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县长辞职何以引发热议

第一篇：副县长辞职何以引发热议

【今日谈】

副县长辞职何以引发热议

2014年7月16日，有网友爆料浙江平阳县38岁副县长周慧主动辞职，引来热议。周慧自称“我要的是能自我掌控的生活”，当地回应“辞职是他个人行为，和其它原因无关”。

<微笑沉默的“夏虫”>

面对旁人的不解，周慧的一番话颇耐人寻味：“夏虫不可语冰，如果你再说自己关于世界的、历史的、未来的见解的时候，在某些人看来，你是在炫耀自己知识上与精神上的优越感，那么你无异于自我寻找另类的标签。因此，我基本上不说不提，微笑地沉默。”

话也许不中听，但的确是实情。对于“家族成员基本都在国外，且家族产业资产丰厚”的周慧来讲，辞掉副县长只不过是相当于吃惯了大鱼大肉的人扔掉了一根可有可无的“鸡肋”，一年到头吃不到荤腥的人大呼可惜，只会引来人家的轻视和嘲笑。

<公众对官的“迷恋”>

如果把官员这个身份放在整个社会中来审视，它仍然具有诸多让社会公众心理产生“羡慕嫉妒恨”的优势，比如社会地位，在社会阶层中一直处于较高的位置，而这一较高的社会地位又恰恰符合人们对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尊重的需要。

在一般社会公众看来，既然官员有这么多的“好处”却还辞职，显然是不符合其心理认识，那么官员辞职受到关注和热议也就不足为奇 1

了。由此可见，公众关注和热议官员辞职的背后，恰恰体现了当官在当下社会中仍然是一种理想的追求。

<打击官场“潜规则”>

有人称，周慧可以追求自由，但理当接受离职审计，他言外之意“不能自我掌控的生活”不能不清不楚。问题官员外逃已数见不鲜，我们不得不警惕某些干部“捞了黑钱就想溜”。这不是“有罪推定”，而是权力者必须接受审查监督。

周慧的辞职传递两重信号，一方面，昭示“官场潜规则”“官场文化”根深蒂固，倒逼其主动辞职“适彼乐土”；再一方面，说明正在进行的“正风”“反腐”还须持续发力，以消弭“官场潜规则”“官场文化”，进而为具精神品性的特立独行的官员创造心无旁鹜的干事创业环境。(综合中新网、新京报)

第二篇：关于：见义勇为人员奖励条例引发热议

关于：见义勇为人员奖励条例引发热议

近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公布《河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草案)》(审议修改稿)，并征求市民意见。该《修改稿》规定，因见义勇为死亡的颁发100万抚恤奖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颁发80万元抚恤奖金；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颁发60万元抚恤奖金；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颁发40万元抚恤奖金；同时还规定见义勇为者子女参加中高考，可依法加分，外地在河南省见义勇为者或本身在外地见义勇为者享受同等奖励或抚恤（10月14日大河新闻客户端）。该条例甫一公布，就引发广泛关注。

1，有网友认为，颁发见义勇为抚恤金就应“水涨船高”，这个“船高”应该高的让人羡慕，高出一种灯塔效应。见义勇为者本来就是社会的道德航船，引领社会道德风尚的，我们必须通过抚恤金的与时俱进，水涨船高，让其永远船高在时代的前沿。

2，媒体表示，见义勇为不分地界，申报不分地界，不能以不提倡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为由，拒绝对已发生的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行为予以认定的现象

有媒体认为：对见义勇为这本账不能简单算，不能过于计较所谓的奖励投入，应该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应该是大家争相去奖励、争相去鼓励，就像吸引人才一样。因为从长远来看，见义勇为给这个区域所带来的善的价值，远远超出经济上的投入。而无论是奖励在本地的见义勇为行为，还是奖励本地户籍居民的见义勇为行为，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本地。地域和户籍不该是见义勇为的界限，见义勇为本身无关地域和户籍。

也有媒体表示：有的地方还出现过以不提倡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为由，拒绝对已发生的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行为予以认定的现象。河南草案新增了“对举荐、申报见义勇为应当受理而不受理的，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条款，体现了责任倒逼，接下来，何为“应当受理而不受理”，宜进一步细化和明确。

3，专家表示，用经济行为激励见义勇为确系现实之需 有专家指出：对见义勇为给予经济抚恤，之前在不少地方政府就曾实施过，也纳入地方政府社会综合管理目标，如早在2014广东省政府就为在该省实施见义勇为行为的5人分别发放了100万元抚恤金；湖南娄底市娄星区政府就对因抢救落水者而不幸身亡的河南人殷某的家属发放了78万元见义勇为抚恤金等等。这一切表明各级政府对社会见义勇为死亡者或丧失劳动力者普遍引起高度重视，这应该说是我们这个社会不断进步与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终结社会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时刻的到来。尤其值得称赞的是，此次河南省人大颁布的《河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草案)》对原来一些规定做出了修改，更体现人性化奖励或抚恤原则。因而，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尤需政府出面建立一种见义勇为社会抚恤机制和救助制度，这不仅是彰显社会正义、实人性化治理和推进社会和谐化的需要，更是弘扬社会正气、推进社会文明建设、整治社会违法犯罪、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为民众提供安全“海绵垫”的需要。

也有专家表示：给予见义勇为者一定的补偿与回馈，不是将利他行为、道德行为功利化，而是在于唤醒人们心中的正义和担当，让他们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信心与勇气。关注见义勇为者的生存生态，“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只有让奖励与保障措施更有“准头”，激励与回报手段更有效力，见义勇为才会在更广范围内引领社会风尚。

第三篇：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引发热议：平均工资被平均[范文]

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引发热议：平均工资被平均

有媒体统计，目前全国至少已有20个省份公布了2014年平均工资。其中，北京平均工资最高——2014年北京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2268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2902元。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6339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6390元，多数省份未超全国平均工资水平。不出意料，上述新闻又引起个人工资“被平均”质疑，网络上吐槽自己“拖后腿”的大有人在。而在“全国平均工资”面前，多数省份又“不达标”，这种统计本身也是吊诡的。鉴于平均工资已成“众矢之的”，其中的客观局限因素、主观不满情绪、统计算法问题，值得说道说道。

首先，将少数高收入人群与广大中低收入者“搅和”在一起算，这种算法具有“天然缺陷”，直接导致“平均工资不平均”。举例来说，100个人中有1人是亿万富翁，其余99人是穷光蛋，“平均”下来，每人却都身家百万。例子固然极端，但“名义均富”的不靠谱性显而易见。

此外，平均工资是包括职工工资、“五险一金”、个人所得税等在内的总和。换言之，平均工资更像人们常说的“税前收入”，而不是“到手现金”。对劳动者来说，“到手现金”才是真正的可支配收入。面对“到手现金”较之“税前收入”相差不少，一些人的吐槽或许是出于对统计口径的误解，还有一些人则不满于社保、税费等“缴多了”。不管怎么说，实际可支配收入没有统计那么多，终归让人很不爽。

再有，收入超过平均工资者常常“不发声”。这一方面是出于“不露富”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某些人也不想成为贫富差异下、网络偏激“站队”中被喷的对象。“达标者”与“超标者”本来就非多数，再少发声乃至不发声，致使“不达标”的声音在网上占据压倒性比例。平均工资着实“无人喝彩”。

统计部门也好，专家学者也罢，应当清楚“平均工资不平均”的症结，却未见相关改革举措。长期“明知故犯”也是给人添堵、惹人吐槽的重要原因。在强调大数据管理、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如果数据“失真”、算法不能做到科学合理，公众必然是拒绝的。

人们的吐槽还蕴含对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水平的诉求向往。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理当被全力推进，让百姓真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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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清华校长自嘲“校长是条狗”引发热议

http://www.lxbf.net/ 清华校长自嘲“校长是条狗”引发热议

“学生是老虎，教授是神仙，校长是条狗。”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谈到高校去行政化问题时如此比喻。这句话使得不少网友目瞪口呆，有网友觉得这个比喻太自轻自贱，还有人认为是在哗众取宠。“校长是条狗”这句话应该如何正确理解？13日，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的来自高校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狗要人喂食还要听主人话

“‘校长是条狗’这句话听起来粗鲁俗了些，但其实挺对的。”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吴鸿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这样表态。他说，中山大学前校长黄达人说过，“我这个校长是处长的校长，不是教授的校长。”

吴鸿认为“狗”字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狗是要让人喂食”，学校里老师和学生是衣食父母，老师教学质量高，学生成绩好，才能提升学校品牌，校长才能拿薪酬；还有一层就是“狗是需要为主人服务的，主人叫干啥就干啥”。在学校，教授专家的地位的确应该比校长高。

吴鸿说，把教授比喻为神仙，这说明他们很超脱。“狗和人有差别，人和神仙又有差别，神仙说是一种从人群里面形成的盲目崇拜，形成一种神话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他是所有人智慧的结晶。教授是具有智慧的，而神仙是不可侵犯的，所以我们都要去尊重他，更不要说你校长。我是这样去解读这句话的。”

不过，在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看来，这个比喻并不妥，用狗来形容校长这一管理者并不合适，神仙和狗没有可比性。

有了行政级别向下很难做到

吴鸿说，“大学也是一个小社会，必须有管理，但是他的管理模式又不同于真正社会上的行政管理。他要按照他自身的教学规律来运作，所以要强化专家治学。但是如果完全摆脱了学校的行政机构和各职能部门的管理，那学校将会是一盘散沙”。

“其实大学里教授才是主人，校长是要听教授的。”吴鸿说，教学、科研以及整体的学术发展方向、学术成果评定等都是由专家评定的，而校长的行政权力主要集中在后勤上，充当服务的角色。“教授和学生的吃喝拉撒都得校长来管，校长根据规模发展需要来配置资源，维护整个学校各职能部门，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也就是为教授和学生服务”。

在去行政化问题上，顾也力认为，并不是“去行政”，管理肯定是有行政的，但行政管理学术是走不通的。大学是学术共同体，根本就是要回归学术，而行政化带来什么？我们学校的领导就是厅级干部，因为我们学校是厅级单位。有了级别，你的管理就不能离开这样一个级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眼睛就要向上，而学校恰恰不是。学校眼睛应该向下，面对教授、面对学生、面对老师。但现在有了级别做不到，这是很现实的。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高校在去行政化改革上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以华农为例，学校学术委员会没有一个是党政班子成员，对于学术问题教授完全可以根据他们的学术能力和背景来判断；学位委员会当中有五个是党政班子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只有一个校班子成员。广外也在教授中海选学术委员会成员，领导干部的比例有严格的规定，逐步实现现代化大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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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教育部将就业率与专业招生计划挂钩引发热议

教育部将就业率与专业招生计划挂钩引发热议

http://.cn2011年12月08日10:43时代周报

就业率挂钩专业生死 基础学科受创最重

大学专业设置以就业率为准？

本报记者 郭丽萍

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680万，比2011年增加20万人。

伴随近些年高校学生规模激增而来的，是毕业生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今年11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要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这将高校专业的“生死”与就业率挂钩的做法，是否催生就业率注水，导致大学沦为职业培训所，引起各界热议。

基础学科处境最艰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教育部发布这样的要求，实际上是希望高校重视就业率，希望高校进行合理的专业设置，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据了解，高校就业率的统计和发布，目前采取的是学校自行统计、上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方式。“在这种就业率统计机制之下，提出这种要求，很难避免就业率造假。即使你要求撤销就业率连续两年达不到90%的专业，这些专业也会报出90%。一旦造假，就失去了这样一个评价基础了。”熊丙奇说。

熊丙奇同时还指出，教育部将就业率与大学专业的“生死”挂钩的做法，其实早在7年前就推出了。

2004年12月，教育部在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上就明确表示，坚决调整过多、过滥甚至不具备办学条件的学科专业，对连续2年就业率不足50%的专业要严格控制招生规模，就业率连续3年不足30%的专业要减少招生甚至停止招生。甚至在更早前的2003年，广东省为了应对大学生就业难，就已首次建立就业率“三个适度挂钩”的运行管理机制。其中一条便是：将就业工作与专业设置适度挂钩，对于那些社会需求量不大、毕业生就业率过低的专业，要根据情况减少招生数量，直至停止招生—这在当年已引起一轮热议。

沿海省份某师范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一名2009届毕业生告诉记者，2009年毕业时，他们必须上交盖了章的就业协议书，才能领到毕业证书，未找到工作的同学只能托关系临时盖个章或盖假章。

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并不是个案，以致教育部在今年的《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直接提出了“四个不准”以防止就业率造假：高校不准以各种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就业签约挂钩，不准劝导毕业生签订虚假协议，不准将顶岗实习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

尽管如此，熊丙奇对此依然不乐观：“这个‘四不准’也很难落地。因为不是第三方的统计，也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老子让儿子统计，儿子怎么会严格地让数据真实呢？”另一方面，一旦由就业率来定夺专业的“生死”，人们担心，真正受到冲击的将会是文学、历史、哲学、物理、数学、化学这些基础学科。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向媒体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1日，2011年广东全省37.33万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94.76%。但从专业分类看，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基础学科的就业率都垫了底。研究生的管理学类和经济学类的就业率均超过95%，最低的历史学类仅为75.99%。对于本科生而言，工学类、经济学类的就业率超过95%，哲学类则排在末尾，仅为88.72%。

行政审批制下的高校专业设置

相对于外界围绕教育部将就业率与专业设置挂钩的通知的热议，高校内部却显得较为平静。在全国范围内，高校撤销个别专业几乎年年发生，只是原因各有不同，就业率并非唯一因素。

“高校培养学生肯定是要跟市场有一定的挂钩，如果就业率低的话，那么这一块的资源付出跟所得就不成比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招生办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经教育部审批，在2010年撤销了生物技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生物医学工程、建筑学、城市规划、公共事业管理6个专业。不过该负责人表示，“撤销专业肯定不是单一考虑就业率这一方面。而是学校综合教学、学生报名、生源等各个方面的考虑，根据各个院系里的一些情况，作了一些调整”。

2010年，中央民族大学亦撤销了古典文献、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3个专业。据相关负责人表示，这3个专业在正式撤销之前，早已停招多年。

中央民族大学教务处教研科科长闫建敏说：“因为学校整体的专业结构调整，根据学校的发展需要，有一些专业可能转型了。像古典文献，是我们觉得条件还不是特别具备吧。在2007年我们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之前就没招生了。教育部有规定，专业停招

达到一定年限的，可以申请撤销。当时我们上报过了，可能是没有正式备案，去年只不过是正式备案了，得到批准就撤销了。”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资料显示，2010年，经审批同意撤销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数量为25个，而2006-2009年，每年撤销的专业数量都在这个数字以下。

相对于被撤销专业两位数的数量而言，全国范围内近年每年新设的近2000个专业显得气势恢弘，而这些专业均经过行政审批。

1991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在招生、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方面拥有自主权。“但其实现在高校在专业设置上，基本上还是审批制。就是说，要增设专业，需要上报教育部备案和审批。不管专业增多还是减少，这都不应该是一个常态。”熊丙奇说。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2010年增设了印地语专业。该校教务处教研科科长袁琦介绍，根据教育部的要求，首先学校自己进行论证有没有必要发展这个专业，学校学术委员会讨论认为具备申报条件、确定需要申报之后，还会请相关专家对社会是否有需求、学校是否具备创办专业的条件进行论证，并进行可行性报告分析。如果专家对学校、对某个专业的办学条件认同的话，就会签署一个意见，学校再统一讨论之后上报教育厅，再由教育厅上报教育部审批。

近几年，在高校新设的专业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法学、新闻传播学等专业，成为各个高校争相开设的新专业。与此同时，极度“热门”的法学类专业的就业率也令各界头疼。据广东省201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数据，无论是本科还是专科，法学类专业的就业率均位列末端。

熊丙奇分析说：“法学专业的就业率这几年一直都很低的，在全国范围内，法学专业的就业率都是排倒数几名的。这是因为专业设置点太多，招生规模太大，就业需求跟不上专业的同步发展，导致就业率下降。本来的意图是，通过审批制来统筹，但怎么靠一个行政进行统筹呢？很多情况下，各地有各地的切身利益，各个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也会照顾当地的利益，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通过它来审批，最后起不到所谓审批的效果。”

高校亟需自主办学权

熊丙奇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按理说，一个学校的专业设置必须根据学校的办学条件，包括师资条件、实验室条件、还有自己的办学定位，由此保持自己专业的特色和专业的质量。”

“但是现在很多学校没有自主权，可能考虑更多的是，追求社会的热门，追求的是行政审批的通过。学生招进来之后，就给他一张文凭，具体学校的师资怎么样、实验室设备怎么样、教学的模式怎么样，能不能保持这个特色不管。很多学生进来之后，对专业并不满意。”

“这是行政审批导致的结果。”熊丙奇说，“高校没有自主权，他不是对学校负责，如果是对学校负责、对社会负责，会这样吗？就像生产一个产品，以前会一窝蜂，现在如果再一窝蜂，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他不是自己倒霉吗？所以为什么办学自主权要交给学校，就是用市场竞争机制来让学校真正重视学生的权利。现在政府已经知道了，在推行高等教育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8年的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和其他多个公开场合说道：“教育方针、教育体制、教育布局和教育投入，属于国家行为，应该由国家负责。具体到每个学校如何办好，还是应该由学校负责、校长负责。不同类型学校的领导体制和办学模式应有所不同，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

对温家宝的发言，清华大学的教育学者孙复初教授在《人民日报》上进行了回应：“一些世界知名大学之所以水平较高，而且每所大学都有值得骄傲的特色，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们拥有办学自主权，校长和学校董事会能自主管理学校事务，教师可以心无旁骛地教书育人、从事科研。如果希望中国的大学能迎头赶上，为提升国家的整体实力作贡献，就应该尽快借鉴国企的改革模式，将高等教育的自主权还给每一所大学。这是形势所迫，也是大势所趋。”

熊丙奇与孙复初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建议参照国外的“管、评、办分离”的机制。在发达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作用只限于两个：保证教育的投入和依法监管学校。学校具体的学科设置、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科学研究跟政府毫无关系。

学校具体的办学质量由社会评价。社会评价包括：一是社会机构认证，二是学生选择。“国内是由政府统一学历的，由政府来统一管理，这个导致的结果是行政评估、行政评审泛滥，导致学校没有自主权，也没有办学特色，千校一面。国外都有专业的学历认证机构，学校教学质量怎么样，由一个专门的认证机构来认证，办学水平如何，都是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价。国外的就业率统计也有，但很少，也是由第三方机构进行统计的。更多的是关注校友捐赠率、学校在教育过程中构成性的图表。”

熊丙奇建议：“在发达国家的大学，由于有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学生‘以脚投票’让大学不得不重视提高教育质量、改善教育服务，我国目前虽没有这样的制度，但可借鉴这些大学在教育教学中所关注的指标，而从长远看，要增强我国高校的办学活力和竞争力，必须逐渐探索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这是比所有的行政管理都管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