处理即维护了法律尊严，制裁了违法分子，又达到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目的。如果虽然存在冒名股东，但并未构成一人公司，其他股东对此不知情的，为了保护无过错股东利益，不宜认定公司成立无效或强制其解散，而应收缴该部分股权，通过拍卖或者由其他股东认购等方式，确定新的投资人为公司股东。

干股的实际出资者也不是股东登记所载明的股东。干股股东一般是指具备股东的形式特征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但自身并未实际出资的股东。干股多是基于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奖励或者赠予形成的，确切地说干股股东是有实际出资的，只不过其出资是由公司或者他人代为交付的。故对干股股东资格应当予以认定。实践中也有将接受贿赂等违法犯罪行为取得的股份称为干股的，是否认定受贿者股东资格存在争议。笔者认为，从民事法律关系上认定受贿者的股东资格，与对受贿者予以刑事制裁，依法收缴其违法所得，通过拍卖转让股权确定新的股东，二者并不冲突。

第二篇：股东资格认定

股东资格认定的相关问题阐述

李云飞

传统理论认为，股东出资是判断股东资格最重要的标准，因为股东之所以能够成其为股东，从根本上是源于其对公司的出资，所以也把股东出资称为实质要件。而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这些形式要件只是实质要件的外在表现，或者说是对股东出资事实的一种记载和证明，因此，自然人或法人如果不对公司出资便不具有股东资格。

一、那么股东资格如何认定？股东资格的认定，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并且是公司法案件审理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公司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理论上对股东资格认定这个问题研究不够，再加上实践中我国公司的设立和运作不规范，审判实践中各地的认定标准不一，给处理这类纠纷造成一定的混乱，急需统一规范，新《公司法》对此规定仍然比较原则，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股东资格认定也即股权确认,是公司法实务中较为常见的问题。当前发生的与公司股权相关的民事案件中,许多都涉及到股东资格的确认。由于《公司法》对此没有直接的规定,在处理相关实务时往往缺乏确定的标准。因此,讨论股东资格的认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认为，一个完整的毫无争议的股东资格当然应该具备如下实质要件加上形式要件：1）完全正确地履行了出资义务并获得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书；2）在公司章程中被记载为股东并且签署公司章程；3）在公司股东名册中被记载为公司股东；4）在工商部门登记为公司股东。这样一个股东就具有了从推定为股东到有对抗效力的完整的股东身份。

二、在股东资格取得的相关问题上面分为不同的分类标准，股东资格的取得按时间及原因而论，股东资格的取得可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是指直接向公司认购股份，包括设立取得和增资取得。股东资格的继受取得，又称传来取得或派生取得，包括转让取得、继受取得、赠与取得和因公司合并而取得股东资格。股东资格取得之必要而充分的条件是具备完整的形式要件，但在实务中，这些条件常常并不完全具备，如何通过不完整的证据来判断股东资格，就成为司法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当股东出资、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与工商登记的股东不一致，可按以下原则来认定股东资格：

1、当实质性证据与形式化证据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适用形式化证据来认定股东的资格。

2、在对内关系，即股东资格的争议发生于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或股份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也就是不存在第三人时，工商登记只具有对外公示的功能和证权的效力，应当以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记载为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如果公司章程记载与股东名册记载的内容发生冲突，原则上应坚持公司章程优先适用的原则处理，因为公司章程为社团的自治性宪章，而股东名册只是经公司章程确认的股东资格的一种记载，是由公司章程派生而来的。

3、在对外关系上，工商登记是对抗第三人最主要的证据。

三、在关于股东资格认定应遵循的原则上应采用以下原则：第一，维护公司法律关系的 定。公司作为社团，涉及利益主体众多，法律关系复杂，应当保持公司内部各种法律关系的相对稳定性。第二，遵循商法的公示外观主义。市场经济中相对人在与公司交易的过程中，通常是通过工商登记、公司章程等外观表象来判断公司及股东的资信情况，而公司法律制度规定的工商登记、公司章程等事项必须对外公示，其目的之一就是在于使当事人简化交易程序、降低交易成本，相对人不应承担公司外观特征不实造成的交易成本和风险。第三，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原则。第四，区分公司的内外部法律关系，保持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总之，因此可见，确认股东资格应该结合实质说和形式说各自的合理之处，并且考量纠纷的各方之间的关系：应当重视形式说的形式要件的公信公示力，将形式要件作为股东资格认定标准。

第三篇：浅析股东资格的认定问题

浅析股东资格的认定问题

浙江万盛律师事务所毛卓良

摘要：股东资格是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是其作为股东发生与公司有关的法律关系的前提。本文从认定股东资格的两种理论学说出发，对股东资格认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缺乏的两种情况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股东资格；实质要件；形式要件

一、对认定股东资格的两种学说的看法

关于认定股东资格的标准存在两种学说，一为实质说，即以是否实际出资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标准。另一为形式说，即以是否存在形式上的证明来认定股东资格。

首先来分析实质出资与股东资格的关系。“在世界范围内，自有公司制度以来，以出资或认购股权作为获取股东资格的方式，从来就是最主要、最为核心的法律方式。”实质说强调实质正义价值，以民法的意思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主张谁出资谁收益，实际出资人当然应成为公司股东。然而实际出资是否就能与股东资格之间完全无缝隙地画上等号，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诚然，股东出资是成立公司的基础性要素，也是投资人取得股东身份的最直接最主要的方式之一，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是一种根本违约行为，将导致其股东地位的丧失，当然不能取得股东资格。但是在实践中存在大量出资而未取得股东资格或者未出资而取得股东资格的情况。前者如隐名股东的存在，而后者在我国《公司法》采取缓和的法定资本制后更是常见。因此，如若固守股东因出资而取得股东资格的观念将无法跟上，当下实务中大量出现的出资与股东资格的取得相背离的情况，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当事人对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自由安排。故笔者认为实际出资可以作为判断股东资格的重要标准之一，但不应当为唯一的标准，更不能作为具有确定性的不可推翻的标准。

其次分析形式说的观点。这种学说是指以股东是否被记载于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等形式要件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该说认为股东应该符合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形式特征。股东制定章程、公司登记、签发出资证 虞政平：“股东资格的法律确认”，载于《法律适用》2003年第8期。

明书等行为均属于要式法律行为。而要式法律行为是依据法定的形式要件判定其行为的效力，而不能依据其他的事实证明其效力。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的纠纷将变得很容易判断，即凡是在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公司章程或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东为公司股东，其他的实际出资人不予认可。这是因为认可实际出资人的法律地位会导致以名义出资人的名义形成的所有的法律关系的效力被全盘否定，从而使与公司有关的法律关系变得不稳定，损害善意股东和第三人的利益，这也不利于公司的登记管理，并可能为某些单位和个人采用隐名的方式暗中投资并操纵经营提供了法律保护，助长了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公司法是一种典型的团体法，应优先适用团体法的一般规则，注重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采取实质说将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这将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秩序。因此，形式说更加强调形式正义价值，以商法的表示主义为其理论基础，认为内心的效果意思不是意思表示的成立要件，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应该以表示行为来最终确定。相比较而言，形式说偏重于考量形式正义，旨在使法律行为易于识别，从而保障交易安全和维持法律关系的稳定。

二、股东资格认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都不全面。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反映了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价值冲突。相比较而言，实质说片面强调了实质正义而忽视了交易安全的的维护；形式说则相反，它片面强调了形式正义而忽视了对实际投资人的保护。对于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着眼于适度平衡投资安全与交易安全的社会需求，寻求务实和灵活的解决方式，公正合理地处理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问题。笔者认为，一个完整的毫无争议的股东资格当然应该具备如下实质要件加上形式要件：1）完全正确地履行了出资义务并获得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书；

2）在公司章程中被记载为股东并且签署公司章程；3）在公司股东名册中被记载为公司股东；4）在工商部门登记为公司股东。这样一个股东就具有了从推定为股东到有对抗效力的完整的股东身份。但实际上正是因为上述要件中欠缺了其中某个或某几个而导致在股东资格认定上产生了各种问题。现针对几种常见的欠缺上述要件的股东资格进行如下认定分析：

（一）欠缺实质要件的情况

1、出资瑕疵

若某股东出资不实或者不符合法律或出资合同的约定，此时可否因出资瑕疵而否认其股东资格呢？笔者认为，如果该股东的出资瑕疵严重到影响公司的设立，导致公司无法顺利成立，此时自然不应将该出资人视为公司的股东，而是让其承担公司设立失败的后果，并且应当对履行了出资义务的其他发起人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出资瑕疵尚未影响到公司的成立，而只是使公司在成立时资本不充足，此时应当承认该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否则将会导致公司股东缺位,不利于公司稳定运营、保护第三人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但对于瑕疵出资者未严格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根据公司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应该让有瑕疵出资行为的股东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当然,由于瑕疵出资人的出资并未全部到位,其股东权也应当受到限制,其股东权利只能在出资范围内行使,未出资部分不得行使，例如在公司收益的分配方案方面可以相应地减少该股东的红利或者在股东会表决上降低其表决权比重。但是，是否应当对出资瑕疵的股东的知情权进行限制，理论界和实务界是有争议的，笔者认为不应该限制该类股东的知情权，因为知情权相比较股东收益权而言更具有共益的性质，且这也是公司治理的需要，否则公司将实际沦为某些或者某个别股东个人的工具。而且虽然不限制知情权，但是对于股东表决权的限制能起到相同的效果，甚至能起到督促瑕疵出资的股东补正其出资行为的效果。

2、隐名股东的问题

隐名股东是实务中认定股东资格方面最常见的一个类型的纠纷。由于名义上的股东并非实际出资人，一旦因为到底何人能真实地享有股东权利而发生争议时，确定认定股东资格标准就成为了解决该类争议的最关键之所在。在认定有关“隐名股东”的资格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作出这种利益安排的原因是否是为了规避法律。由于法律对一些投资主体的资格进行了一定限制，故有一些不具备投资资格的主体为了规避法律而与他人协议由其出资但由他人成为挂名股东。例如，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是被禁止从事或者参 我国《公司法》第28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不按照欠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此处隐名股东的说法实有不妥，因为股东资格尚未确定，仍不能肯定该不出名者是否为股东，实际只是出资人而已。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故且称呼为“隐名股东”。

与赢利性活动的人，公务员不能成为股东，一部分党政干部为了牟取巨额利润，利用手中的职权以隐名股东的身份参股公司经营。于此情形，这种做法违背了法律中的禁止性规范，因此不应该认定该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对于该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就股东资格进行安排的协议，由于该协议的目的是规避法律，属于《合同法》第58条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的情形，因此该协议无效。此时，隐名股东当然不能取得公司股东的地位因此也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如果并非为规避法律，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双方自愿作出这种安排，此时不能简单地断定谁具有真正的股东资格。应该根据发生法律关系的主体具体牵涉到哪几方来判断。1）如果仅仅是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关系，而无关其他，这就可以根据双方之间事先约定的协议来处理。因为公司法属于私法性质，尊重当事人对自身利益进行的自主安排，因此在不涉及双方以外他人利益时，应该按照双方之间的约定来处理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此时依合同法来调整。2）如果涉及到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又分为两种情况。如果公司不知晓该隐名股东的存在，则不应当仅凭双方之间的约定而认定该隐名股东具有公司股东的身份。如果公司知晓该隐名股东，例如该隐名股东参与过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活动，于此应当视为公司认可该隐名股东是真正的股东，因此如果该隐名股东请求行使股东权利应当支持。同时该股东也应该遵守《公司法》为股东规定的义务，例如对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的相关股东的表决回避，此外隐名股东也应该像其他股东一样承担出资不实的责任等。3）但是当法律关系主体涉及到公司以外的第三人时，判断的标准又有变化。不知情的第三人，如果其出于相信了工商部门的公示而将显名股东当成真正的股东与之进行了交易行为或其他法律行为，此时应严格遵守外观主义，认定该行为发生完全的确定的效力，法律后果由该显名股东承担。这是因为工商部门的登记具有对外的公信力，第三人因相信登记而产生的信赖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特别地，不管“隐名股东”的资格是否被承认，隐名股东均不得与名义股东约定隐名股东只享受利益不承担风险，这些将会被认定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保底条款，而非隐名投资合同关系。

（二）欠缺形式要件的情况

如前所述，能够确认股东资格的证明性材料有四种，分别为工商登记簿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当这四种材料记载的股东名字同一时，具有最完整的证明效力。但若记载不一致时，则又会产生依何者来认定股东资格的问题。

工商登记是指公司登记的主管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法定的公司登记事项进行审查、登记注册的一种法律行为。公司的登记包括公司的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和分公司的登记。公司登记中关于股东资格的等级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证权性的登记，其本身不具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的效力。在确定股东资格的四种证明材料中，工商登记的对外公示力是最强的，在设计第三人的公司外部法律关系争议中具有最强的证明效力。如果第三人与公司或公司的股东发生关于股东资格的纠纷，第三人完全可以直接依据工商登记要求登记记载的股东承担相应地责任。

出资证明书是根据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公司法》第32条规定，有限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是一种要式证书，必须记载《公司法》规定的事项，并由公司盖章。但是出资证明书其本身并无创权性效力, 它仅是一种物权性凭证,其功能主要是证明股东已向公司真实出资。出资人出资后,只要公司一经核准登记成立,出资者就当然地转化为公司股东。因此出资证明书可以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最初证据，即在无相反证明的情况下，可凭出资证明书确认某一股东的身份。

而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具有对内效力，在处理公司与股东内部之间的关系时可以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依据。如果公司依照章程记载或者名册记载的股东名单为一定行为，可以认定公司履行了应尽的义务。但如果章程或名册的记载与工商部门登记簿不一致，例如在股权转让过程中，股权受让人在得到公司的确认并修改公司章程加以记载后，由于某种原因还未到工商部门变更登记，此种情况下的股东资格争议并不能单纯以公司章程记载的内容来解决。而股东名册不需要进行登记，故其对外的效力更不能与登记簿相比。因此在涉及到他方利益时，还是应该优先考虑登记簿的效力。

因此可见，确认股东资格应该结合实质说和形式说各自的合理之处，并且考量纠纷的各方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应当重视形式说的形式要件的公信公示力，将形式要件作为股东资格认定标准；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实质说在调节公司和

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上的优势，涉及当事人之间的有关协议，如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内部关系的约定等，只要不违反法律的效力性禁止性规范，即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参考文献

1、吴晶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初探》，载于《经济师》2008年第9期

2、虞政平，《股东资格的法律确认》，载于《法律适用》2003年第8期

3、王成勇、陈广秀:“隐名股东资格认定若干问题探析”，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7期。

第四篇：股东资格的认定

股东资格的认定，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并且是公司法案件审理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公司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理论上对股东资格认定这个问题研究不够，再加上实践中我国公司的设立和运作不规范，审判实践中各地的认定标准不一，给处理这类纠纷造成一定的混乱，急需统一规范，新《公司法》对此规定仍然比较原则，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本文考察了出资行为、公司章程、工商注册登记、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与股票、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对股东资格认定的功能。阐述了股东资格认定的基本思路，指出股东资格的认定应遵循分析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还是外部法律关系和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原则引申出来的思路，并结合具体类型纠纷和几种特殊的股东资格就股东资格的认定所应遵循的一般规则进行探讨。

股东资格认定也即股权确认,是公司法实务中较为常见的问题。当前发生的与公司股权相关的民事案件中,许多都涉及到股东资格的确认。由于《公司法》对此没有直接的规定,在处理相关实务时往往缺乏确定的标准。因此,讨论股东资格的认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股东资格认定的基本思路

首先分析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还是外部法律关系。如果由于股东资格而引起争议的法律关系的主体不涉及股东、公司以外的第三人，那就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属于个人法上的法律关系，应适用个人法来调整，优先运用个人法规则，即用民事法律制度的相关理论、规定来处理;如果由于股东资格而引起争议的法律关系牵涉到股东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利益，就属于公司外部法律关系，属于团体法上的法律关系，应优先考虑适用团体法规则，即用商事法律制度的相关理论、规定来处理。因为个人法注重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团体法则强调行为的外观特征。例如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发生的股权资格认定争议，就属于个人法的调整范围，应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探究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据实就股东资格做出认定。而股东、公司与第三人之间就股东资格发生的争议，则属团体法的调整范围，不需要探索股东行为的真实意思，可以直接按公示(如工商登记)的内容来认定股东资格。

其次分析公司或第三人是否善意，这是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原则引申出来的思路，在公司或第三人对究竟谁是公司的实际股东是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公司或第三人不得以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为由，选择对其他有利的标准来认定股东资格。

二、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

一个公司的投资者是否具备股东资格需要通过相关的形式来证明，这些形式在具体的公司实践和诉讼中就会物化为各种类型的证据，法院应当根据有关证据来判断和分析某个人是否具备公司股东资格。审判实践中对股东资格的认定，一般是从股东的特征出发来认定的。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一个运作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具备下列特征:

1、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公司章程或公司设立协议书上签名或盖章，以表明自己同意受章程或协议的约束；

2、向公司投入在公司章程中所承诺的出资份额，即实际履行出资义务；

3、在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文件中被列名为股东；

4、在公司成立后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

5、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

6、在公司实际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在公司实践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完全具备上述特征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并不多见，往

往只是具备部分特征。有的时候上述所列的特征在同一个案件中相互冲突，这样法院在认定股东资格中必须判断每种特征的效力如何，不同的特征发生冲突时应以哪一项证据作为定案的证据。下面进行详细讨论。

(一)基于出资行为的股东资格的认定

对于交纳出资与公司股东资格取得之间的关系，各国立法大多未做明确规定，一般而言，采取法定资本制的国家对此有比较严格的规定，而采用授权资本制的国家对此要求较为宽松，并且不在股东出资和股东资格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即出资不是股东资格获得的必要条件。韩国公司法学者李哲松教授曾明确指出:“股份的取得是成为股东的前提，对此不得例外，与此不同的其他约定都是无效的”。“因取得股份而成为股东”明显与“出资而成为股东”是有很大区别的。出资可能取得股份，但出资只是取得股份或出资额的一种途径。将股东资格的取得定为“股份取得”而不是“出资取得”，无疑是拓宽了股东资格的取得渠道。

另外从法律对出资瑕疵所规定的责任上看，股东不出资或其他出资瑕疵只会导致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并不必然否定其股东资格。法律规定股东必须实际出资，其立法目的在于使公司资本真实确定。从对外关系的角度看，是否实际出资显然不影响股东资格的认定，因为公司债权人或者公司及股东以外的第三人显然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去了解股东是否已经对公司实际出资，在客观上也无法调查。从司法实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答复河南省高院关于“当事人未出资亦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其股东地位如何认定”的请示中就采纳了这一观点。通过出资而成为股东者，其出资瑕疵并不必然导致股东身份的丧失；通过受让股份而成为股东者，其未支付对价也不能成为直接否认其股东资格的理由。

笔者认为出资瑕疵可分为一般的出资瑕疵和严重的出资瑕疵在一般的出资瑕疵情形下，出资人对公司承担的是补缴出资的民事责任，不涉及否定公司法人格。从稳定公司运营、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秩序考虑，如果出资者还具备认定股东资格其它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如工商登记或股东名册记载或公司章程记载，就应当赋予出资人股东资格。在严重的出资瑕疵情形下，出资者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而且还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最终导致公司法上的人格否认，在这种情形下，不应当赋予出资者股东资格。

(二)基于公司章程的股东资格的认定

根据公司章程的含义和相关法律规定，笔者认为股东资格认定与公司章程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公司章程记载(签署)是认定发起人股东资格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认定非发起人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因为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名称必须记载于公司章程，并且发起人还应在公司章程上签字，所以，如果公司章程没有记载，作为发起人股东的资格就难以得到确认。对于非发起人股东，在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过程中，基于认股行为而转化为股东，则公司章程的记载并非其成为股东的必要形式。

由于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在公司章程上记载股东的姓名或名称，这是公司章程条款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缺此事项，则未记载内容不产生公司法上的效力，并且由于公司股东姓名或名称已记载于公司章程，在发生股权转让而改变股东名称时，亦需修改公司章程，重新记载股东姓名或名称。因此，如果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姓名或名称未记载于公司章程，将难以产生取得公司股东资格的法律后果。而股份有限公司由于人数众多，尤其是股

份有记名股和无记名股之分，对无记名股的持有人试图要求其以公司章程记载或签署公司章程的形式来确认股东资格是极不现实的，而对于记名股份的持有人，法律又没有必须记载于公司章程或在公司章程上签字、盖章的要求，因此章程记载与否，是否在公司章程上签字、盖章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非发起人股东来说，并无法律意义。

另外在实践中，对于如果缺失公司章程的记载或签署公司章程这两个证据之一，以及这两个证据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其中任何一种证据都不具有单独认定股东资格的功能，应该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当公司章程记载、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这两者不一致时，以公司章程上的签名盖章来确定股东资格，因为签署公司章程能够证明行为人有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就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来说，公司章程的记载对于认定其发起人股东资格是具有一定的意义，法律并没有要求发起人股东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公司章程的效力可以分为对内效力和对外效力两部分:对内具有确定股东及其权利义务、对抗股东间其他约定的效力;对外公司章程具有公示的效力，依照公示公信原则，公司章程是相对人据以判断公司股东的依据。

(三)基于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东资格的认定

根据我国《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公司成立必须经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那么工商登记与股东资格的取得之间有何关系，理论界的观点众多。韩国学者认为，设立登记的基础效果是设立中公司取得法人资格而成为公司。进行设立登记的同时，设立中公司被消灭，设立中公司取得的权利和义务当然由设立后的公司来继承，股份认购人也因此成为股东。在我国学者的相关论述中，一般也常常将股东资格与公司登记之间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代表性的观点有:股东资格的认定以公司登记文件为标准进行判断。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基于对工商登记与股东资格取得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有些法院将注册登记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必须程序，而有些法院则做出否定的判决。但以公司注册登记档案中是否记载有股东的姓名或名称，来认定股东资格拥有否，似乎已成为我国公司审判实践中多数法院的共识。我认为工商登记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并没有一般性的意义，工商登记对股东资格的定义首先取决于股东姓名或名称是否属于工商登记事项。根据我国《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工商登记只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和股份公司发起人股东资格的认定具有意义。公司设立的工商登记本质上属于商事登记的一种，就商事登记事项的目的和功能而言，可分为设权性登记和宣示性登记。设权登记事项多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如果没有登记就不能产生创设权利主体或法律关系效力。宣示登记事项多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但其登记与否由当事人自由选择，没有登记并不会导致整个商事登记行为失效。

投资人的姓名或名称并非公司取得法人资格所必须明示的条件。记载于公司登记机关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并没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果，就股东资格而言，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只有在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的情况下，才具有实际的法律审判意义，当公司内部由于股东资格问题发生争议时，工商登记的确认结果不具有确认股东资格的决定意义，其证明力并不比其他证据要高。确切地说，工商登记只能是在解决外部关系的股东资格纠纷中起到证据的作用。公司章程是在股东之间就股东资格及其权利义务发生争议时，在各形式要件中具有优先的效力；而工商登记是在涉及公司股东与第三人的关系时，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具有优先的效力。

(四)基于股东名册的股东资格的认定

各国法律普遍认为，股东名册是具有当然授予股东资格的法律效力。韩国学者认为股东名册是确定谁可以无举证的主张股东权的“形式化资格的证据”。一旦公司将股东上记载的投资者认定为股东，那么该人即享有股东所享有的一系列实体权利，即使股东名册上的股东不是真正的股东，也可以免除公司的责任。就公司内部关系而言，股东名册的记载并不能反应公司股东的真实情况，但它可以作为股东证明其股东资格的表面证据。股东名册主要是解决公司和股东之间关系的法律依据,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行使权利。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通常可确认其股东资格，否认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的权益者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当然，股东名册未记载的股东也不是必然没有股东资格，因为公司拒不作股东登记或登记错误，属于履行义务不当，不能产生剥夺股东资格的效力。

笔者认为，以股东名册确认股东资格只能在公司依法规范置办股东名册，并真实准确记录公司股份认购人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公司没有置办股东名册与股东名册记载有误，不能成为否认股东资格的理由。在股东名册记载与公司其他股份与资格证明文件相冲突时，应区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来具体界定股东名册在股东资格认定中的证据意义。当公司与股东之间就股东资格问题发生争议时，股东资格的认定以股东名册为准，但如果当事人能够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股东名册记载有错误的，则不能以股东名册为准；当公司发起人之间就股东资格问题发生争议时，以公司章程为准；当争议涉及到公司以外的第三人时，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另外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在股权转让后，将股权转让结果记载于股东名册是公司的义务。如果公司未及时履行其变更股东名册的义务，则股东名册的记载对新股东资格的确认就不发生任何效力。就公示力而言，股东名册的公示力显然要弱于工商登记的公示力。

(五)基于出资证明书与股票的股东资格的认定

出资证明书是有限责任公司向其投资人签发的证明其向公司出资的证明性文件。股票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向其投资人签发的证明其出资的证明性文件，统称为“持股证明”。从韩国和中国香港的立法来看，出资证明书和股票等股份证书只是投资人取得股份的物权性凭证，是持有人对股份拥有物权性权利的凭证。它只是证明投资人是股份的合法所有人，并非证明投资人与公司之间存在某种成员关系，股份证书不是股东资格的证明文件。

从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来看，在中国出资证明书和股票分别相当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股份(出资)证书，他表明出资额或股份的具体内容，是一种物权性凭证，证明股东己出资。由于实际出资与股东资格并不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不能仅以出资证明书来认定持有人具有股东资格，持有出资证书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未持有出资证明书的也可能被认为股东。出资证明书在认定股东资格中没有决定性的效力，不能以出资证明书和股票向公司主张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在我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出资证明书和股票也不被看作取得股东资格的充分证据。

(六)基于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义务的股东资格的认定

股东权利是各出资人将其财产出资组成公司，形成公司财产权后，再从公司取得的一种权利。股东权利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有些是直接的财产权，如红利分配权，有些不具有直接财产权的内容，如参与制订公司章程，出席股东会并享有表决权，享有公司业务执行

等。从公司投资人的角度看，投资公司就是为了通过享有股东权利而获得分红利益；从公司角度看，公司应当也只能对被认定为公司股东的人分派红利。因此，虽然说享有股东权利是取得股东资格的结果，而不是取得股东资格的条件或原因。但是可以从争议股东是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来反推他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另外，从保护公司的稳定角度看，如果否定己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当事人的股东资格，将导致其在公司中所实行的行为无效，使许多已确定的公司法律关系发生改变，影响交易安全和社会稳定。权衡各方利益，应认定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当事人具有股东资格，但不能反过来认为没有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人就不是公司股东。因为被公司不当剥夺或限制股东权利和不召开股东会，不分配利润的家族性公司，实际上都是大量存在的。

第五篇：股东资格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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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资格认定

股东资格是股东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的规定，认定股东资格的标准有两个，即在实质上出资或者认缴出资，在形式上记录在股东名册上并经过登记。如果两个标准都满足，便基本上不存在问题，但是实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有的是没有出资，但是记录在册，有的反之，有的以他人名义出资等等，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以下称公司法解释

（三））颁布之前，法律及司法解释对该股东资格相关问题并没有直接的规定，公司法解释

（三）就一些常见的股东资格纠纷做了细化的规定，便于司法审判执行统一标准。

一、股东资格认定的实质标准—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

股东身份确定的第一个条件是向公司出资或认购股份，或继受取得股权或股份，即具有实质上的投资关系，投资人应当亲自办理入职手续，保留原始凭据，以证明投资关系。

若股东实际向公司出资或认购股份，或继受取得股权或股份，则依法享有公司股权。根据公司法解释

（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

（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泉州律师网http://www%2efj%6c%76shi.%63%6e/

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在股东向公司出资或认购股份后，虚假出资、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的情况下，那么股东会可以对其限制股东权利或取消股东资格。

二、股东资格认定形式标准—股东名册及登记

股东身份确定的第二个条件是，股东姓名或名称被登记在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或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若股东股权未经登记，根据公司法解释

（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股东向公司依法缴纳出资后，就履行了其对公司的义务，股东也应当从公司获得相应的股东权利，公司也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将股东的名称登记记载在相关文件上，这些内容实际上也是公司对股东的义务。

在司法实践中，股东资格的争议发生在股东与公司之间、股东与股东、股份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应以股东名册的记载为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有相反的证据除外，但是股东名册不得对抗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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