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财政税收论文-浅谈如何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

第一篇：13-财政税收论文-浅谈如何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

浅谈如何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

叶东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物流管理专业，南京 21004

4[摘要]正确的财政支出结构政策是国家调节经济与社会发展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强大杠杆。针对我国当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财政支出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其核心是解决财政支出“越位”与“缺位”的矛盾，力求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着力建立起一个支出合理增长、内部结构有保有压、能够有效地规范支出行为、管理方式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支出运行机制

[关键词]财政税收，财政结构，战略调整，运行机制

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应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1、加大改革力度，改变国家财政包揽过多的分配局面。

这方面主要应解决三个问题： ①大力削减对城市居民的有关福利性补贴。现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增长相当快，政府不必也没有能力再去承担对居民的庞大补贴了，必须彻底改革。有些补贴如近年来由国家统一出台的肉食、副食品、粮食等价格补贴，已经成为职工收入的组成部分，要结合工资改革将这部分“明补”改为工资。②治理和规范事业单位的财政经费供给范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事业单位并不都具有公共需要性质，财政不可能也不应该对其经费开支进行统包统揽，要将市场机制进入事业单位，针对不同的类型采取不同的财务管理办法。一般地讲，事业单位按其服务性质，可以分为三类：即公益性的、准公益性的和经营性的。③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制度进行改革。对一些特殊行业（如属于社会公共公益事业的水、电、城市交通、环境保护等）的价格和收费仍需由国家进行管理，还有一部分国有企业承担着政府特殊的责任，由此产生的亏损仍应由财政给予补贴。其它大多数属于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其亏损补贴则应随着企业改革的推进予以取消。

2、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控制行政人员和经费的膨胀。

从理论上讲，财政分配是为政府履行其各项职能提供财力保障，其中确保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是财政分配最基本的职责。但由于政府机器隶属于上层建筑，纯属非生产领域和消费性质，因此，无论是政府机器本身还是经费供给，都必须进行严格的总量控制。当前的问题在于，行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政府机器庞大，机构臃肿重叠，财政养人过多，行政管理费呈现出加速膨胀的态势，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具体建议：①在财政内部全面实行“下管一级”的管理办法，也就是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的行政经费总量限额、行政人员编制及人均行政支出综合定额提出控制指标，进行动态考核，辅之以一定的奖罚措施。②下决心推进行政改革，精简机构，这是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和压缩行政经费的治本之策。③建立有效的政府公务员系列的竞争机制。这不仅包括公务人员的公开考试录用制度，而且要逐步推

行机关干部的辞退制度，改变行政机关人员只进不出的现象，这样就把动力和压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这实际上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

3、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财政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公共性开支。

社会公共性开支涉及的面很宽，包括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是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支出，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支出。①教育投入属于社会性开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财政支出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家财政要继续把支持教育作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的比重。②社会保障是事关中国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全局问题，需要纳入国家财政政策规划统筹考虑。为此，必须针对当前的问题，调整财政支出分配结构，增加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完善养老保障、失业救济及其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是社会保障的三道防线，与国家财政都有密切关系。特别要看到，未来中长期随着老龄人口和失业群体的扩大，社会保障的资金需求会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这无疑将对财政收支运行和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此，财政必须按照公共财政要求，进一步调整现行支出分配结构，尽快使财政资金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同时相应削减行政经费和一般事业经费支出，从而真正把社会保障支出作为财政预算的一个重要内容。

4、着力强化国家重要产业和领域的财政投资，增强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后劲。

在我国未来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仅仅重视社会公共性支出是不够的，还必须重视政府财政的经济建设投资。今后的财政投资应改变过去“撒胡椒面”的做法，集中财力，用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宏观调控最急需的方面。我认为，中长期财政投资的方向和重点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①支持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为人类生产与生活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质载体和基本要素，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产业地位和战略地位。②着力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又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质产业，世界各国大多都把农业作为政府的保护对象，而财政是政府保护农业的一个重要手段。③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科技进步与发展的支持力度。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了加速社会生产力发展，增加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今后必须采取措施，切实有效地强化科技投入力度，从而真正发挥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总体构想

1.目标：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理论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客观需要，并根据财政供给的基本范围以及需要和可能相结合的原则，我国近、中期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总体目标应为：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合理界定公共产品的内涵，明确政府职能，充分保障社会公共需要，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促进财政法制化建设。从财政支出职能结构来看，在现行支出结构的基础上，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应逐步下降，行政管理费支出比重降中趋稳，社会文教费支出逐步增加等。要逐步降低政府购买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转移性支出所占比重。当然，财政支出结构的目标不是也不可能一步到位，需逐步实施，系统推进。

2.原则：在现阶段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①体现政府职能原则。财

政支出结构与政府职能存在紧密联系，政府职能的范围和方向决定着财政支出的范围和方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财政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弥补市场缺陷，为社会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因此，财政职能必须服从于政府的职能，财政资金供给范围也要服从政府职能范围。②体现社会公共需要原则。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社会公共需要是公共财政理论的基石，规范财政支出结构应体现社会公共需要，财政支出范围应与社会公共需要相符。在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中，必须以公共需要为原则来界定和规范财政行为。③体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效益涉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大都可由市场解决，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应特别注重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政府应根据公共产品社会效益的不同，分层次、有重点地确定财政支出范围。④注重财政支出结构相互协调原则。财政支出结构的协调主要指结构内部各个要素的相互适应，是明确支出重点与非重点的平衡发展，而不是各个要素不分主次的平均发展。在不同的条件下，各要素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的地位不同，有着明确的主与次、重点与非重点的分别。⑤体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原则。财政支出结构按行政级别划分有中央、省、市、县、乡各级财政支出，由于各级政府职责权限不同，财政支出范围也不同，即事权与财权应相一致。国家可通过立法等形式确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事权，根据各自事权确定相应的财权。在明确财政职责范围的前提下，合理、科学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范围。

3.总体思路：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前提是科学界定我国财政支出的范围，明确政府及财政应当承担什么事务，应重点支持什么，重点控制什么等等。因此，我国财政支出调整的总体思路可作以下考虑：①确保国家政权建设支出需要，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政权建设支出属社会公共需要支出，市场机制无法满足，只能由政府财政通过税收筹集资金予以解决。②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近年来，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逐年增加，但仍存在支出比重较低、社会保障覆盖面较窄的问题，这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的投入。③加大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力度。社会公益事业具有较强的社会效益，私人投资者通常不愿介入或介入不充分，政府财政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有利于促进社会事业进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活环境。④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产业的支持力度。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理论的客观要求，财政预算内投资要退出“竞争性”领域，逐步让位于市场，财政主要增加对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基础研究、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资。

要注重财政支出结构的制度建设。政策调整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一方面，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规范、科学、透明的支出管理方式，还需要进行支出管理的改革和创新，如切实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推行零基预算等。

第二篇：“十二五”期间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问题

十二五规划与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关系

目前在我国,购买性支出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基本建设支出,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地质勘探费,工交商业部门事业费,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文科卫事业费,国防费及行政事业费等.转移性支出,又称为非生产性支出,直接表现为资金的无偿的,单方面的转移,这类支出主要指政府部门用于养老金,补贴,债务利息,失业救济金等方面的支出.这些支出的目的和用途尽管也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政府付出了资金,但并无任何资源可得.在这里,不存在任何交换的问题.这些财政支出并不反映公共部门占用社会资源的要求,相反,转移只是在社会成员之间的资源再分配,公共部门只充当中介人的作用.转移性支出主要指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及政策性补贴支出以及国内外债务付息支出

近几年来，我国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财政支出结构也在逐步优化。但也要看到，与构建和谐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相比，与广大公众的热切期盼相比，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还存在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在全球经济增长趋于缓慢的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如何在不增加宏观税负的前提下，更好地满足公共需求，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如何对其规模、结构、方向进行科学规划?为此，本刊特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相关探讨。

“十二五”的主题和主线就是要贯彻科学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要把发展成果用在民生上。因此，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改善民生，调整结构，将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调。这就意味着我们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导向是调结构、惠民生。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输入性通胀不断提高、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住房、医疗和教育支出压力，日显沉重，社会矛盾和腐败不公问题突显等等，都警示着我们未来依然是任重道远。温总理在将“十二五”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下调至7%这样“偏低”的水平时指出，“十二五”的主题和主线就是要贯彻科学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要把发展和所得到的成果用在民生上来。“我们绝不能再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高速增长、盲目铺摊子，那样就会造成产能过剩，环境资源压力加大，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这就意味着未来在经济总量增长趋缓，抑制通胀，不增加宏观税负的前提下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改善民生，调整结构，将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调。这就意味着我们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导向：调结构，惠民生。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演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无所不包的国家财政，改革开放后，财政支出结构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不断得到调整，至今呈现出以下特点：

经济建设支出逐步下降，但比例仍然比较高。经济建设费在我国的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从1980年到2002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从2003年到2006年在27%左右波动，从2007年到2009年有所上升。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变化反映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独特国情。在体制转轨阶段，为实现新旧体制的顺利过渡，政府要保持一定的政策连贯性，这就造成了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所占的份额较大。同时，我国经济建设支出的结构也不合理，政府参与的竞争性、经营性项目过多，用于生产性的支出偏多，而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方面的支出不足。

行政管理费支出膨胀严重，但增长势头得到遏制。行政事业管理经费支出急剧上升，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如事业的发展、政府活动的增加、必要的新增人员扩充，但更多的是由于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员过多以及普遍存在的行政事业部门公用经费支出的浪费，以至于增长过快、比重过大。1998年以后年年高于10%的国际平均水平，到2005 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用于公车、接待的费用已经高达6千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全民教育投入的5倍。随着国家反腐倡廉力度和公车治理力度的加大，行政管理费增长势头得到遏制，从2006年到2009年在全国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趋于下降。

国防费用支出稳中有降。国防费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相对稳定，且呈下降趋势，从1980年的15.8%下降到2009年的6.5%。由于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国防费支出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社会文教支出缓慢上升。社会文教费用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处于缓慢上升趋势，从1980年的16.2%上升到2009年的26.9%，这说明国家财政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在增加。国家财政加大了对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尤其是2006年以来，国家这些方面的投入力度明显加大。2009年国家财政安排保障性住房资金725.97亿元，随着国家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保障性住房支出的比重有望进一步提升。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关键是理顺“两个关系”

财政支出在结构确定以后，主要就是政府主体间的分配问题，一般而言，政府间财政分配模式有三种：一是单一纵向转移，即上下级政府间的财力转移;二是单一横向转移，即同级政府间的财力转移，一般是富裕地区直接转移给财力不足地区;三是纵向转移和横向转移相结合。鉴于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基本上是采用以纵向转移为主，横向为辅的混合模式。因此，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关键就是必须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分配关系，二是各级政府之间的横向分配关系。

由于政府不同层级在获取财政收入和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众多经济体通常倾向采用统一领导、分权财政的管理模式。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分权化”的财税改革后，也建立了这种税权——财权——事权相匹配的管理模式，但由于传统体制和其他原因，分权分税不彻底，结果导致了事权下移，财权上移的扭曲的匹配关系，这种逆向运动撕裂了财政收支在政府间的合理配置：财政收入越往上越多，财政支出的责任越往下越大。因此，就财政收支而言，中央若要维持现有的财权结构就应考虑适度的“事权上移”，若要维持现有的事权结构则应考虑适度的“财权下沉”，这两者的本质均是通过转移支付理顺政府间分配关系，力达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以法律和法规的形式厘清上下级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关系。第一，科学界定上下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是建立规范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首先要加快政府机构改革，转换政府职能，将主要职能放到提供公共服务以及调结构、惠民生的要求上来。其次要给转移支付立法，明确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和原则、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核算标准、分配方法、支付规模和程序、转移支付的管理和机构以及监督和法律责任。通过健全的法律制度，实现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化，保证在转移支付实际操作中有法可依。

第二，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理顺职能分工，简化层级管理。政府层级过多，不仅人为的增加了信息传递层次、加大了信息衰减系数、拉大了中央与基层的距离、造成了大量的机构重叠和行政开支，还影响政府的行政效力，目前我国实施行政管理扁平化构想在经济的市场化、信息的网络化、管理的现代化以及多年的试点后，可行性已大大加强。行政机构的扁平化管理不仅可以减少管理层次，降低信息失真程度，避免官僚主义，还有利于调动基层的积极性，更可以有效降低行政成本。全面推行行政扁平化将大大地提高转移支付的效率。第三，深化省以下分税制改革，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让地方拥有稳定的财源，保障基层形成与其事权匹配的财力建设。首先要摒弃GDP的考评机制，建立以民生和幸福感为导向的干部绩效考评，使地方摆脱土地财政的盲目投资冲动，再按照分税制以及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建立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完善地方税制体系，同时建立规范的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地方债券市场，确保地方发展所需的稳定财源。

建立中央主导的横向转移支付专项基金及援助谈判协商机制，理顺各级政府间横向支付关系。由于多种历史因素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性和非均衡性的影响，我国地区之间财力差距呈加速扩大之势。分税制后，只注重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分配制度的建立，忽视了各级政府间横向转移关系的确立，导致地区间财力差距呈现“马太效应”，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矛盾日益突出。再加上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没有摆脱历史基数法的痕迹，仍处于过渡期。因此，建立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就显得愈加重要。

目前我国国力、财政收入的增长趋势以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导向都已经到了先富带后富的阶段，这就要求我们运用国家财政的再分配职能，将富裕地区的一部分资金转移到贫困地区，以便尽可能缩小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财力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大体均等。一是建立中央主导的横向转移支付基金。可采取建立横向转移支付专项基金的办法，再结合人事激励制度，由富裕省份的各级政府派人去贫穷省份的各地区实行挂职或任职，挂职期满回原籍行政升半级或一级，任职者直接升级就地迁任，但在帮扶期间要动用援助地的横向转移支付专项基金，做到了“钱随人走，人到用钱”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确保横向转移支付制度运作的可行性，切实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二是建立横向转移支付谈判协商机制。对于个别特殊个案可以通过中央主导的地方政府间谈判协商机制解决。

上述两种方法短期内很有效果，但从长期来讲，还应该逐步以立法形式，形成政府间均等化的转移支付体制，对各省的财政收入依法调整，从富裕省提取类似德国的“均等化资金”来支援相对贫困的省，从而实现财政支出能力的平衡。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制度保障：有效监督和绩效评价

财政支出结构一旦确定，就需要有制度保障其有效实施，必须在制度上建立监督和绩效评价机制，保障优化的财政支出结构得以实现。

建立“一体两翼”的财政资金监督运行机制，即以人大机构为核心，财政内部监督和外部审计部门为主体的职责细化的多层次监督体系。这种分工可在现行政体内实现财政分权的法律制衡机制，使得每一笔专项财政支出资金都有制度约束，做到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督。人大应重视事前监督，从财政支出的源头、程序上确立监督的强度、权威和公正，以保证支出结构优化的方向和力度。财政部门监督应侧重事前、事中监督，并以日常过程监督为主。首先应细化落实财政监督的职责分工，切实按照相关专项资金清理整合、分类的规定，修改完善《中央对地方专项拨款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专员办就地监管优势，建立精细化的工作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制度，保障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准确性。其次要加强财政部门的内审工作，对重点业务部门实行一年一审，重要事项提前审，完善内审通报制度、整改落实情况反馈制度，强化资金使用部门的资金管理。审计部门则应重视事后监督。审计部门由于其独立的职能特点，对财政支出资金的事后专项监督能起到有效的规范作用。因此，从法律地位上应该确保国家审计机构的地位高于财政部门的专职监督机构，为有效实行再监督提供制度保障，提高财政支出透明度，并在整个支出过程中建立追索有径，问责有人的责任制度，建立电子和文件考评档案以及预算项目执行系统的信用记录，为建立激励与惩戒机制做好事后绩效考评和责任追索的记录工作，从制度上防止预算监督流于形式，硬化对财政支出的预算约束。

细化落实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首先要规范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加快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法制化建设步伐，借鉴发达国家制度规范构建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法规。其次，要建立衡量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指标可分量化和非量化的两种，前者要定量分析，是衡量财政支出是否存在问题的关键手段。而后者只能是定性分析的软指标，不过定量标准和定性标准取值依据应按照分行业、分计划、分经验、分历史等情况制定。

建立评价组织体系和评价方法。一个完整的评价体系应该包括实施主体、实施方法和实施流程。对于实施主体，应该由财政部门内设的绩效评价专司机构，包括各级政府成立的绩效评价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评价实施机构包括评价工作组、专家咨询组和中介机构。实施流程主要包括成立组织管理机构、确定评价对象，下达评价通知书，成立评价工作组和专家咨询组，制定工作方案，组织实施评价，工作总结等。

落实绩效评价体系建设的配套措施。要加强信息透明度，逐步建立有利于广大公民参与绩效评价监督系统;规范各种委托中介机构的评价行为，确保公正和效率;通过绩效评审来完善监督检查信息披露、通报和问责制度。

第三篇：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若干思考

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若干思考

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实施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备的时期，国家财政活动对经济的干预作用举足轻重。国家的财政活动应以引导经济体制顺利转型，促进经济良好发展为目标，逐步的做到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到现在为止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已发生重大的适应性改革基本上符合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要求，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由政府干预而建立的，是政策性的转变，因而在此背景下我国的财政活动，以及对经济有巨大影响的财政支出结构仍然存在许多的问题与症结有待优化与改革，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财政职能越位，主要是财政负担了市场经济条件喜爱本应由市场承担的支出。

（1）经济建设非所占比重超过市场经济国家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着在竞争性领

域的过度介入，违背了公共财政的原则。2000-2002年财政拨付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用856.4亿元、991.56亿元和968.38亿元。占同期财政支出5.45%、5.25%和

4.39%。有些企业本应有市场挖潜改造资金，流动资金等由公共财政负担，造成了财政支出的“越位”。

（2）各种价格补贴仍然存在。2000-2002年分别为1042.28亿元、74151亿元、654.10

亿元，分别占同期财政支出的6.56%、3.92%和2.92%。

（3）各项事业费庞杂。一些学会、协会由于种种原因也排了资金，这种状况不仅使本来

就短缺的财政资金更加紧张，使财政工作更为波动，而且导致财政对国家应以保证的支出难以实施更加有效的保证。

第二、财政职能的缺位与弱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业结构扭曲，在重要的产业如农业、第三产业的财政支出明显不足。首先在农业

方面，虽然近几年国家十分重视对“三农”的投资，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各项财政支出达4381亿元增长23%。但许多地方政府单纯为了政绩和经济增长，一再重工业而轻农业。同时支农手段单调，投资结构不合理这是对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是不利的。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第三产业，2007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依然低于40%，落后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约为15-20个百分点。为了谋求政绩地方经济支出费用偏重于高耗能、低技术、低门槛的产业，给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危害。

（2）财政对教育、科研事业的支持长期不足，教育资金的缺口很大。我国人口基数大，目前中西部尤其是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还很落。从财政教育资金占GDP比重来看，我国财政对教育的支持也是长期偏低的。同教育一样，科技研究与开发投入反映了一国的科技发展与创新能力，在科技经费投入方面，2005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总支出2450亿元，与当年GDP之比为1.34%，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第四篇：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

依据1999~2009年财政数据，分析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

经过分析1999~2009年的财政数据，可以发现我国的财政支出有明显的变化。

1、行政经费支出过多，导致其他公共项目支出不足和短缺。

几十年的改革，我国精简裁并了很多个部门及其人员，国家行政机构减少，但是普遍效率不高，存在着浪费和过度支出的问题，行政人员的冗杂，政府部门的懈怠，因此，行政经费的增长不是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反而是纳税人资金的浪费。政府职能需要转变，国家也一直在努力，但政府部门还是有职能重叠、职能缺失的问题，因此，从宏观大局上统筹所有的政府部门职能，真正做到高效率高质量的政府部门，我们国家任重而道远。

2、经济建设支出比重有下降，但基数大比重大。

随着我国市场化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逐渐确立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原来计划经济时期由政府主导经济建设投资转变为多种投资主体共同进行的经济建设投资，因此，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支出减少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同时，我国还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国家经济从整体上表现为积极的发展态势，导致目前由各种渠道投入的经济建设资金数额还是庞大的。我国的经济建设投资还存在着计划经济时期的特点，就是多为生产性投资，而市场经济则要求通过需求来引起生产的扩大，所以经济建设投资的对象得进行改变，向扩大需求的方向改变。

3、财政在科技教育上的投资有增加，而国民素质的提高不明显，投资的效用有待观察。

在科技上的投资并未实现很强烈的产销结合效应，经费分配比例存在问题，投入并未很好的满足需求，投入重点不清，教育上，经费的投入也显不足，从历年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以及和其他国家的对比可以看出，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比例还是较低的，并且，国民素质的提升也并未达到期望值。

第五篇：政府职能优化与地方税收结构论文

一、中央与地方税收结构优化的前提

分税制财政体制根据财政分级、税种分设和收入分征的原则，按照政府职能分工的层次和受益范围来划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并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结合税种对经济影响的程度及征管效应，划分各级政府之间的收入范围及征管权限，使各级政府都能有一块相对独立的、能基本维持本级政府职能运转需要的税收收入。因此，没有政府职能范围的明确界定，就没有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税权与税种的合理划分，从根本上讲，就谈不上中央与地方各自税收结构的优化。

（一）按公共财政理论的要求界定政府职能的范围

公共财政的市场性表明：政府及其财政不能侵犯市场，只能活动于市场失效领域——公共领域。按照这一要求，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应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口径来界定，即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不去介入；凡属于或可以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必须涉足。鉴此，我们要确实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基本特点和内在要求，将国家财政职能主要集中到为全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正确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为所有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根据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状况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福利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要退出微观经济的经营管理领域，弱化市场性的生产建设和经营职能，而强化在社会资源配置、收入分配调节和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应有职能作用，以充分体现国家财政的社会性、公共性。

（二）根据政府职能范围，确定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

公共财政的理论表明，公共产品受益范围是全体国民，则支出责任应属于中央财政：受益范围是区域公民，则支出责任应属于地方财政。根据这一原理，将涉及省级资源配置和区域范围受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划归为省级政府及其财政，并根据省、市、县、乡的分级体制，实行层次化管理。如地区性交通、治安、消防、基础教育、环保、城建、城管、地方性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及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等支出应由地方各级政府负责。对跨地区的公共项目和工程，如跨地区的水陆空运输、邮电通讯、大江大河的治理、防护林体系的建立、承担国家安全、外交、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等支出应由中央政府负责。

（三）根据事权，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

财权是与事权相联系的。各级政府财权的划分，在分税制下实质上是税权、税种的划分问题。科学合理地划分税权、税种是分税制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建设的基础。

1.税权的划分。税权是指税收管理权限，基本内涵包括两方面：一是税收立法权。它包括税种的开征、停征权，税目、税率的调整权，税法的解释权，税收减免权等内容。二是税收征收管理权。合理划分税权是中央和地方两级税制体系建立和有效运行的前提。从世界各国税权划分的现实看，政府间税权划分可归纳为集中型、分散型和混合型3种模式。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宜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混合型分权模式。此模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中央制定税收基本法、税收权限法、税收征纳程序综合法等基本法规；(2)中央税立法权和征收权归属中央；(3)共享税立法权归属中央，征收权根据共享的方式不同，分为中央专属或中央、地方分征；(4)地方税征收权归地方，税收立法权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三种方式：一是中央集中式。对全国统一开征、税基流动性较大、涉及社会收入分配、国家宏观调控以及征税范围广、税源充裕的地方税，基本立法权和附属立法权大部分划归中央，如营业税、社会保障税等。二是中央、地方共享式。对全国统一开征、税源分布地区差异较大、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小的地方税种，中央确立基本法规，地方分享附属立法权，包括制订实施细则，决定开征、停征，进行税目、税率调整，确定减免事项，根据弹性税制要素确定具体执行办法等。如城建税、房产税等。三是地方独立式。对于一些区域性零星税源或受益性特定的税种，由地方自行立法开征，报中央备案。

2.税种的划分。税种的划分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受益准则，即根据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区域性和受益范围来确定税种性质，因为税源的产生与各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直接相关，应该做到谁提供、谁得益，这样更能体现经济的公正原则，有利于调动各级政府开辟税源、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二是集散准则，即税源丰裕且集中或税基宽的税种应归为中央税，税源相对贫乏且分散或税基窄的税种，应归为地方税；三是规模准则，政府间划分税种时，还要考虑各级财政机制独立运作的要求，通过划分税种使中央和地方税收体系形成一定规模，有支撑各级政府财政局面的主体税种；四是便利准则，税种划分既要考虑征收的难易程度，又要求划分标准简明，使得中央税和地方税界限明确，尽量保持税种的独立性，减少共享税种。

二、中央与地方税收结构的优化

从我国目前分税制实施的情况看，由于政府职能范围上的模糊性，导致了在事权划分上的相互交叉和重叠。典型表现是：中央承担了本该由地方管理的事务支出，地方承担了本该由中央管理的事务支出，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权划分格局。事权划分不清，使得分税制的实施失去了应有的前提条件，导致中央与地方收入的不确定性和资金转移支付数额的模棱两可。这是其一。其二，现行分税制收入划分标准不统一：既按税种又按隶属关系划分，如企业所得税；既按隶属关系又按行业划分，如地方企业所得税；既按税种又按行业划分，如营业税；既按税种又按税目划分，如个人所得税中的利息所得税归中央；既按税种又按征管机构划分，如增值税（属共享税，但海关征收的增值税划归中央）。收入划分上的多重标准，违背了国际分税制的规范要求，既在理论上难以界定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实际工作中增加了国税与地税双方的征管难度，不利于中央与地方各自税收体系的完善。因此，重建分税制下的财权划分，重在取消多重标准的收入划分方法，严格按税种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收入，建立起中央与地方两套独立的税收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实现真正的“分灶吃饭”和彻底的分税制。其三，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降低了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影响了中央宏观调控的实施能力和协调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能力。其四，地方税体系不健全，主体税种不明确，收入不稳定，收入规模不足以支撑地方政府正常运转和发展所需。其五，为了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保证国民的最低生活水平，还需开征环境保护税和社会保障税等一些新税种。其六，原设个别税种功能老化，且相互交叉和重叠，需要改造和提升。鉴此，结合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重新构建和完善我国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的税种组成。

（一）中央税收结构的优化

中央税收结构应以消费税、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税，并辅之以关税、证券交易税、土地增值税、固定生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全局性的环境保护税、海关代征的消费税和增值税，外加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个共享税种。具体设想如下：

1.消费税。消费税税源集中，收入丰厚，是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和消费支出水平的重要手段，应由中央掌握。为了发挥消费税在中央税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有必要对现行消费税进

行改革和优化，其途径是：一是扩大征收范围，突破现行消费税只对消费品征税，不对消费行为征税的格局，将一些高消费行为，如高尔夫球、保龄球、卡拉OK及桑拿等纳入征税范围；二是变价内税为价外税。增值税为普遍调节，消费税是增值税的补充调节，而在计税时，增值税以不含税价计税，消费税以含税价计税，这既给纳税人税款的计算带来了不便，更影响了价格与税负的透明度。三是纳税环节的后移，应将现行消费税的生产环节课税后移至零售环节课税，这更能体现消费税对消费者消费行为的调节。

2.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在发达国家基本上属中央掌握的主体税种。在我国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人们收入水平的限制，其收入功能和调节功能相对较弱，并且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将其归属于地方税体系。把个人所得税划归中央主要是考虑到目前不同区域间个人收入水平差距太大，若维持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地方性，不利于实现地区间财政的均等化，反而会加剧地区间公共产品服务的不均衡性。另外，从个人所得税近几年的收入情况来看，增长速度较快，潜力较大，应进一步通过完善税制、加强征管，使之成为中央税体系中的骨干税种。其改革优化的途径是：一是征税模式的转换，应将我国现行的分类所得税模式转变为以综合所得课税模式为主、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为辅的分类综合所得税模式；二是在税率选择上，综合所得课税适用累进税率，分类所得课税适用比例税率；三是提高目前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四是严格减免项目，防止税源流失，拓宽税基，同时，简并税率档次，并适当调低最高边际税率，适度降低税收负担，以更好地体现税收的公平与效率。

3.关税。关税具有直接的涉外性，体现政府的对外经贸政策，理应归属中央。关税的优化既要考虑关贸总协定的要求，同时，也要充分重视我们在关贸总协定里理应享受的权利和优惠政策。

4.环境保护税等税种。尽快开征全局性的环境保护税以促进全国性或跨区域的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证券交易税、土地增值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是为调节证券市场、房产市场和固定资产投资而开设的税种，具有宏观调控性，宜作为中央税，中央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决定其有废。

（二）共享税的构成与完善

1.增值税。应仍维持共享税的性质，具体分享比例可根据中央与地方各自按新办法划分后的收入规模来重新确定。从我国目前各税种组织的收入情况来看，增值税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直接影响着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收入水平。因此，改革和优化现行增值税势在必行：一要扩大征收范围。可将现行营业税中交通运输、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项目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因为这些行业与增值税征收链条关联密切，更有利于激活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二要把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变为消费型增值税，由于生产型增值税对固定生产价值不予抵扣，因此仍存在着重复征税，特别是对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或企业更为严重，这不利于鼓励投资和加速设备的技术更新；三要变多档税率制为单一税率制。

2.企业所得税。过去按隶属关系和行业划分企业所得税的做法容易滋长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造成地方保护与地区封锁，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把企业所得税作为共享税并实行同源分率计征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企业所得税的优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应尽快合并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和涉外企业所得税两税并存的局面，取消涉外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二是税负不宜过重，绝不能按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与企业的产品关系和产品比例来确定企业所得税的税收负担比例；三是税率不宜采取累进制，以比例税率为最佳选择，提高税负透明度，增强激励功能。四是对企业税后利润再投资用于发展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的可给予退税，建立适应企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税收机制；五是适当提高折旧率，通过加速折旧促进企业技术更新改造和产品的升级换代。

（三）地方税制结构的优化

与中央税收结构的优化相比，地方税收结构优化中的制约因素比较多，问题比较复杂，解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主要表现在：(1)观念上的制约。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建设中，过去我们只注重中央税的建设，轻视地方税的建设；而在分税制体制下，中央税收结构与地方税收结构同属国家税收结构中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不能厚此薄彼。但从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地方税收结构建设明显落后于中央税收结构建设的进程，从而严重影响了整个税收体系的完善和总体功能的发挥。构建规范化的地方税收结构，既是巩固中央税收结构的需要，也是完善整个税收体系的需要。(2)税权过于集中。税制改革虽然赋予地方一定的管理权限，但总的来看，地方税收法规制定权、解释权、税目税率调整权以及减免税收等都集中于中央，削弱了地方因地制宜配置本地资源、调控地方经济、组织地方收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3)地方税主体税种不突出。地方税税种不少，但缺乏对地方财力具有决定性影响且长期稳定的主体税种，由此决定了地方收入规模偏小，地方过份依赖于中央的无条件转移支付。(4)行政性乱收费、乱摊派现象普遍，严重侵蚀了税基，应尽快加以清理，加快费改税步伐，为地方税系的建立创造一个良好的税基环境。

优化地方税制结构的基本思路是：建立以营业税为主体税种，城乡维护建设税、资源税、社会保障税、农业税、财产税为骨干税种，其它税为辅助税种的地方税制结构。

1.营业税。在目前地税系统组织征收的税种中，收入规模最大、收入最稳定的当属营业税。虽然随着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扩大，营业税收入会有所下降，但是我国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代理业、娱乐业的发展，为营业税的征收提供了广阔的税源，加之征管手段的日臻完善，营业税仍将保持相当水平的收入规模。

2.城乡维护建设税。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更名为城乡维护建设税，同时应改变目前城市维护建设税“三税附加”的从属地位，应以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为依据，使之成为独立的税种，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费改税的要求，不断扩大城乡维护建设税的征收范围。

3.资源税。把资源税从共享税变为地方税的主要用意在于促进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差距。因为我国的矿产资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样可以使西部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步伐。从资源税的优化来看：一是扩大征收范围，我们现行的资源税只对矿产品和生产盐征税，而应逐步扩展到水资源、森林资源、林业资源、草资源等方面，以促进自然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二是提高矿产品和盐的单位税款，现行资源税的单位税款定得过低，没有完全反映出劣等资源与优等资源的级差收益，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反而助长了资源的无序开采。

4.财产税。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人所拥有的财产或有形、或无形将会越来越多，因此将财产税作为地方税的骨干税种是有潜力可挖的，而且也是可行的。一是统一内外财产税制，改造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其改革的基本趋势是扩大征收范围，减少减免优惠；调整计税依据，应按财产价值计税；提高税率水平。二是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该税是对财产转移或财产赠送所征的一种税，开征此税可以适当调节社会财富分配，限制不劳而获，促进社会进步和稳定。

5.社会保障税和区域性的环境保护税。利用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是世界各国的普遍作法，我国应开征社会保障税，代替目前的收费形式，以法律形式保证保障基金的需要。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把社会保障税划归中央，并构成中央税系的主体税种。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实社会保障具体管理办法存在差异以及社会保障税的典型受益性质等因素在开征初期，宜划归地方，构成地方税体系骨干税种。同时地方应针对区域性的环境污染与治理，开征环境保护税。

6.农业税。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按理农业税应该成为我国税收体系的重要税种，但长期以来，农业税收入只占税收收入的很小比例，而另一方面，名目繁多的各类收费、摊派等非税负担，又使农民不堪重负，因此农业税改革必须与整顿农业的非税负担结合在一起，要彻底取消各种不合理的收费和摊派，将合理收费部分并入农业税，按量能负担原则，确立合理的负担率。

7.辅助税种。实行“费改税”规范地方政府收入形式，同时地方政府在中央授权的前提下，结合本地的特殊税源，开征部分区域性和受益性强的地方辅助税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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