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身份认定若干问题分析

第一篇：股东身份认定若干问题分析

股东身份认定若干问题分析

众所周知，公司股东身份（资格）的认定关系到投资人在以公司为联结点的法律关系体系运作过程中的权利配置与责任负担。除了股东身份确认之诉外，各类股东权（如表决权、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派生诉讼权等）的行使、股东会各类决议效力之异议等多类纠纷案件中，股东身份的认定标准都是一个重要的先决问题。新《公司法》的实施，仍未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拟就公司股东身份与股东权的关系、股东身份的认定标准、股东身份认定的权力归属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股东身份与股东权

有学者认为，股东即股权所有人。凡拥有股权者即为拥有股东资格，凡失去股权者即为失去股东资格。因此，凡可依法证明其股权有效存在者，即为股东。反之，凡可被依法证明其股权为无效或者是丧失者，即不为股东。依照不同的公司形态以及不同的资本表现形式，证明股权有无的方式可为协议、公司章程、出资证明、股份证书、股票、股东名册以及公司注册登记等。总之，不管以何等方式来证明，只要证明其为股权所有权之人，即可主张其股东资格之拥有。

[1]

在确认股东身份（资格）问题上，简单地把股权享有作为股东身份的判断依据可能会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在判断股东身份与股东权享有的逻辑关系上，应当是由股东身份产生股东权而不是相反。股东权的定义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股东权是股东基于其股东资格而享有的从公司取得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

[2]否则当我们在讨论股权拥有的标准时，就会陷入循环论证的境地。其次，协议、公司章程、出资证明、股份证书、股票、股东名册以及公司注册登记等文件对于股东身份问题的证明指向未必是一致的。他们能够证明什么，取决于我们对于股东身份确认标准的选择。以出资证明为例，在以出资作为股东身份确认标准的情形下，出资证明无疑可以确认股东身份；但如果股东身份确认是股东名册登记，股东身份的取得可能是在出资证明取得之前，换言之，出资证明或许可以证明股东身份，但他不能作为股东身份取得的标准。此外，出资证明书的功能主要是证明股东已向公司真实出资，本身并无设权性效力。只要股东持有出资证明书就应当认定其已合法出资，但不能仅以出资证明书即认定持有人具有股东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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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股权本身是一种权利体系，而不是单一的权利体。在很多情况下，投资人的股权是不完整的，投资人取得完整股权有时是一个动态的甚至是变化的过程。在这些情况下，股东身份的取得并不能反映具体股东权能（利）的取得。

第四，导致审判实践中把股东权的行使作为股东身份的判断依据，而股东权行使在外在形式上并不具有排斥效应。如股东享有查阅账簿的权利，并不排斥其他不具有股东身份者查阅账簿；在存在名义股东情况下，名义股东违背实质股东意思的表决行为或参与利润分配的行为也未必就能用来确认其股东身份。

第五，把股权享有作为股东身份（资格）的判断依据会造成对案件性质或证明方式的判断失误。〔案例〕孙某的儿子在A公司求职,A公司是由股东5人组成的有限公司，该公司股东张某告知孙某:公司准备扩张，如果孙某出资5万将成为公司的股东，年终分红，其子工作也一并解决。孙某依约交

纳了5万元，A公司发给孙某股东卡，其子也在A公司谋得一个职位，第1年孙某分红得红利4300元，但之后两年不见公司分红。在此情况下，孙某向法院起诉，要求A公司返还股本并两年股东红利。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股东身份的确立问题，即公司的投资者在何时以及怎样在法律上确立起股东的身份，股东身份确立的标志是什么? 就该案而言，应从“股东卡”人手，如果“股东卡”基本上反映了出资证书的记载事项，应认为孙某的股东身份，反之则认定孙某的债权人身份，进行相应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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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该案涉及两个层次的争议，一是股东身份问题，二是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问题。解决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并不能必然解决第二个层次的问题，而该案的诉讼请求是利润分配请求权问题，法院选择“股东卡”是否反映出资证书的记载事项作为案件判断的关键也是要解决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问题，而不仅仅是股东身份问题。法院之所以会错误地将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置换为股东身份纠纷，原因可能就是简单地将股东身份与股东权等同起来。而在未确定股东身份的前提下，出资证书并不能证明存在股东的出资行为，最多只是证明了行为人对公司投入了资产。因为出资权是股东的权利（同时也是义务），非股东的出资行为不能产生公司法上取得利润分配请求权、表决权等效果。非股东的出资行为充其量能够产生的是债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只有在确认股东身份的前提下，出资证明才可以用来证明股东权体系中利润分配请求权、剩余分配请求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的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草稿）第13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股权受让人受让股权之后，公司未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或者未将其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公司履行签发记载义务。但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有证据证明未与出资人达成出资协议，或者未承诺接受股权受让人为股东，主张公司不应承担签发记载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事实上也是对此作出了区分的。

二、股东身份确认的标准

那么股东身份确认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有的学者提出了“股东资格形式特征与实质特征分析路径”，认为公司登记机关对公司股东的登记、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属于股东资格的形式特征，签署公司章程、实际出资、取得出资证明书及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属于股东资格的实质特征。形式特征的功能主要是对外的，是为使相对人易于判断和辨识，它在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争议中对于股东资格的认定比实质特征更有意义，而其中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公示性最强，又优先于其他形式特征。实质特征的功能主要是对内的，用于确定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在解决股东之间的争议时其意义优于形式特征，而其中签署公司章程反映行为人作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又优先于其他实质特征。在个案中，可以抽象地说，当在案件中发现与股东上述特征相关的证据相互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应当按照争议当事人的具体构成，优先选择适用相应的证据，对股东资格进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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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方法在结果上很可能导致在不同的案件中由于当事人的不同，同一个主体在股东身份确认上的不同结果。这对于一个相对民事法律关系而言，由于判决既判力的相对性，或许可以接受。但是对于确认身份关系的诉讼，其既判力往往具有向一般第三人扩张的效力，这就容易引发裁判权之争，因为先作出的判决会具有确定股东身份的效力。此外，由于商法上的外观主义原则，股东身份是和一系

列登记、记载制度相关联的，而这些登记、记载又是向公众开放以取得公示的效力。如果允许在股东身份确认上根据内外法律关系的不同作出不同的判断，当事人依照不同的判决要求进行登记、记载的时候，以哪一份判决为准呢？我认为，对于身份判断的标准，必须要有一个一元的、最终的标准，多元主义、分别讨论的路径是不可取的。事实上，对外在关系上，只需从信赖保护原则出发给予救济，并不需要赋予这种信赖以设权的效果。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一元的、最终的标准落脚于何处。按照我国《公司法》（2006）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06）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公司设立过程中依次参与下列与股东身份的认定有关的程序：（1）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签署公司章程，在公司章程上被记载为股东；（2）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缴纳首期出资，经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3）依照《公司法》第三十条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在公司登记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公司设立登记，公司登记簿上记载为公司股东，供社会公众查阅；（4）公司成立后依照《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5）公司依照《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置备股东名册，记载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股东的出资额以及出资证明书编号。在这些程序中，哪个程序能够作为认定股东身份的标准？

目前, 各国公司法的理论与规则关于股东身份的界定有两类标准, 即出资标准与记载标准。

记载标准是以股东是否被按照特定的程序记载于特定的法律文件作为确定股东身份的标准。依照法律文件的不同又有股东名册标准、章程标准、公司登记文件标准等。如美国《标准公司法》（2002年修订版）规定, “股东”是指在公司记录中股票以其名义注册的人或者股票的受益所有人, 后者的权利以公司存档的指定人证书所赋范围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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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公司法实施前的一些司法判例也表明，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是我国法院在确认股东资格案件中着重考虑的因素。

有学者提出，对于记名股东，以股东名册的记载作为确认股东权的标准。

[7]由于公司登记程序在先，公司备置股东名册在后，如果采用这样的标准，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公司的成立与股东资格取得的脱节，即存在一个没有股东的公司存在时期。对于记名股东而言，在股东名册的记载以前，投资人的身份是什么？传统股东权理论中股东要求公司进行股东名册记载的权利是否就没有了？如果记载的股东出资有瑕疵，其股东权是否仍然圆满？如果公司拒绝在股东名册上记载，投资人如何得到救济？此时，投资人与公司是什么关系？ 这一系列涉及公司制度方方面面的问题可能都要重新设计方案加以解决，得要通过完全重构公司法才行。不管什么时候，现存法律限制着制度安排的演化范围。尽管法是可以变化的，但至少在短期里，它制约了安排的选择。

[8]

就域外的制度看，英国公司法对于签署了公司章程而在公司注册时未登录于股东名册的，也视为股东。

[9] 并没有把股东名册作为最终依据。事实上，选择股东名册标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对第三人提供信赖保护。在英国法上，这是通过禁反言制度实现的。禁反言也可以产生公司成员。禁反言产生公司成员是由于某人允许将其名字出现在成员登记簿上予以记载。

[10]笔者认为，由于对于错误登记的信赖主体是第三人，而股东身份虽然涉及到第三人，但其所反映的主要是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的内部关系。用确认内部关系的方式来解决外部关系问题的方法是否妥当，值得讨论。其实对于这

个问题完全可以采取非公司法的方法来解决，即不确认错误登记人的股东身份，而只是依照侵权法要求其承担因信赖产生损失的赔偿责任，这就能够提供足够的救济了。日本2005年新公司法第二章第二节专门规定了“误认的责任”，其中第589条“实施了使人误以为是股东行为者的责任”确定了以清偿公司债务为原则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去确认什么股东身份。

册标准的主要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此外，实践中，很多公司股东名册记载不实甚至没有置备股东名册。股东名册与不动产物权登记相比较也有登记主体不同、公信力不强等问题。股东名册仅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具有推定的证明力。易言之，在有相反的源泉证据时，股东名册可以被推翻。

[12][11]解决了这个问题，选择股东名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草稿）第14条第2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未置备股东名册，或者因股东名册登记管理不规范，未及时将出资人或者受让人记载于股东名册，但有证据证明其以其他形式认可出资人或者受让人股东身份的，出资人或者受让人可以依照前款向公司主张权利”。可见，公司没有股东名册并不妨碍股东身份的确认以及股东权利之行使。因此，把一个可以被推翻的文件作为确认股东身份的标准难以保证作为身份认定标准的安定性，也不利于交易秩序的稳定。但是，该解释草案把出资行为作为股东名册更正的依据并不妥当，出资行为并非股东身份取得的标准。

出资标准是指以投资人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作为确定股东身份的标准。汉密尔顿提出，认购或者同意购买股份的人在完全支付认购价款之前不能成为股东。

[13]有人认为，投资人用出资为代价，换取成为公司成员的资格，藉以享受公司为之带来的各种经济利益。这就是投资人出资的本质目标。从股权本身的性质而言，股权本是一种资格性权利，股东资格是股东向公司投入自己的财产后，以自己的财产权换取的。从这一意义讲，不向公司投入财产，就不能取得公司的股东资格。因此，实际出资应当成为确认股东身份的实质要件，这才符合股东设立公司的真实目的。

[14]

新《公司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足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明确把出资填补责任作为股东的责任，也就是说，只有具备股东身份才承担出资填补责任。如果把出资作为股东身份的认定标准，那么出资填补责任的适用范围就会大大缩小，起码未出资者就不必承担了。笔者认为，股东身份与股东权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股东身份的取得并非基于投资人出资行为的完成，而是投资人对公司出资义务的承担。可以说，决定股东身份的是责任，而不是什么权利。正如英国法官Farwell J在Borlands’ Trustee v Steel Brothers & Co Ltd案判决中所说：“股份是用一定数量金钱来衡量的股东在公司中的利益，首先是因为责任，其次才是利益。同时还有所有股东与公司的一系列相互承诺，尤其是依据《1862年公司法》第16条（现为第14条）。含有公司细则内容的契约就是该股份的一个初始源流。” 15]而在德国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中，会员身份在出资义务到期时就成立了。

[16]当投资人在公司章程上签字时，意味着其对成立后公司承担了出资的义务，从而取得准股东（设立中公司的成员）地位。准股东地位意味着除了在对外关系上不享有股东所具有的有限责任优待，准股东具备股东所具有的一切条件。一旦公司依法成立，缔约人即成为公司股东。而我国香港地区《公司条例》第28条(1)也规定，“在公司章程大纲内签署的股份认购

人，须当作已同意成为公司的成员，并须在公司注册时作为成员记入公司的成员登记册。” 这意味着即使公司没有对他配给股份或将他的姓名记入名册，而他又与公司毫无瓜葛，他仍然是公司的成员。

[17]在英国公司法中，颁发公司注册证则意味着将公司股东合并为法律上的人（法人），并且在章

[18]程有要求的情况下限制其责任。

因此，在公司成立的情况下，签署公司章程应当成为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身份认定的标准。新《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这也为签署公司章程作为认定标准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股东身份既体现着股东与公司法人之间的永久关系，也代表着许多具体权利和义务。章程对股东身份的这种确认效力是由章程的性质所决定的。公司章程是公司成立的基础性法律文件,是公司法律人格的书面表现形式,它规定了公司构成的基本要素。作为股东身份具体表现的权利义务内容,是依公司章程确定的，而这些由章程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内容具体体现了股东的资格。作为公司法人最为主要的象征之一，签署章程同时表明签署者愿意成为公司这个社团法人的成员之一。因而，以签署章程作为股东身份确认的法律标准具有典型的意义。

而股东在签署章程后的出资行为则与股东权有密切联系。股东权是一个集合性权利体，而非单一的权利。股东身份的取得能确保股东享有出资权和信息权（如查阅账册的权利），而诸如利润分配请求权、表决权和剩余财产索取权等权利则取决于出资行为的完成情况。因此，可以说股东身份的取得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而股东权的取得有一个逐步完备的过程。正如所有权在设立抵押后其权能受限相似，股东权也会受制于出资状况等因素。如德国股份公司法第134条2项的规定：“在全部支付投资款后，表决权才生效。章程可以规定，在支付了法律或章程所规定的更高的最低投资款后，表决权才生效。在这种情况下，已支付的最低投资款只保证一票；在支付了更多的投资款后，表决的比例关系也根据所支付的投资数额进行调整；如果章程中没有规定，表决权是在全部付清投资款后才生效，并且对任何一份股票都还没有付清投资款，那么选票的比例关系根据已支付的投资数额加以调整；已支付最低投资款的保证一票。只有当票数的一小部分是为有表决权的股东提供全票时，对该部分选票才予以考

虑。”

题。

三、股东身份认定的权力归属

谁来确认股东身份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学者提出，股东权的确认，是法律赋予的公司权力之一，是公司的内部事务，属于公司自治的范围，根据私法自治原则，股东权的确认标准首先要看公司自己的意思表示，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公司承认这个人是公司的股东，他就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国家不能强行干预，也没必要强行干预，只有在公司自身不能确认的时候，才可由法院来进行确认。

[20][19]在股东出资不足的情况下如何限制其股东权的行使是完善我国公司制度的一个重要课

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同样把股东权等同于股东身份，对这一问题不再赘述。事实上这里是在讨论股东身份问题。股东身份的确认，恰恰不是纯粹的公司内部事务，且不说基于股东身份产生的出资责任与公司债权人的关系已经不是公司内部事务，即使在公司与股东关系以及股东与股东关系上，股东身份的确认也绝不是公司自治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股东资格的确认是一个公共问题，只能由司法的权力加以解决。事实上所谓公司自己的意思，在涉及股东资格问题上，主要是多数股东或控制股东的意思。因此，这是基本权利保障的要求对公司民主的限制，是防止在资本多数决制度基础上形成多数资本的暴政，防止大股东利用公司架构下形成的优位对小股东赤裸裸的剥夺的需求。股东资格是股东权利的基础，把股东资格（或者股东权）的确认交给公司自治等于把公民的基本权利交给政府（行政机关）来判读一样危险。

对于这个问题，域外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思考。英国公司法上要求对于公司细则的变更不得剥夺法院给与股东的权利。在Dafen Tinplate Co v Llanelly Steel Co(1907)Ltd 一案中，Llanelly Steel Co试图通过修改公司细则，使得公司能够以普通决议的方式强制任何股东按照董事会所确定的合理价格将股份转让给其他股东，并以此挤出公司股东Dafen Tinplate Co。法官

Peterson.J认为，多数股东强制转让的权力的行使不能轻易地取决于多数股东的意愿。

[21]在另一个方向上，德国法上认为股东的成员资格是一种主体性权利。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开除股东，不仅要求股东大会作出开除决议，要求向股东宣布，而且要求类比适用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德国《商法典》第117条、第127条、第133条和第140条的规定，提起开除之诉。这样就由法庭审查开除的理由，并通过法院判决来确认开除决议。

[22]因此，笔者认为，公司对于股东身份认定的权力，只能是建立在公司管理和契约履行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契约上的权利，而不带有任何裁判、判断的意义。股东资格确认是一个身份判断的行为。股东资格确认的标准是一个法律规则问题而不是什么私法自治。股东资格确认的权力只能由司法机关享有。对此，有必要在公司制度上设计专门的股东身份确认的程序。在程序设计上建议采用公司内部机制与司法确认机制两个层级。在内部层级，由投资人向公司提出确认股东身份请求，对于确有依据的，公司应当在一定时间内召开临时股东会明确其股东身份。对于公司拒绝确认，或股东会决议认为不具有股东身份的，投资人可以启动外部层级机制，提出股东身份确认之诉。对于股东会决议认为具有股东身份的，持有异议的股东也可以启动外部层级机制，提出股东身份确认之诉。

第二篇：股东身份证明书

股 东 身 份 证 明

（自然人）

注：提交人应在身份证复印件上注明：“内容与原件一致”字样 篇二：4-股东身份证明

新公司成立时,需要用到的股东身份证明

股 东 身 份 证 明 篇三：股东身份证明表

股东身份证明表 民或城市居民由所在乡、镇或街道办事处签署意见。停薪留职或离职退休人员由原单位签署意见。2.异地人员须提供当地暂住证明。

第三篇：浅析股东资格的认定问题

浅析股东资格的认定问题

浙江万盛律师事务所毛卓良

摘要：股东资格是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是其作为股东发生与公司有关的法律关系的前提。本文从认定股东资格的两种理论学说出发，对股东资格认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缺乏的两种情况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股东资格；实质要件；形式要件

一、对认定股东资格的两种学说的看法

关于认定股东资格的标准存在两种学说，一为实质说，即以是否实际出资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标准。另一为形式说，即以是否存在形式上的证明来认定股东资格。

首先来分析实质出资与股东资格的关系。“在世界范围内，自有公司制度以来，以出资或认购股权作为获取股东资格的方式，从来就是最主要、最为核心的法律方式。”实质说强调实质正义价值，以民法的意思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主张谁出资谁收益，实际出资人当然应成为公司股东。然而实际出资是否就能与股东资格之间完全无缝隙地画上等号，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诚然，股东出资是成立公司的基础性要素，也是投资人取得股东身份的最直接最主要的方式之一，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是一种根本违约行为，将导致其股东地位的丧失，当然不能取得股东资格。但是在实践中存在大量出资而未取得股东资格或者未出资而取得股东资格的情况。前者如隐名股东的存在，而后者在我国《公司法》采取缓和的法定资本制后更是常见。因此，如若固守股东因出资而取得股东资格的观念将无法跟上，当下实务中大量出现的出资与股东资格的取得相背离的情况，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当事人对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自由安排。故笔者认为实际出资可以作为判断股东资格的重要标准之一，但不应当为唯一的标准，更不能作为具有确定性的不可推翻的标准。

其次分析形式说的观点。这种学说是指以股东是否被记载于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等形式要件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该说认为股东应该符合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形式特征。股东制定章程、公司登记、签发出资证 虞政平：“股东资格的法律确认”，载于《法律适用》2003年第8期。

明书等行为均属于要式法律行为。而要式法律行为是依据法定的形式要件判定其行为的效力，而不能依据其他的事实证明其效力。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的纠纷将变得很容易判断，即凡是在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公司章程或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东为公司股东，其他的实际出资人不予认可。这是因为认可实际出资人的法律地位会导致以名义出资人的名义形成的所有的法律关系的效力被全盘否定，从而使与公司有关的法律关系变得不稳定，损害善意股东和第三人的利益，这也不利于公司的登记管理，并可能为某些单位和个人采用隐名的方式暗中投资并操纵经营提供了法律保护，助长了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公司法是一种典型的团体法，应优先适用团体法的一般规则，注重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采取实质说将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这将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秩序。因此，形式说更加强调形式正义价值，以商法的表示主义为其理论基础，认为内心的效果意思不是意思表示的成立要件，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应该以表示行为来最终确定。相比较而言，形式说偏重于考量形式正义，旨在使法律行为易于识别，从而保障交易安全和维持法律关系的稳定。

二、股东资格认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都不全面。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反映了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价值冲突。相比较而言，实质说片面强调了实质正义而忽视了交易安全的的维护；形式说则相反，它片面强调了形式正义而忽视了对实际投资人的保护。对于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着眼于适度平衡投资安全与交易安全的社会需求，寻求务实和灵活的解决方式，公正合理地处理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问题。笔者认为，一个完整的毫无争议的股东资格当然应该具备如下实质要件加上形式要件：1）完全正确地履行了出资义务并获得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书；

2）在公司章程中被记载为股东并且签署公司章程；3）在公司股东名册中被记载为公司股东；4）在工商部门登记为公司股东。这样一个股东就具有了从推定为股东到有对抗效力的完整的股东身份。但实际上正是因为上述要件中欠缺了其中某个或某几个而导致在股东资格认定上产生了各种问题。现针对几种常见的欠缺上述要件的股东资格进行如下认定分析：

（一）欠缺实质要件的情况

1、出资瑕疵

若某股东出资不实或者不符合法律或出资合同的约定，此时可否因出资瑕疵而否认其股东资格呢？笔者认为，如果该股东的出资瑕疵严重到影响公司的设立，导致公司无法顺利成立，此时自然不应将该出资人视为公司的股东，而是让其承担公司设立失败的后果，并且应当对履行了出资义务的其他发起人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出资瑕疵尚未影响到公司的成立，而只是使公司在成立时资本不充足，此时应当承认该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否则将会导致公司股东缺位,不利于公司稳定运营、保护第三人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但对于瑕疵出资者未严格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根据公司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应该让有瑕疵出资行为的股东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当然,由于瑕疵出资人的出资并未全部到位,其股东权也应当受到限制,其股东权利只能在出资范围内行使,未出资部分不得行使，例如在公司收益的分配方案方面可以相应地减少该股东的红利或者在股东会表决上降低其表决权比重。但是，是否应当对出资瑕疵的股东的知情权进行限制，理论界和实务界是有争议的，笔者认为不应该限制该类股东的知情权，因为知情权相比较股东收益权而言更具有共益的性质，且这也是公司治理的需要，否则公司将实际沦为某些或者某个别股东个人的工具。而且虽然不限制知情权，但是对于股东表决权的限制能起到相同的效果，甚至能起到督促瑕疵出资的股东补正其出资行为的效果。

2、隐名股东的问题

隐名股东是实务中认定股东资格方面最常见的一个类型的纠纷。由于名义上的股东并非实际出资人，一旦因为到底何人能真实地享有股东权利而发生争议时，确定认定股东资格标准就成为了解决该类争议的最关键之所在。在认定有关“隐名股东”的资格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作出这种利益安排的原因是否是为了规避法律。由于法律对一些投资主体的资格进行了一定限制，故有一些不具备投资资格的主体为了规避法律而与他人协议由其出资但由他人成为挂名股东。例如，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是被禁止从事或者参 我国《公司法》第28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不按照欠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此处隐名股东的说法实有不妥，因为股东资格尚未确定，仍不能肯定该不出名者是否为股东，实际只是出资人而已。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故且称呼为“隐名股东”。

与赢利性活动的人，公务员不能成为股东，一部分党政干部为了牟取巨额利润，利用手中的职权以隐名股东的身份参股公司经营。于此情形，这种做法违背了法律中的禁止性规范，因此不应该认定该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对于该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就股东资格进行安排的协议，由于该协议的目的是规避法律，属于《合同法》第58条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的情形，因此该协议无效。此时，隐名股东当然不能取得公司股东的地位因此也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如果并非为规避法律，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双方自愿作出这种安排，此时不能简单地断定谁具有真正的股东资格。应该根据发生法律关系的主体具体牵涉到哪几方来判断。1）如果仅仅是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关系，而无关其他，这就可以根据双方之间事先约定的协议来处理。因为公司法属于私法性质，尊重当事人对自身利益进行的自主安排，因此在不涉及双方以外他人利益时，应该按照双方之间的约定来处理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此时依合同法来调整。2）如果涉及到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又分为两种情况。如果公司不知晓该隐名股东的存在，则不应当仅凭双方之间的约定而认定该隐名股东具有公司股东的身份。如果公司知晓该隐名股东，例如该隐名股东参与过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活动，于此应当视为公司认可该隐名股东是真正的股东，因此如果该隐名股东请求行使股东权利应当支持。同时该股东也应该遵守《公司法》为股东规定的义务，例如对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的相关股东的表决回避，此外隐名股东也应该像其他股东一样承担出资不实的责任等。3）但是当法律关系主体涉及到公司以外的第三人时，判断的标准又有变化。不知情的第三人，如果其出于相信了工商部门的公示而将显名股东当成真正的股东与之进行了交易行为或其他法律行为，此时应严格遵守外观主义，认定该行为发生完全的确定的效力，法律后果由该显名股东承担。这是因为工商部门的登记具有对外的公信力，第三人因相信登记而产生的信赖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特别地，不管“隐名股东”的资格是否被承认，隐名股东均不得与名义股东约定隐名股东只享受利益不承担风险，这些将会被认定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保底条款，而非隐名投资合同关系。

（二）欠缺形式要件的情况

如前所述，能够确认股东资格的证明性材料有四种，分别为工商登记簿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当这四种材料记载的股东名字同一时，具有最完整的证明效力。但若记载不一致时，则又会产生依何者来认定股东资格的问题。

工商登记是指公司登记的主管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法定的公司登记事项进行审查、登记注册的一种法律行为。公司的登记包括公司的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和分公司的登记。公司登记中关于股东资格的等级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证权性的登记，其本身不具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的效力。在确定股东资格的四种证明材料中，工商登记的对外公示力是最强的，在设计第三人的公司外部法律关系争议中具有最强的证明效力。如果第三人与公司或公司的股东发生关于股东资格的纠纷，第三人完全可以直接依据工商登记要求登记记载的股东承担相应地责任。

出资证明书是根据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公司法》第32条规定，有限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是一种要式证书，必须记载《公司法》规定的事项，并由公司盖章。但是出资证明书其本身并无创权性效力, 它仅是一种物权性凭证,其功能主要是证明股东已向公司真实出资。出资人出资后,只要公司一经核准登记成立,出资者就当然地转化为公司股东。因此出资证明书可以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最初证据，即在无相反证明的情况下，可凭出资证明书确认某一股东的身份。

而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具有对内效力，在处理公司与股东内部之间的关系时可以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依据。如果公司依照章程记载或者名册记载的股东名单为一定行为，可以认定公司履行了应尽的义务。但如果章程或名册的记载与工商部门登记簿不一致，例如在股权转让过程中，股权受让人在得到公司的确认并修改公司章程加以记载后，由于某种原因还未到工商部门变更登记，此种情况下的股东资格争议并不能单纯以公司章程记载的内容来解决。而股东名册不需要进行登记，故其对外的效力更不能与登记簿相比。因此在涉及到他方利益时，还是应该优先考虑登记簿的效力。

因此可见，确认股东资格应该结合实质说和形式说各自的合理之处，并且考量纠纷的各方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应当重视形式说的形式要件的公信公示力，将形式要件作为股东资格认定标准；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实质说在调节公司和

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上的优势，涉及当事人之间的有关协议，如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内部关系的约定等，只要不违反法律的效力性禁止性规范，即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参考文献

1、吴晶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初探》，载于《经济师》2008年第9期

2、虞政平，《股东资格的法律确认》，载于《法律适用》2003年第8期

3、王成勇、陈广秀:“隐名股东资格认定若干问题探析”，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7期。

第四篇：股东资格认定

股东资格认定的相关问题阐述

李云飞

传统理论认为，股东出资是判断股东资格最重要的标准，因为股东之所以能够成其为股东，从根本上是源于其对公司的出资，所以也把股东出资称为实质要件。而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这些形式要件只是实质要件的外在表现，或者说是对股东出资事实的一种记载和证明，因此，自然人或法人如果不对公司出资便不具有股东资格。

一、那么股东资格如何认定？股东资格的认定，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并且是公司法案件审理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公司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理论上对股东资格认定这个问题研究不够，再加上实践中我国公司的设立和运作不规范，审判实践中各地的认定标准不一，给处理这类纠纷造成一定的混乱，急需统一规范，新《公司法》对此规定仍然比较原则，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股东资格认定也即股权确认,是公司法实务中较为常见的问题。当前发生的与公司股权相关的民事案件中,许多都涉及到股东资格的确认。由于《公司法》对此没有直接的规定,在处理相关实务时往往缺乏确定的标准。因此,讨论股东资格的认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认为，一个完整的毫无争议的股东资格当然应该具备如下实质要件加上形式要件：1）完全正确地履行了出资义务并获得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书；2）在公司章程中被记载为股东并且签署公司章程；3）在公司股东名册中被记载为公司股东；4）在工商部门登记为公司股东。这样一个股东就具有了从推定为股东到有对抗效力的完整的股东身份。

二、在股东资格取得的相关问题上面分为不同的分类标准，股东资格的取得按时间及原因而论，股东资格的取得可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是指直接向公司认购股份，包括设立取得和增资取得。股东资格的继受取得，又称传来取得或派生取得，包括转让取得、继受取得、赠与取得和因公司合并而取得股东资格。股东资格取得之必要而充分的条件是具备完整的形式要件，但在实务中，这些条件常常并不完全具备，如何通过不完整的证据来判断股东资格，就成为司法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当股东出资、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与工商登记的股东不一致，可按以下原则来认定股东资格：

1、当实质性证据与形式化证据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适用形式化证据来认定股东的资格。

2、在对内关系，即股东资格的争议发生于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或股份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也就是不存在第三人时，工商登记只具有对外公示的功能和证权的效力，应当以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记载为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如果公司章程记载与股东名册记载的内容发生冲突，原则上应坚持公司章程优先适用的原则处理，因为公司章程为社团的自治性宪章，而股东名册只是经公司章程确认的股东资格的一种记载，是由公司章程派生而来的。

3、在对外关系上，工商登记是对抗第三人最主要的证据。

三、在关于股东资格认定应遵循的原则上应采用以下原则：第一，维护公司法律关系的 定。公司作为社团，涉及利益主体众多，法律关系复杂，应当保持公司内部各种法律关系的相对稳定性。第二，遵循商法的公示外观主义。市场经济中相对人在与公司交易的过程中，通常是通过工商登记、公司章程等外观表象来判断公司及股东的资信情况，而公司法律制度规定的工商登记、公司章程等事项必须对外公示，其目的之一就是在于使当事人简化交易程序、降低交易成本，相对人不应承担公司外观特征不实造成的交易成本和风险。第三，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原则。第四，区分公司的内外部法律关系，保持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总之，因此可见，确认股东资格应该结合实质说和形式说各自的合理之处，并且考量纠纷的各方之间的关系：应当重视形式说的形式要件的公信公示力，将形式要件作为股东资格认定标准。

第五篇：干部身份认定

干部身份：

干部身份是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事管理的制度，一直沿用到今天。现在大部分的单位都在弱化这一概念。但在一些情况下还有用。比如报考公务员，一些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招聘、录取。如果没有干部身份就会有一系列的麻烦，甚至可能无法到该单位工作。还有一些职称的认定、评定，工龄的审核等也和此有关。

在中国社会体系中，公民分三中身份：农民、工人、干部。农民归农业部管理，工人归劳动局管理，而干部归人事局管理。大学生属于国家培养的专业人才，属于国家干部身份。很多农村来的朋友家里都希望孩子通过念大学而改变祖辈农民的身份（这里没有贬低农民朋友的意思），而很多人却从毕业后就莫名其妙的丢了自己的干部身份。当然也有很多是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干部身份。认为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的话我至少是四年大学毕业学士学位。其实你错了。如果你没有留住你的干部身份，可以说你的大学就是白念，而你只是个有学士学位的工人，根本没有改变你自己（就很多农村朋友来讲）。

干部身份靠什么来？靠三方协议，靠派遣证。派遣证就是你大学生干部身份的证明，假如某天你被提干时，这个就是你可以被提干的证明，因为你是干部身份。否则你就不能被提，因为你是工人。

也许很多人说：我不会被提干，那我要干部身份干嘛，我就想挣钱。[编辑本段]报到证

报到证（派遣证）：

派遣证一式两份，一份是派遣证，另一部分是报到证。派遣证在你毕业后将放入你的档案，由国家直接打到你的单位（档案属国家机密，不允许个人持有。如果你的用人单位拥有档案保存资格那么你的档案就放在单位，如果没有，那单位会掏钱将你的档案放在人才市场类的档案保存处。你过你没工作，那你的档案就直接打回原籍）。而报到证则交由你手自行保管。在这里必须要重点说的是，很多人在毕业后没多久就把报到证丢了，而当若干年后单位希望将你提干要求出示报到证时，很多就没有了，而只能再跑回某地去重新开证明，这时的证明可就没那么好开了，所以还是劝君保管好。[编辑本段]职称评定

现在要说的就是职称评定了。

大学生持报到证到单位上岗后，必须要经过一年的见习期（国家规定。相当于中专、大专的实习期）。见习期满后，本人必须记得要签“毕业生见习期考核鉴定表”，这是你转正的鉴定表（从此你就拿正常工资了），说明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人才了（见习期需要在同一单位完成，也就是你的三方、派遣证以及你的转正证明表，这三个上面盖的要是同一单位的章，否则视为无效）。紧接着要记得填写“国家统一分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认定表”，也就是初级职称评定表（这些事要你自己留心，没有人会提醒你去做的，表要到人事部网站下载）。具体可评定的职称可以到人事部网站上查询（职称最好和自己学的专业有联系，否则到中高级评定时比较难）。现在我国职称评定这块要通过考试（除艺术、工艺美术、体育教练员及广播电视播音4个系列外，申报其他初级系列都需要通过考试才能获得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采用闭卷笔答方式，实行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申报人员参加北京市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即可取得《北京市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以考试来决定你是否能评上职称。当然有些职称评定也不排除某些单位内部的人为原因。在你初级职称评完四年后，也就是你工作的第六年，你可以申请评定中级职称。再五年后，也就是工作第十二年，评定高级职称（具体可上网查）。这样你一辈子的职称就基本评定完了，所以有些幸运的人10年就可以当上“高级工程师”。在我国，无论各行各业都会有职称评定，而且相信任何单位都希望有那些有职称的人来工作，而且，就算你工作的单位没有职称评定一说，那想你如果是高级工程师，你拿的钱也绝对比别人多。而什么人能评定职称呢？有干部身份的人。所以从此看出，就算你不当官，你只挣钱，那干部身份对你来说还是有用的。[编辑本段]回京就业

说到这里，基本上一般的情况都讲完了。但有些人会问了，我不是本地生，我户口不能留这，没公司给我签三方，你说的都是屁话。呵呵，那你就错了。为什么不变通的想想呢？例如：你在北京上学，但毕业后没有公司解决你的户口，怎么办？好办！在家里找公司签三方。因为你不能留京，所以你的户口会打回原籍，而档案与户口不能脱离，所以你的档案也要打回原籍，而如果你想保住干部身份（但想在北京工作），那你就托人也好，请客也好在家找个单位把你的三方签了。然后其他和上边一样，只是一年后记得回家去办转正与职称评定。如果嫌麻烦，没关系，你就回家就业，别担心回不来北京，因为如果你有职称，那么你就可以以后来京找工作，而你也会属于人才流动，这时只要你提出单位也会适当解决你的户口问题，否则凭你打工者的身份要求单位解决你户口，梦吧你！三方协议的签署是没有限制的，与任何公司或单位签都可以，不一定要国企或事业单位，否则每年那么多大学生就业，还不80%都要丢了干部身份，国家还不成白痴了。但要保证一点，就算是三个人的小公司也能签，但不要在一年内倒闭，否则你就没有人给你签转正了，切记切记。

又有人说了，我想考研，我明年要考，我就不签三方了，随便找个活干干，挣点钱完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记住，不论任何时候，别放弃你的身份！[编辑本段]转正定级

想要不失去干部身份，也不用听某些人才服务机构的劝说。关键是注意干部身份的载体，毕业时候是“报道证”，报道证和档案转到合适的接收单位（有人事接受能力的单位或单位合作的人才服务中心）满一年后，办理转正定级手续，以后干部身份的转移就等同于人事关系的转移，干部身份的载体就是人事关系、凭该单位开出的人事关系转移介绍信转到下个单位。

对于你的具体情况来说，外资企业都有其对应的人才服务机构。你和该单位签订《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后，到学校或所在地的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开具《报道证》，再把《报道证》和档案交至企业对应的人才服务机构，就完成了人事关系的建立和转移。这与和谁签订合同没有直接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某些单位现在出于规避人力成本的考虑，不直接接受人事，劳动关系，而是通过人才派遣、租赁的办法。则你本人需注意你签订合同的人才服务机构，须有办理这一合同的资质。防止自身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如果你工作的单位管理不正规，不接受人事关系，你也可以自己找（最好是让学校推荐）有资质的人才服务机构管理你的人事档案关系

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咨询你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或所在省市的毕业生就业中心。

如果你要考研，那么你属于在职考研一类，我们分类说一下。

假如你考上了：

你6月大学毕业，7月到单位报到。第二年7月，你转正，初级职称评定。研究生9月入学。当你研究生入学时，哥们已经是有身份的人了，3年研究生读完，哥们出来直接拿正常工资了（进私企），没有见习期一说了（研究生毕业也有3个月的见习期）。如果你进国企或事业单位，那么研究生3年算工龄（我不知道私企是不是，但国企或事业单位绝对是），你出来就可以评中级职称了，哥们又赚了一大笔。所以你说你该不该保你的干部身份？

假如你没考上：

没考上更简单，直接继续工作，回头等着评中级，没差什么。

很多人总是怕麻烦，其实一切就是这么简单（我打的不简单），如果你做了，那么也许我的话会改变你的一生，如果你没做，那么就当给我捧场，也谢谢你，我们又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不过要记住一句话，别因小失大，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