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口述史学研究综述

第一篇：近十年来中国口述史学研究综述

温大历本光头佬

近十年来中国口述史学研究综述（2003—2013）

摘要：近十年中国口述史学研究发展迅速，已经从一新兴学科崛起为一门成熟的学科。近十年口述史学研究方向日趋多元化，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传统史学范围。在史学整体化和大众化发展趋势的浪潮中，口述史研究成果呈现也日渐丰富。本文试就十年中国口述史学研究方向，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成果做系统总结论述。关键词： 口述史 研究方向 研究领域 学科特点 发展现状

1948 年哥伦比亚大学设立口述历史研究室 ,标志着口述史的诞生。今天 ,口述历史研究室已经遍布世界各国 ,口述史学蓬勃发展。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口述史料在历史历史纪实著作中大量使用，有关口述史的学术理论及实践指导书籍大量问世，口述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国内兴起，有力冲击了传统史学研究。特别是到21世纪，口述史研究日趋规范化和专业化，研究视角不再单一浅显，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方向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口述史的生成方式和呈现形式日趋多元化。口述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走向成熟。本文就2003-2013年十年间中国口述史学研究成果按其不同类别做一大致分类，主要分为六个部分进行论述：现代口述史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特点；口述史的生成原因与形式；口述史资源的档案化；口述史资源的展示与呈现；口述史的现实应用与价值；大陆口述史发展现状及主要问题。

一、现代口述史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特点

口述史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何谓口述历史？从内容上来说，口述历史主要是指非亲历者或知情者写作的历史回忆录，但又有别于回忆录，它是由历史研究工作者和爱好者在采访当事人的基础上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能够揭示一些文献资料所缺少的而又具有较高可信度的史实。从而不仅可以让人们多了解一些历史真相。而且可以使历史研究的成果更加接近历史事实，更具有科学性，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口述历史研究是研究者基于当事人的采访，并结合文献史料，对当事人的生平或某一相关事件进行研究，也可以说是田野史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它必须走出书斋去做大量的采访和调查，在采访和调查中还可以获得散落在民间的史料，获得研究的新线索。从而扩大史料搜集的范围和研究的视野。从形式上来说，口述历史是文献历史之外的另一种历史表述，也具有两者互补、互动的意义。此外，在文字表达上，口述历史一般比较口语化，比较生动活泼，比较为读者所喜闻乐见，从而使历史学更加多样化，更加贴近读者，贴近社会，进一步繁荣和丰富历史学。

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的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它的学科涵义上来说，具有比较明显的历史学二级学科的特点。

第一，它的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研究对象，从总体上来说，当然与作为一级学科的历史学是一样的。但是它又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对象，也就是以某一当事人口述的亲历历史或生平经历为研究对象，而有别于一般史学以文献史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相对于一般史学，口述史学是另一种史学。口述历史的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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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类同于目前已设立的历史学中的各种二级学科，即各种二级学科之间既有交叉又有区别，各二级学科都不能包含它，即使是与之关系较近的史料学也不能包含它，因为史料学所讲的主要是文献史料，而口述历史所讲的是口述史料，且不仅仅是史料，还包含如何利用口述史料进行史学研究的问题。

它的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口述历史研究不仅需要有一般历史研究的知识和方法，而且需要独有的知识和方法。如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计划对当事人进行采访，在采访的过程中需要协调与被采访对象的关系，恰当把握被采访对象的心情，激发被采访对象的记忆，帮助被采访对象如实说出所经历和所知晓的史实；还需要运用各种现代媒体进行史料采编；对采访到的资料需要有不同于文献史料的整理和保存。这些都是一般历史学和史料学不能所及的。

它的内容范围的广泛性。口述历史建立在各类当事人和知情人讲述各种史实的基础之上，因此它所涉及的内容范围构成是相当广泛的。在纵向构成方面，口述历史可以涉及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横向构成方面，口述历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将继续面向上层和精英社会，而且正在向下层民间社会扩展，它所覆盖的领域包涵着政治史、人物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等各个专门史和各种方志。口述历史的这种内容范围构成，既跨越了所有的专门史，也不能为现有的任何一个历史学二级学科所包涵。第二，第三，二、口述史生成原因与形式

口述历史的起源于生成有其自身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类的口述传统。口述史学有它悠久的传统。了解这种传统及其延伸 ,将使我们对于现代西方口述史学 ,对于它的发展进程中的困难 ,以及它的未来前景 ,会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史学发展的历史 ,可以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与史诗谈起 ,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史学史从神开始 ,人们最早认为神创造了世界和历史 ,而跟神交通的人 ,即那些宗教家 ,是最早的历史学家。

其实 ,口述史学史也是这样。在邈远的洪荒年代 ,在文字发明之前 ,神、巫与诗人可说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那时 ,一个氏族的诗人 ,就是这个氏族的历史档案库。诗人们可以将神或巫作为抒发情感的媒介 ,祭神巫祝 ,行咏歌手 ,正是通过世代的口耳相传 ,在神话传说或英雄史诗中 ,为后世保存了原始先民最初活动的记录。于是 ,就有了十口相传为“古”的说法。这在世界各个民族与地区 ,都大体如此。

我们以中国为例。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多为英雄人物 ,它大抵反映了原始先民对自然界进行斗争的故事 ,也有一些是反映氏族部落间原始战争的。其中前者流传至今甚多 ,如治水的故事。当然 ,神话传说中最著名的治水英雄 ,当数夏后氏的禹了。关于氏族、部落间战争的传说 ,尤以黄帝蚩尤之战最为著名。

这些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 ,不管在具体事件上的真实性如何 ,但总的看来 ,却是原始社会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折射，从中也可依稀看出一些原始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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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对英雄人物的颂扬是原始先民传述历史的一种最古老的形式 ,也是一种最古老的口述历史。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文化渐启 ,文字既出 ,各种文献资料也纷纷出现 ,这就开始了用文字记载历史。然而 ,此后的古代历史学家 ,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 ,在历史著述中 ,口述历史仍是记述历史的重要方法 ,时愈古而愈显其重要性。我们这里以古希腊杰出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公元前 460-前 396)撰写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例。为了写作这部著作 ,修昔底德也继承了希罗多德的传统 ,大量采用口碑史料。他奔赴各地 ,进行实地考察 ,尤其重视当事者的口述 ,并从事件的目击者那里取得可靠的材料。

只要历史学在发展 ,口述史学悠久的传统就不会被湮灭或阻塞 ,历史学家总是不断地“发现”它 ,运用它 ,直至现代口述史学运动的崛起 ,以及口述史学的现代复兴。

所以，综上所述，口述传统在口述史的起源、建构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人类一以贯之的口述传统，才会有现代口述史的复兴，才会出现现代口述史学科。

三、口述史资源的档案化

1、口述档案的概念：“口述档案”这一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初才出现的，根据《档案术语词典》，口述档案是指为研究利用而对个人进行有计划采访的结果，通常为录音或录音的逐字记录形式。用档案定义的标准，也可以通俗地将其理解为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科技文化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有事件当事人或事件亲闻者口述的，以标准方法采集的各种文字、声像形式的历史记录。

2、口述档案的构建、编纂：

(1）树立口述档案意识。口述档案工作在国外的开展已相当普遍, 就连肯尼亚、津巴布韦、斯里兰卡等这些发展中国家也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更需用口述史料作为撰写历史的补充、印证, 使之与文字档案相辅相 成, 相得益彰。(2）、制定口述工作计划。计划性是口述档案工作有别于其它类别档案工作的一个显著特征。各级档案馆必须在充分了解馆藏和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制定出可行的专题计划。这一计划应该是有重点、有目的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的。(3）开展口述访谈工作。开展口述谈访工作首先要做好周密的准备, 即对每一位受访者的相关资料进行搜集和研究, 拟出访谈大纲, 确定访谈内容和法律协议书, 准备好各种录音和录影器材。以便在访谈时抓住重点并有序地开展工作, 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访谈中的盲目性。

3、口述档案的价值：(1）弥补历史。就历史档案的广度而言, 我国文字档案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人类的活动无比丰富, 本当相应地形成十分丰润、厚实 的历史记忆, 但令人痛心的是战争、灾害、人为的破坏给历史档案带来的散失触目惊心,形成了令人遗憾的空白点, 因此, 文字档案的大量散失急需口述档案予以补充。(2）印证历史。史学研究的客观性问题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国际史学界的“ 老大难”问题, 但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 修史工作连同历史学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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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都要受到统治者的制约, 因此, 以往的历史研究往往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口述档案的建立为之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契机。从广义上说, 口述档案工作的目的是印证和重视历史, 而非让史学者去解释历史。构筑历史的真实足迹仅仅依靠现有的馆藏档案和一些实物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 两者必须相互印证, 才能够真正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3）鉴别历史。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小萌认为: 鉴别历史文献, 一种是把它与历史事实相对照, 从逻辑推理上, 相关资料研究上去判断它的价值;一种就是通过当事人的口述来鉴别。有很多历史事件的文献, 经过和许多当事人的口述一对照, 马上就发现问题。

四、口述史资源的呈现形式

1、口述史资源与图书馆：

(1）口述史在现代图书馆资源建设中的作用：

1)口述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 口述历史完整地再现社会发展轨迹 , 弥补了正史的不足。口述历史是面向人民大众的历史 , 更注重的是对普通人历史的记载 , 更重视普通人的社会生活经历。立体地再现了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 , 而不再仅仅囿于官方的、经过增删过的书面史料 , 对于社会、历史工作者来说是充分挖掘埋藏在社会下层的、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的重要途径。

2)口述史料是图书馆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献资料是社会在物质、文化和社会运动等方面包括自然界本身所遗留的记载和遗迹 , 按其所依托的载体可以分为三大类 : 一是文字史料；二是文物史料；三是口述史料 , 主要指经过口传或为后人记录成为史料的民间传说、社会歌谣、历史人物讲话、录音录像以及访问调查的原始资料。

（2）图书馆口述史工作的伦理问题： 1）： 口述历史伦理的概述：口述历史伦理 ,主要是指口述历史活动或行为过程所涉及的道德关系和口述历史工作中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它不仅包括口述历史活动主体的道德品质和修养 ,同时还包括口述历史活动的道德观念、工作模式的道德准则、口述资料整理和利用的社会道德评价等等。

2）：口述历史伦理资源建设中的伦理冲突表现：口述历史由于涉及口述者对其他人或事件的见解 ,不可避免会涉及他人隐私与是非的争议。其实 ,在做口述历史的过程中 ,最常见的问题是一些受访者的遗忘和虚拟事件的细节 ,加之受访者自身立场的限制 ,视野的局限以及个人难免的感情色彩 ,其叙述不可避免的会与历史本身有出入 ,有些遗忘属年深日久 ,记忆出现偏差 ,是无意识的 ,也有些却是选择性的失忆。至于虚拟 ,有些是出于某种动机的故意编造 ,也有些是为显示自己见闻广博的炫耀。受访者口述的内容有时必然掺杂当事人自己片面、单方面的认知 ,甚至有些仅仅是为讨好采访者 ,惟恐他会空手而归 ,编造事件事实。凡做访谈者无不备感恼火的 ,是在受访人见到自己的陈述变成文字以后 ,往往会对其中很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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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拒绝承认 ,甚至亲自捉笔一改再改 ,而他们所不肯认可的 ,往往正是口述中最精彩最鲜活的部分。将涉及隐私或政治上的顾虑排除不论 ,这也多是受访者长期生活于官方语言的笼罩之下并自觉向其靠拢的表现 ,结果却是采访者的一切努力前功尽弃。而与此矛盾的却是 ,对于图书馆来说 ,口述的声音最终要变成馆藏 ,否则这种口述便不能实现它在学术上和社会上的价值。受访者的虚拟虽然是个人行为 ,他在叙述时可能未考虑到其叙述的内容是否有诽谤他人、揭露他人隐私、泄露国家秘密的可能性 ,而图书馆的口述历史工作人员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能很好把关 ,很可能会导致口述资料存在毁谤侵犯他人隐私等伦理问题 ,甚至会涉及法律责任。

（3）：图书馆口述史的著作权归属：

由于口述历史以口述为基础 ,由口述者完成 ,但实际上口述一般由访谈者和访谈对象共同完成 ,二者既相互联系 ,又可以相互独立存在 ,因而此处还涉及到口述资料著作权的最终归属问题。

2、口述史资源与博物馆：

（1）： 促进诊释方式和诊释主体多元化：传统展览的诊释主体往往仅限于设计人员，而作为展览的策划和制作者他们并不重视与现场观众的深层互动。其难以突破的局限是,观众所看到的仅仅是静态的展品和文字,所观所想者也只是展品的外部特征及其表层意义,而蕴于其中的一些更为重要的

信息则渺不可得。而从现代意义而言，博物馆展览是一项艺术诊释活动。为了更好地诊释展览理念、展品内涵、外延以及存有争议的问题,西方许多历史博物馆将口述历史录音和抄本摘要整合到展览中。如,美国史密森学会中的绝大多数博物馆都成功收藏了为数不菲的口述历史访谈,并以录音和录影的方式将其展示给参观者,从而使口述历史成为展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解读关乎展品的社会历史情境：作为固化了的历史遗存,展品似乎只能见证“是什么”,而不能诊释“为什么”再者,就展览规律而言,历史背景的过 多铺叙,极易流为教科书式的刻板叙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博物馆展览必然要放弃因果联系的探 索。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口述历史的博物馆

化,或可为此另辟蹊径。一些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史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他们认为,剖析口述历史的产生背景及其创作者、传播者的心路历程,不仅能够层级透析蕴含其中的历史真实,而且还能揭示更为深刻 的世事变迁根源。同样,口述历史的博物馆化,也可起到解读展品赖以存在的社会情境和社会根源的作用。

3、口述史资源与大众传媒：

现在许多优秀的口述历史影像作品，都充分挖掘、利用了口述历史和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媒体的共同特征，受到好评。电视新闻节目，特别是访谈类节目，和口述历史的结合是一种很自然的方式。这主要是因为：第一，访谈类电视节目和口述史都擅长和主要依靠人物访谈。第二，目前口述史料的保存介质和传播媒介除了录音、抄本以外，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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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地开始运用影像和网络，这就为电视介入口述史提供了便利条件。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媒体认识到口述实录也是一种新闻表述方式，开始运用口述实录的方式来进行采访。在寻找和挖掘题材方面，许多媒体在访谈和记述中也更关注当事人在历史条件下的生活细节，他们也认识到让当事人自己“说话”是最有真实感也最有感染力，可以见微知著和以小见大，展现那一段历史和那一代人。因为如此，他们的历史叙述常常带有丰富情感，这比历史文献呈现的历史更生动、更鲜活，更容易感染人。口述实录的新闻讲述方式增强了报纸的可读性和电视的收视率。老百姓喜欢这样的形式，因为这种口述实录的方式，以当事人口述的形式，让人觉得更客观、更真实、更可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媒体接触口述历史，也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节目。

五、口述史的现实应用与价值

1、口述史与历史记录视角：

(1)口述史与中国史记录：

1)口述史与中共党史：借鉴口述史学有助于党史研究找到新的视角 ,可以有力地促进党史研究。口述史学是主张“自下而上地看历史”的 ,而目前的党史研究可以说是深受传统史学的影响 ,主要是“自上而下地看历史”。以往的党史研究 ,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史、军事斗争史、党的建设史和思想史等领域 ,还有就是党的领袖的生平与思想研究。对于普通党员群众在党的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 ,人民对党的认识的转变以及对党的政策的反应 ,党所领导的经济建设等方面 ,则着力较少。党史研究 ,应该突出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作用。具体而言 ,就是应该研究人民群众 ,研究党的队伍中的“小人物”,即下层党员和干部 ,应该研究与共产党合作过的人的活动。以往的党史研究对这些方面的关注是不够的。而口述史学恰恰是在“总体史”和“新社会史”勃兴的背景下兴起的 ,对于社会史当然也就倾注了更多的热情 ,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2)口述史与抗战史：

A． 抗战口述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用口述方法搜集、整理抗战史料在内地早已开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20世纪 80年代初 , 整理和出版的大量有关近现代中国革命和社会变迁的史料中 , 便包括今天所说的口述史料。20世纪 80年代特别是 90年代以来 , 抗战口述史研究开始蓬勃发展。究其主要原因 , 一是当代西方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在内地的广泛传播 ,为它的发展提供了科学和系统的方法论 , 学术界开始将抗战口述史研究作为独立的学科来建设。二是日本军国主义复兴、日本教科书事件和日本首相等高级政府官员不断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和事件 , 激起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对日本侵华史的强烈关注和研究。

B． 抗战口述史学的特点和价值：第一 ,抗战口述史在历史认识方式和研究方法上开创了抗战史研究的新模式 ,并因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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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具有独特的史学社会价值。第二 ,抗战史口述史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这是抗战口述史学受到史学界高度重视的根本原因之一。抗战口述史料具有口述史料的一般特征。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相比 ,具有直接性(一手资料)、具体性、真实性等特点 ,这是口述史料的重要特征和价值所在。抗战口述史料无疑也有这些特征和价值。

3）口述史与文革史：

A．口述史方法有助于充实“文革”史研究的史料来 源。“文革”时期是到目前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最为特殊而敏感的一段时期，其结束迄今不到 30 年时间，即使以起始时间计算，也不到 40 年，这就造成“文革”史料的三个特点：一是史料搜集与整理工作开展的还不够很充分，就现有史料来看，大部分仍然集中于政治史和党史方面；二是档案开放程度还极为有限，很多档案史料一般研究者还很难企及；但也有有利条件，即第三点，很多亲历者还健在，非常有利于口述史料的搜集。B．口述史方法有助于拓展“文革”史的研究视角。“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的性质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早已做出了正式结论，但很多专家、学者和普通亲历者并没有就此结束对“文革”的继续认

识与反思，回忆“文革”的文章、书籍，研究“文革”的论著都很多。

（2）口述史与少数民族史：

1）口述史把民族史的研究推及到普通民众中去,反映了他们的心声。这符合历史学贴近现实、走向大众的发展趋势,正如保罗·汤普森在《过去的声音口述史 》中所说“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 ”不论地位、文化程度高低,每个人都有机会叙述他所知道的历史并发表个人的看法,这就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多层次、多侧面的视角。

2）口述调查可以获得“原生”材料。我国的少数民族多处在偏远地区,经济文化相对不发达,历史上许多民族无自己的文字或者文字出现得较晚。相应地,民族文献史料也较为欠缺。民族的历史主要通过口头的方式代代传承。调查者通过有意识的寻找,可以发现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使得口述调查往往具有“拓荒者”的性质,从而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

（3）口述史与妇女史：20世纪 80年代开始, 口述历史被女性主义者引用为一个重要工具, 以提取一直以来被忽略的妇女生活经验和故事。透过口述故事的补充, 她们希望将妇女的声音重新引介到历史的中心。结果, 经过不少学者的努力, 过去三十年有关妇女的传记、自传以及口述故事开始渐渐进入成为我们今日历史的重要部分。

女性主义者对于口述历史的重视, 来自对正统历史的失望, 因为它们不仅少有记载妇女的生活和故事, 更对妇女在历史中的角色存在有意无意地扭曲和贬抑。女性主义者相信口述历史可以更有效地保存妇女的声音, 填补传统历史记录的空白, 使不单是妇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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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体人类的历史更全面。再者, 因着它独特的资料收集和演绎的方法, 口述历史能更深入地开发女性鲜为人注意的生活部分, 通过来自不同阶层和社群的妇女所阐述的故事, 更有效地开发不同的妇女议题和展示其中的复杂性。

2、口述史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交流：

（1）在新闻史中，口述史运用更强调私人叙事对宏大叙事的霸

权的化解，将长期淹没的个体重新拉出水面，从而达到对历史画面的深层描绘。

（2）在人类学研究中，口述史学 作为其主要研究方式之一，在与历史学研究的交往中，它最突出反映了口述史学的“特点”（也可被称之为弊端）。人类学家们通过田野考察，明确提出要做历史学家不愿“屈尊”做的事翻历史学的“垃圾箱”。[8]口述史料的真实性问题在此存在最激烈的争论：真实可否是多重的？ 既有记忆外延的真实（集体记忆、无意识、潜意识层面的真实），也有内容的真实；或者是知道的真实与理解的真实；甚至是意志的真实与记忆的真实（即人类学家在取舍可靠史料中发现的“文化限定”）。

（3）在文学研究中，口述史学运用更突出地反映出其作为一场

场虚构世界对于真实的想象的本质从文学史层面上，中国小说具口述传统，自古以来由听入看的演变过程（唐德刚《小说与史学》）。

3、口述史与族群、社会群体、社会记忆的建构：

（1）口述史与海外华裔：

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学界，开始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史和亚洲史的热潮。单在当时哥伦比亚

大学历史系，就有三个大的研究计划：包华德主持的“民国名人传”计划；魏复古主持的“中国历史计划”；狄百瑞主持的“亚洲文明计划”。?在这一股中国史研究风潮下，以口述史视角研究中国近现代人物也开始出现。最

早从事中国近现代人物口述历史人物访谈实践者为美国著名驻华新闻记者罗拔・卜顿，他在1949年脱离新闻界后，从福特基金会中申请到一笔经费，采访了当时留在香港的中共早期创造者之一的张国焘。“工作经年，积稿数百页。这一份外人所不知的第一手史料，惹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

（2）口述史与山西移入民乡村：口述史是碎片化的历史，不仅有家庭生活的内容，也有迁移经历的回忆。这些成为广大山西移民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有些移民故事是家庭内代代传承的，当这些家庭史被反复讲述传承时，便具有文化象征的功能。

移入民口述史表现了在回忆基础上集体共通的历史感受，一方面是在宏大叙事中的日常生活史，揭示出历史洪流背后多样的移民人生。另一方面，利用口述史的资料，借以分析山西移入民村落类型转化中记忆层面的多重理解，移民在经过迁徙之后，如何定居在他乡异地，也就是说口述史对村落形成的意义是什么。（3）口述史与社会记忆：“与个人的记忆相比，社会记忆指的是关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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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集体观念。社会记忆包括象征符号和故事，它们帮助一个社区定义和解释在现实条件下如何记忆（或想要记住过去）过去。”公众历史是有组织的工作，其目的在提供民众既正确又有意义的历史，而口述历史正是达到这类目标的最当然的工具。公众历史与口述史关系密切，两者所吸引的工作者和响应的人士有别于传统史学著作所吸引的。实际上，口述史并不仅仅是言语表达，它还是社会操演，有具体的场景和听众，有具体时空的限制，有具体时空条件下的手势和表情。藏人的格萨尔，蒙古人的江格尔，柯尔克孜人的玛纳斯，以特殊的记忆形式进入说唱者的操演并不断加深、重现、重构或重造地方社会记忆。口述史与历史教育：

（1）口述历史教育的概念：口述历史教学就是把口述历史这样

一种搜集史料和研究历史的方法运用于历史教学当中的一种教学模式。

（2）口述历史教育的功能：

1）口述历史教学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许多学生习惯性地认为，历史课是教师唱独角戏的单向活动，学生的学习因而是被动的。我们不能否认，历史课堂，尤其是一些注重理论分析的课堂，如果授课教师讲课的艺术不是特别的优秀，往往会使课堂教学显得比较枯燥，课堂氛围比较沉闷，很难激发学生的兴趣，也不易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如果把口述历史引入教学，却能够把以往那种单向的历史知识传授变成一种充满活力、内容丰富的动态的活动。

2）口述历史教学能够拓展学生的视野。如今许多大学生

尤其是低年级的大学生，他们的思维习惯很大程度上还受着以前中学时代那种固定模式的影响，认为历史知识应该从书本上获得，书本上讲的就是金科玉律，所以他们的目光也难以跳出书本范围。这种埋头于书本的做法既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也束缚了学生的视野。而口述历史教学通过教导学生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周边环境，去寻找历史人物，然后面对历史人物去挖掘史料。在做这种口述历史的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接近自然，体验生活，探究事实真相，通过实践去感受丰富的田野知识，去领略这世间的人文情怀。这种口述历史的教学方法可以开阔学生的心胸，使他们开眼看历史。

3）口述历史教学能够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首先，可

以培养学生以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两方面为主的表达能力。其次，可以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口述历史过程中，从访问题目的设计、访谈中的问答、访谈后的文稿整理，都需要进行缜密的思考，故思考能力就这样得到了培养。再次，可以培养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口述历史一般是由三个人组成活动小组共同进行

4、温大历本光头佬 的，这一过程必须是小组中三个成员齐心协力才能完成，在工作的分配和某些问题的讨论中都要相互协调沟通，才能使工作顺利完成，故通过口述历史这一活动的进行，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也必然得以提高。

六、大陆口述史发展现状及主要问题

1、发展现状：利用口述史料写作和研究历史,在中国和海外都是古已有之,但口述史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却只能追溯到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在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与接轨的过程中口述史学闯入人们的视野。同时,由于运用口述史料 的悠久传统和口述史学灵活多样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使它很快被多个学科接纳。最近几年大量冠以口述史的出版物纷纷问世,以《张学良口述传奇》、《读书》2003年第10期发表有关口述史的系列文章以及以书代刊的《口述历史》的出版发行为标志,口述史成了备受人们青睐、似乎人人都可以谈上一谈的热门话题,正如《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忽然火了“口述史”》。这种境况带来了口述史的普及和推广,但同时对口述史的泛化和滥用也混淆了人们的认识。作为学术研究,口述史学的发展必须要有坚实的理论作基础,这既是学科独立存在的基本前提,也是它未来发展的动力之源。应该说,经过多年的实践,建设中国自己的口述史学理论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但就目前国内口述史学的状况来说,理论性的研究还相当薄弱。

2、主要问题：（1）介绍西方研究的多,具有独到研究的少。创立于西方的口述史学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为此,国内一些学者在引进和介绍西方口述史学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几部关于西方史学的著作中也有关于口述史学的介绍。另外,西方口述史学的理论性著作也陆续被翻译出版。然而,如同任何由西方传人 的现代社会科学学科都要经过本土化一样,口述史学要在中国生根,仅仅照搬是不行的。因为西方口述史学的理论、方法及规范等都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中的很多内容对中国并不适用。

（2）零星研究的多,系统研究的少。世纪年代以来在史学的几个重要期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探讨中国口述史学建设和研究的论文,较早的如杨立文中国口述史学》、钟少华《中国口述史学当议》,近年有杨祥银《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程献《口述史三题怎样采集和解读》、周新国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口述史学》、钟少华《呼唤中国口述史学腾飞》等等。这些文章或主要评说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状况,或对某些问题发表意见,对亟需理论指导的口述史实践来说,尽管难能可贵,但显然是杯水车薪。

（3）口述史学科定位不明,由此造成了目前学术界对口述史基本概念界定不清、学术规范无所适从的问题,进而阻碍了口述史学科的建设进程。有些研究成果用口述史之名,但并不把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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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作为最终产品。制作口述史的目标也不只是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而更多地是把口述史看成一种方法或手段。研究者一般不深究口述资料的真伪,也不严守历史学的规范,甚至并不在乎口述者说了什么,而是关注他以什么身份在什么场合与谁讲的,为什么这样讲,讲的背后有什么文化意义。

七、总结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口述史学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特别是学者们加强了对口述史学理论层面的研究，这对口述史学的学科建构和完善是非常有益的。但要看到还存在一些不足。目前中国口述史学理论架构尚未完全形成，全国尚无学术界认可的较为统一的学术规范、职业规范、法律规范，缺乏统一的全国口述史工作规范。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解决。

第二篇：近十年来学生英语听力研究综述

课程考核试卷（论文）（2014 —2015 学年第 2 学期）

课程名称：毕业论文写作指导 开课单位：外国语学院 考核年级、专业： 任课教师： 学生姓名： 班级： 学号：

一、论文题目：近十年来学生英语听力研究综述

二、写作要求

1.确定一专题，撰写文献综述；

2.文献综述条理要清晰，文字要通顺简练； 3.字数不少于1000字； 4.文献不少于20篇；

5.参考文献要符合外国语学院规定格式)； 6.字号用小四号，字体用宋体，行距1.5倍。

近十年来学生英语听力研究综述

随着时代和全球化的发展，英语变得越来越重要和普遍，成为了国内学生的必修科目。但在应试教育下，课堂教学和实际应用脱节,很多学生通过了英语四、六级考试,但毕业工作后却发现听不懂，也讲不出。根据二语习得理论，语言的输入是语言习得最基本的条件，没有语言输入就不会有语言习得，相比语言产出而言，语言接受对语言习得更具有根本作用，学习者正是从语言接受中归纳出语言规则，建构起语言系统，并形成语言能力的，所以英语听力十分重要，听得懂才能说得出。听力理解是有目的地运用储存在大脑里的原有信息对所听到的新信息进行选择、整理和加工的过程。听力是人们日常交流活动的核心（Morley, 1984;Rost,1990），是学习者获得可理解性输入的一个主要渠道（Krashen, 1981），但语言习得过程中却又容易被人忽略（Feyten, 1991）。该文通过中国知网收集了七十三篇文献，重点分析了近三十篇2006到2015年就如何提高学生英语听力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类与分析，比较完整地展示了英语听力研究的现状、影响听力的内外因素、提高的方法，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国外对听力理解的研究(1)听力理解交际学说

罗丝(R.S.Rose,1998)认为听与说是一个完整交际过程的两个方面,他提出一种交际模式,认为交际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即听与说是不可分离的。(2)听力理解三层面说

查理兹(J.C.Richards,1983)认为听力理解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找出句子中的命题；

确定谈话人的谈话意图；激活有关的知识。(3)听力理解二层次说

里弗斯(Rivers,1968)认为外语的听力理解包括两个层次的言语活动:辨认和选择。

二、国内对听力理解的研究 2.1听力理解的三层次说

舒云祥(1998)认为听力理解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或阶段,一个人的外语听力水平的提高基本上都经过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是语音识别、句子理解、语段理解。语音识别指处于这一层次人主要通过知觉加工对以听觉形式呈现的语言刺激进行初步的编码加工，这是听力理解的初级阶段；句子理解是指句子的理解过程是多种相互联系的心理活动的复杂结合；语段理解是指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听到的不是单个孤立的句子,而是由一系列的句子组成的语段。语段理解的基础是单句理解,但又高于句子理解。2.2听力理解的四层次说

章兼中、俞红珍(1998)则认为听是一种有目的的、主动的、积极的交际行为,听话者总是带着一定的目的或意图去获取信息,并对信息积极主动地加工处理,最后作出反馈。这四层次分别是认知语音、认知语句、判断分析理解意义、重构意义。

三、学生英语听力的理论基础 3.1听力的三种模式

英国语言学家理查兹(J.C.Richards, 1990)《语言教学大全》中认为,听力理解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自下而上模式的听;一种是自上而下模式的听。自下而上模式是指把听力材料当作语料意思的信息来源，理解过程的始发点是接收到有关语料,对听到的有关语料进行分析,直至把意思弄懂，自下而上模式的基础是听者的词汇和语法能力；自上而下模式指听者调动背景知识来理解所听语言材料的意思。交互作用模式是1977年由鲁梅哈特(Rumelhart)提出的,他认为听力是一个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加工相互作用的过程。3.2图式理论

图式思想从康德的认知理论,即把认知分为感性和理性知识作为重要来源,以后经皮亚杰(Piajet)和巴特利特(Bartlet)等人发展成为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图式理论。图式论认为,听者的听力能力由三种图式来决定: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修辞图式。语言图式指的是学生掌握的有关语音、词汇、语法、语用和语篇等方面的语言知识；内容图式指学生对听力材料主题和内容范畴，既与材料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程度；修辞图式指的是材料的体裁和篇章结构方面的知识；语 2

言图式是内容图式和修辞图式的基础。图式有助于听者考虑语境、排除歧义、准确判断。有助于听者对上下文的预测。3.3二语习得理论

整个二语习得过程是在情景交际中发生的,没有互动,二语习得就不会发生。交际活动有两种方式,Dulay Burt和Krashen(1982)认为目标语作为母语的使用者说,学习者听而不说作为一种交际方式。这是注重对语言学习者的信息输入的观点。但是,交际活动往往是双向的,因此目的语作为母语者的信息输入与学习者的信息产出是互相影响的。语言的学习首先具备周围的目标语言环境,然后感知到目标语言,可理解性输入,吸收,内化,最终才能输出。

四、影响学生听力的因素及提高听力方法 4.1学生情感方面的因素

总结发现，情感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四点，分别是学习动机、焦虑心理、课堂气氛和其他因素。学习动机来源于作者内心，如果学生想学、爱学对听力的兴趣点高，往往听力学习的成效就会很高。反之某个学生对听力不感兴趣，完全只是为了学英语而不得不听，那么听力学习的成效就会很低。因此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提升学生听力学习的动机正是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点的关键。焦虑心理，一般来说，听力好的学生往往在听力练习过程中身心比较轻松，而听力不好的学生在听力训练过程中往往表现出焦虑的特征。课堂气氛对学生的学习也十分重要，根据调查显示,生动、活泼的英语课堂氛围往往更能促进学生英语听力能力的提升，沉闷、枯燥的课堂氛围则会降低学生学习兴趣，学生听力能力难以提升。其他因素包括学生性格、不良的听力习惯等因素，这些因素均会对大学生听力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4.2知识方面的障碍

经过总结发现，影响学生听力的知识方面的因素主要有语音知识不足、词汇知识不足、语法知识不足、文化背景知识匿乏。语音是直接影响听力水平的重要因素。学会正确的发音、读音，既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英语，更加有利于学生的听力。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米做不成饭，同样的，词汇量不够，听力听起来就会觉得十分吃力，仿佛在听天书，要想提高英语听力，掌握足够的词汇量是十分必要的。提高英语的理解力才能提高英语的听力能力，而语法知识 3

是提高英语理解力的最根本的环节。只有提高语法的水平，才能听懂说话人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最后，基于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所以，想要提高英语听力，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尤为重要，因为在某些看起来一般的听力句子里面往往蕴含着浓厚的文化背景信息，如果不了解，就会误解而使听力出错。4.3学习方法方法的因素

根据总结，在这里将学习方法分为学习策略还有学习技巧。O’Malley和Chamot(1990)认为在二语学习中，学习者会使用几种学习策略：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社会和情感策略。元认知是认知主体对自身认知过程的认识，也就是说它是再认知的过程，是认知主体利用自己的认知知识积极的调节自己的认知过程。听力元认知意识也就是听力主体在听力过程中对听力过程的有效意识。简单来说，是学习者自身对于学习的计划、自我约束、管理等。认知策略是使外语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以认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简单来说，就是学习者利用所有可以帮助理解的策略，比如使用以前所学的知识等，去学习新的知识。社交情感策略包括合作学习、询问澄清、交流、自我鼓励、培养情绪等等，这些都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别人的长处，分享发现自己的不足，积极寻找解决的方法。学习技巧即提高英语听力的策略有自身准确的发音；加强英语词汇、语法及英语文化背景的学习；培养“ 读”“ 听”的良好学习习惯；“ 泛听”与“ 精听”结合, 专心听懂一盒磁带比你囫囵吞枣的听了十盒磁带的效果要好得多，VOA Special English是很好的听力材料，但还需要听一些外国人说话正常语速的东西从口语训练入手加强听力训练；带着问题听、听清关键词、有效运用预测等等。

国内学者在英语听力研究领域里无疑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依然存在着重复研究现象严重、听力实证研究的学习者范围不够广、实证研究中的对比研究在不同学习主体之间的对比研究不多，此外，关于英语听力的语际对比研究则更少。但是对未来的展望，在研究内容上，将听和说或视“听”说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是今后听力研究的重点，英语听力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相结合的趋势将越来越显著，其研究的视角和思路将得到进一步地拓展；在研究成果应用上，关于英语听力教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对听力教学实践的指导作用将更加明确化和具体化；在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将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英语听力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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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nan D: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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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2012(2)

第三篇：近十年来中国救灾史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中国救灾史研究综述

[摘要]有关中国救灾史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研究的范围较广，各个朝代均有涉及。但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唐宋、明清两个历史阶段，且主要集中于国家方面，对民间、宗教的救济对策研究较少。若在这些方面有所发展和突破，可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使有关自然灾害的救济研究更加完善。

[关键词]近十年；中国；救灾史

[中图分类号]X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3-0117-03

近十年来，中国救灾史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学者们将中国历代的救灾措施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以期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的救灾措施研究，为今天的防灾减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针对自然灾害发生时的救灾思想、对策是中国救灾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邵永钟的《二十世纪以来荒政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3期）已有专文撰述，故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本文不再赘述。

一、关于救灾思想的研究

张涛、项永琴、檀晶的专著《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就中国的传统救灾思想进行了广泛考察和系统梳理，全面分析和总结了中国传统的防灾救灾的思想主张及其深刻影响。发表论文研究救灾思想主要有：（1）武玉环认为，金朝的防灾救灾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重农思想；广积粮储、崇尚节俭的备荒思想；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和谐的自然观；唯心主义的天命观等方面。金代的防灾救灾思想，既有其积极的唯物主义成分，也有消极的唯心主义成分，体现出封建时代的特点。（2）李华瑞指出，儒家荒政思想在北宋中期得到重视和实践，王安石变法是我国统治阶级第一次利用国家政权推进荒政的尝试。高中华主要探讨了清代名臣左宗棠的荒政思想、形成背景与其边疆救灾活动及特点。除此之外，张福运《宋代荒政思想初探》（《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3期），金霞《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祥瑞灾异事务的管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2期），张文《宋朝的自然灾害与荒政等级管理思想刍议》（《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1期），王娟《“民本”与救荒——林则徐的救荒思想与实践》（《古今农业》2005年第3期）均就防灾救灾思想问题进行了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王文涛的《（周礼）荒政思想试论》（《齐鲁学刊》2005年第3期），祁磊《（周礼）所见灾荒思想》（《湖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4年第4期），甄尽忠《（周礼）备荒救灾思想浅论》（《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就《周礼》所体现的荒政思想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二、历代政府救灾对策总述

历代政府为维护统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保证经济正常运作，在自然灾害发生后，制定了一系列救灾对策。学者围绕着历代政府的救灾对策展开了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体性的救灾对策研究，即历代政府对当代自然灾害所采取的总体性对策；二是区域性救灾对策的研究，即历代政府对某一特定地区的救灾对策的研究。

（一）关于整体性救灾对策研究

学者围绕断代救灾史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成果丰富。著作方面有：周致元编著的《明代荒政文献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该书通过对明代11部荒政文献的研究，总结出明代的备荒制度和救荒制度建设的一些情况，对于当今的救灾工作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石涛的专著《北宋时期自然灾害与政府管理体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考察了北宋时期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思路、措施及工作流程。论文方面，武玉环提出金

代实行了政府、个人、民间救济相结合的多种救灾方式。李辉指出，北朝时期国家政府在灾后采取的政治性救灾措施主要有皇帝自责、纳谏、整顿吏治、安抚灾民等。夏明方对“荒政书”内涵和外延作出新的界定，并对救荒制度也作出了论述。石涛运用计量的方法，从北宋政府灾害管理投入的角度入手，对相关史料进行量化分析经济学，得出了北宋政府灾害管理投入的总量。赵克生认为，明代发展了前期劝分赈灾的措施，由汉代以来的“入粟补官”演变为“义民旌表”。毛阳光认为，唐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及官吏能够积极主动地投入灾害救济中去，蠲免和赈贷等救灾措施都能够得到较好地贯彻。郭文佳认为，宋代灾害的救助程序主要包括诉灾、检放和抄札三部分。张建民指出，清代在“郑重斯文”理念指导下，对灾荒时期的生员实行单独的、具有封闭性质的赈济制度。

（二）关于区域性救灾对策的研究

相比于国家整体性救灾对策研究，区域性救灾对策的研究更加细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在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又将地区固定化。吴媛媛、何建木以灾后救助所形成的征信录为主要资料，结合文集、徽州文书和地方志等有关史料，对晚清的一次水灾的赈济过程、款项与物资的来源与比例进行了分析。张祥稳指出，乾隆朝的灾害救济原则为“宁宽勿刻”、“宁滥无遗”，在乾隆十一年江苏邳州、宿迁和桃源三州县的水灾赈济中，灾民们从中央赈济政策和“成例”的落实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及时救济。王元林、孟昭锋认为，明清琼州府官员查勘灾情，抚恤慰问，救灾救荒，甚或祈求飓风神来减少和免除灾害；而平时修沟挖渠，修建水利等防灾，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飓风对琼州造成的损害。陈广恩从赈灾管理部门与物资、赈济兵燹之灾、陕西特大旱灾及元朝政府的抗旱救灾以及元朝赈济西北灾害的优惠政策等方面，对元朝赈济西北灾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国家的常平仓和社仓也兼有救灾的部分职能，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重视。由于穆崟臣《近百年来社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农史》2011年第3期）已就近十年来的社仓研究进行了总结，在此只对常平仓的研究作一总结。孔祥军《两宋常平仓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以传世文献、新出土的文献为基础，对两宋常平仓的基本面貌予以复原，认为常平仓在平抑粮价、赈灾救荒等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此外，相关研究还有倪玉平的《论清代的常平仓》（《石家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郭文佳的《常平仓与宋代灾荒救助》（《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王文东的《宋朝青苗法与唐宋常平仓制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三、关于民间、宗教的救灾对策研究

有关学者围绕着民间、宗教在自然灾害发生后所采取的对策展开了讨论。赵家才认为，清代山东民间社会形成了一套救灾系统，官员、绅士、商人与下层民众在救灾过程中已形成网络有机体，有非官方制度化倾向。张秀军《两晋时期民间应对灾害策略》（《北方论丛》2006年第5期）一文就晋代灾害发生后，宗族救荒、邻里互助、抗灾自救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其他的研究成果有：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内部救济》（《中国农史》2007年第1期），孙华莹《徽商与明清徽州荒政》（《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王虹波《1921-1931年间吉林灾荒的社会应对》（《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周致元的《明代徽州官府与宗教的救荒功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和《明世宗朝的宗教救济活动》（《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等。由以上可看出，有关于民间、宗教的救灾对策均是以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的救灾对策为研究主体，且明显缺乏针对宗族、家庭等对自然灾害的预防、互助行为的研究。

综上所述，关于中国救灾史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研究的范围较广，各个朝代均有涉及。但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唐宋、明清两个历史阶段，有关于其他朝代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救灾史研究的突破点。以往有关于救灾对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方面，对寺院及民间的救济对策研究较少。此外，对于救灾措施的实际效果关注得比较少，而这是救灾

史研究中最值得借鉴的部分。若在这些方面有所发展和突破，可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使自然灾害的救济研究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武玉环，论金朝的防灾救灾思想[J]，史学集刊，2010，（3）

[2]李华瑞，北宋荒政的发展与变化[J]，文史哲，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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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石涛，北宋政府减灾管理投入分析[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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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郭文佳，论宋代灾害救助程序[J]，求索，2004，（9）

[11]张建民，饥荒与斯文：清代荒政中的生员赈济[J]，武汉大学学报，2006，（1）

[12]吴媛媛，何建木，晚清徽州社会救济体系初探——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为例[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2）

[13]张祥稳，试论清代乾隆朝中央政府赈济灾民政策的具体实施——以乾隆十一年江苏、邳州、宿迁、桃源三州县水灾赈济为例[J]，清史研究，2007，（1）

[14]王元林，孟昭锋，明清琼州府飓风灾害与政府应对研究[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

[15]陈广恩，关于元朝赈济西北灾害的几个问题[J]，宁夏社会科学，2005，（3）

[16]赵家才，清代山东民间社会的灾害救济[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6，（3）

[责任编辑：郭竟鸣]

第四篇：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荣维木

 2013-04-17 14:35:19

来源：《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8期

摘要：本文对近十年来国内抗日战争研究的状况进行了评述，主要包括日本侵华政策与侵华罪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政治、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战时社会经济、战时中国外交和战争遗留问题等方面，并对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进展、学术前沿以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抗日战争研究 学术前沿 述评

作者简介：荣维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副主编。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仅有的以中华民族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期间，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在各个政治派别之间、在各个民族之间、在国内人民与海外同胞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表现出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同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国家和人民遭受的损失比近代以来任何一次外敌入侵造成的损失都要惨重。另外，受到战争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在战争结束时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并且这种变化最后促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告结束。所有这些表明，抗日战争历史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而它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对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一方面，由于中国显著加快了实现现代化的步伐，作为促进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民族复兴历史的研究成为热点；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右翼掀起了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新的恶浪，以及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声音出现，也促进了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和日本侵华历史研究的深入。本文就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前沿成果做如下评述。

一、日本侵华政策与侵华罪行

关于日本侵华研究，以往多注重实证方面的研究，而近年来开始有人做理论方面的探讨。针对有人认为日本存在军国主义而不存在法西斯主义，有学者明确提出：法西斯主义不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在日本兴起，而且它“不仅改变了日本社会政治，更提出了一系列侵略理论，强化了近代军国主义确立以来的对外政策，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多方面作了社会动员与理论准备”。日本法西斯扩张理论，“既有对传统武士道、日本主义、天皇中心论等思想的兼收并蓄”，也有“一批现代法西斯理论家、活动家针对时局提出各种论述，以及军部各决策机构制定策案纲要所确认的指导思想，表现五花八门，极富于诡辩性、多样性、独特性、应用性与丰富性”。[1] 还有学者提出：“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国内有许多侵略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这些理论在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称雄世界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其手段有所不同。东亚联盟论主张以王道为指导，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条件，建立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论则主张以协同主义为指导，用协同主义代替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则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名，扩大侵略，以获得更多的资源。”[2] 这些研究，对于人们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以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期间战略策略的演变，提供了较新的视角。

关于日本侵华罪行的实证性研究也有很多新的成果。如有关日军细菌战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七三一部队，也有研究涉及南京一**四部队，而由于史料的缺乏，华北一八五五部队的研究一直不能深入。谢忠厚的《华北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之研究》，则利用中央档案馆档案，填补了这一空白。该文对一八五五部队的始建、本部及分支机构、细菌试验及细菌作战罪行的基本情况做了比较详实的介绍。文章披露，该部队成立于1938年，其本部隐蔽在北平城内，先后在华北16个城市设立了办事处、支部或分遣队，并在野战师团配属了细菌战班，与陆军病院配合行动。关于该部队的罪行，文章根据史料提出：一八五五部队“在北平和各地的细菌武器工厂中，使用数千抗日军人和居民进行人体试验和活体解剖；在华北战场上，以极其隐蔽的方法大量使用细菌武器，并与‘三光’作战相结合，残忍之极，仅1943年在鲁西北霍乱作战中，就致使中国军民死亡20万人以上”。[3]

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因史料的发掘而取得进展。程兆奇的《南京大屠杀中的日军屠杀令研究》，利用日文史料对屠杀是否得到日军高层命令进行了详实考证，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军在攻占南京的过程中屠杀的大量俘虏，不是所谓‘一部分官兵造成的突发、散发事件’，而是由现地日军自上而下的命令造成的”；“至少可以肯定，日军在师团一级确实下达过屠杀令”。[4] 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日本学者还对战争犯罪动因与特征进行了探讨。如日本学者石田勇治在《日德两国种族屠杀研究之比较》一文中，提出日军战时屠杀应具有种族屠杀的属性，即“战前和战争期间的种族主义泛滥，对现实和想像中的非人化的敌人重复宣传，在心理上使士兵更容易执行屠杀敌人的政策。种族偏见被广泛地煽动起来，日本人的脑海里深深地烙下了民族优越感。对于非战斗人员和脱离部队士兵的大规模屠杀，以对敌人进行集体处罚的名义被合法化。这些士兵并不认为自己是杀人犯，而是把自己当做是实现国家目标的爱国者”。[5] 作者还把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生化武器的试验与应用，都看作是种族屠杀的案例。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政治

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侧重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对战争的影响，而近几年，有人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的政治倾向进行研究。王桧林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一文，从宏观方面分析了中共战时两个并存的重要的政治发展趋向。他提出：“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化进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中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习西方，这就产生了一个融入世界的问题。中西文化接触后，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割裂中国文化传统、过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现象；但是一因中国文化传统深厚，二因传统文化有其实效性，这就产生了转向民族传统的问题。近代以来这两种趋向一直存在，而抗日战争期间更有突出的表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上面两种趋向做了顺应的变化。中共本来只是在共产国际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坚决对立的立场，这时则积极与美英打交道，认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共长期激烈地反传统，甚至声称‘五四”被埋葬在历史坟墓里’了。这时转为主张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形式’、‘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些是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中国有着极大的意义”。[6] 他的观点给人的启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个政治趋向，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曾经中断，但作为历史经验，它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由谢忠厚等人合著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彭真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与实践》，是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前后接续的特殊时期，具体地考察了它对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作用，即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例，具体地论证了共产党人如何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现代化进步的实践及其结果。作者特别强调，“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是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奋斗的结果则是，中国社会形态中出现了过渡到现代化而必经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针对西方一些学者关于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利用了农民的民族主义”，新中国成立“是农民自发性向政权结构挑战的顶点”等观点，提出：“抗日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密切联系着”，而通过这一时期共产党对社会改造的努力，极大地削弱和摧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基础，这是与打败侵略者同样重要的胜利，它使抗日战争成为新旧中国历史接续的枢纽，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由此完成。[7]

三、抗日战争中的敌后战场

敌后战场一般也称解放区战场，后一种称谓来源于中共七大时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对敌后战场的研究历来受到重视，著述比较丰富，而现在比较新的观点有以下方面。

关于敌后战场的战略方针问题。过去一般认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或“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是在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上提出的。而近年来有人提出这个战略方针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早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上即提出“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有很大的战略作用”。[8] 也有人提出不同观点，认为1937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仍然是为着南京政府战略部署的需要而以正规战为主，直到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游击战战略方针才为全党接受，而在此前，中共党内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9]

关于敌后战场形成的时间问题。过去一般都根据毛泽东的说法，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这些年有人提出，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只有一个战场，即国民党正面战场，而中国分为两个战场的最早时间只能始于1938年以后。[10] 这种观点是立足在敌后战场战略作用的表现方面，即抗日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的独立战略作用才比较明显地发挥出来。也有人具体地考察了八路军、新四军各部挺进敌后作战的过程，提出敌后战场形成于1939年春。

关于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关系。过去由于对正面战场的贬斥，很少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现在多数人认为，两个战场之间有着互相依存、互相协同、互相配合的关系，缺少哪个战场，中国抗战都无法坚持。有人总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是在总的持久战方针指导下的整体战争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既有战略上的配合，也有战役战斗上的配合，抗战前期是战役战斗的配合；中、后期则是战略上的配合（注：参见何理：《中国抗日战争是整体的民族战争》，1999年1月东京“中日军事史国际研讨会”发言。）。还有一些文章对两个战场相互配合的具体史实进行了阐述。

关于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尚有学术分歧。有人明确提出，在中国战场上，对日作战的主要战线就是正面战场。[11] 赞成这种意见的并非少数人。他们主要是从日军侵华战略和中国抗日的作战规模方面来考察问题，认为即使是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也没有完全放弃正面进攻，在正面战场发生过多次重大战役，其规模远远超出了敌后战场。持不同意见者则认为，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的积极作战成为迟缓日军正面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日军的主要作战目标被迫转向推进线的后方，因此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日的主战场。而敌后战场的作用也不能以作战规模的大小而论，而应看实际效果。有人统计，在8年抗战中，日军伤亡133万人，其中有52万人是在中国敌后战场被歼的，占全部被歼人数的40％；如以作战军队的人数比例来看，敌后战场军队人均歼敌是正面战场军队人均歼敌数的两倍。[12]

四、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

正面战场，是指在日军侵华推进线上中日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它主要位于中日两国正面军事对峙的大中城市附近、交通点线两侧和其他战略要地。由于在这个战场作战的中国军队主要是国民党的军队，因此一般也称其为国民党正面战场。过去由于海峡两岸的严重对立，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很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邓小平对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的合作进行肯定，并开始展望第三次国共合作，史学界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开始重视起来，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资料与专著。其研究成果有以下方面。

关于国民党的战略方针。过去一般仅强调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对其战略方针却无研究。现在则一般认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消耗战”，它的基本内容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有人提出，早在1932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就写明对日“长期抵抗”，不久蒋介石更明确提出：“长期的抗战，愈能持久，愈是有利。”直至1937年8月国防会议，正式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关于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与共产党的“持久战”之异同，现在尚有争论。认为不同者强调，两个战略的指导路线有本质区别，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的“持久消耗战”只能是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因而是消极的战略；认为相同者则强调，两个战略所依据的是同一客观条件，想要达到的战略目的也是一致的，因而它们“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原则区别”，并且这正是两党军事合作的基础。[13]

关于国民党是否开展过敌后游击战。与前述战略问题相关，近年来还有人提出国民党为了实现持久消耗的战略目的，也曾提出过抗日游击战的方针并加以实施。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并不重视游击战，也未曾计划在敌后部署游击战争，少数部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也是违抗蒋介石的命令而与中共合作的结果，这些部队后来都参加了八路军；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才开始重视敌后游击战，并成立了冀察战区和苏鲁战区，但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使正规军作战得到游击战的支援和配合，二是为了限制和破坏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发展。这些部队后来有相当部分投敌成了伪军，其余的则撤退到国统区，还有一些游杂部队，活动范围狭小，很少抗日作战，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场。[14]

除了对正面战场的整体研究外，郭汝瑰、黄玉章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是迄今为止关于抗日正面战场研究最为系统的一部专著。该书不仅对正面战场军事战略等全局性军事问题深入论述，还分析了各战役利弊得失，并对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分析，主要强调了两者的配合作用。

五、抗日战争中的社会经济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经济，是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运行的，它与中国抗战的进程及胜负结局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它也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过去的研究比较侧重对抗日根据地经济的研究，而近些年的研究开始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如关于战时国统区经济研究，以往一般是以近代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框架来指导，较少注意在战时国统区经济相对日本的侵略而具有民族性的一面。近些年的研究，开始注意从战时状态下中国经济与反侵略密切相关的大背景下考察问题，对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给予比较客观的评价。如有人提出，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的经济政策，总体上顺应了全国抗战的潮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它的实施促进了西南经济的发展，并有利于摆脱抗战初期的被动局面。[15]

因与现实借鉴相关，战时西部地区经济研究仍为热点。李云锋、曹敏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与西北开发》，也主要以原始资料为依据，对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战略构想，举措与实绩，以及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探讨。[16] 作者认为，国民政府早在战前就有了开发西北的战略构想并着手实施，而在战时则积极推进这一战略。西北开发包括交通水利建设、农业开发、工矿业发展等项；西北开发的结果使农业进步、工业近代化程度提高、商贸繁荣、东西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扩大，不仅为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也为改变西北落后面貌奠定了初步基础。

另外，关于战时社会经济制度改革，也成为研究热点之一。温锐、游海华的《抗日战争时期赣闽粤边区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对战时赣闽粤边区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原因、过程、结果进行了分析；又如黎志辉的《蒋经国与“赣南新政”时期的社会动员》，对蒋经国主政赣南时期的新政措施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与以往不同，以现代化的视角对抗日战争进行了审视。[17]

六、战时中国外交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中国抗日需要外援，另一方面，中国战场又具有牵动全局的作用。这就决定了在战争期间中国的外交活动不仅十分频繁，而且作用十分重要。因此，战时外交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这方面取得的研究进展如下。

关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以往一般认为，中国是单方面的受惠国。现在则有人提出，中国仅希望签署中苏互助条约，对互不侵犯条约并无兴趣，只是苏联施以不签此约就不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压力后，中国才同意订立这一条约。作为条约的附加条件，中国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这就缓解了苏联对日本联华制苏的担忧。所以，这一条约对苏联也是有利的。[18]

关于《苏日中立条约》。有学者认为它分化了日德关系，保证了苏联在远东的安全，使之能够集中力量准备对德作战，这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具有意义。但苏日互相保证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19]

对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界对其持肯定态度。新的研究则认为，此约既有苏联协助中国对日作战的一面，也有苏联恢复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的一面，不应全面肯定。它的积极因素是，苏联红军根据条约精神对日宣战，加速了结束战争的进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势力。消极因素则是将雅尔塔协定合法化，反映了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20] 也有人明确指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中有关旅顺、大连、东北铁路和外蒙古的内容，都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21]

战时中英美关系研究中，新约运动引人注意。1943年，英美同意与中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约，一些学者对此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尽管此后在实际上中国并未取得与英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就法理而言，中国已经摆脱了屈辱地位。新约的订立，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结果，因此，肯定新约并不是对国民政府的褒扬，而是对中国全体军民抗日业绩的肯定。[22] 异议者则认为，新约并不标志着中国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因为新约废除的主要是政治特权，并未废除所有的特权，而且在新约签订后，英美并未真正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雅尔塔会议便是明证。[23]

另外，关于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学界的共识是：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大部分兵力，有利地配合了欧洲战场盟军作战；中国是以最大的牺牲坚持抗战来赢得大国地位的；苏联与美、英等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也是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因素之一。

七、战争遗留问题

关于战争遗留问题，是指与战争历史密切相关而在战后没有解决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战争受害民间诉讼引起两国重视，一方面也是由于日本右翼否认历史事实的现象频频发生，并对日本政府保守势力产生影响，使得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首先是钓鱼列岛的主权归属研究。1894年日本实际占领了该列岛，1945年后，该列岛受美国托管，1969年美国结束托管，1971年将该列岛作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归还日本。新中国成立以后多次申明对该列岛拥有主权。近年来，有人以中国古代文献论证，早在15世纪以前中国就已经发现了钓鱼岛并为之命名。以后几个世纪，在日本图籍中不仅沿用了中国对钓鱼岛及附近岛屿的命名，而且明确将其划在中国海域之内。另据明清文献数种，钓鱼列岛列入中国版图之后，曾先后划归中国福建和台湾海防区域。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吞并了钓鱼列岛，但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理应将其交还给中国。[24] 还有人以日本文献论证，日本在1894年实际占领钓鱼列岛之前，朝野人士的共识是：“钓鱼列屿系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25] 论者还对日本霸占钓鱼列岛的历史过程做了详细阐述。

其次是与战争受害诉讼相关的实证研究。该研究包括中国慰安妇受害、劳工受害、生化武器战时受害与战后遗害等研究。其中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中国起步较晚，落后于日本和韩国，但近年也取得一些成绩。如关于受害人数，有学者考评后提出，在日军中36万—41万的慰安妇中，大多数是朝鲜和中国受害妇女。[26] 针对日本右翼提出的战时慰安妇是商业行为的产物，中国学者依据史料论证了慰安妇制度的起源，指出这一制度完全是为日本侵略方针服务的。2003年8月4日发生的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害中国平民事件(八四事件)，引起人们对日本化学战及化学武器遗留问题的关注。步平的《日本在中国的化学战及战后遗留化学武器问题》，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使用化学武器的具体史实，认为在战争期间，日本至少生产了700万枚以上的化学武器；在中国战场实施化学战超过2000次，造成近10万人的直接伤亡；战后遗留化学武器又伤害2000人—3000人，并且这种伤害还在继续。[27] 作者还叙述了中日两国关于解决遗留化学武器的共识，认为对日本化学战责任的追究可以成为日本人正确认识侵华战争历史的突破口。

再次是关于史观的研究。该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右翼教科书的剖析方面。从2001年日本科学文部省第一次通过右翼教科书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一批剖析日本右翼教科书的著述。其中由张海鹏、步平主编的《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对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出现、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系统评介，比较深入地分析了该问题产生的日本国内与国际的政治背景，以及它反过来对日本社会和周边国家产生的影响，并针对日本扶桑社教科书错误史观和对历史歪曲的具体问题进行剖析。值得重视的是，针对右翼教科书中的错误，中日韩三国学者已经联合起来，撰写了客观描述东亚历史的三国共同历史读物，该书已于今年5月底在三国同时出版。

在研究右翼史观时，还有一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这就是关于民族主义的评判。荣维木在《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述评》一文提出：“民族主义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时起到了战胜侵略者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维护民族利益也是我们进行战争遗留问题研究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但是，还必须看到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战争遗留问题也是一个超越了民族界限的问题，是一个关系亚洲、世界和平与人类美好前途的问题。从这点来看，我们对它的审视和研究，又不能完全受到民族主义的支配。特别是在我们批判日本社会存在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防止把自己也降低到同样的程度。实际上，战争遗留问题已远远超出了民族主义所能容纳的范畴”。[2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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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近十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形势恶化分析

近十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形势恶化分析

2012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报告(CQMM)于2012年2月25日发布，报告称1992年至2008年，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占比均大幅减少，政府成为分配环节最大的受益者。通过对数据的认真研究，报告认为，近十年来，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上，不仅在初次分配领域处于劣势，而且在再分配环节，由于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不断减弱，整体占比进一步递减，贫富差距加大。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合理、合法的界限，超出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当前许多社会问题都是由此引发的，如果不尽快解决，将会影响我国社会的安定和和谐，进而制约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公共政策学中，公共政策研究具有多学科视角。

首先，政治学视角。西方的政治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传统政治学时期、行为主义政治学时期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时期。在传统政治学中，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研究方法有历史的、法律的和制度的；研究重点是政府和主权，强调研究政府的制度结构和政府治理的方法与理论基础。行为主义政治学从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借用了各种适用的定量方法，特别是调查法，通过对公共政策过程的描述性研究来进行公共政策分析。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突出政治系统的重要性，在政策研究方面，它侧重于以发现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法为目的的研究，即强调公共政策制定与过程的分析。该报告中指出：“1992年至2008年，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占比均大幅减少，政府成为分配环节最大的受益者。”“近十年来，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上，不仅在初次分配领域处于劣势，而且在再分配环节，由于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不断减弱，整体占比进一步递减。”从这里可

以看出该报告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

其次，管理学视角。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理论、方法和管理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以运筹学、信息科学、管理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等为基础，内容包括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其理论核心是改进管理决策。该报告称：“建议实行社保缴费返还政策，直接改善居民收入，资金可以从垄断国企的利润中获取。”“政府可以将垄断行业国企的利润收回国库，由财政直接填补居民的社保缴费。”“通过改变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制度，将部分国有资产收益转为国家提高其社会保险缴费比例的资金来源，这一政策建议具有的价值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从

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它是从管理学的视角出发的。

第三，经济学视角。经济学是从稀缺性的角度看待人类行为，它要解决任何一个社会和个人都面临的选择和配置资源的问题。在该报告中，“如果将净利润

率减少5%，国家财政就可以获得额外的9297.5亿元，完全有财力实施社保缴费返还。”“课题组假设，如果政府在2005年至2008年期间将居民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50%返还给居民，四年内分别返还3488亿、4322亿、5406亿、6848亿，这样将使再分配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初次分配总收入增加到4至4.6个百

分点。”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它是从经济学视角出发。

第四，社会学视角。社会学主要研究构成社会结构的单位和适应社会结构的人类行为的变化。“报告收集了自1992年至2008年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众多数据，发现居民收入占比在初次分配环节中减少了8.87个百分点，政府和企业占比增加了0.95个百分点和7.89个百分点。”“经过再分配后，居民的收入占比进一步下降。”“汪义达说，2008年以后实施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了保障民生的力度，特别是改善了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水平，居民收入在初次

分配和再次分配中的占比应有提高。”这些方面是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的。

该政策建议中所运用到的分析方法主要如下：

1、“2008年企业部分在最终可支配收入中占比低于初次分配占比3.66个百分点，比1992年减少了2.01个百分点，居民在最终可支配收入中占比低于初次分配占比0.12个百分点，比1992年减少了2.40个百分点。”这里将2008年的收

入与1992年的收入作对比，运用了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

2、“报告认为，如果将净利润率减少5%，国家财政就可以获得额外的9297.5亿元，完全有财力实施社保缴费返还。”此处运用了经济-社会分析的方法。

3、“在再分配环节，由于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不断减弱，整体占比进一步递减，贫富差距加大。”“通过改变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制度，将部分国有资产收益转为国家提高其社会保险缴费比例的资金来源”“ 汪义达说，2008年以后实施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了保障民生的力度，特别是改善了低收入居民的生活水平，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的占比应有提高。”这些方面主要运

用了制度分析的方法。

4、“报告建议将居民的社会保险缴费按一定比例返还给居民，直接改善居民收入状况，调整政府与居民的收入再分配关系。”“报告认为，将居民的社会保险缴费按一定比例返还给居民，是一个易于实施并且成本较低的解决方案。”这里

主要运用了价值分析的方法。

10行管一班李露 学号20101214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