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登记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

第一篇：工商登记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

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一个运作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具备下列特征:

1、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公司章程或公司设立协议书上签名或盖章，以表明自己同意受章程或协议的约束；

2、向公司投入在公司章程中所承诺的出资份额，即实际履行出资义务；

3、在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文件中被列名为股东；

4、在公司成立后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

5、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

6、在公司实际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在公司实践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完全具备上述特征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并不多见，往往只是具备部分特征。

一、工商登记不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

1、公司法第六条规定，“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公司登记事项分为设权事项和宣示事项，公司股东属于宣示事项，公司股东是谁不影响公司设立。

2、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个人理解为未经登记不能以不是股东来对抗第三人，既未经登记的股东依然负有法定义务。权利义务对等）

3、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

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

（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

规强制性规定；

（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

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如果因为没有进行工商登记而不被确认股东资格，争议人可以向法院起诉公司，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

二、“暗股”

所谓“暗股”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概念。这里讨论的“暗股”均指投资人已履行出资义务且股东内部相互认可不存在内部关于股东资格纠纷的情形。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在“干股”中讨论。“暗股”大致有两中情况。

1、工商登记事项未宣示的股东。其股东资格的确认在上段已经阐述。

2、实际出资人与登记宣示的股东不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第二十五条 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三、“干股”

“干股”一般意义上是指未实际出资，而享受公司的红利。以无形资产出资不在此列。

干股的形成实质上是无偿赠予股权。个人认为：

1、符合股权转让要件的赠予，股权转让行为有效，应当认定其股

东资格。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285号）第四条规定，对于继承、遗产处分、直系亲属之间无偿赠予股权的情况，对当事双方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于其他情形的自然人股东将股权无偿赠与他人的，受赠人因无偿受赠股权取得的受赠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因此，上述受赠人与赠与人之间如果不存在直系亲属关系，应按“财产转让所得”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因无偿取得的股权而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应按“股息、红利所得”税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2、不符合股权转让要件的赠予，其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不确认股

东资格。如果受赠人在企业任职，其取得的收入，可按“工资、薪金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如果受赠人既未在企业任职又未参与生产经营，其取得的收入，按国税函[2000]57号规定，“在年终总结、庆典、业务往来及其它活动中为外单位人员发放现金、实物或有价证券的，按“其他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税款由支付所得的单位代扣代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第二条“关于收受干股问题。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对于法发〔2007〕22号认定的干股问题，税务机关无权裁定。应当依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规范征纳关系。

第二篇：工商登记影响股东资格还是权利

工商登记：影响股东资格还是股东权利

时间:2007年05月17日01时27分作者: 曾宪文 刘金林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只要没有办理工商登记，即使出资了，也不是股东”。这是当前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一个伪命题。本期门诊专家们的精辟论述，会让你清楚地明白——

取得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条件

核心提示：股东权是股东与公司间的一种总括性法律关系，它源于股东对公司资本的参与。只要投资人取得了对公司资本的一定份额，就取得了股东资格。某项具体股东权利之放弃或不能行使并不影响股东权的存在。

新闻背景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７日，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新天地置业有限公司的几位股东为争夺公司控制权而“同室操戈”。一位陈姓股东和一位周姓股东的哥哥纠集多人威胁另一位股东高银福，强迫其交出公司公章和财务章，直至警方介入才制止事态恶性发展。高银福称，其通过出资和接受其他股东的股权转让已经成为该公司的股东，并经股东会授权一直在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只是因故没有去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而已，对方的强迫行为是违法的；但对方认为，高银福没有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就不是法定股东，不能享有股东权利，他和其他股东之间只是一种投资关系。（见《中华工商时报》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６日）

李显冬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俊海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黎 宏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 谷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常 杰 天津市检察院驻保税区检察室主任 庞红兵 北京市九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主持人：发生在内蒙古乌海市的这起股东“同室操戈”案，绝非个案，它表明“江湖行为”仍然是公司治理中的一个潜规则。认真剖析本案反映的普遍性问题，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公司内部的股权纠纷，防止其由民事案件演变为恶性刑事案件，清除公司治理中的江湖色彩，具有积极意义。本案的问题是，股东名称的工商登记对股东资格、股东权利究竟有无影响，有何影响。在此，首先请各位专家谈谈取得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途径和条件是什么，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有何区别？

李显冬：股东资格，又称股东地位，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取得途径主要有：（１）投资人参与公司设立，认购公司出资；（２）投资人在公司成立后认购公司新增资本；（３）因转让、继承、公司合并等方式而取得公司股东资格。其中前两种方式被称为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第三种方式被称为股东资格的继受取得。在原始取得的情况下，只要出资人认缴了对公司的出资额，即可以取得股东资格；在股权转让的情况下，原则上说，只要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并将公司的股东名册予以变更，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即发生股权转让的法律效果。

常 杰：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股东资格应当具备六个要素：１．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并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表明自己受公司章程的约束；２．向公司实际履行出资义务；３．在公司成立后取得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４．被载入公司股东名册；５．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的公司文件中列名为股东；６．在公司中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相应地，公司之外的他人要想通过股权转让取得完整的股东权利，需要完成四项工作：１．出让方与受让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２．经股东会讨论通过，因为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３．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规定的出资义务；４．办理相关的工商登记事项，变更登记应由出让方、受让方和公司三方共同完成。

张 谷：股东资格的认定，应从实质上分析。通常所说的股权，就是股东权。一个人有股东权，就是股东，没有股东权，就不是股东。何谓股东权？股东权是一种成员权或者成员地位，是作为公司成员的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一种总括性的相对法律关系，它源于股东对公司资本的参与。所以，出资额（犹如股份公司的股份）和股东权是一体二面。只要投资人对公司资本有参与，取得了一定的出资额，就取得了股东资格（当然，股东资格之取得必须以公司之存在为前提）。需要注意，股东权不同于具体的股东权利，前者是基于对公司资本的参与而获得的一种资格，是母权利，是源泉性权利，而后者，即各项具体的股东权利，如盈余分配请求权、表决权等等，是由股东权派生出来的子权利，某项具体的股东权利之放弃或不能行使并不影响股东权的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股东资格原始取得的情况下，只要出资人认缴了对公司的出资（并非出资的实际缴纳），公司便取得了对出资人的一种请求权，构成公司的债权性资产，出资人就取得了股东权，成为公司的股东；而公司在成立后可以自己名义要求该出资人履行出资义务，或要求其他股东承担资本填补义务。在通过股权转让而继受取得的情况下，股权转让其实就是双方行为，由原股东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他人。虽然股东权移转之后，势必涉及诸如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法律文件的变更，但这些都与股权转让契约的生效、股权权属的移转无关。在德国，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债权让与的规定准用于其他权利的转让。在我国，无论股权的内部转让还是外部转让，权属到底何时移转，公司法缺乏明确规定。因此，如果转让人和受让人没有特别约定的，只要股权转让契约一经生效，受让人即取得股东资格。这与是否进行了股东名册变更和工商登记无关。

刘俊海：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之间的关系要视不同语境而定。有时，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被统称为“股东权”，既包括抽象、概括的股东资格，也包括具体、微观的权利内容。当二者并列时，股东资格可以理解为权利主体作为公司股东的法律地位。其中的权利内容作为一个权利束的整体可称为“股东权”，权利束中的诸多具体权利（如自益权与共益权）可称为股东权利。就股权转让而言，转让合同究竟自成立时生效，抑或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完毕之时生效，公司法未作明确规定。依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在市场经济社会，绝大多数商事合同遵循成立生效主义，故股权转让合同应以成立生效主义为原则，批准生效主义或者登记生效主义为例外。当然，成立生效主义原则并不排除双方当事人以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方式限制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

工商登记是取得股权的生效要件还是对抗要件

核心提示：股东名称的工商登记属于宣示性登记，即登记本身并不能创设股东资格，其只是对已经存在的股东资格予以确认。未经登记的，行为并非无效，只是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主持人：刚才张谷老师提出了一个很新颖的观点说，要成为股东就必须取得股东权，而股东权与股东的权利（股东享有的各项具体权利）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母权利，后者是子权利。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上述区别即是股东资格与股东权利的区别。那么，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包括接受股权转让）后未办理工商登记时，受影响的到底是股东资格，还是某些具体的股东权利？工商登记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法律效果？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实务中很容易产生误解。

李显冬：工商登记就目的和功能而言，可以分为设权性登记和宣示性登记。设权性登记具有创设权利主体或法律关系的效果，而宣示性登记只具有宣示权利的效果，其登记与否由当事人自由选择，未经登记的，并不会导致行为无效，只是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司有义务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在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必须办理变更登记。凡是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显然，在我国，股东名称的工商登记属于宣示性登记，即登记本身并不能创设股东资格，其只是对已经存在的股东资格予以确认。

常 杰：法律对股东资格的保护并不是把工商登记作为唯一的、绝对的条件。法律赋予工商登记的效力是“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就股权转让而言，工商登记的效力应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从转让人、受让人、公司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其属于公司内部关系。如果受让人已经接受了转让人的股权转让，事实上也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使了股东的权利并承担了相应义务，只是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的，那么就应该尊重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认定受让人具有股东资格，并责令公司将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另一方面，从公司、股东与公司之外的第三人的关系看，其属于公司外部关系。依商法上的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原则，工商登记是社会公众获得公司信息的法定形式，第三人有权信赖工商登记的内容是真实的，即使登记有误，第三人仍可信以为真，并要求所登记的股东按登记的内容对外承担责任。由此可见，如果受让人接受股权转让后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无权对第三人主张股东权利。在完成变更登记之前，原股东仍以股东身份对外承担相应责任。

庞红兵：股权转让之所以如此复杂，是因为我国公司法在这个问题上采用了公司内部登记生效主义与外部登记对抗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依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内部登记生效主义）；同时，还得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外部登记对抗主

义）。其实，股权关系是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只要公司将股权受让人载入股东名册或者自公司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就可以作为股权变动的依据，至于公司登记机关是否办理股东名称登记，原则上不影响股权变动的效力。

李显冬：应该说，只有股东名册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首要依据，是否进行工商登记，只影响已经取得的股东资格能否对抗公司、股东之外的第三人。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股权转让应当以股东名册为准，即经载入股东名册后，出资人或受让人才能够成为公司股东，才能够行使股东的各项权利。工商登记只是股东资格的对抗要件，其本身并不影响股东权利的转让。当然，需要注意股东名册作为一个股东资格认定的形式标准，其本身也是可以被推翻的。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股东权利的实际行使以及对公司的实际出资等事实都可以在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作为对股东名册的对抗依据。

刘俊海：目前主张股东资格的证据五花八门，既有实际出资证明，也有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和工商登记等。其实，这些证据的作用并非一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源泉证据、效力证据与对抗证据。源泉证据也称基础证据，是指证明股东取得股权的基础法律关系的法律文件。源泉证据一分为二：（１）股东原始取得股权的出资证明书；（２）继受取得股权的证据，包括股权转让合同、赠与合同、遗嘱、夫妻财产分割协议、共有财产分割协议等。一旦取得了合法有效的源泉证据，权利人就可以要求公司变更股东名册，确认自己的股东资格，进而要求公司协助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效力证据对非上市公司而言是公司备置的股东名册。股东名册对股东资格的确认具有推定的证明力，即在册股东可据此直接向公司主张股权。当然，在有相反的源泉证据时，股东名册可以被推翻。对抗证据主要指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在案的章程等登记文件。作为对抗证据的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文件，虽不是股东资格的效力证据，但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当然，此处的“第三人”不包括善意第三人，只包括主观上存在恶意或者重大过失的第三人。

张 谷：不仅工商登记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股东名册也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取得股东资格的关键是对公司资本的参与。可以说，像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都只是证明股东资格的证据，不能取代股东资格本身。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依照本法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由这条规定反推即可知道，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都不是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而是股权转让后的法律后果。从逻辑上讲，也只能是受让人已经是股东了，然后才能去办理新的出资证明书，变更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以及通过公司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至于股东名册，主要是为了保护公司，公司依照股东名册认识公司的股东，而无需适时确切地查知股权变动情况，因为这不可能也不必要。公司依照股东名册发布会议通知，分派红利，即使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公司只要是善意的，即可免责。而工商登记，则纯粹是为了保护与公司、股东进行交易的第三人，因为第三人无从知道公司内部的股权变动，其只能依据工商登记的内容进行判断。

未经登记的股东可否请求工商部门给予登记

核心提示：当股权转让发生争议时，事实上的股东要取得形式上和实体上完整的股东权利，应当提起确权之诉，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作出判决或仲裁裁决，再依生效的法律文书申请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主持人：各位专家的讨论表明，股东名称的工商登记本身仅具有公示效力，也就是说，股东出资后，是否进行工商登记并不影响股东资格的取得，只是未经工商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那么，为了保障股东权利的完整，未经登记的股东有何手段弥补这一法律瑕疵，是否可以直接请求公司或者工商部门给予登记？

李显冬：在股权转让情况下，受让股东只能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要求公司办理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因为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申请办理包括股东变更在内的工商登记手续的主体是公司，而不是公司的股东，而且所需提交的材料也必须是由公司出具，而不能由股东个人提供。除非股东持有法院要求公司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的有效判决，否则，仅凭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者股权转让协议，股东无权单方要求工商部门办理登记。

常 杰：在正常情况下，完成股东变更登记应由转让方、受让方和公司三方共同完成，工商部门对股东变更的申请主要是形式审查，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工商部门不具有对股权纠纷作实体性确权的职责和权能，一旦因任何一方不配合导致申请变更的有关资料内容不符合登记要求时，工商部门可以拒绝办理变更登记。因此，当股权转让发生争议时，事实上的股东要取得形式上和实体上完整的股东权利，应当提起确权之诉，即通过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作出判决或仲裁裁决，再依生效的法律文书申请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以维护自身权益。

庞红兵：目前公司法没有授予股东直接到工商部门办理股东名称登记的权利，公司因此也常常以种种理由拖延甚至拒绝为股东办理登记，造成股东迟迟不能行使应有权利，引发了很多的股权纠纷。在公司怠于办理股东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如果股东或者受让人只能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解决，势必造成解决纠纷的成本过高，不利于维护股东权益。在这种情况下，立法应该考虑另外的救济途径，比如将来可以规定，股东或受让人有证据证明公司怠于办理股东登记的，股东或受让人可以直接到工商部门申请办理股东登记手续，工商部门应当协助办理。从理论上讲，股东的这种权利，完全可以通过扩充股东权这一母权利而获得。

张 谷：股东名称的工商变更登记，仅有宣告效力，并无设权效力。此种登记行为是有私法上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唯公司具有申请权。但是，这种权利涉及到新老股东的利益，公司法虽然规定其也是公司的一项法定义务，在不履行时将承担被处罚之后果，但尚为不足，还应赋予利害关系人一些相应的权利。所以，在公司不去或者不及时办理股东名称登记的情况下，为保护股东的利益，可以考虑采取两种救济措施：一是比照股东代表诉讼的构成要件，规定在公司无故拒绝办理工商登记时，股东只以此事项为限，可以代表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股东登记。二是活用债权人代位制度，在公司不依照规定办理工商登记时，由股东代替公司直接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股东登记。

判断股权纠纷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的界线

核心提示：因民商事纠纷而引发的暴力事件，只要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成立犯罪的程度，就构成犯罪，决不能因为引起该结果的原因是由于当事人之间存在民商事纠纷而否定犯罪。

主持人：当前，股东之间为争夺公司控制权而引发暴力事件，如进行人身威胁、抢夺公司账簿、公章时，公安机关常以股权纠纷属于民事纠纷为由拒绝立案受理，建议受害人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而法院则告知受害人应该去公安机关报案，理由是这类暴力事件属于刑事案件。请问，如何正确处理这类因股权纠纷而引发的暴力事件？

李显冬：认定股权纠纷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最基本的方法便是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如果股东实施的暴力行为符合刑法上某一犯罪构成，那么便是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反之，则只需要视情况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或者判令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常 杰：处理这类股权纠纷，必须把握一个方向，那就是任何权利救济都必须通过合法途径进行。采取暴力手段解决民事纠纷本身就违法。因暴力造成了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不论出于什么动机，是争夺他人股权还是维护自己的股权，只要情节严重，就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公司财产的损毁，即使是股东实施的也是违法的，因为在法律上公司财产不是股东的个人财产。

黎 宏：股东之间为争夺公司控制权而实施的暴力冲突，属于因民商事纠纷而引发的刑事案件的一种类型，在这种案件的处理上，应当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对因民商事纠纷而引发的暴力事件，是不是构成犯罪，原则上按照一般的刑事犯罪的认定原则考虑。即看该暴力行为是不是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主观上是不是有罪过。如果行为人故意或者过失造成了他人身体上的伤害，或者财产上的损失，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成立犯罪的程度，那么，该行为就构成犯罪。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因为引起该结果的原因是由于当事人之间存在民商事纠纷而认定该行为不构成犯罪。因为，刑法本质上是社会秩序维持法，在国家独占刑罚权之后，除了法定情形之外，任何私人之间的以暴力解决纠纷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这是大的原则和前提。第二，在处理上，和普通刑事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因为，这种因民商事纠纷而引发的暴力事件和一般的街头暴力犯罪，在起因和发展过程以及对社会一般人的安全感的影响上，还是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其社会危害性的认定上，应当将民商事纠纷的程度、起因、解决难度等和行为人之间的暴力冲突程度加以权衡，斟酌考虑。

刘俊海：对于同时涉及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的情况，法院应当根据“刑民并进”的新思维，分别审理相关的案件。对于案件事实清楚的民事案件，即使案件中有关当事人已经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法院也应立案，及时审理，不能机械地固守“先刑后民”的思维。当然，民事案件中的事实确需等待刑事案件审理结果才能确定的，法院可以例外采取“先刑后民”的态度。但即便如此，法院也应予以立案，而不能拒绝立案。

第三篇：投资者向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资不是确认其具有股东资格的唯一要件

投资者向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资不是确认其具有股东资格的唯一要件

——罗新琼等四人诉成都天台大酒店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周继峰发布时间：2010-05-23 16:23:58

[案情]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新琼，女，汉族，1949年2月19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新鸿路8号3栋2单元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福生，男，汉族，1949年7月30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路401号1栋1单元1楼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生蓉，女，汉族，1952年3月20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光明巷7号2栋4单元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仕荇，男，汉族，1948年1月4日出生，住成都市锦江区槐树街6号1栋3单元2楼2号。

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高筱平，四川建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天台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玉双路7号。

法定代表人贾敏，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魏臻，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天台大酒店公司于2002年1月22日经成都市成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贾敏，公司注册资本为5610000元，实收资本为5610000元。天台大酒店公司由原四川省公路机械厂（股份合作制企业）全体股东所属资产分割组建成立。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均为该公司实际出资人，持有公司股东出资证。受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天台大酒店公司在设立公司时采用了以贾敏、管建波、夏建生、翁里等48名股东代表持股的形式，该48名股东代表经工商登记，记载于天台大酒店公司股东名册，而包括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在内的其他出资人未被记载于天台大酒店公司的股东名册。2005年9月23日，天台大酒店公司第一届三次股东大会决议对《转让成都天台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正式表决通过。被上诉人天台大酒店公司于2007年10月23日与宜宾市永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成都市天台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框架协议》。2008年3月26日，天台大酒店公司股东会对《成都市天台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整体股权转让实施方案》正式表决通过。2008年6月3日，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在与宜宾市永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及与天台大酒店公司签订《成都天台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人终止劳动、人事、工伤、经济关系协议》时，发生纠纷，引起讼争。

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三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纪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本案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以天台大酒店公司股东身份，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应首先确认其股东资格。对于股东资格认定的问题不仅要求符合股东的实质要件，还要符合股东的形式要件，而法律规定的股东的形式特征之一便是工商部门登记，且形式特征中以工商登记公示性最强，其效力应优先其他形式特征。因天台大酒店公司在注册时，受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采用了以贾敏、管建波、夏建生、翁里等48名股东代表持股的形式，该48名股东代表经工商登记，记载于天台大酒店公司股东名册，而包括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在内的其他人未记载于天台大酒店公司股东名册，因此，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等出资人事实上是天台大酒店公司的隐名股东。由于隐名股东不具备股东的法定形式特征，故不能确定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的股东资格，因此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以天台大酒店公司股东身份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没有法律依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承担。

宣判后，上诉人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上诉主要事实及理由为，被上诉人不能否认向公司900多人发有股东出资证明的事实，工商登记的48名股东只是公司股东代表；被上诉人仅仅因为《公司法》中对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东人数规定的限制，未经任何选举与授权便将贾敏等48名股东进行工商登记，否定了包括上诉人在内的900多名在册股东的合法身份。

被上诉人天台大酒店公司辩称，上诉人不是《公司法》规定享有知情权的适格主体；上诉人要求查阅被上诉人的审计报告的上诉要求，在请求范围上与《公司法》第34条之规定不符，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二审中，上诉人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提供了《成都天台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提议董事会、监事会的通知》、《天台大酒店公司的股东名单》、王生蓉的股东表决票、《公司监事会候选人提名表》、《四川省公路机械厂关于修改章程的说明》、公路机械厂于2005年1月25日发表的意见通知、2005年4月20日收到的决议表决，拟证明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均是公司的合法股东。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不予质证。本院认为，对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是在公司章程中和工商登记档案中记载的股东，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审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纪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的规定，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要行使股东知情权，首先要明确其是否具备股东身份，即是

否是天台大酒店公司的股东，这是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三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确认某一自然人或法人是否是公司股东，是否享有公司股东权益，应首先考察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因为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机关登记的公示效力确立了以其公示记载的股东作为认定股东身份的首要依据；其次，当股东名册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或登记不完整时，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除不能对抗第三人外，可以依据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且当出资证明书等文件的记载与股东名册的记载之间出现不一致时，应当以股东名册的记载为准，这是由股东名册的确定效力、推定效力所决定的，即实质上的权利人在尚未完成股东名册登记或者股东名册上的股东名义变更前，不能对抗公司，只有在完成股东名册的登记或者名义变更后，才能成为对公司行使股东权利的人，也就是说，公司只以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东为本公司的股东。显然，上诉人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不是天台大酒店公司在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如果以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来认定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是否系天台大酒店公司的股东以及是否应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本案须解决的问题恰恰是，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以其向天台大酒店公司实际出资为由，以公司股东身份行使股东的知情权问题。

众所周知，当公司发起设立时，自然人或法人之间首先形成共同的投资意向，在达成合意的情况下签订出资协议，拟定公司章程，确定出资人及出资额，而这一切行为应属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合同行为，在此基础上才能有进一步的验资、登记注册等设立行为，这是就公司设立的一般程序而言；从公司法规定的角度看，在公司设立登记时须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由全体股东签字确认的公司章程、经合法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等，公司登记机关才能依据公司提交的章程等资料经审核后进行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及出资额等的登记。由此可见，出资人的合意即共同签订出资协议书及拟定章程是公司设立之基础，也是公司置备股东名册和进行公司登记的依据，即公司置备的股东名册和公司登记的股东应与公司章程和验资报告中的出资人及出资额一致。事实上，本案中的天台大酒店公司是由原四川省公路机械厂（股份合作制企业）全体股东所属资产分割组建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现行《公司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为股东符合法定人数，即股东必须在50人以下，之所以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作出限制，主要考虑到有限责任公司虽是以资本联合为基础组成，但股东是在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基础上进行联合，以及有限责任公司不公开募集股份，管理上较为封闭，股东人数过多反而影响公司的决策和经营；而且，股东人数的限制，既指参与公司设立时股东人数，也包括公司设立后因各种原因而新增的股东，即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要始终符合50人以下的法定人数规定。天台大酒店公司成立时，虽由原四川省公路机械厂900余人股东所属资产向新公司出资，但受限于公司法关于股东人数的规定，采用了以贾敏、管建波、夏建生、翁里等48名股东代表持股的形式，该48名股东代表经工商登记，记载于天台大酒店公司股东名册，而包括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在内的其他人未记载于天台大酒店公司股东名册，只能选择48名代表中的一人作为自己的出资代表，显然，公司改制时实际出资的900余名职工均清楚公司法的限制性规定，并为实现新公司顺利设立的目的并认可以贾敏、管建波、夏建生、翁里等48名股东代表其持股的形式，虽天台大酒店公司并不否认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等人的出资行为，也向其出具了股东出资证书，但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的股东身份并没有在工商机关进行备案登记，也没有记载于公司章程所登记的股东名册中，事实上，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等人只是以天台大酒店公司的出资人身份记载于公司内部的名册中，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是通过贾敏、管建波、夏建生、翁里等48名股东代表而具体体现的，其不具备公司的股东资格，因此罗新琼、王生蓉、刘福生、江仕荇不能以天台大酒店公司股东身份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审理程序合法，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文所称的实际出资人又称隐名出资人，系指虽然实际出资认购有限责任公司股份，但却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中记载为他人（显名出资人）的投资者。在学理研究中，隐名出资人也被称为隐名股东。但是，基于隐名出资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及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本身还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本文不采用隐名股东的概念。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因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资人的存在而引发的股东权纠纷日趋增多，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位和对公司出资人法律地位认识的不同，各地法院对此的认定或处理存在很大差异。本案系一起典型涉及公司实际出资人股东资格认定的股东知情权案件，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股东知情权的行使主体必须为公司股东，故本案的焦点实际在于判定向天台大酒店公司实际出资的四原告是否具有公司股东身份。法官在审理本案时，紧紧围绕案件争议焦点，结合公司法关于股东资格的现行规定和相关法理进行阐析，最终得出未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资料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资人并不必然具有股东资格的妥当结论。我们认为，从学理研究观点、相关立法意图及证据运用规则等三方面考虑，投资者向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资并非确认其具有股东资格的唯一要件。

一、从股东资格认定的学理研究观点看，实际出资并不是确认隐名出资者具有股东资格的唯一要件

从学理研究来看，股东资格认定包含实质条件和形式条件两方面。实质条件即指股东实际出资；形式条件又称外观形式要件，是指股东资格为他人所认知和识别的形式，包括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文件、公司发给股东的出资证明书或股票等对股东姓名或名称所做的记载。在实质条件和形式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形下，确定公司股东资格自然没有问题，但隐名出资人因其通常只具备实质条件而没有形式条件，如何确定其股东资格就成为股权纠纷的常见疑难问题。目前学界对于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存在诸多争议，主要有“形式说”和“实质说”两派观点。“形式说”以表示主义为理论,认为投资作为一种商事活动,应当以商事外观主义与公示公信原则为基础，故投资人必须具备股东的外观形式要件才能被认定为股东；而隐名出资人并不符合这一条件，因此其不应该具有股东资格。“实质说”以意思主义为理论,注重投资人内心真实意思的表达,而不单纯以外在形式确定行为效力；其认为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只有证权性质而非设权依据,不能以此确立投资人股东资格；如果一心欲与公司构建股东关系的人是隐名投资人，且其实际出资认购公司股份并参与了公司经营，就应当认定其股东资格。在对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认定问题上，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论反应了不同的价值趋向，“实质说”旨在维护传统民法的意思自治，强调隐名出资人已向公司出资，履行了作为股东的基本义务，即应当享有公司股东权利；而“形式说”旨在加强行为的外在表征，以内心意思的外在表示——登记公示来保障交易安全，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既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均有不足之处。在处理涉及善意第三人

利益的公司外部纠纷时，坚持“实质说”不符合商法的效率等基本原则，会损害市场效率和交易安全；在处理涉及公司内部关系的纠纷时，片面坚持“形式说” 将有悖于当事人投资的初衷，危及法律之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目标。因此，我们应坚持“双重标准，内外有别”的原则来处理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问题，具体而言，在涉及善意第三人的外部情形下，应坚持“形式说”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此时不应认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在不涉及善意第三人的内部情形下，应考虑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点，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确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这里的条件主要包括两个：一是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对隐名出资人的股东地位有明确约定，且该约定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此时应确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二是在公司存在多个股东的情形下，公司其他股东对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的关系知情，隐名出资人也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或以其他方式让其他股东知晓了其隐名出资人的身份，此时可以确认其股东资格。由此看出，无论是涉及隐名出资人的公司内部还是外部纠纷，实际出资均不是认定隐名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的唯一要件。

二、从股东资格认定的现有立法意图看，实际出资并不是确认隐名出资者具有股东资格的唯一要件

我国现行公司法和其他法律并未对隐名出资人及其股东资格进行明确规定，但从现有相关法律规定中，我们能够发现立法者和最高法院对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认定的倾向性意见。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第三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第三十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公司法强调取得股东资格是以具备外观形式要件为必要条件，隐名出资人不能因其是实际出资人就可以当然取得公司股东资格。同时，现行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由原来的法定资本制变为折衷资本制。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个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个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白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5年内缴足。第二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公司法第二十六及二十八条关于股东可以分期缴纳出资的规定进一步表明，法律允许实际出资与取得股东资格的条件相分离，即只要符合法定外观形式，即便没有出资也可合法取得股东资格。综上，尽管现行公司法对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认定没有明确规定，但其着重强调股东资格的外观形式要件和登记公示力，且实际否定了实际出资这一作为股东资格认定的实质要件，由此看出，现行公司法对根据实际出资来认定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持非鼓励态度。

三、从股东资格认定的证据运用规则看，实际出资并不是确认隐名出资者具有股东资格的唯一要件

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及《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之规定，现行公司法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股东资格的主要证据包括公司章程记载、工商注册登记、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实际出资、股东签署章程行为及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等，这些不同的证据形式在司法裁判中具有不同的证明效力。与前述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相对

应，大多学者把上述证据分为形式证据和实质证据：公司章程记载、工商注册登记、出资证明书及股东名册记录等属于形式证据；实际出资、股东签署章程行为及享有实际权利等为实质证据。

具体来讲，形式证据的功能是对外的，是为使相对人易于判断和辨识，它在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争议中对于股东资格的认定比实质证据更有意义，其中公司章程的记载具有确认股东资格的最高证据效力，因为公司章程是股东出资意思表示的直接证据，而股东的出资意思表示才是成为股东最重要的前提，故公司章程记载的效力优先于其他形式证据；其次，工商登记相比较出资证明书和股东名册具有较强的证据效力，因为公司注册登记是公司成立的必要条件，登记事项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登记的内容在客观上具有使出资人成为股东的推定效果，即公司登记材料的记载不具有创设权利的效力，只具有权利推定的效力；再次，股东名册的效力高于出资证明书，在没有相反证明的情况下，股东名册具有确定股东资格的效力；当股东名册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或登记不完整时，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除不能对抗第三人外，可以依据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且当出资证明书等文件的记载与股东名册的记载之间出现不一致时，应当以股东名册的记载为准，这是由股东名册的确定效力、推定效力所决定的；最后，出资证明书的效力低于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的效力，出资证明书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的凭证，是公司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和享有股权的证明，这只是股东对抗公司的证明，只具有对内效力，而不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而实质证据的功能主要是对内的，用于确定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在解决股东之间的争议时其意义优于形式证据，其中，股东签署章程行为反映行为人作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其又优于实际出资、享有实际股东权利等其他实质证据。综上，在处理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认定时要根据是内部关系（股东与股东、股东与公司之间）还是外部关系（股东与第三人之间）而优先采用形式证据还是实质证据，此即是实践中隐名出资人股东资格确定的证据运用规则。从中不难发现，实际出资远非确认隐名出资者具有股东资格的必备要件。

（作者单位：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

第四篇：股权与股东资格的确认

股权与股东资格的确认

□特约法治评论员 师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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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资格及股权权益的确认规则亦是公司法“解释三”重点规范的内容。

根据股东资格与股权权益的基本构成原理，笔者认为其中的核心规则应当是：待确权的投资者与公司之间形成“股权性出资”合意且有实际出资行为的是确认其股东身份及其股权的基础性依据；在此类确认之诉中，主张股权确认的一方应对其“出资”的性质承担证明责任；公司或其他股东以“借款”等非出资性质抗辩的，应承担排除性举证责任；股东身份的确认与投资者是否在公司章程中签字，是否被记载于股东名册及是否完成了工商登记等外在表现形式并无必然的制约关系。

对出资事实本身的确认及对出资性质的界别是司法实践的两个难点问题。这也是待确权投资者一方必然要遭遇的抗辩情由。“解释三”要求，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一方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另一方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司法实践中，若待确权投资者一方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对其与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作出“出资”或是“借款”性质确认的，则只能根据其他间接证据、优势证据规则或是当事人的行为来判断其真实意思表示。民商事活动中，投资者出资后不索取任何凭证的情况是极少见的，一般至少都会有“收据”。因此，即使公司没有向出资人签发正式的和规范的“出资证明书”，但“收据”中的有关内容亦完全可以表明公司是否具有接受该“出资”的意思表示。如果原告持有的“收据”明确载明该资金性质系股金款、股本款、投资款等之类的记载，则可以确认公司系将该类款项作为“股权性出资”接受的而并非是“借款”。该类“收据”当然可以作为待确权投资者与公司之间关于对出资事实与性质达成“合意”的直接证据和书面协议。同时，这也是确认其股东资格及股权权益的基础性依据。

有了出资事实与投资性质方面的证据后，选择正确的诉讼主体与程序途径是待确权投资者维权的必要条件。

公司是人合与资合相结合的产物，但对于待确权投资者之股东身份的确认存在的主要障碍性因素是公司的人合性问题。也即，正是由于公司的多数股东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拒绝认可待确权投资者的股东地位才导致纠纷的发生。但是，在此类确认之诉中，阻碍其股东身份与股权确认的股东并非是适格的被诉主体，而是应当以公司本身为被告。因为在已设立的公司中谋求确认自身股东身份的，其投资法律关系直接指向的对象是公司而不是某类股东。因此，“解释三”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因此，必须把握的是投资者具有对公司出资的事实和该出资具有“股权性投资”的性质，是确认股东资格与股权权益的实质性、基础性要件。

第五篇：股东资格的确认小论文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确认之证据效力分析

股东资格的确认是一个日久而长新的话题。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股权结构混乱而相应的法律规制又不够完善的国度，股东资格的确认在实务中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难题。在股权确认纠纷、股权转让纠纷、公司第三人诉讼中都会牵涉到股东资格的确认。

而在股东资格的确认问题中，主要就是证据的效力问题。结合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概括出股东资格确认中的主要证据：实际出资、公司章程的记载、设立登记、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实际享有股东权利。

实际出资：

公司的资本是由股东的实际出资所构成的，实际出资对于公司的成立与存续关系甚大。但实际出资是否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呢？非也，韩国公司法学者李哲松有云：“股东与其说是因出资而成为社员，还不如说因取得资本构成单位而成为社员。股份的取得是成为股东的前提，对此不得有例外。因取得股份而成为股东与因出资而成为股东显然不同，出资只是取得股份的一种方式。”该种说法给笔者很强的启发，是否可以认为股份的取得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充分必要条件。若是，股东资格确认中的问题即可引入到股权取得中来。言归正传，由此可见，股东资格的确认归根结底是确认股权取得的问题，而实际出资仅是股权取得的方式之一，实际出资作为证据的效力仅覆盖于股权的原始取得。

举一反例也可说明问题，我国《公司法》第26条规定：······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根据这一规定，假定10个股东设立一个注册资本为15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实行分期缴纳，股东们共同约定首次出资额3万元由其中一个股东缴纳，那么，该公司成立时，其余9个股东虽未出资，但仍然可以合法地取得股东资格。可见，实际出资对于证明取得股东资格必须通过股权的取得连接，实际出资既非取得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

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是指公司必备的规定公司组织与活动基本规则的书面文件，是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的全体股东共同一致的意思表示。我国《公司法》第11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对于公司章程与股东资格取得的关系，在英国，公司章程的签署人被视为已同意成为公司的股东，在公司章程注册后立即成为股东，并不一定要把姓名记入股东名册。可以说，英国公司法，认为章程记载是确定发起人股东资格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确定非发起人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通过对公司章程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公司章程兼具对内对外两重效力。首先，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签署公司章程的行为可以看作是行为人要求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而列明股东签署的行为和公司提交章程登记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其他股东对于该股东的认可。在对内确定股东权利义务方面，公司章程具有当然之效力。其次，公司章程经过工商登记，得以为公司交易相对人所知，对外具有公示效力。

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司章程对股东资格的认定也持肯定态度。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第十四条规定，已为公司章程记载为公司股东的，可以确认其对公司享有股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身份发生争议，应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的记载作出认定。”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公司章程作为证据的地位实则十分尴尬。在对外效力上，由于工商登记部门对公司章程仅进行形式审查，公司章程的效力必然弱于经过工商登记部门选择性实质审查的工商登记。而在对内效力上，那些实际出资但是未经公司办理修改章程的“股东”，可以通过举证被依法确认为股东，公司章程实际上被推翻了。一言以蔽之，已为公司章程记载为股东可作为请求确认股东资格的主要证据，但未被实际记载并不导致股东资格被否认，而只要有证据证明应当被公司章程所记载即可。

设立登记：

我国的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是商业登记的一种，是指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向工商行政部门提出的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公司主体资格的申请，并被工商行政部门核准予以注册登记的一系列法律行为的总称。理论界对于设立登记的性质已趋于一致，即认为设立登记对于公司而言是设权性登记，而对股东资格而言仅是证权性登记。设立登记在解决外部纠纷方面具有最强的证明力。笔者以为，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确定力，在对外纠纷中，只要涉及到股东资格的确认就以设立登记为准。这是出于对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维护的考虑。

出资证明书：

我国《公司法》第32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且应在出资证明书上盖章。依《公司法》第74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股权转让后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笔者以为，通过法条的规定，即可看出出资证明书这一概念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出资是行为人原始取得股权的一种方式，而出资证明书不仅可以签发给原始取得股权人也可以签发给继受取得股权人。其按照覆盖范围而言应该广于前面提到的实际出资。

有学者认为，出资证明书只是一种物权性凭证，其功能主要是证明股东已向公司真实出资，本身并无设权性效力。只要股东持有出资证明书就应当认定其已合法出资，但不能仅以出资证明书即认定持有人具有股东资格。持有出资证明书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没有持有出资证明书的也可能被认定为股东。因此，出资证明书在认定股东资格中也无决定性的效力。

本人以为，向公司实际出资以及依法继受和出资证明书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又关键的。之前已经证明实际出资和原始股东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举的例子就是分期交付出资。而出资证明书能否与原始股东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呢？对于出资证明书的证明效力是否应该区分原始股东与继受股东，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股东名册：

股东名册是有限责任公司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必须置备的用以记载股东及其所持股份数量、种类等事宜的簿册。《公司法》第33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各国法律普遍认为，股东名册具有当然确认股东资格的法律效力。如英国1985 年《公司法》第 22 条第2 款规定: “ 所有同意成为公司成员, 而其姓名已记入成员登记册的其他人士,均成为公司的成员。”我国 《公司法》第33条第2款规定，“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

张行使股东权利”，这一规定赋予了股东名册在股东资格确认中的优先效力，即在公司股东名册中有记载的股东，可以凭此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无需其他证据的支持。对于公司的其他股东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明显、充分的证据足以推翻股东名册的记载情况的，也应当认可记载股东的公司股东资格。

如果公司依法置备股东名册，则依据《公司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股东名册对内可以作为无需举证地用以确认股东资格的证据，但如有相反证据，也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来推翻其证明力。但是基于我国目前对公司股东名册监管不到位，股东名册置备系公司单方行为，其真实性无法保证，公司违反如实记载义务的成本偏低，所以，如果股东名册没有记载也不必然就没有股东资格，公司不能以股东名册未记载为由而对抗真正的权利人主张股东资格。

实际享有股东权利：

一般认为，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是股东资格取得后的结果，而不是用以确认股东资格有无的依据。但已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当事人，往往其与公司有关的各种经济关系已趋于固定，一旦否定其股东资格，必将影响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所以，从维护稳定性角度出发，对于已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当事人，除非涉及到违反强行法的规定，原则上应尽量有条件地确认其拥有股东资格。

笔者以为，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对于股东资格没有任何证明力。

各项证据的效力笔者已经分析完毕，但是各项证据之间效力位阶如何，又该如何运用呢？通过学习，笔者发现，我国关于股东资格确认中证据的效力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公司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二是三层次论，即源泉证据、效力证据和对抗证据相对论。此外还有绝对论（即认为无需判断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具体情形，认定某一个文件或某一组文件具有绝对优先证明效力即可解决所有问题）、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相对论（与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同属于相对论，与绝对论相对立）。但笔者以为绝对论忽视具体情形，对证据效力采取“一刀切”有失偏颇，而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相对论与公司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实质上异曲同工，所以在此并不讨论。

公司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的主要观点是：实际出资、出资证明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为实质证据；设立登记、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为形式证据。处理对内关系时，适用实质证据；处理外部关系时，适用形式证据。实质证据中出资证明书证明力最高；形式证据中设立登记证明力最高，章程次之，股东名册最后。该种分法笔者以为虽然考虑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还是存在不足：

一，对形式证据与实质证据的区分标准并不明确。不能仅依能否为公司外部人所知而作此分类。根据各国立法例来看，股东名册在对内确认股东资格中均有优先的效力，而将股东名册列为形式证据，显然忽视了其在对内确认股东资格案件中的证明力。

二、实质证据存有漏洞，按照公司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的说法，实质证据中有：实际出资、出资证明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前面已经提到，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对于股东资格没有任何证明力，而实际出资仅对原始股东有证明力，实质证据所有的效力全部落在出资证明书上，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刘俊海教授所提出的三层次论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他通过整合而将六种证据分成了三层，即：

一、源泉证据，源泉证据也称基础证据，是指证明股东取得股权的基础关系的法律文件。它包括

1、股东原始取得股权的出资证明书；

2、股东继受取得股权的证据，包括股权转让合同、赠与合同、遗嘱、夫妻财产分割协议、共有财产分割协议。

二、效力证据，对上市公司而言，是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股权登记资料；对非上市公司而言，是公司置备的股东名册。

三、对抗证据，对抗证据主要是指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在案的章程等登记文件。

三层次说主张，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前提下，尊重源泉证据的效力。笔者以为，这种分法是对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的修正。在外部关系上，刘俊海教授主张设立登记的绝对证明力。而在内部关系上，刘教授将实际出资和出资证明书相整合，并融入了继受取得股权中的相关证据，而形成了源泉证据的概念。同时主张股东名册对于内部股东资格的优先推定效力。除非有相反的源泉证据推翻，否则股东名册在股东资格认定的过程中有优先证明力。可见刘教授把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和公司章程的签署从六大证据中剔除，对证据群进行了简化。

笔者以为，三层次说最大进步，就是把实际出资与出资证明书之间模糊不清的关系进行了整合。但是整合的是否合理还值得研究。另外，源泉证据与对抗证据之间的关系，刘教授似乎未及阐述。有学者认为，刘教授的该种划分方法似将源泉证据至于最高地位，由此就会产生在遇到隐名股东资格确认的问题时三层次说的不济。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笔者认为源泉证据的运用应该是存在于对内确定股东资格的案件中，在存在善意第三人的案件中，对抗证据则具有最高的效力，无须谈源泉证据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