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定位(L06-07)

第一篇：再论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定位(L06-07)

再论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定位

关彦庆 张桂元

（2：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2 ；3：吉林省博物院吉林长春 130041）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发布以来，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语言价值观念，使我国的语言文字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意义。语言文字工作要进一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必须做好科学定位。我们提出了由学术性向通俗性、强制性向服务性、封闭性向开放性、被动性向主动性转变的工作定位思路。

关键词：语言文字法；工作；转变

基金项目：本文为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设新农村语言问题研究”（编号：20072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关彦庆，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长春130022）；张桂元，吉林省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长春 130041）。

2010年是新世纪第一和第二个10年的交接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发布10周年。教育部李卫红副部长在2010年度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改革创新，促进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发展》的重要讲话，对未来5-10年的工作做了这样的表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国家中心工作对于语言文字工作的要求，做好科学定位，并认真思考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以什么为切入点，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实现什么样的工作目标。”［１］显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定位问题是做好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的理论问题。笔者曾撰文《试论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定位》，从历时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建国以来语言文字工作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定位问题。本文拟从共时的角度出发，论述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定位问题，重点分析语言文字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一、内容上：由学术性向通俗性转变

学术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常以学科和领域来划分。任何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学术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具有原创性的，非专业人员很难读懂或者很难准确把握。科学研究成果一般都是以抽象的理论形态存在。科学的价值之一就是推进社会进步，引领人们走进现代生活。科学家若要让百姓分享其研究成果，必须走应用的途径，通过技术的手段，使其转化成应用的产品。科学的价值之二就是科学家的思辨成果能够成为引领人们追求社会价值追求的航标灯。这种思辨的成果也必须有物化的形态。语言文字研究也是这样。语言文字学家要想实现让人们分享其研究成果这个目标，必须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成非专业人员能够接受的通俗读物，即必须做到由学术性向通俗性转变，这种转变是语言文字学的学问性引领人们走进健康和谐语言生活的根本。所谓通俗性就是对学术性的解读，具有浅显易懂的特点，适合或体现大多数人的水平。这个解读的工作一般由语言学家完成顶层设计，更多的基础工作是由基层的语言文字工作者来完成。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诸如面向学生、面向普通公民解读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内容、意义以及传播语言文字的基本知识等的学术报告和新闻宣传；出版适合各领域、各民族地区的教材、读物等等。目前，我国语言文字的学术性工作、宏观管理上的工作做得很多，成果也很丰富，而具体的、深入民间的基础性工作有待加强。比如在书店几乎看不到适合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民族的人的普通话读物，看 1

到的几乎是一个面孔的像字典一样的普通话教材。

二、管理上：由强制性向服务性转变

2000年10月31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并于2001年1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进入了法制化的轨道。法是用来约束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规范，是依靠国家力量实施的，体现在统一性和执行性上，具有强制性特点。200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在《教育部通报》第11期上作了重要批示：“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其推广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认同传承，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战略举措。”可见，语言文字工作的落实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必须执行，语言文字法的贯彻实施也具有强制性的特点。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关于执法的规定看，该法又具有柔性的特点，即落实或者执行该法的方式和方法不一定是强制性的。语言文字工作的具体落实具有浸润性的特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代表国家依法行使职权进行社会语言文字管理时，不要成为语言文字警察，要尊重语言文字发展的规律，尊重公民的认识水平和能力，讲究方法和策略，突出引导性、服务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服务性更多的是指基层语言文字管理工作者在执行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时候必须强化服务性的理念。原因之一就是语言文字工作涉及千家万户、各个部门，每个人每天都涉及语言行为和语言规范问题，强制管理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建立服务性理念，不断创新语言文字工作的方式、方法，才能促进语言文字工作的和谐化，语言文字工作才能在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各个地区的基层真正打开局面，所以，语言文字工作必须淡化强制性，突出服务性，尤其是在宣传教育工作做得不足的情况下。

三、思路上：由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

所谓封闭性，是个观念问题。提及语言文字工作，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是学校的事儿，而且认为语言文字仅仅是简单的“工具”而已。这种局部的、单向的认识严重制约了语言文字工作的深入开展，致使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不能很好地适应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语言文字是整个社会的调整器，它应该成为社会发展的有力工具。“学校和社会的推广普通话工作都不是孤立的，两者应该互相促进。”[3] 要做好语言文字工作还必须进一步打开视野，从我们多年的语言文字工作实践经验和国家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看，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涉及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现实空间涉及国内落实和海外服务，虚拟空间涉及提高中文信息处理能力和掌控语言文字话语权，扩大中文在虚拟世界的影响等重大课题。因此，提高认识、打开思路很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活动跨越了空间、文化、制度、种族、宗教等的限制，涉及国家主体语言与民族语言、方言的关系；国家主体语言与外语的关系；信息化时代虚拟空间的语言权利问题，所有这些现象和问题都要求语言文字的工作思路必须从封闭走向开放。

要做好语言文字工作的落实也有一个转变思路的问题。应该既要支持语言文字及应用理论的研究，又要抓好语言文字规划的落实工作。语言文字工作落实本身不是独立的行为，它必须与其他工作相结合，或者说必须与百姓生活结合、通过重大事件（如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语言文字示范校的创建等）等载体展开，在实践中倡导语言文字工作的落实，使具体的语言文字工作与其本职工作业绩相结合，让人们感到语言文字工作触手可及，是自己生活、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1955年就有论述。毛主席在《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指示：“我国现在的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才能解决。”［４］[2]

语言文字工作涉及面广，其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要求语言文字工作的思路也必须是开放的。高校的语言文字工作者要走出校园，国家机关的语言文字工作管理者要走出办公室，深入生活实际，调

2查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2007年我们承担了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设新农村语言问题研究”，2008年我们组织并开展了面向吉林省农村居民的通用语言文字观的调查。覆盖吉林省40个县市160个自然村，调研1500多人，涉及汉族、朝鲜族和蒙古族。有大约65%的人认为普通话有利于民族地区之间、不同方言区之间的交际。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前期的语言文字工作是脚踏实地的，其成就是非常可观的。从当前的实际看，语言文字工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工作思路观念上的转变，以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

四、态度上：由被动性向主动性转变

国家对语言文字立法，说明语言文字的重要性。“语言文字工作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进步。”［５］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必须解决认识问题，实现工作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

1．管理者工作者的态度由等待向主动创新转变

过去我们对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认识不足，认为语言文字工作不是大事、重要的事。通过语言文字示范校评估、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等活动，我们对语言文字的功能和意义有了新的认识。第一，语言文字能力是人的社会实践的基本能力，是当代人必备的重要素质之一。第二，语言文字产品的应用能力构成当代人创新能力的要素。第三，社会各种媒体的语言文字规范是该地区整体形象的标志。第四，各种语言文字规范化的社会活动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程。语言不仅是工具，语言和语言行为蕴含着文化内涵。这一切的认识不是等来的，而是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总结出来的。语言文字工作的管理者，尤其是负责全面工作的领导者对语言文字工作重要性认识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单位、本部门的语言文字工作质量。

２．普通公民对语言文字的态度，从与己无关向主动参与转变 我们的普通公民一般都存在不重视语言文字的现象，这也是认识上的问题，其症结在于语言文字基本知识普及不够，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性的宣传不够，具体内容和操作方式需要语言文字工作者在实践中努力创新，实现公民的语言文字行为由他律向自律转变。

这种认识上的转变需要一个或者多个过程，需要与工作、生活紧密结合。国家实施的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语言文字示范校的评估工作等是官方行为，是从宏观上落实语言文字工作的举措，它改变着人们的认识。然而，语言文字工作不能只是一种形态，正如我国经济发展不只是国有经济一样，树立语言文字规范观，把语言文字工作落到实处还需要很多形态或者模式，比如，企业的日常管理也可能成为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积极因素。2010年9月18日，笔者在长春市长江路步行街的一个叫做“以纯”的服装专卖店门口看到一则招聘收银员的启事，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应聘者能说“普通话”。这个是民间行为，但是我认为这是语言文字工作落实并走向民间的途径，也是使普通公民转变态度的一个有效途径。学校是实施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阵地，语言文字工作的落实也不能只落实到口头，应该落实到与教师、学生发展密切相关的文件和活动中。比如通化师范学院的《通化师范学院教学管理文件汇编》、《本科学生培养方案》中都明确落实了国家关于语言文字的相关要求，语言文字工作在教师和学生的心目中不再是空的，而是与自己有实实在在的联系。任何部门、机构、企业、团体，只要能够拿出结合本职工作的具体的、可操作的措施，都可以激发人们对语言文字的热情，也提高对语言文字工作的认识。

3．基层语言文字工作者的工作要由单一向多维转变

语言文字工作开展的核心力量是基层的语言文字工作者，他们需要既重视语言文字的教学、科研工作，又要重视语言文字的普及工作。我们前面提到的由学术性向通俗性的转变的工作，主要由这些基层的语言文字工作者来完成。因为具体的语言文字工作非常复杂，需要因地制宜。语言文字研究工作者必须深入实践，了解现状，及时总结，完成由理论工作者向实践工作者的转变，推动语言文字工作走向扎实、深入。

总之，“人们为了互相交际，要求不仅有一种通用的书面语，还要求有一种共同的口头语言。”

［６］3

做好语言文字工作首先是认识问题，认识到什么高度，工作才能有多大力度；看到多大范围，才能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责任；研究到什么高度，工作才能深入到什么深度。语言文字工作科学定位问题涉及不同层面，既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了解基层语言文字工作的具体问题，科学定位，才能开创语言文字工作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１］李卫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改革创新，促进语言文字工作科学发展[EB/OL]．教育部通报.第3期，2010年4月8日.［２］同［１］.［３］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7.［４］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编辑.语文政策学习资料[G].北京：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1976：7.［５］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教育室，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学习读本[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11.［６］于根元．应用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42.The Again concerning about the Scientific orientation

of Written language work

——commemorating 10 years of《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general language method》

GUAN Yan-qing, ZHANG Gui-yuan

(1: School of Literatrue,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chun , China130022;2: Jilin museum, Changchun, China130021)

Abstract:The publish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general language method》affects the people’s Language values , making language life change greatly and profound social significance.Because the written language work should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so we must finish the scientific orientation well.The text contains four work localization mentalities, from academic to popularity, from enforceablility to service, from closure to Openness, from passive to initiative.Keywords:Language method;work;change

本文发表在《北华大学学报》2011-3

第二篇：再论科学安全观

再论科学安全观

【摘要】以科学发展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国际、国家社会发展为背景，综合各个领域提出的安全观，将安全观归纳为:宿命安全观、知命安全观、系统安全观和大安全观4种基本模式;提出以安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认定为主体的安全价值观是安全观确立的基础，而构成安全观的人生价值观及人命价值观等是人生观乃至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人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笔者试图以安全科学的基本理论统一人们对安全观的认识，旨在进一步充实完善安全学的学术内容。

【关键词】安全观;价值;价值观;人生观;大安全观

前言

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把握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多边化、国际恐怖主义相关的国际、国内安全问题;科学地研究包括与自然灾害，大范围突发传染病(如“SARS“)等突发事件相关的公共安全问题;正确理智地对待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相矛盾的环境安全问题;进一步深人地研究科技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以人为本的生产安全与工程安全问题等，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首先是如何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安全观，也是从认识上首先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安全观，即对安全的作用、地位、价值等总的看法。不同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安全观是不同的。同时，不同的人群，由于其所从事的职业，所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其安全观也是不一样的。从安全科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安全观是一直伴随着人们的世界观的发展而发展，世界观的改变而改变，可以说，安全观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内容非常广泛的大课题，所以安全观也是一个覆盖众多领域，多学科交叉的大概念。为了能更好地、全面地统一对安全观的认识，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各个领域提出的安全观，找出安全观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安全观的共性问题。正像人们可以用安全科学的基本理论统一人们对生活领域，生产领域乃至生存领域的安全问题的认识一样，用科学的安全理论统一人们对安全观概念的认识应当是可行的。

安全观的演变

目前，关于什么是符合时代特点的新安全观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伊拉克战争、美国”9·11”事件、“ SARS”、炭疽杆菌、禽流感、基因工程与生化武器、核材料的安全使用与储存、巨型水坝、主要水源的防毒防污染、有关国计民生的物资(例如粮食、石油等)的储备和供应、亚洲金融危机式的金融风险、吸毒贩毒以及艾滋病的传播、世界人口增长问题等都成为关注安全、研讨安全观的时代背景。人们对所谓的安全观可谓多彩纷云，例如:国际社会、国家安全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理念—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新资源安全观;信息时代的新威胁观与安全观;安全生产观;经济安全观;安全工程观— 工程安全和社会和谐;文化安全观;粮食安全观;人口安全观;新能源安全观;药品安全观;甚至还有以以色列为代表的绝对安全观以及美国的歇斯底里安全观等偏执安全观。

1.1 早期的安全宿命观[1]

安全宿命观的产生由来已久，所谓安全宿命观简单地说就是“听天由命”。该安全观的产生在远古时期是很自然的，因为那时生产力低下，科技水平尚处在初始阶段，人们面对天灾人祸无能为力，表现出人们的一种无奈、无知和软弱，因而只能听天由命。

从历史过程来看，相对于大自然，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无论到何时，人要顺应自然，才能是安全的。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强调“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平安意境”。可以认为，安全宿命观的产生与时代特点有关，但安全宿命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安全宿命观并不只具有消极的一面，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追求的是天人的和谐统一，强调的是人要适应自然，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改造自然。当然“宿命论”所强调的命运的决定支配作用或服从命运的主张并不能代表宿命“安全观”的主流，因为人们早就发现所谓命好的人也并非是事事都安全的人。

1.2 安全经验论与安全知命论

安全知命观，其中的“命”说的是天命。反映了人们开始依据经验，把握安全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总结积累事故的经验教训，从而得出与某事相关联的“命运”的好坏和安全活动的局部预知。

在我国早在公元前的战国或秦汉时期，就出现了朴素的辩证的儒家作品《周易》。《周易》通过八卦形式(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自然现象，推测自然和社会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刚柔相推，变化其

中矣”等富有朴素的辩证论的安全活动预知观点。

到了欧洲工业革命时代，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又总结了农业、工业、工程技术和管理的相关安全经验，掌握了保护自身安全的技术，防护方法和措施，人们也就成了安全生产活动的有知者。

与安全宿命观一样，安全知命观既具有时代特点，同时也不是一成不变。因为经验在不断总结，不断升华。经验始终是指导安全工作的宝贵财富，人们常说的吸取事故教训以指导安全工作就是安全知命观的具体体现。

1.3 系统论与安全系统观

系统论的理论与系统方法的提出和应用，大大推动了安全系统论的发展[5]，实践证明，系统论是处理复杂系统工程问题的好方法。

一方面因为任何事故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重演，另一方面，某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故也可能发生，所以凭经验预知事故并不能完全避免事故。

正当人们面对极端复杂因素的安全问题而一筹莫展的时候，系统论的提出及其在高端武器系统中的成功应用，给安全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解决了安全工作者凭经验不能完全解决的事故预测问题，并从而树立了事故是可以预知的— 科学的事故预测观。

系统安全观对安全的认识的要点，首先是认为事故的发生和发展是有规律的，是有先兆的，因而用科学的方法是可以预知的。该认识和观点，它已经摆脱了宿命观和知命观以命(天命)为主导的对天灾人祸因果关系的原始认识。

系统安全观是科学的，它对事故的预测是按照事故的特点和规律提出预测模型和解析结果。因为事故的发生具有随机性，所以目前事故预测给出的大多是事故发生的概率大小。

1.4 大安全观

所谓大安全观是指针对人类生活、生产、生存的各个领域，关注安全的综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合作性等特点，对安全的内涵、目标和解决安全问题的手段所得出的对安全问题总的认识。

目前,有关大安全观的提法可以归纳为如下4个方面:

首先提出大安全观这一概念的是把人文、科技、环境，或是把人类生活、生产、生存领域的安全问题归纳起来而提出的大安全观。

第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家多边化、国际组织多样化而使国家国际安全注人了新的内涵而提出的大安全观[1]。

第三是提出了不仅只关注21世纪议程中的环保主题及自然灾害问题，而应充分关注安全、减灾为一体的大安全观，即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集安全、减灾、环保为一体的安全观[2-3]。

第四是提出了“公共安全”大安全观[4]。因为“公共安全问题”涉及到社会一切领域，是社会公众及各行各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传统的技术性安全问题社会化倾向日趋明显，越来越多地演化为社会问题，使得现代安全问题纷繁复杂。小到社会中的犯罪问题，大到民族性冲突、宗教冲突、文化性冲突、地区性冲突，甚至国家冲突，而冲突手段也由理性向非理性转变，如“9·11”及其以后的暴力冲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升级、毒品泛滥、" SARS”及禽流感传播这些都已经打破了传统国家观念，使安全问题的平台提升到国际层面。

从以上几种大安全观的提出可以认为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安全科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因为大安全观的提出不只是内涵的扩充或范围的外延，更重要的是安全科学平台的提升和对安全问题达成的最广泛的共识和认定[4]。

安全价值观

安全价值观是人们对安全是否有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认识和评定。一切事物本身的价值的有无及大小，决定了它的存在地位和必要性。显然，安全价值观是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安全观确定的基础。所以，笔者在讨论安全观的时候，有必要对安全价值作一下简要的讨论。

安全是有价值的。其主要体现在安全的社会价值和安全的经济价值。虽然，安全价值不能直接套用价值工程中价值的定义和算法，因为安全的某些价值(如社会价值)不能只用钱来量化，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安全价值的客观存在。

2.1 安全的社会价值

安全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安全的社会效应。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条件，一个优美、安全的生活环境，一种安全可靠的工作，一次安全愉快的旅行，一个和平、和谐、安定的世界……总之，在一个安全的社会中，人们的心情、感觉是不一样的，人们就能够真正做到健康、舒适、长寿、事业有成，安全的社会效应是无法用金钱来度量的。

安全的社会价值归纳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1)安全的战略意义，大多数的安全工作或工作方针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不是一时一地的临时措施。同时多数安全方针、政策都具有长效机制，不安全状态的改变需要一定周期，安全局面的形成又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从国家、政治方面考虑，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安全方针政策举措关系国家大局。

2)安全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保障，安全生产、安全性合格的产品才能保障企业的生存、发展、壮大，保障产品有市场和竞争力。现在市场上的许多产品，食品、药品、家电、汽车等生活用品，工农业生产用的设备、化工材料、武器、能源等都存在安全性的要求，没有安全保障的产品就不会有市场，所以安全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社会效应是很明显的。

3)安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要素，或者说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是安全。强调安全仍然是大安全概念，只有人人都感到生存、生活、生产安全，个人的安全有保障，他人的安全有保障，社会才能安定和谐。一个安全和谐的氛围下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昌盛繁荣进步的社会。

4)安全既是人类有生以来的本性需求，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素质之一。安全本性是指人对安全的要求，它是人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一个安全的社会、安全的单位、安全的工作岗位必然会培育安心敬业奉献的人才。同时，所说的安全既是针对个人的，又是针对群体的。个人做事既要考虑自己的安全，也要考虑不能危及他人的安全，属于安全论理，道德标准问题，所以对个体来讲，把他人的安危放在更重的位置是其高素质的表现。

2.2 安全的经济价值

由于安全系统具有灰色系统的特点，所以安全经济价值也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滞后性和反直观性。所谓，既有确定性又具有不确定性，是说有确定性的安全投人，必有一定的安全价值的回报，不确定性是说安全投人的效益具有不可预知、滞后性、远期性或难以量化计算;反直观性是说安全投人所生产的间接经济效果，是不确定性的延伸。

据联合国有关资料统计显示，世界各国平均每年的事故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5%，而预防事故和应急救援措施的投人约占3.5%，合计为GNP的6%。如果没有预防事故与应急救援措施的投人，事故发生率及事故损失将会增高许多，到底损失多大，目前尚无可信的统计数据。

从理论上讲，安全价值可以参照一般价值工程的计算方法来表述:

安全价值(Vs)=安全功能(Fs)/安全投人(Cs)

上式表明 :安全价值工程是一种运用价值工程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某技术管理措施进行安全功能分析，力图用最低安全寿命周期投资。实现必要的安全功能，从而提高安全技术经济，即安全价值的方法。

安全价值工程，是以安全功能的优化分析为重点，同时要尽量降低安全寿命周期投资，以充分、可靠地实现必要的安全功能为目标[8]。

随着我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安全产业的兴起也是安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专门从事安全技术、安全经济研究的院所，以及专门从事安全产品生产的企业规模还将继续扩大，必将促进安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保安公司、保安队伍的增加也也是安全的投入，自然也是安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

世界观、人生观与安全观

世界观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的根本观点。世界观也好，人生观也好，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这是经典的世界观、人生观概念。

当前，考 虑“人生观”与现实生活之间内在的联系，对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人生态度的思考使人生观的概念注人了新的内涵。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把对人生观的思考更现实地表述为“生涯”或“生计”，或进一步引申为个人一生的道路与发展路径的思考。这其中价值观的澄清和确认，以及寻求社会需求与个人需要的最佳结合点或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人生的目的依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但所有人的最低的，也是最基本的目的是生存。而且理想的或追求的生存状况就是人身心的安全、舒适、健康。人不管经历怎样的人生道路或发展路径，其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命安全。如果没有了生命，其任何的理想、目标都是一句空话。因此，从生命的角度讲，安全观是人生观的最基本的目标。

3.1 安全是人生价值观的保障

安全是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人生价值可分为人生的社会价值和人生的自我价值。

人生的社会价值，是指一个人一生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对他人、集体、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所以人生的社会价值的实质是个人对社会的贡献[9]。

人生的自我价值是个人一生通过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对自己的生命、生活的积极作用。

任何个人应该既有人生的社会价值，又有人生的自我价值，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人生自我价值的人其价值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人生价值也是一个“关系”范畴，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价值，不是指对他自身来说有什么意义，而主要是指他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有多大，孤立的个人是无所谓价值的。

安全作为个体生存的首要问题，也是作为社会安全、团结、稳定的中心问题。否则不管是什么个体，还是作为社会都将会人心惶惶，动荡不安。所以安全是人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取向，也是实现人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保障。上升到观念，即安全观是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

3.2 生命价值是安全观的核心

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肉体与精神的有机统一体，所以生命(人命)也应该包括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两个方面的含义。

人的生命价值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命存在的价值，是指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是有价值，人的生命存在价值也是最基本的人格价值;

第二，生命延续的价值。从社会角度讲是人类的繁衍发展，从个人角度看是寿命的延长对于个人创造和发展的意义。

第三，超越生命的价值即是牺牲的价值，因为牺牲不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否定，而是生命价值的升华、确证和增值。

长期以来，人们把自身的生命看成是一种天命，看成是大自然的一种必然，其实不然，生命价值的大小在于人自身，生命价值问题的研究对于人们清楚地认识自己，完全发挥生命的价值有重要的意义。

人的生命价值包括:人的身体、能力的储备、生命的延续[10]，体力、智力的再生和发展等生命的自我价值。但这不是生命价值的全部内涵，人的生命价值更在于人是理性的，是具有创造能力的，即人的生命具有潜在的创造性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能力的发挥是人的生命的主要的社会价值。

综上所述，生命的价值是人们对人的一生为自己和社会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一种肯定;而安全最主要内涵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保障人的生命健康，顺利的延续，从而实现人的生命价值。

所以说，安全即命。因此，安全是围绕着生命价值而运动的，即生命价值是安全的核心，上升到观念范畴，也可以说，生命价值观是安全观的核心。

人生观、安全观、安全价值观的相互关联归纳如下图所示。结论

1)安全观理论是指导确定安全观的理论基础，又是安全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依据科学发展观，可以把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安全观归纳为宿命安全观、知命安全观、系统安全观和大安全观，这些安全观具有延续性和动态性特点。

3)安全的社会价值观和经济价值观是安全观建立的基础，是认识安全观的客观的依据。

4)大安全观是当今安全观发展的最高层面。大安全观的确立，标志着安全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5)安全观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保障，生命价值是安全观的核心。

第三篇：再论科学安全观

再论科学安全观

【摘要】以科学发展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国际、国家社会发展为背景，综合各个领域提出的安全观，将安全观归纳为:宿命安全观、知命安全观、系统安全观和大安全观4种基本模式;提出以安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认定为主体的安全价值观是安全观确立的基础，而构成安全观的人生价值观及人命价值观等是人生观乃至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人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笔者试图以安全科学的基本理论统一人们对安全观的认识，旨在进一步充实完善安全学的学术内容。

0 前言

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把握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多边化、国际恐怖主义相关的国际、国内安全问题;科学地研究包括与自然灾害，大范围突发传染病(如“SARS“)等突发事件相关的公共安全问题;正确理智地对待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相矛盾的环境安全问题;进一步深人地研究科技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以人为本的生产安全与工程安全问题等，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首先是如何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安全观，也是从认识上首先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安全观，即对安全的作用、地位、价值等总的看法。不同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安全观是不同的。同时，不同的人群，由于其所从事的职业，所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其安全观也是不一样的。从安全科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安全观是一直伴随着人们的世界观的发展而发展，世界观的改变而改变，可以说，安全观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内容非常广泛的大课题，所以安全观也是一个覆盖众多领域，多学科交叉的大概念。为了能更好地、全面地统一对安全观的认识，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各个领域提出的安全观，找出安全观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安全观的共性问题。正像人们可以用安全科学的基本理论统一人们对生活领域，生产领域乃至生存领域的安全问题的认识一样，用科学的安全理论统一人们对安全观概念的认识应当是可行的。

安全观的演变

目前，关于什么是符合时代特点的新安全观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伊拉克战争、美国”9·11”事件、“ SARS”、炭疽杆菌、禽流感、基因工程与生化武器、核材料的安全使用与储存、巨型水坝、主要水源的防毒防污染、有关国计民生的物资(例如粮食、石油等)的储备和供应、亚洲金融危机式的金融风险、吸毒贩毒以及艾滋病的传播、世界人口增长问题等都成为关注安全、研讨安全观的时代背景。人们对所谓的安全观可谓多彩纷云，例如:国际社会、国家安全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与和谐世界理念—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新资源安全观;信息时代的新威胁观与安全观;安全生产观;经济安全观;安全工程观— 工程安全和社会和谐;文化安全观;粮食安全观;人口安全观;新能源安全观;药品安全观;甚至还有以以色列为代表的绝对安全观以及美国的

歇斯底里安全观等偏执安全观。

1.1 早期的安全宿命观[1]

安全宿命观的产生由来已久，所谓安全宿命观简单地说就是“听天由命”。该安全观的产生在远古时期是很自然的，因为那时生产力低下，科技水平尚处在初始阶段，人们面对天灾人祸无能为力，表现出人们的一种无奈、无知和软弱，因而只能听天由命。

从历史过程来看，相对于大自然，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无论到何时，人要顺应自然，才能是安全的。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强调“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平安意境”。可以认为，安全宿命观的产生与时代特点有关，但安全宿命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安全宿命观并不只具有消极的一面，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追求的是天人的和谐统一，强调的是人要适应自然，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改造自然。当然“宿命论”所强调的命运的决定支配作用或服从命运的主张并不能代表宿命“安全观”的主流，因为人们早就发现所谓命好的人也并非是事事都安全的人。

1.2 安全经验论与安全知命论

安全知命观，其中的“命”说的是天命。反映了人们开始依据经验，把握安全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总结积累事故的经验教训，从而得出与某事相关联的“命运”的好坏和安全活动的局部预知。

在我国早在公元前的战国或秦汉时期，就出现了朴素的辩证的儒家作品《周易》。《周易》通过八卦形式(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自然现象，推测自然和社会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刚柔相推，变化其

中矣”等富有朴素的辩证论的安全活动预知观点。

到了欧洲工业革命时代，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又总结了农业、工业、工程技术和管理的相关安全经验，掌握了保护自身安全的技术，防护方法和措施，人们也就成了安全生产活动的有知者。

与安全宿命观一样，安全知命观既具有时代特点，同时也不是一成不变。因为经验在不断总结，不断升华。经验始终是指导安全工作的宝贵财富，人们常说的吸取事故教训以指导安全工作就是安全知命观的具体体现。

1.3 系统论与安全系统观

系统论的理论与系统方法的提出和应用，大大推动了安全系统论的发展[5]，实践证明，系统论是处理复杂系统工程问题的好方法。

一方面因为任何事故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重演，另一方面，某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故

也可能发生，所以凭经验预知事故并不能完全避免事故。

正当人们面对极端复杂因素的安全问题而一筹莫展的时候，系统论的提出及其在高端武器系统中的成功应用，给安全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解决了安全工作者凭经验不能完全解决的事故预测问题，并从而树立了事故是可以预知的— 科学的事故预测观。

系统安全观对安全的认识的要点，首先是认为事故的发生和发展是有规律的，是有先兆的，因而用科学的方法是可以预知的。该认识和观点，它已经摆脱了宿命观和知命观以命(天命)为主导的对天灾人祸因果关系的原始认识。

系统安全观是科学的，它对事故的预测是按照事故的特点和规律提出预测模型和解析结果。因为事故的发生具有随机性，所以目前事故预测给出的大多是事故发生的概率大小。

1.4 大安全观

所谓大安全观是指针对人类生活、生产、生存的各个领域，关注安全的综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合作性等特点，对安全的内涵、目标和解决安全问题的手段所得出的对安全问题总的认识。

目前,有关大安全观的提法可以归纳为如下4个方面:

首先提出大安全观这一概念的是把人文、科技、环境，或是把人类生活、生产、生存领域的安全问题归纳起来而提出的大安全观。

第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家多边化、国际组织多样化而使国家国际安全注人了新的内涵而提出的大安全观[1]。

第三是提出了不仅只关注21世纪议程中的环保主题及自然灾害问题，而应充分关注安全、减灾为一体的大安全观，即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集安全、减灾、环保为一体的安全观[2-3]。

第四是提出了“公共安全”大安全观[4]。因为“公共安全问题”涉及到社会一切领域，是社会公众及各行各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传统的技术性安全问题社会化倾向日趋明显，越来越多地演化为社会问题，使得现代安全问题纷繁复杂。小到社会中的犯罪问题，大到民族性冲突、宗教冲突、文化性冲突、地区性冲突，甚至国家冲突，而冲突手段也由理性向非理性转变，如“9·11”及其以后的暴力冲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升级、毒品泛滥、" SARS”及禽流感传播这些都已经打破了传统国家观念，使安全问题的平台提升到国际层面。

从以上几种大安全观的提出可以认为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安全科学

发展的重要阶段。因为大安全观的提出不只是内涵的扩充或范围的外延，更重要的是安全科学平台的提升和对安全问题达成的最广泛的共识和认定[4]。

安全价值观

安全价值观是人们对安全是否有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认识和评定。一切事物本身的价值的有无及大小，决定了它的存在地位和必要性。显然，安全价值观是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安全观确定的基础。所以，笔者在讨论安全观的时候，有必要对安全价值作一下简要的讨论。

安全是有价值的。其主要体现在安全的社会价值和安全的经济价值。虽然，安全价值不能直接套用价值工程中价值的定义和算法，因为安全的某些价值(如社会价值)不能只用钱来量化，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安全价值的客观存在。

2.1 安全的社会价值

安全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安全的社会效应。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条件，一个优美、安全的生活环境，一种安全可靠的工作，一次安全愉快的旅行，一个和平、和谐、安定的世界……总之，在一个安全的社会中，人们的心情、感觉是不一样的，人们就能够真正做到健康、舒适、长寿、事业有成，安全的社会效应是无法用金钱来度量的。

安全的社会价值归纳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1)安全的战略意义，大多数的安全工作或工作方针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不是一时一地的临时措施。同时多数安全方针、政策都具有长效机制，不安全状态的改变需要一定周期，安全局面的形成又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从国家、政治方面考虑，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安全方针政策举措关系国家大局。

2)安全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保障，安全生产、安全性合格的产品才能保障企业的生存、发展、壮大，保障产品有市场和竞争力。现在市场上的许多产品，食品、药品、家电、汽车等生活用品，工农业生产用的设备、化工材料、武器、能源等都存在安全性的要求，没有安全保障的产品就不会有市场，所以安全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社会效应是很明显的。

3)安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要素，或者说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是安全。强调安全仍然是大安全概念，只有人人都感到生存、生活、生产安全，个人的安全有保障，他人的安全有保障，社会才能安定和谐。一个安全和谐的氛围下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昌盛繁荣进步的社会。

4)安全既是人类有生以来的本性需求，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素质之一。安全本性是指人对安全的要求，它是人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一个安全的社会、安全的单位、安全的工作岗位必然会培育安心敬业奉献的人才。同时，所说的安全既是针对个人的，又是针对群体的。个人做事既要考虑自己的安全，也要考虑不能危及他人的安全，属

于安全论理，道德标准问题，所以对个体来讲，把他人的安危放在更重的位置是其高素质的表现。

2.2 安全的经济价值

由于安全系统具有灰色系统的特点，所以安全经济价值也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滞后性和反直观性。所谓，既有确定性又具有不确定性，是说有确定性的安全投人，必有一定的安全价值的回报，不确定性是说安全投人的效益具有不可预知、滞后性、远期性或难以量化计算;反直观性是说安全投人所生产的间接经济效果，是不确定性的延伸。

据联合国有关资料统计显示，世界各国平均每年的事故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5%，而预防事故和应急救援措施的投人约占3.5%，合计为GNP的6%。如果没有预防事故与应急救援措施的投人，事故发生率及事故损失将会增高许多，到底损失多大，目前尚无可信的统计数据。

从理论上讲，安全价值可以参照一般价值工程的计算方法来表述:

安全价值(Vs)=安全功能(Fs)/安全投人(Cs)

上式表明 :安全价值工程是一种运用价值工程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某技术管理措施进行安全功能分析，力图用最低安全寿命周期投资。实现必要的安全功能，从而提高安全技术经济，即安全价值的方法。

安全价值工程，是以安全功能的优化分析为重点，同时要尽量降低安全寿命周期投资，以充分、可靠地实现必要的安全功能为目标[8]。

随着我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的发展，安全产业的兴起也是安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专门从事安全技术、安全经济研究的院所，以及专门从事安全产品生产的企业规模还将继续扩大，必将促进安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保安公司、保安队伍的增加也也是安全的投入，自然也是安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

世界观、人生观与安全观

世界观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的根本观点。世界观也好，人生观也好，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这是经典的世界观、人生观概念。

当前，考 虑“人生观”与现实生活之间内在的联系，对人生目的、人生价值、人生态度的思考使人生观的概念注人了新的内涵。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把对人生观的思考更现实地表述为“生涯”或“生计”，或进一步引申为个人一生的道路与发展路径的思考。这其中价值观的澄清和确认，以及寻求社会需求与个人需要的最佳结合点或为人们所

关注的焦点。

人生的目的依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但所有人的最低的，也是最基本的目的是生存。而且理想的或追求的生存状况就是人身心的安全、舒适、健康。人不管经历怎样的人生道路或发展路径，其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命安全。如果没有了生命，其任何的理想、目标都是一句空话。因此，从生命的角度讲，安全观是人生观的最基本的目标。

3.1 安全是人生价值观的保障

安全是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人生价值可分为人生的社会价值和人生的自我价值。

人生的社会价值，是指一个人一生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对他人、集体、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所以人生的社会价值的实质是个人对社会的贡献[9]。

人生的自我价值是个人一生通过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对自己的生命、生活的积极作用。

任何个人应该既有人生的社会价值，又有人生的自我价值，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人生自我价值的人其价值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人生价值也是一个“关系”范畴，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有价值，不是指对他自身来说有什么意义，而主要是指他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有多大，孤立的个人是无所谓价值的。

安全作为个体生存的首要问题，也是作为社会安全、团结、稳定的中心问题。否则不管是什么个体，还是作为社会都将会人心惶惶，动荡不安。所以安全是人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取向，也是实现人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保障。上升到观念，即安全观是实现人生价值观的保障。

3.2 生命价值是安全观的核心

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肉体与精神的有机统一体，所以生命(人命)也应该包括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两个方面的含义。

人的生命价值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命存在的价值，是指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是有价值，人的生命存在价值也是最基本的人格价值;

第二，生命延续的价值。从社会角度讲是人类的繁衍发展，从个人角度看是寿命的延长对于个人创造和发展的意义。

第三，超越生命的价值即是牺牲的价值，因为牺牲不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否定，而是生命价值的升华、确证和增值。

长期以来，人们把自身的生命看成是一种天命，看成是大自然的一种必然，其实不然，生命价值的大小在于人自身，生命价值问题的研究对于人们清楚地认识自己，完全发挥生命的价值有重要的意义。

人的生命价值包括:人的身体、能力的储备、生命的延续[10]，体力、智力的再生和发展等生命的自我价值。但这不是生命价值的全部内涵，人的生命价值更在于人是理性的，是具有创造能力的，即人的生命具有潜在的创造性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能力的发挥是人的生命的主要的社会价值。

综上所述，生命的价值是人们对人的一生为自己和社会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一种肯定;而安全最主要内涵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保障人的生命健康，顺利的延续，从而实现人的生命价值。

所以说，安全即命。因此，安全是围绕着生命价值而运动的，即生命价值是安全的核心，上升到观念范畴，也可以说，生命价值观是安全观的核心。

人生观、安全观、安全价值观的相互关联归纳如下图所示。

结论

1)安全观理论是指导确定安全观的理论基础，又是安全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依据科学发展观，可以把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安全观归纳为宿命安全观、知命安全观、系统安全观和大安全观，这些安全观具有延续性和动态性特点。

3)安全的社会价值观和经济价值观是安全观建立的基础，是认识安全观的客观的依据。

4)大安全观是当今安全观发展的最高层面。大安全观的确立，标志着安全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5)安全观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保障，生命价值是安全观的核心。

第四篇：试论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定位

试论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定位1

——从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轨迹看语言文字工作

关彦庆 乔倩12

（1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 吉林长春 130022；2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编辑部 吉林长春130118）

1guanyq@yahoo.cn

摘要：语言文字工作是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随着对语言文字工作认识的不断深入，语言文字的工作思路也在不断调整。我们从语言文字工作前提性、基础性；服务性、保障性；引导性、创新性等几个方面分析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定位思想的转变，阐述了语言文字工作与国家中心工作的关系。

关键词：语言文字 规范化 经济 定位

Discussing of the Scientific Location of Language Work

——Considering Language Work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ck after Country Founding

Guan Yan-qing1

(School of Literatrue,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30022；guanyq@yahoo.cn)

Abstract: Language work is helpful for economic society.Whil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nguage work becomes Further, its way also adjust.In this, mainly talking about the premise, the basic;the service, the supportability;the introductory, the innovative, and analyses the changing of language work thinking of position, at the same time elabor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work and national center work..Keywords: language；standardization；economy；positioning

语言文字工作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语言文字工作者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试从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轨迹看语言文字工作在国家经济发过程中的定位，以期待对语言文字工作形成科学认识。从国家的角度看，经济工作具有核心性地位，语言文字工作具有辅助性地位。语言文字工作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定位在于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工作的效能，保证国家中心工作的健康稳定运行。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语言文字工作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个过程是我们对语言文字工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认1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设新农村语言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7226

识逐步深刻的过程，也是我们对语言文字工作形成科学认识的过程。我们根据时间线索分别陈述语言文字工作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不同的定位。

一

建国初，语言文字工作是前提性、基础性工作

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核心工作的先行工作或者是并行工作。理清这种思路是对全局工作布局

[1]的宏观认识。“语言是文化的基础、民族的象征。”对语言文字工作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的重

要性认识到什么高度，在宏观工作布局中就能重视到什么程度。1939年毛泽东同志给《新中华报》的题词是“为消灭文盲而斗争”，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 “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2]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我国的文化普及程度很低。党和政府要领导全国人民在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条件下发展生产、建设家园，首先必须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基本文化素质。语言文字能力是现代社会劳动者基本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者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因此语言文字就成为生产力的要素，做好语言文字工作，就是发展生产力。建国初，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认识到了语言文字工作的前提性、基础性的地位，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在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性、政策性、普及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社论指出：“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对于我们的思想的精确程度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有极重要的意义。”这篇由毛泽东主席亲笔修改的社论，表明了党和国家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开展语言文字工作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性作用。为了规范书面语行为，《人民日报》决定从6月 6日起连载吕叔湘、朱德熙两先生的关于语法修辞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对于普及语法修辞常识，提高语言文字规范意识，起到了很大的历史性作用。同年10月政务院作出了《关于学习标点符号用法的指示》，标点符号有了统一的用法，进一步推动了书面语行为的规范工作。“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实现语言文字的[3]规范化和标准化”。

倡导只是完成语言文字工作的一个方面，要真正把工作做好，需要政府在语言文字政策性方面下大力气。我国政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49年10月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由吴玉章任常任理事会主席。1951年12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马叙伦任主任委员，吴玉章任副主任委员。195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任主任，取代原政务院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专门的机构是实施科学决策的前提。1956年，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成立，陈毅任主任委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专门文件开展语言文字工作。1956年1月28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1956年2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年3月发布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1957年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可见，建国初党和政府对做好语言文字工作的决心。

语言文字工作涉及千家万户，要把语言文字工作落到实处，必须做好普及性工作。普及的前提是统一对语言文字工作的认识。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指出“把专家的工作和群众的工作结合起来”；1955年10月25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会议从理论上充分肯定了规范化的重要性、确立了规范化的标准、提出了一系列规范化工作的具体建议。这次会议对于如何开展语言文字工作明确了思路；1956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努力推广普通话》，指出各级学校是

推广普通话最重要的基地，人民解放军是推广普通话的重要基地，铁路、交通、邮电、卫生、公安、司法、新闻等系统积极倡导学习普通话，文化部门对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负有重要责任，同时必须大力加强对于汉语的科学研究工作；1957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和汉语拼音方案》的社论，指出“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当前文字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了解决当时一些人对文字改革的疑虑和误解，号召大家积极支持和促进文字改革工作，周恩来总理于1958年1月1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做了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 的报告，文本发表于1958年1月13日的《人民日报》，报告明确规定了文字改革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它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重要的指导性文件。

那么如何协调语言文字工作与中心工总的关系呢? 1955年毛泽东同志在《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指示：“我国现在的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语言文字工作是非常复杂而具体的工作，要把它提高的战略的高度去认识，我国第一代领导人已经做出了榜样。

二

改革开放以后，语言文字工作是服务性、保障性工作

服务性、保障性是从全局工作的角度来认识语言文字工作的。在国家整个经济发展运行起来后，语言文字工作就表现出鲜明的服务性和保障性特点。要提高语言文字工作的服务质量，保障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对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字工作本身进行深入的科学的研究。这方面政府从几个方面开展工作的。

首先是工具书的出版，解决了广大群众进行语文学习的工具书问题，极大地推进了文化普及的工作进程。195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新华字典》，1957年以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是为初、中等文化程度读者使用的小型语文工具书。该字典随着时代的发展修订了多次，充分体现了服务民众、与时俱进的理念。1956年2月6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要求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现代汉语词典》，1956年开始编撰，到1978年正式出版。它以现代汉语的语音和词汇规范为目的，对现代汉语的使用与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深远意义。

其次是关于字形、字音的整理规范工作。1955年《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发布，减少了汉字的数量，减轻了人们学习汉字的负担。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63年，《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发表，对普通话语音内部的分歧现象进行规范。1985年，经修订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公布。

再次是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法制化建设。在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蓬勃发展，人们交往空前频繁，科技创新迎来了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迫切要求语言文字工作由“书同文”走向“语同音”的新时代。1997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确定了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使语言文字工作实现法制化管理的目标。1982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在第19条增加了一款：“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在国家大法中规定了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语言。2000年10月31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江泽民主席签署第37号主席令，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国第一部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法律，标志着语言文字工作走上了法治化轨道。2000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制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用法律的形式确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有利于促进现代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有利于促进地区间、民族间的交流，有利于普及文化教育，发展科学技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提高工作效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行，标志着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将全面走上法制的轨道，对于促进祖国的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语言文字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才能上升到服务的层面，认识到语言文字使用的复杂性，认识到语言文字工作的服务功能，出台相关法律保证语言文字服务功能的有效发挥，这个是认识上的跨越。

三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语言文字工作是引领性、创新性工作

引领性、创新性是时代的需要，是突出为全局工作服务的科学认识，是在前两个阶段工作基础上对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定位。2009年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60年成就展中发布我国能使用普通话

[4]人口的比例，全国为53.06％，城镇为66.03％，农村为45.06％；2009年9月公布的《新中国60

年国情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中国5.5亿人口中，80%是文盲，少数民族中文盲率高达95%以上。到2008年底，全国小学净入学率已经达到99.5%，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8.5%，青壮年文盲率降低到3.58%。”这表明我国当前的语言文字工作重点必须根据现实情况实施战略转移，才能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在全新的社会背景下，如何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命题。要做好这件事情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实现语言文字工作的创新。这种创新是有规律的，可以传递的。从顶层的认识创新到底层的接受创新观念，再从底层的社会经济生活实践中生成新的创新。

当前语言文字服务的领域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实现创新服务首先要实现创新引导。引导是选准事件、抓住心理需求的引导，关键在于规范语言文字观内化到公民的认知结构中，形成语言文字行为由他律到自律的转变。创新是服务能力的创新，表现在认识上的创新，管理上的创新，文本形式、内容上的创新。实现服务创新，认识创新是前提，著名语言学家李宇明教授2004年7月28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强国的语言与语言强国》一文令人震撼，写出了专家的认识，唤醒了普通民众的责任意识，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只有实现认识创新，才能根据国情需要，实现语言文字工作的理念创新。

在创新服务上，我国政府和科研工作者已经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比如面向各个层面开展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汉语水平考试、职业汉语能力测试、商务汉语考试等；抛开部首和读音的束缚，实现以数统字，以形分字，以字定数，以数识字的编写工具书的思想；各类语料库的建立；汉字数字化产业的形成；汉语在虚拟空间的发展等。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定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关于语言文字工作做了批示，指出“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其推广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认同传承，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战略举措，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希望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同志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总结经验，完善机制，创新举措，开创工作新局面。” 这是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对语言文字工作的期待。

[5]“语言文字的合理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建国以来，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都是在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前提下展开的，在不同时段的实践中，对语言文字工作的认识不断深化，及时修正语言文字工作方针。语言文字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要求语言文字工作者必须尊重语言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语言文字接受规律，站在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高度，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语言文字与其他领域工作的关系，抓主要矛盾，兼顾其他方面，实现语言文字工作在不同领域的科学定位。

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语言文字不仅是工具、是资源，它还是生产力。从使用者的角度说，语言文字是公民的权利。从我国即将公布《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工作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看，我们对语言文字的认识已经从平面走向立体，我国政府对语言文字工作的定位是科学的。我们期待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能实现科学发展，为我国经济建设科学服务，与我国经济发展一到走向繁荣。

参考文献:

[1] 李宇明.语言的强国与强国语言[N].光明日报，2004-07-28.[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983-984.[3] 戴昭铭.规范语言学探索[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53-154.[4] 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60年成就展.[EB／OL]．http:///60/index.asp，2009-12-01.[5] 于根元.应用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1-42.

第五篇：论语言科学与语言技术

论语言科学与语言技术

一、“语言科技”新思维的提出

虽然计算机设计的初衷是缘于数值计算，但是英国数学家图灵（a.m.turing）在《机器能思维吗？》(1950)一文中已经预见到计算机和自然语言将结下不解之缘，并且提出检验计算机智能的最好方法就是对语言信息的处理能力。1977年，费根鲍姆（feigeaum）提出知识

工程，计算机信息处理出现了从“数据世界”向“知识世界”的转移趋势。知识世界的载体是语言符号系统，语言信息处理的需求促使语言研究过程和语言研究成果的技术化趋势日益明显，当代语言学已凸显出“语言科学”与“语言技术”的二分互补格局，由此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系建设发展规划》（2001年2月）中提出“语言科技”的新思维。“语言科学”主要指基础性的描写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语言技术”主要指面向信息处理的应用语言学或计算语言学，其研究任务可划分为“文本处理技术”和“语言模拟技术”。简而言之，语言文本处理技术是通过编辑和编程，将印刷文本转化为可供计算机使用的电子文本的技术。语言系统模拟（simulation）或者语言能力仿真（emulation）技术是通过算法和编程，将自然语言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输入计算机的技术。获得语言能力的计算机可以实现“人—机对话”而成为名实相符的“电脑”。为研制智能机服务的“语言系统模拟”，可比喻为“语言基因图谱分析工程”和“语言能力移植工程”。强调语言研究的技术化，并非忽视传统语言学研究存在技术性的一面，例如实验语音学和方言语音调查等。之所以以往未能突出语言研究的技术化，其原因在于——除语音研究可借助声学技术设备以外——语言研究的绝大多数领域还一直没有相应的实验性技术设备。

虽然当代语言学家不可能也不必要都转向计算语言学研究，但具有一定的语言信息处理意识却非常必要。早在1964年11月，美国科学院语言自动处理咨询委员会就在《语言与机器》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机器翻译遇到了难以克服的semanticbarrier（义障）。然而这一警告，除了致使机器翻译研究热的暂时消退以外，并没有引起语言学界的足够重视。1982年，日本制订了一个为期10年面向ai（人工智能）的“第五代计算机”即智能机的研制计划，其中包括自然语言处理装置。1992年结束时，只部分达到了预定目标。随后又公布了另一个为期10年的“真实世界计算机（rwc）计划”即“新信息处理技术计划”。（许万增1996，p.61－62）据说，90年代后期日本不得不宣布暂停研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穿过语言研究的“瓶颈”。自然语言处理装置的任务无法实现，计算机谈何“真实世界”或“人工智能”。时至今日，这一“义障”仍然没有跨越。在《新世纪将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十大科技趋势》（新华社北京2000年12月30日电）的报道中，列出21世纪的“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和“信息技术领域”，并分别提出来“探索意识、思维活动的本质”和“计算机向智能化方向发展”的任务，然而没有语言科技领域的合作——关键是认知语义结构网络研究的根本性突破——则不可能实现。

无论从手段还是就目标，对准自然语言处理的当代语言学研究，其性质都应界定为“语言科技”。“语言科技”的内涵是以理论研究为指导，以描写研究为基础，以应用研究为枢纽，促使语言研究向计算机应用、数学、认知科学和现代教育技术领域延伸，沟通文理工相关学科以实现语言研究过程及其成果的技术化；“语言科技”的外延表现为语言工程科技、语言教育科技和语言研究科技。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相结合的“语言工程科技”，研究领域是“人—机对话”，其目标主要是自然语言能力的模拟。语言学与现代教育技术相结合的“语言教育科技”，研究领域是“人—人对话”，其主要目标是实现语言教育的多媒体和网络化。“语言研究科技”是将语言研究活动与计算机工具相结合，其主要目标是实现语言学自身的计算机化，包括语料库、词库和句库的研制，语言研究的分析性、统计性、比较性和实验性软件的开发等。这一新思维既突出了当代科技发展所要求的“语言学的技术化”，又体现了以语言学为本而沟通文理工相关学科的研究旨趣。

二、计算语言学的界定要突出技术性

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理论方法交叉渗透而形成诸多边缘语言学的同时，语言学与计算机结合的趋势开始出现。1954年，在美国乔治敦大学所进行的世界上首次机器翻译试验，标志着计算机科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已经起步。在这一研究领域，立足于不同的学科视角或知识结构，先后出现了一系列名称术语，如“语言工程”、“语言工程学”、“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工科视角）、“语言信息处理”（信息学视角）、“数理语言学”（数学视角）等等。20世纪60年代以后，计算机和语言学的结合逐步深入到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包括计算语音学、计算词汇学、计算语法学、计算语义学等分支学科在内的计算语言学（computationallinguistics）。其中“计算语音学”等名词，虽然计算语言学界没人提过，因为已经存在着“言语识别”、“言语合成”等计算机应用专业术语，但是从“语言工程学”到“计算语言学”的术语演变中，透露出“语言学立场”在这门交叉学科中的日益强化。虽然目前的计算机运算速度已经

可以满足语言信息处理的技术要求，但是之所以“人—机对话”尚未实现，其“瓶颈”就在于现有的语言研究成果无法满足计算机处理的要求。归根结底，语言信息处理的最终目标就是“计算机模拟语言能力工程”或“语言能力移植计算机工程”。探索语言能力的性质和描写语言系统的结构，这些艰巨性工作还得由语言学家先来完成。语言信息处理或计算语言学务必以语言学为本而以计算机为用。语言学家必须具备“数字化”意识，了解计算机需要怎样的语言描写成果，然后才可能将研究目标对准语言工程。

迄今为止，正如许多发展中学科一样，“计算语言学”的定义尚无一致认定，归纳起来盖有四种观点（侯敏1999，p.2—p.6）：

第一种，计算语言学是以计算机为工具研究语言学。侯敏认为，任何一个学科在使用工具方面都是自由的，使用不同工具研究一个学科会带来不同特点，但不因为使用了新工具就产生了新学科。虽然并不排除新工具的使用没有导致新学科的产生，但同样不能否认工具的变革有可能带来学科体系的革命，以致于产生新的分支或交叉学科。现代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够建立，无疑得益于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应用，前者打开了人类认知的宏观世界之门，后者打开了人类认知的微观世界之门。望远镜和显微镜带来的不仅仅是“这一个工具”，而是人类认知方式的巨大变革，从而引起了天文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一系列革命，产生了一系列新学科。因此，问题在于如何使用新的工具或新认知方式。如果仅仅利用计算机做语言研究的统计工具，也许不会产生新的分支学科，但是利用计算机作为语音分析和合成的工具，则形成了计算语音学。

第二种，计算语言学是把语言学成果应用于计算机。侯敏认为，计算机的应用领域几乎没有限度，什么学科的成果都可以在计算机上应用，因此在计算机上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不足以建立新学科。问题不在于在什么学科的成果能在计算机上应用，而在于在计算机上所应用的成果的性质。与其他学科研究对象的性质迥然不同，语言学科的研究对象——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认知符号系统和知识载体，因此面向信息处理的语言成果应用于计算机足以建立新的学科。以往的语言学研究是面向人际交流，而计算语言学研究是面向人机交流，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好范文版权所有

第三种，计算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中的可计算问题。侯敏认为，虽然利用可计算理论研究语言符号是建立了一个新学科，但是这种说法偏于保守，没有把计算语言学推进语言学发展的作用充分体现出来。问题在于面向信息处理的计算语言学研究，其显著特点就是语言的可计算性。“推进语言学发展的作用”这不是计算语言学的定义，强调“研究语言中的可计算问题”未必保守，反而突出了计算语言学的显著特点。

第四种，计算语言学是建立基于计算机科学理论的语言学理论。侯敏认为，把计算机科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引进语言学领域，不但可以产生许多应用性课题，而且能够促使研究者从新的角度观察语言学，建立与传统语言学不同的理论。因此计算语言学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科学理论所建立的语言学理论。问题在于：一方面计算语言学需要理论但本质上不是一门理论科学，同时并非所有的计算语言学家都乐意或适合从事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计算语言学的应用性质决定了研究成果的技术性特征，而绝大多数人可能更适合于——实际上也更需要——语言信息处理的技术性研究。

第一种和第二种是欧洲流行的广义定义，主张计算语言学是计算机和语言学的交叉，第三种和第四种是盛行于美国的狭义定义，主张计算语言学是计算机科学和语言学的交叉。也就是说，前者仅仅把计算机当成语言学研究中的一种新工具应用，而后者强调计算机学科的要求和理论对语言学的影响。陈小荷（2001）认为，计算语言学就是以计算机为手段来研究自然语言，较严格的定义是“通过建立形式化的计算模型来处理自然语言的一门科学”。要建立形式化的计算模型来处理自然语言，首先要完成适合于计算机使用的自然语言系统的描写。这一面向“人—机对话”的机用语言系统，与以往面向“人—人对话”的日常语法系统不同。因此机用语言系统的描写应当纳入计算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即完成了“机用语言系统”以后，才能“建立形式化的计算模型”使计算机获得自然语言能力。综上所论，计算语言学可以定义为——利用计算机作为工具研究语言、研究机用自然语言系统、研究语言系统或语言能力的计算性，同时建构基于计算机应用、数学模型、认知科学等相关学科基础之上的语言理论的新学科。姑且图示如下：

工具性：利用计算机研究语言

计算语言学描写性：研究机用自然语言系统

技术性：研究语言系统的计算性

理论性：建构新的语言学理论

虽然计算语言学的关键任务是研究人机之间的语言交际问题，即“如何教计算机学会说话”。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研究语言系统或语言能力的可计算性和利用计算机工具来研究语言是相通的，只是前者探索的是适合于人－机对话的语言能力，而后者讨论的是适合于人－人对话的语言规则。

依据目前的语言研究成果和信息处理技术路线，计算语言学包括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三个方面。（陈小荷2001）应用基础研究指语言处理的基本技术研究。现阶段的主要进展是：1．自动分词技术：这是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的第一步。目前汉语书面语自动分词的正确率达到95以上。2．词语特征标注技术：现阶段的词语特征包括词性和义项，这是句法结构理解的基础。两种标注可采用相似的计算模型但后者要复杂得多，目前尚无大规模的实验结果报道。3．语句分析技术：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是自然语言理解的关键技术，目前分析真实文本句子的正确率仅在40左右。4．语料库建设技术：语料库是为特定目的而收集的言语作品集，包括语料处理和检索。研究语句分析需要存放句法分析树的“树库”，但目前的汉语语料库加工程度较低，所建立的树库很少且规模不大。5．语言知识库建设技术：语言知识包括词汇知识、语法知识和语义知识等，事实性和规则性知识分别放在机读词典和规则库中。语句分析技术之所以不能取得突破，主要原因就是目前尚无适合于中文信息处理的大规模语言知识库。

应用研究指自然语言处理的应用工具的研制。现阶段的热点主要有：1．机器翻译工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机器翻译的质量仍然令人失望。现在通行的是有限范围翻译和机器辅助翻译。2．自动文摘工具：微软公司的词处理器word有用于英语的文摘功能，哈工大研制的hit-863i型中文自动文摘系统可按用户设定的比例压缩原文。3．自动校对工具：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误报率过高，并且深层错误难以发现。4．信息检索工具：有主题词检索、全文检索两种。前者需要预先有一个主题词表；后者任意字符串都可成为检索对象。另外从语料库中自动获取各种知识的“信息抽取”在线工具的研究刚刚兴起。5．言语识别和言语合成工具：言语识别（或语音识别）可分为词语识别（计算机口语命令）、有限词汇识别（电话订票）和无限词汇识别（将成段说话转为文字）。言语合成（或语音合成）指用计算机将书面语转换为口语即“文语转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断词不当且语调刻板，仿真度亟待提高。

然而，如果以为应用性特征明显的计算语言学仅仅是技术，则未免失之于偏颇。计算语言学有着相应的理论研究，大致包括人工智能理论（含计算模型理论。目前的人工智能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人工体能、人工技能。在语言能力移植电脑过程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前，还谈不上真正的人工智能）和语言学理论两个方面。例如计算机如何或是否可以模拟人脑和语言能力，如何寻找合适的语言计算模型等，就是计算语言学家特别关心的理论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对自然语言本质属性的重新认定、面向信息处理的机用语法学理论、语言系统与数学模型的关系、语言结构和数理逻辑的关系、语言符号的数字化可能性及其局限性、语言的异质性和受限性或语域理论、元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等一系列问题。总体而言，一方面，由于牵涉的学科太多，计算语言学的理论研究还相当薄弱，另一方面，与科技发展息息相关的计算语言学不容过多地沉醉于理论探索。计算语言学的强大发展动力植根于鲜明的应用性，必须通过实践推动理论探索。

三、语言系统的计算机模式化要求

从语言学家的立场出发，语言系统的计算机模式化要求，就是要了解计算机需要怎样的语言描写成果，传统语言学（此处指非面向语言信息处理的语言学）的研究是经验描写解释型，而计算语言学的研究是实验操作技术型，自然语言系统要能进行操作技术化处理，首先必须实现语言的计算机模式化。冯志伟（1999，p.215）认为自然语言处理一般应经过三个过程：1.形式化，将所研究的自然语言问题以一定的数学形式表示出来；2.算法化，把自然语言的数学形式转换为算法形式；3.程序化，根据自然语言的算法形式编写计算机程序。侯敏(1999，p.30)认为语言系统的形式化或计算机模式化必须满足三个要求：1.高度抽象化，即从语言现象中抽象出一般规则；2.元语言的形式化，即采取形式逻辑、数学公式、程序语言等形式语言作为元语言；3.运用过程的严密化，即运用过程必须具有数学与逻辑的严密性。

袁毓林(1993)认为形式语言至少具有三个特点：基本单元的明确性、基本运算和基本关系的明确性、运算优先级别的明确性，但是自然语言在这三方面皆不明确。具体而言，1.语法范畴的边界不明，例如语素、词和词组之间、词类之间的界限不明；2.结构关系难以定义，通常所说的结构关系，如主谓、动宾等往往很难明确界定；3.层次关系不外显，人们通常根据语感和语境等来识别结构层次。侯敏(1999，p.36—40)不赞同这种分析，针锋相对地提出：1.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或应用目的来确立词项或划分词类；2.结构关系分析需要深入到语义平面；3.形式语法已经给出了体现层次的结构树，在分析歧义结构中可加入语义限制，至于有些连人都解决不了的层次歧义结构也不必要求计算机解决。侯敏的观点是“理论追求的是完美，工程追求的是适用”，避开理论困难而采取工程方法，可以建立一个语言分析的近似模型。

所谓“语法范畴的边界不明”，主要是因为这些“范畴”的设置从某种程度上肢解了语言事实；所谓“结构关系难以定义”，主要是因为这些“结构”难以反映语言的本质结构；而所谓“层次关系不外显”，恰恰是语言结构的特点之一。这些探索和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三个根本性的问题：1.汉语结构语法学中长期存在的一些困扰，不仅是套用西方语法学框架框范汉语事实所产生的龃龉，而且也是语形语法学自身无法克服的固有问题。几千年来的西方语形语法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人脑在发育过程中逐步自建构了与认知能力协同发展的语义结构网络，为语形语法规则提供了语义选择清单与路径。虽然这些语形语法规则在人际交流中可以使用，但是在语言能力的计算机移植中却顿时陷入困境，因为计算机不存在语义网络结构的自建构功能，缺少语义激活路径。根据语形语法规则，计算机造出来的符合自然语句标准的概率极低，多为与对象世界不存在一致性的随机词语串。2.计算语言学所要求的自然语言的形式化，是基于计算机运算模式的语言研究成果。移植进计算机的“定域受限语言系统”和自然语言系统并不完全相等，严格说来，只是一种接近自然语言的计算机模式化符号系统。3.计算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必须建立在语言的本质共性语义性和和计算机数字化运算模式的基础之上。如果对人类语言的认知语义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依然安居于语形语法窠臼而迟迟未能建构语义结构网络，语言信息处理的目标则不可能实现。

中国信息科学界有一种看法，计算机对于形态结构的印欧语言处理具有良好的支撑能力，而对中文信息处理则不然（陈力为2000）。之所以计算机对印欧语文信息处理具有良好的支撑能力，是因为印欧语文结构类型便于建立计算机处理模型。从历史上来看，谷登堡印刷术和打字机键盘都是基于字母的简约性而发明的。一方面，字母系统的符号简约性便于进行数据化处理，汉字符号的繁复性难以进行数据化处理；另一方面，印欧语的形态变化为形式化提供了识别标志，而汉语的孤立结构却没有明显的标志。依据现在的计算机处理模型，汉字的繁复性和汉语的非形态性必然导致中文信息处理中存在一些特殊问题：1.中文信息处理的第一个“瓶颈”。汉语的常用汉字数量繁多，汉字需要解决键盘输入、内部代码、汉字识别和显示、程序语言的数据类型、数据库的排序和检索等一系列问题。2.中文信息处理的第二个“瓶颈”。印欧书面语采取词分写形式，而汉语书面语采取单字连写形式。由于采用西方词法学框架，因此必须研制自动分词技术。假定考虑以“字”和“字义块”等作为汉语的结构单位，自动分词技术将相应改为“字义块”切分技术。3.印欧语的同音词较少，而汉语的同音字较多，同义词和量词也十分丰富，这些都给中文信息处理带来必须解决的难题。4.印欧语可以借助实词的形态变化即在词法层面上进行处理，汉语只有在句法和语义层面上进行处理，需要把语序和虚字的语法信息归纳出来再让计算机掌握。5.印欧语的句子结构是以动词性词语为核心的“主—谓”结构，而汉语的句子结构是以体词性词语为核心的“话题—说明”结构。印欧语的句子结构划一而句界分明，汉语的句子结构多样、成分缺省并且前后句义缠绵。

如果说语言系统是一座“冰山”，那么以上这些语言信息处理中遇到的难题还都是语言系统浮在海水上面的那一小部分，真正的障碍是隐没在海水下面的那一大部分。无论哪一种结构类型的自然语言系统的计算机模拟，包括形态语言，迟早会无可避免地碰撞上坚硬实在而又难以捉摸的“语义结构”。语言研究需要敢于在冰海下持续探索“语义结构”的潜水员。从自然语言系统来说，要让计算机理解语言通常认为必须使电脑能够解决三个问题：1．消除自然语言的一词多义；2．揭示自然语言的潜在意义；3．掌握自然语言的联想推理。这些问题都离不开语义分析，而语义分析技术尚处于探索阶段。（侯敏1999，p.247）对于第一个问题，一词多义可给出不同义项的清单。对于第二个问题，给出每一义项的显性和潜性语义特征清单。对于第三个问题，给出义项或义场之间的语义关联模式。由此可见，必须在以往的经验语感法和先验演绎法基础上，引进实验归纳法和结构优化法，消除语义“泥潭”情结，潜心于冰海中的语义“冰山”，才能逐步建构造语义结构网络。

就世界各种语言来说，语言的计算机理解的深层次难点可能还在于：1．至今尚未揭示出人类理解语言的机制，计算机只能局部模拟自然语言理解的某些简单过程；2．至今尚未完成人类理解语言所凭借的知识系统，建立人类进行语言表达的完整理论，计算机尚无从掌握人类语言的知识系统以及语言表达机制；3．至今尚未对人类语言所兼具的规则性和离散性、精确性和模糊性做出定量和定性的系统分析，计算机尚无从掌握语言系统的复杂性和语言使用的随机性。(傅永和1999，p.238—239)既然语言的理解和表达是一个以知识系统为基础的综合性行为，因此语言系统的计算机模拟必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特别需要语言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和认知科学以及百科知识学者的合作。与侧重于面对自然人语言学习的语形语法学不同，如果面向语言信息处理，那么就需要以计算机智能模式来重新确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

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计算语言学理论基础，目前主要有基于语言规则性的理性主义理论（即先验主义）和基于语言随机性的经验主义理论。依据理性主义的语言学理论主要有：短语结构语法（g）、扩充转移网络（atn）、配价语法（vg）、格语法（cg）、范畴语法（cg）、概念从属理论（cd）、多叉多标记树形图分析法（mmt）、词汇功能语法（lfg）和蒙塔古语法（mg）等。这些理论和方法，因为从“理性”出发，因此不可能反映以感受性为基础的自然语言的真实面貌，其缺失已经日益明显。为了克服理性主义理论的不足，采取经验主义理论处理大规模真实文本的语料库语言学应运而生。在收集语言资源或建立语料库的基础上，运用统计方法进行语言信息处理，语言交际过程的随机性由此得到关注。面对传统语形语法学对自然语言过程的不相适应和语义研究的复杂性，甚至有人尝试撇开语言学家的语言研究，以借助语料库逐步实现自然语言系统模拟。虽然借助语料库可以解决语言信息处理的一些问题，但是仅仅依赖语料库实现自然语言系统模拟注定此路不通。因为自然语言不是一个语料仓库，而是一个语义和语形复合性结构系统。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必须意识到：语言信息处理中所处理的是定域受限语言。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既不应是纯粹基于语言规则性的理性主义，也不应是完全依赖语言随机性的经验主义，而应是突出语言受限性的实验主义。世界语言学的发展经历了从经验科学到先验科学的漫长过程，计算机的发明必将促使当代语言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强调计算语言学的实验主义，并非一概否定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是要在实验主义的基础上运用理性和经验的理论方法。

自然语言处理的语言理论，目前主要有基于语形的语言理解系统和基于语义的语言理解系统。前者是以语形语法研究的成果为出发点，从句法形式入手；后者是以语义研究的成果为出发点，从语义关系入手。两种理解系统在文本输入、预处理和自动分词等早期环节上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基于语形的理解系统先进行词法和句法分析，后进行语义和语用分析，基于语义的理解系统先进行语义分析和语义结构生成，后进行目标语的形式组合。生成语义学认为句子的句法特点取决于语义，语义部分才具有生成能力。认知语义学把意义看作一个植根于知识网络和信仰系统中的认知结构，理解一个语言形式的意义必须激发相关认知领域中的其他认知结构。既然语形结构只是语义结构的表层投影，既然基于语义的理解系统才符合语言的生成机制，既然语义处理才是语言信息处理的关键，那么只有基于语义的理解系统才能满足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理解和生成。

李葆嘉：论语言科学与语言技术（下）

四、人脑语言和电脑语言的性质异同

根据与“人脑语言学”的对应关系，计算语言学也可以称之为“电脑语言学”。从人脑角度出发，电脑语言学的研究是将人脑语言系统移植电脑工具的电子工程；从电脑角度出发，电脑语言学是电脑程序模拟人脑语言能力的仿生工程。

不管是系统移植还是能力仿生，首先必须认识到人脑和电脑的异同。1.构造机制的不同：人脑是生物神经系统，具有生物认知机制，而电脑是电子计算系统，具有电子运算程序。2.伴随情感的有无：人脑具有驱动感觉、思维和表达进行的情感性，而电脑只具有执行程序运算的机械性。3.经验基础的有无：人脑具有以感受性为特征的经验基础以及知识系统，而电脑即使配备了一定的知识背景，也不可能具有人脑一样的认知经验基础。4.认知理性的异同：人脑的感受和认知可以区别为非语言层次和语言符号层次，非语言层次包括直觉和感觉，语言符号层次包括知觉（游移性印象）、象觉（清晰性意象）和统觉（逻辑性抽象）。电脑的认知理性只能够定位于语言符号的象觉和统觉层次，难以具备丰富的认知层级系统。5.交流对象的异同：人脑的交流对象分别为对象世界和人际关系之间，具有交流的二重性；而电脑的交流对象只有执行程序的人或“人—机对话”的一重性，所谓“机—机对话”的实质仍然是“人—机对话”的连网，互联网交流仍然是执行者之间的交流。由于计算机永远不可能直接认知人所面对的对象世界，必须以人类的认知为中介，因此计算机永远不可能超越人类的智慧，计算机统治人类世界永远是一种不必要的担忧。

其次，必须认识人脑语言系统和电脑语言系统的差别。人脑语法或自然语言法则是在历史上逐步形成的，具有随机性、规约性、类推性和耗散性特点；而电脑语法或机用语言法则只是自然语法的再抽象化和再规范化，具有受限性、是否性、程序性和封闭性的特点。即使将来研究出适合于语言信息处理的机用语法，也不等同于自然语法。电脑所能获得的语言能力，只是自然语言的一部分或有限语言能力。因此，移植进电脑的语言系统必须进行界定：1.定域化语言：因为人脑语言是一个可以分为不同语域的复合性层级系统，所以必须首先确定电脑语言与人脑语言的对应层级，最佳选择就是规范性的日常语域。2.受限化语言：只能采取有限网络模式，才能将自然语言裁剪成适合计算机运算模式的机用语言。3.形式化语言：必须将定域受限语言的语义结构和语形规则分别形式化。4.算法化语言：借助一定的数学模型，将形式化语义和语形系统数字化。5.编程化语言：依据一定的程序语言，将数字化语义和语形系统编程化。

语言信息处理的目标，就是在受限性语言层面上逐步实现人—机对话。归根结底，自然语法≠电脑语法，电脑语言系统是通过建立形式化的计算模型进行处理的定域自然语言系统。电脑的运算速度可以远远超过人脑的思维速度，但是电脑不可能具备人的能动性认知行为。语形语法学面对是人—人对话，人们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建立在认知能力之上的语义结构网络，为语形语法规则提供了一份语义可选性清单。语言信息处理面对的是人—机对话，而语言“白板”的计算机并不具备这份语义可选性清单。语形语法规则，在教计算机如何说话的过程中顿时陷入困境。几千年来的西方语法学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全赖人们具有基于认知能力的语义结构网络的自建构功能。反之，正是这一语义结构网络的存在，致使以往的语言学家误以为语形语法就是语法的全部或主要，而将语义结构法则长期放逐出语法学领域。

自然语言系统的计算机处理对西方具有两千多年传统的语形语法学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也为东西方语言学的合流带来了新的契机。回顾20世纪东西方语言学合流的历程，之所以出现西方语法学框架和汉语事实的错位，是因为合流基点的选择陷入误区。西语具有丰富的语形结构（这里指形态变化）而汉语基本没有（汉语主要依靠语序、虚词、韵律和语气，另外对语境或语用具有极大依赖性）。选择建立在形态变化基础上的西方语法学框架作为合流的基点，必然导致这一过程的曲折。反思的结果显示，东西方语言学合流的基点应当是建立在人类语言所共有的语义结构基础上的语义语法学理论。随着对语言能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语言信息处理对传统语言学的挑战，传统语义研究在新的形势下得以复活。随着世界语言学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从语形研究向语义研究的转移，东西方语言学研究的合流将在新的基点上逐步实现。

五、面向语言系统模拟的语义语法学

尽管乔姆斯基理论认识到语言形式化的重要性，但生成语义学才是语言研究本体的转向。虽然配价语法和格语法的引进和对汉语语法意合性的认定，促使语义句法研究成为当代中国语法学界的热点，但迄今为止，中文信息处理应用系统自觉而全面地运用语义研究成果的鲜见。这一现状的表象似乎是语义研究成果不多，其根源却在于没有彻底认识到——必须从人类（不限于印欧族群）普通（不限于欧洲唯理主义）语法（不限于形态语言）的高度，来解决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无论是语言信息处理，还是语言机制揭示，汉语研究都需要既能反映汉语个性又植根于人类语言共性的原创理论。

人类的认知表现为对象世界的符号化（认知对象的符号化形成语义单元）、范畴化（语义单元的范畴化形成语义类别）和关联化（语义类别的关联化形成语义结构）。西方语言中的词法范畴原型是先民通过语音形式所表现出来的认知范畴或语义类别。语言的形态标记性、单位分布性和结构层次性都是语义类别关联化在表达层面的投影或者制约。一方面，随着人们认知的发展，反映原始认知足迹的形态范畴（如原始生物观的“性”、原始计算法的“数”）的价值日益消解；另一方面，随着语言系统的演化，表现原始认知足迹的语法手段又不可避免地合并、弱化和丧失。语序、功能词等手段的补偿，导致语言结构类型从综合型向分析型方向嬗变。这一过程证明，原始词法范畴在句法结构中并不具有充分必要性。一种语言可以没有词法形态变化，但不可能没有语义结构规则。不同的自然语言之间之所以可能互译，其基础就是存在可互通性语义，尽管结构类型迥然不同。（李葆嘉2001）

由此可见，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是语义性，其他属性都是语义性的派生。人类语言的共性可以概括为：在人类感知对象世界的过程中，神经机制依据象似性模式促使对象世界语符化，音义一体化的语符具有实体性和范畴性，由此组成的语义结构具有语境性和关联性，语义结构的语境性表现为语用、语义结构的关联性投影为语形，而语义结构模式具有生成性。图示如下：

神经机制语义实体语境-语用性

象似性认知过程语符语义结构生成性

对象世界语音范畴关联-语形性

在自然语言能力移植工程中，计算机需要的是具有语言本质共性的语义结构网络，由此有必要首先建构语义语法学。所谓“语义语法学”不是“语义＋语法的学”，而是以语义为研究对象的语法学。把语义结构的表层投影——语形作为语法研究的纯正对象，有悖于语言结构的真实本体。乔姆斯基试图在语形结构进行数理化描写的基础上，建构反映语言能力的生成语法体系势必捉襟见肘。这一初始思路必然导致“抛开语义——深层语义——语义解释——逻辑表达——逻辑式”这样的“不断革命”。虽然乔姆斯基强调语言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语言天赋，但依据其理论思路：普遍语法（研究对象）——语言能力（哲学基础）——自然主义（学科性质）——数学方法（方法借鉴）——符号描写（形式载体）——形式语法（研究成果），显然缺少人类天赋中最关键的认知性语义能力这一环节。完全排斥语义的经典理论阶段，其句法结构规则必然导致生成出一批语言事实中并不存在的语符串。即使在不得不引进语义解释的标准理论阶段，也没有放弃把形式结构作为句法生成的基础规则。然而，任何脱离语义的语法形式化注定流产，不可能达到揭示语言生成机制或普遍语法的目标。

如果说语义语法学的语言观强调人类语言的本质共性是语义性，那么语义语法学的语法观则突出语义结构是语法的主要研究对象。在欧洲传统语文学中，“语法”主要指基于形态变化的词法和句法规则。在历史比较语言学时代，“语法”包括语音法则，因此才有“青年语法学派”之称。20世纪的结构主义和描写主义促使“语法”研究的对象日益窄化。依据语言是音义符号系统这一论断，所谓“语法”即语言结构之法，当包括语音结构法和语义结构法。在语言系统的第一次划分中没有通常所说的“语法”即语形结构法的位置。语形结构是语义结构的表层投射或制约，语形结构法依附于语义结构法。语言系统的音义二分以及相关研究学科，图示如下：

语音分析（生理语音学、物理语音学）

自然语音解析

语言（语音学）语音结构（音位系统学、语流节律学）

符号语形结构（语形语法学）

系统语义投影聚合性义场（词类）

（语义学）语义结构（语义语法学）

组合性义场（句模）

以往的“语音、词汇、语法”三分法，迷糊了研究者的视线。虽然语形语法研究在语言交际和语言教学中具有一定或者相当用途，但是从研究角度而言，却避开了关键的语义结构法则。

人类认知的本质是对世界图式的语义符号化，人所认识的世界就是存在于语言符号系统中的世界。语义结构网络表现为“实体范畴化”（聚合性义场）和“关系模式化”（组合性义场）的相互交错。广义语义不仅包括实体范畴化的词汇语义和关系模式化的结构语义，而且包括语境范畴化的语用语义。语法的真实本体或语法研究的切实对象应当是语义范畴及其关联模式。结构语法和生成语言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语言系统”，而后者强调“语言能力”，但其共通之处却在于皆以语义结构的虚象——语形作为研究实相，始终游离于语法真实本体之外。依据语形语法学的有限范畴和简略框架（词类划分、语形成分、短语结构、句子成分等），既难以深入分析句法结构，更不可能有效驾驭语言结构的生成机制。从表达来说，语义编码是一切语言编码的基础，要揭示语言的奥秘必须从语义入手。语形型语言（并非只有语形，而是语形隐含或遮蔽了语义语法）和语义型语言（并非没有语法，而是没有形态变化语法）的研究基础，都应是语符的语义性。语义语法学的语法观突出语义结构，表面上突出汉语的个性特征，实质上受制于人类语言的本质共性。关于语形型语言和语义型语言的大致异同，图示如下：

语形型语言：形态手段

语义范畴——语义网络（知识世界）——元语言（日常认知）

语义型语言：非形态手段好范文版权所有

人类的语言符号系统，本质上是一个意义隐喻系统。作为人类认知基本能力的隐喻，其更深层次是源于动物性感受的模仿（基于事物的相似性）与借代（基于事物的相关性）这两种认知能力。关于语言符号系统的形成大致流程，图示如下：

神经机制情绪模式

认知机制具体感受元语言（日常认知）——语义网络（知识世界）

对象世界经验框架

西方语法学源于古希腊的“语言·哲学·逻辑”混沌母体，西方哲人的逻辑研究基于思辩性语言活动。因为逻辑的基本单位是概念和命题，因此人们往往把注重语义的语法研究混同于逻辑的研究。汉语实词的义类划分不是根据逻辑意义，而是借助日常语义；汉语句读之间的语法关系不是根据逻辑关系，而是遵循事理关系。虽然逻辑规则是语法规则的部分再抽象化，但泛逻辑主义却致使人们误以为语法规则都可以逻辑化。自然语言首先具有本能传情性和日常认知性，语言结构法则主要依据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事理关系。这一事理关系包括：时序先后性、空间位置性、主观因果性、主观目的性和评估好恶性等等。不是日常语法以思辩逻辑为基础，而是思辩逻辑以日常语法为基础。同样，虽然可以借用数理符号转写具有算法性的语言结构法则，但不可把语言法则混同于数理逻辑规则。

语义语法学的技术路线，是从建构现代汉语元语言系统到建构现代汉语语义网络。虽然自然语言信息处理依赖于语义结构的形式化，但是一些语言学家往往视语义研究成果为“非语法”，并且对其形式化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一方面语义单元不具备语形变化的显著标记，而包含较多的意会性；另一方面语义单元并非没有范畴标准，也具有感受或认知的一致性。所谓语义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就是语义的集体认同性和个人联想性，其本质是个体使用的“素单位”和集体认同的“位单位”之间的矛盾。语义语法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具有集体认同性的“义位”（标准体），然后才有可能是仅具个人使用性的“义素”（义位变体）。尽管语义单元或语元数量众多，语义结构关系复杂，但它们以潜在的元语言系统为基础。语义结构网络由语元实体和语义关系组成。同类语元之间具有聚合性语义关系，异类语元之间具有组合性语义关系。换而言之，每一语元都具有两种互相制约着的语义关系，一是同一义场内的各个“义位”之间的“义征”（语义特征）异同，一是不同义场的“义位”之间的“义联”（语义关联）异同。由此，可以依据义征和义联的异同而建立聚合性义位系统和组合性义联系统，在两者基础上在编织语义结构网络。句法结构的形式化应当是语义结构的形式化，而语义结构的形式化就是义场关联模式。

现代汉语语义语法的基础研究是建立“现代汉语元语言系统”，这一研究可比喻为“语言基因图谱分析工程”。其研究思路是：首先归纳出现代汉语词典中用于释义的最低限量词汇，以建构释义元语言系统；其次依据日常语言交际和语言教学中的用词，参照释义元语言以建立词汇元语言系统；再次抽象出义征范畴以建立析义元语言系统，完成语义标记集。在以上成果基础上，一方面可以结合认知心理学和神经语言学的成果进一步研究认知元语言系统，另一方面可以依据语言信息处理的要求，建立机用元语言系统。（李葆嘉等2002）

在现代汉语元语言系统这一基础性工作完成以后，才可以逐步建构现代汉语语义结构网络。研究程序和主要方法大致如下：1.义征对比法。依据有限网络模型，借助析义元语言系统对义元进行形式化描写即标注义征。给出义元在义场内的语义特征，其目标是建构聚合性义场。2.义联配比法。依据有限网络模式，对语义符号的配比关系进行形式化描写即标注义联，在分析和描写过程中归纳出关联性元语言系统和语义结构关联框架。语义句法的本质是相关义场之间的配比，因此义联标记体现着义场配比。给出义场之间的语义选择或语义制约规则，其目标是建立组合性义场。3.语形标记法。汉语具有词序、虚词和韵律等形式手段。韵律手段属于语音句法，可姑且不论。汉语的语形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种：附着在词或词组上的词语级语形是完构成分；附着在句干上的句子级语形是完句成分。在进行汉语语形范畴化研究的同时，寻找语义关联和语形成分之间的对应性，然后对语形系统进行层级性形式化描写。4.合成建构法。在义征、义联和语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相关标记的合成以建构语义结构句模系统。

“语言能力移植工程”的语言学部分主要是语义结构网络研究。通过建立形式化的计算模型，可以将语义结构网络进一步形式化、算法化和程序化。语义语法系统研究的每一结果，都可以也应当用计算机操作作为验证。以往的语法学研究，除了执著于语形研究以外，还有一个根本性的缺憾，就是不具备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验手段，因此难免经验性、臆断性和游移性等。采取计算机作为研究和验证手段，从而使语法研究具有鲜明的技术性和可证伪性。人们常说，只有学会一门外语，人们才真正了解自己的母语。与此同理，只有计算机掌握了自然语言，人类才深入揭示出自然语言的奥秘。换而言之，根据语言学习对象的不同，可能存在三种教学语法：一种是母语教学语法（着重于语形语法，因为人类对语义结构网络和语言知识库具有自建构能力），一种是对外语言教学语法（需要在语形语法的基础上增加与语言理解相关的社会文化知识，因为不同语言的语义结构网络具有不同的文化性），一种是计算机模拟语言能力的语法（需要语义语法和语言知识库，因为计算机不具备语义结构网络自建构能力以及与语言理解相关的知识系统的自学习能力）。也只有揭示出语义结构网络，语法学研究才能够在语形语法研究的基础上取得全面突破，语法形式、语形语法意义和语义语法意义，才能够全面贯通。

尽管语义研究及其形式化相当困难，但是在语义语法学理论的指导下，根据定域（语言定域）、定量（词语定量）、定性（义元定性）、定式（义联定式）的“四定”原则逐层实施，自然语言的理解与生成有可能在单句模式系统中首先实现。只要对语言本质的探索和人脑语言移植电脑的目标不变，就必须穿越语义研究的沼泽地。如果说20世纪是语形语法学的世纪，那么可以预言21世纪将是语义语法学的世纪。

六、语言科技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自然语言的计算机理解和生成已经成为国际语言学研究的聚焦，语言信息处理的技术水平已经成为当前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尽快培养兼通语言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和认知科学的复合型人才迫在眉睫。据《美国计算语言学杂志》1986年统计，全球设置计算语言学博士学位的大学已有105所，其中美国63所。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已有计算语言学的学士和硕士专业。（侯敏1999，p.27）

中国的机器翻译在20世纪50年代启动，但由于反复不断的政治**停滞了近20年。1981年，成立了中文信息学会。1987年，隶属于中文信息学会的计算语言学专业委员会成立。通过计算机专家和语言学家的努力，已经取得语言信息处理的一系列成果。但迄今为止，中国大陆计算语言学方向的研究生的培养，或附属在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位点，或附属在计算机应用等学位点，专门性的本科专业迄今尚无设置。根据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一方面，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分属不同专业，兼通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人才的培养如隔重山；另一方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作为学术或准科学的“语言学”在前而作为艺术或教化工具的“文学”为重，两者始终捏而不合。

依据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发展规划，2001年4月成立了语言科技研究所，6月成立了语言科学及技术系，现在正在建设一个包括教学功能、科研功能、开发功能和交流功能的语言科技实验中心。在现有专业目录内增设的汉语言专业，以“语言科技”为特色，课程设置以语言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和认知科学为四大学科支柱，2002年开始招收首届中文信息处理方向的本科生。这一举措，为多年来倡导的文理工学科渗透，找到了一个准确的切入口。语言科技专业的培养目标是：立足当代语言科技领域，放眼未来相关科技前沿，以语言学与相关学科相的结合为导向，培养有利于促进21世纪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复合型创新人才。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南京师范大学语言学学科点拟在三五年内完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建构“教育性——科研性——开发性”的综合型高等教育基地。

面对信息科技对当代语言学的挑战，“语言科技”新思维应运而生。这是一个可以在描写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之间，可以在语言学和相关学科之间，充分发挥沟通作用并引发许多思考的新概念。依据这一新思维，首先建构了面向语言工程的语义语法学理论，并进一步将这一工程具体化为“语言基因图谱分析工程”和“语言能力移植工程”。当代信息科技的发展趋势表明，研究对象的语义性和研究过程及其成果的技术化将成为21世纪的语言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