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登记影响股东资格还是权利

第一篇：工商登记影响股东资格还是权利

工商登记：影响股东资格还是股东权利

时间:2007年05月17日01时27分作者: 曾宪文 刘金林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只要没有办理工商登记，即使出资了，也不是股东”。这是当前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一个伪命题。本期门诊专家们的精辟论述，会让你清楚地明白——

取得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条件

核心提示：股东权是股东与公司间的一种总括性法律关系，它源于股东对公司资本的参与。只要投资人取得了对公司资本的一定份额，就取得了股东资格。某项具体股东权利之放弃或不能行使并不影响股东权的存在。

新闻背景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７日，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新天地置业有限公司的几位股东为争夺公司控制权而“同室操戈”。一位陈姓股东和一位周姓股东的哥哥纠集多人威胁另一位股东高银福，强迫其交出公司公章和财务章，直至警方介入才制止事态恶性发展。高银福称，其通过出资和接受其他股东的股权转让已经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并经股东会授权一直在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只是因故没有去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而已，对方的强迫行为是违法的；但对方认为，高银福没有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就不是法定股东，不能享有股东权利，他和其他股东之间只是一种投资关系。（见《中华工商时报》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６日）

李显冬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俊海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黎 宏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 谷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常 杰 天津市检察院驻保税区检察室主任 庞红兵 北京市九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主持人：发生在内蒙古乌海市的这起股东“同室操戈”案，绝非个案，它表明“江湖行为”仍然是公司治理中的一个潜规则。认真剖析本案反映的普遍性问题，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公司内部的股权纠纷，防止其由民事案件演变为恶性刑事案件，清除公司治理中的江湖色彩，具有积极意义。本案的问题是，股东名称的工商登记对股东资格、股东权利究竟有无影响，有何影响。在此，首先请各位专家谈谈取得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途径和条件是什么，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有何区别？

李显冬：股东资格，又称股东地位，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取得途径主要有：（１）投资人参与公司设立，认购公司出资；（２）投资人在公司成立后认购公司新增资本；（３）因转让、继承、公司合并等方式而取得公司股东资格。其中前两种方式被称为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第三种方式被称为股东资格的继受取得。在原始取得的情况下，只要出资人认缴了对公司的出资额，即可以取得股东资格；在股权转让的情况下，原则上说，只要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并将公司的股东名册予以变更，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即发生股权转让的法律效果。

常 杰：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股东资格应当具备六个要素：１．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表明自己受公司章程的约束；２．向公司实际履行出资义务；３．在公司成立后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４．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５．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的公司文件中列名为股东；６．在公司中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相应地，公司之外的他人要想通过股权转让取得完整的股东权利，需要完成四项工作：１．出让方与受让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２．经股东会讨论通过，因为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３．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规定的出资义务；４．办理相关的工商登记事项，变更登记应由出让方、受让方和公司三方共同完成。

张 谷：股东资格的认定，应从实质上分析。通常所说的股权，就是股东权。一个人有股东权，就是股东，没有股东权，就不是股东。何谓股东权？股东权是一种成员权或者成员地位，是作为公司成员的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一种总括性的相对法律关系，它源于股东对公司资本的参与。所以，出资额（犹如股份公司的股份）和股东权是一体二面。只要投资人对公司资本有参与，取得了一定的出资额，就取得了股东资格（当然，股东资格之取得必须以公司之存在为前提）。需要注意，股东权不同于具体的股东权利，前者是基于对公司资本的参与而获得的一种资格，是母权利，是源泉性权利，而后者，即各项具体的股东权利，如盈余分配请求权、表决权等等，是由股东权派生出来的子权利，某项具体的股东权利之放弃或不能行使并不影响股东权的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股东资格原始取得的情况下，只要出资人认缴了对公司的出资（并非出资的实际缴纳），公司便取得了对出资人的一种请求权，构成公司的债权性资产，出资人就取得了股东权，成为公司的股东；而公司在成立后可以自己名义要求该出资人履行出资义务，或要求其他股东承担资本填补义务。在通过股权转让而继受取得的情况下，股权转让其实就是双方行为，由原股东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他人。虽然股东权移转之后，势必涉及诸如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法律文件的变更，但这些都与股权转让契约的生效、股权权属的移转无关。在德国，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债权让与的规定准用于其他权利的转让。在我国，无论股权的内部转让还是外部转让，权属到底何时移转，公司法缺乏明确规定。因此，如果转让人和受让人没有特别约定的，只要股权转让契约一经生效，受让人即取得股东资格。这与是否进行了股东名册变更和工商登记无关。

刘俊海：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之间的关系要视不同语境而定。有时，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被统称为“股东权”，既包括抽象、概括的股东资格，也包括具体、微观的权利内容。当二者并列时，股东资格可以理解为权利主体作为公司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中的权利内容作为一个权利束的整体可称为“股东权”，权利束中的诸多具体权利（如自益权与共益权）可称为股东权利。就股权转让而言，转让合同究竟自成立时生效，抑或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完毕之时生效，公司法未作明确规定。依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在市场经济社会，绝大多数商事合同遵循成立生效主义，故股权转让合同应以成立生效主义为原则，批准生效主义或者登记生效主义为例外。当然，成立生效主义原则并不排除双方当事人以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方式限制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

工商登记是取得股权的生效要件还是对抗要件

核心提示：股东名称的工商登记属于宣示性登记，即登记本身并不能创设股东资格，其只是对已经存在的股东资格予以确认。未经登记的，行为并非无效，只是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主持人：刚才张谷老师提出了一个很新颖的观点说，要成为股东就必须取得股东权，而股东权与股东的权利（股东享有的各项具体权利）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母权利，后者是子权利。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上述区别即是股东资格与股东权利的区别。那么，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包括接受股权转让）后未办理工商登记时，受影响的到底是股东资格，还是某些具体的股东权利？工商登记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法律效果？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实务中很容易产生误解。

李显冬：工商登记就目的和功能而言，可以分为设权性登记和宣示性登记。设权性登记具有创设权利主体或法律关系的效果，而宣示性登记只具有宣示权利的效果，其登记与否由当事人自由选择，未经登记的，并不会导致行为无效，只是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司有义务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在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必须办理变更登记。凡是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显然，在我国，股东名称的工商登记属于宣示性登记，即登记本身并不能创设股东资格，其只是对已经存在的股东资格予以确认。

常 杰：法律对股东资格的保护并不是把工商登记作为唯一的、绝对的条件。法律赋予工商登记的效力是“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就股权转让而言，工商登记的效力应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从转让人、受让人、公司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其属于公司内部关系。如果受让人已经接受了转让人的股权转让，事实上也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使了股东的权利并承担了相应义务，只是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的，那么就应该尊重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认定受让人具有股东资格，并责令公司将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另一方面，从公司、股东与公司之外的第三人的关系看，其属于公司外部关系。依商法上的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原则，工商登记是社会公众获得公司信息的法定形式，第三人有权信赖工商登记的内容是真实的，即使登记有误，第三人仍可信以为真，并要求所登记的股东按登记的内容对外承担责任。由此可见，如果受让人接受股权转让后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无权对第三人主张股东权利。在完成变更登记之前，原股东仍以股东身份对外承担相应责任。

庞红兵：股权转让之所以如此复杂，是因为我国公司法在这个问题上采用了公司内部登记生效主义与外部登记对抗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依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内部登记生效主义）；同时，还得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外部登记对抗主

义）。其实，股权关系是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只要公司将股权受让人载入股东名册或者自公司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就可以作为股权变动的依据，至于公司登记机关是否办理股东名称登记，原则上不影响股权变动的效力。

李显冬：应该说，只有股东名册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首要依据，是否进行工商登记，只影响已经取得的股东资格能否对抗公司、股东之外的第三人。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股权转让应当以股东名册为准，即经载入股东名册后，出资人或受让人才能够成为公司股东，才能够行使股东的各项权利。工商登记只是股东资格的对抗要件，其本身并不影响股东权利的转让。当然，需要注意股东名册作为一个股东资格认定的形式标准，其本身也是可以被推翻的。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股东权利的实际行使以及对公司的实际出资等事实都可以在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作为对股东名册的对抗依据。

刘俊海：目前主张股东资格的证据五花八门，既有实际出资证明，也有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和工商登记等。其实，这些证据的作用并非一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源泉证据、效力证据与对抗证据。源泉证据也称基础证据，是指证明股东取得股权的基础法律关系的法律文件。源泉证据一分为二：（１）股东原始取得股权的出资证明书；（２）继受取得股权的证据，包括股权转让合同、赠与合同、遗嘱、夫妻财产分割协议、共有财产分割协议等。一旦取得了合法有效的源泉证据，权利人就可以要求公司变更股东名册，确认自己的股东资格，进而要求公司协助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效力证据对非上市公司而言是公司备置的股东名册。股东名册对股东资格的确认具有推定的证明力，即在册股东可据此直接向公司主张股权。当然，在有相反的源泉证据时，股东名册可以被推翻。对抗证据主要指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在案的章程等登记文件。作为对抗证据的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文件，虽不是股东资格的效力证据，但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当然，此处的“第三人”不包括善意第三人，只包括主观上存在恶意或者重大过失的第三人。

张 谷：不仅工商登记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股东名册也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取得股东资格的关键是对公司资本的参与。可以说，像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都只是证明股东资格的证据，不能取代股东资格本身。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依照本法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由这条规定反推即可知道，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都不是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而是股权转让后的法律后果。从逻辑上讲，也只能是受让人已经是股东了，然后才能去办理新的出资证明书，变更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以及通过公司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至于股东名册，主要是为了保护公司，公司依照股东名册认识公司的股东，而无需适时确切地查知股权变动情况，因为这不可能也不必要。公司依照股东名册发布会议通知，分派红利，即使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公司只要是善意的，即可免责。而工商登记，则纯粹是为了保护与公司、股东进行交易的第三人，因为第三人无从知道公司内部的股权变动，其只能依据工商登记的内容进行判断。

未经登记的股东可否请求工商部门给予登记

核心提示：当股权转让发生争议时，事实上的股东要取得形式上和实体上完整的股东权利，应当提起确权之诉，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作出判决或仲裁裁决，再依生效的法律文书申请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主持人：各位专家的讨论表明，股东名称的工商登记本身仅具有公示效力，也就是说，股东出资后，是否进行工商登记并不影响股东资格的取得，只是未经工商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那么，为了保障股东权利的完整，未经登记的股东有何手段弥补这一法律瑕疵，是否可以直接请求公司或者工商部门给予登记？

李显冬：在股权转让情况下，受让股东只能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要求公司办理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因为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申请办理包括股东变更在内的工商登记手续的主体是公司，而不是公司的股东，而且所需提交的材料也必须是由公司出具，而不能由股东个人提供。除非股东持有法院要求公司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的有效判决，否则，仅凭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股权转让协议，股东无权单方要求工商部门办理登记。

常 杰：在正常情况下，完成股东变更登记应由转让方、受让方和公司三方共同完成，工商部门对股东变更的申请主要是形式审查，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工商部门不具有对股权纠纷作实体性确权的职责和权能，一旦因任何一方不配合导致申请变更的有关资料内容不符合登记要求时，工商部门可以拒绝办理变更登记。因此，当股权转让发生争议时，事实上的股东要取得形式上和实体上完整的股东权利，应当提起确权之诉，即通过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作出判决或仲裁裁决，再依生效的法律文书申请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以维护自身权益。

庞红兵：目前公司法没有授予股东直接到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名称登记的权利，公司因此也常常以种种理由拖延甚至拒绝为股东办理登记，造成股东迟迟不能行使应有权利，引发了很多的股权纠纷。在公司怠于办理股东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如果股东或者受让人只能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解决，势必造成解决纠纷的成本过高，不利于维护股东权益。在这种情况下，立法应该考虑另外的救济途径，比如将来可以规定，股东或受让人有证据证明公司怠于办理股东登记的，股东或受让人可以直接到工商部门申请办理股东登记手续，工商部门应当协助办理。从理论上讲，股东的这种权利，完全可以通过扩充股东权这一母权利而获得。

张 谷：股东名称的工商变更登记，仅有宣告效力，并无设权效力。此种登记行为是有私法上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唯公司具有申请权。但是，这种权利涉及到新老股东的利益，公司法虽然规定其也是公司的一项法定义务，在不履行时将承担被处罚之后果，但尚为不足，还应赋予利害关系人一些相应的权利。所以，在公司不去或者不及时办理股东名称登记的情况下，为保护股东的利益，可以考虑采取两种救济措施：一是比照股东代表诉讼的构成要件，规定在公司无故拒绝办理工商登记时，股东只以此事项为限，可以代表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股东登记。二是活用债权人代位制度，在公司不依照规定办理工商登记时，由股东代替公司直接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股东登记。

判断股权纠纷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的界线

核心提示：因民商事纠纷而引发的暴力事件，只要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成立犯罪的程度，就构成犯罪，决不能因为引起该结果的原因是由于当事人之间存在民商事纠纷而否定犯罪。

主持人：当前，股东之间为争夺公司控制权而引发暴力事件，如进行人身威胁、抢夺公司账簿、公章时，公安机关常以股权纠纷属于民事纠纷为由拒绝立案受理，建议受害人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而法院则告知受害人应该去公安机关报案，理由是这类暴力事件属于刑事案件。请问，如何正确处理这类因股权纠纷而引发的暴力事件？

李显冬：认定股权纠纷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最基本的方法便是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如果股东实施的暴力行为符合刑法上某一犯罪构成，那么便是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反之，则只需要视情况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或者判令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常 杰：处理这类股权纠纷，必须把握一个方向，那就是任何权利救济都必须通过合法途径进行。采取暴力手段解决民事纠纷本身就违法。因暴力造成了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不论出于什么动机，是争夺他人股权还是维护自己的股权，只要情节严重，就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公司财产的损毁，即使是股东实施的也是违法的，因为在法律上公司财产不是股东的个人财产。

黎 宏：股东之间为争夺公司控制权而实施的暴力冲突，属于因民商事纠纷而引发的刑事案件的一种类型，在这种案件的处理上，应当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对因民商事纠纷而引发的暴力事件，是不是构成犯罪，原则上按照一般的刑事犯罪的认定原则考虑。即看该暴力行为是不是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主观上是不是有罪过。如果行为人故意或者过失造成了他人身体上的伤害，或者财产上的损失，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成立犯罪的程度，那么，该行为就构成犯罪。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因为引起该结果的原因是由于当事人之间存在民商事纠纷而认定该行为不构成犯罪。因为，刑法本质上是社会秩序维持法，在国家独占刑罚权之后，除了法定情形之外，任何私人之间的以暴力解决纠纷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这是大的原则和前提。第二，在处理上，和普通刑事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因为，这种因民商事纠纷而引发的暴力事件和一般的街头暴力犯罪，在起因和发展过程以及对社会一般人的安全感的影响上，还是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其社会危害性的认定上，应当将民商事纠纷的程度、起因、解决难度等和行为人之间的暴力冲突程度加以权衡，斟酌考虑。

刘俊海：对于同时涉及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的情况，法院应当根据“刑民并进”的新思维，分别审理相关的案件。对于案件事实清楚的民事案件，即使案件中有关当事人已经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法院也应立案，及时审理，不能机械地固守“先刑后民”的思维。当然，民事案件中的事实确需等待刑事案件审理结果才能确定的，法院可以例外采取“先刑后民”的态度。但即便如此，法院也应予以立案，而不能拒绝立案。

第二篇：工商登记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

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一个运作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具备下列特征:

1、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公司章程或公司设立协议书上签名或盖章，以表明自己同意受章程或协议的约束；

2、向公司投入在公司章程中所承诺的出资份额，即实际履行出资义务；

3、在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文件中被列名为股东；

4、在公司成立后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

5、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

6、在公司实际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在公司实践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完全具备上述特征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并不多见，往往只是具备部分特征。

一、工商登记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

1、公司法第六条规定，“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公司登记事项分为设权事项和宣示事项，公司股东属于宣示事项，公司股东是谁不影响公司设立。

2、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个人理解为未经登记不能以不是股东来对抗第三人，既未经登记的股东依然负有法定义务。权利义务对等）

3、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

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

（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

规强制性规定；

（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

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如果因为没有进行工商登记而不被确认股东资格，争议人可以向法院起诉公司，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

二、“暗股”

所谓“暗股”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概念。这里讨论的“暗股”均指投资人已履行出资义务且股东内部相互认可不存在内部关于股东资格纠纷的情形。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在“干股”中讨论。“暗股”大致有两中情况。

1、工商登记事项未宣示的股东。其股东资格的确认在上段已经阐述。

2、实际出资人与登记宣示的股东不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第二十五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三、“干股”

“干股”一般意义上是指未实际出资，而享受公司的红利。以无形资产出资不在此列。

干股的形成实质上是无偿赠予股权。个人认为：

1、符合股权转让要件的赠予，股权转让行为有效，应当认定其股

东资格。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285号）第四条规定，对于继承、遗产处分、直系亲属之间无偿赠予股权的情况，对当事双方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于其他情形的自然人股东将股权无偿赠与他人的，受赠人因无偿受赠股权取得的受赠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因此，上述受赠人与赠与人之间如果不存在直系亲属关系，应按“财产转让所得”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因无偿取得的股权而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应按“股息、红利所得”税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2、不符合股权转让要件的赠予，其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不确认股

东资格。如果受赠人在企业任职，其取得的收入，可按“工资、薪金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如果受赠人既未在企业任职又未参与生产经营，其取得的收入，按国税函[2000]57号规定，“在年终总结、庆典、业务往来及其它活动中为外单位人员发放现金、实物或有价证券的，按“其他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税款由支付所得的单位代扣代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第二条“关于收受干股问题。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对于法发〔2007〕22号认定的干股问题，税务机关无权裁定。应当依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规范征纳关系。

第三篇：股东资格

四、对中国新《公司法》中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进一步立法完善

(一)合理界定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行使主体

1.无表决权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有两种立法体例:美国和加拿大安大略省,采取否定主义立法体例;韩国和加拿大《商业公司法》,采取肯定主义立法体例,即承认他们此时亦可行使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笔者主张我国应采取肯定主义立法体例。

2.出资存在瑕疵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笔者认为,对于瑕疵出资只是导致股东权行使的限制,它不是有或没有股东权的问题,而只是多与少,完整与不完整的问题。

3.继受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台湾学者林仁光先生认为:“受让人除因继承而取得股份外,无权行使股份回购请求权。因为受让人并非该项权利所欲保障之人。受让人受让股份之行为发生于股东会决议之后,并无权利就该决议事项表示意见,自无反对股东之身份可言,从而无权行使股份回购请求权。”[6]笔者赞同此观点。

4.对于隐名股东是否享有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笔者认为,不管名义股东与实质股东之间是基于股权信托关系还是股权委托代理关系,隐名股东都不应当享有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因名义股东怠于行使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给隐名股东造成损失的,隐名股东可以依据与名义股东的约定而得到赔偿。

5.被冒名顶替为股东者是否享有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有学者认为,由于被冒名顶替为股东者缺乏投资于公司的意思表示,亦未授权他人代为注册公司,因此被冒名顶替者不具备公司的股东资格[7]。故笔者认为,被冒名顶替为股东者不享有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

笔者认为，当公司发生以下重大变化时，异议股东都应当可以行使股份回购请求权：公司合并、分立；公司章程的重大修订；公司出售其全部或主要资产，或受让他人全部营业或资产，对公司营运有重大影响；通过股票交换进行收购；公司性质的转换；重大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公司出现僵局，

第四篇：享有股东权利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条件

享有股东权利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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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法官

就相关法律问题，记者采访了一审时审理此案的法官。

法官告诉记者，在公司运行实践中，常常出现公司章程中记载的股东未经公司法规定的程序、应登记的股东未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公司文件中记载等引发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由于公司法未明确规定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在审判实务中，该类纠纷案件的审理难度较大。

法官说，依据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证据对股东资格确认的不同作用，审判实践对股东资格确认通常采取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兼顾的原则。公司章程是经股东签署并提交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法律文件，对内具有对抗股东之间其他约定的效力，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对确认股东资格具有决定性意义。股东名册主要是解决公司与股东之间关系的法律文件，对认定股东资格具有推定力。工商部门对公司股东的登记只是证权性登记，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公示股东资格的证权功能，在确认公司股东资格时具有相对优先的效力。出资证明只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初步证明，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条件。在审理公司债权人要求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以外的其他责任而涉及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时，主要依据证明并公示股东权的条件，审查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等文件记载内容。在上述证明材料出现内容不一致时，法院优先采信公示效力较强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在审理涉及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主要依据股东

权的法律性质，实质审查当事人的出资意思表示。

法官告诉记者，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对何某的股东资格认定进行了实质性的审查判断。何某虽主张其在药业公司成立前即向公司投入资金，但其与公司发起人并无出资协议约定。公司的注册资本已由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出资认缴，何某也不能证明其投入的资金是计入公司的注册资本，或隐名于公司某显名股东名下。何某与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之间，未发生股份转让。公司成立后，未决议增资扩股。药业公司的公司章程中记载的股东并无何某姓名，药业公司与何某签订的股权协议书、内部发行的股权证不符合公司法关于公司股东资格的取得程序，何某实际享受股权收益不是认定股东资格取得的条件。因此，法院未确认何某的公司股东身份。

庭审中，何某一方提出，药业公司与其签订了《股权协议书》，发行了股权证。在何某投入资金后，公司也给予其股东收益，应确认何某的投资，何某具有药业公司股东资格。

对此，法官说，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应严格履行以下法律程序：公司的增资必须经股东会议决议，且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并变更、签署公司章程。出资人认缴新增出资，新增出资经过会计师事务所验资，以及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何某未证明药业公司在与其签订《股权协议书》、签发股权证时，公司有决议增资的股东会议，对此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篇：股东滥用权利第一案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李正辉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案

(一)首部

1．判决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08)南民二初第738号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书：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佛中法民二终字第960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纠纷。

3．诉讼双方

原告(上诉人)：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莱特公司)。法定代表人：柴国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罗文志，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谢会生，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上诉人)；李正辉。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王美龙，广东国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冯载勋；审判员：石慧；代理审判员：曾婉慧。二审法院：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怀晓红；代理审判员：许义华、李秀红。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2008年8月21日。

二审审结时间：2008年12月9日。

(二)一审情况

1．一审诉辩主张

原告诉称：原告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长期以来均有良好的社会评价。被告曾担任原告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职务。2007年7月，被告以个人 身体原因为由向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请求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原告公司董事会于2007年8月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经 过决议，董事会同意被告辞去副总经理职务；按照原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到达董事会时生效。被告于2007年 8月28日与原告办理了离职手续，原告并且应被告的要求，为其开具了离职证明。但被告出于其他个人目的，于2007年10月下旬，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提起股东权纠纷民事诉讼，称原告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违法，侵害了他作为董事的权益，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案引起了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多家媒体 分别以“休假时秘开董事会写„休书”、“副总被炒告董事会”、“雪莱特与原高管对簿公堂”等作了报道，该类报道对原告生产经营以及社会声誉造成了极大负面 影响。上述案件在南海区人民法院的审理过程中，被告于 2008年3月10日申请撤诉，法院作出裁定，准许被告撤回诉讼。被告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赋予的诉权，在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原告提起诉讼，在案件经法院两次开庭并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后，随意撤诉，该行为属于明显的滥诉行为，给原 告造成了包括股价波动、社会负面评价、支付律师费用等在内的各种损失。故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00256元(后变更为130256元)；判令 被告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等媒体向原告公开

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被告辩称：被告诉原告股东权纠纷一案，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所 赋予的法定权利，依照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起诉，是维护自身权益的合法、正当行为。原告的两项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没有因被告的行为而产生其 所称的股份波动、社会负面评价等经济损失；被告的行为与原告所称的经济损失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支付的律师费用亦没有法律依据，当事人是否聘请律师是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并不是直接的经济损失，聘请律师的费用应由当事人自己承担。故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一审事实和证据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被告担任原告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期间，于2007年7月25日向原告提出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原告的 人力资源部在当天收取被告的申请。同年8月27日，原告董事会决议通过被告的辞职议案。2007年10月19日，原告的董事长柴国生以被告未遵守在相关文 件中作出的承诺和约定，无故辞去董事及副总经理职务为由，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诉请被告返还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并赔偿损失给原告。该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尚 未审结。2007年10月25日，被告认为原告在未通知其参加董事会的情况下，召开董事会并决议其辞职的议案，侵害了其作为董事的权益，向本院提起撤销上 述董事会决议的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于2008年3月10日向本院撤回起诉，本院裁定准许。因原告系上市公司，原、被告间的纠纷被多家媒体报道。现原告认为被告无故起诉、撤诉，属于滥诉行为，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被告系原告的发起人之一，记载于原告公司章程。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07)南民二初字第2068号民事裁定书。

(2)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粤高法民二初字第30号受理案件通知书、民事答辩状。

(4)南劳仲案字(2007)632号仲裁裁决书、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08)南民一初字第256—2号民事裁定书。

(5)2007年10月31日原告的诉讼事项公告，2008年3月13日原告的诉讼事项进展公告，2008年4月3日原告的诉讼公告。

(6)被告辞职报告。

(7)原告第一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原告第一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表决票、决议和记录。

(8)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柴国生与被告股权案相关法律文件。

(9)多份报纸的报道共12篇。

3．一审判案理由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二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 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 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被告认为原告的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违法，向法院诉请撤销，是法律赋予被告作为原告股东的权利。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系被告是否滥用诉权。滥用诉权是指行为人有民事程序的诉权，但是其追求的诉讼目的是正当诉讼目的以外的非法目的，并造成受害人损害，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行为。原告认为被告的目的是为了打赢原告董事长柴国生诉被告股权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认为，被告为了反驳柴国生诉其未遵守承诺和约定 辞职，请求法院确认董事会召开程序违法，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故被告诉原告撤销董事会决议的诉讼，并无不当。而被告撤回起诉，亦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诉权行使的规定。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为了非法目的无故起诉，滥用股东权利。

4．一审定案结论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原告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90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承担。

(三)二审诉辩主张

上诉人(原审原告)雪莱特公司上诉称：

(1)原审法院曲解法律，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应当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提出，且上述法律中规定的“违反”是“实际违反”，并不是股东“认为违反”。对于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作出的决议，《公司法》 不仅没有规定股东有提起诉讼的权利，并且为防止股东错误行使权利，在股东提起诉讼时，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的担保。此处担保的目的 在于防止股东利用股东身份，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作出的决议起诉要求撤销，干扰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在股东错误起诉的情况下，此担保用于对公司 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但原审法院却将《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引申为“被告认为原告的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违法，向法院申请撤销是法律赋予被告作为原告股东的权利”。原审法院扩张并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对股东通过诉讼行使撤销董事会决议所应具备的限制性条件进行了扩大，并且对股东依据该条提起诉讼所应承担的义务进行割裂，导致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2)原审法院偏离争议焦点，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是“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纠纷”，争议的焦点是李正辉是否滥用了股东权利。原审法院应当就李正辉利用 股东身份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起诉要求撤销董事会决议是否属于对股东权利的滥用，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进行审查。但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却将本案争议的焦 点归结为“李正辉是否滥用诉权”，进而推论“李正辉诉雪莱特公司撤销董事会决议的诉讼，并无不当，而李正辉撤回起诉，亦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诉权行使的规定”。“诉权”与“股东权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利。行使股东的权利可以通过行使诉权来实现，但诉权本身并不是股东权利。对于滥用诉权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法律；而对于滥用股东权利承担的民事责任，除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外，主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显然，李正辉利用股东身份提起诉讼只是其行使股东权利的表现形式，是否滥用股东权利和是否滥用诉权并无必然联系。但原审法院却将“滥用股东权 利”与“滥用诉权”进行混淆，对李正辉是否滥用股东权利不进行审查，而审查李正辉是否滥用诉权。对应当审查的事实没有审查，对可以不审查的事实却作为“焦 点”审查，从而必然导致判决结果错误。

(3)李正辉滥用股东权利造成雪莱特公司损失，应承担民事责任。李正辉是否滥用股东权利不仅取决于李正辉是否有权提起诉讼，还取决于李正辉提起诉讼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李正辉在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所 赋予的权利时，必须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能够“证明”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而不仅 仅是“认为”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如果股东在提起诉讼后不能证明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 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公章，就属于对股东权利的滥用，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李正辉作为原告起诉撤销雪莱特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案件中，原审人民法院已根据雪莱特公司的申请责令李正辉提供了担保，此担保的意义正在于让李正辉在起诉不能证明其诉讼主张 时对应当承担责任的担保，但李正辉在原审法院两次开庭审理、案件经媒体大众广泛关注后，突然撤诉。显然，李正辉的诉讼主张没有得到人民法院的证明，其随意 起诉、撤诉的行为已经构成滥用股东权利。

(4)一审法院是枉法判决。在本案之前双方有股东权纠纷，此案中李，正辉于2008年3月10日向原审法院申请撤诉。在李正辉申请撤诉的当日，原审法 院就允许撤诉，当日发还担保款。原审法院在对待本案的处理过程中超出了当事人能够正常理解的范围。在之后，雪莱特公司起诉李正辉滥用股东权利的过程中，原 审法院错误归纳争议焦点以便于枉法裁判。

据此请求：(1)撤销原判；(2)判令李正辉赔偿雪莱特公司经济损失130256元；(3)判令李正辉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等媒体向雪莱特公司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4)判令李正辉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正辉辩称：

(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雪莱特公司一审诉讼请求及上诉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李正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 规定提起股东权纠纷诉讼是行使法律赋予的股东权利，采取的是法定方式，行为和目的是合法、正当的。雪莱特公司在上诉状中将股东权和诉权进行泾渭分明的划 分，是仅凭其见解进行，在股东权和诉权间，任意混淆和偷换概念，不顾自己一审时的事实与理由。雪莱特公司认为李正辉的诉讼行为造成了公司股价波动、社会负 面评价、支付律师费用等在内的各种损失130256元，没有事实依据，雪莱特公司一直以来都公告称诉讼案件对公司利润没有影响，雪莱特公司也没有提供因李 正辉与雪莱特公司的股东权纠纷案而遭受到的损失和有负面评价的证据，所提供的证据与其证明内容完全无关联。雪莱特公司将多宗案件的律师费及律师消费票据作 为经济损失的唯一依据。当事人是否请律师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也由当事人自己承担责任。本案是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索赔纠纷，雪莱特公司要求李正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请求混杂名誉权纠纷。李正辉的诉讼行为没有造成雪莱特公司的所谓名誉损失。

(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雪莱特公司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与李正辉认为撤诉是法律赋予李正辉的权利，撤诉并不代表雪莱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也不能否认李正辉提供给法院证明雪莱特公司董事会会议违法事实的证据及相关法律依据。

(3)雪莱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是一次严重违反《公司法》和《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违法会议。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对照雪莱特公司的会议公告和会议记录所表述的内容、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就能够判断董事会议严重违法。首先，虚构、捏造董事会于 2007年8月25日收到李正辉提交的辞职报告谎言。其次，召集

程序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交所的规定。再次，表决方式违反《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董事会会议，应有董事本人出席。”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条也明确规定：“董事会决议表决方式为：举手或投票表决。”雪莱特公司第十五次会议公告中却称用通讯表决方式，没有公告采用什么通讯方式表决。

(4)雪莱特公司关于原审枉法判决的理由纯粹是虚假猜测和妄自捏造。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恳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雪莱特公司的上诉请求。

(四)二审事实和证据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07年7月25日李正辉向雪莱特公司提交的辞职报告主要内容为：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同年8月27日，雪莱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并形成决议，决议主要内容为：李正辉辞去董事职务，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李正辉辞去副总经理职务，自本董事会决议通过 后生效。二审期间，上诉人雪莱特公司及被上诉人李正辉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五)二审判案理由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李正辉是否滥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所赋予其身为雪莱特公司股东所特有的诉权?二是如果李正辉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赋予的诉权，应如何确认其应承担的责任?

1．关于李正辉是否滥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之诉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雪莱特公司上诉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中规定的“违反”是“实际违反”，并不是股东“认为违反”，如果股东在提起诉讼后不能证明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就属于对股东权利的滥用。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关 于董事会决议撤销之诉的规定是基于对中小股东的保护，提起诉讼的股东对董事会决议“违反”相关规定的判断必将以其个人的视角为基础、伴随其自身对事件的感 知和判断，至于董事会决议是否违反了相关规定应予以撤销的判断与裁量权在人民法院。若以股东在提起诉讼后能否充分证明其主张以得到法院的支持来判断股东是 否滥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赋予其的诉权，对于股东而言义务过重。故雪莱特公司关于李正辉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赋予的诉权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但本案中，李正辉于2007年7月25日向雪莱特公司提交辞职报告请求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同年 8月27日，雪莱特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形成决议，同意李正辉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董事会决议的内容与李正辉的辞职请求一致。但 2007年10月25日，李正辉以雪莱特公司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作出的决议违法为由，向法院提起撤销董事会决议之诉。李正辉作为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人 员，在董事会决议内容完全尊重其个人请求的情形下却提起撤销董事会决议的撤销之诉。在正常情形下，撤销之诉产生的后果为撤销董事会同意李正辉辞去董事和副 总经理职务的决议，这一后果与李正辉之前向公司提交的辞职报告相悖，由此完全可得出李正辉提起撤销之诉的诉讼目的并不在于实现撤销之诉正当的诉讼目的，故 应认定其滥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的相关诉权。综上，虽然本院不采信雪莱特公司关于李正辉构成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赋予的诉权的理由，但对雪莱特公司关于李正辉滥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赋予的诉权的上诉主张予以支持。

2．关于李正辉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赋予的诉权之责任确定的问题。雪莱特公司称李正辉滥用股东权利造成其经济损失130256元，其中律师费80000元、差旅费 17026元、其他损失33050元，因律师费并非此类诉讼的必需支出，雪莱特公司对其他损失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对律师费及其他损失不予支持。关于 雪莱特公司主张的差旅费，因雪莱特公司提供的差旅费依据皆为飞机票和出租车车票，并非差旅的最经济方式，故本院酌情支持10000元差旅费。关于雪莱特公 司要求李正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请求，因该类案件并不涉及雪莱特公司的名誉或商誉，故对雪莱特公司的这一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六)二审定案结论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

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1．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08)南民二初字第738号民事判决；

2．李正辉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 10000元；

3．驳回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七)解说

2008年4月1日生效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新增加了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纠纷案由，本案被媒体称为该案由规定生效后的第一件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纠纷案，同时也是上市公司诉股东滥用权利第一案。

禁止滥用权利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该原则最早于1909年《德国民法典》引入商法领域。如何界定权利滥用，学界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学说，主要学 说有：恶意说，即从主观角度出发，认为权利的行使不得抱有恶意，即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本旨说，即认为权利的本旨在于权利的社会性，权利行使应当遵守诚 实信用原则；界限说，即认为权利的滥用归结为对权利行使正当界限的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 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 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上述规定从宏观上确立了禁止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原则，但对于依据什么标准认定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法律并没有 明确规定。雪莱特公司认为李正辉构成滥用股东权利的界定标准与界限说相似，即以李正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提起撤销之诉，不正确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赋予的股东权从而构成滥用。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行使要件就是以股东个人视角为基础，而不需要以董事会决议“事实”上违反规定为要件。因此雪莱特公司以李正辉权利行使的方式不当作为主张李正辉滥用权利的基础并无不当，但其所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权利行使要件不正确，导致整个立论丧失基础。

二审法院认定李正辉滥用权利，其根本原因是李正辉的前后行为违反了诚信原则。李正辉的辞职报告明确提出请求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其却在董事会决议 的内容完全尊重其个人请求的情形下提起撤销该决议的诉讼，行为前后矛盾，行为效果相悖，可推定其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实现撤销之诉的正当诉讼目的。考察雪莱 特公司与李正辉之间的连申诉讼： 2007年7月25日，李正辉向雪莱特公司提交辞职报告，拟月末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雪莱特公司董事会同意。2007年9月29日，雪莱特公司董事长 柴国生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李正辉未履行协议和承诺为

由，要求返还公司股票5223886股、赔偿经济损失17812080．45元。该纠纷 涉及价值上亿元的股权，被称作国内首例股权激励纠纷案。该案尚未开庭审理期间，李正辉于2007年11月在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起诉雪莱特公司董事会决议 违法，要求撤销决议恢复其股东权益。2007年12月，李正辉不满劳动仲裁，在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要求法院确认雪莱特公司违法解除与 其劳动关系，应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18．6万元、额外经济补偿金9．3万元、董事津贴27万元。2008年1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前述柴国生 诉李正辉的股权激励纠纷案。2008年3月10日，李正辉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申请对两案件撤诉，法院当日裁定准许。如果没有李正辉事前提交辞去董事和 副总经理的申请这个与后面提起诉讼的效果完全相反的行为，即使事后李正辉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 定的权利提起撤销董事会决议诉讼的根本动因是希望形成作为股权激励纠纷案判定的先决条件的既判事实，认定其行为构成股东权利滥用的依据仍然是不充分的。因 为目的是主观范畴的证明对象，没有行为人外化的行为，不能仅凭常理或人之常情对行为人行使权利的目的作出推断，更勿用说对目的的正当性作出评价。

本案在如何界定股东滥用股东权利问题上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认定权利滥用的恶意说、界限说和本旨说都在当事人的主张或法院的判定依据中有所体现。不同 的方法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权利滥用的界定方式，应根据案件特点选择适合的标准。在认定股东是否构成滥用股东权利的纠纷中，既要看权利人有无滥用权利的故意或 过失，更要重点考察其行使权利的背景、客观方式和结果，通过外化的行为推定其目的从而准确界定权利滥用的维度。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方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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