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语文教育内涵及提出背景

第一篇：大语文教育内涵及提出背景

一、大语文教育概念的提出及其背景

大语文教育这一概念最早的提出者是已故的特级教师张孝纯所提出，这是一种有别于我们的传统的语文教学的教育思想，就是打破原有的“三中心”的教学模式，拓展语文学科的外延性，形成以学校、家庭、社会语文教育为一体的语文教育体系，以语文课堂和课本为依托，但又不是单纯的依赖课堂教学和课本来发展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这就形成了一课堂教学为中心的多位一体的语文教学新模式即大语文教学体系，或者说是大语文观念。

那么，我们看，大语文教育观念的提出是有它的时代背景的，首先，在我们现行的语文教学模式或是所谓的体系中，被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程序化、格式化的东西，我们可以列举一个最为直观的例子：我们的学生，包括学生时代的我们，在学习一篇课文时通常都会被老师要求或是要求自己的学生去阅读文章，然后概括文章大意，写了一件什么事，概括文章的主旨或是中心思想之类的，而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学生都已经了有了一套所谓的公式来应对老师的上述要求，似乎还是屡试不爽的，这样恰恰违背了我们语文教育教学的初衷，学生没有去体会文章之中所蕴含的作者的感情，而是出于一种为了完成任务而敷衍了事的活动，这显然不是我们这些从事语文教育教学活动的教师或是准教师希望看到的，毕竟，语文学科不同于数学或是理化一类的自然科学课程，可以用公式或是有一套固定的方式方法，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不仅仅是要教会人们如何同其他人进行交流，还要陶冶受教育者的情操，这是我们的语文课程所肩负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所以，用一种程式化的方法来教授语文课程，在我看来是极不可取的。

其次，迫于考试升学率等因素的压力，语文教学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极大地背离了其初衷，或许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孩子在今后的学习中实现很好的对接，但是，对于其身心长远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可以说，大语文教育观念的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语文教学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的现状，不得不引起我们极大地忧虑。

第二篇：四个全面内涵,基本内容及提出背景（模版）

四个全面

提出背景

2014年11月，习近平到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三个全面”，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则将“三个全面”上升到了“四个全面”，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新增了“全面从严治党”。

尽管此前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就这“四个全面”作出过一系列的重要论述，但在公开报道中，将“四个全面”并提，还是第一次，意义深邃。

此外，习近平在江苏将“全面从严治党”加入到“四个全面”中时，特别采用了“大气候和小气候”的比喻，“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任务，需要大气候，也需要小气候。各级党组织要主动思考、主动作为，通过营造良好小气候促进大气候进一步形成。”[1] 从时间轴来看，“四个全面”是在不同高层会议场合逐步提出的。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2014年10月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是2014年10月8日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来的。[2] 2基本内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时间表，以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具体内涵。

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党的中央全会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会同时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原则、任务、布局进行了全面部署。

全面从严治党：从公开的新闻报道看，这6个字合在一起表述尚属首次。但其主要精神总书记在2014年10月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的讲话中已经体现出来——“今天这个大会，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总结，对巩固和拓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进行部署。”

3逻辑关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总目标，而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则如大鹏之两翼、战车之两轮，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顺利实现。这个过程中，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各项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一：总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就要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关键词二：姊妹篇。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闸门，到十八届四中全会高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旗帜，两次全会、两大主题、两份决定，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总体战略在时间轴上的顺序展开，是推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蓝图的姊妹篇。

关键词三：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均进行了专门论述，不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对从严治党提出了新要求，也都以党的领导作为实现目标的根本保证。[3] 4本质意义 本质

就是“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蕴含了深刻的战略思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定海神针和助推器；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4]。

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四个“全面”加起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4]。

意义

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从这个角度理解，四个全面，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

第三篇：专家解析亚洲安全观提出背景及深刻内涵

亚信峰会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亚洲安全观引起强烈关注

专家解析亚洲安全观提出背景及深刻内涵

（2014-05-22）稿件来源： 法制日报视点

对话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刘跃进《法制日报》记者余 飞

对话动机

5月20日至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作为致力于共同维护亚洲和

平与安全的多边论坛,此次亚信上海峰会在召开前就引起各方高度关注。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会议有望成为

亚信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盛会。

5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信上海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提出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

之路。围绕亚洲安全观提出的背景和内涵,《法制日报》记者与相关领域专家展开了对话。

亚洲安全形势既复杂又严峻

记者:亚信上海峰会引发了各方高度关注,尤其是对峰会将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各方均抱有很大期待。这

种关注与期待源于当前亚洲地区的安全态势。目前,亚洲地区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哪些挑战?

刘跃进:当前亚洲各国面临的安全挑战是多方面的,既有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也有不少复杂的非传统

安全问题。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可以说是“既复杂又严峻”。

在传统安全方面,领土争端等问题依然存在,军事方面也出现了危险的苗头,一些国家之间由于互不信

任,在某些方面陷入传统的“安全困境”。

在非传统安全方面,暴力恐怖活动防不胜防,生产生活领域的人身伤害事故也不断发生,马航事件、土耳

其矿难、老挝空难等都说明亚洲国家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多样化、复杂化。此外,信息安全、网络安

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问题,在亚洲地区有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表现,其中有些问题是亚洲国家之间的问题,也有些问题是亚洲国家与非亚洲国家之间的事。例如,美国利用高技术手段窃听全世界的通讯,包括

各国领导人的手机电话通讯,这对亚洲国家安全来说也是一种新挑战。

许利平:从传统安全领域的领土之争、核危机到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三股势力”、偷渡贩毒犯罪、金融安

全、网络安全,当前亚洲安全面临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影响的局面。我个人认为,亚洲安全

形势虽然比较严峻,但处于可控状态。

记者:在此次峰会上,卡塔尔和孟加拉国从观察员国转为成员国。有分析人士认为,各方的重视及成员国的增加,这是否说明中国的亚洲安全新观念有着巨大吸引力。

刘跃进:这次亚信峰会可以说是谋求信任、谋求协作、谋求安全的地区性国际会议。一些有不同意见的国家能够走到亚信这样一个地区性国际会议上,谋求协作、合作、信任和安全,这本身就具有非常重要的象

征意义,当然也有其重要的实质意义。

如果说在中国担任亚信峰会轮值主席国之前,亚信峰会和整个亚信机制一直在缓慢而坚实地向前迈进的话,那么当中国积极主动推进亚信机制进一步发展时,我相信亚信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效果也会越来越

好。

卡塔尔和孟加拉国从观察员国变为成员国,是亚信峰会发展壮大的一个具体表现。今后,会有更多的国

家正式加入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多边论坛中来。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会努力促进亚信成员的扩大,扩大亚信机制的作用范围和领域。

落实亚洲安全观关键在合作

记者:在21日的会议上,习近平在发表主旨讲话时强调,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能否解释一下,为何要强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许利平: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是亚洲地区安全的核心内容。共同安全,是指亚洲各个国家应连成一体。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一国安全必须依赖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安全,是指通过合作促进一国及一个地区的安全；综合安全则是指统筹考虑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建立综合安全体系；所谓可持续安全,是指不能为了安全而安全,不能为了安全而损坏其他方面的利益,应着眼于建立更长远、更有效的机制。

刘跃进: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都不是近期才出现的安全观念,而是在冷战后期就开始萌芽,在冷战结束后迅速扩展的不同形式的非传统安全观。此次峰会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包容了不同方面的安全思维和安全观念,这也说明了只要有利于亚洲地区安全的思想理论、安全模式、治理方式,都可以为我所用,为亚洲所用。

这些安全观念与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也是一致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以国际安全为依托”,就是指要充分扩大国际安全,只有在他国安全、国际安全有保障的大环境下,一个国家自身的安全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记者:有分析人士认为,“合作”是亚洲安全观的一个重要内涵。习近平在讲话中也强调“推动亚信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亚信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应如何推进?

刘跃进:推进安全合作的关键在于增强互信,形成高度互信。

许利平:之前说到亚洲安全形势虽然严峻,但处于可控状态,这种可控就需要共同合作来实现。亚信成员国之间开展安全合作,根本问题在机制建设。目前亚洲地区的安全合作还没有特别有效的合作机制,大多是双边合作,缺乏多边合作机制。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冷战思维有关。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安全合作多是在一国与一国之间进行,这种方式与国际潮流不符。我们提倡多边合作,并不是排他,而是将各方面角色纳入到合作机制中。

建立亚洲安全机制,还需要亚洲大国为机制的建立提供公共产品,即提供资金、技术、人才培训及相应的场所。

建立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的核心是增加互信。增加互信,可以通过建立社会人文交流机制、领导人热线、媒体交流等多种形式来推动。

制图/李晓军

第四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定义及提出背景

定义：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充分发挥政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骨干作用的同时，组织和依靠各部门、各单位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通过加强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方面的工作，实现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化解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治安持续稳定的一项系统工程。

目录

编辑本段方针

一、“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方针的提出

1982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纪要，分析了社会治安形势，初步总结了部分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明确提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点。1983年8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印发的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宣传提纲》中强调指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是一致的。综合治理的手段有很多，有专政的手段，有行政的手段，也有教育的、感化的手段。但运用专政手段，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是综合治理中的首要手段，只有在坚决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再辅之以其他手段，才能达到综合治理的目的。1985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教育、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通知，明确提出关心和教育青少年、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项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1986年2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近几年的实践证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质上就是一项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的系统工程。要做好这项工作，根本的方法是走群众路线。不能只靠哪一个部门，而是要靠全党全社会；不能只用哪一种方法，而是要用千百种方法；不能只抓一阵子，而是要长期坚持。”至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最初的“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思想基本形成。

199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指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必须坚持打击和防范并举，治标和治本兼顾，重在治本的方针。其基本任务是：一方面要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活

动，依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采取各种措施，严密管理制度，加强治安防范工作，压缩违法犯罪活动的空间。另一方面要从解决根本问题人手，加强对全体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文化、道德素质，增强法制观念，鼓励群众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积极调解、疏导民间纠纷，缓解社会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加强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教育、挽救、改造工作，妥善安置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二、“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方针的提出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这是针对一个时期内出现的“重打轻防”倾向，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表述作出一定调整，但仍然包含了原方针的基本内涵。

200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是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指导方针。要坚持打击与防范并举，治标和治本兼顾，重在防范，重在治本。

《意见》指出，打击犯罪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必须毫不动摇地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整治治安混乱的地区，解决突出的治安问题。各级政法部门要把“严打’’落实到各个执法环节，把集中打击、专项整治和经常性打击紧密结合起来。要重点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打击盗窃、抢夺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金融犯罪、走私犯罪等严重经济犯罪。要加强协作配合，形成打击合力，始终保持对各种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要正确执行法律和政策，坚持“稳、准、狠”的原则，切实提高“严打’，整治斗争的实效。

《意见》指出，预防犯罪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积极措施，要进一步把严打、严管、严防、严治有机结合起来。要坚决纠正“重打轻防”的错误倾向，切实把思想观念、工作重点、警力配置、经费投入、考核奖惩机制等真正落实到“预防为主”上来；要集中力量，切实解决好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的重点、难点问题；要进一步加强群防群治工作，建立和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下力气做好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工作。

三、“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方针的提出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这是在总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重要补充。从此，“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明确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指导方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方针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方针的演变和发展，是对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和提炼，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逐步走向科学的发展过程。同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方针的确立和贯彻执行，也是在不断克服和纠正各种片面认识、错误观点的过程中曲折前进、逐步深化的。

编辑本段主要目标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目标是：社会稳定，重大恶性案件和多发性案件得到控制并逐步有所下降，社会丑恶现象大大减少，治安混乱的地区和单位的面貌彻底改观，治安秩序良好，群众有安全感。

编辑本段工作范围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主要包括“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六个方面。

编辑本段简史

综合治理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一个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解决中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

1991年3月2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强调：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同年，中央成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指导和协调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两个《决定》颁布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全国各地普遍推开。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把“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持社会长期稳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写入了党章的总纲。

199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1996年3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1996年——2000年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五年规划》，提出了未来5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要开展的重点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深入开展，各项综合治理措施逐步得到贯彻落实，为改革开放创造了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为两个文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篇：中国梦的提出及内涵

中国梦

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总书记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正式提出于2012年11月29日。习总书记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中国梦”的核心目标也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也就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