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毛主席的读书笔记看你该如何读书

第一篇：通过毛主席的读书笔记看你该如何读书

通过毛主席的读书笔记看你该如何读书

第一种：摘录式笔记

在读书时代，毛泽东的笔记以摘抄为主。他身边经常带着两本本子：“讲堂录”和“读书录”。讲堂录里记载的多是老师上课的课堂笔记，在其中重要的部分都做了重点标注。读书录大多是在自修时完成的，里面抄录了全篇文章或一些精彩的段落。毛泽东在学生时代记了大量此类的读书笔记，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史料保存下来的非常少。现存的一本中抄录了屈原的《离骚》、《九歌》。

第二种：符号式笔记

在毛泽东读过的书上常常能发现各种各样的符号，这些符号代表了毛泽东对书中内容的褒贬见解。他在读德国鲍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时，逐字逐句用毛笔标上圈、点、单杠、双杠、叉等符号。文章如果写得好，他就划圈，哪一句写得好，就划哪一句，全文写得好，就在标题上划圈。谢静宜在回忆毛主席的读书生活就提到过“三个圈”的故事。她回忆道：“开始我不明白，琢磨以后我曾问他，‘主席，是不是划一个圈的您认为比较好，两个圈的很好，三个圈的特别好呢？’他微笑着点头表示同意。”

第三种：批注式笔记

除了符号外，毛泽东经常在书页上写下读书的思考和领悟，在《论理学原理》一书中，很多页面上都留下了主席工整的小楷字、在行间还有12100多字的批语。他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两个版本时，写在书眉和空白处的批语达13000字，既有对原著的扼要概括，又有赞同的评语，更有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对某些观点的引申、发挥，很多读书笔记得非常精辟，有些直至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第四种：日记式笔记

读书日记是毛泽东比较特别的一种笔记方式，除了记录下读书的心得之外，更主要的是能督促自己读书，记录下阅读的进度。

1937年毛泽东反复精读了李达的会关系《社会学大纲》，很高兴，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在“读书日记”的第一篇写道“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月7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l—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从此以后，他每日认真记了读书进度。

第五种：纠谬式笔记

毛泽东一直强调：不可尽信书。他对书中的谬误，包括错误的观点或引用不当的材料等非常敏感，一旦发现就立即在书页上指出来。例如《新唐书·徐有功传》说“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毛泽东指出这种说法不恰当，认为历史上的志士仁人“以身殉志，不亦伟乎”！《南史·孔靖传》说“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毛泽东指出此说不对，十岁为盗，长大

不一定为盗，可惜这种形而上学的推论，“今天也还有之”。在《辨证唯物论教程》旁批中，他用“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等指出了其中的不正确处。毛泽东读书非常认真、仔细，即使对错误的字和标点，也决不放过，而是—一纠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一书中把“四分五裂”错排为“四分五烈”，他就予以改正。

这些笔记是毛泽东刻苦钻研，严谨治学的最好例证，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读书精神。

第六种：评荐式笔记

毛泽东每读到具有现实意义的精彩篇章，总是热心向全党或党的领导干部介绍推荐，有时还写了书评。例如；50年代，他读了《三国志》“张鲁传”“郭嘉传”，就向党内推荐。为”张鲁传”写了400多字的书评，深刻地指出，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段斗争史。在推荐“郭嘉传”时，他希望领导干部读后得到启迪，讲话。办事一定要“多思”“多谋”，不要草率武。1965年，他读了《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因传”，觉得很值得一读，批了“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有关同志都及时地认真阅读了。这对全党的读书风气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第二篇：名人读书故事 毛主席

名人读书故事——毛主席

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很忙，可他总是挤出时间，哪怕是分分秒秒，也要用来看书学习。他的中南海故居，简直是书天书地，卧室的书架上，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书，床上除一个人躺卧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了。

为了读书，毛主席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在游泳下水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里，有时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上来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了书本。连上厕所的几分钟时间，他也从不白白地浪费掉。一部重刻宋代淳熙本《昭明文选》和其他一些书刊，就是利用这时间，今天看一点，明天看一点，断断续续看完的。

毛主席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常常带一箱子书。途中列车震荡颠簸，他全然不顾，总是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按着书页，阅读不辍。到了外地，同在北京一样，床上、办公桌上、茶几上、饭桌上都摆放着书，一有空闲就看起来。

毛主席晚年虽重病在身，仍不废阅读。他重读了解放前出版的从延安带到北京的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及其他许多书刊。

有一次，毛主席发烧到39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地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他这才高兴地笑了。

认真地学，反复地读

毛主席从来反对那种那种只图快、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他在《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除少数篇章外，都一篇篇仔细琢磨，认真钻研，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哪一方面也不放过。通过反复诵读和吟咏，韩集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能流利地背诵。《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他从小学的时候就看过，到了六十年代又重新看过。他看过的《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差不多有十种以上。一部《昭明文选》，他上学时读，五十年代读，六十年代读，到了七十年代还读过好几次。他批注的版本，现存的就有三种。

一些马列、哲学方面的书籍，他反复读的遍数就更多了。《联共党史》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各读了十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等等，他都反复研读过。许多章节和段落还作了批注和勾画。

不动笔墨不看书

几十年来，毛主席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在重要的地方划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语。有的还把书、文中精当的地方摘录下来或随时写下读书笔记或心得体会。毛主席所藏的书中，许多是朱墨纷呈，批语、圈点、勾画满书，直线、曲线、双直线、三直线、双圈、三圈、三角、叉等符号比比皆是。

无所不读

毛主席的读书兴趣很广泛，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军事等社会科学以至一些自然科学书籍无所不读。

在他阅读过的书籍中，历史方面的书籍是比较多。中外各种历史书籍，特别是中国历代史书，毛主席都非常爱读。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历朝纪事本末，直到各种野史、稗史、历史演义等他都广泛涉猎。他历来提倡古为今用，非常重视历史经验。他在他的着作、讲话中，常常引用中外史书上的历史典故来生动地阐明深刻的道理，他也常常借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指导和对待今天的革命事业。

第三篇：毛主席著作读书心得

毛主席著作读书心得——《反对本本主义》

今天，我学习了毛泽东同志所著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读后令我感触颇深，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使我更加懂得了我们无论是从事什么工作，都必须要搞好调查研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否则，就会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写于1930年5月，它是为了反对当时在红军中所存在的教条主义而写的。在当时，从1928年下半年开始，在红军中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其主要表现为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党的“六大”决议案。在当时，党的六大决议案中所规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我们党的发展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可是当时在党内有些人却认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一种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因为，革命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总会出现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就拿当时红军中的一些教条主义者来说，他们不去具体地分析和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不深入实际做任何实地的调查研究，一工作起来张口闭口就“照本宣科”，把马列著作中的经典语录教条式地照抄照搬到中国革命中来，特别是1929年上半年，一些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来到红四军工作的同志，不去认真了解当时红军中的具体情况，一味迷信共产国际的“本本”和苏联革命的经验，盲目地崇拜共产国际这一“上级领导机关”，把共产国际一些不切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指示，奉若神灵，并且一字不差地运用到红军的日常工作中来，结果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的损失。这不说别的，1934年江西中央红军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就是如此。由于这些教条主义者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观点“深信不疑”，对一些原则性问题随便发表议论，散布一些不负责任的错误思想，严重地影响了当时党和军队的团结与工作。基于此，为了反对党内这种“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前头。”，“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可以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真是太对了，无论干什么事情，你不去了解它的来龙去脉，那么，你就无法把事情半好，把工作干好，所以说，搞好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就拿我所从事的查表工作来说吧，要想成为一名好的查表员，我认为不仅应该熟悉查收方面的业务知识，熟悉用户的基本情况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用户家的人口、电话号码、联系方式以及用户家平时的用量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每一名查收员在查表时向用户去了解、去询问，只有通过这些，才能使我们如实掌握用户的这些基本情况，以便更好地做好查收工作。因为，只有认真地搞好调查研究，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工作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正确地指导我们的工作，从而打开工作的新局面。

在当时，由于这些教条主义者的影响，给我们党的工作和红军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如在当时党的基层组织和部队的基层组织中，对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论述和上级的指示，只是机械地照搬和执行，而不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这样做，只能给党的事业带来更大的损失，如“八·七“会议前党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曾经照搬苏联十月革命中的某些作法，试图在一些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由于它不符和当时中国的国情，结果连连失败，给我们的革命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所以说，本本主义要不得，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点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或者对上级的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可以说，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是对那些教条主义者的本来面目的最好描述。那些教条主义者机械式的运用马列著作中的经典论述。认为只有这样，才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如果他们这样想，那他们可就是大错而特错了。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是啊，学习马列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颠覆不破的伟大真理。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关系。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又要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出发来从事我们所为之奋斗的事业。

我们共产党人之所以能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着“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个“思想路线”也就是我们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开展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是对党应该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概括和表述。根据这一思想，毛泽东同志提出在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关系时应该做到“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

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中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 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事实也正是这样，1933年9月，江西中央红军在胜利完成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之后，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中央红军未能打垮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被迫于1934年10月从江西出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所有这些已经充分说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真是害死人，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是需要马列主义作指导，但决不是把马列著作中的原文原封不动地拿来机械式地运用，而是要与我们国家的具体实际想结合，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我们深入实际去做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只有这样，才能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想结合，在革命实践中更好地运用和发挥马列主义理论，以便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而那些教条主义者，只知道机械、教条式地运用马列著作中的某些条文，不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把它们生搬硬套地运用到中国革命中，结果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王明、张国焘就是如此。所以，我们要想克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就必须要深刻领会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做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开创革命工作的新局面，推动革命胜利前进，并在斗争中创造和发展革命的理论。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这句话说得可真是一针见血。是啊，无论是任何事情，你不深入实际去了解它，你就无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更无法

去下任何结论。所以搞好调查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人们要认识客观事物，首先要通过直接参加变革它的实践，但是一个人不能事事都亲身去接触，去实践，那就必须依靠调查研究，也就是间接的实践，因为间接的实践也是认识客观事物的重要途径。在当时，我们进行调查研究的目的，是要了解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需要得到的，是社会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同时，“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可以说，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27年初，毛泽东同志为了答复当时党内某些人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亲自深入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并于该年3月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报告对当时已经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有力地回答了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可以说，这篇相当有分量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毛泽东同志身体力行，亲自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得来的。这一切的一切告诉我们，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地拨正船头，使中国革命的这艘航船最终驶向胜利的彼岸，其重要原因，就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不断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使之更加适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句话，这也正是毛泽东同志带领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所在。因为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是啊，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充分印证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在当时，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社会性质是和革命特点有着极大的特殊性。不了解中国革命或者很少了解中国革命的外国人，是不可能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在当时，党内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可以说，这种思想是相当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批评了“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头脑的同志们”，指出他们整天坐在房子里，以为“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的天真想法，“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他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初步阐述了独立自主的思想。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这一思想真是太正确不过了，由于中国和苏联的国情不同，所以在开展革命的实践中也都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当然，这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做，即坚持了马列主义，又保证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一切也反映了毛泽东同志伟大的革命胆略和科学求实的革命精神。同时，也坚持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即群众路线，因为只有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才能更好地开展我们的工作，也才能避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给我们党的事业所带来的危害，使我们这艘革命的航船沿着正确的航向乘风破浪，驶向胜利的彼岸。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的斗争策略，只有“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只有向群众作深入细致的调查，才能形成正确的阶级估量和工作指导。相反，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的工作指导，则一定会失去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也一定会把事情弄糟。实际上，调查研究本身就体现了群众路线的思想。因为人民群众即是实践的主体，又是认识的主体；即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一句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不仅在过去，现在也是如此。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它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从以上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对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是很有预见性的，新中国的历史证明，反对本本主义，搞好调查研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1961年1月，毛泽东同志提出要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他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说，调查研究极为重要，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现在，历史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今天已经整整二十多年了，在这二十多年中，由于实行了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综合国力明显提高。所有这些，都是以邓小平和江泽民等中共第二和第三代领导人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深入群众，大搞调查研究，从而制定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富民强国的政策所得来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也仍然存在着一个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存在着一个如何进行调查研究，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同志在70多年前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这篇文章，使我深深地感到，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对于做好本职工作是多么重要，作为一名工作在查表岗位的查收员，我认为在做好查表收费的同时，更要拿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揣摩和研究用户的心理，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解决查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摸索出更好的工作方法。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我们在查收工作中去观察，去体验。之后，针对不同用户存在的不同问题，制定出不同的工作方法，也才能真正做到“对症下药”，否则，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004年10月12日

第四篇：向毛主席学习如何读书

向毛主席学习如何读书

毛泽东有怎样的读书方法?这些书又怎样影响着他的一生?如果仅仅把这个问题看作一个史学的研究课题,未免太过可惜,因为这些问题同时也可引发当代人的思考:身为精神领袖、身为领导,甚至身为普通人,应当如何对待读书。

晚年毛泽东在书房会见惠特拉姆总理

在全民阅读的背景下,我们重温毛主席的读书生涯,为的不仅是借鉴他读书的“术”,更重要的是领悟他读书的“道”,理解“读书人”毛泽东如何将读书化为实践的力量源泉。【读书理念】 读书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毛泽东留存世间的功业,多多少少可以从他倘佯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从毛泽东通过读书积累和营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过实践行动积累和创造的„人间天地‟,是有迹可寻的。”

提出毛泽东作为“读书人”的形象,不是要淡化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历史定位,而是说,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像毛泽东这样酷爱读书、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确实非常罕见。对毛泽东来说,读书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不是简单靠兴趣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而是他的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我接触到的不少朋友,都很难理解,毛泽东治党、治国、治军的实践是那样精彩,在内政、外交、国防各方面的活动是那样的丰富,他的行动能力是那样的突出,但他读的书,却并不一定比一些终生治学的人少,甚至比一些学问家还要多。人们很难相信,这却是事实。

读书是获取未知的知识,提升思想的境界。毛泽东把读书作为精神存在和思想提升必要方式,表明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要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填充那未知的空间。读书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种独特的心灵对话,思想交流。在对话交流中除了实现思想境界的提升外,还会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愉悦和审美满足。其中感受,或许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毛主席在看书学习

恰恰是因为读书、编书、荐书、讲书,形成了毛泽东鲜明而独特的文化个性,从而散发出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和智慧力量。通过毛泽东的读书生涯,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了解他的智慧源流,了解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吸收、扬弃和发展的。毛泽东留存世间的功业,多多少少也可以从他倘佯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也就是说,从毛泽东通过读书积累和营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过实践行动积累和创造的“人间天地”,是有迹可寻的。

当然时代在发展,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了,毛泽东当年读过的书,我们不是非得要读,毛泽东当年对书发表的评论,未必都是正确的。我们需要体会的是毛泽东编书、讲书、荐书的精神,特别是通过实践得出的理念,这也是毛泽东能够沉淀为一种民族文化现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读书方法】 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也要读

“毛泽东在延安时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讲这句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毛泽东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毛泽东读书有三个特点:第一,读书广博而偏深。第二,活到老,读到老。第三,真读实学,不是做样子。

毛泽东住在中南海颐年堂里面的一个院子,叫菊香书屋。他逝世后,保存在菊香书屋的书,有9万多册。不能说所有的藏书他都读过,但这些书是他进城后逐步积累起来的,用得上的,其中有不少书籍上留下他的批注和圈画。而毛泽东读而未藏的书籍,或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就更不知几何了。总的说来,毛泽东的阅读范围,可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书法、报纸杂志、丛书工具书,共11大类。

以上是毛泽东读书之广博。所谓偏深,就是除了常用的马列经典和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述外,毛泽东还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并注意其中一些细琐的观点。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和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出处。例如,1972年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乘飞机外逃,有关人员问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句话肯定是一个俗语,但这个俗语出自哪里,一直找不到。前几年,有热心的读者说这句话出自清朝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人写的一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叫《何典》。我们翻阅了整本书也没找到这句话,却意外地发现,毛泽东晚年在一次会议上说过的一句话“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居然来自这本书。

第二个特点是毛泽东活到老,读到老。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讲这句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毛泽东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75年他82岁了,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读书。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什么叫真读真学?具体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毛泽东曾对人说,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读了十几遍《共产党宣言》。在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对人说,《红楼梦》他已经至少读了5遍,此后他还读过,还让人从北京图书馆手抄过一部胡适收藏的《石头记》。

二是相同的题材内容,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他不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唯心主义的书,甚至蒋介石的书也读。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三是毛泽东还注重讨论式阅读。他不光是自己闷头读,读完以后常常和别人讨论,有时是边读边议。1959年底毛泽东还专门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了两个月,议出了许多好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在这次阅读中提出来的,这是我们上世纪8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的认识源头

毛泽东与女儿交谈学习【领导艺术】借荐书传达精神

“毛泽东是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人,这就引出了毛泽东编书、讲书、荐书的领导方法。他把书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而且毛泽东长期有一个观点,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毛泽东是政治家,编书、荐书和讲书是他的工作、领导方法。编书、荐书、讲书的前提都是读书,而且是精读之后才能推荐、编书。有的人读了以后未必真懂,而且真用,毛泽东是自己要读懂了,才给别人推荐。

毛泽东讲究读书要读懂、不能不求甚解。1931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去攻打长沙,林彪指挥,敌方火力猛,红军冲上去伤亡太大,林彪琢磨怎么样才能打下来,突然想到他读过一本连环画,里面有一种战法叫火牛阵,牛尾巴点上火,冲敌人的阵营。林彪觉得可行,于是按样照搬,结果牛畏惧敌人的枪声,往回冲到我们自己的阵地上了。

毛泽东总结教训时说林彪读书不求甚解,牛是自由主义,一定要集体主义才能打。连环画上没有把它画出来,如果读《春秋》、《左传》就明白了,火牛阵是每四头牛为一组,在他们的颈部用木头相连,这时候在牛尾巴上点上火再往前冲,这样敌人打枪,拐不了弯,只能往前冲。按照毛的方法,果然成功了。

毛泽东特别喜欢荐书、讲书,最重要是让别人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因为他是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人,这就引出了毛泽东编书、讲书、荐书的领导方法。他把书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而且毛泽东长期有一个观点,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实际上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编书,刚进第一师范学院,他喜欢文学经典,就自己到图书馆整理目录,编了一个书单有77种,然后把这个书单寄给朋友,他说这么多书我们一辈子都读不完,我们就要读好书,要读奇书。

我们再说他的荐书,荐书在毛泽东是常态化的事情,而且他经常向身边的人推荐书。他读了贾谊写的《治安策》,还专门写信让别人看,他实际上是暗示一种思想。《治安策》是讲汉武帝在歌舞升平的时候,提出盛世之下有什么危机,这是他要传达的想法。

至于他私下里向一些个人荐书,用意更具体,往往是针对一些人的情况,希望他们能从所荐之书中有所领悟。1973年毛泽东向王洪文推荐一本书叫《后汉书刘盆子传》,是写西汉末年,赤眉农民起义军要选一个人当皇帝,就从参加这支起义军的几十个刘氏后裔中,找出三个血统最近的来抽签,结果被一个叫刘盆子的放牛娃抽到了。刘盆子当皇帝后依然故我,不务正业,经常和一帮放牛娃嬉耍,终于没有出息失败下台。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无非是提醒他,凭资力、能力,王不够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学刘盆子,要注意学习、长进。这本书实际上传达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隐忧。

如果说荐书是希望人们自己领会,给人讲书,则是直接向别人宣达他的思想观点,他经常在一些会议上逐字逐句甚至逐条地讲一些重要的书,1942年他把斯大林的一本小册子一条条地讲,讲完后记录下来就是一个党性教育的教材。

毛泽东的读书小故事

● 逝世前7小时仍在看书、看文件

毛泽东是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根据当时的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满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2小时50分钟。当时,他已病得说不出话,有一次,毛泽东敲了三下木制床头,工作人员刚开始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后来,一个工作人员突然想到,当时日本正在大选,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叫三木武夫,敲三下木头,说不定是要看三木武夫的资料,于是就用手托着三木的材料给他看,毛泽东点了点头。他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7个多小时后便逝世了。

土豪家找《三国演义》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兵打仗,没有书看,很苦闷。在井冈山的时候,他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没书可读,只要见到书就眼睛发亮。有一次,攻下一个土豪家,毛泽东跟警务员去找书,只为找一本《三国演义》。土豪说,书都被你们“共产”了。毛泽东回来以后,就立下一个规定,以后凡打下一个地方,要组织专人把图书馆看起来。

1929年,他给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信说,无论如何给他搞一些书,还开了一批书单,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小事弃置。”甚至还说买书的钱你们先垫着,我再派人给你们送过去。长征初期,因为生病,毛泽东是在担架上度过的。他躺在担架上也读书,读了《国家与革命》。工作会议谈诗词

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编了两本书发给与会者,一本叫《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与会的人都不懂,会议是谈产量、谈煤炭、谈三峡建设,为什么毛主席发两本书看,而且是唐朝、明朝人写的,他们对此都不感兴趣。毛泽东在会上说,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要务虚和务实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问题,可以解决粮食问题,但同时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谈谈文学,谈谈哲学。

毛泽东的这个做法非常好。若干年后谁还记得我们议论过煤炭多少吨,钢铁多少吨,但是这些书记会对成都有印象,在成都读的两本诗词还可以背几句。这种方法应该发扬,而且外地来开会的这些干部可以扩展他们的知识领域,从实用主义稍微超脱一下,体会一下四川的大好风光有什么不行? 晚年读《枯树赋》泪水纵横

毛泽东晚年读很多诗词歌赋,这些,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与毛泽东晚年的复杂心态有关。读诗词曲赋的时候,政治、社会,理想、现实,壮志、暮年,往往能在他的感情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从中寻求心志的勉励和抚慰。他晚年反复读庾信的《枯树赋》,还考证一些词句的意思,比较各种注解,读到“树尤如此,人何以堪”这样一些句子时,年逾80岁的一代伟人禁不住泪水纵横。文/蒲荔子

第五篇：毛主席爱读书的故事

毛主席爱读书的故事

毛主席一生特别喜爱读书.几十年来,毛主席日夜操劳党和国家大事,工作一直是很忙的,可他总是挤出时间读书,即使在到外地出差的列车上,也不放过读书的机

会.有一年夏天,毛主席出差到武汉.在大“火炉”里,毛主席每天晚上都坚持看书,汗水不断的顺着脸颊往下淌.他风趣的对工作人员说:“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出了汗水,穴道了知识!”

毛主席的床上、办公桌上都放着书,一有空闲就手不释卷的看起来.他总是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按着书页.每当沉没在书中的时候,他就忘记了吃饭,工作人员催促他,他总是笑着说:“还有一点,看完在吃.”

毛主席一生读了多少书,没法估计.除了马列著作外,古代的和资本主义时期的许多暂学家的书,他都读过.文学方面的书,毛主席特别喜欢李白、李贺和李商隐的诗以及辛弃疾的词.毛主席有一部解放前出版的《鲁迅全集》,他从延安带到北京,1949年出国时还随身携带着.从50年代到60年代,毛主席总是把鲁迅先生的著作放在床边,直到晚年病重,还随时翻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