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财政论

第一篇：功能财政论

功能财政论概述

功能财政论，又称“功能财政平衡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阿巴·勒纳（Abba Ptachya Lerner，1903—1982）提出的财政理论。强调财政预算应从其对经济的功能着眼，而不应仅仅注重其收支是否平衡。

用财政政策的经济效果作为评判财政措施的准则，这种原则被称为功能财政准则。这种观点认为：财政的目的首先是经济平衡，只要能达到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的经济目的，财政预算本身是否平衡是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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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财政论的基本观点

财政预算应从其对经济的功能上来着眼政府财政的基本功能是稳定经济；

政府预算的首要目的，是提供一个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即经济平衡，预算平衡只是第二位的；

政府预算盈余或赤字的问题本身与严重的通货膨胀或持续的经济衰退相比是不重要的。功能财政论完全抛弃了预算平衡论的思想。

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反对要求政府平衡预算的严格规则，他们认为：预算赤字或预算盈余可以有助于稳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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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财政论的优缺点[1]

功能财政论将预算平衡与否的判断，从实际的预算收支差额转向对经济进行分析，这是预算平衡理论的重大转变。这一理论证明了经济衰退期存在预算赤字的必要性，从而为连年不断的预算赤字提供了避风港。

但是，功能财政论是一个宏观静态理论，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在通货膨胀时期，不管什么类型，只要实施一拢子减少总支出的办法，就可以取得货币稳定，但可能出现牺牲经济长远发展利益的局面。因此，功能财政论对乎抑短期的周期波动效果比较理想，而对长期的经济增长影响不够明显。此外，这一理论在实际运用中，由于存在认识时滞、执行时滞等因素，可能出现错过政策措施实施的最佳时机，或者实施不恰当的政策加重了经济波动的情况。

第二篇：民主财政论读后感

《民主财政论》读后感

班别：经济1123班姓名：苏成炽学号：201211511317 詹姆斯·麦基尔·布坎南，由于将政治决策的分析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使经济分析扩大和应用到社会——政治法规的选择，于198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19年10月2日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穆尔弗里鲍尔。由于家境清贫，无法负担一流大学的学费，只好选择就读家乡的中田纳西州立大学，于1940年毕业；并在田纳西大学完成了一年的研究生课程，获文学硕士学位；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至1968年，在弗吉尼亚大学任麦金太尔讲座经济学教授，他与W.纳特建立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的托马斯·杰斐逊中心。在1962年与戈登·图洛克合著的《计算共识》一书被视为是创立公共选择学派的里程碑。1983年布坎南在维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任教授时领导的公共选择理论学派还被人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维吉尼亚学派”。

其突出的理论贡献是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主要推论是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布坎南认为，在民主社会中政府的许多决定并不能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而且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但他的理论受到许多学术界人士的抵制，因为它攻击了势力强大的两大学术集团的观念：一是经济学家认为政府采用“福利经济学”的处方即可实现公众利益，二是政治学家则认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元化竞争将为公众谋得利益。

1986年，布坎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的著作中，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特别列举出的就是于1967年第一次出版的《民主财政论》。

布坎南在本书第一章的前言里提到“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初步预测一下各种的财政制度对作为公民——投票人——纳税人——受益人的个人所作出的决定产生的影响。”然后在第一节里介绍传统的财政理论，按照布坎南的说法，传统的财政学的主要内容是分析私有经济中各种财政制度对个人或集体行为的影响。研究的主体是私人，研究的是私人活动领域中的个人行为。而布坎南在本书分析的是集体决策的个体，考察的是公共活动领域中的个人行为。

第二章先讨论了公共商品（包括纯集体商品和准集体商品）以及对公共商品的需求，意在建立一个理论模型，为后面的叙述提供一个基础。

第三章考察各种税收制度对个人参与公共商品购买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列举了几个税收制度直接税，包括财产税、个人所得税、支出税。第四章讨论间接税对个人参与公共商品购买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包括有公司所得税、一般销售税、特定消费税。

第五章探讨时间对财政决策的影响，里面提到一个“旧税就是好税”，按我的理解是新税收颁布一般是政府想要改善公共建设，购买更多的公共商品，所以新税颁布一般是增加税收项目或者是提高税收，无论是哪一种公民今后所要缴纳的税金就会增多，而人是自私的，相对于集体利益，人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收益，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旧税就是好税”。在传统的财政理论中，“好”的标准是纳税人的负担最小。还有就是对于政府来说“ 一种税的存在时间越长，制度越是成为一种例行公事，这种税持续存在下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第六章分析专项资金和一般资金的凑集。在布坎南以前的财政理论模型都是一个单项税收制度为一种单项公共服务提供资金，也就是专项资金的凑集。布坎南在本章分析的是与之对应的一般资金凑集对个人决策的影响，比较两种资金凑集对个人决策的不同影响。

第七章分析税收和财政支出的联系。对于个人来说，税收是政府为他提供公共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而在平衡预算的情况下，政府所颁布的公共支出决策也就是征税的决策，同时征税的决策也就是支出决策。在布坎南写这本书前，美国民众对国会批评说美国国会没有同时考虑支出与征税决策。但每个人对何种方法能最有效地恢复税收与支出之间的联系有着不同的意见。

第八章假设在不平衡预算的情况下分析财政政策的选择，前面所论述的都是以在平衡预算的情况下所得到的结论，但在实际的财政制度中，不平衡预算总是可能的。在后凯恩斯主义的世界中，把预算平衡和预算不平衡混合起来，使人们几乎无法对利益和成本进行合理的比较。因为预算账户双方之间的关系不确定，公共商品对个人的实际价格总是持续地不可预测地变化，导致个人对“购买”公共商品无从决策。

第九章讨论个人选择和公共商品的不可分割性。布坎南首先对“偷乘者”的观点进行概括：如果以个人预期另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些人不管怎样都会为他提供利益，那他就不会愿意主动采取行动，尤其是当相互影响的人数很大的时候。引

用了克努特·维克塞尔的观点，即一致性是保证真正值得提出支出方案的唯一标准，“值得”是以个人估价进行衡量的。在集体选择中，如果投票涉及的成本超过个人参加投票所得到的利益，而且就算利益大于成本，还要考虑他所选择投票的项目得到推行的概率，理性的行为可能会支配他弃权，甚至会作出不理性的选择。

第十章讨论了财政制度下所产生的财政幻觉。政府乐意甚至积极在财政制度下制造一些财政幻觉，使得纳税人认为他所支出的“比较少”，而得到的“比较多”，使纳税人觉得所承受的负担比实际的要轻，使受益者觉得提供给他们的公共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比实际的要大。布坎南在此列举的意大利学者阿米卡尔·普维亚尼根据幻觉假设来解释的一些制度。再由普维亚尼的财政幻觉理论来分析当时制造财政幻觉的一些财政制度方式，包括有预扣收入作为税收的支付、所得税比率结构中的累进、社会保障税、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均摊、资本利得税。

第十一章介绍几个简单的集体决策模型。包括相同的三人模型；对公共商品有不同估价的三人模型；估价相同但税收——价格不同的三人模型；估价不同、收入不同，但偏好形式相同的三人模型。

十二章初步讨论了现实中财政制度的情况，用实际观察的得到的一些现象来验证理论中的假设模型，经济学家在社会科学家中占有一个有利的地位，尽管也是一个很不可靠的地位。在许多情况下，经济动机占有支配地位，足以使我们可以根据实际观察得到的行为检验假设。财政，可以称为政治的经济学，研究财政学就是在研究政治中的经济学，财政制度是经济制度，也是政治制度。个人对财政制度最终产生的集体结果的影响并不是前面分析的几个模型那样简单，而是是以一种远为间接和迂回的方式实现的，所以财政过程也远不像简单模型所表明的那么好分析。第十三章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以及本书的第二编财政制度的选择我就不再在这里论述了，因为我没有仔细看后面的，实在是看不下去，各种枯燥，而且作者引用以往的财政理论大部分我都不了解、不明白，而且不知道是经济学著作的特性还是翻译的问题，我总觉得作者在论述的过程中总是前言不搭后语，难以理解。下面我就随便聊聊：

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让政府实行的财政决策更能体现民主财

政？布坎南提到民主选举是一个方向，还有个人可以通过他所属的专业组织，通过他所支持的刊物，通过他的公共和私人机构，来对公共选择产生影响。我们一般并愿意让当选的政治领导人为我们作出选择，因为我们对选择什么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见。这代表着全民的民主财政的难以实现，政府领导人只能代表较多的民众实行民主财政。正如布坎南在本书上提到“在某种程度上，被选出的代表在任何较大的民主国家都为选民们进行选择，只要他们的选择受到选民最终愿望的制约和引导，民主模型就仍然有效。” 税收，是政府在执行财政制度的资金来源。在现今，可以这样说，我们从一出生开始就在纳税，而且出生之后无时无刻都在纳税。买瓶水要纳税，做趟公交车要纳税，工作后发工资也要纳税。增值税、财产税、个人所得税„„纳税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据统计，我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税收国家，每年大约有几万亿的税收，政府就拿这笔钱建设公共事业，将税收用于集体利益上，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在个人的眼中，他们总是觉得他们所支出的“比较多”，而他们得到的利益“比较少”。

公共财政的决策主体，表面上看的政府，实际本质是公民。政府只是执行决策的主体。公民通过选举制度和投票机制公共决策的实际控制权，并通过法律制度保证这一制度的运行。民主财政作为公共财政的本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体现在公共财政的各个方面。我国要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在学习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应该抓住公共财政的本质，用民主财政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公共财政。这样才能真正学到公共财政的精髓，在实践运用时也才能把握住正确的方向。

第三篇：政论题目11

习题十一

1、如何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2、如何正确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何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什么？

5、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和主要举措是什么？

6、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

7、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欧洲探索和谐社会的主要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有哪些？

8、马克思、恩格斯对和谐社会有哪些探索？

9、毛泽东对社会和谐有哪些思考？

10、社会主义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有何关系？

1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有何关系？

12、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依据是什么？

13、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14、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必须把握哪些问题？

15、如何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

16、怎样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三个文明的关系？

17、怎样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

18、为什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

第四篇：政论电影观后感（本站推荐）

政论电影观后感

三部史诗般的巨作，气势恢宏，让人充分领略到了从辛亥革命到建党进而建国那段峥嵘岁月的波澜壮阔。观罢，心中感慨万千，久久无法平静，出于对历史的尊重，仅简单谈谈自己的感想。

虽然历史课本已经让我了解到了不少有关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巨变，但是《辛亥革命》、《建党伟业》、《建国大业》三部电影还是用比文字更加直观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属于那个年代的有着重要意义的画面。清朝末年，封建制度终于在与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对决中败下阵来，中国，这个昔日足以称霸全世界的东方大国，渐渐沦为只能默默接受西方列强的欺侮而无力反抗的羔羊。国家危急！民族危急！此时，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站了出来，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终于成功进行了武昌起义，举国为之震惊。之后，孙文为了彻底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做出巨大牺牲，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让给逼退清帝的袁世凯。然而，袁世凯为了称帝，与日本秘密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最后带着自己的皇帝美梦黯然逝世。此后，随着张勋复辟的失败，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在此国家危急存亡关头，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给迷茫中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几年后，蒋介石终于使中国得到了名义上的统一，但军阀混战依旧在继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经过八年“小米加步枪”的艰难抗战，中国终于取得了自1840年以来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彻底胜利。抗战胜利后，国共为了整个中国的和平，签署《双十协定》，可是不久，蒋介石就撕毁协定，向中原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内战全面爆发。两年的解放战争之后，中国共产党终于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此开始。这段历史，给人带来的触动是巨大的。

100年之前，中国还是人见人欺的东亚病夫，但是10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几个大国之一。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衷心为祖国的进步而自豪，中国人，终于可以在世界人民面前挺起胸膛，大声说出：我是中国人！中国近代的发展道路，虽然充满曲折与辛酸，但所取得的成就令全世界瞩目，值得每一个炎黄子孙为此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今天国家的强盛与人民生活的美好，是昨天无数革命先烈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在这三部电影中，蕴含着无数感人至深的台词，有林觉民的“大清索我的命，我诛大清的心”，有秋瑾的“我的死是为所有孩子”，有请愿学生的“冤情太深，检察厅接不了我的状子！我们是为四万万同胞喊冤！”，有闻一多的“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句句话语都发自内心，感人肺腑，彰显了他们甘为祖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在享受革命先辈为我们创造的良好生活环境的时候，我们绝不应该有丝毫懈怠。当下，国际形势依旧错综复杂，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并且时不时制造一些小摩擦，试图阻碍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作为新生代主力军的我们，肩负着时代和国家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不应在优越的生活环境当中消磨斗志，而是应该接过前人手中的接力棒，努力建设自己的祖国，因为，落后就要挨打。我们，一定要用行动去证明，革命先辈们的血不会白流，我们有能力，让自己的祖国越来越好，走上繁荣富强之路，让自己对得起无数革命先烈的英魂。百年来，曾经的中国遭受了太多太多的羞辱，作为中华儿女，我们都该牢记这段沉重的历史，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团结一心，为未来强盛的中国努力，用13亿炎黄子孙的一颗中国心，造就世界东方的不朽长城！

三部电影给人的启迪还有很多很多，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进一步去体会和感悟。愿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中国能够越来越好，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

第五篇：政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学习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本来是党校的优势。随着国际苏东巨变和国内改革开放，传统基础理论已经无法很好地解释和指导现实了，党校的理论优势逐渐失去。科研变成了被动应对现实，教学变成了被动应对学员。理论的视野由基础理论层面降低到了应用理论层面，说理不深、不透、不系统，从根本上制约着党校作为理论武装的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之作用。

扭转这一局面的根本办法，是创新基础理论，使其重新获得新的解释力和指导性。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

一、正本清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就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都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事实不符，造成许多牵强附会。它不能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却最先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单线发展”论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进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被打破吗？可见，“单线发展”论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仍然坚持了书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书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导致长期犯

“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及指导思想方面，之所以长期出现“左”的倾向，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不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且要代替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和先进，从而不敢正视自己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敢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新文明

成果。为了不使自己的社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多次发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阻滞了生产力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看不见路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过了“河”（最起码是快要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清楚我们实际上走的是哪条路？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三个代表”等规定性，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全民所有”资产更名为“国有”资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照搬西方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但是却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来进行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用文明类型来解释和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二、实事求是：创立文明类型理论

文明类型研究继承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遗产和遗愿，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所谓主导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后，能够给社会以秩序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关系。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有三种力量或关系，才可以成为最基本的主导性整合要素，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关系；政治的力量或关系；经济的力量或关系。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但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道路由其文明类型来决定，经历的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特征。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宗教主导性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建国开始，我国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它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也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认为中国“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陷入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助性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

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使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人类生存，影响可持续发展；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容易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三、明确方向：创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新学科

文明类型理论为构建适应现代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西方的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映和服务于这一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来加以总结和揭示，反过来指导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特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应当主要以复合性学科为基本学科，如：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国民经济学，自然与科技哲学，辩证逻辑，政治与伦理，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党史与党建，政策、法律与法规，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中国与世界历史，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下面对几个与党校教学密切有关的学科的内容作以初步探讨。

1、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文明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对象由“社会”扩展为“文明”。“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还包括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环境因素。广义的文化（包括宗教）是一种对社会起长期作用的要素。不同文化传统塑造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文化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从“文明”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与用传统的“社会形态”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会更加全面，会对人类在过去所创造的文化和精神的成果（如宗教、儒家思想等）给予更多的肯定。文明类型理论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文明类型理论是最贴近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哲学理论，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哲学学科。

2、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其基础理论部分要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概括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其应用理论部分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解决容易出现的问题，重点是“国”与“民”的关系，如国家与市场、“国营”与“民营”、政府财政与民众福利的关系和容易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叫“国民经济学”而不叫“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经济学科。

3、政治与伦理。这应当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上升到政治学理论的高度而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在理论提升的过程中，要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借鉴国外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中，政治和伦理密不可分，伦理是政治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政治是伦理的承担者和推行者。西方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制度和权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和个人修养，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建中国现代的“政治/伦理”学，使其成为学员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基础课程。

4、政策、法律与法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讲得是“法、势、术”的统一。从现实看，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和法规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对这种机制要进行研究，并加以规范，使其逐渐合理，不留盲区。这一学科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学员的法治意识和政策观念，在工作中处理好有关关系，减少失误和矛盾。

5、中国与世界历史。过去历史学科的划分，世界史不讲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不放在世界历史中讲。这样不利于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考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中国与世界历史”这门新学科要解决这个问题，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回顾和反思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给学员以启示和戒示。当然，这一学科的建立并不代替和排斥对中国史、世界史等历史分门别类考察的原有学科。

6、信仰与宗教。人不能没有信仰。信仰可分为宗教信仰和非宗教信仰两大类。宗教组织往往不是简单的信仰组织，它们或多或少地还具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组织功能。非宗教信仰的情况也很复杂，有信祖宗、信神鬼、信算卦占卜、信一种学说、崇拜个人、崇拜某种偶像，等等。要把这些都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以指导个人和社会的信仰。这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尤为重要。

除上述学科外，其它学科也是要把有密切关系的领域和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以尽可能比较全面地看问题、讲原理、找规律、提措施。西方的理论思维以形式逻辑为工具，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建立学科。这样建立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有其清晰、明白的长处，也有其割断了联系的短处。现在他们也开始注意纠正这一偏向，形成了一些新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等。中国的社会本身就关系复杂、整体性强，传统使用的是辩证逻辑。所以，建立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就要以复合型学科为基本学科。党校的教学对象是各级领导干部，考虑问题要从全局出发，所以党校更应该、也更有条件建立起复合型学科。这些学科实事求是地建立起来了，能够给高校及其他社科界起带动作用。经过大家的长期努力，就能完成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建立起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