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译学史》读书笔记

第一篇：《中国译学史》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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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译学史》读书笔记

作者：刘玲

来源：《新农村》2011年第13期

摘要：本文主要以《中国译学史》为研究对象，通过该书与其他同类写史书籍的对比研究出了《译学史》的三个主要特点，以及一些存在的不足。从这些不足中得出结论，对于翻译学的研究应该是持一种辩证以及怀疑的态度。

关键词：译学研究方法辩证怀疑

一、概述

《中国译学史》是由陈福康先生主编，最初是2000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原名《中国译学理论史稿》。该类写史的书籍较多，比如王炳钦的《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方华文2005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翻译史》，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等等书籍。这些书籍都是从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来分析中国翻译史的发展。陈福康先生是我国现代专门从事中国文史研究工作的专家，主要学术成果包括《郑振铎传》，《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井中奇考》等等。对于该书，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赵秀明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名叫《从的出版看我国的译论研究》的论文。本文试图通过对比《译学史》与其他写史书籍的不同，来找出该书的优缺点，同时给出一些写史研究方法的建议。

二、本书的内容与结构

该书总共四个大部分，引言，正文，附录和后记。引言部分主要就是讲述一些该书成书的经过，以及主要的内容结构等等；正文部分一共分为四章,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包括中国古代译论的译事及论说，晚清时期的译论，民国时期的译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译论。每一小节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译者所处的历史背景，生平介绍；该译者的重要理论主张，主要的译学活动以及翻译作品等；总结该译者的地位，影响等等。从总体上来说该部分主要论述了中国译学理论的形成、转折、发展以及鼎盛的历史，为学者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译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另外附录部分主要列出一些参考书目。后记就是一些与本书写作相关的话，包括对前人类似书籍的总结和该书成书的意义等等。

三、该书特点评析

通过对比陈福康的《中国译学史》与王炳钦的《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后者是以浓缩的形式介绍了数十位古今的一些翻译大家，不那么详尽；而对于《中国译学史》一书，我粗略地概括了以下三个特点：

1.从整体来看，本书是以历史发展顺序叙述，把中国的翻译活动与历史时期结合在一起，清晰明了；如晚清时期的西学翻译热潮，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翻译热潮等等都是和相对应时期的时代背景相结合而产生的；而且同一个时期的翻译家译论、主张相似，读者易于明白。而且作为一部专史，该书内容详尽，把一些很鲜为人所知的翻译家，如古代译论部分少数民族翻译家，如党项族的骨勒茂才、蒙古族的确吉敖斯尔等，包括一些国家领导人对翻译的贡献，如毛泽东，周恩来等。

2.从目录结构来看，每一小节讲述一个翻译家，但是与其他译史书籍不同的是，它同时列出该翻译家的主要思想或者是代表作品，例如：“玄奘的五不翻”，“艾思奇的《翻译谈》”以此来作为小节标题等等。这样的目录结构让人一目了然地了解到一个翻译家的主张，或者是地位，这样对于一些只想粗略了解中国翻译史的学习者来说既可以节约时间也可以了解全面。

3.从内容来看，每提及一个翻译家，如与前面内容有联系之处，必会结合前面的内容进行阐述，分析各自优缺点。比如在提及郑振铎先生关于译名统一问题的观点的同时也总结了前人如徐继畲，傅兰雅，高凤谦，严复等等的局限性，从而说明了郑振铎先生提出该问题的重要地位。同时在介绍每一个译者的时候有褒有贬，采用辩证的眼光客观的对待，即使是在翻译界被视为泰斗级的人物，例如严复，书中评论严复多少流露出盲目崇拜雇人的错误倾向，还有就是他把雅与俗绝对对立起来，有违辩证法。所有这些作者的评论以及观点都是有根据可循的，书中作者都给出来可靠的文献来源，即使尊重作者也是对自己说话负责。

四、局限性

这本书无可厚非是一本极有价值的译学理论研究的书目，而且也享有极高的声誉，但是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有瑕疵，金无赤金，人无完人，读过之后个人觉得有以下三点不足：

1.在该书中不应该只是单独的阐述中国译论史，可以在阐述某个时期时候简单地阐述一下与之对应的该时期的西方译论的主流思想，以及对中国翻译家的影响等等，就正如《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上，讲到中国现代翻译思想时，作者就把中西翻译思想融合起来讲，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一则促进各自的发展，二则可以让读者了解更多有价值的知识。

2.前面提到该书的内容详尽，是其他同类书籍无法比拟的，但是这让人觉得整本书读起来单调乏味，没有什么重点，他们之间缺少该有的逻辑性，让了读完之后仍然觉得是一片散沙。

3.读完该书之后觉得它的概括性很强，这正是译史类书籍的一个特点，但是就像上面所讲的整本书读完之后给人的感觉是一盘散沙，没有一根清楚的线可以贯穿每一个时期，比如在讲到中国传统译论的时候，王炳钦先生就提出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直译—意译—直译—新译”贯穿了整个古代翻译史，让人读完之后在头脑里有个清晰的脉络。”所以该书如果能够有一条类似的线索那会更加的清晰明了，让人易懂。

五、总的评价和收获

读完该书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各个时期都存在的论争，翻译家之间通过文字的争论，比如民国时期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争辩，就翻译史“媒婆”还是“处女”又或者是“奶娘”进行了争论，他们在争论的同时更加深入的对翻译进行研究，实践，这无疑是对翻译理论的发展有一个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做学问就应该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和态度来看待任何一个观点，问题，敢于挑战权威，同时应该在肯定该观点好的方面的同时评判它的坏的方面，而不应该全盘否定。但是同时也应该力所能及，不要胡乱地去批判，应该在足够的证据下，才去推翻别人的观点。而且做学问应该以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就像陈福康先生一样具有探索精神，尽可能全面的为读者提供一本详尽的数目，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作者负责。

参考书目：

[1]陈福康，中国译学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王炳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第二篇：中国社会学史读书笔记

11级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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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贤兵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读《乡土中国》有感

当我在图书馆翻阅费孝通先生所著的《乡土中国》时，我发现人们对于这本书的评价总是用这样的字眼：“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我想，这两者间一定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吧，于是我就满怀好奇，打开《费孝通文集》，找到这篇文章细细品读起来。

今天，我们来谈“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这个话题，不时能看到历代先贤为之孜孜不倦的身影。应该说，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先后提出并铺垫好的。1947年，费先生完成了《乡土中国》的分析，现代经济的诉求被抽出去了，只剩下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静态的模型。同年，他远赴欧洲对西方人谈起了“乡土重建”。他在这次演讲中触及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社会秩序建构的问题，明确指出中国文化的特性在于太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位育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导致资源利用上的克己。晚年的时候，他谈到了“文化自觉”：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能不能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

今天，中国的乡土和文化正日益成为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规则指导下的在建和待建的“社会工程”，人被这些工程剥离，家园在丧失，内心不得宁静。现在，千百年来中国人凭自己的勤劳、智慧和 勇敢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民族经济、文化体系的躯体尚在，然而在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潮流席卷之下，这些让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却要被这“三化”的理想模式按照它们的生命周期从小到大重新来建造，这是何等的挑战！当初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并尝试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问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乡村变了很多，但没变的东西我们似乎还能在《乡土中国》中找到。今天我们谈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所面临的时代任务就是在这个家底面前如何消除近代以来畸形经济发展观所产生的乡土中国社会文化失所的影响，使中国的社会发现道路不至于偏离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文化是上层建筑，它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世界上并不存在统一的文化，虽然在人类发展的各个大阶段中，有大致相同的核心内涵。在全球化中保持文化独特性，或是多样性的问题是很重要的。费先生认为，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地球越来越小”。处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下，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将会不断地接触交流，互相碰撞、融合。正因为如此，我们尤其要提倡“文化自觉”，要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文化，认识其他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共同创造人类美好的未来。“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点和它发展的趋势，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 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反思当前国际上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要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自己认识自己，才谈得到让人家来认识我们和我们去认识人家，科学地相互认识是人们建立和平共处的起点。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理想，就是要实现一个人类和平共处并共同发展的世界，不同文化之间不应互相冲突，而应相互协调。

正是因为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之间的断裂和接续才使我们发现多重现代性发展经验与知识积累的不足。这种不足在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层累的诊断报告上一览无余。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的式微时节，王国维对乡土中国的呼告是要我们记住这个传统文化是有生命的。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现代性追求的行动时期，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的时候只不过是让人们思量一下往现代化前进的时候不妨看看脚下的大地。今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呼喊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的时候，不只是为了要缅怀前辈先贤，而是我们也要面对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根据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人们所刻意追求的似乎是西方19世纪的发展模式。这个讽刺性极强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些年来既不讲历史也不问世界埋头拉车的必然结果。

中国传统文化源自农村，礼失而求诸野，乡土中国仍然保持着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汁，从乡土中寻找中国现代性的智慧，是一条可能的路径。20世纪乡土中国多样现代性的发展摸索的道路上，梁漱溟先生所进行的乡村建设实践就是这方面的努力。费先生认为，在经 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要“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面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成为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

第三篇：《简明中国科学技术史》读书笔记

《简明中国科学技术史话》读书笔记

光电1001

李喆勋

100150128 当前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古代先进而近代落后，一定有社会历史的原因。研究和了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探讨它的发展规律，将可以起到鉴古论今的作用。本书将向读者揭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叙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中国科学技术史，是整个人类文化史的一部分。在它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取了世界各民族、地区和国家的许多成果，同时也把自己的许多成果传到国外，贡献给全人类。关于中外科技交流，《简明中国科学技术史话》也给予了一定的注意。

尽管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吸取了许多国外成果，但是，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却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具有独立性和特异性的特殊传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有它自己的体系。一般认为，所谓“体系”是指严密的理论体系，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经验性和实用性，恰好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否完全缺乏理论体系，这个问题也有不同意见，现在我们暂且撇开不说。但是，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独具一格的这一特点来看，不论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整体或者是各个分支学科，也完全称得上是自成体系的。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特点是在封建社会初创的秦汉时期形成的，从建立与巩固新的封建秩序出发，要求科学技术直接为发展生产服务就成为必然的事，因此它更多地具有实用性的色彩。实用科学特别注重生产实践和直接经验，注重工艺过程、工艺方法和实际操作的效益，具有实际经验的工匠、文人、医生对实用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实用科学把研究的最后落脚点放在应用上，如把天文学的研究建立在观测的基础上，以便解决实际问题见长的体系。各项技术的发明则直接同工程建设、工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军事工程设施、武器的改进联系在一起，因而，其实用性、应用性更加突出。由于封建社会绵延2000多年，中国在秦汉时期形成的这种特色，也就进一步固定化，几乎成为一种前后继承的固有模式。

我在读完《简明中国科学技术史话》之后，对于明清之际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的感想：

中国科技从领先到滞后，中间经历了明清之际二百多年的过渡期，时间大约从万历（1573-1620）至清乾隆（1736-1795）。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国一方面希望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另一方面由于内外诸多因素制约，最终未能抓住追赶世界科技的机遇，历史经验及教训值得做出总结，也值得各种认识彼此争鸣。明朝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明代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广大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空前高涨是分不开，而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都必须归源到明朝开国之初所制订的政策。明朝前期是文明的恢复期，正是在明朝统治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空前普及，士大夫阶层的活跃，哲学思想的突破，使得原来开始走下坡路的中国文明挽回了颓势，重新焕发出多样多采的的活力，重新显示出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张扬。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再一次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局面，再一次表现出对科学的空前兴趣，明朝中期，统治者明成祖支持国家对外开放，允许外来科技传入中国，并积极学习外来西方科学技术，但随着国力的衰落，统治者害怕外来事物的大量传入，会蛊惑国民，威胁其统治，开始禁止对外开放和外来事物的进入，关起国门来自守。最终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不堪和对百姓的无止压榨，明朝毫无悬念的走向灭亡。此时的少数满洲部落入主中国，取代汉人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统治者吸取明亡教训，统治初期进行各个方面的改革。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此时的中国社会进行了一个重要的过渡，开始由一个逐渐衰落的明王朝向强大的清王朝过渡，由汉人统治的国家转而有少数名族统治，在思想上和对外态度上统治着阶级的态度也明显发生变化。然而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经过明清之际这一过渡时期，虽试图迎头追赶，整体还是逐渐落后。当时与中国进行最早和最多的的西方交流的代表并不是所谓的科学家，发明家，而是传教士，这些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他们的本意决非是好心好意来传播科学的，但要想在中国真正的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必须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级打好关系，进而结果他们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西方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利玛窦进贡的《万国图志》和庞迪我奉命翻译的“西刻地图”，葡萄牙人阳玛诺有《天文略》，汤若望有《远镜说》，比利时人南怀仁有《坤舆图志》，康熙与葡萄牙人徐日升、意大利人德理格合著《律吕正义》，反响不小，并非他们象白求恩这么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当时明朝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想为传教开辟通路，要想取信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赢得他们的尊敬与看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就必须传播西方的科学，否则他们几乎寸步难行。当传教士取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取得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资格以后，他们对翻译传播西方科学的热情就极度减弱，当中国知识分子要求他们翻译时候，往往寻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难以搪塞的时候，才勉强答应。传教士本来到中国以传播宗教为目的，到结果却变成了不得不传播科学，这种现象本身就意味深长。明清之际由欧洲传教士输入西方科技，主要是修改历法，传授天文学，数学，以及武器制造。历法方面：中国的天文学到明代止，已有３０００年的历史。明末清初，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逐渐走向衰落。中国古代，颁历权始终是皇权的象征。朝廷设有钦天监，掌管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明代历法一直使用大统历和回回历（元代传自西域），因使用时间太久，误差逐渐加大，对２４节气和日月食的测定，与实际情况常有很大差距，已多不合天时。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年）的一次日食，钦天监未测准，于是有人提出组织翻译介绍西法。由于阻力大，未能实现。当时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积极主张历法改革。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立即抓住这一机会，以传播西方天文学为敲门砖，积极参与历法的修订工作。以进行历法改革扩大名誉来是宗教更容易传入中国。天文学方面：明末则当以《崇祯历书》为集其大成者，而以第谷之学说为主；清初则以《历象考成后编》为集其大成者。哥白尼之日心说直至此期最末之年，方由蒋友仁传入，当时中国学者犹不信其言。而这时距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已经２００多年了。以及第谷的天文学体系以及刻卜勒、牛顿的观测与计算方法，１７６０年耶稣会士蒋友仁（法国人，１７４４年来华）在其《坤舆全图》中介绍了刻卜勒三定律。牛顿万有引力和力学三大定律。数学方面：由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述了《几何原本》对中国数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利玛窦还带来了克拉维斯编的《实用算术概论》。与李之藻参考《算法统宗》，编译了《同文算指前编》、《同文算指通编》和《同文算指别编》。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欧洲笔算的数学书。罗雅谷撰写的《测量全义》介绍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和三角表。武器方面：近代西洋火器东渐既是一种技术意义上的“工具”，也是与中国固有文化极不相同的一种文化。此时传入的欧式火炮——中国人称之为“红夷大炮”，该火器的技术性能远胜于中国的传统火炮，耶稣会士也出于宣扬天主教的意图，有意将火炮技术传入中国。于是这种迫于现实需要与西人弘教愿望的结合，促成了红夷大炮在明末中国的广泛流传，中国火药、火器理论的形成在明后期，徐光启以天主教徒的身份，通过当时在澳门的传教士，募购了80多门西洋大炮，从而拉开了红夷大炮传入中国的序幕。康熙年间，康熙皇帝积极组织生产大炮。

科学技术在宋元时代曾经获得重大的发展，许多部门都曾居于世界的前列，并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明朝统治时期，西方国家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许多领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明清时期，中国逐渐陷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只重其法，不重其理”的旧体系的束缚，也日益落在西方国家的后面。但某些具有自己传统的领域，仍然出现了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和科技著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方的科学技术传入后，某些领域逐渐注重科学原理的探讨，得到新的进步。

总而言之，明清之际作为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此期间的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它在时代背景，原因，传播途径，传播引领者，以及明清之际我国内部的现实上决定了：此时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是无法阻止的历史潮流，但经过此阶段之后中国开始走向衰落。而另一方面衰落之中的中国并为真正认清自身的弊端所在，而继续以天朝上国自居，蔑视一切外洋事物。

第四篇：学《中国服装史》有感

学《中国服装史》有感

早在之前就有关注“汉服”，所以在我领到《中国服装史》这本书时激动万分，很期待《中国服装史》的开课。因为在网上资源有限，我虽查找了很多关于汉服的资料及图片但还是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十分期待课程的开始，但与网上不同的是网上普遍讲的“汉服”是指汉族传统民族服饰、又称汉衣冠、华夏衣冠、汉装、华服、唐服、衣裳。而书本是按朝代划分书里指的是汉朝的的服饰。所以差别很大，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古典服装的喜爱。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其了解得越多我对其的喜爱也越深，也更加热爱。《春秋左传注疏》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这华指我们衣裳美丽，这夏指我们礼仪博大，光照四舍。我国文化渊源长久，服装随着朝代的变迁也不断丰富，出现了曲裾，襦裙，袄裙，褙子等服装。但是相比这么多服装我还是最喜欢曲裾。

最初接触到的古代服装无非是从国民经典大剧《还珠格格》开播开始的，那时嬉皮搞笑有个性的小燕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算是我对“汉服”感兴趣的启蒙老师。长大后由于穿越剧的流行，电视里常播放着各种古装剧并且在网络上也风靡着各种古风言情小说。从那时开始，我才慢慢注意到了古代服装的美丽与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并深深的被其吸引着。从那之后我就开始收集各种古风的画集、歌曲、服装等有关古代的东西。因为对古代服装的朴素大方所吸引，我常流连在百度的汉服贴吧和汉服研习制作吧。常常羡慕着有汉服穿的妹子们，学习别人的制作经验，买好了布，准备动手也制作一件汉服。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动手，因为有点看不懂古代服装的裁剪方式。但现在学了之后发现好像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或许寒假可以尝试下！

我喜欢曲裾雍容典雅，特别喜欢它因缠绕而形成多层叠加的裙摆，显得大方雅致。曲裾出现，与汉族衣冠最初没有连裆的罩裤有关，下摆有了这样几重保护就符合理并合礼得多，因此，曲裾深衣在未发明袴的先秦至汉代较为流行。开始男女均可穿着，但到后来男子曲裾越来越少，由于襦裙的流行，曲裾也退出了潮流。但如今再看曲裾，风韵犹存，美感十足。曲裾的特点是下摆绕两圈，衣裙一体,，内穿有下裙，垂胡袖两绕长曲。一般曲裾作为礼服，必须搭两件中衣、一条中裙和曲裾，效果会成三重衣的效果。也正是三重衣多的效果显得更加古雅大气，让我深深的入迷。

在如今任有许多淘宝商家做的古装服饰其中，最主要的是对襟襦裙，其次就是我喜欢的曲裾。因为曲裾做工相对对襟襦裙复杂，所耗

布料也更多，价格也比普通的对襟襦裙高得多。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如梦霓裳的一剪梅系列和入塞系列。一剪梅以白红搭配，白款弥漫着书香气息，又没古朴大方，而红款显得更加活泼年轻。而入塞系列以白配绿，古雅典致、沉稳大方不失浩气，故以出塞为名。当然这两款都是如梦霓裳的当家宝贝，价格自然也不能轻视„„所以喜欢汉服，想入深坑，还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仅仅有衣服不够，发饰等也需要付出。所以我选着读服装设计与服装工程的目的也在此，做自己喜欢的衣服。并开家实体店或网店做做自己喜欢的衣服，让更多人开心的穿上我做的衣服。学习了《中国服装史》使我了解了更多的，掌握了更多。让我觉得更加有信心也觉得在网上开家汉服的网店不是一个梦。所以，学习这门课程我很开心，也学到了很多，里面的知识很丰富，我会不断去啃的。复兴汉服不是梦，现在有那么多的同胞们一起组织活动，这周日我也将去参加在大夫山举行的汉服一日游活动，和我的小伙伴们交流畅谈，很开心在大学有这门课程的开设，并且能和这么多的朋友一起分享一起传播汉文化。汉文化博大精深，我相信复兴汉服不是一个梦。

第五篇：史通读书笔记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第一章 史的意义及其范围

何为历史，何为历史学，这是我们不曾考虑过的问题，直到《史学概论》这门课程的出现。然后梁公告诉我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首先，历史是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人创造的，而不是个人所为，所以它的性质是社会的而非单独的；复次，人类社会的活动必须是连续不断的，因为社会是螺旋形的向上发展的；再次“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所以凡是能活动的事项，能使人类的情感、理智、意志产生的事项都是历史的范围；再次，社会活动成就的取得全社会人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重要的英雄式人物的作用，也包括小市民的作用，而且活动之间因果关系是特别不容忽视的。最后，现在史家做史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统治者服务，而是使国民知道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未来的生活之间的休戚关系，从过去的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世后世所用。

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通过这章，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就会有整体的印象。

诗歌、《易》、《诗经》是史的最初体裁。中国的各种学问中，史学最发达，这和史官建置沿革之早与职责之崇是分不开。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他做《史记》开创纪传体。“《史记》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八书详记政制，蜕行于《尚书》，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锁语，则《国语》之遗规也。”断代为史，始于班固的《汉书》。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陆贾之《楚汉春秋》、荀悦《汉纪》（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政书有《通鉴》、《通典》。上述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体千年以为目录。梁公说：“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旬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

梁公认为史籍可分为两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骃、徐野民注《史记》；二曰注事实，如裴松 之注《三国志》。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评史书者。“自有刘知几(《史通》)、郑樵(《通志·总序》)、章学诚(《文史通义》)，然后中国始有史学”。清代史学有数类创作：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黄宗羲之《明儒学案》为中国有学史之始、赵翼之《甘二史札记》。还有很多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表志之补续；史文之考证；方志之重修；年谱之流行；外史之研究。第三章 史之改造

梁公认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离不开贵族性”，所以现今的人该读何史是历史改造中的首要问题。他还认为改造后的历史应该为生人而做，而非为死人古人而做；史学的范围应以收缩为扩充；做客观性质的历史；人类活动相注重其情态；还应改掉古代著述的短句单辞、不相联属。因此梁公认为今日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

第四章 说史料

史料，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史料能保留下来真是一件不易的事。隋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有“书有五厄”的论述：秦始皇焚书，一厄；王莽赤眉军入关对典籍的焚毁，二厄；东汉末年董卓迁都造成京都典籍被毁，三厄；西晋末年的“刘石乱华”，书籍散亡殆尽，四厄；南朝梁时的侯景之乱，梁元帝自焚藏书于城外，五厄。明代胡应麟在牛弘“五厄”的基础上补上五厄，为“十厄”，在《论历代书籍存亡》中提及：隋末广陵焚书，一厄；唐开元盛世藏书毁于安史之乱，二厄；北宋靖康之灾，图书遭毁，四厄；绍兴之祸，南宋图书遭兵燹，五厄。

梁公提出得到史料的途径不外有两种：一是在文字记录以外的，二是用文字记录的史料。

在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的性质可分为：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这其中包括(甲)现存之实迹，(乙)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丙)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如意大利庞贝古城、我国直隶巨鹿县发现的古城，(丁)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如高昌一壁的发现，另外殷周间礼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镜属、货币、玉石、陶瓷、瓦砖、地层中之石器。(戊)实物之模型及图像。

文字记录的史料有：(甲)旧史，(乙)关系史迹之文件，(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己)金石及其他镂文，金石之学在晚清达到极盛，(庚)外国人著述。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对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举了几个他亲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研究六朝唐造像，记录每次读到的“也可里温”字样。他每次都将脑筋练纯熟，使之有锐敏的感觉，再加上耐心，这样史料便能搜集到位。很多大家如洪迈、赵翼都是这样做的，这种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其中还得特别注意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它是指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反之则称积极的史料。

正误辨伪，是谓鉴别，对于鉴别史料的方法，最直捷的方法就是举出一个极有力的反证，如中国佛教起源的问题，上海托始于战国时楚之春申君黄歇的问题。其中当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时，从原则上是以最先、最近的为最可信，有时也得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前清乾嘉诸老的严格的考证法，也就是近代科学家所倡用的归纳研究法最值得采用。辨别真伪得先辨书再辨伪事。十二条辨别伪书的公例，六条证明真书的条例，七条伪事的种类，七条辨别伪事的态度，对我们而言都是金玉良言，对待史料的真伪时有了一定的功底。

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

梁公认为史迹的论次首要是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先生在讲解的同时告诫我们要善于整理表以便整清史实之间的关系。对于自然科学与历史的区别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三点见解：其一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其二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常为个性的。其三是自然科学的事项是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对于史界因果的劈头一大问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其中有“历史的人格者”、首出的“人格者”、群众的“人格者”的概念值得注意。对治史者研究因果的态度及其程序也提出了八条意见，在第八条观察所缘中，梁公对当时义和团运动的爆发的缘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当时排外心理、迷信心理、直接缘、间接缘分析到位，综合类当时的社会形势：日本的大陆政策，俄国的东侵政策，德国的远东发展政策，清朝的宫廷问题等。还讲出了义和团运动的三项业报。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这可分为总论、分论两部分，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在总论中梁公对史家的四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知几在《史通》提出了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后来章学诚又提出了史德，而梁公对其次序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先史德、次史学、次史识、最后是史才。

史德，梁公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正因为魏收心术不端，《魏书》才被大众认为是秽史。在这方面应极力铲除夸大、附会、武断的毛病。

史识，讲的是历史学家的观察力，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观察的程序可分为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两种。要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还要注意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史才，即文章构造的技术，这都体现在文章的组织与文采方面，组织看其剪裁和排列，文采看其是否简洁、是否文采飞动。如何养成史才，前人说：多读、多作、多改，梁公提出：多读、少作、多改。分论中详述了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的做法。

人的专史即旧史的传记体、年谱体，专以一个人为主，伟大人物是人的专史的主要对象。大概可分为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五种形式。其中专传是以一部书记载一个人的事迹，列传是以一部书记载许多人的事迹；专传一篇即是全书，列传一篇不过全书中很小的一部分。

事的专史即旧史的记事本末体，专以重大事情为主。

文物的专史即旧史的书志体，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文物的专史主要按政治、经济、文化三类来做。

地方的专史即旧史的方志体，因中国幅员太广，不能再以帝都为中心，而应分为若干区域，以观其各时代发展的痕迹。

断代的专史即旧史的断代史体，专以一个时代为主，不必再以一家一姓的兴亡来划分。以上就是一些粗陋的读书笔记，从梁公的论述中感受到了他丰富的史学，对中国的史籍都有所涉猎，这是令我们十分汗颜的，作为一位学历史的同学，不奢望能有前人的成就，但求多读，多读，多读，多思。篇二：《中国史学史》读书笔记.doc 从远古传说到马克思主义史学

——读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看中国史学发展 文学院中文系08级1044408029 徐卫明 [摘 要]白寿彝主编，瞿林东、陈其泰、吴怀祺、施丁、顾诚等五位教授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于200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史学史》是历史学专业基础课程系列教材，但又不同于其他教材，它上起远古时代神话传说，下迄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通史性质的史学史教本。这本书汇注了白寿彝及他的学生两代人的心血，是白寿彝先生在史学史研究领域的智慧结晶，是推动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强劲动力。

[关键词]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 著作特色 启示与反思

史学史是一门还在树立中的学科，还处于发展期。“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 [1]1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

在整个史学史领域，我们须照此推演中国史学史的梗概。

中国史学史是研究中国史学本身发展过程与及其规律的学科。1941年，金毓黻代表作《中国史学史》出版，标志着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初步建立，早在20年代，梁启超便第一个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专著的设想，而后，此领域学者前赴后继。我们一般说，在20世纪20到40年代，中国史学史初现雏形。而作为史学史学科丰碑式的人物白寿彝，其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及建设贡献巨大，影响不言而喻。1964年2月29日，白寿彝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文《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在文中，他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在阐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同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要批判地总结我国史学成果。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个经常任务。”基于此，写好教本又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一本不同于一般史学专著的、具有通史性质的《中国史学史》教本孕育而生。

一、读《中国史学史》所思：著作特色分析

《中国史学史》内容上起远古的传说时代，下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全书共8章，43万余字，即：第一章，先秦时期：中国史学的童年；第二章，秦汉时期：中国史学的成长； 1 / 5 第三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第四章，宋元时期：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第五章，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衰老时期的史学；第六章，近代史学(上)；第七章，近代史学(下)；第八章，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本书总结和借鉴中华民族史学的优良传统和成果，阐明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特点与规律。白寿彝先生深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影响，十分注重将中国史学史发展放入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来考察，使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参加本书编写的成员，都是在史学研究领域内有很深厚功力的专业工作者，还是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该书文笔流畅，叙述清楚，说理深邃而又不显枯燥，对于非历史学专业的我来说，其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1.远古的神话传说是中国史学的起源

中国史学的起源，是研究中国史学史分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人认为史学的起源是文字，也有人认为史学开端于史官。而本书首章第一节即远古的传说，这就意味着白寿彝先生把中国的史学起源定格在远古神话传说。他说，“中国史学的历史起源，可以从远古的传说说起。无论从历史意识来看，还是从传述历史的形式来看，追本求源，中 [1]1国史学还是要从远古的传说说起。”所以本书开篇便谈远古的神话传说，这体现着白寿彝

先生的独特见解。

在我看来，本书利用神话和传说来说明历史，探

索史学发展的渊源，是极具开创性的。从书中我们知

道，远古的神话传说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战胜自然

灾害和在生产中取得成功的传说，主要有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农神烈山氏的柱、后稷周人的始祖弃等；一类是氏族由来和氏族、部落间原始战争的传说，如禹、契、弃、公刘的传说，黄帝、蚩尤大

战等。远古的传说不仅反映氏族社会人们的历史意

识，而且或多或少保存了一些真实的历史内容，包含

更多的历史真实性。依据这些神话传说，我们可以了

解到远古时期的神意史观。在这些零零散散的神话传

说资料中，有关于远古时期英雄人物的故事，有关于

氏族神的传说，有关于朝代更替原因的传说，“在具 体事件上这些传说不一定完全真实，但作为当时人们的一种意识的存在却是真实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2]它们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白寿彝先生告诉我们，应透过神话传说的表象而

注意其内在的思想性，并利用它们来探讨氏族社会人们对于自然、社会、神和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原始意识，这种意识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文明时代史学家的历史观点的发展和史学的面貌。

在对待整个历史分期上，本书共八个章节，即八个分期，白寿彝先生既考虑到史学自身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又充分兼顾到史学发展与当时社会的关系这一横面；既突出了史学史的“史”的特色，又展示了中国史学发展大的趋势，使中国史学史的脉络清晰明朗。2.注重史学发展脉络的整体性，同时在时代潮流中把握史学家的学术生活和成就

本书以时间顺序来阐述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贯通古今；同时注意史学家在历史发展潮流中的思想变化，把史学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及时代思潮中去考察，多角度、多层次地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如著者在介绍刘知几和《史通》时，不忘提及其所处时代背景。在隋唐时期，门阀地主形成和发展起来，代替了前一时期的世家地主，成为政治 2 / 5 上占据主要统治地位的阶层，有不少皇朝重视以皇家力量组织官书的撰述，并作出了成绩，刘知几著《史通》正是得益于官书撰述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在时代发展潮流中，著者还提到刘知几的史学批评理论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在他一方面提倡直书精神，认为直书产生“实录”，其社会影响是“令贼臣逆子惧”；另一方面，他始终维护“名教”观念，认为“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是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此，“实录直书”理论便在彻底性上大打折扣，强烈的“激扬名教”意识，也和直书原则“唱反调”。著者在分析刘知几的理论思想时，结合时代背景，阐明了隋唐时期极重的门阀观念是体现在刘知几思想和著作上的时代印记，从而，我们也能在时代大潮中把握史学家刘知几的思想变化。

在我看来，从时代潮流中把握史学家的理论和思想，从而看到时代潮流对其理论和思想形成的影响，我们也就能够辩证地看待史学家的思想理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站在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章学诚的史学和方志学尚属封建文化的范畴，在其方志学的理论表述中带有明显的儒家传统思想和道德。我们也就不能强求章学诚以新史学批判封建的旧史学，在时代潮流中，这不是生于乾嘉之世的章学诚所能承担的任务。在这一点上，本章编者在著作中作了深刻的分析，见解是独到的。3.注意史学发展同社会现象、社会思想的内在联系 在第二章第一节中，著者特别提到“尊儒和阴阳五行说、谶纬说的流行”这一内容，旨在说明社会现象、社会思想对史学发展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著者在书中提到“儒学国教化，也就是儒学的神化和思想的僵化，一切都是以统治者所能承认的教义为准则，必须顶礼膜拜，[1]3刻板地服从，这对于史学的演进当然产生了消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禁锢了史学

家思想，钳制了史学发展多元化趋势。在论述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迷信思想的盛行对史学演进的影响时，书中分述两方面：一方面，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说对包括史家在内的学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了思想史上的低潮，对学术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刘向、刘歆父子著书宣扬阴阳五行说为封建政治服务；但另一方面，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得到了考验，有识见的史家和学者在唯心主义思想泛滥的困难条件下，继承了孔子和司马迁以来不妄灾异、重视人事、重视总结政治成败经验的传统，对唯心迷信的邪说有程度不同的抵制和批判，如桓谭和王充所做的努力。

在我看来，把握史学同社会现象、社会思想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我们理解史学思想产生的影响因素和史学思想的时代印记。以第四章第二节中“理学对宋元史学思想的影响”为例，本书著者探讨了史学思想发展与理学间的相互关系。理学的产生，使这个时期的史学思想打上了的鲜明的时代印记，理学家关于天人问题的探究，左右着宋代史学求通的观点，同时，理学家把史学作为“格物穷理”的一种手段，求历史盛衰之理，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用。而史学思想的发展对理学体系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进的作用。把社会思想同史学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能明晰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从而在横向上把握史学发展的方向和动机。

4.体现对史学发展规律的探索和学术传承

史学发展规律体现在诸多方面。在史书编撰体例上，白寿彝先生致力于史学在每个阶段的发展情况，描绘其发展线索。如司马迁开创“纪传体”史书编撰体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二十四史”相继继承和发展“纪传体”体例，白寿彝先生将其体例一一道出，以寻求著史书的规律性，同时，每谈及一部著作，必说明其体例，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都作论述。在史学思想的传承性上，白寿彝先生将每位史家的史学思想单作论述，如第二章第三节“刘氏父子的史学思想”、第三章第五节“杜佑的史学思想”、第四章第七节“马端临的史学思想”、第五章第三节“王夫之的史学思想”等，注重史 3 / 5 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和前后的内在联系。在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上，白寿彝先生同样是采取类似论述方法，如第三章第七节“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其后对郑樵、马端临在历史文献学上的造诣也多加论述。这种一脉相承的写法，很好的体现了著者对史学发展规律的探索和建树。

在我看来，《中国史学史》的这种编写方式很好地体现了白寿彝先生在史学史研究领域著书的思想。以线条的方式将属于一个系统的知识很好地穿起来，逻辑性强，呈现一个完备的整体。而这个整体又反映发展的全过程和发展特点及内在规律性，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系统和明朗的概念体系。在前后对比对照中，找寻史学时代特点和运动规律。5.著作内容丰富，细致入微，点面结合对每一位编者来说，《中国史学史》都是他们智慧的结晶。该书内容翔实，引证丰富，细致入微。该书在整体上勾勒出中国史学发展的框架和脉络图，同时又对每个时期的史学发展面貌做了全面而又详细的论述。我们来看

书中第四章“宋元时期：中国史学的继续发

展”，开头两节，综述宋元时期史学、史学思

想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在这其中包括六个

小点来佐证宋元时期的史学发展的总体特

点。在每一小点中，著者善于运用原始史料

来论证其观点，让读者甚觉踏实。如著者直

接采用《进<资治通鉴>表》中“每患迁、固

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

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

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来阐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的意图。

本书点面结合可谓匠心独运。“点”，最明显的体现是代表史家和代表著作的单独论述；“面”即是指史学发展的整体概貌。作为教本，该书十分注意史学史知识的全面性；作为学术著作，该书又在宽的基础上有重点地深入论述。通过“面”的论述，也就是俯瞰式的方法，我们对该时期的史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然后通过“点”的分节或分目对重要史家、史著、史学现象或史学思想进行细致剖析。通过对典型史著或史学现象的评述，精雕细琢般把史学发展的水平具体而微地展现出来。

总的来说，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是高水准的中国史学史著述，有自己独特的体系、风格和规模，读后我们在感叹之余更多的应该是一份思考。

二、读《中国史学史》，我的几点认识

中国史学的发展和中国历史的演进，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中国这片土地是中华民族的 [3]1古代先民生息并创造了灿烂文明和辉煌历史的环境和舞台。”同样，我们回顾中国史学的

发展，也不应该忽视这片孕育了几千年文明的中华大地。中国史学的起源是远古的神话传说，我想，神话传说是离不开这块土地，离不开这片土地上的先民的生息、创造和探索。史学史知识的两块内容是过去的史学发展的状况和今天对那些史学面貌的理解，过去发生的史学正是我们民族智慧的体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杰出人物探求史学。历史在演进，史学在成长，史学史记录着史学的演进，环环相扣，中国史学发展的系统，在《中国史学史》中得到完美的呈现。

/ 5 《中国史学史》极具教本特色。我们知道史学论文的表达方式有4种，即专著、论文、综合体史书和教材。教材区别于其他三种表达方式的特征在于其系统性和公允性，即以公允之心系统地陈述该领域尽可能全面的知识。教材的编写不要求对知识的创新，也不要求对已采纳的观点进行论证，至于论证，是读者需要做的思考，读者要懂得教本为什么这么说而不那么说；同时，教本旨在给读者一种总述方式上的一点启示和引导，这是《中国史学史》编写所秉承的一些准则。当然“那种教本中只能写大家公认的有结论的东西的说法和做法，对 [1]2于新兴的学科只能是一种阻碍”，所以本书在编写上也谋求一些变化，比如在编排体例（章

节体，注意历史时期的阶段性）和编写内容（远古神话、史学思想、历史文献学、历史文学史学著作）上都有一些创新。

当然，《中国史学史》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有些章节在论述过程中，引用史家著作内容有些过多。在第五章第六节“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大段引用章学诚原话，不利于本书著者的观点表达，同时给读者造成不便，有损教本的传播旨意。另外，书中对修史机构、史官制度的论及较少，我们只能从“皇朝史撰述的兴盛”、“明代官修史籍”等内容中初见修史机构、史官制度的端倪。当然，没有一部著作是十全十美的，尽管有一些缺点存在，我们却不能忽视《中国史学史》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地位，所谓瑕不掩瑜。

一本《中国史学史》虽不能囊括中国史学发展的全貌，但作为大学教本，其价值却不言而喻。读罢，写下一些东西，以飨劳自己。

参考文献 [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薛莹.读<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散记[j].史学史研究：1987，01.[3]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 / 5篇三：周大璞《训诂学初稿》读书笔记 13级汉语言文字学 王昆 20130589 《训诂学初稿》读书笔记

摘要：

训诂学就是研究训诂的学问，属于汉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对零散的、感性的训诂现象作理论上的归纳和总结，解释规律，阐述义例，在此基础上探求研究规律，总结方法手段，用以指导训诂实践。

周大璞先生的《训诂学初稿》将传统与现实相结合，温故知新，开拓创新，融会贯通，在传统文化研究中，是一部富含基础性、理论性和启发性的著作。全书共七章，全面介绍了训诂学研究目的与方法、训诂体式、训诂条例、训诂的运用、读注和作注、训诂源流等方面的内容。

关键字：训诂 训诂学 注释

一 作者简介

周大璞精于古汉语，并把音韵、文字、训诂等方面的学问，用到笺释、校勘、辨伪、辑佚、考古等方面，在学术界名望颇高。他一生贯注全部精力从事教学和研究所工作，以古汉语为主，成果出得早、出得多，价值亦高。建国前，著有《荀子札记》、《法言校释》、《传注通论》、《论语撰人考》等。建国后，撰写过《语言学概论》、《现化汉语》、《汉语语法史纲要》等教材。在报刊上发表过《释侬》、《释底》等论文三十多篇。1980年他的专著《训诂学要略》一书正式出版，在国内外颇获好评。接着，他又受教育部委托，编撰一本高等学校文科通用的训诂教材，即后来的《训诂学初稿》。该书自1987年出版以来，已先后重印20余次，已发行近二十万册。

二 读书笔记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训诂与训诂学

（一）训诂

训诂就是解释，即用易懂的语言解释难懂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用普通话解释方言。训诂这个词很早就有，最初本是两个经常连用的单音词。前人把它们分别加以解释，各家说法略有不同，可以有如下概括： 1.“训”和“诂”散言时，都是“解释”的意思，析言时才有区别。“诂”是释故言，“训”是道物之貌。2.由于散言无别，所以对语言的解释可以单言“诂”，或单言“训”，也可以连言为“训诂”或“诂训”。“训诂”也叫做“故训”，诂、故，古字通用。3.“诂”和“训”兼具动词、名词两种用法，“训”“诂”连称也兼具动词、名 1 词两种用法。《尔雅》的“释诂”、“释训”篇，“诂”“训”是名词，《毛诗诂训传》中，“诂”“训”是动词。

（二）训诂学

训诂学就是以词义解释为主要对象的一门学问。它通过训诂实践的总结和现存训诂资料的分析归纳，研究训诂的理论和常用的体式、方法、条例，揭示语义系统，推求词语根源，探索语义发展的内部规律，用以指导训诂实践。

第二节 训诂的任务及其目的（一）指导训诂实践，培养继承文化遗产的人才。

（二）指导语文教学，提高语文教学的水平。

（三）辨析词义，增强人们运用词语的准确性。

（四）沟通方言，促进汉民族语的统一。

（五）研究汉语词义系统和词义发展的规律，建立科学的训诂学。

第三节 训诂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及其与语言学相关学科的关系

（一）训诂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

传统训诂学是一门以研究语言意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具有实用意义的学问。训诂学是传统语言文字学中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除语音、语法外，还与文字学、词典学、修辞学、语源学、方言学等有关。

（二）训诂学与语言学相关学科的关系 1.与语义学的关系

训诂学与语义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训诂学属于语义学的范畴，它研究的重点是语义。语法、语音等专门知识的运用，服从于解释语义这一基本目的。训诂还要阐明名物制度、史实等，这些解释仍应看做释义的范畴。

训诂学与语义学的主要区别在于：训诂学经常要涉及语法结构、篇章大意和修辞手段等，而语义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语言的涵义及其发展演变的规律。2.与语源学的关系

语源的研究离不开训诂学。

同源词的研究更是与训诂学密不可分：其一，研究语源的实质就是研究语义变化发展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新训诂学的一项任务。其二，研究语源必须掌握大量的训诂资料，熟悉音变音转的各种知识。3.与语音学的关系

训诂学与语音学也是紧密结合的，不懂语音学就无法进行训诂。因为语言的音和义是同时产生、同时存在，相互依存、不能分离的。词语的孳乳演变，有着明显的语音线索，声音相同或相近的词，往往是从同一个词分化出来的。这为 2 因声求义提供了可能性。

音韵学的发展能使训诂方法更臻完善，而音韵学本身也须借助训诂学研究成果来逐步建立系统。在训诂释义及训诂专著中大量的训诂资料，特别是声讯资料，都为归纳语音系统及其变化提供了依据。4.与语法学的关系

训诂离不开语法分析，词的具体意义是由语言环境和语法决定的。语法分析越周密，对句义的解释就越准确。5.与修辞学的关系

训诂要讲明文意，就要涉及各种修辞手段。用典和引用古训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指出典故出处及其含义，是训诂的任务之一。6.与文字学的关系

训诂的目的是弄清古语含义，而古语又是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宋代王圣美所谓“右文说”，清代段玉裁提出的“谐声巵之偏旁多与字义相通”的论断，都主张根据声符寻求字义。7.与词典学的关系

词典学的发展离不开训诂学，又为训诂学增添了新内容，促进了训诂学的发展。8.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训诂学与文、史、哲、法学、经济学、校勘学、版本学也有密切联系。

第四节 信息时代训诂学存在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第五节 研究训诂学的方法

（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二）紧密结合社会生活理解语言

（三）要把语言的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结合起来

（四）摆脱经学附庸地位，古为今用

第二章 训诂体式（上）

训诂体式，即训诂的体制和形式。包括“驸经”，文献正文里的训诂，通释语义的专著和考订书中的训诂。四者之中，以注疏和专著为主。

第一节 文献正文里的训诂

文献正文里的训诂，从内容上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解释词语

解释词语是训诂学最核心、最常见的内容。

传曰：谓吾舅者，吾谓之甥。（《仪礼.丧服》）

（二）串讲句意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韩非子.五蠹篇》）

（三）说明章旨（较少见）

《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乎？”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乎？”（《孟子.公孙丑上》）

第二节 随文释义的注疏（驸经）

（一）注疏的名称

1.传 传有内传、外传、大传、小传、补传、集传之分。

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书杂引古书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

②内传就是与经义相比附的注解。

③所谓“大传”，就是大义的意思。3 ④“小传”是“不贤识小”的意思，是一种谦词。犹言“裨传”或“稗传”。2.说 即说明、解释的意思，引申为用以解说的词语。《墨子》有《经说上》、《经说下》。3.解 本意是分析，训诂就是分析语义，所以也叫做解。

集解 ①通释经传，如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②集各家解说，如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4.诂（故）汉人注书，多名为故，也叫做故训或训诂。6.笺 注书叫笺，始于汉代郑玄。7.注（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后来，“注”字成为训释的通称。8.释 陆德明《经典释文》。9.诠 解释书中事理。10.述 陆绩《周易述》、王尚《老子述》。11.学 宋.李焘《易学》

12.订 对所注的书进行评议。13.校 考核古文叫做校，一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如正考父的校商颂；一是校对文字，改正脱误，如子夏读“三豕渡河”。14.证 征验的意思，如刘芳的《毛诗笺音证》。15.微 《汉书.艺文志》春秋类有《左氏微》。16.隐 《隋书,经籍志》有郭象《论语隐》。17.疑 18.义 19.疏（义疏）兼取疏通与疏记的意思。皇侃《论语义疏》。20.音义 以变音释义为本，往往也从事校勘。陆德明《周易音义》。21.章句 分析古书的章节句读。汉.赵歧《孟子章句》。

（二）注疏的内容

1.解释词义 注疏的主要内容 2.串讲文义

《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毛传：“妇人，夫不在，无容饰。” 3.分析句读 《周礼.天官.官正》“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凡邦之事跸。”郑玄注：“郑司农读火绝之，云‘禁凡邦之事跸’。” 4.校勘文字 《诗.邶风.绿衣》郑玄笺“绿当为禒：故作禒，转作绿，字之误也。” 5.阐述语法 《诗.周南.麟之趾》“于嗟麟兮！”传：“于嗟，叹辞。” 6.说明修辞手段 《毛诗故训传》里，凡言“兴也”的地方，都是说明修辞手段的。7.诠释成语与典故 《左传.僖公五年》“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8.考证古文音义 《周礼.天官.醢人》“豚拍鱼醢。”郑玄注云：“郑大夫、杜子春皆以‘拍’为‘膊’，谓胁也。” 9.叙考史实 10.记述山川

11.发起凡例 《春秋左氏传》中就有不少凡例。12.释义和叙事

（三）注疏的分类

1.注和疏（按注疏对象分类）

注只释经，疏兼释注。

2.他人所注或自注（按注疏作者分类）3.补注和集注（按注解之间的关系分类）补注：①补原文阙略，刘知几《史通.补注篇》所谓的补注。

②补旧注的遗漏，这是通常所说的补注。

集注：①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兼解经和注。②何晏《论语集解》，采各家解说为一书，以便读者阅读。

（四）注疏的驸经

除章炳麟《国故论衡.明解诂上》“驸经之书，则当句为释者”外，还包括： 1.马融说 2.刘歆说 3.费直说

第三章 训诂体式（下）

第三节 通释语义的专著

（一）单解语义的专著

一是总释群书语义的，如《尔雅》等；二是只释一书语义的，如《毛诗传义类》；三是解释部分词语的，如《通俗文》；四是解释方言的，如《方言》；五是解释少数民族语言或外国语言的，如《羌尔雅》。

在体例、价值、不足等各方面分别举例介绍 1.《尔雅》 2.《小尔雅》 3.《释名》 4.《广雅》《广雅疏证》 5.《拾雅》《比雅》 6.《经籍籑诂》《故训汇纂》 7.《转文》《文始》 8.《读书杂志》《经义述闻》 9.《群经评议》《诸子平议》 10.《毛诗传义类》《说雅》《选雅》 11.《通俗文》《训俗字略》《恒言录》《通俗编》 12.《常用字训》《难字》《杂字解故》《异字》《错误字》 13.《埤雅》《尔雅翼》《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14.《石药尔雅》《本草尔雅》 15.《骈雅》《叠雅》《别雅》《辞通》 16.《果裸转语记》《释大》 17.《语助》《虚字说》《经传释词》《词诠》《古书虚字集释》《文言虚字》《虚词历时词典》 18.《方言》《续方言》《新方言》《蜀尔雅》《吴下方言考》 19.《羌尔雅》《番尔雅》《佛尔雅》

（二）音义兼注的专著（分单注一书的音义和注释群书的音义）1.《经典释文》 2.《群经音辨》

5篇四：读书笔记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第一章 史的意义及其范围

在此章，梁公首先对“史“和“中国史“下了定义：史者何？论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梁公对此定义加以分析说明，包括四方面的含义： 其一，活动之体相：人类为生存而活动，亦为活动而生存。此所谓相者，复可细分为二：一曰活动之产品，二曰活动之情态。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

其二，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是人类社会之活动，非一个人或一般人，史迹必要以社会为范围，其活动力必能影响及于全社会；人类社会的活动必须是连续不断的，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是螺旋形的向上发展的，前代人恒以未完成之业遗诸后代。史也者，则所以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者也。

其三，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活动必有成绩，然后可记，不待言也。此成绩非一个人一事业成功失败之谓，乃薄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总和。

其四，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

今世之史的观念，有异于古所云也。彼时所需之史，亦与今日不同，故史之范围广漠无垠，积年愈多为书愈多，驯至为一人毕生精力所不能殚读。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今日所认为重要史迹类往往反阙不载，如巴蜀滇黔诸地其次第同化之迹为治史者亟欲闻也，古代史上有两大役载于史书不过几言；元明间杂剧小说，为文学界辟一新纪元，史书记载亦寥寥无几。由此观之，彼旧史者，一方面因范围太滥，卷佚浩繁，使一般学子望洋兴叹；一方面又因范围太窄，事实阙略，不能予吾辈以圆满的印象。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国史，以供现代人资鉴者。这就需要新史家的努力。

新的中国史需要满足以下四点：

第一，说明中华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

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

结果何如？

第三，说明中华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欲世界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 第四，说明中华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

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中国最初之史是以诗歌、《易》、《诗经》为体裁记述。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官建置之早与职责之崇或亦为其一因。

古代史官所作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以《竹书纪年》为代表；同时复有一种近于史类之书，其名曰“书”。或曰“志”，或曰“记”，今现存者有《尚书》二十八篇；《春秋》、《尚书》皆可称为古代正史，除此外，尚有《琐语》、《杂书》、《穆天子传》等之类正史之外史籍。此三类，或为形式的官书，或为备忘的随笔，皆未足以言著述。史学界最初有组织之名著，为春秋战国间两书：一曰左丘之《国语》；一曰不知撰人之《世本》。《国语》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诸国分篇叙述，无所偏畸，《世本》为《史记》之蓝本，宋时已佚，梁公观其与前史大异者两点：其一，开后此分析的综合的研究之端；其二，特注重于社会的事项，而前史纯以政治为中心。

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史记》开创纪传体。迁实欲建设一历史哲学，而借事实以为发明。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怀抱深远目的而又忠勤于事实，惟迁而兼之。《史记》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八书详记政制，蜕行于《尚书》，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锁语，则《国语》之遗规也。司马迁之前，无所谓史学也，自其之后，史学开放。

汉以后私人作史兴盛原因有三：其一，世官之制，至汉已革，史官专有之智识已渐为社会所共有；其二，文化工具日新，著写传钞收藏之法皆加便，史料容易收集；其三，迁书美善，引起学者研究兴味，社会靡然向风。

断代为史，始于班固的《汉书》。刘知几推尊，郑樵则低之，梁公偏于郑樵之观。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意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断代史之根本谬误在于此。章学诚曰：“后世失班史之意??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取”此言班书以下，作者皆陈陈相因，无复创作精神。

二十四史良秽不齐，同在以体裁中，其价值固有高下。有一明显分野最当注意：唐以前书皆私撰而成一人之手，唐以后书皆官撰而成于多人之手。官撰合撰之史最大流弊在著者无责任心。著者之个性湮灭，而其书无复精神。我国古代史学因置史官而极发达，近代史学因置史官而渐衰微，其原因在于史官性质今古有异。

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纪传体利弊：长处：内容繁复；短处：事迹分隶凌乱，年代重复）。陆贾之《楚汉春秋》为编年体之祖，已佚；荀悦《汉纪》（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以年系事，易人物本位为时际本位。之后有张璠袁宏之《后汉纪》、孙盛之《魏春秋》等，现仅存荀袁两家。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位编年通史，别裁之力甚强，其书断制有法度，其所经纬规制，确为中古以降一大创作。吾国史界，称前后两司马。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纪事本末体于梁公之理想新史最为相近；专纪文物制度之类亦与梁公新史理想相近，但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应此求者，有唐杜佑之《通典》。有《通鉴》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上述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体皆于创作之人加以评骘，而踵效者略焉。梁公认为史籍可分为两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史籍既多，则注释考证，自然踵起，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骃、徐野民注《史记》；二曰注事实，如裴松之注《三国志》。

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评史书者。批评史迹者，对于历史上所发生之事项而加以评论，如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批评史书者，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史学所赖以建设。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不过三人：刘知几《史通》、郑樵《通志·总序》、章学诚《文史通义》。刘氏事理缜密，识力锐敏，勇于怀疑，勤于综核，鉴别史料之法言之最精；郑氏“精要在乎义例”。论史学且自著一史；章氏较其短长以自出机杼，自更易为功，融会贯通，与西方史家言多有冥契。

梁公认为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旬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

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

清代史学尚有数类创作：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黄宗羲之《明儒学案》（中国有学史之始）、赵翼之《甘二史劄记》（搜求抽象的史料之法）。还有很多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表志之补续；史文之考证；方志之重修；年谱之流行；外史之研究。

第三章 史之改造

梁公认为，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三通》等浩瀚古籍不可得遍读，遍读亦不能养其欲给其求，但亦不能不读，首要解决之问题在于史之改造，现今的人该读何史。

言史之改造，须明要改造什么史，此史有何弊病？应如何改造？要改造成什么样的史？ 其一，古代之史，是否以供人读，盖属疑问；私家之史，自是为供读而作，然其心目中之读者各各不同。《春秋》盖以供当时贵族中为人臣子者之读，《资治通鉴》其目的在于供帝王之读，《史记》自言盖以供后世少数学者之读，诸史目的略同，大率其读者皆求诸禄仕之家与好古绩学专门之士。诸作家必针对读者以求获其所希望之效果，故缘读者不同而书之精神及其内容组织亦随而不同。然而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离不开贵族性，由此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类之史，在前代或为其所需要，在今日早已过去。旧史家多为死人作史，于今人无益。史迹为人类所造，史家之责，惟在认取“历史人格者”及其周遭情状之相互因果关系而加以说明，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其二，梁公认为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应以收缩为扩充。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于史，然经两千年分化，史中重要部分渐渐与史分离。今之旧史，实以年代记与人物传两种糅合而成，然衡以严格的理论，则此两种者实应别为两小专传，曰年代学，曰人谱学，即人名词典学，而皆可谓在史学的范围以外。今后史家，宜将其旧领土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史学者可节省体力而善用史。

其四，今日之所求，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则曰“文以载道”，道其目的，文为其手段。自孔子《春秋》始、《新五代史》、《通鉴纲目》等为代表，将 主观思想掺于历史中，将历史作为表现自己思想的手段，这有违为史作史之真谛。今日之史家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史家应作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而不应掺以他项目的，做到为历史而治历史。其五，下功夫搜补考证。旧史存于今者，史文阙佚、史迹湮亡者多。盖一切旧迹，大半借旧史而传，然旧史著作之目的，与今日之所需求多不相应。梁公所认为极宝贵之史料，为旧史摒弃乃至湮灭者不知凡几。对于此等史迹，殆有一大部分须对之进行重新评价，这须费很大劳作，一曰搜补，一曰考证，此劳作虽大，但不可不做。

其六，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辞，不相联属，应以改革。如《春秋》、《世本》、《竹书纪年》等皆是如此，《左转》、《史记》等书虽有长篇记载，首尾完具，仍不过百数十篇之文章汇成一帙。凡此种种，不免将史迹纵切横断，于史如得肉遗血、得骨遗髓。人类活动状态其性质为整个的、成套的、有生命的，故事实之叙录与考证不过以树史之躯干，而非能尽史之神理。善为史者驭事实也，横纵交叉，不能仅以叙述毕乃事。梁公认为今日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专门史如哲学史、美术史、天文史、历史地理等。普遍史即一般文化史。作专门史者，不仅须有史学的素养更要有各该专门史学的素养。作普遍史者须别具有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乎其间。联合国史有史学意味之学者，各因其性之所嗜与力之所及，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悬一公趋之目的与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逐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数年之后，渴望之理想的新史学或可望出现。

第四章 说史料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搜集、整理和鉴别史料,以及史学研究者自身的素质，是影响史学研究的重要因素，梁公在这一章中主要阐述了他的史料观以及对治史者的要求。

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得其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史料丧失极易：或由有意藏匿，如清廷之自改实录；或由有意蹂躏，如秦烧列国史记；或由新著出，旧著没；或由经丧乱沦没；或孤本孤证散落，偶不注意，即便散亡（即牛弘论“书有五厄”）。往古来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涛涛代逝，盖幸存至今者，殆不逮所需求之百一也。时代愈远，史料遗失愈多，可信者愈少。亦不能谓近代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如甲午史料，梁公求诸记载而不可得。

梁公提出得到史料的途径不外有两种：一是在文字记录以外的，二是用文字记录的史料。

在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的性质可分为：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这其中包括：（甲）现存之实迹及口碑。此所谓实迹，指其全部现存者。质言之，现代史迹——现在日日所发生之事实，其中有构成史料价值者之一部分也。；（乙）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本条所谓实迹者，其人与相皆不可得见，所留者仅活动制成品之一种委蜕而已，如埃及之金字塔、文艺复兴时代遗物等；（丙）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如意大利庞贝古城、我国直隶巨鹿县发现的古城；（丁）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如高昌一壁的发现，另外殷周间礼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镜属、货币、玉石、陶瓷、瓦砖、地层中之石器；（戊）实物之模型及图影，如殉葬制品及遗留保存至今的书画等物。文字记录的史料有：（甲）旧史。旧史专以记载史事为职志，是正当的史料，因著作年代、著作者之性格学识、所著书之宗旨体例等种种差别，其所含史料价值亦不同；（乙）关系史迹之文件。我国既无公众收藏之所，私家所蓄为数有限，又复散布不能稽其迹，湮灭甚易。此等史料，收罗当自近代始，其最大宗，则档案与案牍也。私家之行状、家传、墓文等类，亦为极重要之史料；（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以旧史作史读，则现存数万卷之史部书，皆可谓非史，以旧史作史料读，则岂惟此数万卷者皆史料，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如《尚书》、《左传》、《诗经》等皆含史料；（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书累代散亡，百不存一。类书者，将当时所有之书分类钞撮而成，其本身原无以后甚价值，但阅世以后，彼时代之书多佚，而其一部分附类书以幸存，类书乃可贵矣；（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己）金石及其他镂文。金石为最可宝之史料，如阿育王之丰碑。金石之学在晚清达到极盛，其发达先石刻，次金文，最后为甲骨文；（庚）外国人著述。我国史迹，除我先民躬自记录外，未尝有他族能为我稍分其劳，最近则改观矣，其于中国古物、其于佛教、其于中国与外国交涉，皆往往有精诣之书，不可不观。

中国公共收藏机关之缺乏，为学术不能进步之极大原因。每经丧乱，史料必有所毁，私家之藏也多荡佚，这是梁公所痛心的，也是我们所心伤的，中华文化浩瀚，损毁者不知凡几，每每想起总是令人扼腕。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第一，搜集史料之法

今日所求之史料并非能够具见于旧史的普通史料，而是汇集同类能观一时代之状况的史料，用此种方法搜集史料第一须将脑筋操练纯熟，有锐敏的感觉，第二要耐烦。

对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举了几个他亲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研究六朝唐造像等，有锐敏的感觉，施特别的观察、再加上耐心，这样能从常人不认为史料中得出可贵的史料，很多大家如宋代的洪迈、清代的赵翼都是这样做的。其中还得特别注意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它是指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反之则称积极的史料。消极性的史料亦甚为重要，其重要程度不让于积极史料，以无史迹为史迹。

第二，鉴别史料之法

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一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史料的“正误辨伪”主要在于“求真”。

第一种误，不是史料的误，是史学家自身的误，即梁公所言局部的幻觉，如万里长城为秦时物、道教教祖为老子等流俗致误。对于鉴别史料的方法，最直捷的方法就是举出一个极有力的反证，如中国佛教起源的问题和上海托始于战国时楚之春申君黄歇的问题。其中当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时，从原则上是以最先、最近的为最可信。但此原则有时尚须分别观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若过信此原则，有时亦可陷于大误，如明末大探险家徐霞客墓志铭之误及玄奘出游之年考证，这就提醒我们篇五：读书笔记及心得 *田单复国:齐王远亲田单，善用兵。乐毅攻齐，田单命令手下用铁皮包扎车两。故在战发之时得以逃脱。乐毅攻陷七十城。百姓随田单一起努力总收复齐国。*送来了缕缕的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此出运用了通感的修辞手法

——《荷塘月色》 *如坐春风：最初的意思是“如同沐浴在和煦的春风里面”后来比喻与品德高尚、有学问的人一起并受其熏陶。和孔圣人一起生活真是如坐春风啊。*普希金只活了三十八个春秋，可他却爱书如命。他不仅读了俄罗斯的书籍而且还涉猎了中国的孔子，孟子的著作，读了《三字经》。总之他的日子是在书中度过的，他十分向往中国； “一同走吧，我准备好了，无论你到哪里，朋友，只要向往之地，我都愿结伴而行，哪怕是到遥远的中国万里长城”

《致大海》中：

你那蓝色的浪头翻滚起伏，你的骄傲的美，闪烁壮观。

我全心渴望的国度呀，大海！

多想常常在你的岸上，我静静地惆怅地徘徊，回答我珍爱的愿望„„ * 我的失恋

鲁迅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低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葫芦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宅

想去寻她没汽车

歪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时值1924年左右，北京报刊常现些“阿呀，艾呀，我要死了”之类无病呻吟的爱情诗。鲁迅先生故写此诗予以批评。语言诙谐幽默，不愧为时刻关心年青一代的伟大作家。愚认为真正的爱情并不在于送多贵重的礼物，一份真挚的心足以代表一切。整日的沉迷于情感更是表现得无病呻吟，以及龌龊。* 刘知几开先河著《史通》

刘知己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公元661年，在世61年 刘知己，唐代(武则天时期)杰出史学家。

刘之前对史学著作进行评论的文章微乎其微，刘著 《史通》对中国史学进行了系统而具体的评价。刘认为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这三长。“才”指才华，学指“学识”，“识”是指人必须有嫉恶如仇、正直的风范，能如实记录史实，从而使昏君奸臣有所顾忌。

少时父亲令其读《尚书》（难）；刘好读《左传》其父便让读，遂后遨游史书，终成大家。*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