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资格确认的法律问题研究

第一篇：股东资格确认的法律问题研究

南昌大学研究生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期末

考试试卷

课程名称：企业法专业：经济法

学生姓名：廖原学号：405302109072学院：法学院得分：任课教师签：时间：

股东资格确认的法律问题研究

【摘要】股东资格的确认，意在解决具体清形下股东的身份问题。在公司法的发展过程中,对于股东的概念并未形成统一的概念,股东资格的概念更是寥寥无几。正是因为对股东资格概念的模糊,也造成了实务中纠纷的解决上无据可依。旨在从股东资格的概念入手,分析股东资格的几种认定方式,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和司法建议。

【关键字】股东资格确认标准问题 对策

一、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

股东资格是股东身份的象征，是股东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从《公司法》的有关规定看，我国公司法中规定的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股东是否签署公司章程并记载为股东、二是股东是否实际出资、三是股东名册是否有记载、四是是否经工商登记为股东、五是是否有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书。上述标准，如果全部具备，则认定股东资格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在实践中，总会因为各种原因导致部分条件不能满足，引发股东确权诉讼。因此，研究如何使用上述标准确认股东资格，以及各个标准之间的效力，已经成为股东确权诉讼中无法回避的课题。、签署公司章程并记载为股东

公司章程是公司成立的基础性法律文件，在公司内部起着“宪章”的作用。签署公司章程，是行为人设立公司并加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公司章程记载为股东，是公司及其他股东同意其加入公司，承认其股东资格的真实意思表示。行为人签署公司章程并被记载为股东具有对内和对外两种效力。对内是确定股东及其权利义务的主要依据，对外具有公示的效力，是公司交易相对人据此判断公司股东的依据。并且，公司章程的规定还具有对抗其他约定或者决议的效力。因此，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对于股东资格和股权确认具有决定性的效力。

2、股东实际出资

公司的资本是公司成立和存续的基础，出资是股东应当履行的一项法定义务。有观点认为，股东之所以能够成其为股东，从根本上讲源于其对公司的投资(出资)。出资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实质条件，其他诸如股东名称的记载、工商登记等都是对股东出资事实的一种记载和证明。根据“无对价即无权利”的原则，只有实际出资的股东具有股东资格，自然人或法人如果不对公司出资便不具有股东资格。

3、股东名册记载

股东名册是指根据公司法规定记载股东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出资等有关法定事项的簿册。有限责任公司置备股东名册是，公司法规定的公司义务。我国《公司法》第33条第2款明确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因此，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可以确认为具有股东资格。

4、工商登记为股东

工商登记属于商业登记，商业登记分为设权性登记和证权性登记。一般认为，工商行政部门对公司股东的登记本身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其本质上属于证权性登记。我国公司法第33条第3款明确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由此可见，工商登记拥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工商行政部门对公司股东的登记材料，可以作为证明股东资格并对抗第三人的表面证据，第三人有理由相信登记材料的真实性。但是，根据该规定，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并不影响实际股东的股东地位，只不过未经登记的事实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因此，工商登记在股东资格认定时具有相对优先的效力，但不具有决定性的效力。

5、持有出资证明书

出资证明书是公司签发给股东证明出资的凭证。一般认为，出资证明书是一种物权性凭证，其本身并无创权性效力，其功能主要是证明股东已向公司真实出资。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由此可见，只有股东资格已经得到或者能够得到确认后，公司才有义务签发出资证明书。因此，出资证明书可以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初步证据，但并不是决定性证据。仅以是否持有出资证明书作为判断股东资格有无的依据并不科学，在现实中，不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的现象大量存在，如果仅以出资证明书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无疑会放任公司侵害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是否持有出资证明书只 能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辅助性标准，不具有决定性意义。

6、确认股东资格的其他标准

虽然公司法中没有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把是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股东身份是否为其他股东所认可也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认为没有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不具有股东资格。这种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这一标准同样只能作为辅助性的标准，需要结合其他标准对股东资格进行认定。因为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并不意味着即拥有股东资格。如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干股股东”，虽然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也为其他股东所认可，但是并未在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公司章程中记载为股东，也未实际出资，有些因为属于法律禁止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人，根本不可能具有股东资格。因此，是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只能与其他标准结合使用，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

二、股东资格确认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实践中出现的隐名出资、冒名出资、瑕疵出资或未出资及股权转让后尚未变更登记等情形，都可能会涉及到股东资格确认。这些情形下的股东资格确认，皆有其特殊规则所在，皆难以归纳为一种股东资格确认的法律模式。

（一）隐名出资与冒名出资

1、隐名出资，是指隐名出资者与他人达成协议或征得他人同意，由隐名出资者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而由他人作为公司的名义出资者。隐名出资是名义股东与实质股东相互分离的情况。在一般状态下，投资者既是实质股东，又是名义股东。但是，投资者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回避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上限等等原因，实质股东与名义股东的身份分离现象也时有发生。如在企业公司改制过程中，须成立全员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但由于新《公司法》第2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所以，很多公司的职工持股计划采用股权信托方式。隐名出资情形的存在可能带来诸多法律问题，包括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相互间的权利义务、隐名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与公司以及第三人（如公司的债权人）的法律关系等。

2、冒名出资，是指冒名者以被冒名者的名义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一种情况是被冒名者客观上根本不存在；另外一种情况是缺少被冒名者和冒名者的合意。冒名出资产生的法律问题主要表现为冒名者和被冒名者与公司以及第三人的法律关系。

（二）瑕疵出资或未出资

新《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出资制度为分期缴纳制，股东应在公司注册时认缴出资并于公司成立后两年内（投公司为五年）缴足全部认缴出资。但是在现实中，瑕疵出资或根本未出资的情形广泛存在。那么，对公司成立后所发现的瑕疵出资行为，或者是逾期完全未缴纳出资的行为，是否必然要否定股东资格，这一问题还直接关系到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以及第三人的利益。瑕疵出资或逾期未出资股东，即空股股东，是指虽经认购股权，但在应当缴付股权之时却仍未缴付出资的股东，亦可将此称为出资瑕疵之股东。人们对空股股东可否继续拥有并行使股权存在怀疑，认为空股股东不应被视为法律上股东。

（三）无需出资即获得股权

此种情形下获得股权者，就是干股股东。即具备股东的形式特征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但自身并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干股股东多是基于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奖励或者赠予形成的。干股股东不同于空股股东，因为干股股权是以实际出资为基础的，只不过该出资是由公司或者他人代为交付的。干股股权的股东资格时常发生纠纷，这或是因为干股股东并非能作出当初所期望的贡献，因而赠股人希望收回所赠股权；或是公司效益亏损须承担干股股权的出资责任，而干股持有者却否认其出资的义务；或是公司盈利而干股股权的价值扶摇直上，各方共争干股股权的归属。

（四）股权转让后尚未变更登记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后，涉及三个变更事宜：一是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二是公司章程的变更；三是工商登记的变更。但实践中，股权出让方与受让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在受让方支付对价后，公司往往没有作相应的股东名册的变更，也没有申请工商变更登记，造成股东登记与股权转让事实不一致。

三、解决股东资格确认实践中出现问题的对策

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根据股东资格争议发生在公司内外的不同，平衡各方的利益，从当事人有无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有无履行股东义务、有无享有股东权利等方面综合判断。

（一）隐名出资与冒名出资涉及股东资格的确认

1、处理隐名出资中存在的相关法律问题，要具体问题分析。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私法调整范畴，应当依据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认定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例如，债权债务关系、赠与关系，或者行纪、信托关系等。如果双方在出资时约定明确，只要其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按照双方约定确定二者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约定的，视举证情况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举证不能的，承担举证不能的民事责任。隐名股东如因举证不能，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是其自己意志选择的结果，应当符合私法的精神。

2、冒名股东。冒名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实质上都是造成股东主体的虚位。被虚构而根本不存在的自然人或法人等主体，显然不可能构成有效的股权所有人。而未经同意被盗用名义的自然人与法人，由于从未作出过持有股权的意思表示，也不能成为股权所有人。因此，被虚构以及被盗用姓名或名称的主体，皆不应被视为法律上的股东并不赋予股东的权利，更不应令其承担股东的义务。

（二）瑕疵出资或未出资涉及股东资格的确认

我国公司法律尚未建立规范的空股股东除名制度，也未建立空股股东股权、瑕疵出资

股权限制的相应措施。依照空股股东的一般原理，只要公司未将其除名，空股股东依然应被视为法律上的股东，原则上享有空股份额下的股权，履行空股股权对应的法律义务。在司法实践中，空股股东对公司的责任主要在于补足出资，后者在一定期限内若未填补出资，应当被除名而最终失去股东资格。在补足出资之前，他们行使股权的范围应当受到限制。例如在盈利分配问题上，瑕疵出资股东只能以其实有的出资额为准主张分配，而空股股东则无权主张分配盈利。同时，为避免损害公司及第三人的利益，他们的股权应被禁止转让。但是，有瑕疵出资或未出资者参与决策的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应不受影响，尤其是在涉及第三人的场合。因为，工商登记对外具有公信力，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上登记的股东都具有完全的股东资格。另外，若瑕疵出资股东或空股股东所在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则债权人可要求瑕疵出资股东或空股股东在未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二者不得以其股权受限为由予以对抗。再者，法律没有建立规范的股东除名制度及股权限制措施，法律也没有禁止公司自己建立这样的制度。从私法自治而言，公司章程可以设立股东除名制度及股权限制措施。当然，这种公司内部的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

（三）无需出资即获得股权涉及股东资格的确认

在处理干股股权及相应的干股股东资格时，应尊重并承认干股持有者的股东资格，同时应尽可能维护赠予干股股权时的初始协议。就干股股权赠与人或受赠人的内部关系而言，完全可凭双方之间的口头或书面协议来处理所发生的争执。但就对外关系而言，若是发生干股股权应尽的法律义务时，赠与方以及干股股东皆应连带地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干股股东显然不能以受赠为由当然主张免除其对干股股权应尽的法律责任。毕竟对外而言，干股股 东是注册股东，其不能以他人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而主张免除身为股东应履行的责任。当然，承担责任的干股股东有权依法依约进行追偿。

（四）股权转让后尚未变更登记涉及股东资格的确认

由于股东身份及其持股比例的变更属公司公示事项，因此只有在公司前往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后，股权变更才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但是，如果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为股权转让生效条件，未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前，股权的转让对公司内外部都不发生法律效力，仍应认定转让人为公司股东。所以，股东资格的确认对第三人并无绝对的意义。由于在工商登记文件中列明的股东仍未变更，而工商登记对外具有公信力，因此善意第三人此时仍可信赖股权转让方为公司股东，并且不应因此种信赖而蒙受损失。比如，若股权转让方的债权人在此阶段要求变卖该股权来抵债，虽然此时真正的股东已经变更，但股权受让方仍不得以此来对抗该债权人，而只能以转让方履行不能或瑕疵履行为由追究其违约责任。故股权受让方在受让股权后，应及时要求公司变更登记，以避免意外的法律风险。

【参考文献】：

［1］刘敏.股东资格认定中的三个问题［N］.人民法院报，2003－08－27.［2］（韩）李哲松.吴日焕译.韩国公司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蒋大兴.公司法律报告，第3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4］王书江，殷建平译.民商法典译丛：日本商法典［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5］刘俊海.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点与解释难点［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第二篇：股权与股东资格的确认

股权与股东资格的确认

□特约法治评论员 师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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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资格及股权权益的确认规则亦是公司法“解释三”重点规范的内容。

根据股东资格与股权权益的基本构成原理，笔者认为其中的核心规则应当是：待确权的投资者与公司之间形成“股权性出资”合意且有实际出资行为的是确认其股东身份及其股权的基础性依据；在此类确认之诉中，主张股权确认的一方应对其“出资”的性质承担证明责任；公司或其他股东以“借款”等非出资性质抗辩的，应承担排除性举证责任；股东身份的确认与投资者是否在公司章程中签字，是否被记载于股东名册及是否完成了工商登记等外在表现形式并无必然的制约关系。

对出资事实本身的确认及对出资性质的界别是司法实践的两个难点问题。这也是待确权投资者一方必然要遭遇的抗辩情由。“解释三”要求，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一方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另一方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司法实践中，若待确权投资者一方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对其与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作出“出资”或是“借款”性质确认的，则只能根据其他间接证据、优势证据规则或是当事人的行为来判断其真实意思表示。民商事活动中，投资者出资后不索取任何凭证的情况是极少见的，一般至少都会有“收据”。因此，即使公司没有向出资人签发正式的和规范的“出资证明书”，但“收据”中的有关内容亦完全可以表明公司是否具有接受该“出资”的意思表示。如果原告持有的“收据”明确载明该资金性质系股金款、股本款、投资款等之类的记载，则可以确认公司系将该类款项作为“股权性出资”接受的而并非是“借款”。该类“收据”当然可以作为待确权投资者与公司之间关于对出资事实与性质达成“合意”的直接证据和书面协议。同时，这也是确认其股东资格及股权权益的基础性依据。

有了出资事实与投资性质方面的证据后，选择正确的诉讼主体与程序途径是待确权投资者维权的必要条件。

公司是人合与资合相结合的产物，但对于待确权投资者之股东身份的确认存在的主要障碍性因素是公司的人合性问题。也即，正是由于公司的多数股东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拒绝认可待确权投资者的股东地位才导致纠纷的发生。但是，在此类确认之诉中，阻碍其股东身份与股权确认的股东并非是适格的被诉主体，而是应当以公司本身为被告。因为在已设立的公司中谋求确认自身股东身份的，其投资法律关系直接指向的对象是公司而不是某类股东。因此，“解释三”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因此，必须把握的是投资者具有对公司出资的事实和该出资具有“股权性投资”的性质，是确认股东资格与股权权益的实质性、基础性要件。

第三篇：股东资格的确认小论文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确认之证据效力分析

股东资格的确认是一个日久而长新的话题。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股权结构混乱而相应的法律规制又不够完善的国度，股东资格的确认在实务中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难题。在股权确认纠纷、股权转让纠纷、公司第三人诉讼中都会牵涉到股东资格的确认。

而在股东资格的确认问题中，主要就是证据的效力问题。结合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概括出股东资格确认中的主要证据：实际出资、公司章程的记载、设立登记、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实际享有股东权利。

实际出资：

公司的资本是由股东的实际出资所构成的，实际出资对于公司的成立与存续关系甚大。但实际出资是否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呢？非也，韩国公司法学者李哲松有云：“股东与其说是因出资而成为社员，还不如说因取得资本构成单位而成为社员。股份的取得是成为股东的前提，对此不得有例外。因取得股份而成为股东与因出资而成为股东显然不同，出资只是取得股份的一种方式。”该种说法给笔者很强的启发，是否可以认为股份的取得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充分必要条件。若是，股东资格确认中的问题即可引入到股权取得中来。言归正传，由此可见，股东资格的确认归根结底是确认股权取得的问题，而实际出资仅是股权取得的方式之一，实际出资作为证据的效力仅覆盖于股权的原始取得。

举一反例也可说明问题，我国《公司法》第26条规定：······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根据这一规定，假定10个股东设立一个注册资本为15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实行分期缴纳，股东们共同约定首次出资额3万元由其中一个股东缴纳，那么，该公司成立时，其余9个股东虽未出资，但仍然可以合法地取得股东资格。可见，实际出资对于证明取得股东资格必须通过股权的取得连接，实际出资既非取得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

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是指公司必备的规定公司组织与活动基本规则的书面文件，是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的全体股东共同一致的意思表示。我国《公司法》第11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对于公司章程与股东资格取得的关系，在英国，公司章程的签署人被视为已同意成为公司的股东，在公司章程注册后立即成为股东，并不一定要把姓名记入股东名册。可以说，英国公司法，认为章程记载是确定发起人股东资格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确定非发起人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通过对公司章程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公司章程兼具对内对外两重效力。首先，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签署公司章程的行为可以看作是行为人要求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而列明股东签署的行为和公司提交章程登记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其他股东对于该股东的认可。在对内确定股东权利义务方面，公司章程具有当然之效力。其次，公司章程经过工商登记，得以为公司交易相对人所知，对外具有公示效力。

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司章程对股东资格的认定也持肯定态度。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第十四条规定，已为公司章程记载为公司股东的，可以确认其对公司享有股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身份发生争议，应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的记载作出认定。”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公司章程作为证据的地位实则十分尴尬。在对外效力上，由于工商登记部门对公司章程仅进行形式审查，公司章程的效力必然弱于经过工商登记部门选择性实质审查的工商登记。而在对内效力上，那些实际出资但是未经公司办理修改章程的“股东”，可以通过举证被依法确认为股东，公司章程实际上被推翻了。一言以蔽之，已为公司章程记载为股东可作为请求确认股东资格的主要证据，但未被实际记载并不导致股东资格被否认，而只要有证据证明应当被公司章程所记载即可。

设立登记：

我国的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是商业登记的一种，是指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向工商行政部门提出的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公司主体资格的申请，并被工商行政部门核准予以注册登记的一系列法律行为的总称。理论界对于设立登记的性质已趋于一致，即认为设立登记对于公司而言是设权性登记，而对股东资格而言仅是证权性登记。设立登记在解决外部纠纷方面具有最强的证明力。笔者以为，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确定力，在对外纠纷中，只要涉及到股东资格的确认就以设立登记为准。这是出于对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维护的考虑。

出资证明书：

我国《公司法》第32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且应在出资证明书上盖章。依《公司法》第74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股权转让后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笔者以为，通过法条的规定，即可看出出资证明书这一概念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出资是行为人原始取得股权的一种方式，而出资证明书不仅可以签发给原始取得股权人也可以签发给继受取得股权人。其按照覆盖范围而言应该广于前面提到的实际出资。

有学者认为，出资证明书只是一种物权性凭证，其功能主要是证明股东已向公司真实出资，本身并无设权性效力。只要股东持有出资证明书就应当认定其已合法出资，但不能仅以出资证明书即认定持有人具有股东资格。持有出资证明书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没有持有出资证明书的也可能被认定为股东。因此，出资证明书在认定股东资格中也无决定性的效力。

本人以为，向公司实际出资以及依法继受和出资证明书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又关键的。之前已经证明实际出资和原始股东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举的例子就是分期交付出资。而出资证明书能否与原始股东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呢？对于出资证明书的证明效力是否应该区分原始股东与继受股东，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股东名册：

股东名册是有限责任公司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必须置备的用以记载股东及其所持股份数量、种类等事宜的簿册。《公司法》第33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各国法律普遍认为，股东名册具有当然确认股东资格的法律效力。如英国1985 年《公司法》第 22 条第2 款规定: “ 所有同意成为公司成员, 而其姓名已记入成员登记册的其他人士,均成为公司的成员。”我国 《公司法》第33条第2款规定，“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

张行使股东权利”，这一规定赋予了股东名册在股东资格确认中的优先效力，即在公司股东名册中有记载的股东，可以凭此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无需其他证据的支持。对于公司的其他股东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明显、充分的证据足以推翻股东名册的记载情况的，也应当认可记载股东的公司股东资格。

如果公司依法置备股东名册，则依据《公司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股东名册对内可以作为无需举证地用以确认股东资格的证据，但如有相反证据，也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来推翻其证明力。但是基于我国目前对公司股东名册监管不到位，股东名册置备系公司单方行为，其真实性无法保证，公司违反如实记载义务的成本偏低，所以，如果股东名册没有记载也不必然就没有股东资格，公司不能以股东名册未记载为由而对抗真正的权利人主张股东资格。

实际享有股东权利：

一般认为，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是股东资格取得后的结果，而不是用以确认股东资格有无的依据。但已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当事人，往往其与公司有关的各种经济关系已趋于固定，一旦否定其股东资格，必将影响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所以，从维护稳定性角度出发，对于已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当事人，除非涉及到违反强行法的规定，原则上应尽量有条件地确认其拥有股东资格。

笔者以为，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对于股东资格没有任何证明力。

各项证据的效力笔者已经分析完毕，但是各项证据之间效力位阶如何，又该如何运用呢？通过学习，笔者发现，我国关于股东资格确认中证据的效力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公司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二是三层次论，即源泉证据、效力证据和对抗证据相对论。此外还有绝对论（即认为无需判断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具体情形，认定某一个文件或某一组文件具有绝对优先证明效力即可解决所有问题）、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相对论（与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同属于相对论，与绝对论相对立）。但笔者以为绝对论忽视具体情形，对证据效力采取“一刀切”有失偏颇，而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相对论与公司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实质上异曲同工，所以在此并不讨论。

公司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的主要观点是：实际出资、出资证明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为实质证据；设立登记、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为形式证据。处理对内关系时，适用实质证据；处理外部关系时，适用形式证据。实质证据中出资证明书证明力最高；形式证据中设立登记证明力最高，章程次之，股东名册最后。该种分法笔者以为虽然考虑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还是存在不足：

一，对形式证据与实质证据的区分标准并不明确。不能仅依能否为公司外部人所知而作此分类。根据各国立法例来看，股东名册在对内确认股东资格中均有优先的效力，而将股东名册列为形式证据，显然忽视了其在对内确认股东资格案件中的证明力。

二、实质证据存有漏洞，按照公司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的说法，实质证据中有：实际出资、出资证明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前面已经提到，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对于股东资格没有任何证明力，而实际出资仅对原始股东有证明力，实质证据所有的效力全部落在出资证明书上，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刘俊海教授所提出的三层次论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他通过整合而将六种证据分成了三层，即：

一、源泉证据，源泉证据也称基础证据，是指证明股东取得股权的基础关系的法律文件。它包括

1、股东原始取得股权的出资证明书；

2、股东继受取得股权的证据，包括股权转让合同、赠与合同、遗嘱、夫妻财产分割协议、共有财产分割协议。

二、效力证据，对上市公司而言，是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股权登记资料；对非上市公司而言，是公司置备的股东名册。

三、对抗证据，对抗证据主要是指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在案的章程等登记文件。

三层次说主张，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前提下，尊重源泉证据的效力。笔者以为，这种分法是对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的修正。在外部关系上，刘俊海教授主张设立登记的绝对证明力。而在内部关系上，刘教授将实际出资和出资证明书相整合，并融入了继受取得股权中的相关证据，而形成了源泉证据的概念。同时主张股东名册对于内部股东资格的优先推定效力。除非有相反的源泉证据推翻，否则股东名册在股东资格认定的过程中有优先证明力。可见刘教授把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和公司章程的签署从六大证据中剔除，对证据群进行了简化。

笔者以为，三层次说最大进步，就是把实际出资与出资证明书之间模糊不清的关系进行了整合。但是整合的是否合理还值得研究。另外，源泉证据与对抗证据之间的关系，刘教授似乎未及阐述。有学者认为，刘教授的该种划分方法似将源泉证据至于最高地位，由此就会产生在遇到隐名股东资格确认的问题时三层次说的不济。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笔者认为源泉证据的运用应该是存在于对内确定股东资格的案件中，在存在善意第三人的案件中，对抗证据则具有最高的效力，无须谈源泉证据的运用。

第四篇：工商登记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

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一个运作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具备下列特征:

1、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公司章程或公司设立协议书上签名或盖章，以表明自己同意受章程或协议的约束；

2、向公司投入在公司章程中所承诺的出资份额，即实际履行出资义务；

3、在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文件中被列名为股东；

4、在公司成立后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

5、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

6、在公司实际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在公司实践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完全具备上述特征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并不多见，往往只是具备部分特征。

一、工商登记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

1、公司法第六条规定，“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公司登记事项分为设权事项和宣示事项，公司股东属于宣示事项，公司股东是谁不影响公司设立。

2、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个人理解为未经登记不能以不是股东来对抗第三人，既未经登记的股东依然负有法定义务。权利义务对等）

3、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

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

（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

规强制性规定；

（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

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如果因为没有进行工商登记而不被确认股东资格，争议人可以向法院起诉公司，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

二、“暗股”

所谓“暗股”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概念。这里讨论的“暗股”均指投资人已履行出资义务且股东内部相互认可不存在内部关于股东资格纠纷的情形。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在“干股”中讨论。“暗股”大致有两中情况。

1、工商登记事项未宣示的股东。其股东资格的确认在上段已经阐述。

2、实际出资人与登记宣示的股东不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第二十五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三、“干股”

“干股”一般意义上是指未实际出资，而享受公司的红利。以无形资产出资不在此列。

干股的形成实质上是无偿赠予股权。个人认为：

1、符合股权转让要件的赠予，股权转让行为有效，应当认定其股

东资格。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285号）第四条规定，对于继承、遗产处分、直系亲属之间无偿赠予股权的情况，对当事双方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于其他情形的自然人股东将股权无偿赠与他人的，受赠人因无偿受赠股权取得的受赠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因此，上述受赠人与赠与人之间如果不存在直系亲属关系，应按“财产转让所得”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因无偿取得的股权而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应按“股息、红利所得”税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2、不符合股权转让要件的赠予，其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不确认股

东资格。如果受赠人在企业任职，其取得的收入，可按“工资、薪金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如果受赠人既未在企业任职又未参与生产经营，其取得的收入，按国税函[2000]57号规定，“在年终总结、庆典、业务往来及其它活动中为外单位人员发放现金、实物或有价证券的，按“其他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税款由支付所得的单位代扣代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第二条“关于收受干股问题。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对于法发〔2007〕22号认定的干股问题，税务机关无权裁定。应当依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规范征纳关系。

第五篇：“挂名”股东股东资格的确认

论有限责任公司“挂名”股东股东资格的确认

公司诉讼案例2009-07-19 15:46阅读41评论0字号： 大大中中小小作者： 明盛华

股东资格确认诉讼是涉及公司法诉讼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股东资格确认诉讼案情往往并不完

全相同，不能对其单独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或公式，无论是旧《公司法》还是新《公司法》均未对股东确权案件的审理作出

明确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是一个较难的问题。股东资格确认诉讼表现形式趋多样化，如“隐名”股东要求确权、“挂名”

股东要求确权、“干股”股东要求确权等等。本文结合一起案例探讨“挂名”股东能否确认其股东资格问题。本文所称的“挂

名”股东，是指未实际出资但由于某种原因被他人登记在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资料中、实际不享有股东权利、不履行股东义

务的人。

一、问题的提出

其一，企业为了符合当地政策有关“股份制改造企业股东最低人数必须达到一定数额”的规定，为凑足股东人数将实际

未出资的亲戚在工商登记中列为股东，当这些“挂名股东”与企业、实际股东发生纠纷要求确认股权时，法院能否确认其股

东身份？

其二，有限责任公司为凑足两个以上的人数，实际出资人在章程中将并未出资的亲戚列为股东，并在公司向银行的出资

缴款单中以及公司章程的股东姓名栏中写上了该亲戚的名字，此时法院应否确认未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身份？

案例：虞良舜要求盈余分配案。2000年期间，虞明舜(系原告虞良舜之弟)以虞良舜名义向南石桥村前虞村民小组写申

请报告一份，欲成立东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成公司)，并加盖了虞良舜的私章。在征得该村同意后，2001年

2月28日，虞良舜代表东成公司与南石桥村委会签订了租用集体土地协议书。后因故东成公司未设立。2002年10月16日，虞明舜出资68万元以其妻白金媛的名义设立了明乐公司，并制定了公司章程，该章程尾页股东署名为白金媛、虞良舜，并

加盖了各自私章，但虞良舜之名并非其本人所签，而是虞晓萍(白金媛之女)所签。2003年11月5日，明乐公司作出股东会

决议，决定变更股东，将虞良舜股份分别转让给虞晓萍和虞丽萍(均系白金媛之女)，虞明舜签上虞良舜名字并加盖了虞良舜

私章。同年11月8日，虞明舜又以虞良舜名义分别与虞晓萍、虞丽萍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也加盖了虞良舜私章。另，虞

良舜提供2002年11月5日中国银行缴款单复印件一份，由常州中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查讫。白金媛出资50万元，虞

良舜出资18万元。原告据此认为履行了出资义务，于2006年6月20日起诉至法院，要求按股东实缴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约

150万元。

二、实证分析

文涉案例虽然是盈余分配诉讼，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原告虞良舜是否具备明乐公司股东资格的问题。笔者认为虞良舜不

具备明东公司股东资格，理由是：在一般情况下股东资格的确认应根据工商登记文件记载的资料来确认，但是根据公司章程的签署、实际出资以及股东权利的实际行使等事实可以作出相反认定的除外。我们可以从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两个方面加以

分析。

首先，从实质要件上审查。实际出资是股东对公司的基本义务，也是认定股东身份的依据之一。本案中，虽然从工商登

记资料及银行现金缴款单上显示原告虞良舜出资187Y元，表面上符合了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实质要件，但是原告虞良舜没

有证据证明银行现金缴款单的18万元是其缴纳的。事实上，银行现金缴款单的68万元均为虞明舜所出，虞明舜由于自身身

份不能成为公司股东，不能参与公司经营，所以列其妻子白金媛及哥哥虞良舜为股东。所以虽然银行现金缴款单中有虞良舜的名字，并不能说明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

其次，从形式要件上审查。签署章程反映出行为人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效力优于其他形式要件。股东签署的章

程对内是确定股东及其权利义务的重要依据，可以作为在股东内部发生争议时对抗股东名册记载股东的重要依据之一。本案

中，明乐公司2002年10月16日的章程并非原告虞良舜所签，因此不能反映虞良舜有设立明乐公司的意思表示。明乐公司

成立后，原告亦未参与公司的任何决策活动，原告无证据证明其行使过股东权利。

三、审查确认实际股东与“挂名”股东的方法

笔者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根据出资数额、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多种因

素综合审查确定较为适宜。一般来说，运作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应具备的主要特征包括：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

东并在章程上签名盖章、实际履行出资义务、在工商登记的公司文件中列名为股东、被载入股东名册、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

证明书等。这些特征是判断股东身份成立与否的依据，但并不是说具备上述某个特征就能被确认为股东。在这些特征中，出

资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签署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参与公司重大决策是股东

资格的表象特征。上述要件或特征必须综合起来分析判断股东资格具备与否。具备某种特征并不意味着股东资格的必然成立。

当股东或公司内部发生股东资格争议时，无论是要求确认未被公示为股东者的股东身份，还是要求否定已公示为股东者的股

东身份，关键是根据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结合上述特征要件进行综合审查认定。因此，判定某人是实际股东

还是“挂名”股东，一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首先，审查是否出资。出资是股东的最基本义务，股东如果不履行出资义务，根据“无对价即无权利”的原则，就不能

取得公司股东资格。即便章程中有该“股东”的名字也不应确认其股东身份。但是，股东未足额出资以及股东未按期出资与

股东未出资是两回事，股东未足额出资以及股东未按期出资是股东出资存在出资额与出资时间上的瑕疵，在这种情况下可以

给予股东一定的宽限期，如果在宽限期内仍未按约履行出资义务，未足额出资的股东按照其实际出资额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

文涉案例的原告均不是未足额出资的问题，也不存在要自愿补缴出资的问题，而是实际并未出资却冒用出资之名要求确认股东资格。

其次，审查是否签署公司章程。《公司法》第25条第2款规定，“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设立公司，应当将公司章程交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但是，公司章程尾部的字究竟是不是股东本人所签，公司登记机关往往无从核实，这就为“挂名”股东的存在提供了现实可能。实际出资人往往为凑足公司法所规定的最低人数，而将亲戚朋友拉过来做“挂名”股东，这些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不参与公司经营，不参与分红。当双方无矛盾时都能和平相处，但是，一旦双方出现矛盾，“挂名”股东即要求确权或分取公司红利，这是以上案例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这个时候就要严格审查公司章程，看公司章程是否其所签。从现实中发生的案例来看，绝大部分“挂名”股东没有在公司章程中签名，而是他人代为。

再次，审查股东名册是否真实。《公司法》第33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该条的规定，股东名册是确认股东资格的依据之一，因此在“挂名”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中原告往往会以股东名册有记载为由作为支持其诉讼请求的有力证据。因为在规范运营的公司中都置备了股东名册，一般来说从股东名册中可以直接看出某人是不是公司股东。在“挂名”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中，“挂名”股东往往确实在股东名册之中，这时公司必须举证证明股东名册存在虚假性，虽然由此会造成公司可能会受到工商行政处罚，但是权衡二者的利害关系，公司还是会举证证明并主动承认股东名册存在虚假性。这个时候的举证责任就在于公司。

第四，审查出资证明书。规范运作的有限责任公司一般来说会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证明其出资额以及出资比例，它是一种物权性凭证。但现实中许多公司未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因此没有出资证明书不能当然否认其股东资格。出资证明书只能是判定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方法之一，但出资证明书在审查某人是否“挂名”股东比较有效。一般说来，“挂名”股东不会持有出资证明书，即便其他股东都有出资证明书。实际出资人在签发出资证明书问题上一般都比较谨慎，不会轻易让公司签发，因为出资证明书不是工商登记资料中必须要的材料，所以公司一般不会签发给“挂名”股东。之所以将某人列为“挂名”股东都是为了便于工商登记机关审查时顺利通过，工商登记机关不需要的文件，“挂名”股东一般不会持有。

最后，审查是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公司法》第34条、第35条、第38条规定了股东的知情权、分取红利权、优先购买权以及参与股东大会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等权利。公司的股东会积极行使这些权利，但是“挂名”股东当他心甘情愿被“挂名”时，一般不会积极要求行使上述权利，并不是其怠于行使上述权利，而是其心知肚明自己本来就不享有上述权利，所以在“挂名”股东要求确认股东资格的诉讼中。审查“挂名”股东在诉讼之前的几年是否参与过公司经营和决策、是否分取过红利，这种方法较为有效。如果“挂名”股东称是其他股东阻止其行使股东权利，对此必须举证证明。需要注意的是，享有股东权利是取得股东资格的结果，不是前提条件，审查争议股东是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如分红权)实际上是一种反推的方式，这种分析判断方法和前几种结合起来可以增强法官对事实认定的内心确信。

作者单位：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挂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

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诉汤凤珍等股东资格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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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与审判】

原告：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

法定代表人：范炳喜，该厂董事长

被告：汤风珍

被告：徐亚红

被告：查红琴

被告：汤如兴

被告：展美娣

原告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诉称：1998年10月，原武进市范群干燥设备厂更名为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时，按照相关规定，必须要有八名股东才能办理更名手续，为此，武进市范群干燥设备厂在原先三名股东即范炳喜、范国峰和范颖亚的基础上增加五被告为股东，并从厂里为五被告各提款2万元作为出资款，从而虚报注册资本10万元，而五位被告至今均未实际出资。同时，在股东会决议和章程修正案中，五被告作为股东的签名均系他人代签。2004年12月1日，常州市武进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曾对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上述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请求法院确认五被告不具有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的股东资格，不享有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被告汤凤珍辩称，我成为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的股东是原股东范炳喜、范国峰、范颖亚以及我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我的2 万元出资己经到位；我也行使过部分的股东权利，并以股东身份接受了股东范国峰转让给我的部分股份；工商部门年检档案多年都记载我为股东；范国峰、范颖亚也认可我的股东身份，原告提起诉讼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原告的起诉已过

诉讼时效。

被告徐亚红、查红琴、汤如兴、展美娣在书面答辩状中认可了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的上述诉讼请求。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股东之间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一般应根据工商登记文件的记载确定有关当事人的股东资格，但根据公司章程的签署、实际出资、出资证明书的持有以及股东权利的实际行使等事实可以作出相反认定的除外。

徐亚红、查红琴．汤如兴、展美娣均已认可他们不具有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的股东资格。汤凤珍未签署过公司章程，未实际出资和不持有出资证明书，虽然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的工商登记记载汤凤珍为股东，但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系依据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提供的虚假证明文件进行的登记。因此，汤风珍等五人自始不应具有股东资格。

范国峰向汤凤珍无偿转让出资时未告知找他股东，未经过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并违反了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在任职期间不得转让股份的规定，且双方至今未办理变更登记等相关法定程序，故汤凤珍不因该股权转让获得股东资格。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依据《公司法》(2005年)之规定，判决汤凤珍、徐亚红、查红琴、汤如兴、展美娣不具有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的股东资格。

汤凤珍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人汤凤珍上诉称：吸收汤风珍为股东是相关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法定代表人范炳喜代汤风珍签署章程表明其自愿吸收汤风珍成为股东，其他股东范国峰和范颖亚也有吸收汤凤珍为股东的真实意思。汤凤珍出资2万元已到位，是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代为出资。范国峰向汤凤珍转让股权时已不是董事，不受章程约束；汤凤珍作为股东，范国峰向其转让股份没有必要告知其他股东，没有必要过半数同意，股权转让的事实己经告知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并要求其办理相关登记。关于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为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在工商处罚后才意识到权利被侵害是没有依据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汤凤珍没有出资，没有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原审被告汤如兴答辩称：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代我出资2万元是事实，但我从未放弃股权。范炳喜的160多万元增资也是厂里代为出资，因此我不愿补足出资。

原审被告徐亚红、查红琴、展美娣未作答辩。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根据出资数额、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多种因素结合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综合审查确定。本案中，汤凤珍、徐亚红、查红琴、汤如兴、展美娣五人实际并未出资；汤凤珍、汤如兴、查红琴在该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章程修正案章程中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徐亚红、展美娣、汤如兴、查红琴在书面答辩状中均认可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的诉讼请求；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未置备股东名册及向汤凤珍等五人发放出资证明书等。综合上述各种因素可以认定，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在决定增加汤凤珍五人为企业股东时有其特定的背景，与其真实意思不符，不能认定汤凤珍等五人具有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的股东资格。范国峰将股份无偿转让给汤凤珍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汤凤珍不能因此获得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的股东身份。

【评析】

一般来说，一个无争议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通常具备以下特征：合法取得股权；名字记载于公司章程；名字登记于股东名册；名字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公司成立后签发出资证明书。确认股东资格应当综合考虑实际出资数额、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多种因素，在具体案件中对事实证据的审查认定，应当根据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选择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

一、合法取得股权与股东资格的关系

合法取得股权主要包括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和合法继受公司股权两种形式。

1.实际出资数额与股东资格的关系

关于缴纳出资与股东资格的取得之间的关系，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我们认为，不应一概否认瑕疵出资者的股东资格。如果瑕疵出资者本身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其虽未依法履行出资或认缴出资义务，但其自始就有出资的真实意思并且事后也愿意补足出资，那么仍可认定其股东资格。只是在行使股东权利时，尤其是与出资义务相对应的权利时，应按照实际出资比例来行使相应的权利；若瑕疵出资者同时又是名义被借用者，即所谓的“挂名股东”，其自始即没有出资的真实意思，则不应具有股东资格。本案中，1998年江省范群干燥设备厂增加汤凤珍、徐亚红、查红琴、汤如兴、展美娣五名股东时，五人实际并未出资，而是山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代为虚假出资，而汤凤珍等五人对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虚拟出资的事实也是明知的，即当时五人并未有自己出资的真实意思．汤凤珍等五人之后也未补足出资，并且五人也未有补足出资的意思表示。因此，五人自始至终未有出资的真实意思，只是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的“挂名股东”，不应具有股东资格。

2.股权转让与股东资格的关系

股权转让人、受让人以及公司之间因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如何解决？受让人取得股东资格是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时还是股权转让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之时？我们认为，除法律法规规定股权转让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如国家股权、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等，一般来说，股东资格取得的时间应当是股权转让合同生效之时。但并不排除股权转让方与受让方依意思自治原则，通过法律行为的附款（含条件与期限）控制或限制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和生效时间。如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办理完毕工商和（或）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手续股权方发生转移的，未办理完毕工商和（或）股东名册变更登记手续之前，受让人仍未取得股权资格。本案中，范国峰与汤凤珍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因违反了法律限制性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因此是无效的，汤凤珍未能合法取得股权，不能因该股权转让合同获得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的股东资格。

二、签署公司章程与股东资格的关系

根据《公司法》第25条的规定，公司章程应当记载股东的姓名或名称、股东的权利义务、出资方式和出资额等，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公司设立要将公司章程提交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增加股东或转让股权时要变更公司章程并进行变更登记等。据此，公司章程是股东与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公司之间确定股东资格的重要依据。对外而言，公司章程是认定股东资格的重要外现形式之一。因公司章程的内容一般要对社会公开，具有一定的公示力和公信力。对公司内部而言，公司章程实际上是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一份契约，签署章程反映出行为人成为股东以及受章程内容约束的真实意思表示；股东签署的公司章程可以作为在股东内部发生争议时，对抗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的重要依据之一。我们认为，签署公司章程是认定股东资格的重要依据，但并不是说仅凭签署公司章程就可以认定股东资格，具体还应审查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本案中，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章程修正案中虽然记载了汤凤珍等五人认缴的股金和所占股份比例，但其中汤凤珍、汤如兴、查红琴在该章程中的签名并非本人所签，徐亚红、展美娣二人虽在章程上签名，但二人及汤如兴、查红琴在市书面答辩状中均认可不具有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的股东资格，其签署章程的真实意思并非是要成为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的真实股东。范炳喜代汤凤珍在章程修正案签名并未经过汤凤珍本人的书面授权，且汤凤珍也未按章程规定出资，因此，不能体现汤凤珍本人成为股东及受章程内容约束的真实意思。仅凭章程记载不能认定汤凤珍的股东资格。

三、工商登记与股东资格的关系

工商登记也是认定股东资格的级要外观形式之一。除以上两种情形外，应根据个商登记文件的记载确定有关当事人的股东资格：（1）当事人对股东资格有明确约定，且其他股东对隐名者的股东资格予以认可的；（2）根据公司章程的签署、实际出资、出资证明书的持有以及股东权利的实际行使等事实可以作出相反认定的。本案中，虽然汤凤珍等五人在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的工商登记中被列为股东，但名义上列为股东有特定的背景，即该厂在变更企业名称过程中为符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所为，反映的不是该厂或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据此认定汤凤珍等五人的股东身份。对于因工商登记与当事人真实意思不符造成交易安全等问题应如何处理？我们认为，公司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当事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应结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综合审查确定。公司对外债务则可由挂名股东在其应认缴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即承担类似于股东的责任。

四、股东名册与股东资格的关系

《公司法》第33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因此，股东名册的记载具有权利推定力，即虽不是确定股东的权利所在的依据，却是确定谁可以无举证地主张股东的形式上资格的依据。因此，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资格的充分证据，股东凭借股东名册上的记载可以直接向公司主张权利，除非公司有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股东名册未记载的股东未必就没有股东资格。若公司未置备股东名册，或者因股东名册登记管理不规范，未及时将出资人或者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但以其他形式能够认可出资人或者受让人股东身份的，出资人或者受让人仍可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本案中，江苏省范群干燥设备厂未置备股东名册，因此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的举证责任仍应由汤凤珍承担。

五、出资证明书与股东资格的关系

出资证明书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的凭证，是一种权利证书，也是证明股东资格的凭据之一。有限责任公司向股东发放出资证明书是其法定义务。但出资证明书只是一种物权性凭证，是证明股东所持股份或出资的凭证，仅可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初步证明，不能仅以出资证明书即认定持有人具有股东资格；要只有实际出资并持有出资证明书，且能证明是由于办理注册登记的人的过错致使错误登记或者漏登的，才能认定实际出资人有股东资格。持有出资证明书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若有限责任公司未依法向股东发放出资证明书，但以其他形式能够认定出资人或者受让股东身份的，不影响股东资格的认定。本案中，汤凤珍等五人末实际出资，也未持有出资证明书，因此，不能认定汤凤珍等五人的股东资格。

综上所述，规范运作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应具备的主要特征包括：合法取得股权、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章程上签名盖章、在工商登记的公司文件中列名为股东、被载入股东名册、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等。这些特征是判断股东身份成立与否的依据，但并不是说其备上述某个特征就能被确认为股东。上述特征必须综合起来才能分析判断股东资格的成立与否，具备某种特征并不意味着股东资格的必然成立。当股东或公司内部发生股东资格争议时，无论是要求确认未被公示为股东者的股东身份，还是要求否定已公布为股东者的股东身份，关键是应根据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结合上述特征要件进行综合审查认定。

（摘自《中国最新公司法典型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怀效锋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