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名股东工商登记股东与实际股东不一致时如何认定股东资格附8个典型案例

第一篇：隐名股东工商登记股东与实际股东不一致时如何认定股东资格附8个典型案例

隐名股东工商登记股东与实际股东不一致时如何认定股东

资格附8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未经登记并非就不具有股东资格，公司及各股东内部确认股东身份和持股份额的约定合法有效 ??作者：唐青林 李舒 张德荣

单位：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阅读提示：公司法并未明确规定只有进行工商注册登记才能取得股东身份及股权份额，在实践中大量存在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东与公司实际股东不一致的情形，经过工商登记的股东当然可以取得股东资格，而未经工商登记的股东如何才能取得股东资格并确认股权份额？本文通过最高法院一则确认隐名股东资格和份额的案例，提示隐名投资者在签订相关协议时都应约定哪些内容。裁判要旨

对公司外部而言，公司的股权应当以对外公示的工商登记为准；而在公司内部，有关隐名股东身份及持股份额之约定等属于公司与实际出资人或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的合意，除非隐名股东要求变更为显名股东以外，该约定不会引起外界其他法律关系的变化，亦不会破坏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故一般应当认可其有效性；另外，法律也并未明确规定未经登记的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案情简介

一、2003年3月19日，石圪图煤炭公司成立，工商登记股东为焦秀成和恒华煤炭公司，持股比例为48%与52%。焦伟为焦秀成的同胞兄弟，其为恒华煤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二、2008年2月26日，毛光随与石圪图煤炭公司签订承包协议，承包部分工段的生产经营，并分别向该公司、焦秀成、焦伟分别支付3000万元、500万元、400万元，总计3900万元。

三、2009年1月12日，毛光随与石圪图煤炭公司签订《股权认购协议书》约定：毛光随占该公司总股份35200万元12%的股权，由焦伟、毛光随及原其他股东享受该公司股东的权利与义务，公司股权以本协议为准，与工商注册无关，此协议是确认股东身份的唯一依据，协议签订后凡涉及毛光随与石圪图煤炭公司原来的协议全部终止作废。此后，各方未做工商变更登记。

四、2013年12月28日，毛光随与焦秀成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将毛光随拥有的12%的股权作价1亿元人民币转让给焦秀成，焦伟对焦秀成的全部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毛光随、焦秀成、焦伟、石圪图煤炭公司均签章确认。合同签订后，焦秀成未能按约定时间付款。

五、此后，毛光随向辽宁高院提起诉讼，要求焦秀成支付1亿元股权转让款，焦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焦秀成及焦伟以毛广随没有股东资格，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为由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

六、本案经辽宁高院一审、最高法院二审，最终判定毛光随具有隐名股东身份，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焦秀成及焦伟应当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裁判要点

公司内部涉及股东之间的纠纷中，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未经登记的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而是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石圪图煤炭公司以签订《股权认购协议书》的形式，确认了焦伟及毛光随股东之身份，并认可该二人享有公司股东的权利及义务，据此，可以确认毛光随系石圪图煤炭公司隐名股东这一身份，其股东资格不因未工商登记而被否定。对公司外部而言，公司的股权应当以对外公示的工商登记为准；而在公司内部，有关隐名股东身份及持股份额之约定等属于公司与实际出资人或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的合意，除非隐名股东要求变更为显名股东以外，该约定不会引起外界其他法律关系的变化，亦不会破坏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故一般应当认可其有效性。在案涉的《股权认购协议书》中，石圪图煤炭公司确认了毛光随享有12%的股权，明确了其投资份额，无论此协议的签订是基于其他实际出资人股权之转让抑或其他原因，该协议所确定之内容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依法确认其合法性。因此，就本案纠纷而言，毛光随依据《股权认购协议书》享有以隐名股东身份持有12%的股权。实务经验总结

1、对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的取得可采取“内外有别，双重标准”的做法。在公司内部，处理隐名出资人与其他股东及公司的关系时，偏重于实质要件，显名出资人与隐名出资人之间对隐名出资的股东地位有明确约定并实际出资，且为公司半数以上其他股东知晓；隐名出资人已经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在公司及显名股东已经协议确认，且无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可以认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但在公司外部，在处理隐名出资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关系时，偏重于形式要件，以工商登记注册的股东为准，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

2、隐名股东可以通过与公司及各显名股东签订股权认购协议的方式确认股东资格和股权份额，要求公司及各显明股东书面签字确认，该协议为确认股东资格和股权份额的唯一标准，各股东依据该协议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与工商注册登记无关。法律规定

《公司法》第三十二条 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股东的出资额；

（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以下为该案在法庭审理阶段，判决书中“本院认为”就该问题的论述：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毛光随与石圪图煤炭公司于2009年1月12日签订了《股权认购协议书》，并盖有石圪图煤炭公司印章，焦伟及毛光随亦均签字捺印。根据该协议书中首部的内容可以认定，石圪图煤炭公司已经确认焦伟与毛光随享受石圪图煤炭公司股东的权利及义务。在该认购协议书的具体条款中，石圪图煤炭公司进一步确认毛光随的股份占该公司总股份的12%，还明确了“现公司股权以本协议为准，与工商注册无关”以及“此协议是确认股东身份的唯一依据”等内容。…第二，对于毛光随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问题，从《股权认购协议书》首部内容看，焦伟于2008年3月19日与石圪图煤炭公司全体股东签订了《准格尔旗川掌镇石圪图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但依据石圪图煤炭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焦伟始终未出现在石圪图煤炭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册中。据此，可以认定石圪图煤炭公司存在登记股东与实际股东不一致的情形，因此，不能仅依据工商登记之有无而断定毛光随是否为石圪图煤炭公司的股东。本院认为，在公司内部涉及股东之间的纠纷中，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未经登记的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而是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石圪图煤炭公司以签订《股权认购协议书》的形式，确认了焦伟及毛光随股东之身份，并认可该二人享有公司股东的权利及义务，据此，可以确认毛光随系石圪图煤炭公司隐名股东这一身份，其股东资格不因未工商登记而被否定。第三，对于《股权认购协议书》中确定毛光随持有12%的股权是否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对公司外部而言，公司的股权应当以对外公示的工商登记为准；而在公司内部，有关隐名股东身份及持股份额之约定等属于公司与实际出资人或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的合意，除非隐名股东要求变更为显名股东以外，该约定不会引起外界其他法律关系的变化，亦不会破坏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故一般应当认可其有效性。在案涉的《股权认购协议书》中，石圪图煤炭公司确认了毛光随享有12%的股权，明确了其投资份额，无论此协议的签订是基于其他实际出资人股权之转让抑或其他原因，该协议所确定之内容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当依法确认其合法性。因此，就本案纠纷而言，毛光随依据《股权认购协议书》享有以隐名股东身份持有12%的股权。

…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作出的《股权认购协议书》合法有效的认定正确，毛光随享有石圪图煤炭公司12%的股权合法有效，其有权转让该股权。案例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毛光随与焦秀成、焦伟等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18号]。

延伸阅读：隐名股东“显名”诉讼的二个要件及八大典型案例

一、隐名股东（实际出资人）主张股权，必须证明已经真正出资

隐名出资人向公司主张股权的，必须首先证明其有出资行为，出资行为是其取得股东资格并享有股权的内心真意的外在表示。首先，出资、股东资格和股东权益三者之间是具有前后因果关系的，即先有出资行为，然后取得股东资格和享有股东权益，出资行为是原因和基础，取得股东资格和享有股东权益是结果和目的。其次，实际投资人向公司投资的行为也是一种个体的民事法律行为，应适用法律行为的基本规则。按照民法理论，法律行为的进行是行为人将其内心的效力意思表示于外的过程“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它由“作为心理事实的法律后果意思和此种意思的宣示(表达、表白)组成”，虽然隐名出资人是借用他人名义向公司出资，其出资行为仍然能够表明其向公司投资并享有股东权益的内心真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

（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虽然该条并没有直接针对隐名股东资格确认的实质要件作出规定，但是其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时主张权利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的规定，可以适用于隐名股东资格认定的判定，即主张隐名股东资格或者股权的人应该提出证据证明其己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据此，隐名出资人可以依据其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隐名投资合同或者其他出资事实证明其为真正的出资人。另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涉及实际出资额、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确认股东资格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在具体案件中对事实证据的审查认定，应当根据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选择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 案例一：董秋玲与河南科达置业有限公司、陈志峰、张慧、华钊葺、河南志达建设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洛民终字第82号]认为：“根据民法通则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出资人的姓名和名称并不是公司取得法人资格必须的明示条件，故记载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果；公司设立登记具有创设公司法人资格的功能，但就股东资格而言，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因而是宣示性登记。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采用形式性和实质性相结合的办法审查。从志达公司的组建、成立、实际出资、流动资金的投入、经营管理和实际控制情况分析，被告陈志峰、华钊葺、董秋玲、张慧系志达公司的名义股东，科达公司系志达公司的隐名股东。应依据“出资取得股东资格”原则，应确认原告为志达公司的股东。志达公司成立后，其半数以上名义股东明知原告作为实际出资人，参与了公司事务的管理，以股东的身份行使了权利，且得到了志达公司及被告陈志峰、华钊葺、张慧的认可，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原告科达公司对志达公司享有股权。” 案例二：湖北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办公室与湖北东方农化中心、襄樊市襄阳区农业开发经济技术协作公司公司股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二终字第11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是否具有成为股东的意思是判断当事人是否是公司股东的重要标准。公司设立时，当事人受他人委托向公司支付出资款，因当事人自己并没有成为股东的意思，故其不是公司股东，其仅与他人之间构成一般的债务关系，该他人才是公司股东。其他当事人虽对出资款本身主张权利，但只要不能证明其在公司设立时具有成为股东的意思且该款项作为出资款，也不能认定其为公司股东。”

二、实际出资人变更工商登记成为股东，需要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实际出资人变更工商登记成为股东，需要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如何判断其他股东对于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身份的承认或者同意? 第一、半数以上股东明确作出承认或者同意隐名出资人股东身份的意思表示。为此，其他股东可以做出书面声明，或者在隐名出资人的请求书上签字，也可以与隐名出资人及名义出资人共同签订合同，或者是通过股东会决议确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身份。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半数以上是否包含本数，法院的裁判观点并不统一。

案例三：李兰京与刘开龙及东港鸿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民事民事裁定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2015）辽审一民申字第983号]认为，“李兰京主张刘开龙变更工商登记成为股东，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但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实际出资人变更工商登记成为股东，需要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即可。而“半数以上”是否包括本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无明文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民法所称的‘以上’、‘以下’、‘以内’、‘届满’，包括本数；所称的‘不满’、‘以外’，不包括本数”。因此，该“半数以上”的法律规定，应包括本数。”

案例四：丁钰杰与德清县海盛疏浚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5民终468号]认为，“关于“半数以上”是否包含本数的问题，因实际出资人要求显名确认股东资格时，实际出资人将从公司的外部进入到公司内部成为公司一员，类似于股东向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依据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特征，应当准用《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关于股份对外转让时的限制条件，即应当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案例五：陈金华与荆门市通洋商贸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荆州中民四初字第00016号]认为，“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陈金华履行了出资义务，一直对通洋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占公司80%股权的股东方远征明知陈金华实际出资于公司、与周玉元之间存在代持股协议的事实，且认可并同意陈金华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承认其享有公司股权，陈金华要求确认其通洋公司股东资格的诉讼请求符合前述规定，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案例六：王旭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2016）京01民终6084号]认为，“根据上述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汪惠民作为中科公司目前工商登记的股东，其名下登记之部分股权实际代王旭持有，现王旭起诉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及部分股权，中科公司半数以上的工商登记股东已明确表示同意，其诉讼请求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一审法院据此判决确认汪惠民所持中科公司2.439％股权归王旭所有，并判决中科公司将汪惠民所持该公司2.439％股权变更登记至王旭名下，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第二，从行为上推定其他股东是否有承认或者同意隐名出资人股东身份的意思表示。即使其他股东并没有明确作出承认或者同意隐名出资人股东身份的意思表示，或者没有相关的书面文件作为其他股东承认或者同意隐名出资人股东身份的依据，也可以通过其他股东的行为进行推断。此处的“行为”主要是指其他股东对于隐名出资人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知情和认可行为，即其他股东明知隐名出资人行使或者享有了股东权利，但是并未表示反对，可视为一种默许。法院在司法裁判中一般也不机械简单的理解为必须限定在诉讼过程中的其他股东同意，而是应以公司经营期间其他股东是否一直认可作为审查基础，来把握实际出资人要求显明的法律要件。

案例七：张建中诉杨照春股权确认纠纷一审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最高法公报案例]认为：争议股权虽应为原告张建中所有，但原告并不当然成为绿洲公司的股东，被告杨照春在代为持股期限届满后，为原告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形同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按照《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因此，被告为原告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应当由绿洲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表示同意。审理中，法院在绿洲公司张贴通知，并向绿洲公司部分股东发出通知，说明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如绿洲公司股东对原告张建中、被告杨照春之间的股权变更登记有异议，应按规定收购争议的股权，并于2009年12月31日前回复。嗣后，马卫忠等八位股东(过半数)同意股权变更登记。因此，张建中、杨照春之间股权变更登记的条件已经成就，原告要求被告履行相应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符合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案例八：金国洪与长兴金地置业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2016）浙05民终443号],认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规定“实际出资人成为股东需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体现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但认定其他股东是否同意不仅限定在诉讼中征得其他股东同意，还包括在公司成立时或经营期间其他股东是否认可，该事实可由当事人举证证明。本案中，长广公司在金地公司成立时即认可金国洪享有金地公司40%股权，且金国洪自金地公司成立时至2015年1月期间一直担任金地公司法定代表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长广公司在诉讼中表示不同意不足以抹灭其曾经同意金国洪入股的事实，故金国洪成为金地公司股东的条件已经满足。

第二篇：股东资格认定

股东资格认定的相关问题阐述

李云飞

传统理论认为，股东出资是判断股东资格最重要的标准，因为股东之所以能够成其为股东，从根本上是源于其对公司的出资，所以也把股东出资称为实质要件。而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这些形式要件只是实质要件的外在表现，或者说是对股东出资事实的一种记载和证明，因此，自然人或法人如果不对公司出资便不具有股东资格。

一、那么股东资格如何认定？股东资格的认定，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并且是公司法案件审理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公司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理论上对股东资格认定这个问题研究不够，再加上实践中我国公司的设立和运作不规范，审判实践中各地的认定标准不一，给处理这类纠纷造成一定的混乱，急需统一规范，新《公司法》对此规定仍然比较原则，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股东资格认定也即股权确认,是公司法实务中较为常见的问题。当前发生的与公司股权相关的民事案件中,许多都涉及到股东资格的确认。由于《公司法》对此没有直接的规定,在处理相关实务时往往缺乏确定的标准。因此,讨论股东资格的认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认为，一个完整的毫无争议的股东资格当然应该具备如下实质要件加上形式要件：1）完全正确地履行了出资义务并获得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书；2）在公司章程中被记载为股东并且签署公司章程；3）在公司股东名册中被记载为公司股东；4）在工商部门登记为公司股东。这样一个股东就具有了从推定为股东到有对抗效力的完整的股东身份。

二、在股东资格取得的相关问题上面分为不同的分类标准，股东资格的取得按时间及原因而论，股东资格的取得可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是指直接向公司认购股份，包括设立取得和增资取得。股东资格的继受取得，又称传来取得或派生取得，包括转让取得、继受取得、赠与取得和因公司合并而取得股东资格。股东资格取得之必要而充分的条件是具备完整的形式要件，但在实务中，这些条件常常并不完全具备，如何通过不完整的证据来判断股东资格，就成为司法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当股东出资、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与工商登记的股东不一致，可按以下原则来认定股东资格：

1、当实质性证据与形式化证据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适用形式化证据来认定股东的资格。

2、在对内关系，即股东资格的争议发生于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或股份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也就是不存在第三人时，工商登记只具有对外公示的功能和证权的效力，应当以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记载为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如果公司章程记载与股东名册记载的内容发生冲突，原则上应坚持公司章程优先适用的原则处理，因为公司章程为社团的自治性宪章，而股东名册只是经公司章程确认的股东资格的一种记载，是由公司章程派生而来的。

3、在对外关系上，工商登记是对抗第三人最主要的证据。

三、在关于股东资格认定应遵循的原则上应采用以下原则：第一，维护公司法律关系的 定。公司作为社团，涉及利益主体众多，法律关系复杂，应当保持公司内部各种法律关系的相对稳定性。第二，遵循商法的公示外观主义。市场经济中相对人在与公司交易的过程中，通常是通过工商登记、公司章程等外观表象来判断公司及股东的资信情况，而公司法律制度规定的工商登记、公司章程等事项必须对外公示，其目的之一就是在于使当事人简化交易程序、降低交易成本，相对人不应承担公司外观特征不实造成的交易成本和风险。第三，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原则。第四，区分公司的内外部法律关系，保持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总之，因此可见，确认股东资格应该结合实质说和形式说各自的合理之处，并且考量纠纷的各方之间的关系：应当重视形式说的形式要件的公信公示力，将形式要件作为股东资格认定标准。

第三篇：股东资格的认定

股东资格的认定，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并且是公司法案件审理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公司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理论上对股东资格认定这个问题研究不够，再加上实践中我国公司的设立和运作不规范，审判实践中各地的认定标准不一，给处理这类纠纷造成一定的混乱，急需统一规范，新《公司法》对此规定仍然比较原则，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本文考察了出资行为、公司章程、工商注册登记、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与股票、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对股东资格认定的功能。阐述了股东资格认定的基本思路，指出股东资格的认定应遵循分析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还是外部法律关系和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原则引申出来的思路，并结合具体类型纠纷和几种特殊的股东资格就股东资格的认定所应遵循的一般规则进行探讨。

股东资格认定也即股权确认,是公司法实务中较为常见的问题。当前发生的与公司股权相关的民事案件中,许多都涉及到股东资格的确认。由于《公司法》对此没有直接的规定,在处理相关实务时往往缺乏确定的标准。因此,讨论股东资格的认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股东资格认定的基本思路

首先分析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还是外部法律关系。如果由于股东资格而引起争议的法律关系的主体不涉及股东、公司以外的第三人，那就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属于个人法上的法律关系，应适用个人法来调整，优先运用个人法规则，即用民事法律制度的相关理论、规定来处理;如果由于股东资格而引起争议的法律关系牵涉到股东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利益，就属于公司外部法律关系，属于团体法上的法律关系，应优先考虑适用团体法规则，即用商事法律制度的相关理论、规定来处理。因为个人法注重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团体法则强调行为的外观特征。例如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发生的股权资格认定争议，就属于个人法的调整范围，应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探究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据实就股东资格做出认定。而股东、公司与第三人之间就股东资格发生的争议，则属团体法的调整范围，不需要探索股东行为的真实意思，可以直接按公示(如工商登记)的内容来认定股东资格。

其次分析公司或第三人是否善意，这是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原则引申出来的思路，在公司或第三人对究竟谁是公司的实际股东是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公司或第三人不得以公示主义与外观主义为由，选择对其他有利的标准来认定股东资格。

二、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

一个公司的投资者是否具备股东资格需要通过相关的形式来证明，这些形式在具体的公司实践和诉讼中就会物化为各种类型的证据，法院应当根据有关证据来判断和分析某个人是否具备公司股东资格。审判实践中对股东资格的认定，一般是从股东的特征出发来认定的。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一个运作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具备下列特征:

1、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公司章程或公司设立协议书上签名或盖章，以表明自己同意受章程或协议的约束；

2、向公司投入在公司章程中所承诺的出资份额，即实际履行出资义务；

3、在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文件中被列名为股东；

4、在公司成立后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

5、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

6、在公司实际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在公司实践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完全具备上述特征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并不多见，往

往只是具备部分特征。有的时候上述所列的特征在同一个案件中相互冲突，这样法院在认定股东资格中必须判断每种特征的效力如何，不同的特征发生冲突时应以哪一项证据作为定案的证据。下面进行详细讨论。

(一)基于出资行为的股东资格的认定

对于交纳出资与公司股东资格取得之间的关系，各国立法大多未做明确规定，一般而言，采取法定资本制的国家对此有比较严格的规定，而采用授权资本制的国家对此要求较为宽松，并且不在股东出资和股东资格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即出资不是股东资格获得的必要条件。韩国公司法学者李哲松教授曾明确指出:“股份的取得是成为股东的前提，对此不得例外，与此不同的其他约定都是无效的”。“因取得股份而成为股东”明显与“出资而成为股东”是有很大区别的。出资可能取得股份，但出资只是取得股份或出资额的一种途径。将股东资格的取得定为“股份取得”而不是“出资取得”，无疑是拓宽了股东资格的取得渠道。

另外从法律对出资瑕疵所规定的责任上看，股东不出资或其他出资瑕疵只会导致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并不必然否定其股东资格。法律规定股东必须实际出资，其立法目的在于使公司资本真实确定。从对外关系的角度看，是否实际出资显然不影响股东资格的认定，因为公司债权人或者公司及股东以外的第三人显然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去了解股东是否已经对公司实际出资，在客观上也无法调查。从司法实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答复河南省高院关于“当事人未出资亦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其股东地位如何认定”的请示中就采纳了这一观点。通过出资而成为股东者，其出资瑕疵并不必然导致股东身份的丧失；通过受让股份而成为股东者，其未支付对价也不能成为直接否认其股东资格的理由。

笔者认为出资瑕疵可分为一般的出资瑕疵和严重的出资瑕疵在一般的出资瑕疵情形下，出资人对公司承担的是补缴出资的民事责任，不涉及否定公司法人格。从稳定公司运营、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秩序考虑，如果出资者还具备认定股东资格其它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如工商登记或股东名册记载或公司章程记载，就应当赋予出资人股东资格。在严重的出资瑕疵情形下，出资者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而且还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最终导致公司法上的人格否认，在这种情形下，不应当赋予出资者股东资格。

(二)基于公司章程的股东资格的认定

根据公司章程的含义和相关法律规定，笔者认为股东资格认定与公司章程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公司章程记载(签署)是认定发起人股东资格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认定非发起人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因为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名称必须记载于公司章程，并且发起人还应在公司章程上签字，所以，如果公司章程没有记载，作为发起人股东的资格就难以得到确认。对于非发起人股东，在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过程中，基于认股行为而转化为股东，则公司章程的记载并非其成为股东的必要形式。

由于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在公司章程上记载股东的姓名或名称，这是公司章程条款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缺此事项，则未记载内容不产生公司法上的效力，并且由于公司股东姓名或名称已记载于公司章程，在发生股权转让而改变股东名称时，亦需修改公司章程，重新记载股东姓名或名称。因此，如果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姓名或名称未记载于公司章程，将难以产生取得公司股东资格的法律后果。而股份有限公司由于人数众多，尤其是股

份有记名股和无记名股之分，对无记名股的持有人试图要求其以公司章程记载或签署公司章程的形式来确认股东资格是极不现实的，而对于记名股份的持有人，法律又没有必须记载于公司章程或在公司章程上签字、盖章的要求，因此章程记载与否，是否在公司章程上签字、盖章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非发起人股东来说，并无法律意义。

另外在实践中，对于如果缺失公司章程的记载或签署公司章程这两个证据之一，以及这两个证据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其中任何一种证据都不具有单独认定股东资格的功能，应该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当公司章程记载、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这两者不一致时，以公司章程上的签名盖章来确定股东资格，因为签署公司章程能够证明行为人有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就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来说，公司章程的记载对于认定其发起人股东资格是具有一定的意义，法律并没有要求发起人股东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公司章程的效力可以分为对内效力和对外效力两部分:对内具有确定股东及其权利义务、对抗股东间其他约定的效力;对外公司章程具有公示的效力，依照公示公信原则，公司章程是相对人据以判断公司股东的依据。

(三)基于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东资格的认定

根据我国《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公司成立必须经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那么工商登记与股东资格的取得之间有何关系，理论界的观点众多。韩国学者认为，设立登记的基础效果是设立中公司取得法人资格而成为公司。进行设立登记的同时，设立中公司被消灭，设立中公司取得的权利和义务当然由设立后的公司来继承，股份认购人也因此成为股东。在我国学者的相关论述中，一般也常常将股东资格与公司登记之间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代表性的观点有:股东资格的认定以公司登记文件为标准进行判断。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基于对工商登记与股东资格取得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有些法院将注册登记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必须程序，而有些法院则做出否定的判决。但以公司注册登记档案中是否记载有股东的姓名或名称，来认定股东资格拥有否，似乎已成为我国公司审判实践中多数法院的共识。我认为工商登记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并没有一般性的意义，工商登记对股东资格的定义首先取决于股东姓名或名称是否属于工商登记事项。根据我国《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工商登记只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和股份公司发起人股东资格的认定具有意义。公司设立的工商登记本质上属于商事登记的一种，就商事登记事项的目的和功能而言，可分为设权性登记和宣示性登记。设权登记事项多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如果没有登记就不能产生创设权利主体或法律关系效力。宣示登记事项多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但其登记与否由当事人自由选择，没有登记并不会导致整个商事登记行为失效。

投资人的姓名或名称并非公司取得法人资格所必须明示的条件。记载于公司登记机关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并没有创设股东资格的效果，就股东资格而言，工商登记并非设权程序，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只有在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的情况下，才具有实际的法律审判意义，当公司内部由于股东资格问题发生争议时，工商登记的确认结果不具有确认股东资格的决定意义，其证明力并不比其他证据要高。确切地说，工商登记只能是在解决外部关系的股东资格纠纷中起到证据的作用。公司章程是在股东之间就股东资格及其权利义务发生争议时，在各形式要件中具有优先的效力；而工商登记是在涉及公司股东与第三人的关系时，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具有优先的效力。

(四)基于股东名册的股东资格的认定

各国法律普遍认为，股东名册是具有当然授予股东资格的法律效力。韩国学者认为股东名册是确定谁可以无举证的主张股东权的“形式化资格的证据”。一旦公司将股东上记载的投资者认定为股东，那么该人即享有股东所享有的一系列实体权利，即使股东名册上的股东不是真正的股东，也可以免除公司的责任。就公司内部关系而言，股东名册的记载并不能反应公司股东的真实情况，但它可以作为股东证明其股东资格的表面证据。股东名册主要是解决公司和股东之间关系的法律依据,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行使权利。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通常可确认其股东资格，否认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的权益者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当然，股东名册未记载的股东也不是必然没有股东资格，因为公司拒不作股东登记或登记错误，属于履行义务不当，不能产生剥夺股东资格的效力。

笔者认为，以股东名册确认股东资格只能在公司依法规范置办股东名册，并真实准确记录公司股份认购人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公司没有置办股东名册与股东名册记载有误，不能成为否认股东资格的理由。在股东名册记载与公司其他股份与资格证明文件相冲突时，应区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来具体界定股东名册在股东资格认定中的证据意义。当公司与股东之间就股东资格问题发生争议时，股东资格的认定以股东名册为准，但如果当事人能够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股东名册记载有错误的，则不能以股东名册为准；当公司发起人之间就股东资格问题发生争议时，以公司章程为准；当争议涉及到公司以外的第三人时，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另外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在股权转让后，将股权转让结果记载于股东名册是公司的义务。如果公司未及时履行其变更股东名册的义务，则股东名册的记载对新股东资格的确认就不发生任何效力。就公示力而言，股东名册的公示力显然要弱于工商登记的公示力。

(五)基于出资证明书与股票的股东资格的认定

出资证明书是有限责任公司向其投资人签发的证明其向公司出资的证明性文件。股票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向其投资人签发的证明其出资的证明性文件，统称为“持股证明”。从韩国和中国香港的立法来看，出资证明书和股票等股份证书只是投资人取得股份的物权性凭证，是持有人对股份拥有物权性权利的凭证。它只是证明投资人是股份的合法所有人，并非证明投资人与公司之间存在某种成员关系，股份证书不是股东资格的证明文件。

从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来看，在中国出资证明书和股票分别相当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股份(出资)证书，他表明出资额或股份的具体内容，是一种物权性凭证，证明股东己出资。由于实际出资与股东资格并不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不能仅以出资证明书来认定持有人具有股东资格，持有出资证书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未持有出资证明书的也可能被认为股东。出资证明书在认定股东资格中没有决定性的效力，不能以出资证明书和股票向公司主张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在我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出资证明书和股票也不被看作取得股东资格的充分证据。

(六)基于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义务的股东资格的认定

股东权利是各出资人将其财产出资组成公司，形成公司财产权后，再从公司取得的一种权利。股东权利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有些是直接的财产权，如红利分配权，有些不具有直接财产权的内容，如参与制订公司章程，出席股东会并享有表决权，享有公司业务执行

等。从公司投资人的角度看，投资公司就是为了通过享有股东权利而获得分红利益；从公司角度看，公司应当也只能对被认定为公司股东的人分派红利。因此，虽然说享有股东权利是取得股东资格的结果，而不是取得股东资格的条件或原因。但是可以从争议股东是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来反推他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另外，从保护公司的稳定角度看，如果否定己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当事人的股东资格，将导致其在公司中所实行的行为无效，使许多已确定的公司法律关系发生改变，影响交易安全和社会稳定。权衡各方利益，应认定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当事人具有股东资格，但不能反过来认为没有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人就不是公司股东。因为被公司不当剥夺或限制股东权利和不召开股东会，不分配利润的家族性公司，实际上都是大量存在的。

第四篇：论文：股东资格认定

对公司股东资格认定的若干思考

作者：刘海林，浙江台州专职律师

摘要：公司股东资格认定问题的产生原因复杂，意义重大，价值取向应平衡各方利益。对于公司股东资格认定的证据证明力，工商登记仅在对抗第三人时发挥优先作用，公司文件在不对抗第三人的情况下，应优先于工商登记的效力，即使在涉及第三人利益情况下，第三人也有权选择适用公司文件；公司文件之间的证据证明力问题，应具体分析。

关键词：公司股东资格认定、公司文件、证明力

一、公司股东资格认定概述

（一）公司股东资格认定问题的提出

公司股东，即对公司认缴出资或通过其它途径取得股权，依法享有权利并依法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或组织。正常情况下，公司所有文件指向的股东完全一致；股东发生变更时，也相应变更公司文件1；因此几乎不存在股东资格认定的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公司设立中的不规范或公司内部治理的混乱或为规避法律而采取“隐形手段”1 指发起人协议、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等。

2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出现公司各个文件所指向的股东不相同或公司文件所指向的股东与事实上的股权人不相同或公司文件所指向的股东根本不存在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引发股东资格不明确，认定困难问题。

如公司股东变更后不及时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工商登记；为符合公司法定股东人数，部分事实出资人采取“隐名出资”3方式；公务员以其亲属名义入股辖区企业法人等。

（二）公司股东资格认定问题的解决

1．问题解决的意义

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除了可以直接化解股权争议之外，还有以下重要意义：

（1）是有限责任公司有效自治的基础。有限责任公司有极强的人合性，如果股东资格不明，在争权夺利情况下，极可能发生公司僵局，极不利于公司治。

（2）属“揭开公司面纱”，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必需。依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在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时，就必需对股东资格做出认定。

（3）是反腐败的重要手段。目前，公务员以各种“隐形手段”参与企业法人利润分配，充当公司特殊“股东”，实现权钱交易，成腐败的新表现。对公务员“股东”从公司法角度做出明确的界定，对指除当事人以外，很难被第三人认清事实真相的方法。隐名出资的效力是否与法定形式出资相同，应具体分析。

反腐败工作有积极意义。

2．问题解决的价值取向

在解决股东资格混乱这一新问题时，不能一边倒；应具体分析，兼顾实际出资人、公司、善意第三人、社会等各方的利益；在利益冲突下坚持运用法经济学分析方法做出取舍，最终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

二、股东资格认定的证据证明力

依据股东资格混乱的原因，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因公司各种文件所指向的股东不一致引发的股东资格混乱；一类是隐名股东引发的股东资格混乱。本文仅对前者进行分析，因此，本文无特殊说明时，股东资格认定中的证据仅指各类公司文件。

能够证明股东资格的公司文件主要有：发起人协议、公司章程、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名册、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证明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一）发起人协议

根据发起人协议的性质，一般的，在公司成立时，发起人协议效力终止；而股东资格的取得，始于公司的成立。所以，发起人协议不能作为证明股东资格的直接证据，只能说明发起人参与了公司成立的活动，在公司成立时会当然（不是必然，如发起人以实际行为不履行发起人协议，其他发起人决定解除与其协议，并通知）成为股东的间接证据。同时根据发起人协议效力的始末与股东资格的取得时间的差

3异，发起人协议的证明力明显低于公司章程、公司工商登记、股东名册、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证明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证明力。

但是，我们不能否定发起人协议证明股东资格的证明力。如可以将发起人协议和其它公司文件共同作为证明股东资格的证据，形成证据链，增强证明力。

（二）公司章程

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由股东制度，并向工商行政部门提交，其记载内容包括股东姓名或名称，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当包括以上内容在内的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登记或未变更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4。不难看出，当公司章程与工商登记所指向的股东资格不一致，又直接涉及第三人利益时，第三人的相对人不得以包括公司章程（未变更登记）在内的公司文件对抗，第三人主张以工商登记档案为准的，应予支持。这就是公司工商登记的公示力和公信力。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公司法“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只是第三人的相对人不得以此对抗；也就是说，第三人主动承认包括公司章程在内的公司文件（与登记内容不一致）的效力，这种承认的效力如何呢？笔者认为，公司法“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保持工商登记的公示力和公信力，以维护第三人基于公信产生的利益；从逻辑上，这不排斥第三人另行选择，基于对公司文件（与登记内容不一致）的承认，向相关主体主张权利。例如：某有限责任公司的甲4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

股东在没有足额实缴其认缴的出资时，就将其股权合法转让（转让已生效）给乙，并变更了公司章程，但没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现在，乙也没有缴纳甲尚未足额实缴其认缴的出资部分，公司破产；债权人向甲主张权利时，甲不得以未变更登记的公司章程对抗；但债权人认为向乙主张权利对自己更有利时，可以承认修改后公司章程（未变更登记）的效力，向乙主张权利，乙不得以工商登记对抗。

公司文件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均有约束力，不以登记或为要件，因此，在公司与股东，（新旧）股东之间发生股东资格认定争议时，合法的公司文件的证明效力高于工商登记的效力。至于公司章程与股东名册、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证明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证明力大小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通常情况下，只要股东能提出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证明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之一证明自己股东资格而无相反证据时，应承认其股东资格。

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包括发起人的姓名或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但不包括所有股东的姓名或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所以，在对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资格认定时，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与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有相当证明力。

（三）工商登记

工商登记与公司文件在认定股东资格的证明力比较问题，在前面已间接说明，不再重复。

（四）股东名册、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证明书、股份有限

5公司股票

股东名册、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证明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均属证权文书，而不是设权文书；同时，这些证权文书的持有与否，并有与股东资格发生必然联系；因此，只能作为证明股东资格的间接证据。但笔者认为，从举证责任方面考虑，如一方当事人能举证股东名册、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证明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之一证明自己的股东资格时，持异议的当事人负有提出相反证据的义务，不然，应推定当事人具有股东资格。至于股东名册、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证明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三者的证明力大小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结合其它证据和举证责任，具体分析。

三、结束语

总之，股东资格认定问题较为复杂，究其原因很多，如本文重点探讨的股东资格认定的证据证明力问题；还包括本文提及的股东资格混乱产生原因的复杂性；也包括股东资格诉讼的复杂性5等。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也积极制定相关司法解释，将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参 考 文 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征求意见稿》，2003年版。

[3] 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2版。

[4]陈国奇，《日本学者关于股东身份认定标准的若干见解》，http://。

[5]匿名，《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身份如何认定》，http://。股东资格诉讼可分为直接的确认之诉与请求行使股东权以间接达到确认股东身份的给付之诉。

第五篇：关于公司隐名股东资格认定的问题

关于公司隐名股东资格认定的问题（据悉最高院将在年底出台相关司法

解释，有望予以明确）

其他 2009-11-15 19:13:14 阅读1120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现实生活中，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的现象较为常见。有规避法律对投资领域、投资主体、投资比例等方面限制者，有不愿意公开自身经济状况者，亦有为了便于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因隐名出资引发的股东身份认定纠纷也很多。而妥善解决该等纠纷的前提，就是准确界定隐名

股东。

一、隐名股东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对于隐名股东的本质，学者观点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隐名股东是指依据书面或口头协议委托他人代其持有股权者。也有学者认为，隐名出资人在实践中又称隐名股东，是指在公司中不具备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的出资人。还有学者认为，隐名股东是指虽然实际出资认购公司股份，但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为他人的投资者。隐名股东主要为规避法律型。上述观点从不同角度展示了隐名股东的本质——名实不符。因此，笔者认为，隐名股东是指实际认缴公司资本但不具备股东身份形式要件的出资人。与之相对应，隐名股东必然伴生显名股东（又称挂名股东、名义股东、借名股东），即未认缴

公司资本却具备股东身份形式要件的人。

一般而言，隐名股东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隐名股东实际认缴公司资本，但其姓名或名称未记录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股

东登记中。

2.显名股东同意隐名股东使用自己的名称或姓名。这是隐名股东与冒名股东的区别。因为在冒名

投资中，实际出资人系盗用他人名义出资，并未取得冒名股东的同意。

3.隐名股东承担公司的盈亏风险。这是隐名投资与借贷的区别。如果一方实际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但实际出资人不承担投资风险的，双方之间不应认定为隐名投资关系，可按债权债务关

系处理。

二、认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一般原则

从一般意义上说，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在公司成立时向公司出资并对公司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由以下几个方面的主体构成：第一，凡是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并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发起人；第二，在公司存续期间依法继受取得股权的人；第三，公司增资时的新股东。对股东资格的认定，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的概念与认定的标准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一般来说，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可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记载、出资证明、实际出资及工商登记机关的登

记等几方面进行把握：

1、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公司章程是公司设立的最基本条件和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是确立公司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法律文件，是公司实行内部管理和对外进行经济交往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公司成立、存续的基础性法律文件，因此，章程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最重要标准。一般情况下，在公司章程中记载或签署的人即可取得股东资格。有限责任公司备置的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是公司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且具有公示的效力，因此，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享有股东资格。

2、出资证明。出资证明，是公司成立后以公司名义向股东签发的出资证明书。一般情况下，合法

持有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证明书的，即有该公司的股东资格。

3、实际出资。出资是股东最基本的义务，公司的资本由股东出资构成，股东出资对公司成立、存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人们往往特别看重对公司的出资，并把出资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重要条件。

4、工商登记机关的注册记载。工商机关的登记具有公示性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条例》的规定，股东的姓名或名称是公司登记的事项之一。一般来说，只要登记机关有相关姓名或名称记载的，即应确认其具有股东资格。

根据上述原则，在认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时，隐名出资人一般情况下是不具备股东资格的。

三、隐名股东身份认定的具体标准

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常能遇到这种情况：将自己的投资款,挂在他人的名下,以他人的名义出资,在公司的股东名册中,并没有自己的名字,成了隐名股东，有人也称之为挂名股东。比如:甲是某公司的股东,公司登记的股权有100万元,但甲实际上自己只投60万元,乙在甲名下投了40万元,乙就成了实际上的二级股东;而乙实际上自己也只投30万,丙和丁又在乙名下各投了5万元,丙和丁又成了实际上的三级股东。这类案件的审理,关键在于认定隐名股东的身份。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认定他们为公司股东,因为这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本来当初他们交钱的目的就是作为投资款。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其一,这种隐名股东不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也无法享有《公司法》规定股东的一系列权利义务,股东名册上也无其名字,与《公司法》规定的股东相悖；其二,他们只与自己的上一级股东发生关系,是亏是赚,亏多少,赚多少,全凭上一级股东说了算,也无法到公司查账核实,极易出现损害下一级股东的事情；其三,公司一旦出现经营不善,停产或被注销,若公司的事情无人管理过问,隐名股东无法自已行使或向有关部门请求行使管理清算之权；其四,即使隐名股东所占的股份较大,本人也无法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活动；其五,对于公司而言,股东交来的投资款,不必过问该钱是股东自有的，还是向银行借贷来的,或是向私人借贷来的,或者其中是否有他人的资金。

我们认为，应当根据案件的不同，当事人的诉求不同确定

争议发生在公司内部，属于合同法上的法律关系，应当优先考虑合同法规则的适用，根据当事人

之间的约定，确定其真实意思表示，认定股东资格。

争议发生在公司外部，即股东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之间，则属于团体法调整范围，应当遵循公示

主义和外观主义的原则为标准，认定股东资格。

一个规范登记及运作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一般应具备股东的全部特征，即在公司章程中被记载为公司股东、签署公司章程、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文件中登记为公司股东、在公司股东名册中被记载为股东，实际向公司出资、取得公司颁发的出资证明、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上述特征中，公司章程、登记文件及股东名册的记载是公司股东所具备的形式特征，而签署公司章程、实际出资、取得出资证明以

及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则是公司股东所具备的实质特征。

上述特征均是对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判断依据，而其中形式特征具有公示性，在公司与其交易相对人的外部争议中对于股东资格的判断具有优先于实质特征适用的意义。而在公司与其股东之间、股东与

股东之间的内部争议中，则对股东资格作出判断时，实质特征应当优先于形式特征而被适用。

必须明确的是，《公司法》实行的注册资本制度，一是保障公司有一定的财产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二是保障公司有对债权人承担责任的基本能力。用于注册的财产，并不必须是公司的全部财产，也不必须是股东实际出资金额，而是满足《公司法》条件的公司部分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