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和史学研究方法

第一篇：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和史学研究方法

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和史学研究方法

葛喜生·鉴古野叟

梁启超先生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革命的宣传家、发起人。他早在1901年9月就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指出“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5月北京第1版，第161页）既道出了旧史学的局限，又道出了新史学要将研究的关注点放在全体国民，研究这一群体的经历以及原因结果。次年2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展开批判旧史学，他说“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同上书，第176-177页）接着他分析了旧史学“四蔽”及由“四蔽”所生之“二病”。

蔽之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同上书，第177页）

蔽之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同上书，第177-178页）

蔽之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耶？„„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 1

实尸之矣。”（同上书，第178页）

蔽之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同上书，第178-179页）

病之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同上书，第179页）

病之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同上书，第180页）

由于上述“四蔽”和“二病”而导致旧史书给中国读者带来了难读、难别择、无感触的恶果。特别是对“无感触”这一后果，梁启超说：“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同上书，第181页）

有感于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局和中国旧史学的上述弊端，梁启超振臂高呼：“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同上书，第181-182页）

1921年梁启超为南开大学学生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而后整理成书，即《中国历史研究法》。在此书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及第三章《史之改造》中，梁启超除了继续其对旧史的批判以外，着重提出了改造史学的号召和史学改造的任务。

首先，他提出了新史学的宗旨和目的。他自问自答说：“历史为死人——古人而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耶？据吾侪所见，此盖不成问题，得直答曰为生人耳。”他分析说旧史学主旨在于为古代人主隐恶扬善，成为褒贬死人的一种工具。“然无论为褒为贬，而立言皆以对死人则一也。后世奖厉虚荣之涂术益多，墓志、家传之类，汗牛充栋，其目的不外为子孙者欲表扬其已死之祖父，而最后荣辱，一系于史，驯至帝者以此为驾驭臣僚之一利器。”（同上书，第37页）可是，“若夫一个个过去之古人，其位置不过与一幅之画，一座之建筑物相等。只能以彼供史之利用，而不容以史供其利用，抑甚明矣。”因此，史学应加以改造，“是故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界改造一要义也。”（同

上书，第38页）

其次，他界定了史学的范围。他说“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今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同上书，第38-39页）又说：“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此种事业，与其责望诸史学家，毋宁责望诸各该专门学者。„„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同上书，第44页）梁先生还罗列了中国历史要研究的重要项目，诸如“中华民族是否中国之原住民？抑移住民？”“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迹何如？”“中华民族之政治组织——分治合治交迭推移之迹何如？”“民族之根本思想何在？其各时代思潮蜕变之迹何如？”“各时代所受外国文化之影响何如？我文化之曾贡献或将贡献于世界者何如？”（同上书，第5-7页）等等，他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说明中华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华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华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同上书，第7页）

第三，要尽量摒弃主观偏见，对历史进行客观的研究，“在得于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同上书，第40页）他说：“夫史之性质与其他学术有异，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乃至对本民族偏好溢美之辞，亦当力戒。良史固所以促国民之自觉，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同上书，第41页）

最后，他提出了完成伟大新史学的组织协作问题。他说：“昔自刘知几以迄万斯同，皆极言众手修史之弊，郑樵、章学诚尤矢志向上，以成‘一家之言’为鹄，是皆然矣。虽然，生今日极复杂之社会，而欲恃一手一足之烈，供给国人以历史的全部智识，虽才什左马，识伯郑章，而其事终不可以致。然则当如之何？曰，惟有联合国中有史学兴味之学者，各因其性之所嗜与力之所及，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悬一公趋之目的与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则数年之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或可望出现。”（同上书，第45页）

二十世纪我国史学的主流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引下，向前推进的，而前进的方向也基本与梁启超指出的方向相一致。梁启超的上述思想，有些自发的唯物史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能提出这样的建立新史学的观点，已很先进。可惜的是，梁启超本人并未在“新史学”的具体研究和著述方面做出努力和贡献，却又说要开出一派“新考证学”，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新汉学”的猛烈浪潮袭卷而来，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新史学”学人偃旗息鼓，几乎销声匿迹。三十年代起，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逐渐兴起，到新中国建立时，唯物史观派史学已成为史学的主流，但随后却又蒙上了厚厚的政治色彩，直到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史、社会史蓬勃发展。“社会史使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内容实现了三大转向：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了重大的社会问题。显而易见，这与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追求的目标基本一致，他们属于同一谱系。”（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234页）因此，“伴随着社会史的全面复兴，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理想也终于找到了归宿。”（同上书，第218页）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后来的史学家，如吴晗、周谷城、吕思勉、黎东方等，甚至连“新汉学”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适也受到梁启超的思想影响。此外，梁启超根据自身研究的经验所得出的研究历史的具体方法，如归纳法、辩伪正误法等，很值得学人借鉴。

由于梁启超还没有掌握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所以在一些问题上他又陷于自相矛盾，甚至思想发生倒退，这是他的致命弱点。如对历史的因果关系，他看到了社会历史的因果关系与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关系不同，这是有眼力的。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他说到了“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有其个别之特性。„„而最奇异者，则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网’。人类之不可思议，莫过是矣。史家之职责，则在此种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而觑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然后因果之推验乃可得施。”（同上书，第135页）这已经偶然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了，可是，由于他没有真正确立唯物史观，到1922年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他的思想发生了倒退。他单单看到社会历史现象的结果不与行为主体的主观愿望和目的直接相符，就误认为因果关系不存在，这是因为他没有掌握“原因”和“结果”的辩证关系，因为他更不明白这样一个唯物史观：社会历史是由无数的具有主观意识的人共同作用的结果，各个主

观意志最终冲突、抵消而产生的结果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人类社会历史是个自然历史过程，也和自然界一样也是有规律可寻的。比如他说“明成祖派郑和入海，他正目的不过是想访拿建文，最多也不过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冲动，然而结果会生出闽粤人殖民南洋的事业。”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历史上无论大大小小都是如此，从没有一件可以预先算准那‘必然之果’”。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认为“因为人类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所以他否定了因果论，他说“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同上书，第157页）在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懂得“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他说“‘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同上书，第156页）

他的研究方法有其可借鉴处，但也不能捧得太高。书中的有些方法值得商榷。例如，他谈到他考定玄奘西行取经的时间为贞观元年而非以前史书所说的贞观三年八月，为此他津津有味地谈了研究经过：先是读《慈恩传》，见玄奘在于阗所上表中有“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等语，如果是在贞观十九年，那么就贞观三年至十九年正好十七年没问题，但联系上下文确知此事是在贞观十八年春夏之交，因此开始产生怀疑出发时间应在贞观二年或元年。然后，根据玄奘的行程和各地淹留的岁月来调查，又查《续高僧传》玄奘本传，见有“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数语，据此又查新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三年并无霜灾，反而是贞观元年有霜害，于是梁启超的怀疑又得一力证。接着他再找其他证据，他又找到了玄奘途中遇到过的突厥可汗叶护，《西突厥传》记载叶护于贞观初被其叔（俟毗可汗）所弑，《新唐书》也说“贞观四年俟毗可汗来请昏”，梁启超想如果玄奘是贞观三年八月从长安出发，那么应当在贞观四年五月初才能到达突厥，这时叶护可汗已死，怎么见到呢？于是梁启超的怀疑又得到进一步确信。那么叶护可汗被杀的确切年份是哪一年呢？经查《资治通鉴》是贞观二年，又在《新唐书·薛延陀传》查到“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至此，梁先生大高兴，认为他的观点“玄奘贞观元年首涂留学”成立！（梁先生的论证过程参看《中国历史研究法》第96-98页）他的结论，最终是依托在《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薛延陀传》正确的基础上。那么，我要问，如果这两书的记载是错误的呢？何以见得这两书的记载就一定正确，其他书的说法就一定不对呢？按这种方法，如果我们怀疑《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薛延陀传》的记载是错误的，也会查找出相关证据，证明叶护是在贞观四年被杀。证据就是《慈恩传》中玄奘在于阗上表“贞观三年出游”，回到长安时是贞观十九年这是公认的既定事实，前后共十七年也是诸多史书所确认的，而玄奘在西突厥遇见过叶护可汗，因而叶

护不可能是在贞观二年被杀。这个结论所依托的前提则是《慈恩传》是正确的，玄奘本人的上表所言应是正确的，没有理由将贞观元年误认为是贞观三年，而玄奘经历十七年于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又是事实。这么一倒鼓，到底谁对呢？按梁启超的逻辑，这些矛盾的史料中必有一真，因此他确信《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薛延陀传》是真，与其相矛盾的则是假。而按照形式逻辑的排中律，正确的逻辑应该是两者矛盾必有一假，甚至都假。所以说，梁启超所津津乐道的这个事例，不足为学人效法。正确的做法，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的、标准的参照物，以此参照物来比较、衡量、甄别所要考量的史料或事物，才能对史料的证据力得出正确的判断。否则，则可能陷入以一个或几个“证据”否定一个事实，一个或几个其他证据材料又否定这个“证据”的恶性循环中，进而整个古代史料和整个历史都可能被否定。典型的如，有的学者拘泥于确信《尔雅》、《说文》等书的文字解释，从而导致得出大禹是虫的荒唐结论。

史学的证据规则远不如法学的证据规则来得明确和被普遍遵守，这是史学需要改进的地方。现代学者张岩在其所著《审核古文<尚书>案》中不仅以大量的史料和史事否定了清朝学者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责难，还对古文《尚书》的特征字进行字频分析，得出结论：伪造古文《尚书》难度极大，几乎不可能性。作者在该书中指出：“以往辨伪学者经常将其工作当作审案，将其结论称为‘定案’、‘铁案’，其‘办案’过程又过于‘大胆’草率，所以有必要用当代刑事案件的办案规则追究其办案质量，有必要设立一套相对严格的‘正当程序’（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以保证文献甄别过程的慎重、严密和准确。”（中华书局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第285页）“在对‘辨伪学’的证据甄别中，不能保留正常学术探索中的存疑空间（不具有可靠‘真实性’的证据必须排除），其证据排除的方法和规则，理应达到比证据法学现有成就更加严密和准确的程度。”（中华书局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第291页）这指出了史料学或古籍整理学乃至史学一个需要加强的方向，问题已经提出了，还得史学界学人的共同努力以臻至善。

草于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改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二篇：浅谈梁启超的新史学

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

【摘要】：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灭亡中国的步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也不例外。梁启超在西学影响下，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宣传进化论，批判旧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倡导“新史学”并以“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国史学的变革。“新史学”所论述的史学问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在世界史学史上完全有理由占有一席之地。像新史学这样对中国史学影响至广至深，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新史学虽有一些片面性影响，但其所倡导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至今仍有深远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

新史学

四病

二弊

民史

影响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现状，联系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力于此优胜略败之世界。”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语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失败等等。在民族危难，国人哀婉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一新史学的历史影响

新史学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从古代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新史学占有重要地位。五四时期的史学，正是沿着20世纪出的思想主张，与梁启超提出“除心奴”以求真自由的观念以及新民智、新民德的新民理想，有一定的前后继承关系。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史学，主要是对中国旧史学较为深层次的批判，受新史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较新史学和旧史学可以得出几点认识：（1）在内容上，旧史学多偏于政治方面。质言之，就是旧史学眼光，注重朝廷一方面，新史学则注重全部民生。观察点不同，而其作用自迥异也。（2）在历史观上，旧史学主张循环说,新史学则主张进化说。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是教人了解现代社会之所以为如此现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是由百千万年进化而成。因为要认识现代社会，所以非研究现代历史不为功。研究过去，应用现在，所以期未来之效果。（3）在时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有史时代，以及有史时代中某个时期。新史学眼光，是向有史以前时代去推求，而步步向以后时代去推究。故新史学不能单恃书本，必须借助语言学文字学，而于考古学、人类学尤为且要。（4）在空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一部，新史学眼光则扩充范围及全部。旧史学所研究之空间范围小，新史学所研究之范围大。（5）在历史的构成上，旧史学以特殊史迹为个人所造成，新史学谓一切史迹，为人类公共合作而成。（6）在价值论上，旧史学往往囿于成见，偏于一种目的，不能恪尽天职。新史学家居于科学地位，不偏不倚，以阐明正义公道，期人类共趋于太平之域。（7）在方法论上旧史学不出经史的范围，走文以载道或乾嘉考据的老路。新史学多借重西方社会学的方法。进化论的思想和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思想，促成了国人世界观的进化。（8）从旧史学的地位上看，旧史家开始为神的仆役，后来又变成了帝王的侍臣，再变为民族主义的炮手。新史家既不愿替神权或君权服务，也不愿专以发扬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为职志，他们眼中所关心的只有人类。他们所从事的，只是人类的文化和幸福。这是新史家把他们贡献于全人类的宏原，就是与旧史家地位分离的鸿沟。（9）就史学的性质上说，新史学的性质是客观的、大众的、现实的、进步的、科学的，与旧史学恰立于相反的地位。新史学侧重现在的问题，侧重在普遍的理法，注重对历史规律的揭示。也就是说新史学不仅注意例外异常的情形，并且注意普通的一般现象。（10）在历史编纂学等方面，从前滥用史料，而现在知道严厉检查了；从前好用主观，偏重文采，而现在知道利用分工的方法了；从前只限于沿革的记录，而现在知道要于史实间探出理法了。

总之，旧史家之动机多源于恨，新史家之动机多起与爱，其教授方法，旧史家以教师为主注入的；新史学以学生为主，自动的，旧史学重记忆，新史学重推理，旧史家重保守，新史家重进取。①

（二）新史学的历史地位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家的心目中，新史学有很高的地位，他们认为无论是从形式到内容、从理论到方法、从主观动机到客观效果、从时间到空间、从价值论到史家地位，还是从史学性质到历史编纂学等各方面，都是全新的面貌。新史学不仅提出了要进行史界革命、史学革新、建设新史学，而且还对旧史学进行了初步分析；其主张不限于史学，更成为唤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确立了进化史观的地位；尝试编写出一批新的中国通史，把新史学变成一种切实的实践，梁启超用文白参半的“新文体”，既宣传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主张，又在社会各界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对后来的五四运动起到了前驱的作用。这些都奠定了新史学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

首先，新史学成为国人唤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作为与社会思潮紧密相关的新史学思潮，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所起到的这种振聋发聩的作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史学学派的史家介绍弱小民族的亡国史以警示国人。据统计，从1900年到1911年，出版此论著超过50种以上。这些此类论著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手段，或记录亡国人民的悲惨生活，其目的都是令国人自警，总结教训，奋发图强，挽狂澜于既倒。在实践中，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和发展，起到了思想启蒙和催人惊醒的积极作用。

其次，从对旧史学的批判，到重新认识以往旧史学主张的提出，不论其具体态度如何，应该说是自觉的史学意识进一步加强的表现，是以前所没有的。梁启超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批判，认为旧史学有“四弊”“两病”“三恶果”，此外，他还以“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和历史研究的范围与内弄等专题，对旧史学的重要范畴进行了重新的认识。正统之弊，主要是君统观念在作祟，梁启超对正统观念的破除，对封建、道统的有力批判，对新史学的观念和普及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论书法中，对所谓的春秋笔法进行了批评，认为“春秋之笔法，非所以褒贬也。”梁启超以国民之前途命运为中心，对历史评价的标准进行了初步的界定。这些都说明梁启超等新史家均试图在重新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空前的。

第三，确立了近代进化史观。20世纪初，经过梁启超等人的宣传，近代进化论不仅使整个社会振聋发聩，更在学术思想领域奠定了其不可移易的地位。新史学对于近代进化论虽无首创之功却有普及宣扬之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梁启超认为史学本身就与进化现象分不开。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各派之间政治上分歧的扩大，人们对历史进化的方式、原因也做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历史进化论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无论何种进化论，在社会历史的进化发展这一基本认识上是一致的，此后谁也不认为历史是循环的，更不认为是退化的，而是向前发展的。这种历史观的变革是历史认识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

第四，新史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对历史的理论的重要范畴进行了初步探讨，使历史学在学科建设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20世纪20年代前后，社会历史及其运动变化状况，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新史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前在历史学家眼中历史人物多是一个个个体，好像不受一切外物所左右，史学家本人多半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下功夫，社会科学处处从环境入手,认为其生理、心理，日常生活和特别行为，都与前后左右的社会有联系，使研究的范围和视野较前大为开阔。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考查也更近于科学。新史学在中国史学思想从旧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开心布局的作用，大大推进了中国史学的学科化建设。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也为日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五，在历史编纂学上，新史学尝试了新的编纂体例，并有一批新体中国通史问世。正因为有了进化史观的理论指导，有了对社会历史的新认识，才可能有新体的中国通史问世。章节体一个最大的功能是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脉络，之所以分章分节，均以大量实例来说明人类社会的进化和道理。

（三）新史学的局限性

新史学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其对旧史学的过激否定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历史观上看，梁氏说“二十四史只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砧书”。事实如何呢？对于历史进程到底如何看呢？是不是几千年的历史只是无穷无尽的斗争，一点变化都没有呢？显然不是。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历史是永恒不变的《礼记*礼运》篇对社会历史“大同”“小康”的划分，把这种意识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因为“大同”说的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以前的状况；“小康”说的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以后的状况；这是私有制产生前后的两个阶段，这种朦胧的认识，含有真理的成分。还有中国历史上对“理”“势“的认识，都说明了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朴素进化思想。这种对历史进程的看法，显然有不断进步的一面。

其次，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梁说：“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有认为几千年来之史所记无非邻猫生子之事，比如,“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那么事实如何呢？史料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史料的范围扩大了，对史料的处理方法也日益精审了。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辑佚书、辨伪书、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古器物学、年代学、严格地理、史料学、以及甲骨学、金石学、敦煌学等，或者直接属于史料学范围，或者跟史料学有密切关系，足以说明史料的范围大大扩宽了。在史料学的处理上，从搜集、校订到考辨，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些成就不仅可以说明中国传统史学中历史文献学之发达，恐怕在世界上也罕有其匹。

复次，在历史编纂学方面，梁氏所说旧史学详古略尽，知故不知今，陆沉国民之罪，实乃史家的罪过。列传本纪等，实际上是无数墓志铭的合成。事实如何呢？传统史学不但不详古略今，相反，详今略古倒是一个传统。孔子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②但他又认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无从周”③这说明他还是注意现实的。司马迁作《史记》，从上古写到汉武帝，也有所谓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之分，而且叙述原则则是越远越略，越近越详，这是不是可以说是当时的一部近现代的学术思想史。中国史书体裁的丰富多彩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最古的史书流传下来的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等书，一种书就代表一种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纲目、学案等门类齐全。《隋书*经籍志》史部分为十三类，《四库全书》史部分为十五类，足以表明中国传统史学体裁的丰富。

（四）新史学的基本内容

梁启超以民史观念对传统史学作了深入全面的批判。梁启超首先提出要确定中国史的地位，反对欧洲中心论。一是中国史不得列为世界史之外，在世界史中应占有一强有力位置；二是不再像以往那样笼统称为“史”，更不能以朝代命史应与“英国史”、“美国史”等相并列。中国是一个以平等身份与西方结合的整体这样其结果既不是纯粹的东方也不是纯粹的西方文明，真正是“远近大小若一”的太平盛世，“世界史”概念的引入使中国史的主线变成一步步走向更大空间并最终参与推动世界历史的过程。总结了传统史学的弊病，从总体上说，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开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国民者”。④造这种弊病的原因，在于传统史学存在着“四弊”“二病”。

四弊是：一是“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说：“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固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得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所有鼎革前后之笔法。”

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梁启超认为，史学的价值体现在“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而传统史学家只知为朝廷作本纪列传，不知记述人群进化之事，不过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

三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梁启超认为，史学的作用在于“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而传统史学由于忌讳当朝统治者之事，“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因而史学变成“为若干之陈死人”而作的“纪念碑”。中国古代缺少民史，其原因“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梁启超提出了历史应该“为国民而作”的重要观点。

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梁启超说：史学贵在“勘破”“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的“原理”，“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以开启民智。而传统史书根本不能说明史实之间的因果联系，使人读了白费脑力，因此非但不能成为“益民智之具”，反成了“耗民智之具”。

“二病”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梁启超指出，中国的传统史籍浩瀚若烟海，其中塞满了“邻猫生子”之类无用的史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造成“中国史学知识之不能普及”；中国古代史家人数虽不少，但除了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等6人“稍有创作之才”外，其余的史家都缺少创新。梁启超肯定司马迁的《史记》“常有国民思想”，将项羽列入本纪，孔子、陈胜列入世家，作儒林、游侠、刺客、货殖等列传，“皆有深意存焉”；认为杜佑的《通典开创了制度史的体裁，而“制度于国民全体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⑤梁启超对传统史学“四弊”、“二病”的评析，无论是从历史观上着眼，还是从史学方法论上着眼，都包含着对传统史学为封建帝王服务、缺乏国民思想、不能反映全体国民的历史活动、不能起到有益民智的作用等方面的批判，始终贯穿着“民史”的观念。

其次，梁启超以近代“民史”观念批判了传统史学的“正统”论。梁启超对“正统”论做了深刻的理论分析指出了它完全是君主制度下的产物。因此，所谓“正统”实际上就是“君统”，是封建君主以“君权神授”到谬论欺骗、愚弄人民的工具。“正统”论的实质，“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动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梁启超指出，“正统”对中国传统史学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中国史学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在“正统”论思想引到下写的史书。“不过一家之谱牒”，只会荼毒国民的心灵。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要谈正统，也应当以民统代替君统，即使有君主也应当向英国、德国、日本等君主立宪国家那样。

再次，梁启超以民史概念批判了传统史学的书法，梁启超指出，传统史学主要记载“君主与其臣妾交涉之事”，而其书法，是看其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当时的君主，有利于君主则谓之功，谓之善；凡是者则谓之罪，谓之恶。其最所表彰的评价并没有客观公正的标准。同样的叛逆行为成则履九五而遂享神圣之号，败则夷三族。这是惟权力是视，根本没有正义可言。他还强调，他并不反对史学有“书法”，但是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有新的标准。

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处处可见“民史”思想的踪迹，透露出强烈的民主主义的气息，表明他已经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有政治领域引入史学领域，并自觉地用以指导历史研究。这种批判是前时期“民史”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是其他时期不能比的。这不仅为“民史”思潮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也为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奠定了资产阶级史学的性质。

（四）梁启超史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和特点

梁启超自幼受着传统的封建教育。十五岁以前读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和段、王训诂之学，尤其是进入学海棠后，更系统地接受“旧学”训练，在治学方法上受乾嘉朴学影响，他的史学理论中不少治学方法，就是吸取了乾嘉考据学。1890年，梁启超应试不第，回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并见到一些江南制造局所译西书，由此稍知世界之事。是年秋，改从康有为问学，开始走上一条以经世为目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与典章制度，同时涉猎“译本西籍”，兼吸西学的治学道路。这种以传统经史之义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思想，成为梁启超治史的重要特色。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阅读大量西藉，许多“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思想为之一变”。⑥同时他表示要与封建“旧学”决裂，走近代资产阶级学术道路。反映在他的史学思想，以吸收“西学”为主，确立了他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并积极用于史学研究。

综上所述，梁启超史学理论的学术渊源，是以西方近代史学理论为主，并改造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的观点二建立起来的。

他的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主要表现为多元论和多变性。“中西杂糅”是其多元论的主要思想根源。多元论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的，一方面，他受当时西方社会学中有机论和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关。企图从制约历史发展的多种因素、特别是从心物两者力量的限度中，去找历史的因果联系和发展趋势。梁启超史学理论多元论的特点，固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史学理论的软弱性，但梁启超的思想较之某些一味以精神思想去解释历史的唯心论者，其眼光毕竟要开阔些，这也是治史能取得较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多变性是梁启超史学理论的另一特点。追溯一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的发展，至少经历三次大变化。20世纪初，他一心向慕西学，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创立“新史学”，所论英雄业绩和国家民族兴亡的历史，都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解释。辛亥革命后，他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一变而求中西结合，既寻求历史的因果联系，亦肯定“据事直书，其义自现”的旧“正规”。五四以后，专一发扬光大新老传统，赋旧史学以新意为主题，明显表现史学思想的倒退。从表面上看，这种多变性，与其史学理论的多元论有一定的联系，但实际上，却是他处的时代、社会和阶级在史学理论上打下的深刻烙印。梁启超史学理论的多变性，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共同特点所规定。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是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意识形态，一方面，它始终带有浓厚的封建文化残余；另一方面在吸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时，因整个过程十分短促，往往囫囵吞枣，缺乏认真的消化和选择，以致形成一种新旧杂陈、中西糅合的不协调体系。

从近代以来许多史家一直追求史学的社会功能，西方史地学、边疆史地学甚至包括元史研究，无一不是与这一史学致用宗旨紧密相连的。维新派宣传社会进化论也是与变法图强与实现其政治经济要求分不开的。新的史学观点从酝酿时期就反映出浓厚的现实性，而梁启超史学观点则集中地表达了这一特点。⑦他非常强调历史应为现实服务，起到“广民智，振民气”⑧的作用，他主张历史应以今为主。所谓为现实服务，一是为资产阶级政治目的服务，一是发扬爱国主义。他所提出的新史学体系紧紧围绕以上两个现实目的而展开。史学的民族性是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史学也是探索民族国家发展史的。必然会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揭示中华民族沦落与振奋的经验教训。这种为现实服务的史学功能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资鉴特点，又以新的时代任务与民族主义思想加以糅合、升华，成为近代史学一个重要特点。

结语：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理论，尽管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尽管多源于西人西史之说，但他通过中国史学家的评述并结合改造“中国之旧史”的明确目的而提出来，在中国史学尤其近代史学的演进过程中，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古代史学在清代后期之延续的结束和转折。从此中国史学走向了近代化的大门。显示了中国有识之士期望通过史学思想的转变来挽救中国贫苦落后的局面。从梁启超的维新变法的政治救国到文化救国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的层次渐进救国道路。没有任何一种史学思想能取代它在中国史学冲破旧史学的坚冰式的束缚和开启现代史学的航道作用。对中国20世纪的史学走向起了引领和导向作用。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彪炳史册的深远意义。

备注：我很钦佩马老师您的人品和治学思想，在校园里您总是和我主动打招呼，让我受宠若惊，这样平易近人让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多方打探才得已加入您的qq和朋友网。本论文是我经过长达数周的搜集史料和筛选才酝酿成的。是我大学写论文投入精力和时间最多的一篇，这样才能对得起您的辛劳。

参考文献：

①李泽纲《史学通论》第1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②《论语*述而》

③《论语*八侑》

④《饮冰室合集*文集》9，第2页。

⑤《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5页。

⑥梁启超：《三十年自述》，《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8页。

⑦马金科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第18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⑧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页。

中国史学思想史课程论文

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

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年级：2010级 专业：历史学（02班）姓名：于会刚 学号：1011114082

第三篇：《当代史学思潮研究》书目

《当代史学思潮研究》书目

1，《美国与中国》 费正清 2，《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柯文 3，《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导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导论，均参见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4，《文化、权力与国家》

杜赞奇 5，《乡土中国》《乡土重建》

费孝通 6，《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王铭铭 7，《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科大卫、刘志伟）《历史研究》2000，3.补充阅读：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8，《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爱情、家庭和私人关系》 阎云翔 9，《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孔斐力 10，《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

罗威廉 11，《上海罢工》

裴宜理 12，《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王笛 13，《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

萧邦奇 14，《空间 记忆 学术转型》（导论）杨念群 15，《中层理论：东西方汇通下的中国史研究》

杨念群 16，《汪晖自选集》（导论 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五四”启蒙运动）杨念群：《从“五四”到“后五四”》 17，《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帝国与国家卷）汪晖 18，《士与中国文化》中《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及《道统与政统之间》两篇，余英时。补充阅读：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19，《经学、宗族与政治：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

艾尔曼 20，《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王国斌 21，《唤醒中国》 费约翰

第四篇：史学谦致辞)

在克东一中建校六十周年庆典大会上的致辞

史学谦

（2010年9月15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校友，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 九月的克东，秋高气爽，物景相怡。今天，我们相聚在兢山脚下，共同庆祝克东县第一中学六十华诞。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全校3500名师生员工，向今天莅临的各位领导、嘉宾和校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学校历任老领导、离退休老教师表示崇高的敬意！向长期关心和支持一中发展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朋友以及国内外校友致以深深的谢意！

六十年，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段，斗转星移间的一段记忆。而对于克东一中来说，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六十年。克东一中始建于1950年，校址在一完小院内，受省教育厅直接领导；1952年学校更名为黑龙江省克东初级中学；1953年学校行政归县级领导，更名为克东县初级中学；1958年，经批准升格为完全中学，正式更名为克东县第一中学。从建校之初到蓬勃发展的今天，无论学校规模、办学条件，还是学校管理、教师队伍，以及教学质量、办学层次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中学由最初的1个教学班、50名学生、3名教师发展到现在的56个教学班、3300名学生、200多名教职员工；学校也从最初的仅有12间校舍，发展到现在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教学楼、科技楼、图书馆、1

体育馆、宿舍楼、体育场等设施一应俱全的现代化高级中学。

沧桑砥砺，春华秋实。六十年的励精图治，凝炼出坚韧不拔的“一中精神”----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以海的胸襟、山的信念，大力践行“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奋斗目标；六十年的拼搏进取，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治学方略”----“以人为本，追求卓越”，大力实施“当名师、考名牌、创名校”的“三名”战略，“以实践真、干事创业”已经成为一中人不变的行为准则；六十年的勤奋求实，铸就了一中人与时俱进的可贵品质----摒弃“等、靠、要”思想，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开门办学、博采众长，推动了学校建设向多元化、人文化和开放化转变，促进了教学质量的大幅提升。2010年高考二本进段率达47%，创历史新高，600分以上考生达10人，2人进入全市前十名，我校高考名列九县前列，实现了质的飞跃。学校先后荣获中国西部教育顾问学校、国家级科研先进单位，省级文明单位标兵、省卫生先进单位、省绿色学校、省花园式学校、省依法治校示范校、省“双全”学校、省电化教育甲级单位等多项殊荣。

六十年风雨浸润流岚岁月，六十年峥嵘彰显拓荒历程。从首批师生用辛勤汗水和集体智慧为一中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开始，几代一中人前赴后继，艰苦创业，把自己的智慧和全部心血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史文元、赵勇令、庞桂新、田积贤、张宝林、姜志文、张春波、王世华、姚强等历任校长为学校的发展殚精竭虑、无私奉献，才铸就了克东一中今天的辉煌；王庆书、等一大批名师立足教坛、默默耕耘，为国家、为社会培育了一批批高素质人才。克东一中记过感谢你们！

今天的克东一中桃李满园、英才辈出。12万名毕业生中有共和国将军、有神七功臣、有政界名流、有商界巨子，也有普通的劳动者，你们把青春和激情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去，为国家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母校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母校为你们骄傲和自豪。一中的莘莘学子也怀着对母校的深厚感情，时刻关注着学校的发展，以各种方式积极回报母校。母校也绝不会忘记你们！

回首过去，我们深深感到：克东一中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得益于省、市、县各级领导的悉心关怀和精心指导，得益于广大校友、兄弟院校和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和大力支持，而且更得益于全县人民的殷切关爱和几代教职员工的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特别是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先后投入5500万元扶持一中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学校的办学实力；哈三中、哈师大附中等名校与我校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名校联谊、资源共享，为学校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克山一中、五大连池一中等学校与我校开展了六校联谊活动，实现了优势互补、共同提高；市电业局、等单位和飞鹤乳业、腐乳集团、海昌生物技术、世一泉等知名企业，给予学校无私援助和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全校师生向各位领导、各界朋友的关爱和对一中的贡献再次表示衷心感谢！

拼搏创业六十载，继往开来谱华章。克东一中过去的六十年，是自强不息、薪火相传的六十年；是英才辈出、声名远播的六十年；

更是承前启后、再铸辉煌的新起点。今天的一中人，将以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宗旨，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注重提高教育质量，不断增强学校的核心凝聚力、辐射影响力，提升学校的内生增长力和持续发展力，全力打造中国北方名校，用一中人的智慧和汗水，描绘未来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最后，衷心祝愿各位领导、嘉宾身体健康，万事顺意；祝各位校友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祝全校老师们、同学们节日快乐、一帆风顺！

谢谢大家。

第五篇：史学论文写作

《史学论文写作》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情况

1．学分：2

学时：32（理论学时： 32 实验学时：0）2.课程类别：专业限定选修课 3．适用专业：历史学 4．适用对象：本科

5．先修课程：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史学概论 6．教材与参考书目： 教材：

本课程无教材，教师自编讲义授课。参考书目：

1.王力、朱光潜等：《怎样写学术论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2．王乾都主编：《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3．张积玉主编：《学术论文写作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4．叶振东等主编：《毕业论文的撰写与答辩》，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5．王连山编著：《怎样写毕业论文》，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

二、课程介绍

《史学论文写作》是一门专业理论与实践课。它是历史学专业课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门课，是对历史学专业本科生的一次最终专业训练与考验，要求学生能够把四年所学的历史知识与技能转换成果，这是一次实践机会。

本课程按此介绍学术论文情况、学术论文写作内容，然后在讲授史学论文的具体指导内容，即史学论文选题、信息查询、材料收集、提纲编写、论文写作、论文修改与调整、论文答辩等过程。

《史学论文写作》，通过对此介绍，以便使学生了解史学论文写作程序，同时，对如何写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他们写作水平的提高有着很大的益处。另外，进而指导学生如何学习，也是对他们能力的一次培训。

本课程通过对史学论文写作程序,写作方法的讲述,通过对范文示例的评析以及适当的写作实践,使学生逐渐了解史学论文选题的原则，掌握查阅史学信息与文献资料的方法，熟悉史学论文的基本格式和写作规范，培养对史学研究和史学论文写作的兴趣。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做好毕业论文的选题工作，写出初步的选题或开题报告,为该课程结束后进行的毕业论文写作做好准备。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

三、课程内容、学时分配及教学基本要求

导 言（共2学时）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史学论文写作的意义（1学时）

知识要点：论文写作是历史系合格大学生的基本素养或素质，史学论文写作对求职、深造及从事其他工作的影响。

第二节 史学论文写作的目标和要求（1学时）

知识要点：史学论文写作的目的，史学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好的史学论文的标准。

教学重点：史学论文的作用。教学难点：史学论文的基本要求。

（二）教学基本要求：

使学生掌握史学论文写作的基本特点，理解好的史学论文的标准，了解史学论文写作的意义、目的等。

第一章 史学论文的分类及其特点（共2学时）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史学论文的分类（1学时）

知识要点：分类之一——表达方法：论体、评体、记体、考体、释体、商榷体等，分类之二——专题内容：中国史、世界史、地域史、断代史、史学理论等。

第二节 史学论文的特点（1学时）

知识要点：严格的史料和事实依据，大量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教学重点：史学论文体裁。教学难点：史学论文的特点。

（二）教学基本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了解史学论文的类型和特点。

第二章 史学论文的选题（共8学时）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史学论文选题的意义和作用或者价值（2学时）

知识要点：选题可以规划文章的方向、角度和规模，弥补知识的不足，选题决定论文的价值和效用，合适的选题可以保证写作的顺利进行，选题可以调动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

第二节 史学论文选题的途径和方法（6学时）

知识要点：从专业课程的学习、体会中形成论文选题，从学科发展的前沿直接选题，从现实课题中获取选题，从自己的学术兴趣获取选题。教学重点：史学选题的途径。教学难点：选题的适度。

（二）教学基本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了解史学论文选题的意义和应注意的问题，并进行选题练习。

第三章 史学论文的基本结构和提纲的编写（共6学时）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史学论文的基本结构（2学时）

知识要点：标题的要求，正文：序论、本论、结论，附件。第二节 论文提纲的编写（4学时）

知识要点：拟定提纲的意义，编写提纲的方法。教学重点：论文提纲的编写。教学难点：论文提纲编写的方法。

（二）教学基本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了解史学论文的整体结构和提纲编写的要求和方法，并进行史学论文提纲写作练习。

第四章 史学论文的撰写和修改（共10学时）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史学论文的撰写（5学时）

知识要点：史学论文撰写的顺序和原则，史学论文撰写的方法史学论文写作的语言和文风。

第二节 史学论文的修改（5学时）

知识要点：史学论文修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史学论文修改的范围，史学论文修改的方法。

教学重点：史料收集。

教学难点：史学论文的修改方法。

（二）教学基本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了解史学论文写作和修改的基本方法，并进行史料收集与史学论文修改练习。

第五章 史学论文的格式要求和其他技术性问题（共2学时）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史学论文写作的格式要求（1学时）知识要点：论文摘要，关键词。

第二节 史学论文写作中常见的技术性问题（1学时）

知识要点：引文、注释、图表和参考文献，数字和标点的用法。教学重点：史学论文书写规范。教学难点：史学论文写作中常见的技术问题。

（二）教学基本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了解并熟练掌握史学论文的格式和其他一些技术问题。

第六章 历史学毕业论文的指导与答辩（共2学时）

（一）教学内容：

第一节 历史学毕业论文的指导（1学时）

知识要点：历史学毕业论文指导的必要性，指导教师的资格和职责，毕业论文指导的内容和方法。

第二节 历史学毕业论文的答辩（1学时）

知识要点：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和意义，辩程序与注意事项。教学重点：毕业论文的程序。

教学难点：毕业论文的答辩注意事项。

（二）教学基本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了解握论文答辩的过程和技巧，并理解毕业论文指导的意义与作用。

四、课内实验、实践环节及要求 无

五、考核办法 1.考核方式：考查 2.考核形式：论文

3.成绩核定：课程成绩＝平时（10％）+期中（20％）+期末（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