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案看公司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

第一篇：从个案看公司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

从个案看公司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

周继锋 郭琳佳

一、据以研究的个案

被告成都某酒店公司由原四川省某机械厂全体股东所属资产分割组建成立。2002年1月22日，被告经成都市成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贾某。原告罗某、王某、刘某、江某均为被告的实际出资人，持有公司股东出资证。受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被告在设立公司时采用了以贾某、管某、夏某、翁某等48名股东代表持股的形式，该48名股东代表经工商登记，记载于被告股东名册，而包括上述四原告在内的其他出资人未被记载于被告股东名册。2005年9月，被告第一届三次股东大会决议对《转让公司全部股权》正式表决通过。2007年10月，被告与四川某房地产公司签订《成都某酒店公司股权转让的框架协议》。2008年3月，被告股东会对《公司整体股权转让实施方案》正式表决通过。2008年6月，四原告在与四川某房地产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及与被告签订《成都某酒店公司与个人终止劳动、人事、工伤、经济关系协议》时，发生纠纷并诉至法院，四原告要求被告提供公司股东会议通过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决议、《终止劳动协议》的决议、《框架协议》的决议及被告的审计报告等供四原告查阅。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四原告以被告股东身份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应首先确认其股东资格。由于本案四原告未经工商登记并记载于被告股东名册，不具备股东的法定形式特征，故不能确定四原告的股东资格，据此判决驳回四原告的诉讼请求。四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股东知情权的行使主体必须为公司股东，故本案的焦点实际在于判定向被告实际出资的四原告是否具有公司股东身份。虽然被告并不否认四原告的出资行为，也向其出具了股东出资证书，但四原告只是以被告出资人的身份记载于公司内部名册，其股东身份并未在工商机关备案登记，也未记载于公司章程所登记的股东名册中，其权利和义务是通过贾某等48名股东代表而具体体现的，因而四原告不具备公司的股东资格，不能以被告股东身份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故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对实际出资股东资格认定的不同观点

本文所称的实际出资人又称隐名出资人，系指虽然实际出资认购有限责任公司股份，但却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中记载为他人（显名出资人）的投资者。在学理研究中，隐名出资人也被称为隐名股东。但是，基于隐名出资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及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本身还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本文不采用隐名股东的概念。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因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资人的存在而引发的股东权纠纷日趋增多，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位和对公司出资人法律地位认识的不同，各地法院对此的认定或处理存在很大差异。

本案系一起典型涉及公司实际出资人股东资格认定的股东知情权案件，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股东知情权的行使主体必须为公司股东，故本案的焦点实际在于判定向成都某酒店公司实际出资的四原告是否具有公司股东身份，对此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不能否认向公司900多人发有股东出资证明的事实，工商登记的48名股东只是公司股东代表；被告仅因为《公司法》中对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东人数规定的限制，未经任何选举与授权便将贾某等48名股东进行工商登记，否定了包括四原告在内的900多名在册股东的合法身份，于法无据。四原告有向被告实际出资的事实，也以被告出资人的身份记载于被告的内部名册，即表明四原告已实际成为被告的股东，应依法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取得股东资格是以具备法定外观形式为必要条件，而出资并非必要条件。故以法定外观形式为要件来确认股东资格是处理涉及隐名出资纠纷的基本原则，但在适用时也不能绝对化，实践中还需要根据隐名出资纠纷涉及的不同法律关系，结合《公司法》规定和有关法律原则来处理。〔1〕本案四原告既未经工商备案登记，也未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其仅以对被告实际出资为由要求行使公司股东权利，不应得到支持。本案承办法官在审理该案时，紧紧围绕案件争议焦点，结合《公 1

司法》关于股东资格的现行规定和相关法理进行阐析，最终得出未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资料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资人并不必然具有股东资格的妥当结论，笔者赞同这一结论。

三、实际出资并非隐名出资者股东资格认定的唯一要件

笔者认为，从学理研究观点、相关立法意图及证据运用规则等三方面考虑，投资者向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资并非确认其具有股东资格的唯一要件。

（一）从股东资格认定的学理研究观点看，实际出资并不是确认隐名出资者具有股东资格的唯一要件 从学理研究来看，股东资格认定包含实质条件和形式条件两方面。实质条件即指股东实际出资；形式条件又称外观形式要件，是指股东资格为他人所认知和识别的形式，包括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文件、公司发给股东的出资证明书或股票等对股东姓名或名称所做的记载。在实质条件和形式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形下，确定公司股东资格自然没有问题，但隐名出资人因其通常只具备实质条件而没有形式条件，如何确定其股东资格就成为股权纠纷的常见疑难问题。目前学界对于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存在诸多争议，主要有“形式说”和“实质说”两派观点。〔2〕“形式说”以表示主义为理论，认为投资作为一种商事活动，应当以商事外观主义与公示公信原则为基础，故投资人必须具备股东的外观形式要件才能被认定为股东；而隐名出资人并不符合这一条件，因此其不应该具有股东资格。“实质说”以意思主义为理论，注重投资人内心真实意思的表达，而不单纯以外在形式确定行为效力；其认为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只有证权性质而非设权依据，不能以此确立投资人股东资格；如果一心欲与公司构建股东关系的人是隐名投资人，且其实际出资认购公司股份并参与了公司经营，就应当认定其股东资格。在对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认定问题上，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论反应了不同的价值趋向，“实质说”旨在维护传统民法的意思自治，强调隐名出资人已向公司出资，履行了作为股东的基本义务，即应当享有公司股东权利；而“形式说”旨在加强行为的外在表征，以内心意思的外在表示——登记公示来保障交易安全，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既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均有不足之处。在处理涉及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公司外部纠纷时，坚持“实质说”不符合商法的效率等基本原则，会损害市场效率和交易安全；在处理涉及公司内部关系的纠纷时，片面坚持“形式说”将有悖于当事人投资的初衷，危及法律之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目标。〔3〕因此，我们应坚持“双重标准，内外有别”的原则来处理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问题，具体而言，在涉及善意第三人的外部情形下，应坚持“形式说”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此时不应认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在不涉及善意第三人的内部情形下，应考虑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点，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确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这里的条件主要包括两个：一是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对隐名出资人的股东地位有明确约定，且该约定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此时应确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二是在公司存在多个股东的情形下，公司其他股东对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的关系知情，隐名出资人也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或以其他方式让其他股东知晓了其隐名出资人的身份，此时可以确认其股东资格。由此看出，无论是涉及隐名出资人的公司内部还是外部纠纷，实际出资均不是认定隐名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的唯一要件。

（二）从股东资格认定的现有立法意图看，实际出资并不是确认隐名出资者具有股东资格的唯一要件 我国现行《公司法》和其他法律并未对隐名出资人及其股东资格进行明确规定，但从现有相关法律规定中，我们能够发现立法者和最高法院对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认定的倾向性意见。

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第三十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公司法》强调取得股东资格是以具备外观形式要件为必要条件，隐名出资人不能因其是实际出资人就可以当然取得公司股东资格。同时，现行《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由原来的法定资本制变为折衷资本制。《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个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个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

公司可以在5年内缴足。第二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公司法》第二十六及二十八条关于股东可以分期缴纳出资的规定进一步表明，法律允许实际出资与取得股东资格的条件相分离，即只要符合法定外观形式，即便没有出资也可合法取得股东资格。综上，尽管现行《公司法》对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没有明确规定，但其着重强调股东资格的外观形式要件和登记公示力，且实际否定了实际出资这一作为股东资格认定的实质要件，由此看出，现行《公司法》对根据实际出资来认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持非鼓励态度。

（三）从股东资格认定的证据运用规则看，实际出资并不是确认隐名出资者具有股东资格的唯一要件 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之规定，现行《公司法》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股东资格的主要证据包括公司章程记载、工商注册登记、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实际出资、股东签署章程行为及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等，这些不同的证据形式在司法裁判中具有不同的证明效力。与前述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相对应，大多学者把上述证据分为形式证据和实质证据：公司章程记载、工商注册登记、出资证明书及股东名册记录等属于形式证据；实际出资、股东签署章程行为及享有实际权利等为实质证据。〔4〕

具体来讲，形式证据的功能是对外的，是为使相对人易于判断和辨识，它在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争议中对于股东资格的认定比实质证据更有意义，其中公司章程的记载具有确认股东资格的最高证据效力，因为公司章程是股东出资意思表示的直接证据，而股东的出资意思表示才是成为股东最重要的前提，故公司章程记载的效力优先于其他形式证据；其次，工商登记相比较出资证明书和股东名册具有较强的证据效力，因为公司注册登记是公司成立的必要条件，登记事项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登记的内容在客观上具有使出资人成为股东的推定效果，即公司登记材料的记载不具有创设权利的效力，只具有权利推定的效力；再次，股东名册的效力高于出资证明书，在没有相反证明的情况下，股东名册具有确定股东资格的效力；当股东名册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或登记不完整时，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除不能对抗第三人外，可以依据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且当出资证明书等文件的记载与股东名册的记载之间出现不一致时，应当以股东名册的记载为准，这是由股东名册的确定效力、推定效力所决定的；最后，出资证明书的效力低于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的效力，出资证明书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的凭证，是公司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和享有股权的证明，这只是股东对抗公司的证明，只具有对内效力，而不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而实质证据的功能主要是对内的，用于确定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在解决股东之间的争议时其意义优于形式证据，〔5〕其中，股东签署章程行为反映行为人作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其又优于实际出资、享有实际股东权利等其他实质证据。综上，在处理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认定时要根据是内部关系（股东与股东、股东与公司之间）还是外部关系（股东与第三人之间）而优先采用形式证据还是实质证据，此即是实践中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确定的证据运用规则。从中不难发现，实际出资远非确认隐名出资者具有股东资格的必备要件。

作者单位：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研究室

[注解]

〔1〕周友苏：《隐名出资及其纠纷的处理》，来源于中外民商裁判网，于2010年3月18日访问。〔2〕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方法判例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62—463页。〔3〕华小鹏：“有限责任公司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8年第4期，第 116页。

〔4〕王岩：“隐名股东确认之诉的几个”，载《法律适用》2007年第12期，第39页。〔5〕范健：《公司法》（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页。

第二篇：股东资格认定

股东资格认定的相关问题阐述

李云飞

传统理论认为，股东出资是判断股东资格最重要的标准，因为股东之所以能够成其为股东，从根本上是源于其对公司的出资，所以也把股东出资称为实质要件。而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这些形式要件只是实质要件的外在表现，或者说是对股东出资事实的一种记载和证明，因此，自然人或法人如果不对公司出资便不具有股东资格。

一、那么股东资格如何认定？股东资格的认定，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并且是公司法案件审理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公司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理论上对股东资格认定这个问题研究不够，再加上实践中我国公司的设立和运作不规范，审判实践中各地的认定标准不一，给处理这类纠纷造成一定的混乱，急需统一规范，新《公司法》对此规定仍然比较原则，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股东资格认定也即股权确认,是公司法实务中较为常见的问题。当前发生的与公司股权相关的民事案件中,许多都涉及到股东资格的确认。由于《公司法》对此没有直接的规定,在处理相关实务时往往缺乏确定的标准。因此,讨论股东资格的认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认为，一个完整的毫无争议的股东资格当然应该具备如下实质要件加上形式要件：1）完全正确地履行了出资义务并获得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书；2）在公司章程中被记载为股东并且签署公司章程；3）在公司股东名册中被记载为公司股东；4）在工商部门登记为公司股东。这样一个股东就具有了从推定为股东到有对抗效力的完整的股东身份。

二、在股东资格取得的相关问题上面分为不同的分类标准，股东资格的取得按时间及原因而论，股东资格的取得可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是指直接向公司认购股份，包括设立取得和增资取得。股东资格的继受取得，又称传来取得或派生取得，包括转让取得、继受取得、赠与取得和因公司合并而取得股东资格。股东资格取得之必要而充分的条件是具备完整的形式要件，但在实务中，这些条件常常并不完全具备，如何通过不完整的证据来判断股东资格，就成为司法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当股东出资、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与工商登记的股东不一致，可按以下原则来认定股东资格：

1、当实质性证据与形式化证据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适用形式化证据来认定股东的资格。

2、在对内关系，即股东资格的争议发生于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或股份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也就是不存在第三人时，工商登记只具有对外公示的功能和证权的效力，应当以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记载为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如果公司章程记载与股东名册记载的内容发生冲突，原则上应坚持公司章程优先适用的原则处理，因为公司章程为社团的自治性宪章，而股东名册只是经公司章程确认的股东资格的一种记载，是由公司章程派生而来的。

3、在对外关系上，工商登记是对抗第三人最主要的证据。

三、在关于股东资格认定应遵循的原则上应采用以下原则：第一，维护公司法律关系的 定。公司作为社团，涉及利益主体众多，法律关系复杂，应当保持公司内部各种法律关系的相对稳定性。第二，遵循商法的公示外观主义。市场经济中相对人在与公司交易的过程中，通常是通过工商登记、公司章程等外观表象来判断公司及股东的资信情况，而公司法律制度规定的工商登记、公司章程等事项必须对外公示，其目的之一就是在于使当事人简化交易程序、降低交易成本，相对人不应承担公司外观特征不实造成的交易成本和风险。第三，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原则。第四，区分公司的内外部法律关系，保持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总之，因此可见，确认股东资格应该结合实质说和形式说各自的合理之处，并且考量纠纷的各方之间的关系：应当重视形式说的形式要件的公信公示力，将形式要件作为股东资格认定标准。

第三篇：股东(出资人)投资资格的有关规定

特别提请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股东(出资人)的资格证明。

股东为企业的，出具加盖本企业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为事业单位的，出具加盖本单位公章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股东为社会团体的，出具加盖本单位公章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及民政社团管理部门确认的《非党政机关所办社会团体证明》；股东为自然人的，出具该人的身份证或其他合法身份证明的复印件；股东为工会法人的，应提交区、县级以上工会同意投资的批准文件。



二、以下单位(人员)不具有投资资格或投资能力受到限制：

1、被锁入北京市信用信息系统的“警示信息系统”的市场主体（含自然人），在锁入期间其投资资格受到限制。例如：被锁入“警示信息系统”的自然人，在锁入期间不能担任其他公司的新股东；不能在已担任股东的公司中追加或受让股份。

特别提请注意：

请登录北京市工商局网站查询“企业信用信息系统”，获得有关信用信息。

2、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3、党政机关、司法行政部门以及党政机关主办的社会团体不得投资举办企业。

党政机关所属具有行政管理和执法监督职能的事业单位，以及党政机关各部门所办后勤性、保障性经济实体（企业法人）和培训中心不得投资举办企业。

4、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不得作为投资主体向其它行业投资设立企业。

5、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可对公司制企业、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得对外投资。

6、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可以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并可以设立分支机构，但不得投资设立非公司企业法人，分支机构不得对外投资。

7、非公司企业法人可以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企业、非公司企业法人，也可以设立营业单位。其中，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的法人分支机构的经济性质核定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全资设立”，并不得再投资设立非公司企业法人。

8、工会经区、县级以上工会批准后可以投资设立公司或非公司企业法人，不得设立非法人企业。

9、居委会、村委会可以投资设立公司或非公司企业法人，不得设立非法人企业。

10、共青团、妇联、侨联、工商联可以投资设立公司或非公司企业法人，不得设立非法人企业。

11、法律、法规禁止从事营利性活动的人，不得成为公司股东、合伙企业合伙人和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或其他市场主体的投资人。

第四篇：股东资格的认定

股东资格的认定，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并且是公司法案件审理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公司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理论上对股东资格认定这个问题研究不够，再加上实践中我国公司的设立和运作不规范，审判实践中各地的认定标准不一，给处理这类纠纷造成一定的混乱，急需统一规范，新《公司法》对此规定仍然比较原则，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本文考察了出资行为、公司章程、工商注册登记、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与股票、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对股东资格认定的功能。阐述了股东资格认定的基本思路，指出股东资格的认定应遵循分析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还是外部法律关系和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原则引申出来的思路，并结合具体类型纠纷和几种特殊的股东资格就股东资格的认定所应遵循的一般规则进行探讨。

股东资格认定也即股权确认,是公司法实务中较为常见的问题。当前发生的与公司股权相关的民事案件中,许多都涉及到股东资格的确认。由于《公司法》对此没有直接的规定,在处理相关实务时往往缺乏确定的标准。因此,讨论股东资格的认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股东资格认定的基本思路

首先分析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还是外部法律关系。如果由于股东资格而引起争议的法律关系的主体不涉及股东、公司以外的第三人，那就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属于个人法上的法律关系，应适用个人法来调整，优先运用个人法规则，即用民事法律制度的相关理论、规定来处理;如果由于股东资格而引起争议的法律关系牵涉到股东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利益，就属于公司外部法律关系，属于团体法上的法律关系，应优先考虑适用团体法规则，即用商事法律制度的相关理论、规定来处理。因为个人法注重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团体法则强调行为的外观特征。例如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发生的股权资格认定争议，就属于个人法的调整范围，应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探究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据实就股东资格做出认定。而股东、公司与第三人之间就股东资格发生的争议，则属团体法的调整范围，不需要探索股东行为的真实意思，可以直接按公示(如工商登记)的内容来认定股东资格。

其次分析公司或第三人是否善意，这是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原则引申出来的思路，在公司或第三人对究竟谁是公司的实际股东是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公司或第三人不得以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为由，选择对其他有利的标准来认定股东资格。

二、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

一个公司的投资者是否具备股东资格需要通过相关的形式来证明，这些形式在具体的公司实践和诉讼中就会物化为各种类型的证据，法院应当根据有关证据来判断和分析某个人是否具备公司股东资格。审判实践中对股东资格的认定，一般是从股东的特征出发来认定的。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一个运作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具备下列特征:

1、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公司章程或公司设立协议书上签名或盖章，以表明自己同意受章程或协议的约束；

2、向公司投入在公司章程中所承诺的出资份额，即实际履行出资义务；

3、在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文件中被列名为股东；

4、在公司成立后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

5、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

6、在公司实际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在公司实践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完全具备上述特征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并不多见，往

往只是具备部分特征。有的时候上述所列的特征在同一个案件中相互冲突，这样法院在认定股东资格中必须判断每种特征的效力如何，不同的特征发生冲突时应以哪一项证据作为定案的证据。下面进行详细讨论。

(一)基于出资行为的股东资格的认定

对于交纳出资与公司股东资格取得之间的关系，各国立法大多未做明确规定，一般而言，采取法定资本制的国家对此有比较严格的规定，而采用授权资本制的国家对此要求较为宽松，并且不在股东出资和股东资格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即出资不是股东资格获得的必要条件。韩国公司法学者李哲松教授曾明确指出:“股份的取得是成为股东的前提，对此不得例外，与此不同的其他约定都是无效的”。“因取得股份而成为股东”明显与“出资而成为股东”是有很大区别的。出资可能取得股份，但出资只是取得股份或出资额的一种途径。将股东资格的取得定为“股份取得”而不是“出资取得”，无疑是拓宽了股东资格的取得渠道。

另外从法律对出资瑕疵所规定的责任上看，股东不出资或其他出资瑕疵只会导致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并不必然否定其股东资格。法律规定股东必须实际出资，其立法目的在于使公司资本真实确定。从对外关系的角度看，是否实际出资显然不影响股东资格的认定，因为公司债权人或者公司及股东以外的第三人显然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去了解股东是否已经对公司实际出资，在客观上也无法调查。从司法实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答复河南省高院关于“当事人未出资亦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其股东地位如何认定”的请示中就采纳了这一观点。通过出资而成为股东者，其出资瑕疵并不必然导致股东身份的丧失；通过受让股份而成为股东者，其未支付对价也不能成为直接否认其股东资格的理由。

笔者认为出资瑕疵可分为一般的出资瑕疵和严重的出资瑕疵在一般的出资瑕疵情形下，出资人对公司承担的是补缴出资的民事责任，不涉及否定公司法人格。从稳定公司运营、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秩序考虑，如果出资者还具备认定股东资格其它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如工商登记或股东名册记载或公司章程记载，就应当赋予出资人股东资格。在严重的出资瑕疵情形下，出资者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而且还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最终导致公司法上的人格否认，在这种情形下，不应当赋予出资者股东资格。

(二)基于公司章程的股东资格的认定

根据公司章程的含义和相关法律规定，笔者认为股东资格认定与公司章程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公司章程记载(签署)是认定发起人股东资格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认定非发起人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因为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名称必须记载于公司章程，并且发起人还应在公司章程上签字，所以，如果公司章程没有记载，作为发起人股东的资格就难以得到确认。对于非发起人股东，在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过程中，基于认股行为而转化为股东，则公司章程的记载并非其成为股东的必要形式。

由于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在公司章程上记载股东的姓名或名称，这是公司章程条款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缺此事项，则未记载内容不产生公司法上的效力，并且由于公司股东姓名或名称已记载于公司章程，在发生股权转让而改变股东名称时，亦需修改公司章程，重新记载股东姓名或名称。因此，如果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姓名或名称未记载于公司章程，将难以产生取得公司股东资格的法律后果。而股份有限公司由于人数众多，尤其是股

份有记名股和无记名股之分，对无记名股的持有人试图要求其以公司章程记载或签署公司章程的形式来确认股东资格是极不现实的，而对于记名股份的持有人，法律又没有必须记载于公司章程或在公司章程上签字、盖章的要求，因此章程记载与否，是否在公司章程上签字、盖章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非发起人股东来说，并无法律意义。

另外在实践中，对于如果缺失公司章程的记载或签署公司章程这两个证据之一，以及这两个证据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其中任何一种证据都不具有单独认定股东资格的功能，应该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当公司章程记载、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这两者不一致时，以公司章程上的签名盖章来确定股东资格，因为签署公司章程能够证明行为人有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就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来说，公司章程的记载对于认定其发起人股东资格是具有一定的意义，法律并没有要求发起人股东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公司章程的效力可以分为对内效力和对外效力两部分:对内具有确定股东及其权利义务、对抗股东间其他约定的效力;对外公司章程具有公示的效力，依照公示公信原则，公司章程是相对人据以判断公司股东的依据。

(三)基于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东资格的认定

根据我国《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公司成立必须经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那么工商登记与股东资格的取得之间有何关系，理论界的观点众多。韩国学者认为，设立登记的基础效果是设立中公司取得法人资格而成为公司。进行设立登记的同时，设立中公司被消灭，设立中公司取得的权利和义务当然由设立后的公司来继承，股份认购人也因此成为股东。在我国学者的相关论述中，一般也常常将股东资格与公司登记之间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代表性的观点有:股东资格的认定以公司登记文件为标准进行判断。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基于对工商登记与股东资格取得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有些法院将注册登记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必须程序，而有些法院则做出否定的判决。但以公司注册登记档案中是否记载有股东的姓名或名称，来认定股东资格拥有否，似乎已成为我国公司审判实践中多数法院的共识。我认为工商登记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并没有一般性的意义，工商登记对股东资格的定义首先取决于股东姓名或名称是否属于工商登记事项。根据我国《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工商登记只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和股份公司发起人股东资格的认定具有意义。公司设立的工商登记本质上属于商事登记的一种，就商事登记事项的目的和功能而言，可分为设权性登记和宣示性登记。设权登记事项多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如果没有登记就不能产生创设权利主体或法律关系效力。宣示登记事项多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但其登记与否由当事人自由选择，没有登记并不会导致整个商事登记行为失效。

投资人的姓名或名称并非公司取得法人资格所必须明示的条件。记载于公司登记机关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并没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果，就股东资格而言，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只有在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的情况下，才具有实际的法律审判意义，当公司内部由于股东资格问题发生争议时，工商登记的确认结果不具有确认股东资格的决定意义，其证明力并不比其他证据要高。确切地说，工商登记只能是在解决外部关系的股东资格纠纷中起到证据的作用。公司章程是在股东之间就股东资格及其权利义务发生争议时，在各形式要件中具有优先的效力；而工商登记是在涉及公司股东与第三人的关系时，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具有优先的效力。

(四)基于股东名册的股东资格的认定

各国法律普遍认为，股东名册是具有当然授予股东资格的法律效力。韩国学者认为股东名册是确定谁可以无举证的主张股东权的“形式化资格的证据”。一旦公司将股东上记载的投资者认定为股东，那么该人即享有股东所享有的一系列实体权利，即使股东名册上的股东不是真正的股东，也可以免除公司的责任。就公司内部关系而言，股东名册的记载并不能反应公司股东的真实情况，但它可以作为股东证明其股东资格的表面证据。股东名册主要是解决公司和股东之间关系的法律依据,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行使权利。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通常可确认其股东资格，否认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的权益者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当然，股东名册未记载的股东也不是必然没有股东资格，因为公司拒不作股东登记或登记错误，属于履行义务不当，不能产生剥夺股东资格的效力。

笔者认为，以股东名册确认股东资格只能在公司依法规范置办股东名册，并真实准确记录公司股份认购人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公司没有置办股东名册与股东名册记载有误，不能成为否认股东资格的理由。在股东名册记载与公司其他股份与资格证明文件相冲突时，应区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来具体界定股东名册在股东资格认定中的证据意义。当公司与股东之间就股东资格问题发生争议时，股东资格的认定以股东名册为准，但如果当事人能够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股东名册记载有错误的，则不能以股东名册为准；当公司发起人之间就股东资格问题发生争议时，以公司章程为准；当争议涉及到公司以外的第三人时，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另外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在股权转让后，将股权转让结果记载于股东名册是公司的义务。如果公司未及时履行其变更股东名册的义务，则股东名册的记载对新股东资格的确认就不发生任何效力。就公示力而言，股东名册的公示力显然要弱于工商登记的公示力。

(五)基于出资证明书与股票的股东资格的认定

出资证明书是有限责任公司向其投资人签发的证明其向公司出资的证明性文件。股票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向其投资人签发的证明其出资的证明性文件，统称为“持股证明”。从韩国和中国香港的立法来看，出资证明书和股票等股份证书只是投资人取得股份的物权性凭证，是持有人对股份拥有物权性权利的凭证。它只是证明投资人是股份的合法所有人，并非证明投资人与公司之间存在某种成员关系，股份证书不是股东资格的证明文件。

从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来看，在中国出资证明书和股票分别相当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股份(出资)证书，他表明出资额或股份的具体内容，是一种物权性凭证，证明股东己出资。由于实际出资与股东资格并不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不能仅以出资证明书来认定持有人具有股东资格，持有出资证书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未持有出资证明书的也可能被认为股东。出资证明书在认定股东资格中没有决定性的效力，不能以出资证明书和股票向公司主张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在我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出资证明书和股票也不被看作取得股东资格的充分证据。

(六)基于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义务的股东资格的认定

股东权利是各出资人将其财产出资组成公司，形成公司财产权后，再从公司取得的一种权利。股东权利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有些是直接的财产权，如红利分配权，有些不具有直接财产权的内容，如参与制订公司章程，出席股东会并享有表决权，享有公司业务执行

等。从公司投资人的角度看，投资公司就是为了通过享有股东权利而获得分红利益；从公司角度看，公司应当也只能对被认定为公司股东的人分派红利。因此，虽然说享有股东权利是取得股东资格的结果，而不是取得股东资格的条件或原因。但是可以从争议股东是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来反推他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另外，从保护公司的稳定角度看，如果否定己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当事人的股东资格，将导致其在公司中所实行的行为无效，使许多已确定的公司法律关系发生改变，影响交易安全和社会稳定。权衡各方利益，应认定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当事人具有股东资格，但不能反过来认为没有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人就不是公司股东。因为被公司不当剥夺或限制股东权利和不召开股东会，不分配利润的家族性公司，实际上都是大量存在的。

第五篇：股东资格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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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资格认定

股东资格是股东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的规定，认定股东资格的标准有两个，即在实质上出资或者认缴出资，在形式上记录在股东名册上并经过登记。如果两个标准都满足，便基本上不存在问题，但是实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有的是没有出资，但是记录在册，有的反之，有的以他人名义出资等等，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以下称公司法解释

（三））颁布之前，法律及司法解释对该股东资格相关问题并没有直接的规定，公司法解释

（三）就一些常见的股东资格纠纷做了细化的规定，便于司法审判执行统一标准。

一、股东资格认定的实质标准—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

股东身份确定的第一个条件是向公司出资或认购股份，或继受取得股权或股份，即具有实质上的投资关系，投资人应当亲自办理入职手续，保留原始凭据，以证明投资关系。

若股东实际向公司出资或认购股份，或继受取得股权或股份，则依法享有公司股权。根据公司法解释

（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

（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泉州律师网http://www%2efj%6c%76shi.%63%6e/

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在股东向公司出资或认购股份后，虚假出资、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的情况下，那么股东会可以对其限制股东权利或取消股东资格。

二、股东资格认定形式标准—股东名册及登记

股东身份确定的第二个条件是，股东姓名或名称被登记在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或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若股东股权未经登记，根据公司法解释

（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股东向公司依法缴纳出资后，就履行了其对公司的义务，股东也应当从公司获得相应的股东权利，公司也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将股东的名称登记记载在相关文件上，这些内容实际上也是公司对股东的义务。

在司法实践中，股东资格的争议发生在股东与公司之间、股东与股东、股份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应以股东名册的记载为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有相反的证据除外，但是股东名册不得对抗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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