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统计学角度浅议《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
从统计学角度浅议《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
读了王小鲁的研究报告,我对灰色收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无论是统计局公开的数据还是其它的收入调查结果,和事实出入很大,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被低估,整个收入不均等趋势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这是一个定性的结论。王小鲁的报告对于灰色收入主要是从权力部门的角度去寻找来源。我觉得,现在的非权力部门的漏洞也不小,也可以纳入灰色收入来源的考虑。比如医院、大学等。我认为要解决灰色收入的问题,一方面是要严格、透明、公开;另一方面是在推进民主化进程的同时从制度的技术层面来着手。社会正是处在失序边缘,一些时效性较强的措施,比如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保障水平,可能作用更加明显。
在此,我也从统计学的角度对王小鲁研究中的问卷设计、抽样方式、数据质量进行分析。
这个报告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但是更多地涉及到了社会关系,借鉴了社会学中的调查研究方法。在问卷设计上采取了先问消费、后问收入,先问分项、后问合计,不追问收入具体来源等调查方法。调查问卷设计了如下问题:“如果一个不认识的统计局调查员来找您进行家庭收入和消费调查,您愿意把您的家庭年收入全都如实告诉他吗?如果不愿意,您愿意告诉他/她的收入是多少?”,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同收入组隐瞒收入的不同倾向和相应的隐瞒的程度。调查前,对各地调查人员进行了培训。调查后,对收到的问卷进行了严格的质量和逻辑检验,剔除了相当数量不合格问卷。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这使最后得到的调查数据避免了严重的系统性偏差。调查总共取得问卷2147份。经过多项检验,剔除了可信度不足的问卷 93份,获得有效问卷2054份。这是保证最后的调查数据有效性的首要条件。
一定程度上,样本量大小并不决定样本是否无偏。信息的真实性和所反映问题的代表性并不是所有的大样本随机抽样调查都能做到的。这也是在这项调查取样中采取了不同于国家统计局的抽样方法的原因。此项调查样本取自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的城镇居民,包括 27 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22个地级市、以及14个县级市、区和县。考虑到高收入居民在大城市的分布比较集中,因此调查样本覆盖了全国大多数大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同时适当兼顾了中小城市和县镇。所有的调查都是由经过培训的各地调查员直接访问其熟悉的人群所产生,并没有经过任何中转,并不是“滚雪球抽样”。在此项调查中,为进一步降低敏感度,减少受访者的顾虑,获得真实信息,采取了匿名调查的方式,同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降低问卷造假的概率,保证问卷的质量。
虽然这样得出的数据从统计意义上没有显著性,没法用样本推断整体,但是最后报告中不是用这个调查数据直接去计算,而是采用经济学中的原理通过恩格尔系数对数据进行校正,对相关变量进行了分析验证,从而来弥补样本代表性不高的缺陷,再把估算的不同恩格尔系数值对应的不同收入水平回归到统计局的调查数据中,然后推断没有报告的那部分的收入,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数据的质量。如果这些2000多份的调查涉及到高收入阶层的行业或者职业特征,这将会增加数据的说服力。
第二篇:关于《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的报告
关于《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作者通过对城镇居民分组收入数据进行校正,发现在包括了隐性收入后,城镇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从9倍扩大到了31倍;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从21倍扩大到了55倍。这意味着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失衡比过去所普遍了解的情况更加严重。
该报告还根据家用汽车拥有量、商品住宅销售量、私人出境旅游的人次数、以及银行存款的分布数据,从不同角度对居民收入(主要是高收入居民的收入)进行了估计,从而对上述推算结果进行了交叉验证。
在数据的取得上,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首先作者借鉴社会学调查方法,由各地的专业调查人员对他们熟悉的亲属、朋友、同事、邻里的家庭收支状况进行了调查。由于调查员熟悉调查对象的家庭基本情况并有良好的信任关系,并且基于对原始数据严格保密的承诺,所收集的数据应该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被调查者的实际收入和消费状况。
其次,尽可能地扩大了调查样本:调查样本取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城镇居民,包括27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22个地级市、以及14个县级市、区和县。考虑到重点关注的高收入居民在大城市的分布比较集中,因此调查样本覆盖了全国大多数大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同时适当兼顾了中小城市和县镇。然后在调查方法上,也采取了若干降低调查敏感度和有利于获得真实数据的辅助措施。
最后,对问卷进行了全面的质量检查,对部分问卷做了剔除。我觉得要保证数据的准确性,除了对信息完整性和调查地点正确性进行核对外,还可以对各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各项收入和消费数据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合理性检查,对质量不符合要求的问卷(例如:包括信息遗漏、涂改、数据反常、不同信息之间存在逻辑错误而又无法鉴别正确信息等等问题的数量超过标准,以及调查对象不属于城镇居民)和信息真实性值得怀疑的问卷进行剔除,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灰色收入的来源,主要包括财政和其他公共资金的流失,金融腐败导致的信贷资金收益转移,由行政审批、许可、监管权力产生的钱权交易,土地收益的流失,以及垄断性行业的垄断收入等等。其中有不少内容还无法从全局角度进行数量分析。但根据一部分有数量依据的项目粗略推算,包括金融腐败、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土地收益流失、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已经接近3万亿元的规模,占了4.8万亿遗漏收入的一多半。这说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特别是行政管理体系存在巨大的漏洞和严重的制度缺陷。
上述情况说明,导致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和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是由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严重滞后,造成了巨大的制度漏洞,进而导致公共资源的巨大漏失和收入分配的混乱无序状态,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利益对权力的侵蚀。
权力一旦与资本相结合,就将逐步取代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演变为垄断性的权贵资本主义,导致越来越不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越来越低的经济效率、越来越尖锐的社会冲突。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那种平等竞争、积极进取、全社会奋发向上、经济迅速发展的局面将不复存在。这种与资本结合的权力结构,最终会将社会引向发展停滞和严重的危机。
靠行政权力本身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清理,即使在理想的情况下也只能延缓这种腐化趋势,而不可能根本改变这一趋势。要制止这种趋势,唯一的出路是靠健全制度、靠社会公众的监督保持政权的自身健康。这就需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一套严格、合理、公开、透明的制度及管理方式,形成一个在阳光下运作的政府,也才能建设一个和谐、健康、公平、公正、持续发展的社会。
第三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食品101 钟智原 20101960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普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了。
一、原因
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异常严峻,但很长时期以来,学界认为可以用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理论来解释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倒U假说”理论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库兹涅茨在1955年发表的《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一文中提出的,他提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最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而通过分析我国的收入差距的阶段划分来看,我国的收入分配呈现出了缩小一扩大一缩小一扩大这样的一个过程,和该理论是相违背的,说明我国目前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无法单纯的用经济增长来解释,它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2“剪刀差”的作用;3受教育程度的差异。
二、影响
2.1正面影响
(1)一定时期内能使我国经济在生产力发展方面有长足进步,比如 改革开放后打“破大锅饭”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确实把我国的现代化。(2)使农村居民向城市聚集,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素质。2.2负面影响
(1)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而影响改革发展的进程。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农村居民购买力过低,难以激活农村广大消费市场,可导致农村边际消费倾向持续走低,而这又影响了投资乘数作用的发挥,难以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而影响我国经济全面发展。
(3)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导致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和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直接导致了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难以提高,这也决定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缺乏真正的支撑。为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最关键的还是要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唯有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才能真正提高农村居民 的收入水平。
三、对策
3.1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从总体上讲,我国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阶段,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关键。3.2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
首先,要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改进粮食补贴方式、并建立政府指导下形成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机制。3.3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 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如果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了,将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所在。
3.4建立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人群的扶助力度。结语:
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现阶段的主题词之一。虽然目前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但是,目前已经开始了一些尝试性的改革,比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项制度的建立在帮助农民抵御重大疾病风险,减轻农民医疗负担,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由来已久,城乡和谐发展的道路任重道远,目前需要做的就是要加大对农业、农村教育的投入,加大对农业的补贴、改革传统的户籍制度以及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统筹城乡发展迈开坚实的第一步。
第四篇:从战略角度剖析海尔与GE的差距
从战略角度剖析海尔与GE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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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龙网核心提示: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企业和企业家能够像ge和韦尔奇一样,受到中国企业家们上下一致的恭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哪一个企业和企业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企业和企业家能够像ge和韦尔奇一样,受到中国企业家们上下一致的恭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哪一个企业和企业家能够像海尔和张瑞敏一样受到中国消费者的喜爱。恭维和喜爱是一致的,但恭维和喜爱的出发点却各不相同。我很恭维ge和韦尔奇,也很喜爱海尔与张瑞敏但我的出发点与目前流行的大不一样,特别是我在对比海尔与ge差距的时候。在我看来,ge这个榜样是中国企业家最容易“误解或误读”的典型之一,海尔是不是真的读懂了ge?张瑞敏好像是读懂了,当有人问他,如果见到韦尔奇的时候想问的问题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想知道公司做大之后如何保持小公司的活力?”这个回答很见功力,但海尔最近几年的发展历程却恰好是误读ge的最大典型,比如企业文化与企业家精神,比如多元化,比如业务安排策略与竞争战略,比如核心竞争力。用什么凝聚人心?海尔与ge的文化理念●绝大多数希望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去构筑企业文化的企业家,都摆脱不了灵魂中“权谋”的影子,因为中国长期的农业传统根本就没有真正独立的商业文化,海尔文化并没有真正摆脱这种 “权谋”的影子。●海尔的成功是经营机缘与卓有眼光的企业家结合的胜利,然而,这却不是有源泉意义的企业文化的胜利。把张瑞敏思想或海尔竞争战略上升到企业文化的地步,这是一个误会。●韦尔奇留给ge的企业文化思想是,将企业文化作为企业成长与应变的哲学观而不是他个人的思想,并将企业文化与竞争战略分开,没有这种区别,就会错将暂时当成永恒。海尔有很优秀的企业文化,像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海尔理念(海尔只有创业没有守业),都是海尔优秀文化的一部分。海尔也有著名的“文化激活休克鱼”的经典案例。在众多依赖资源和关系成为“优秀企业”的“名企”中,海尔以管理上的日清日高 “斜坡球止”理论,还有优质的服务等等,成为中国企业的一面旗帜。张瑞敏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理解,以及对人情世故高超的处理能力更为海尔的成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从商业上讲,海尔模式基本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对内实行以企业忠诚为中心的核心价值体系对外实行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服务体系。值得重视的是,海尔将其企业忠诚的价值体系上升到“中国造”的位置,而事实上,其企业运作却明显地依赖于总裁张瑞敏的个人思想和哲学。张本人这样阐述自己在企业的角色:第一是设计师,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不断使企业组织结构适合于企业发展;第二是牧师,不断地布道,使员工接受企业文化。我甚至听到过有人称张瑞敏是海尔的“精神领袖”。绝大多数希望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去构筑企业文化的企业家,都摆脱不了灵魂中“权谋”的影子,因为中国长期的农业传统根本就没有真正独立的商业文化。海尔文化有什么突破?在我看来,在竞争的层面上,海尔做到了对事不对人的“效率优先”原则,并且将其与“服务支撑品牌”的竞争力构造结合起来,这在中国企业文化的建设历程上称得上里程碑,只不过在我细细研究海尔文化最近几年的发展动向时,我觉得海尔文化并没有真正摆脱利益性的“权谋”影子。首先,海尔的“真诚”是一种双重标准:对提供利润的消费者大讲“五星级服务”,而对供应商则并不真正体现“双赢”,海尔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地位打压供应商在业界已不是什么新闻;其次,即使是在海尔广受赞誉的服务体系中,体现的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大家庭”的那种温暖:东西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服务一定是最好的。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不满是正常的,但关键是要有“体现面子的理念”——五星级服务。海尔这种服务背后的哲学思想实际上与现代企业质量体系的哲学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在现代质量体系中质量体系与服务体系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体系好的质量是消费者对产品品质的消费要求而服务则是消费者对产品附加价值的再消费,比如ge推行的“六西格码”要求产品缺陷率只有百万分之三点四而不是通过服务来替代“质量”。所以,我对海尔研究的结论是,海尔的成功是一个有时代意义的企业经营策略的成功(将产品功能竞争转化为服务竞争),同时也是有环境意义的企业成长战略的成功,或者更直接地说,是经营机缘与卓有眼光的企业家结合的胜利,然而,这却不是有源泉意义的企业文化的胜利。把张瑞敏思想或海尔竞争战略上升到企业文化的地步,并赋予其“核心竞争力”地位,这是中国职业化环境营造过程中的一个误会。张瑞敏很尊敬ge的韦尔奇,他也许应当借鉴韦尔奇留给ge企业文化建设的思想,即将企业文化作为企业成长与应变环境所需的哲学观而不是他个人的思想,并将适应市场变化的企业文化与维持当前良好经营状况的竞争战略分开。比如韦尔奇倡导的“无边界”,显然是对ge运营管理系统中的战略规划而言的,在这一个阶段,所有的人都可以针对ge的未来发展“狂想”。而在80年代ge为自己设定的远景中,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文化与商业目标之间的关系:“在我们从事的每一个行业都成为第一名或第二名,我们将通过革命性的变革,使我们既具有大公司的强势又具有小公司的灵活精干”,在这里,变革文化显然是ge适应环境变革的哲学观,同时这种哲学观与ge的经营战略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在ge的运营系统中,ge的核心价值观(“坚持诚信 注重业绩 渴望变革”)显然是作为ge“四大战略(全球化,服务,六西格码,电子商务)”背后的动力来使用的。我不知道海尔是否意识到了“张瑞敏精神”的时代局限性,从而有意识地在否定与创新的基础上塑造海尔适应“国际化”、“多元化”的企业文化,否则,我担心一些只具有短期成功意义的战略或战术就会演变成为某种“攻无不胜的法宝”,一些只具有暂时稳定作用的主张或偏好就会演化成某种“一句顶一万句”的核心价值观或文化。“多元化背后的陷阱与支撑力量”●海尔显然是在走ge之路,但海尔真正懂得多元化背后的业务战略安排与控制体系吗?世界上绝大多数公司的多元化道路都是以失败告终,海尔凭什么幸免? ●ge多元化成功的背后是韦尔奇和ge精心构造的业务管理制度系统以及卓越的文化安排,多元化本身的
制是“能力”本身的限制,而不是多元化对不对的问题,所以大部分成功的企业选择的是诺基亚道路而不是ge道路。按照海尔ceo张瑞敏自己的总结:海尔的战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98-99年期间的名牌发展战略,只做冰箱一种产品,通过7年时间做冰箱,逐渐建立起品牌的声誉与信用。第二阶段是99-998年期间的多元化产品战略,按照“东方亮了再亮西方”的原则,从冰箱到空调、冷柜、洗衣机、彩色电视机,每一到两年做好一种产品,七年来重要家电产品线已接近完整。第三阶段是从998年迄今为止的国际化战略发展阶段,即海尔到海外去发展。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去看一下海尔的产品结构,就会发现用“国际化”来概括目前海尔的战略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海尔在计算机、手机、生物制药、家庭整体厨房之类的投入,明显地从多元化产品领域,进入了多元化产业经营的格局。一句话,海尔目前显然在以多元化战略来谋求企业增长。这是一个真正充满陷阱的增长之路,因为在多元化期间的业务模式,从未来看只有三种出路:第一,是谋求业务转型的多元化,这要求海尔接下来要出售或关闭其家电部门,在新业务上选取一点成为行业老大,就像当年的诺基亚一样;第二,是像ge一样,通过卓越的战略控制,在各个点上成为行业老大,成不了的就撤退;第三,是海尔对各种业务进行分析,从一些新业务中撤退,重新集中力量回到它的核心业务,或者最多兼顾一两种新业务。海尔显然是在走ge之路,但海尔真正懂得多元化背后的业务战略安排与控制体系吗?世界上绝大多数公司的多元化道路都是以失败告终,海尔凭什么幸免?也许海尔说,ge不就成功了吗?不错,ge是成功了,但你知道ge成功的背后是韦尔奇和ge精心构造的业务管理制度系统,以及卓越的文化安排。众所周知,ge是以所谓的行业第一或第二原则选择决定进入或退出,如何实现第一或第二?ge的做法有三点: 第一,ge于70年代制定业务筛选模型,用于确定业务的长期行业吸引力和业务的优势/竞争力的关系,通过考察增长率、利润水平和竞争强度决定业务战略,通过这一模型,ge将自己定义为只做高科技、服务与核心业务。第二,ge精心构造了以一年为一个循环,以一季度为一个小单元的“业务运营系统”。这一系统有两大功能:第一,它构造了一个严密而有效的实施系统,保证将总部制定的任何战略举措,都可以转化为实际行动;第二,它是一个开放的制度化平台,来自ge和各个业务集团的高层领导、执行经理和员工,都会在这样一个制度化平台上针对业务实施情况,对比差距,交流和分享成功的经验和措施。第三,ge在80年代提出了四大战略:全球化,服务,六西格码,电子商务。到00年,ge的全球化战略已经在ge业务运营系统中执行了5圈,取得的成果是ge利润从全球化运营不到0%上升到0%以上,六西格码战略是第五圈,创造的利润近0亿美元,服务战略是第六圈,使ge 70%的收入来自于服务,而电子商务是第三圈,ge通过电子商务的交易额是70亿美元,而运营成本节约了50%。所以,ge模式是非常清晰的,这种模式的关键点在于平衡核心业务与增长业务和种子业务,使利润率相对较低但相对稳定的传统行业和利润丰厚可不确定性较大的服务行业相辅相成,实现稳定快速增长。比如“长线产业”的航空引擎部门和动力部门的利润率低但相对稳定,而“朝阳产业”的金融部门利润率高但是风险大,ge的战略非常清楚,就是稳住“长线产业”,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和利润率高的新兴产业,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六西格码和电子商务事实上是一种提升业务能力的战略——管理战略和信息化战略。我们不知道海尔是否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另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上,那就是它的多元化需要核心竞争能力与业务管理系统的支撑。海尔和ge的核心竞争力与多元化扩张的真相●现有白色家电的核心能力支撑不了海尔的多元化。任何超逻辑的“伟大创造”都会受到逻辑本身的质疑,除非你有足够的理由说明你创造了另一种逻辑,像韦尔奇那样的逻辑。●ge的核心竞争能力是ge的制度设计能力与强有力的战略实施能力,也正是这种能力,ge才能将六西格码管理体系短时间就能发扬光大,其光芒甚至超过了发明六西格码的摩托罗拉。海尔的成功是中国式的成功,它成功地将一场家电业的功能之争转化为“服务”之争通过“免费服务”模式获得先入优势,形成良好的品牌形象,进而获得“高价”回报,从而使对手即便模仿了“服务”模式,但也因成本太高而被拖死。所以我将海尔的核心竞争能力,总结为它通过服务来支撑品牌的那些经验、技能与知识的组合能力。由此,我们发现尽管所有的人都知道海尔是靠服务,知道海尔通过服务来支撑品牌,但没有人能在服务上超过海尔,从海尔的核心竞争能力我们很容易懂得这一点:其实不是不能,而是实行的成本太高,知识、技能与经验都是与时间成正比的。如果海尔就此打住,家电业的霸主地位非它莫属。在服务支撑品牌这一核心竞争能力的支撑下,海尔几乎可以做到向各种家电产品线的扩张,事实也的确如此,海尔兼并杭州西湖电视机厂后,短短的两年就跻身电视生产前三名,海尔的内在能力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交口称赞。但现在的问题是,海尔将这一扩张线延伸到了手机、计算机、金融、生物制药等等。海尔对此也毫不隐讳,在海尔的网站上,海尔将自己的远景目标清楚地定义为:“以现有白色家电的核心能力为基础,实施国际化和多元化战略,以努力提高人类生活水平为目标,一方面拓展国际市场发展空间,一方面向信息技术、住宅设施等领域进行多元化扩展,创海尔国际名牌,把海尔集团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较强核心能力的大型的跨国公司”。以现有白色家电的核心能力,也就是我为海尔总结的“服务支撑品牌的那些能力”,能够支撑海尔的持续增长吗?答案是,这要看这一核心竞争能力是否与海尔进入产业的扩张要求相一致?很显然,从计算机业戴尔在全球的成功,从诺基亚在手机业的成功模式来看,海尔在服务支撑品牌上积累的知识、技能或经验,恐
都难以在计算机、手机上有什么大的作为,也看不出这一能力与海尔的国际化战略有什么大的联系,“真诚到永远”恐怕对老外并不一定有多大的作用。当海尔在第一层面的增长衰落之时,也许海尔增长的极限就到来了。事实上,任何超逻辑的“伟大创造”都会受到逻辑本身的质疑,除非你有足够的理由说明你创造了另一种逻辑,像韦尔奇那样的逻辑。我始终认为ge的成功是“天才性的必然”——ge有一个良好的制度体系作为行动的基础,ge有一个伟大的ceo韦尔奇创造性地塑造了ge独特的文化,结果是ge的核心竞争能力几乎可以定义为ge的制度设计能力与强有力的战略实施能力,这是一种包容而强大的能力,也正是这种能力,才会有像六西格码那样艰难的管理体系,能够在ge短时间就获得发扬光大,其光芒甚至超过了发明六西格码的摩托罗拉。没有这种精心设计的制度构造,没有ge创造性的文化理念,ge的多元化道路恐怕难以走通。一句话,“多元化”成功经验,至少从ge看来是需要一套强有力的制度系统与创造性的文化理念,或者说,多元化本质上是对人类能力有限性的一个挑战,专业化是普遍,是一般,多元化是特殊。特殊的道路只有那些具有优异制度结构与特殊才能的企业才能做到,一般的规律是诺基亚道路——卖掉一切不想做的,专注于想做的,并且通过出卖过时的核心产业而获得足够的财政支持。海尔离500强还有多远?●海尔大可不必太在意外界的评说,一个伟大的公司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不会遇到困难或挑战,恰好相反,是它们有能力化解这些困难或挑战。●海尔发展的关键仍然是要将企业家创新带来的增长与基于核心竞争力的持续优势区分开来。像张瑞敏上世纪90年代做“海尔工业园”,像海尔兼并的“休克鱼经验”,对海尔的持续发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带有规律含义”的意义,海尔真正需要的是ge那种制度性的对付危机的能力。●海尔想成为世界一流公司,想成为500强,可以从ge“超一流水平”中学到很多东西,海尔的多元化真正缺乏的是ge运营系统这种类似的制度加速器,而不是类似韦尔奇的伟大思想。海尔能不能成为中国的ge?美国《商业周刊》最近就对海尔的未来提出怀疑:正当海尔大步迈进的时候,白色家电的分析师和竞争对手认为海尔正在经历成长的阵痛。举个例子,海尔的一些海外投资并不明智,得不偿失,并且因为公司广泛进入如金融、个人电脑等产业而分散了主业注意力。此外,据说海尔因为大肆扩张而负债累累。但由于其董事会守口如瓶,从不谈及债务问题,所以具体负债情况如何,不得而知。那么赢利情况如何呢?公司说所有的部门(分公司)都是赢利的,但没有透露细节,《商业周刊》最后借一个专家的口提出他们的怀疑:“海尔是个谜。” 其实海尔大可不必太在意外界的评说,事实上,《商业周刊》同样也刊登过对海尔的赞誉,并将海尔战略与当年的日本索尼和韩国现代等公司进入美国市场的策略相比。一个伟大的公司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不会遇到困难或挑战,恰好相反,是它们有能力化解这些困难或挑战。比如目前通用电气的金融服务集团因为过多兼并活动使得该公司的短期商业票据发行过多,这就使它在今年不得不依靠新的信用贷款或者发行长期债券以维持经营,快速膨胀的金融部门显然对ge的增长提出了巨大的挑战。ge如何迎接这种挑战?我们可以发现的是ge最近的三项重大举动:第一,发展另一个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医疗系统集团。在全球,医药行业的市场规模高达0000亿美元,而通用电气的医疗部门只占了其中90亿的市场份额,发展的潜力非常诱人;第二,在6月日宣布将通用电气全球交换服务部门(也称gxs)出售给了一家名为“弗朗西斯科伙伴”的技术投资基金,价格为8亿美元。该部门的主要业务为出售软件和服务,帮助公司客户从其它公司的网站上购买货物和服务。据通用电气称,目前约有0万家公司正在使用gxs的服务,每年的交易额达到0亿美元之多;第三,猛砍公司的行政与支持部门——现在这部分的员工占到了总数的0%,计划要裁掉的高达7000人。所以,是非评说并不是海尔是否能持续发展的关键,这里的关键仍然是要将企业家创新带来的增长与基于核心竞争力的持续优势区分开,像张瑞敏上世纪90年代做“海尔工业园”,像海尔兼并的“休克鱼经验”,现在看来无疑都是海尔能走到今天关键的一步,但这些对公司的生存起过重大作用的举措,对海尔的持续发展来说,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带有规律含义”的意义,因为这些经验的时代局限性太强了,海尔真正需要的是ge那种制度性的对付危机的能力。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国内ge或韦尔奇热存在着某种“浮躁”,因为大家都乐于去关心“思维”,而对ge真正成功的管理操作或制度构造层面,却表现出了一种完全不应该有的冷漠和忽视。如果你对这一点有怀疑的话,你不妨听听曾经做过ge中国区总经理的王建民的见解,他认为通用电气成功的真正原因,一是管理,二是体制。ge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因为有一套结合了这两者的伟大系统——ge业务运营系统(ge operating system),不懂得这套系统的具体运行原理和过程,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韦尔奇思想。什么是业务运营管理系统?简单地说,就是把公司的所有业务流程用-月时间来编排,每个月应该做些什么,到哪个月应该达到什么效果,取得多少成绩,这就是业务管理系统。在ge 000年的年报中,ge业务管理系统被称为公司业务运行软件operating software of the company,可见,ge更愿意将它的业务管理系统当作一个平台,一个可以将ge的ceo、高级经理与管理人员的卓越商业思想转化为行动的平台,所有的业务活动无非是在这样一个操作平台上,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的对卓越业绩的追求。
通过这样一个运营管理系统,ge能够将公司的战略思想在多达0多种业务中变成行动,ge自豪地在自己的年报中说:因为ge拥有这样一个制度化的高效业务管理系统,ge可以做到所有的重大战略举措一经提出,在一个月内就能够完全进入操
状态,而且总是可以在第一个循环就能在财务上获得很好的效果。海尔可以从ge这种“超一流水平”中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你想成为世界一流公司,想成为500强。如果说ge的业务管理系统是ge多元化的加速器,我给海尔的建议是,你的多元化真正缺乏的恐怕就是这种类似的制度加速器,这反过来可以提醒张瑞敏,ge的韦尔奇所倡导的“群策群力”之类的伟大言辞只不过是ge制度系统的辅助,要使“大公司有小公司的活力”,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安排。比如ge总公司的高层职责,在它的运营系统中就清楚地定位于三点:
一、分配财务资源,二、分配人力资源,三、总结推广优秀经验。这种职责通过运营管理系统在管理上就可以实现“民主集中制”,总公司在平常放权让各业务单位经营,但通过每个季度末的“ceo会议”,通过c会议(ge的人力资源考核系统)的考核机制,则又可以有效地监督和控制各业务单位的活动。从这里我相信海尔可以悟出很多道理。听说最近海尔正在花大力气做流程再造,具体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我建议海尔不要仅仅将流程再造定义在“业务层次”上,而应当像ge一样定义在制度化的战略实施层面上,同样能像ge一样自豪地宣称,我的战略在业务运营系统上一个月就能见效,一年就能实现既定的财务目标。我也建议海尔要从家电业的核心竞争能力误区中走出来,“白色家电核心能力”是不可能支撑海尔目前的多元化格局的,因此如何构筑海尔新的核心竞争力去支撑新业务,或者像诺基亚一样将家电卖掉(如果决定进军手机或计算机的话)。海尔是中国企业的一面旗帜,同时也代表着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梦,也许是我们赋予海尔的责任太重大了,海尔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我的建议是,在你压力最大的时候,同时也是升华的时候,这种时候,任何回避都无济于事,惟一的道路是重新回到商业底线,从制度与文化入手再造海尔。往往我们面临最复杂局面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将最简单的道理忘记了,如果无边的苦海找不到方向,也许回头就是希望
第五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哪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哪里
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增加农民收入的惠农政策不断出台,但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依然很大。我市统计部门的研究分析表明,2001年西安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69:1,2005年则为2.78:1,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逐年增大。
收入来源主渠道不同
据统计,我市农民家庭收入第一支柱的家庭经营性收入2005年人均2612.18元,占总收入4495.44元的58.1%;其中,第一产业收入1693.66元,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64.8%。2005年西安市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292.69元,占总收入的28.76%;其中外出务工得到的收入是406.26元,占工资性收入31.44%。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工薪收入一直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主导地位。据统计,2005年西安城市居民的工薪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65.1%。农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两项相加为3905.87元,远低于城市居民人均工薪收入6926.28元。
转移性收入构成不同
据分析,2005年西安城市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32.2%,重要性仅次于工薪收入;其中,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收入占转移性收入的78.8%。
2005年,我市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260.15元,仅占总收入的5.8%,远低于2005城市居民年人均2446.83元的离退休金收入,更低于城市居民人均3104.3元的转移性收入。在农村,几十年来农民鲜有退休金,养老基本依靠自己和子女。近年来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在农村已开始实施,但是保障标准远低于城市居民。
隐性收入差距大
调查显示,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在住房、医疗等方面享受着农村居民无法比拟的福利待遇,如购买优惠价格的住房、报销一定比例的医疗费等。在社会保障方面,如住房公积金,城市职工每月按照自己工资一定比例交纳住房公积金,而所在单位将会以三倍数额的补贴交纳到职工个人账户上,而这笔钱在职工退休以后完全归个人所有,这些钱都没有计入现期的可支配收入内。因此,如果把城市职工所享受的福利待遇计算在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