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十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得与失

第一篇：中国近十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得与失

中国近十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得与失

面对风云变幻的经济形势，中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政策来应对。在这里我就简单的对近十年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分析。

2003年6月13号央行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

一、加强房地产开发贷款管理、引导规范贷款投向；

二、严格控制土地储备贷款的发放；

三、规范建筑施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用途；

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管理，重点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购买住房的需要等。

有资料显示,目前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投入资金中约20%至30%是银行贷款；建筑公司往往要对项目垫付约占总投入30%至40%的资金,这部分资金也多是向银行贷款；此,至少一半以上的购房者申请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这几项累加,房地产项目中61%的资金是来自于银行。而且目前在国内，市场化的房地产金融产品几乎为零，房地产商的资金来源除了自有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于银行贷款。

《通知》主要从限制高档房和抑制投机两处下手来控制房地产需求。《通知》提到“对大户型、大面积、高档商品房、别墅等项目应适当限制”，“购买高档商品房、别墅、商业用房的不能享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只能按银行一般商业贷款利率进行贷款”，“个人商业用房贷款的抵借比不得超过60%，贷款期限不得10超过年，且必须是竣工验收的房屋同时将商住两用房归入商业用房范畴”这样便限制了高档房的购买量。其次，鼓励购买中低档自用商品房，对投资、投机性购房进行限制。此次新政通过对购买第二套以上的住房适当提高首付款和须按一般商业贷款利率贷款的规定，表示出央行对投资性住宅的购买持不支持的态度。同时，规定住宅必须结构封顶才能发放住房贷款、房地产贷款严禁跨地区使用，以便有效地防止投机客倒手买卖房产。

由于土地出让金一般金额较大，常常需要1亿甚至几亿的资金，房地产商一般难以完全以自有资金支付，通常要进行贷款。而30%-40%的房地产项目投资资金来自于建筑企业的垫款。因此新政实施后，一方面房地产开发企业无钱购买土地而使后续开发项目匮乏，另一方面如果银行严格控制对建筑企业的贷款，会有一部分在建项目和待建项目因无钱兴建而停建缓建。从而会在一定时期后使可供销售的房地产项目减少。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获取资金难度增加，又要承担归还挪用的流动资金贷款以及承建商无法提供垫款的压力，因此房地产投资可能在短期内就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停滞。2003年1至4月，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980亿元，同比增长33.5％；其中住宅投资1359亿元，同比增长30.08％。这种比较快的房地产投资增长势头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下降，在金融市场强制下压的情况下，2003年全年的投资增长有可能降到10%左右，比上年下降一半左右。

所以房价走势依旧是扑朔迷离。现在看来房价并没有像《通知》所期望那样往下走。

2004年3月24日，经国务院批准，下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的通知》。再贷款浮息制度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授权的范围内,根据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在再贷款(再贴现)基准利率基础上，适时确定并公布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加点幅度的制度。从2004年3月25日起，对期限在1年以内、用于金融机构头寸调节和短期流动性支持的各档次再贷款利率，在现行再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加0.63个百分点。以 20天以内再贷款为例，现行基准利率为2.7%，加点浮息后为3.33%。再贴现利率在现行再贴现基准利率2.97%的基础上加0.27个百分点，加点浮息后利率为3.24%。

再贷款浮息制度将专项政策性再贷款利率与７年期国债发行利率结合起来后，也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当市场资金宽裕时，银行反而进一步增加再贷款﹔市场资金紧张时，银行反而不倾向向中央银行借款。如当市场处于较长期资金宽松状态时，７年期国债加权平均发行利率会较低，下一年商业银行再贷款的利率也相应降低，如果下一年中央银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回收市场多余资金或者市场出现此类预期时，商业银行则会充分利用较低的利率增加向中央银行再贷款，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富裕资金，增加了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难度。相反，如果市场资金紧张，国债发行利率较高，再贷款的利息成本也较高，若中央银行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增加市场流动性时，金融机构反而倾向于等待时机向市场融资，甚至会提前归还再贷款，无助于缓解市场资金紧张压力。

2005年11月25日，调整执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8％）的金融机构，发挥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正向激励作用，促进金融机构稳健经营。

（一）直接收缩了商业银行流动性。制度实施后，资本充足率低于标准的商业银行将向人民银行多缴存款准备金，相应收缩了其贷款总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风险类金融机构扩张风险资产。

（二）警示效果明显。制度实施后，风险类商业银行按照“提高贷款质量、降低不良存量”的思路，积极改善盈利性和风险性状况，经营改革步伐明显加快。

（三）风险类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更为审慎。制度实施后，风险类商业银行调整经营思路，加强内部管理，部分盈利性指标、流动性指标和安全性指标出现了积极变化，整体赢利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有所增强。另一方面；

（一）差别存款准备金利率不合理，未能体现制度的惩罚性原则。

（二）执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被严格保密，影响到利益相关者监督制约作用的发挥。

（三）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幅度过小，不能给实行对象带来足够的经营压力。

2006年6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7月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执行8%存款准备金率，农村信用社（含农村合作银行）暂不上调。当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时，商业银行可提供放款及创造信用的能力就下降。因为准备金率提高，货币乘数就变小，从而降低了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创造信用、扩大信用规模的能力，其结果是社会的银根偏紧，货币供应量减少，利息率提高，投资及社会支出都相应缩减。反之，亦然。

打比方说，如果存款准备金率为7％，就意味着金融机构每吸收100万元存款，要向央行缴存7万元的存款准备金，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为93万元。倘若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7.5％，那么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将减少到92.5万元。2007年12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12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3.87%提高到4.14%；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18个百分点，由现行的7.29%提高到7.47%；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保持不变。，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3.87%提高到4.14%；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18个百分点，由现行的7.29%提高到7.47%；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保持不变。

当政策重点放在稳定货币时，中央银行贷款利率就应该适时调高，以抑制过热的需求；相反，则应该适时调低。比如，1987年针对温度回升的经济空气，国务院提出“压缩经济空气”，广泛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中央银行明确提出“紧中有活”的货币政策，提高了中央银行贷款利率，从第四季度起，将年度性贷款和短期贷款的利率由3.4‰和5.4‰提高到6‰。1988年第四季度，面对经济过热和明显的通货膨胀，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一系列旨在紧缩银根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其中包括继续提高中央银行贷款利率，年度性贷款利率和短期贷款利率，由6‰分别提高为6.9‰和6.3‰，以控制信贷资金的过度需求。又如，1995年面对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于元月一日将中央银行贷款利率在原基础上提高0.5个百分点。

2008年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印发<经济适用住房开发贷款管理办法>的通知》，在利率、期限、项目资本金方面做出特殊规定，以引导有关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支持政府主导的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进一步发挥金融机构在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方面的作用。

该《通知》主要从五个方面引导投资者加大向经济适用房的投资

（一）扩大了贷款人范围。为增加投资人扩大了范围，增加房地产的供给。

（二）放宽了贷款申请条件。为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提供了资金的保障。

（三）明确了利率优惠政策。向投资建设经济适用房的投资者给予一定的优惠。

（四）放宽了贷款期限。有利于经济适用房的建设。

（五）强化了资金管理。

2009年12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服务支持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和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指导意见》。

2008年底中国粗钢产能6.6亿吨左右，目前实际需求仅为5亿吨左右，约四分之一的钢铁及制成品依赖国际市场。目前在建项目粗钢产能超过5800万吨，如不及时加以控制，很快粗钢产能将超过7亿吨，产能过剩矛盾会进一步加剧。2008年水泥总产能达到18.7亿吨，目前在建水泥生产线418条，产能6.2亿吨，另外还有已核准尚未开工的生产线147条，产能2.1亿吨，这些产能建成后，我国水泥产能将达到27亿吨，预计市场需求量可由目前的14亿吨增长到16亿吨，即使全部淘汰目前的落后产能5亿吨，还存在6亿吨过剩产能。近年来，风电产业快速发展，2008年底总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217万千瓦；目前，我国风电机组整机制造企业达80多家，还有许多企业准备进入风电装备制造业，2010年我国风电装备制造能力将达到2000万千瓦，而每年风电装机规模大约为1000万千瓦，很快出现产能过剩。

《意见》提出金融业要保证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合理的资金需求，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信贷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

2010年。6月19日，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改革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

（一）如果人民币发生升值将会导致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相对提高，这将会影响到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同时，将会引起中国进口商品价格的相对下降，这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国际收支情况发生恶化。当前由于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原本旺盛的外部需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萎缩，如果在这个时候人民币又升值，对于我国经济将会是雪上加霜。

（二）很多外资企业在中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很大的政策倾斜度，来加工产品，出口国外市场。如果发生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将会对这些企业的利润形成很大的影响，进而使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下降，影响到经济增长以及就业等方面。

（三）同样，人民币的升值对本国企业特别是一些出口加工型企业形成影响，因为这些企业由于激烈的竞争，本身的利润水平已经很低，如果人民币还升值，将会进一步挤压其利润，使其发生经营困难，甚至导致企业倒闭。

2011年国民经济确实保持比较快的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按照现在的增加速度，可能要达到10.3%。这样高的速度，比去年要提高1.2个百分 点，特别是工业增长速度，从今年7月份开始，已经稳定。这是应对金融危机，进一步推动成果是非常好的。这个过程中，消费增长是比较快的，投资增长比较稳定，外贸出口超过我们想象的，开始恢复了。这一点，大家也说，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1929年相比，全球化没有变。各个国家没有把自己的市场封闭起来，这是和历史上历次应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不一样了，各个国家尽管碰到这么大的困难，但是没有把市场封闭起来。

2012年

（一）2012年的经济总体情况是经济困难，小幅增长，复苏的可能性一般，股市也不会太乐观，2012年的股市将会震动着上下波动，最终走向比较好的地步。

（二）GDP今年会在去年的基础上放缓增长，所以股市不会像以前那么好，但对比其他国家而言，我国的经济增长还算比较好，故证券市场会在部分市场利好。

（三）一般地说，若一国国际收支连续出现逆差，政府为平衡国际收支会采取提高国内利率和提高汇率的措施，以鼓励出口、减少进口，股价就会下跌；反之，股价会上涨。而我国是长期以来的国际收支顺差国家，对股票的影响一直是比较好的因素，但今年由于国际市场的萎靡，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预计今年的国际收支顺差会减少，这样会造成我国证券市场股票价格的下降，对证券市场是个利空的消息。2013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中的作用。一是适当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2万亿元，比去年预算增加40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8500亿元，代地方发债3500亿元。因此，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论及结构性减税时提出，“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进一步说，在现行税制体系中，收入所占份额较大、可称为主要间接税的，分别是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2011年，这3个税种占全部税收收入的份额分别为41.1%、15.25%、8.79%。其中，增值税最适宜作为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对象。其一，根据“十二五”税制改革规划，营业税的前途已经锁定为改征增值税，营业税终归要被增值税“吃掉”。其二，消费税的基本征税对象是奢侈品和与能源、资源消耗有关的商品。消费税的任何减少，都牵涉到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和节能减排政策，历来难以达成共识，不能不格外谨慎。其三，增值税块头儿最大，系当前我国第一大税种。它的任何变动，哪怕是轻微的变动，都会显著影响税收收入全局，其减税效应可能最大。故而，以减少增值税为主，显然是实施结构性减税的正确选择。

我国当前正处于依靠转型升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阶段，统筹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十分重要。经济环境错综复杂，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并存，经济既有增长动力，也有下行压力

第二篇：论宏观经济政策的得与失

论宏观经济政策的得与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幸运的避免了冷热剧烈交替的破坏，宏观经济政策的及时调整与跟进功不可没，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市场化的调控手段日趋完善。当前，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已与十多年前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调控政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且日趋繁荣，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与经济的宏观调控也是分不开的。从宏观层面方面来看，与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并行不悖的是宏观调控那只看得见的手。原来，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拐点，在发挥市场经 在择定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时，同时择定以宏观调控为前提。

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遵循以市场调节为主，辅助以必要的宏观调控，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对照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论是事前的综合平衡或事后的大力调整，都显得那么有必要。当然，这也不是说中国的经济就是一帆风顺的，从上世纪90年代后，也有经济过热和偏冷的交替，要求加强宏观调控，给以必要扭转。大体上有三次：一次是1995年后的明显过热，二次是世纪之交的几年有所呆滞，还有一次是这几年的偏快。这三次的大体症状，一次是公认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上扬超过20％；一次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采取从紧对策带来一度的通货紧缩；一次是延续到现在的物价渐升直逼和突破警戒线，从轻度通胀到中性通胀，距全面通胀仅一步之遥。

但总体来说，中国的经济还是稳步前行的，但在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这首先就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经济增长偏快，过去几十年的实践及别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GDP的增长率，保持在8%~9％之间是恰当和合理的，可以实现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取得相对宽松和渐进的活力；相反，如果低于或高于这个额度，往往会导致经济运行的疲软或紧张，常见的是后者，带来供需失调等失常现象。正是这样，从原定各个规划看，主观上期望和预测在此适度空间；而执行结果却是一超再超，几年来达到两位数，并在渐次攀升，决非吉兆。二是投资规模偏大这几年来投资增长率多在消费增长率的一倍左右，居高不下，习以为常。这固然可能加快了经济增长，然而也挤占了国民所得，压缩了消费份额，以致积累率越来越高，消费率越来越低，从过去认定合理的上限三七开逆转为倒**开，在世界是特例，既不利于改善民生，又不利于经济运行的平稳和协调。这与过去整个分配有些重国计、轻民生和重资本、轻劳动有关。

三是物价指数偏高过高的物价水平，导致人民生活压力加大，尤其是对中低收入者来说，压力更是像山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物价过高，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幸福感降低。再者，对外贸易和招商引资也增长过快、规模偏大。这似乎是好事，为经济发展添注活力，成为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外汇储备也是大国。但是，由此带来几个问题，如外向依存度高于某些外贸大国，以致风险也高；外汇储备过大，以致货币发行过多，并引起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也越来越重。同时，这也是造成流动性过大的外部因素。

宏观调控，通常是指四个方面，除经济增长、物价指数和国际收支外，还有失业就业问题，相互联动，应当求得一个最佳平衡。这几年经济增长偏快，扩大了就业规模，但失业、待业形势未有根本好转。虽然，城镇失业登记率稍有下降，而对照新增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实际失业、待业人数和隐性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这有宏观条件原因，也不能认为没有主观的疏忽，如一度强调“减员增效”和大量拆迁、大量征地，或许在宏观调控中是一个盲点。从根本看，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对称，涉及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合理性呵护不够。此外，大家开始觉察除国际化可能过热外，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可能过热，造成产能过剩和竞争过度，农田缩减过多，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源和能源开发利用过多与生态环境保护不够，反映为宏观调控的不全和不力。

当前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出现这些宏观问题，是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够，只能静观其变，这有一定根据，但是完全靠静观其变，显得无能为力。停留于这点，将会导致宏观调控的卸责，甚至承认市场经济的万能，排斥宏观调控的必要。如果否定宏观调控，一味信赖单纯的市场经济，那是空想，既悖于理，又害于行。

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之所以一直发生较大或很大的不平衡，特别是常见的所谓过热，根子在于经济发展战略上一直存在着片面追求过快速度的倾向，即通称的GDP情结或增长冲动。“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当年强调时，明确以效益为前提，最早择定翻两番目标，同样有此前提。速度与效益是辩证的统一，偏于一端，就生抵触。后来在理解上，往往自觉和不自觉地忽视或丢掉了这个前提。发展经济学告诉人们，从最早和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到后来和现代的经济发展观，就是从片面、过度地追求发展速度转换到适当的快速，其实质和重点不仅在数量增长，更在质效提高，才有其实际价值。大家懂得，GDP作为综合指标，无可替代，但是有其局限，不能全面反映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效益，成本和结构等多种内涵。追求过快的速度，不择手段，不计其他，必然会以损害和牺牲其他方面为代价，是得不偿失和违反初衷并难以持久永续的。

其次，对片面追求过高速度，大家不是没有认识其危害，从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看，问题多多，决策多多，好像是的确已拨正，越来越明朗。但是在实践中，为什么依旧不知反省，一犯再犯，长期如幽灵般在游荡呢?有人先后揭示，关键在整个体制没有转变，有关机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责直接表现在政绩考核和人事考核上，有形无形地还是GDP为纲，导致相互攀比，个个争先，深恐落伍。从多个省市区看，不高于全国平均，似乎就失职了。出现过高增长，无不沾沾自喜，不以为险，只以为喜。与此相应，在财政体制上，财权与事权下放后缺乏制约，使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兴财和项目兴财，导致上述几个“化”的过热。于是对待宏观调控，不少地方或明或暗地声称：“这是国家和中央的事，地方不用管也管不上”，“全国要下，别人在下，正是本地大干快上的好时机”，“即使我们冒了也无妨，否则老实人吃亏”。经过上下博弈，一个国家发改委面对多路诸侯，胜算是渺茫的。宏观调控之难，难在这种利益基础上的思想障碍和制度障碍。

再者，在上述经济运行态势下，“一俊遮百丑”，“万事快为首”，使全部或至少是大部分力量耗在追求速度上，对整体工作是很强的冲击，撞出了一串薄弱环节甚至断层。GDP是产出，不计投入，以致造成数量优先，质效让路，能源和资源的浪费以及生态和环境的恶化都不在话下，城市经营和负债经营列为绝招，可持续发展逸出了眼界。倾全力于经济增长，不免放松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和民生改善，只顾近期，不顾长远，使某些问题迟迟不能处理得当，直至积重难返。由此导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步履蹒跚，以致如贫富差距的两极化和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崛起为新的三座大山，无不直接、间接地来自顾此失彼和轻重倒置。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层出不穷。很多事情，不到问题成堆，矛盾锐化，不能获得警觉，被迫而仓促应付，而是GDP挂帅，抓了一点丢了九点。宏观调控，贵在事前预见，而大多变为事后救急，难度倍增，代价也倍增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宏观调控真的就是伤痕累累，并未益处，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由此了带来国际地位的提高，经济的迅速发展，直接或间接的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三篇：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去年中国经济继续以超高速度增长。骄傲的是，中国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似乎正朝着其梦寐以求的世界强国的地位又迈进了一步。尴尬的是，几乎所有的政府宏观调控目标，如降低增长速度、改变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增长的经济结构、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等等，都没有能如期实现。中央政府的权威似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有效。这种尴尬的局面表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正面临进退失据的困境。这种困境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三个难点问题的具体体现。

第一个难点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既高不得、又低不得。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始终停留在一种外延式的增长陷阱之中。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口径，如果将增长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也考虑在内，中国实际上是负增长。换一句话说，中国当前的增长，是以破坏未来中国人民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来实现的。这样的增长，说好听一点是借来的增长，说难听一点是掠夺来的增长。这样的增长一是没有福利效果，二是不可能持续。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了，把经济中的结构问题调整好。但是，中国目前有五六千万的城镇失业人口，还有两亿多的剩余农村人口等待流向城镇。经济速度一降下来，本已巨大的失业压力就更大。中央政府似乎并不敢冒这个风险。

第二个难点则涉及对外经济政策，那就是人民币升值既快不得、又慢不得。去年，中国的外贸出口继续以超高速度增长。外贸顺差和国家的外汇储备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作为世界第一位汇储备大国，中国面对越来越强的国际压力。人民币不得不缓慢却逐步地走向升值。人民币汇率，如果拒不升值，不仅无法调整以出口带动增长的不稳定的经济结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穷人继续以低消费来补贴发达国家消费者的低物价。除此之外，由于购买外汇所发行的人民币过量，中央银行最终有可能失去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控制。但是，如果实现人民币较快速度的升值，那么，中国低素质的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会遭到削弱，从而对国内的失业问题和农民工的收入分配带来强烈的震撼。

。二十九年来，中国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回避的程度。用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指数，在中国已经高达0.46。这个速度，不仅高于所有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任其发展下去，社会走向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政府多次许诺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许愿要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而且还许愿解决普通老百姓的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许愿归许愿，但是具体的措施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从口头上看，政府似乎是想从邓小平的路线向左转，使政策导向由“保护企业家、保护竞争”的“右导向”转向“保护穷人、保护公平”的“左导向”。但是，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没有企业家的支持，中央政府拿不出钱来实现对穷人的承诺。从企业家的口袋里抢钱、从地方财政掏钱，又怕影响他们推动经济的积极性，从而最终使得中央财政的收入下降。现在的麻烦是，诸多的许愿已经将老百姓的期待值越提越高，但是资源困难仍然没有解决的前景。由于中国政府在这三个难点面前举棋不定，所以所有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只能是进一步、退两步，半心半意地蹒跚而行。这正是许多宏观政策无法奏效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框架，供不同的社会集团就社会难点问题进行有效的协商，从而寻求最有可能被社会各界接受的妥协方案。这种状况正是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不断积累，难点问题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选编）

第四篇：宏观经济政策

2014年宏观经济政策八大走向

一、深化改革：

经济政策的总纲

当前我国改革的难点在于利益调整，改革涉及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风险比较大，改革难度越来越大。为在改革中防止改革设计的“碎片化”，防止改革目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化”，防止推动主体的“部门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在强化顶层设计的背景下，可以预计2014年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将紧紧围绕制度建设、体制改革，即将短期政策融入长期改革之中，注重短期宏观调控与重大制度建设相结合。

2014年，为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政府部门将进一步转变职能尤其是下放权力落实好“三个一律”：凡是市场能够调节的经济活动，政府一律不再审批；凡是企业投资项目，除了关系国家安全、生态安全、涉及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的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不再审批；对必须保留的审批项目，凡是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交由地方和基层管理。

二、稳中求进：

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基调

20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7%，高于7.5%的预期目标，国民经济企稳住并逐步向好，说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科学和中央推动改革、调整结构来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的举措是及时和有效的。因此，可以预计2014年的宏观调控仍将保持稳中求进的基调，即“明确区间，稳定政策，重在改调，长短结合”。

“明确区间”是指中央仍可能会明确要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守住防通胀的上限，以增强社会信心，稳定社会预期。为改善民生，确保人民的就业、收入能够增长，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

“稳定政策”是指稳定宏观经济政策，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可以预期的平稳的政策环境，防止政策不当变动对市场机制的干扰。在保持政策弹性的基础上，尽量避免宏观政策的波动。

“重在改调”就是在稳定宏观政策的前提下，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向结构调整要发展的潜力，把改革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以改革促创新发展，完善调控方式手段，强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长短结合”是指政策要既着眼于解决当前问题，更着眼于为长期平稳可持续的发展打造基础，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抓住机遇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着力防控地方债风险，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

三、结构性色彩更浓

积极财政政策的新内涵

2014年虽然也强调政府的作用，也将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其目的、内涵和做法上将发生一些根本的变化，结构性色彩将更浓，将从总量性的政策转向结构性的政策，从单纯的经济政策转向经济社会政策。结构性减税以及支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力度会越来越大，政府将更多地提供公共服务，通过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提升社会的公平正义，财政政策更注重短期和中长期结合，服务全面深化改革大局。

一是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促进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全面深化改革紧密结合，激发中小企业发展活力，调整优化国内需求结构，支持产业结构调整，支持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二是支持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农业“休养生息”，提高国内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增加农产品国际供给能力，完善农产品价格和市场调控机制，支持精准扶贫。三是完善财政投入体制机制，有效保障改善民生。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的思路，完善机制，堵塞漏洞，规范运作，公开透明，千方百计把民生资金管好用好。四是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支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按照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要求，完善相关财税政策，并支持开展试点示范工作。五是切实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修明渠、堵暗道，有效防控债务风险。六是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同时，加快现代财政制度的建设，一是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体制。预算编制和审查的重点由现在的收支平衡状态向支出预算和政策转变。税收将不再是预算确定的任务，而是转为预期目标，从而克服以往预算执行中的“顺周期”问题。建立跨预算平衡机制，通过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强化其对预算的约束性，增强财政政策的前瞻性和财政可持续性。实施全面规范的预算公开，推进政策公

开，增强预算的透明度，让公众更好地了解预算。二是完善税收制度。全面推进增值税改革，建立符合产业发展规律、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消除重复征税问题。调整消费税制度征收范围、环节、税率，进一步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功能。加快房产税立法和改革步伐，减少房产建设和交易环节税费，清费立税，提高保有环节的税收。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推动资源环境保护费改税，进一步发挥税收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作用。加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配套措施，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特别是征管职能划分，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三是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在明晰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基础上，界定各级政府间的支出责任，明确划分政府间收入，再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上下级政府、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分配，补足地方政府履行事权存在的财力缺口，实现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

四、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和协同性：

稳健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

从本次审计署债务审计结果看，今明两年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偿还的高峰期，到2015年末需要偿还的债务占比达到53.9%，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借新还旧、再融资的压力较大，加之地方融资平台自身产生现金流的能力较弱，将不可避免导致流动性风险上升。虽然债务总体可控，但局部信用风险不排除一触即发的可能，这就使央行面临两难局面。央行既希望通过信用事件来降低金融领域风险偏好，又要防控局部信用风险上升成为全局风险的可能，因为一旦引发系统性信用风险，资产价格的大幅收缩必将刺破金融泡沫。今年的目标既要保持经济增长平稳，又要化解金融领域风险，还要为改革留出充分的空间。因此，央行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定调是“增强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协同性”，替换了2013年强调的“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014年，预计央行将通过综合运用存准率、正逆回购、央票、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合理的流动性状况，稳定市场主体预期，满足实体经济资金需求。

与此同时，金融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深化。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在2013年取得实质突破，2013年7月，中国全面放开了人民币贷款利率管制，这是近年来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的重要进展。目前，中国货币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外币存贷款利率已先后实现市场化，只有人民币存款利率有上限管理。也就是说，在利率市场化方面，今后改革剩下的问题在于如何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来看，业界呼吁多年的存款保险制度有望于2014年推出。目标是通过利率、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以及开放资本账户来建立市场导向型的金融价格体系。

五、区别对待、公平竞争：

区域政策的特点

我国一系列区域战略与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增强了经济整体活力，区域增长格局已出现重大转变。2014年，实行区别对待仍是完善区域政策体系的基本方向，完善并创新区域政策，缩小政策单元，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提高区域政策精准性。

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2014年，将加快制定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性文件，启动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扩大退牧还草范围。加快出台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统筹推进全国老工业基地和城区老工业区更新改造，促进全国资源型城市和独立工矿区转型发展。全面落实中部崛起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产业园区建设。支持前海、南沙、横琴、平潭等重大平台建设，抓紧制定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政策。同时，我国将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推进沿海、沿江、沿边、沿路桥的轴线开发，带动更大范围的腹地发展。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支持武汉、长株潭、环鄱阳湖等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促进中原经济区加快发展。深入推进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加快环渤海地区转型升级。推动云南、广西等地向南亚、东南亚开放，支持西北地区向西开放，着力培育中西部地区新的经济支撑带。为增强欠发达地区发展能力，还将推进对口支援，支持西藏、新疆和四省藏区等跨越式发展，落实扶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规划和政策，实施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在注重区别对待的基础上，也将更加注重公平，即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内容。通过体制创新和法律保障，实现不分区域、城乡、工农、公私、贫富，一视同仁地实施财政、金融等公共政策；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推进教育、卫生、就业、社保等公民享有的同权化；加大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建设投入，让不同地区的人民群众享有大体相当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

与此同时，税收优惠将与区域规划脱钩。据统计，目前已出台实施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共有30项，同时还有一些正在申请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项目。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和财税部门执法不严或者出台“土政策”，通过税收返还等方式变相减免税收，制造税收“洼地”，严重影响了国家税制规范和市场公平竞争。下一步，财政部门将扎实推进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工作，清理已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执行到期的将彻底终止不再延续，对未到期限的将明确政策终止的过渡期，对带有试点性质且具有推广价值的，将尽快转化为普惠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今后原则上不再出台新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

六、激活民间力量：

扩大内需的着力点

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既是短期的政策着力点，也是中长期的战略选择。

就扩大消费而言，要扩大居民消费规模，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提升居民消费质量，关键在于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这就意味着需要推动实现稳定充分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建立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长效机制，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逐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2014年，扩大消费的重点将在信息消费领域。信息消费具有结构层次高、绿色无污染、带动作用强的特点，是近年来各个国家重点培育的新兴消费热点，也将成为我国扩大消费的重要着力点。

着力保持投资稳定增长，重点将调整预算内投资结构，大幅压缩用于一般竞争性企业项目投资，适当减少可利用社会资金的经营性基础设施投资，停止建设楼堂馆所等投资，压缩小型分散投资，重点支持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重大项目，集中力量办大事。合理确定投向，主要是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配套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和农村民生建设，水利、中西部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重大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工程，核心关键技术开发应用等重大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工程，教育、医疗、社会养老、食品药品安全等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发展等领域。在管好用好政府投资的同时，为民间投资拓展更大的市场空间，为民间投资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有效释放民间投资潜力。

七、以人为本：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

积极稳妥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一是推动规划实施。修改完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并尽快发布实施；二是出台配套政策。推动出台户籍、土地、资金、住房、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三是编制配套规划。组织编制实施重点城市群发展规划，各地因地制宜地编制和实施本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四是开展试点示范。围绕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模式、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在不同区域开展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试点；五是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东部地区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一体化水平，推进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内主要城市之间的快速铁路、高速公路建设，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与交通干线、交通枢纽城市的连接。强化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六是发展城市群，优化城市布局。着力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培育并引导城市群发展，完善大中小城市结构，强化综合运输交通网络的支撑，优化城市群内部的城市分工协作。

八、集约用地、保护农民利益：

土地政策的主要方向

2014年，国土资源部将会全面推行节约集约用地政策，用地规模实施总量控制和减量供应，加大存量建设用地供应，减少新增建设用地。全面开展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细化各类用地标准。在全面总结各地征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现行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进一步规范征地程序，着力于建立完善多元保障机制。逐步缩小划拨用地范围，以公平、公开、有偿的方式配置土地资源，全面推进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用地有偿使用，清理存量划拨用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针对不同产业、不同用地类型提供不同的有偿使用方式，弥补一次性收取地价款单一方式的不足。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减少工业用地，适当增加居住用地供应。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要求，研究起草《不动产登记条例》、《不动产登记办法》等规章制度，整合建立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做好国家层面有关不动产登记衔接工作。

特别是，在土地政策中要保护农民的利益。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不论承包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完善宅基地管理制度，探索宅基地上的农民住房的财产性收益的路子。（执笔：胡少维）

第五篇：近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

近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

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中国的经济出现了过热，投资急剧膨胀，价格迅猛上涨。从一九九三年七月起中国政府实行经济的“治理整顿”，也即紧缩政策。在实行这种政策的过程中，经济的增长速度逐渐减慢，价格逐渐走低。至一九九七年，紧缩的目标已经实现，但同时也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市场清淡，商品积压，企业开工不足，从该年的的四季度起，价格出现负增长。从一九九八年起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作了大的调整，转而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文对各项政策措施作了分析，对其效果作了评价。在实行这种政策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与实行扩张政策相配合，在一些方面进行了改革，本文对一些改革作了简要的叙述和分析。

一本文将谈一谈一九九八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

从一九九八年起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了巨大的调整，要了解这种调整，要从一九九三年七月以后的宏观经济政策谈起。

一九八八年，中国发生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与上一年相比，这一年零售商品价格上升了百分之十八点五，居民消费价格上升了百分之十八点八。这是中国改革以来，除一九九四年外，价格上升最快的一年，各地发生了抢购商品潮。中国政府从一九八八年的第四季度起实行严厉的“治理整顿”，利用各种手段紧缩投资和货币投放。“治理整顿”的结果使得价格的上升速度迅速下降，一九九○年零售商品价格降到只比上年上升百分之二点一，居民消费价格上升百分之三点一。严厉的紧缩也引起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迅速下滑，****和一九九○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只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一和百分之三点八。这是改革以来最慢的增长率。为了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宏观经济政策随即放松。从一九九一年开始经济又加快增长，一九九二年经济又逐渐走向过热。到一九九三年上半年，由於投资急剧膨胀，特别是房地产投资迅猛增加，各地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又发生了比一九八八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九九三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百分之六十一点八，商品零售价格上升百分之十三点二，居民消费价格上升百分之十四点七）。从一九九三年七月起政府又一次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称为“加强宏观调控”，严格控制投资，基建项目要经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审批；提高利率，实行保值储蓄；不仅控制资金的供给总量，而且控制资金的流动，严禁资金流向房地产，实行由中央直接将资金贷给重点企业和重点工程，甚至连银行间的正常拆借也一度停止。经过四年多的紧缩，从一九九五年起价格逐年回落，与一九九六年相比，一九九七年商品零售价格只上升百分之零点八，居民消费价格只上升百分之二点八，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逐年下降，一九九七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由一九九三年的百分之十三点五降到百分之八点八。总的看来，经济的状况仍然良好，但已经潜伏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出现了通货紧缩，有些现象已经渐渐显露出来。一九九七年七月泰国发生金融风暴并扩大到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又加剧了这些困难和问题。

通货紧缩是较长时间实行紧缩政策的结果。从一九九七年十月起，零售商品价格出现了负增长（在那之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等已经出现负增长），并一直延续至今；大量企业开工不足，企业大面积亏损，一九九七年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六，亏损企业数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五点六八，国有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更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二，企业亏损额增加，一九九七年全国工业的税后利润总额为一千六百二十六点七一亿元，亏损额为一千三百四十一点三六亿元（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一点○六），二者相减后，仅有利润二百八十五点三五亿元（全国工业总产值为七万一千○二十七点六亿元），而国有工业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更比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多二百九十三点五一亿元，即发生了净亏损；市场销售不旺，产品库存增加，一九九七年工业产品的销售率下降，国内生产总值中存货增加额为二千八百六十六亿元，占百分之三点七五；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放慢，一九九七年仅增长百分之十点一（一九九六年为百分之十四点八）；货币供给的增长放慢，M0、M1和M2的增长率一九九六年为百分之十一点

六、百分之十八点九和百分之二十五点三，一九九七年为百分之十五点

六、百分之十六点五和百分之十七点一。经济数据表明，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

二针对这种情况，政府从一九九八年起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由以往的紧缩政策转变为扩张的政策。但由於对当时的经济形势的认识有不同，一九九八年上半年政策的调整力度不足。根据年初制定的计划，一九九八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仅为百分之十。一九九八年第一季度贷款净额仅三百五十亿元，而一九九六年第一季度为九百八十亿元（因一九九七年的统计口径不同，故与一九九六年比），即比一九九六年减少大约三分之二。一九九八年计划出口增加百分之十，这表明对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预计不足。与一九九七年同期相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一九九八年元月为百分之七点二，二月降到百分之六点八。出口形势更为严峻，第一季度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二，第二季度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三点三，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力明显减弱。夏季又发生特大洪涝灾害。鉴於经济加速下滑，到一九九八年下半年政府加强了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一九九八年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九九八年初确定的中央预算仍不是扩张性的，预算赤字减少一百亿元。但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为了制止并扭转经济的进一步下滑，政府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了预算，以扩大国内需求。一九九八年八月向商业银行增加发行一千零八十亿元特种国债，将大量沉淀於银行的存款转化为投资，投资於基础设施建设，并增发八十亿元人民币的外债。中央财政赤字达到九百六十亿元，比年初预算赤字四百六十亿元增加五百亿元（增发的一千零八十亿元国债中，当年只使用五百亿元，故预算赤字只增加了五百亿元，另有五百八十亿元一九九九转贷给地方政府用於基础设施建设，未计入中央财政预算赤字）。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起了一些作用，对调整经济结构也有作用。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加快，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七点六，比第二季度快零点八个百分点，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九。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七点八，接近百分之八的预定目标。但是，由於是在下半年才加强实施这项政策的力度，所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在一九九九年才能充分显露出来。

一九九八年投资的增长，主要是靠政府财政投入实现的，一九九八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一，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百分之十九点五，表现民间的投资增长很慢。为了使经济开始加快增长的势头得以保持下去，在民间投资和消费还未启动的情况下，一九九九年必须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还要靠政府的投资。一九九九年预期经济的增长率为百分之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百分之十二左右。中央财政支出将增加九百四十六亿元，中央财政赤字将达一千五百零三亿元。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实行下去，否则也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为了减轻财政负担，防止今后通货膨胀再起，需要采取措施支持和鼓励民间增加投资。

在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除了增加出口退税外，政府没有在减少税收方面采取更多措施。但为了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政府正在取消一些不合理的政府性的基金和收费。

第二、实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方面，采用了下面一些政策和措施：

（一）增加贷款和货币供应量。一九九八年为配合财政增发一千亿元特种国债，银行相应地增加一千亿元贷款与其配套。各项贷款馀额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七。一九九九年第一季度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馀额增加百分之十五点七，增幅比去年底高零点二个百分点，各项存款馀额增加百分之十八，比去年底高一点九个百分点。中央银行运用再贷款等手段，增加货币供给。一九九八年末MO比上年末增长百分之十点一，M1和M2则分别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九和百分之十五点三，仍比一九九七年慢，但比六月末加快，M1快三点二个百分点，M2快零点七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下半年货币供给的增长加快。到一九九九年三月末，与去年同期相比，M0、M1、M2分别增长百分之十一点

二、百分之十四点九和百分之十七点八，都比去年同期快。预期一九九九年货币发行量一千五百亿元，M1和M2分别增长百分之十四和百分之十四至十五。国家银行将新增贷款一万亿元，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六。

（二）降低利率。一九九八年三次降低利率，金融机构法定一年期存款年利率由一九九七年的百分之五点七六降至百分之三点七八，但实际利率仅由一九九七年的百分之七点二降至百分之五点七，一九九八年第二季度为百分之七点四，仍高於一九九七年，之后实际利率才低於一九九七年，由於实际利率仍高，利率下降对刺激投资和消费的作用不明显，不过对减轻企业利息负担、降低成本还是有作用的。

（三）推广消费信贷，增加消费需求。一九九八年在住房和汽车等方面开展了消费信贷。一九九九年中国人民银行又对扩大消费信贷提出了意见。消费信贷将有助於增加消费需求。中国的商业银行推出消费信贷只是近几年的事。受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的影响，许多居民尚不愿意用向银行借钱的办法消费，因此推广消费对增加消费需求的作用短期内还有限，对此不应指望太高。

（四）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增加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对於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重要作用。为增加外汇储备，除实行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等政策外，还开展了严厉打击走私和骗汇、逃汇、套汇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五）商业银行开展对小企业的贷款。

从一九九八年全年的情况看，扩张的货币政策从第二季度后才逐渐有所到位，但增加货币供给的渠道仍不大畅通。因为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占其资金来源总量的比重下降，它们已很少依靠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因此中央银行难以利用再贷款扩大货币供给；由於出口下降，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大量减少；由於各商业银行资金充裕，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投放资金也遇到了困难。此外，商业银行增加贷款也有困难，因为企业和居民对利率的变化不敏感和实际利率仍高，降低利率并未使贷款有明显增加，而存款却继续快速增长；由於中央银行加强了对风险的防范，各商业银行对贷款也更加谨慎；为防范流动性风险，各商业银行提高了备付金率，从而又降低了货币派生能力。

第三、增加出口。亚洲金融风暴以及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中国的出口带来不利影响。一九九八年出口仅增加百分之○点五。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出口额／国民生产总值×100％）已超过百分之二十（一九九五年为百分之二十一点七），一九九七年净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百分之三点六。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有不小的作用。为了增加出口，加强了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的力度，一九九八年扩大了实行出口退税的商品种类，提高了退税率。中国的增值税率为百分之十七，出口退税率不低於此。一九九九年将继续提高二十类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综合退税率将平均提高二点五六个百分点。

第四、增加就业，安置失业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企业亏损和倒闭增加、国有企业加快改革，都使得失业人数大量增加。一九九八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百分之三点一，一九九九年预计为百分之三点五。就业问题已成为政府和公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政府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行了基本生活保障政策和实施再就业工程，在企业中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一九九八年有六百多万下岗职工重新就业。

第五、在供给方面，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和措施。例如采取了一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等。一些城市建立了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有些银行设立了中小企业贷款部门。此外，对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产业如纺织、煤炭、钢铁等进行调整，压缩其生产能力。

总之，从一九九八年开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由紧缩转向扩张，政策的目标也由抑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转向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有效需求特别是国内市场需求、增加就业以及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同时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政策调整的结果已开始显现。一九九八年第四季度，经济的增长有所加快。与去年同期相比，一九九九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约增长百分之八点三，即快一点一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长百分之十点一，即快一点九个百分点，一至四月增加百分之九点七，情况似乎还不错。但如果按月来看，则不容乐观。一至二月工业增加值增长百分之十点六，三月增长百分之九，四月增长百分之九点一，也就是说，从三月起速度在减慢。一至四月国家和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八点一，比一季度回落四点六个百分点；一至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比一季度降低零点四个百分点；一至四月进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一点二，其中出口下降百分之七点八，进口增加百分之十三点六；价格仍继续下降，三月份商品零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三点二，比上月下降百分之零点九，居民消费价格分别下降百分之一点八和百分之零点八，四月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比上月下降百分之一，比去年同期二者分别下降百分之三点五和百分之二点二，一至四月二者分别下降百分之三点一和百分之一点六。这就是说，价格仍在继续下降。四月末，M0、M1和M2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点

四、百分之十四点一和百分之十七点九，M1和M2比去年底分别高二点二个百分点和二点六个百分点；一至三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百分之八，比去年同期提高二点八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百分之五点二，比去年同期提高三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表明，经济情况尚未好转，通货紧缩仍在继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投资的增长速度三月以来也下降了。须知目前主要靠增加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政府已经在增加投资方面作了巨大努力，原来预期在大量投资后经济的增长会加快，但只在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一至二月增长加快了，三月起又开始放慢，而且投资大幅度放慢，这不能不令人担心，由於民间投资没有启动，单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是不能保持长久的，今后将如何发展有待观察。

三对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一些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目前经济的不景气究竟是什麽原因引起的？有各种不同意见。主要有两种分歧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目前经济的不景气主要是长期实行紧缩政策，没有及时调整政策的结果。亚洲金融风暴只不过加剧了经济的下滑。一九九三年七月实行紧缩政策是必要的。但长期实行紧缩政策，虽然使得通货膨胀抑制了，价格的上升率降到了零以下，但也使得经济过冷了，产生了有效需求不足，商品销售困难，几乎所有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大量企业亏损。因此必须实现扩张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既然是有效需求不足，自然应主要从增加有效需求方面拉动经济的增长。我从一九九三年七月起就指出，宏观经济政策不能一直紧，也不能一直松，而应该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紧一紧，松一松，再紧一紧，再松一松，把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为长期的政策是不恰当的，那必定会导致经济的衰退。一九九五年我就提出货币政策应有所放松，应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使企业的生产能继续进行。从一九九六年起我又进一步建议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防止经济的下滑和衰退。当时，这种意见不被人们赞同。

另一种意见认为，目前经济的不景气不是长期紧缩的结果，不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是供给过剩造成的，是实行紧缩政策前大量重复建设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的结果。例如，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经济时报》第五版有一篇题为《断言“中国当前已经陷入通货紧缩的困境”没有根据》的文章说：“近来，经济学界和经济界普遍认为，我国当前已经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困境，„„出路在於放弃『适度从紧』的政策，放松银根，刺激需求。这种观点对我国当前经济状况的判断是不正确的，提出的对策是不适当的。”又说：“大量企业生产能力闲置和失业增加，并非由於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紧缩银根所致。而是由於重复建设，企业改制减员。这是绝对生产过剩，而非相对生产过剩”。按照这种意见，当前的经济不景气是经济结构问题造成的。解决的办法不是增加有效需求，而是调整经济结构，压缩和淘汰过剩的生产能力，减少供给，使供求平衡，这样，商品滞销、价格下降、企业亏损、失业增多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种意见直到一九九八年初占了主导地位，妨碍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及时调整。至今仍有一些人持这种意见。

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造成的商品供给短缺给企业以发展的巨大机遇，许多产业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而当短缺问题基本过去以后，有些部门的生产能力出现了过剩，需要调整，这是不错的。但商品普遍过剩，那就主要不是经济结构的问题，供给过剩的问题了，而是长期紧缩导致的需求不足的问题了。其实，经济结构问题也只能在增加有效需求中结合着解决，不增加需求而一味压缩供给只能使经济更加萧条。这是易明的道理。

为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境，除主要应增加有效需求外，自然也要在供给方面努力，那就是，企业应加强技术改造，加强创新，开发能适应并刺激需求的商品，降低成本。目前，企业在这方面的努力很不够，财政和金融给予企业的支持也不够。

第二、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应从宏观经济方面入手还是应从微观经济方面入手？这也是有争论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当前的问题是微观经济的问题，靠从宏观经济方面实行扩张的政策来解决是无效的。理由是：国有企业仍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企仍然不分，企业负债率高，管理混乱，亏损严重，在微观经济的这种状况下，实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例如，财政增加投资，银行降低利率，增加贷款），对刺激经济，增加需求，是无效的。因为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信用不好，拖欠银行的贷款，不愿归还，或无力归还。在此情况下，即使中央银行实行松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也不愿意增加贷款或难以增加贷款，贷款后企业不能有效使用，不仅对拉动经济无补於事，还会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又如，财政增加投资，由於实施投资的主体对投资缺少责任，常常发生投资失误，胡乱花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投资很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很有限，还会给今后的财政造成困难。因此，这些人认为，为解决当前的经济困难，不应实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应该从微观上改革国有企业入手，国有企业的效益好了，国民经济也就好了。

这种意见有其道理，但那是要在中长期去做的。当前的经济问题既有中长期的问题，更有短期的问题。解决中长期的问题是必要的，但远水不救近火。如果不及时对着重从宏观经济入手，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消费不旺、市场清淡、销售困难、企业开工不足、亏损严重、失业增加等问题，经济就会进一步走向衰退。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企业无法生存，哪里谈得上改革？这些问题又怎能解决？虽然国有企业的问题严重，但在财政和金融紧缩、市场不振的情况下，其困难就更大。实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增加了有效需求，市场状况好转，经济加快增长，国有企业的问题虽然不会自然解决，但它们的状况会有所好转，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可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有利条件。这当然不是说当前可以不顾国有企业的改革，而是应该在实施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时结合微观基础的改革，改革国有企业、发展非国有企业，并为此创造宽松的环境。

第三、当前为增加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应以运用财政政策为主还是运用货币政策为主？这个问题虽然没有进行多的讨论，但却是必须解决的。从去年和今年的情况看，运用扩张的财政政策更容易，运用松的货币政策则不容易，因为，中国的银行制度很不完善，金融市场很不发达和完善，企业和居民对货币政策的变化不敏感，银行可以运用的调节金融的手段不多，运用的效果也有限。一九九八年三次降低利率，市场没有明显反应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更多地运用财政政策。当然运用财政政策必须有货币政策与其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一九九八年为与财政增发的一千亿元国债相配套，曾决定银行增发一千亿元贷款，但实际上没有完成，全年货币发行比年初计划少了近五百亿元。在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之初，为尽快扭转经济的下滑，主要运用扩张的财政政策，这是必要的，但扩张的财政政策的运用是有限度的，要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实行的时间长了会产生严重后果。今后应更多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第四、为拉动经济增长，在增加需求中应主要增加投资需求还是增加消费需求？从一九九八年的情况看，增加投资需求比增加消费需求容易。增加投资需求可以直接地拉动投资品的生产，进而间接地拉动与投资品生产有关的产品的生产，同时增加投资需求也可以增加消费需求，因为投资中大约有百分之四十会转化为对消费的需求。但是也应看到，增加投资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的大小，取决於投资项目的选择。目前投资主要用於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必要的，但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小，因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链短，其所能带动的工业大约只占制造业的百分之十五。此外，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如何最终要看消费能否启动，如果消费没有启动，其拉动经济的作用就有限，其拉动经济的链条在消费启动前就中断了。消费需求不启动，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最终也不能扭转。因此，目前增加需求的重点应转移到增加消费需求上。增加消费需求不容易，除扩大消费信贷等办法外，增加消费需求的实际可行的办法还不多。增加消费需求主要是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近年来，由於经济增长放慢，企业亏损增加，下岗失业者增多，农产品价格下降，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放慢，同时城市居民要为社会保险、购买住房、支付子女学费而积蓄，使得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不佳，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要刺激消费还应采取更多的措施。

第五、当前，在增加有效需求中，增加出口与扩大内需何者为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很快，一九九七年，净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百分之三点七，一九九七年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百分之八点八）中出口的贡献约占二点二个百分点。增加出口曾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但一九九八年以来，出口遇到巨大困难，一九九九年不能指望出口增加。因此要靠增加出口来拉动经济已不大可能。同时，中国作为大国，出口依存度已相当高，今后不大可能大幅度提高。虽然增加出口仍是重要的，但当前以至今后为促进经济的增长应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内面临的是计划经济遗留的严重短缺市场，几乎没有什麽产品不是短缺的，对企业来说，不必为产品销不出去而发愁，因此人们并不重视扩大国内市场问题。同时，那时正值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是其转移的国家之一。那时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在国际上有广大的市场，这给中国出口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当前国内外的市场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国外市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商品、较低档次的商品遇到了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同类商品的激烈竞争，中国商品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已经不可能主要依靠这类商品大幅度地增加出口。中国需要调整出口商品的结构，更多地出口质量更高的、科技含量更多的、附加值更大的商品。这就要求中国的产业结构有大的调整，企业的技术有大的提高。为了使中国的经济保持高的增长率，除继续努力扩大出口外，必须以扩大国内市场的需求为主。这是中国经济的一次大的调整。扩大国内需求，不仅是当前的重要课题，更是今后的重要课题。由於中国国内市场对商品的需求的档次已经大大提高，必须生产适应国内市场需求这种变化的商品，而这也有利於增加出口。

四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加快向市场经济转变，各种改革也在深入进行。在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中，以及在经济增长下滑中，市场的约束加强，使得还未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体制暴露出许多问题。为了扭转经济增长的下滑，除了从各方面增加需求和调整供给以外，还必须深化改革，而且只有改革的配合，实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收到好的成效。这里只就当前需要改革并正在改革的几个方面谈一谈。

第一、金融制度的改革。经济紧缩和不景气，使得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增加，风险加大，同时也更加暴露出它们及其主要客户--国有企业存在的体制和管理方面的问题。改革金融制度，防范金融风险，已经成为迫切而又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近来进行的改革不少。主要有：

撤销了按各级行政设置的中央银行分支机构，设立了九个地区性分行，以加强中央银行对货币信贷的集中管理，防止地方政府对中央银行业务的干扰。

一九九八年取消了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指标的行政控制，实行限额管理下的资产负债比率管理，这不仅使商业银行在贷款方面更有自主权，而且增强其自我约束，使其更注意贷款的安全性、流动性和增加收益。

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推进按经济区划和业务量设置分支机构，强化内部控制。推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法，以便更准确地反映银行的风险状况，加强风险控制。正在建设银行试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处理商业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对不良信贷资产进行重组。从一九九六年起，正通过提取逐年增加的呆帐准备金用於冲销银行的坏帐。一九九八年财政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二千七百亿特别国债，并将所得资金注入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其资本金，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到《巴塞尔协议》要求的百分之八。

降低再贷款利率，取消对再贴现额度的行政控制，发展再贴现业务，改变再贴现馀额逐年减少的状况。增加证券交易品种，扩大公开市场业务。建立贷款担保基金，开展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贷款，促进其发展。开展存款的再保险。

在我看来，在改革金融制度中，不仅要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而且要疏通资金流通的渠道，解决渠道堵塞的问题，否则中央银行想增加基础货币，商业银行想增加贷款也不大可能，实行松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会打折扣。

第二、改革财政体制。主要是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推进税费改革，清理整顿和取消不合理收费，将合理的收费规范为法定税收和规费，取消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收取的管理费，将政府的经营性服务收费改为经营收费，其收入纳税，将政府设立的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改为税收等。税费改革可以减轻企业、居民的负担，也有助於增加其投资需求或消费需求。

第三、改革国有企业。紧缩政策和经济增长的放慢以及市场约束的加强，使国有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要改变这种困境，一方面必须扭转经济下滑的局面，使经济更快增长，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中国政府提出在三年（一九九八至二○○○）内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也即扭亏为盈。这是很艰巨的任务。小国有企业的改革较为容易，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加快改革中。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关系到它们在市场经济中能否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地增长。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情况如不根本改变，国家财政就将遇到更大困难。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扩大，政府的大量投资将难以收回，大量的债务难以偿还。也就是说目前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拉动的作用不仅会减弱，而且会给今后的财政以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困难。同时，不通过改革改变国有企业效益不佳、亏损严重的状况，在实施的货币政策中，商业银行或者不愿意多贷款，或者其不良贷款难以减少甚至会增加，风险难以减小甚至会增大。所以在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如何改革，这里不讨论。

第四、增加就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近几年，由於向市场经济转变加快，为适应市场的竞争，国有企业不得不将多馀的职工精减下来，同时，经济增长的放慢和市场约束的加强又引起一些企业停业和倒闭，造成大量人员下岗、失业。增加就业和保障下岗、失业人员的生活，就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中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正在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再就业工程，实行保障下岗、失业者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支持和鼓励发展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增加就业。从根本上说，要增加就业必须扭转经济的下滑，加快经济的增长。

第五、改革住房制度。当前，在许多商品难以销售的情况下，居民购买住房是启动消费、增加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房地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是很强的。但是要使居民愿意并有能力购买住房，必须对住房制度、对银行的经营进行改革。目前正在对住房制度进行改革，各个部门、各个企业停止作为福利给职工分配住房、提高住房租金、建立住房基金、建立和发展住房的二级市场、去除住房建设和销售中的各种不合理收费以降低住房价格等，同时，商业银行也开展了住房信贷。在这些措施下，住房市场正开始启动，但还不快，还需进一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