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合组织再定位

第一篇：上合组织再定位

上合组织再定位

▲作为一个有着17年历史的新型组织，“和合团结”的上合组织，正在亚欧大陆形成一种开放、互信和相互尊重的关系模式。作为一个有着17年历史的新型组织，“和合团结”的上合组织，正在亚欧大陆形成一种开放、互信和相互尊重的关系模式。

中国需要推动上合组织功能的再定位，以助力中国的周边外交不断提质升级。

上合组织有可能为印巴这对历史宿敌提供一个缓冲和协调的平台，使得印巴有了更多的可能来规避军事冲突，这也会进一步体现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优势。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姚忆江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庄俊朗 2018年6月9日下午4点，印度航空的波音747专机停驻在青岛流亭机场。印度总理莫迪身着传统长衫和坎肩，微笑着从机舱走出，双手合十向现场人员致意，时隔四十天，他第二次现身中国。随着各国领导人相继到达青岛，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于6月9日拉开帷幕，这是上合组织继2012年北京峰会之后，再次回到它的诞生地——中国。

莫迪这次来青岛，是印度正式加入上合组织朋友圈，在地缘政治版图日益多元化、多极化的当下，他或许想多听听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成员们，会说什么“悄悄话”。

俄罗斯总统普京比莫迪早到几天，他在本届上合峰会上所享受到的“礼遇”，比任何时候都重。——6月8日，习近平主席向来访的普京颁授“友谊勋章”，普京成为首位获得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的外国领导人。

“普京总统是当前高水平中俄关系的缔造者和推动者，为中俄世代友好作出重要贡献，他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大国元首，19次来华访问和出席国际活动。此次中方向普京总统颁授首枚‘友谊勋章’，充分体现了中俄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说。

1老朋友，新朋友与在加拿大召开的七国领导人峰会（G7）“不欢而散”不同，作为一个有着17年历史的新型组织，“和合团结”的上合组织，正在亚欧大陆形成一种开放、互信和相互尊重的关系模式。

刚刚离开七国集团的俄罗斯，或许对此有自己的感受。G7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应该把俄罗斯请回七国集团，“因为我们需要俄罗斯坐在谈判桌上”。

6月10日，普京对此回应，G7有钱，上合规模更大，上合更有优势。“上海合作组织的购买力总和超过了七国集团的购买力，离开七国集团不是莫斯科的选择。”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更青睐于八国集团以外的互动模式。

此次青岛峰会，上合组织首次以“八国”模式亮相。从2012年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去年同时正式加入上合组织，这对南亚“冤家”在今年上合的表现，也成为媒体争相追逐的焦点。

普京在演讲时说，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加入意味着上合组织“变得更为强大”。出席峰会的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也表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是上合组织非常重要的一次扩员行动。”

“我们对上合组织有很高的期望，有很多事务，巴基斯坦可以在上合组织这个更好的平台上加以解决。”巴基斯坦发展经济研究所专家亚西尔·马苏德说。

媒体很快捕捉到了友好的一幕：6月10日，在上合组织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之后，莫迪与巴基斯坦总统马姆努恩·侯赛因在准备离开现场时，先是握手致意，接着，莫迪走在前面并回头与侯赛因又短暂地交流……

作为全球另一大新兴经济体的领导人，印度总理莫迪在青岛的每次亮相，更受到“全方位关注”。

在领导人合影时，作为新成员，莫迪的位置按照惯例被排在边缘，但在领导人移步别处时，莫迪常与习近平和普京并肩而行。“印度作为新成员，愿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在青岛，莫迪对媒体表达了积极乐观的态度。6月9日，习近平主席与莫迪进行了“实质性”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印度大米输华、跨境河流水文报汛两项合作文件的签署。

“双方延续了武汉非正式会晤的精神，应该将这种交流持续下去，印度方面也邀请中国领导人2019年赴印度展开第二次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印度外交秘书顾凯杰表示。在峰会的大范围会谈中，作为习近平之后第一位发言的外国领导人，莫迪强调了反恐和加强联通的必要性。“印度欢迎所有具有包容性、可持续性和透明性的项目。”莫迪说，他也强调要尊重成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上合组织里，中国、俄罗斯、印度会起很大的作用，合作是主要方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成锡忠分析说。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逸山表示，“上合元首峰会给了上合组织各国一个直接对话的平台，其他的会议像部长级会议这样，虽然也能达成沟通，但未必有元首峰会这样直接的力量，像元首峰会这样的顶层设计，对于上合各国的有效沟通和协调是非常重要的。”

2合作基因“儒家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主张‘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这种‘和合’理念同‘上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处。”在青岛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用了不少金句来说明将会议选择在山东青岛的涵义。

“中国已经举办过三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是第四次，峰会的地点在山东青岛，在这儿也可以更好地展示中国儒家文化，我们讲‘和’文化，它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这种和谐地区构建，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说。

现在，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正式成员国，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和人口总量分别约占全球的20%和40%，是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拥有4个观察员国、6个对话伙伴，并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上合组织的领导人们，尝试在没有“外人”参与的情况下解决内部问题。

美国不久前刚退出与伊朗的核协议，今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峰会的伊朗，对此有自己的感受。青岛峰会期间，伊朗总统鲁哈尼说，美国将其政策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做法让危险升级。如果对美国退出核协定的反应软弱，人们就是在纵容它继续执行单边政治，“这对全球带来危害”。

上合组织的扩员，使得该组织将面临着中亚、南亚、西亚诸多地区的安全合作，特别是印巴这对历史宿敌的双双加入，上合组织有可能给印巴冲突找到一个缓冲和协调的平台，使得印巴有了更多的可能来规避军事冲突，这也会进一步体现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优势。

“上合组织的初心，就是共谋稳定、共促发展。”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10日在青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青岛峰会为今后5年上合组织发展规划了路线图。

青岛峰会批准了打击“三股势力”未来3年合作纲要等重要文件。王毅说，这些文件聚焦影响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符合各方的共同需求，精准发力，切实可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多方的合作也为各国间的经济合作注入了新动力。青岛峰会通过多份务实合作文件，涉及贸易便利化、粮食安全、海关协作等众多领域，可以说分量重、覆盖广，有助于各国间的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一带一路”倡议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各国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对接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普京对媒体表示，“上海合作组织是为解决这些难题而建立的，各国之间出现一些问题是很自然的。”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阿里莫夫表示，上合青岛峰会期间，根据峰会成果，各方会签署二十多份重要文件，这些文件几乎涉及有关地区及国际问题落实议程的所有方面，包括在打击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等反恐领域形成进一步共识，扩大并推进多边经贸与环保合作，在科教领域实现良好互动，以及开展文化对话等。

▲2018年6月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图）3从“安全拉动”到“四轮驱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也在实现组织功能的再定位。“上合组织成立之初是一个行事低调的组织，旨在首先解决中国、俄罗斯及苏联前加盟共和国的边界问题。但是在解决这些小范围问题过程中逐渐地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除了解决边境问题，我们携手可以取得更宽范围、更大的成就。”普京对媒体表示。

上合组织及其前身“上海五国”机制，在中国外交布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基本上解决了中国在北部和西北的军事安全问题。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合组织研究室主任许涛认为，随着中国的外交压力与发展压力不断增大，中国需要推动上合组织功能的再定位，以助力中国的周边外交不断提质升级。塔吉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中心第一副主任萨法罗夫·赛福洛表示，维护地区安全是上合组织的重要职能，是塔吉克斯坦最关注的议题之一。

“除了中国要推动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外，推动反恐合作是上合组织的一个主要的任务。上合组织的反恐，特别需要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合作和参与。”成锡忠认为，印巴两家处于敌对状态，共同加入上合组织后，在上海精神的影响之下，印巴之间关系可能会改善，特别是在反恐方面如果两国开展合作，对于南亚、中亚反恐形势将有很大的帮助。

许多专家认为，上合组织从上海五国到现在17年时间，特别是在反恐方面合作是富有成果的。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陆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上合组织有了一个稳定的协调机制，对于下一步解决次区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吉尔吉斯斯坦“大欧亚专家平台”协调员马萨乌洛夫表示，《上海合作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中规划的系列重要任务正逐项落实，其中的优先领域包括保障地区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全面发展和完善经济、文化和人文合作。

耿爽表示，在青岛峰会上，成员国领导人签署、批准或发表了17份文件，见证签署了6份合作文件，是历届上合峰会成果最多的一次。青岛峰会在进一步发展成员国间睦邻友好关系、打击“三股势力”、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对接、加强人文合作和扩大对外交往等多个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也做出了扎扎实实的规划。

青岛峰会在推动安全、经济、人文合作三个“轮子”发展同时，将扩大国际交往和合作作为组织发展的第四个“轮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参加了此次青岛峰会，既反映出上合组织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在不断提升，也再次表明组织开放合作的诚意。

此次青岛峰会上，与会成员国发表了“青岛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联合声明》等文件。习近平在会议上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此次峰会与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几乎同时进行。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安全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同时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方将设立300亿元人民币等值专项贷款。

普京说，上合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正在增长，俄中也在推动一个中亚经济伙伴项目的启动。

第二篇：上合组织蹒跚

原定于6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下称“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会议今年被“意外地”推迟了，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至今未正式公布峰会召开的准确时间表。据《财经》记者了解，峰会被推迟的原因是吉尔吉斯斯坦在筹备过程中出现了资金紧张，主办方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财力进一步加强峰会期间的安保力量。

5月30日，俄罗斯新任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对《财经》记者一再强调，这次峰会被推迟是“组织上的问题，而不是政治上的问题。以后的峰会还会按惯例在夏天召开”。

不过鉴于中国新领导人尚未对上合组织的发展定位进行重新评估，俄罗斯国内则出现了总统与总理不和的传闻，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在关于地区发展的重大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协调立场，此次上合比什凯克峰会被推迟也在“情理之中”。

从2012年到2013年初，俄罗斯、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等亚太地区主要大国相继完成了选举年领导人和政府的更迭，上合组织如何看待和应对外部形势的变化，是此次比什凯克峰会需要回答的问题。而如何采取措施应对北约撤军后的阿富汗局势、能否推动上合组织发展银行等实际合作，也都关系到上合组织的定位。

经历了12年发展的上合组织仍然是“框架大于内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石泽对《财经》记者说，“上合组织现在迫切需要增强的是在上合框架内通过双边或多边合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是急于扩员或是增加议题范围，如果舍本逐末，这些都会成为上合组织将来的负担。”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瓦西里·米赫耶夫（vasily mikheev）也认为，目前上合组织所搭建的庞大架构与实际内容仍不匹配。经济合作仍有限

俄罗斯总统上合组织事务前特派代表基里尔·巴尔斯基曾在2012年表示，扩大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进程有望在接纳新成员国的机制取得协调后，于2013年的比什凯克峰会开始；去年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建议，要争取在2013年峰会前起草接收新成员通用的金融、法律和行政条件决议。

因此，扩员将很有可能成为上合组织2013年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巴基斯坦、印度和伊朗都已经提出了正式加入的申请。

上合组织最初成立时仅有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个成员国，如今发展成为拥有蒙古、巴基斯坦、印度、伊朗和阿富汗为观察员国，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为对话伙伴国的国际组织。今年4月，身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也正式成为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国之一。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是上合组织成立时的初衷，但中国一直希望将其合作领域多元化，特别是赋予其更多的经济职能。

在2010年11月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九次总理会议上，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要研究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塔吉克斯坦媒体曾经披露，提议中开发银行的资金为100亿美元，中国方面愿意出资80亿美元。

中国已经与成员国建立了金融合作机制：2011年6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达成了7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旨在加强金融合作，便利两国贸易和投资。当年较早时间，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7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除此之外，上合组织还曾经讨论过成立自身的评级机构，以帮助中亚地区国家抵御金融风暴给其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

今年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首次与普京会面，两国在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中再次强调，上合组织要加强经济合作，特别是交通、能源、通信、农业等领域合作，积极推动建立有效融资保障机制。

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迄今为止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并没有六个成员国同时参与的经济合作项目，大多处在双边合作的水平，且大部分由中国主导，中国对其他成员国累计投资达200多亿美元。“这与人们所期望见到以上合组织为基本架构的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相去甚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政治室主任盛世良说。中俄难同盟

作为上合组织中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在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密切程度直接关系到该组织的影响力和发展前途。近年来上合组织在经济领域合作渐多，与俄罗斯对上合组织态度的变化不无关系。

在上合组织成立的最初几年，莫斯科将其发展目标定位为地区领导人对话机制，倾向于将上合组织建设成中国为一方、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为另一方的双边机制，将上合组织作为俄罗斯所构建的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以及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之外（集安组织）的有益补充；同时，借助中国的影响力在国际上抗衡来自西方的压力。

这种消极态度缘于这一时期它仍在积极谋求与美国建立“稳定的和可预见的”新型伙伴关系。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俄罗斯对美国提供的支持甚至超过北约国家。

转折点发生在2004年到2005年：2004年末到2005年5月，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相继爆发颜色革命；2004年3月，北约完成第二次东扩，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在2004年9月发生的别斯兰人质事件中，美国谴责恐怖分子的同时，还建议俄罗斯与车臣分裂主义分子谈判和妥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助理王晓泉评述，这一系列事件让俄罗斯对美国的战略意图有了重新认识，俄罗斯遂明显开始倚重上合组织，希望同中国一起将上合组织建设成为平衡美国在中亚进行势力扩张的有效工具。

另一方面，中亚地区对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渴求难以由俄罗斯一国满足，俄罗斯也就不再一味反对中国与中亚国家进行双边经贸合作。

即便如此，俄罗斯仍是对上合框架下开展经济合作态度最为消极的一个成员国。根结在于在莫斯科眼中，上合组织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就会削弱欧亚经济共同体在中亚的影响力。

俄罗斯和中国固然在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维护中亚地区稳定与发展，打击区域内“三股势力”上有着共同语言，但是俄罗斯显然不愿意过多出让在中亚地区事务上的主导权。

盛世良对《财经》记者回忆了他在2011年与普京的一次谈话过程：“当时我问普京：‘你是如何定义上合组织和你所倡导的欧亚联盟之间的关系的？’普京立刻表现得非常警惕，他对我说：‘上合组织是一个安全合作平台，而欧亚联盟是俄罗斯倡导的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

盛世良总结认为，在俄罗斯所参加的各种国际组织中，上合组织是被排在最末位的，因为对于它不能主导的组织，俄罗斯不愿意过多投入财力和精力。

此外，即便是在上合组织的“本职”安全领域，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仅限于情报共享和针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联合执法，未能像俄罗斯所主导的集安组织一样拥有常设的快速反应部队和司令部。

集安组织秘书长尼古拉·博尔久扎曾评论说：“上合组织和集安组织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组织„„（集安组织的）情报机构、执法部门和军事部门的高度一体化，使我们的行动比其他政治机构，如欧安组织、上合组织和独联体，更加默契。”

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俄罗斯问题专家杰弗里·曼科夫（jeffrey mankoff）看来，上合组织更像是中俄两国“观察彼此的论坛”，而不是两国共同应对挑战的工具。俄罗斯在无法阻止中国与中亚国家加强经济合作的趋势下，积极参与的最大收获就是为其提供了限制中国在中亚扩张势力的手段。美国因素挥之不去

总而言之，中国和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定位大相径庭，也就意味着上合组织因素对中俄关系的增量有限。中国更希望通过上合组织来维护西部安全，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俄罗斯则更重视上合组织在推动世界多极化、在地缘上抵御美国和北约在中亚进行扩张的作用。

不过，无论是中国、俄罗斯还是中亚国家，在发展上合组织的考量中都纳入了美国的因素。

中国始终拒绝将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一个纯粹的安全组织，避免其成为华沙条约组织在冷战后的替代品，就是为了避免形成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俄罗斯则借助上合组织的力量来抵御西方对俄罗斯战略空间的挤压。

正是这些因素，为现在的中俄弥合分歧、加强在上合组织的合作提供了动力。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俄罗斯是平衡地区格局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对俄罗斯来说，与中国的合作可以增加与美国进行导弹防御计划谈判的空间。

虽然美国对上合组织的实力有所质疑，也了解其内部各种分歧的存在，但认为上合组织已对美国在中亚的利益构成威胁、需要认真对待的观点逐渐成型。不过这些讨论仅限于美国战略分析界，自美国于2005年提出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的申请遭拒后，至今就再没出现关于美国与上合组织发展合作关系的官方文件。美国也很少公开发表关于针对上合组织的言论。

俄罗斯大使杰尼索夫表示：中俄两国欢迎一个作为伙伴的美国，而不是一个对本地区事务指手划脚的美国„„但中俄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中俄之间不需要结盟的合作方式。

“上合组织在未来十年中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地区形势，最重要的还是提升其执行力，寻找更切实际的、更容易的合作项目作为突破口。即便是六个成员国不能达成一致，中国也可以寻求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双边或多边合作，从而进一步加强上合组织的凝聚力。”石泽说。

第三篇：上合组织这些年

《瞭望东方周刊》2013038期作者/本文总字数:5369 作者：文 | 姚亿博

中国2012年GDP为8.3万亿美元，乌兹别克斯坦是453亿美元。种种差异并没有使得上合组织成为大国的政治工具

自今年8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外交之旅，先后造访多个中亚国家，并参加20国峰会、金砖国家峰会。近日又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就多项重大议题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展开积极对话和探讨，取得多项成就。展现了新一届领导人在多边外交舞台上务实稳重的大国外交风度，引起外界高度关注。

而作为上合组织的创始国和重要成员国，中国在上合组织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9月1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度比什凯克举行了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上合组织在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透过上合组织峰会所取得的外交成果，世界对于成绩斐然的中国多边外交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

上合组织生逢其时

上海合作组织是首个在中国境内成立并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区域性政府间组织，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此外，亚洲地区影响力较大的国家也积极参与，成为观察员国，如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和印度。

上合组织“前传”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即苏联解体前后。当时的国际背景是，苏联濒临解体，地区局势出现较大动荡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出于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考虑，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共同开启加强边境地区信任和裁军的谈判进程。

到1996年，上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会晤机制”已经初现雏形。当年4月26日，已经有了一定合作基础的上述五国又在中国上海举行首脑会晤，自此“上海会晤机制”正式成型。

2001年6月14日，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在上海举行第六次会谈，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次日，上合组织国家元首举行首次会谈并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接着，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正式签署《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公约》。9月，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首次会谈。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在会谈中联合决定启动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济合作进程，宣布正式建立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定期会谈机制。

实际上，上合组织之所以能够逐渐壮大，健康发展，究其根本是顺应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各国现实需要。上世纪末，苏联解体给地区引发了诸如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非常严峻的挑战和危机。同时，苏联解体后，还有如何明确划分和确定各国边界的一系列高级政治问题。可以说，没有上合组织及其前身“上海会晤机制”的存在，各国很难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平稳地完成诸多敏感问题的谈判和协商。上海合作组织不仅生逢其时，而且其非军事政治集团、不针对第三方的组织定位也为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了良好的示范和贡献。

彰显“上海精神”

在上合组织领导人的发言中，会经常提到“上海精神”这四个字，“上海精神”可以说是上合组织的一面旗帜，在纷乱复杂、强权政治时有出现的今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海精神”，即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政治上的互信是该组织建立的基础，经济上的互利互惠则是该组织发展的前提，各成员国本着平等协商的态度，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国家的文化形态，共同推进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这些精神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灵魂所在。

上合组织中，既有如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也有像哈萨克斯坦这样的中等国家，还有乌兹别克斯坦这样比较小的国家。各自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相差很大，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也各有不同。如，俄罗斯主要信仰东正教，而吉尔吉斯斯坦则主要信仰伊斯兰教；中国2012年GDP为8.3万亿美元，而乌兹别克斯坦只有453亿美元。但是，种种差异并没有使得上合组织成为大国的政治工具，上合组织无论成员强弱大小，在商讨各领域问题时都坚持了平等互利的原则。中俄两国树立的平等形象使中亚国家不仅获得了安全上的保障，而且得到了经济上的有力支持。9月初，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到访的“复兴气田”就是一个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平等互利合作很好的例子。

“复兴气田”是世界第二大单体气田，目前探明储量4万亿至6万亿立方米。该气田是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对外出口重要基地，也是中土天然气合作重要气源地。这是中土能源合作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项目。

2012年中土双边贸易额创下103亿美元的新纪录，7年内增长100多倍。现在中国已成为土库曼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天然气贸易就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

作为世界上天然气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土库曼斯坦此前只有一条供气管道，只能通过俄罗斯向外供气。独立之后，时任总统尼亚佐夫想多开辟几条管道，打开市场。2006年，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签署了关于输气管道建设与长期天然气供应的框架协议，并在次年开工建设，与中国西气东输二期衔接，2009年底正式通气。

对中国而言，这种双边的能源合作提高了中国能源来源的多元化和安全度。对土库曼斯坦而言，则切实扩大了其能源经济的市场和相关合作渠道。在上合组织成员中，这样平等互利，实现双赢的例子还有很多。

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发展使中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历苏联解体困境后的俄罗斯也已步入复兴之路。哈、乌、吉、塔等国则较快走出了苏联解体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中俄与哈、乌、吉、塔等国能做到在互利互信的基础上协商共事、平等合作、互利多赢正是“上海精神”和上合组织成功的突出体现。地区稳定的重要基石

在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说中，中亚地区属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心脏地带”。其连接亚洲和欧洲两块大陆，中华文明、东正教-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草原游牧文化等都在这里交汇。而在当前，该地区由于“三股势力”的存在，安全形势一直不容乐观。中国在该地区除了要面对“东突势力”，还要面对邻国政局不稳所带来的“外溢效应”。其他成员国也或多或少面对类似问题，所以团结一致，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稳定就成为了一种不约而同的行动。

2002年，上合组织第二次首脑峰会上，各国共同签署《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2004年，设在塔什干的“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正式启动。2012年，六国签署《上海合作组织关于应对威胁本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事态的政治外交措施及机制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3-2015年合作纲要》的决议等一系列安全领域的合作文件。

上合组织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并不局限于条约文本本身，更具有务实精神的在于其已经机制化的军事合作。2002年10月，中国和吉尔吉斯两国边防部队和特种部队在中吉边境举行联合军演，此次联合军演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首次与外国军队举行的实兵演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出境演习，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首次举行的双边联合军事演习。自此，上合组织成员国基本每年会举行类似的联合军演，加强彼此在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稳定方面的合作。据曾经多次参与报道上合组织联合军演的记者透露，近几年的演习已经不是各国军队各演各的简单组合，而是发展到深度融合。现在，上合军演已经是混合编组，在训练阶段可以互换指挥员进行指挥，对对方的训练方式和理念进行了解、取长补短。部分指挥员还可以用对方语言下达命令、表述战役思想，此外，各方军队还要互换武器进行训练。

这些年，上合组织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提升。有俄罗斯媒体指出，“上合组织不仅在本地区，而且正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在叙利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尤为凸显出来。”

比什凯克峰会

9月13日，上合组织 第十三次首脑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此次峰会共有1200多名代表团成员参加，其中除上合组织6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外，还有来自阿富汗、伊朗和蒙古国3个观察员国的国家元首。其所涵盖和涉及的国家非常广泛，也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在此次峰会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提出的“建立能源俱乐部”的提议受到了积极回应与关注。习近平主席呼吁各国协调本组织框架内能源合作，建立稳定供求关系，确保能源安全，同时在提高能效和开发新能源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此外，中国还提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加强金融领域合作，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专门账户。

有分析指出，中亚地区具有丰富的能源和资源，将成为未来各国必争之地，而中国则具有一定的地缘政治优势。加之中国国内日益重视生态建设，努力减少诸如煤炭资源的消耗，来自中亚的天然气等资源就成为很好的选择。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也将在中亚地区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系列情况。积极的方面在于，目前中国同中亚各国正在实施和规划的能源项目将有助于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使中国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而消极的方面则较为复杂和棘手。

中亚国家和俄罗斯仍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商业环境、法律制度等并不完善，且难以在短期内出现根本好转，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与中国不同，使中国企业不仅在当地面临复杂的经营环境，在投资和贷款回收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法律政策风险。其次，上合成员国之间对资源的竞争也容易产生争端。经济危机之后，俄罗斯减少了对中亚天然气的进口，暂停了一些在中亚的能源合作项目，使俄罗斯对中亚能源资源的控制力有所下降。同时，曾垄断中亚资源的俄罗斯对中国进入中亚能源市场，建设通往中国的油气管道抱有戒心。这不仅使俄罗斯对华能源供应面临竞争，削弱了俄罗斯的价格谈判立场；也使俄罗斯在获取中亚能源资源方面需要与中国竞争，中俄两国公司在哈萨克斯坦的某些油气项目上已经出现过争端。此外，欧洲、美国、日韩等从未放弃对中亚地区安全、经济、能源等领域的开拓与介入。

除了在能源和经贸合作的老话题以外，此次上合峰会也对近期热点问题如叙利亚问题表达了关注，甚至是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有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上发表讲话并表示，中方支持俄方提出的将叙利亚化学武器交由国际社会监管并销毁的建议。各国元首们也共同呼吁尽快停止暴力，启动广泛政治对话，举行国际会议。支持将叙利亚化学武器置于国际监管之下并逐步销毁的提议。而叙利亚问题近期的降温与和缓趋势也从侧面表明了上合组织并非此前外界所认为的那种各国进行意见和信息互通的平台或是简单的区域性安全组织，其已经展现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潜能。

毫无疑问，上合组织将是不断壮大的维护世界稳定，促进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积极参与和谋求加入的行动就说明了这一点。

新丝绸之路

古代的“古丝绸之路”作为贯通东西方的贸易通道，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早实践，被誉为全球最重要的商贸大动脉，而当下中方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则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习近平主席提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创新合作模式，令亚欧经济一体化成为现实期盼，更有望重塑世界经济版图。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端连着充满活力的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沿线国家经济互补性强。在东端，中国、韩国、日本都是各种优势突出的重要经济体；在西端，整个欧盟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在世界范围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体。但唯独其中段陷入了某种凹陷，有学者指出：中亚各国虽然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但经济发展水平却与两端的经济圈落差巨大,不仅人均GDP相差悬殊,而且贫困人口比例远高于欧亚大陆的平均水平。这不仅影响了本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也不利于欧亚大陆整体发展与稳定。因此，“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反复提出与强调，都说明各国领导人已经形成了对该问题的高度重视与共识。中国学者分析指出，如今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一是表明要在同中亚国家经济合作领域更有作为，进而打通中亚、南亚、西亚的脉络；二是体现要在中亚国家中发挥更大驱动力，跟美国的中亚战略形成互补、竞合的关系。

近年来，我国与亚欧国家的贸易持续扩大。2012年我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已达459.4亿美元，比双方建交首年1992年的4.6亿美元增长近百倍。中国已成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成为塔吉克斯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此外，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俄贸易额也连创新高，2012年高达882亿美元。

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概念在各国热炒的同时，“西进战略”也成为我国国内学者和媒体热议的词汇。“西进”包括中亚、南亚、中东等地区，中亚是中国向西开放的优先方向，是中国连接亚欧的通道，上合组织是中国向西开放的主要平台。

在当前中国面临诸如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的海洋挑战的大背景之下，就有诸如著名国际学者王缉思等人提出了大胆西进的战略建议。也就是说，中国在中亚地区全方面的发展与合作，其兼具现实诸如能源和安全的考虑，也包括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考量。

可以说，这十几年来，上合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到今天，已经成为了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不同于北约这样多次发动干涉战争的国际组织，上合组织已经树立起与之不同的代表更多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组织的鲜明榜样。

第四篇：新时代深圳经济特区再定位

深圳大学考试答题纸

(以论文、报告等形式考核专用)

二○ 二〇 ～二○ 二一 学第 二 学期

新时代深圳经济特区再定位

摘要：新时代深圳特区创新与发展当中具有新的蓝图，其定位趋向于建立深圳先行示范区。五位一体的深圳探索促成深圳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多层次治理体系，促进深圳从“引进”功能转向“引领”功能。当前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面临着功能形态由经济特区为主向以国际化城市为主转变、经济形态由以工业经济为主向以服务经济为主转变、发展重点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全面协调统筹发展转变，以及发展模式由以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应当强化科学发展的总目标，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打造国家自主创新城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进一步扩大服务领域对外开放，不断地加强深圳经济特区全方位的协调发展程度，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

关键词：深圳特区；先行示范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

引言

新时期，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推动科学发展，建设中国梦，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深圳经济特区也提出了与自身状况相适应的建设效益深圳、和谐深圳的新目标，并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的策略。新时代，面临重大转型，面对中央赋予的新任务，深圳特区必须重新再定位，在稳固优势的基础上创设新蓝图，从“引进”逐步转变为“引领”，优化特区功能，完善发展模式，进一步提升特区的战略地位。

一、新时代深圳特区创新与发展的新蓝图

1.“五位一体”的深圳探索

2019年，《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系统全面精准地回答了先行示范特区以及深圳如何建设先行示范区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为探索新时代深圳特区发展的新蓝图奠定了理论基础。《意见》的发布，象征着新时代国家已经对深圳经济特区进行了明确的再定位，对深圳的深度治理、改革和高质量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并为其提供了重要机遇。一方面，深圳经济特区要结合先前改革开放的多年经验进行新时代社会主义践行探索，用经验优势去贯彻落实新时期的新政策，并大力发展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为其他特区的建设提供范本；另一方面，深圳经济特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再一次作为先行者先试先行，并进行大胆创新，这赢得了国家政策和各项条件的支持，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具有地域性的智慧和方案借鉴模式。

当前建设深圳先行示范区相比于之前有了更大的进步，已经具备了成熟的设计主义治理特征，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方法论，是实践中认识，边实践边认识以及“按图施工”的模范。深圳在新时代有一个重大蓝图，那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对深圳先行示范区进行事前定位、事中落实和事后评估，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面贯彻落实和推进，促进经济领域实现率先的高质量、高效率发展，不断有针对性地建设好现代经济体系，探索建设国际科技信息中心。

2.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多层次治理体系

深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关键在于落实，应当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多层次的治理体系，形成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目标相匹配的实验区明细目标，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法治政策保障和实施机制。党的领导是多层治理体系的基础，应当不断强化党员干部在各层次决策决议和实际行动当中发挥的模范作用，分别在横向与纵向跨区域、跨网络治理当中把握政治方向，鼓励干部敢于承担责任、敢于有所为，为先行试验区的新计划贡献属于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此外，还必须坚持从严治党，保持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性，为形成高质量多层次的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性保障。

3.深圳经济特区从“引进”到“引领”

在我国全方位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后，深圳特区的特殊性就成为了整个市场经济实验的重点。当前，深圳市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也就是将引进的功能逐渐转变成了引领，也就是从对外引进市场经济优秀经验为主转变为了对内引领其他经济区共同发展，形成经济特区当中的领头羊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改革要实现以“引进”为主向“引领”为主转型，深圳特区要在供给侧改革当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创新创业和新兴产业发展，努力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部署创新驱动方案。在这一过程中，深圳经济特区以特殊的新时代责任感，与特殊经济试验点的意义，被新产业革命赋予了更为崇高的使命。

二、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面临的重大转型

1.功能形态由经济特区为主向以国际化城市为主转变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深圳的市场经济已经趋向于全面成熟，深圳早已经由原来单一的经济特区转变为了经济、文化、政治、生态协同发展的综合性国家化大都市，其隶属于城市的多元化功能逐渐被打通，其发展路径从一开始的完全依靠政策支持到后来的政策支持与市场协调相结合，再到现在的向提高整体素质转变，向新型全面市场化转变。当前，若仅仅把深圳作为一个经济特区来定位，并不符合深圳的现实，反而会束缚它的发展。未来深圳面临的重大转型中，深城市化发展路径以及向国际化大都市方向发展是其必然性。作为定位中的主区域性国际化城市，深圳不仅仅从珠三角中心或是华南地区中心来定位，应该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是全世界角度来进行综合性定位，将世界眼光与世界观念共同灌输实践到深圳行动当中。

2.经济形态由以工业经济为主向以服务经济为主转变

当前，深圳的服务业进入加速发展期，人们开始以物质消费为主转化为服务消费为主，然而，深圳的服务业明显相对于其经济状况来说显得稍微滞后，服务型产业对于整个深圳经济的支撑力不足。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增值比率与GDP的比值往往在0.8以上，服务业的就业人数超过七成。因此，深圳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需要重点加强服务业与服务经济的建设，不断完善产业结构调整策略，抓住服务也具有巨大上升空间时的战略机遇，加快实现生产型经济与服务型经济的全面融合，加快对资金、能源、环保、产能等重要因素的供给，并减少对制造业各因素的制约，促进现代服务业转型发展，并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各产业之间可以形成有效的沟通桥梁和产业链，并减轻对于自然环境的损坏，进一步完善深圳的城市服务功能，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增强整个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和对外辐射力，实现结构化变革与创新性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

3.发展重点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全面协调统筹发展转变

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深圳已经实现了经济建设方面的卓越成就，并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具有特色的领头性经济特区，并实现了多产业的协调发展与市场经济成熟的完美结合。目前，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方面，深圳特区已经做得臻于至善，可供提升的空间有限。在新时代，全面协调统筹兼顾才是重点，稳步增长型的生态经济成为热点。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现代化，也是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活常态化方面的现代化，是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相兼顾的现代化，在深圳特区尤其如此。应当增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之间的有机联系，全面强化和提升城市功能，拓展城市隐形空间，增强城市各种类型经济生态链的可持续循环，加快城市转型升级，从长远规划的角度来进行定位和统筹。

4.发展模式由以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

深圳特区以往的崛起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帮扶。但是，未来深圳特区必须走向更加成熟的市场主导发展模式，创造出深圳发展的新路子。政府会逐步转变职能，由管理型政府逐渐转变成服务型政府，这也就要求深圳特区在新时代需要加强城市自身管理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性，实现优胜劣汰的合理性、市场效率与公平的兼容性的结合。应当不断培植和维护深圳的新市场，同时兼顾老市场，增加投入、扩大规模，注重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元素融入深圳特区的企业改革发展过程当中来，并宣传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让市场和创新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主流元素和源源不断的内部驱动力。

三、深圳特区新定位下经济发展的思索与策略

1.科学发展是深圳新阶段的发展模式和总目标

改革开放虽然在深圳特区取得巨大成果，但与此同时，深圳的土地、资源、人口、环境都面临着重大困境。目前深圳特区剩余可开发用地少，部分稀有资源逐渐枯竭，按照目前的开发速度，即将出现无地可用的情况，能源和水资源方面也较为匮乏。因此，为了解决自身“成长”过程中的烦恼，深圳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整体要求，科学发展、统筹兼顾，促进经济发展与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协调融洽，由“深圳速度”逐步转变为“和谐深圳效益”，从而更好地让深圳在新时代发展中更加贴合时代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2.争当服务国家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先行示范者

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要坚持全国全省一盘棋，实施国内市场拓展计划，深化对内经济联系、增加经济纵深。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打造一流“深圳质量”，构建先进“深圳标准”，塑造时尚“深圳设计”，提升优质“深圳服务”，树立响亮“深圳品牌”，以深圳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实施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计划，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世界级地标性商圈和高品质步行街，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引导境外高端消费回流，规划建设沙头角深港国际旅游消费合作区，探索建设国际免税城。实施投资优化工程，着力扩大工业和技改投资，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3.以核心引擎服务，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应当提升深港澳市场一体化水平。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做强香港—深圳这一极，着力打造深港“双城经济”、讲好“双城故事”。推进规则机制一体化衔接，积极探索市场准入、产权保护、商事规则等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促进人员、货物、资金、技术、信息等各类要素更加高效便捷流动。应当大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实施“东进、西协、南联、北拓、中优”发展战略。坚持立足市域，做强做优中部都市核心区，提升东部发展能级，优化西部向湾格局，推进南部对港合作，拓展北部发展腹地，推动各区强化功能、彰显特色。坚持面向全省，加快深圳都市圈规划建设，创新完善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深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的协同联动，共同打造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

4.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打造国家自主创新城市

深圳正在不断探索具有深圳特色的自主创新模式，打造新型国家创新城市，在各种自主创新和民族品牌的高科技产品当中倾注资金、资源和人力、物力、精力，让深圳出现更多的国际性发明专利、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新。不断地提升深圳企业的创新能力，加强媒体在创新方面的宣传和策划，并开展创新知识与创新技能普及活动，并刊登于相关的刊物上，促进深圳企业能够不断吸纳床戏理念的精髓，在运营和开发新产品、新产业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强化整个深圳特区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水平，促进深圳整体经济的全面发展和持续稳定。

5.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

深圳市去年的一号文件指明，应当不断加快高端服务业发展，包括金融创新、现代物流、服务外包、新型电商、媒体行业、品牌会展和商务旅游等专门行业的具体策略。要从制度体系和行业规范的本质去入手，根据矛盾的特殊性，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调整优化各行各业的产业结构，形成趋向一体化、个性独立化的产业走势，大力提升服务行业的服务水平与技术类行业的技术质量，加强高端人才的培养和维护力度。应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进行杠杆调节，充分形成深圳的新时代政策优势，建立和完善第三产业项目资助计划，减免所得税和住房补贴，促进深圳的国际化大都市建立目标越来越近。

6.进一步扩大服务领域对外开放

21世纪后，伴随着全球服务型经济的整体成熟，国际产业转移也实现了以制造业为主向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协同发展的良性转变，“四个难以为继”成了新时代深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扩大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与广度，围绕服务经济发展的目标，充分借鉴先进化的国际大都市模式，并进行植根于本土的适应性改良，推动大部门制的改革，不断整合对外开放、产业发展，以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实现全产业相联动的保障机制。应当不断促进服务外包型企业形成完整的集群，引导深圳企业有效承接跨国外包服务和业务，并努力建立相关领域的龙头企业，形成一个良好的模范，带动整个产业和整个深圳特区的全面新发展。

结语

新时代深圳经济特区的再定位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审慎地进行思考，面对未来的形势与挑战，深圳特区仍有很多机遇可把握。强化深圳经济特区的定位目标，不断加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努力促进深圳各产业协调发展，科学制定具有文化性、生态型的经济目标，能够促进深圳特区新时代更加和谐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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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国企改革再定位的思考

国企改革再定位的思考

2013-11-07 14:16 来源： 价值中国 作者： 卫祥云

据报载，由国资委牵头草拟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已基本成型。该意见将“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路线图，还会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实行分类指导，并结合其所处行业特点推进改革，在战略定位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国资监管体系，设定推进改革的时间表。”

当华夏时报某记者向国资委求证时，国资委相关人士回复称“并不了解改革方案最近进展情况”，并同时表示：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不是一个单项方案，不仅涉及到国资委各个司局，还涉及到其他部委。由此看来，国企改革的许多问题确实需要国家高层和政府有关部门认真做好顶层设计了。同时，也需要认真吸收政府研究机构和民间智库的理性建议。而不是由目前的国资委搞一个指导意见就能够解决的。国有企业从1979年国务院宣布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至今已有24个年头。从起初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把产权关系明晰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特征，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经历了又一次飞跃，也为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1996年，由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主导的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革，则是国有企业调整战略布局的重大改革。通过改革，一大批亏损、甚至资不抵债的国有中小企业退出市场，尤其是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大面积退出；虽然其间不免国有资产流失和一大批老职工付出了改革的代价，但这是不得已的被动选择，亦是顺应时势和潮流的正确决择。现在看来，如果不是当时的审时度势，今天将交更多的学费或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

国有企业改革最后阶段的起点应该是2012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十二五”发展规划，规划中明确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按照“公益性与竞争性”的原则进行分类管理。我认为这句话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即牵住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牛鼻子。因此，我曾发表多篇论文并出专著阐述“国企改革新思路”。提出国有企业应该分为公益性、自然垄断性和竞争性三个领域，认为“国有企业的分类管理应该成为国企改革的基本思路”，并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必须退出竞争性领域”。当然，退出的时间和路径可具体分析和研究，前提是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认真做好顶层设计。

最近，国企改革确实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也引起了政府主管部门和广大学者及经济学家的广泛讨论。我在对此现象感到高兴的同时，认为有必要对国企改革的再定位问题阐述一点观点和看法，以引起关心国企改革的同仁们和专家、学者的认真思考并提出理性的改革建议和意见。

一、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目标的四个维度问题。

部分业内人士和经济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有四个维度的目标：一是作为一般企业的目标，即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都应该是真正的企业，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盈利为经营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有活力和创新能力。二是作为国有企业的目标。即国有企业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国防产品、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基础研发活动等。三是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目标，即国有企业改革应该达到分配合理、职工收入差距不大、民主管理、保障职工权利、企业盈利和全民共享等要求。四是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企业的目标，即既要表现在发展生产力上，在改进经营管理、促进技术进步上起到表率作用，也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上，在合理分配、民主管理、承担社会责任上起到模范作用，并引导其他企业逐步增加社会主义因素。

从以上关于国企改革目标的四个维度的主要精神和内容来看，显然是经济学者的一厢情愿和美好愿望而已。如果是针对某国有企业而言，四个维度具有不可置疑的正确性。但如果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再定位而言，按照这四个维度改革后的国有企业一定会成为“四不像”，在实践中也难以具体实施和操作。无法指导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深化改革。

二、关于国有企业分类管理与改革的问题。

从2011年起，国资委陆续派出8个工作组赴央企调研，涉及到央企改革重组52个课题，参与调研的人员来自社会各个方面，不仅有国资委的官员，也有政府智库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及法律界人士。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提出将国企分为“功能性”和“竞争性”两种类型。“十二五”规划中将国企明确为“公益性”和“竞争性”。而我提出的观点应该是三个类型：即公益性、自然垄断性和竞争性；其理由是“自然垄断性国有企业”是客观存在，与公益性目标有重合的地方，但不完全一致，因此应该单列为一类有利于分类改革。在国企分类改革上，广东省已先行一步，把国有企业分为竞争性和准公共性两大类。以上三种分类方法，虽表述不大相同，但实质并无大的差别。实际上，功能性、公益性两种叫法必然包括自然资源垄断性国有企业；而准公共性也必然包括公益性和自然资源垄断性国有企业。因此，关于国有企业的分类虽然有各种建议和意见，但“殊途同归”，分歧不大，只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准确表达而已。

据说，参与国资委指导意见讨论的人士提议将现有国有企业分为四类。即公益性、竞争性两类有其合理性，且与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相一致。而所谓的公益为主、市场为辅或市场为主、公益为辅两类则非驴非马，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是这样分类，还不如“十二五”规划中的表述更为合理，更利于具体改革目标和措施的实施。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提出国有企业分类管理，不是为了分类而分类，分类只是手段，目的是通过分类对症下药，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和办法，而不能把手段当作目的。

三、关于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问题。

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问题，本是一个无需争议的问题。

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早已提出“有进有退”的国企改革战略方针，而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国有企业脱困的现实也无疑证明了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正确性。

虽然，目前我国仍有三分之二的国有企业和40%的国有资产分布在一般加工生产行业和商贸服务行业，但这不是继续留在竞争性行业的理由。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文魁研究员的研究表明：过去几年，国有企业在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总资产、净资产等方面的增值速度，都远不如私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市场表现远不如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其效益指标也远逊于民营企业。我也计算过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产利润率，两者相比至少相差50%。

目前，对于国有企业不应该彻底退出竞争性领域主要观点有三。一是个别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还有利润；二是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可能会引起经济社会混乱；三是给外资企业乘虚而入的机会。殊不知，这不过是“半夜看三国，替古人担忧”之虑。针对上述三个观点我的意见是：一是目前个别企业有利润不等于今后会有好的发展，个别不能代表一般；二是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是一个较长时期的战略决择，可以设计退出的时机和路线图；三是盲目认为国内民营企业竞争不过国外私营企业的观点经不起推敲，存在崇洋媚外之嫌；不给国内民营企业的机会何以判断其竞争力不如外企呢？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谈到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时提出：“对竞争性国企而言，需要依托资本市场进行公众公司改革，它们的最终体制模式将是干干净净的公众公司，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和规划运行。”邵副主任讲得很好，但国企改革的实践证明，要做到“干干净净的公众公司”谈何容易？举目四望，环顾全球，还真难找到在竞争性领域搞得好的国有企业。再看看国内上市公司，信手拈来真不乏在竞争性领域造假的国有企业。如果说过去部分国有企业靠行政垄断、价格保护、贷款优先和官商勾结还能够得以存活的话，今后难道还要让这些企业继续拿国有资产交学费，重复“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老路吗？难道“过去的路已经错”，今后还要再错十年、二十年吗？难道国企脱困的历史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当然，关于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问题，我认为有主动退出和被动退出两种退出方式。如果说，过去我国国有企业的大面积退出是不得已的被动退出，现在则已经有些“好了伤疤忘了疼”。因此，我们现在是应该明确主动退出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实在找不到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存在与扩张的好处是什么？当然，退出的方式方法和时机要认真做好顶层设计，分步实施，逐步解决。

四、关于国资委的再定位问题。

国资委是国务院委托的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督与管理的特设机构，是在产权所有人缺位的情况下，代表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与改革进行管理和指导。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中，国资委既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是国有企业出资的股东（部分国有企业资产）；也履行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的行政管理职能。所以，新任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提出理直气壮地壮大国有经济没有错，保增长也无可非议，符合“屁股指挥脑袋”之原则。因此，在没有建立“国民权益基金”前，国资委实际上承担了不能承受之重。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深化改革双重任务使国资委步履维艰，负重前行。况且，金融证券类国企和文化类国企等领域还未纳入国资委统一出资和管理。这都是国企改革再定位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问题和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