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将积极稳妥推进农业转基因研究与应用五篇

第一篇：我国将积极稳妥推进农业转基因研究与应用

我国将积极稳妥推进农业转基因研究与应用 宏观经济中国广播网[微博]沈静文 郑丹炜2014-02-09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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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央广网北京2月9日消息（记者沈静文 郑丹炜）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鏖战多年的转基因争论去年又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农业部表示，今年，我国农业转基因研究与应用还将积极稳妥推进，种业改革也将同步加速。

针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正反两方在2013年激辩。2013年5月起，国内“挺转”人士在全国29个城市举办了30多场转基因食品试吃会；9月起，方舟子和崔永元围绕转基因的舌战不断升级；今年1月，84岁的袁隆平公开表示“将身体力行支持转基因”。与此同时，农业主管部门也不断被问及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

陈锡文：分子级的育种是全球生命科学的前沿技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科学研究上，我们必须努力赶上世界的前沿。第二，转基因育种能否上市销售，提供给消费者，这必须经过极其严格的审核。第三，一定要让消费者有充分的知情权。如果含有转基因的成份，必须进行标注，这个基本原则会长期坚持。

在这场争论中，种子安全、尤其是进口种子的安全也受到广泛关注。目前，我国种子市场估值为600多亿，是世界第二大种子需求国。巨大的市场吸引了孟山都、先正达、先锋等跨国种业巨头。农业部总经济师毕美家表示，2014年，农业部门将加快种业发展，深化种业体制改革。

毕美家：强化种子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公益性科研单位与其所办的种子企业脱钩，加快构建商业化的育种体系；加强种子市场监管，加强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中国广播网)

第二篇：“十一五”期间 我国将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学习心得

“十一五”期间 我国将积极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十一五”财税体制改革学习心得

西夏区财政局

李晓刚

“十一五”期间 我国将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今后一个时期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根据《建议》提出的“十一五”时期财政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认真分析财政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积极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努力促进经济财政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是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进一步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要按照公共性、市场化和引导性原则，进一步研究明确政府支出范围。凡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而市场又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财政就必须介入，做到不“缺位”；凡是市场能够办得了的，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财政则尽快退出，做到不“越位”；对介于两者之间的，财政要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要根据支出受益范围等原则，进一步研究划分各级政府支出责任。

二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等制度，努力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按照《建议》提出的“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要求，优化转移支付结构。严格控制专项转移支付规模和项目，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重点帮助中西部地区解决财力不足问题。要进一步明确省级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特别是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要尽快明确地方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和管理权限。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继续规范省级以下各级政府间收入划分。

三是完善相关财税政策措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建议》明确提出，要“实行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和能源资源节约的财税制度”。这是对财税工作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十一五”时期，要完善相关财税政策，积极支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和能源资源节约。一方面，以支持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促进科技进步。另一方面，研究实施激励和约束并重的财税政策，促进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要研究取消或严格管理能源资源使用方面的各种优惠政策。还要研究采取财税政策措施，更好地引导循环经济发展等。

四是大力推进税制改革，完善税收制度体系。“十一五”时期，要完善增值税制度，在认真总结增值税转型在东北地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实施。要研究推进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革。在适当降低名义税率水平的同时，实行统一的企业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要根据国内外油价变动等情况，择机出台燃油税，取代公路养路费等部分收费。要稳步推行物业税，在条件具备时，研究合并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等税种，建立统一的物业税。

五是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明年将全面取消农业税，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仍十分艰巨。要按照《建议》提出的要求，“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继续巩固和完善“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逐步加大并认真落实好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两免一补”政策(免杂费、免课本费，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进一步规范农村义务教育收费管理，严格执行“一费制”收费办法。总结完善中央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三奖一补”办法，切实增强县乡财政的自我保障能力，提高地方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

六是继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提高财政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十一五”时期，要进一步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扩大部门预算编制的部门和单位，完善定额标准体系和项目预算管理模式。要深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规范国库单一账户管理，改进国库动态实时监控系统，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国库管理体系。要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宏观调控作用。

七是完善相关办法，规范土地出让收入管理。要研究调整国有土地出让金征收管理政策。在保持现行国有土地出让金一次性收取方式不变的基础上，按照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的一定比例建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并规定不得作为政府当期收入安排使用，避免“寅吃卯粮”。同时，研究调整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分配政策；研究允许农民将承包集体土地作价入股参与土地开发，保障失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权益。根据土地增值收益状况，适当提高支付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费标准和安置补助费标准；在土地出让金中划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以规范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补偿标准、收益分配等，确保农村土地流转的合理有序；各级地方财政部门要研究探索在国库中设立“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专账”，专门核算土地出让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支情况。

八是继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支持各项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按照《建议》提出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要在支持经济发展、做大财政收入“蛋糕”的基础上，大力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有保有压，有促有控。一方面，要逐步减少直至退出对一般性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入，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一般性开支，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另一方面，要加大对重点支出项目的财政保障力度，向农村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困难基层、困难群众倾斜，向改革创新倾斜，特别是积极支持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投资、金融、国有企业等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创新，积极促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推动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三篇：我国实行农业保险研究与国际农业保险比较研究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论文

我国实行农业保险研究与国际农业保险比较研究

【摘要】本文将以我国江苏省与我国山东省为调查对象，对比调查，研究分析这两个我国较大的农业省的调研报告，结合两省实际数据与问题，再联系他国——日本和美国的农业保险研究报告，综合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实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农业保险的发展与制约因素。

【关键字】农业保险、三农问题

农业保险是指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农业保险按农业种类不同分为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和林木保险；按危险性质分为自然灾害损失保险、疾病死亡保险、意外事故损失保险；按保险责任范围不同，可分为基本责任险、综合责任险和一切险。

农业保险是市场经济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通行做法。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可以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代替直接补贴对我国农业实施合理有效的保护，减轻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冲击，减少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稳定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农业保险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本经营模式还是将业务委托给商业性保险公司来做，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这种运作模式仍处于试点阶段，相对比较粗放。中央很重视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已经在全国各地区全面起步。但总体看，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为农业产值的3.2‰，覆盖面积仅占我国耕地面积的1/4，发展模式还不成熟，对农业生产的保障能力相对有限。

一、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困境

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目标与保险公司的商业化营目标相矛盾。从国际上普遍的对待本国农业保险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应当是一种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农业保险越发展，就越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这决定了农业保险的目标应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利益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不应以经营者的盈利为目的。但自从1995年中央发文禁止政府参与商业保险运作，结束了计划经济下保险企业与政府的合作模式，农业保险改由保险公司按商业化模式经营以来，全国的农业保险业务规模不断萎缩。

（一）、以江苏省为例：江苏农业保险处于全国较低水平，2003 年全省农业保费只有 850 万元，列全国倒数第三位。2004年，该省商业保险业务规模年均以40%的速度增长，商业保险公司发展到21家，保险分支机构5084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54家。外资公司中，美国友邦苏州分公司已开业，另有2家公司也在南京设立了代表处。全省保险从业人员达到14.84万人。但相比之下，江苏的农业保险发展仍是举步维艰。江苏省目前仅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两家商业性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这两家公司农业险的总体简单赔付率分别高达87%和73%。由于长年亏损、业务萎缩，农业险险种已从60多个降到30个以下，并且都存在着险种条款偏少、责任范围偏小、保险金额偏低以及保险期限、保险费率、责任范围一刀切等问题，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需要。（资料来源：《江苏省农业保险发展》，摘自《保险研究》2005年第5期）

（二）、以山东省为例：山东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农村、农业、农民一直是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关注的热点，而为“三农”保驾护航的农业保险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2006年，山东省政府已确定在人保产险山东省分公司进行农业保险试点，探索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风险保障问题，并通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建立山东省现代农业保险制度，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全省近6000万亩小麦承保面达到了70%以上，德州、滨州的700多万亩棉花，最多时承保面都达到了80%以上。德州的陵县实现了全辖所有农作物的统保，承保面达到了100%。但保费收入却持续下降，到了2005年，保费收入仅有630万元，仅占全省财产险保费收入的0.08%。中国人保产险公司在山东经营农业保险24年，综合赔付率达117%，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资料来源：《山东省农业保险发展》，摘自《保险研究》2006年第05期）

据专家统计，我国自然灾害的平均损失率：粮食为6.5%、经济作物为6%、大牲畜为10%。（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680547.htm）如果按照这样的损失率来收取保费的话，要么保险费率之高是令人难以承受的，要么保险公司对高风险产品实行免责或拒保。更何况我国个体农民的收入水平就以全国全局来看，总体来说还比较低，农民本身又对商业制保险公司缺乏信任，投保积极性自然更是缺乏。从另一个角度，就以纯粹市场经济角度来看的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到农村居民缴费能力因素，厘定的保险费率过低，保险公司又将出现亏损，这会让以盈利为最终目的的保险公司，尤其是已经上市的股份制保险公司无法正常经营下去，或者说无法开展这种“明知会亏本”的生意。最终导致的社会结果是，农民想投保，但承受能力不足；农民能接受的，保险公司又赔不起。高赔付导致了农险要提高费率，而高费率又令许多农民买不起保险，农业保险就这样走进了日渐萎缩的“怪圈”。

二、国际上先进经验国家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

（一）、以日本为例：日本在二战之后，根据其农村土地改革后的实际情况，于1947年12月颁布了《农业损失补偿法》，确立了农业保险作为国家的法定保险科目以及农业保险作为国家战略组织计划的一部分被修订为一部严肃的法律加以保障与实施。根据立法规定，凡对国计民生有重要意义的稻、麦等粮食作物，春蚕茧及牛、马、猪等牲畜列为法定保险范围，实行强制保险。对果树、园艺作

物、旱田作物、家禽等，实行自愿保险。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都享受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日本政府对投保人实行保险费率补贴，如水稻为费率的58%，小麦为费率的68%，春蚕茧为费率的57%，牛、马为费率的50%，猪为费率的40%。县以上联合会的全部经费和共济组合部分费用由政府负担。政府作为农业保险的后盾，接受共济组合联合会的再保险。一般情况下,承担保险责任的比例为：共济组合10%-20%，联合会20%-30%，政府50%-70%，遇有特大灾害，政府承担80%-100%的保险赔款，这样就保证了共济组合的经营稳定性。（资料来源：《日本的农业保险及其启示》，吴树波，《世界农业》，2000年第2期，第11-12页）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又根据农业保险联合会、农业相互救济协会、农业相互救济联合会等半政府半行业组织，分别修改了保险项目与保险措施，如1971年调整了保险农作物的最高保额水平；1972年开展了水果保险计划；1979年开始实施旱田农作物及园艺保险；1985年又放宽了转基因水稻以及肉类保险等。虽然日本政府并未就农业保险收入进行完整公开，但就分析其日本国家财政预算中，可以发现，日本将农业保险作为经常性财政支出项目进行财政补贴，农业保险补贴几乎占到了整个国家农业财政支出的50%。

（二）、以美国为例：美国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试办农业保险，并以农作物保险为主要组成部分，由此习惯上称其农业保险为“农作物保险”。美国于1938年在《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中确立将农业保险作为国家战略。该法规定了农作物保险的目的、性质、开展办法和经办机构等内容，为联邦政府在1939年全面实施农作物保险业务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此后美国政府又根据时宜的变迁对该法进行了多次修订与完美。依据1980年修订的《农作物保险法》，美国成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FCIC），在联邦政府财政及税收等优惠政策的激励下许多私人保险公司积极承保农作物保险。时至2001年FCIC就基本不再做原保险业务，而只代替政府行使政府职能专注经营再保险。由此形成并引导农户向私人公司投保、政府对私人公司进行利润补贴以及行业税收优惠，并且私人保险公司不仅可以从政府获得各种费用补贴与优惠政策，而且又可向FCIC或其他再保险进行再保险或形成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用以分保以分散参加农业保险经营活动中的高风险，再保险公司又可从政府获取费用补贴及税收与金融等优惠条件的网络型农业保险组织体系。此外，虽然根据财产险保险的宗旨，保险只承保纯粹性风险(如自然灾害风险)而不承保投机性风险(如市场风险)，但美国在《1996年农场法》中就推出了既承保农作物产量风险又承保农产品价格风险的收入保险，如团体收益保险、作物收益保险、农场总收入保险、收益保证保险和收入保护保险等。美国政府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是建立农村经济“安全网”，提高国民整体福利水平。正基于此，美国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财政扶持力度非常大，而且手段也更直接更有效。2002年，美国农作物保险承保面积为2.87亿英亩，占可保面积的81.3%。1981年至2002年，美国农业保险累计收取了纯保费237.5亿美元，累计赔款支出259.1亿美元。（资料来源：《美、日农业保险制度对我国农险模式选择的启示》，冯文丽，《农村经济》，2002年第12期，第91-92页）虽然在美国，农业总产值占其GDP的比重不足2%（2006年公布数据），而全美农户也只有200万，但是为了保护和发展农业，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三、我国农业保险的困境与出路

自从我国加入WTO之后，随着《禁止政府补贴贸易保护协定》的签署，以财政支出为方式的政策性直接农业补贴，必将淡出中国国家农业战略。而另一方面，开办农业保险及最近启动的全国范围内的农业保险试点的主体大都是商业性保险公司，即我国农业保险仍实行完全市场机制下运作的商业化经营。而商业保险公司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其最终经营目标，这必然引发农业保险政策性目标和保险公司商业化经营目标的矛盾。虽然从2004年开始，全国各省份陆续开展了新农保试点工作，并且此次农业保险试点中，试点公司大多与地方政府签署了协议，由政府对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进行保费或经费补贴，有的地区甚至提出由当地财政对农业保险亏损全额补足或给予参与农保的保险公司以政府财政为背书的保底收益等，但农保地位未得到法律确定与保护，补贴的实质性支持措施并未到位，制度性和技术性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和随机性，个别省份则是以本省雄厚的地方财政实力为底子实行的面子工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引发的矛盾。一旦农业保险经营失败而又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使保险公司出现亏损，保险公司就不得不减少或放弃农业保险业务以维持自身经营的稳定性。

比照国际上其他有成功经验的国家，我们也不难得出解决我国农业保险以一些方法:一是加强立法，从法律上确立将农业保险作为国家的基本农业战略加以落实与实施；二是将农业财政支出由直接支付向间接保险保障支出转移；三是垂直整合农民、农牧加工企业、零售企业之间的关系，强化产销供一体化，发挥农业经营的规模化效益，降低单位风险。

【参考文献】

《中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研究》，冯文丽著，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年

《日本的农业保险及其启示》，吴树波，《世界农业》，2000年第2期

《美、日农业保险制度对我国农险模式选择的启示》，冯文丽，《农村经济》，2002年第12期

《美日两国农业保险模式的比较及我国的选择》，冯文丽、林宝清，《中国金融》，2002年第12期

《江苏省农业保险发展》，《保险研究》2005年第5期

《山东省农业保险发展》，《保险研究》2006年第05期

第四篇：十二五时期我国将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十二五时期我国将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新华网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刘菊花、袁军宝）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25日在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透露，“十二五”时期我国将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全面提高经济社会信息化水平。

李毅中说，当前信息化发展正步入全面渗透、加速转型、深度应用的新阶段，我国将力争在“十二五”时期，三网融合全面推广，宽带普及基本实现；信息技术取得系列重大突破，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重点产业信息技术应用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电子政务和社会信息化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工作包括：一是围绕工业转型升级，推进信息技术在工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生产各环节的综合集成，形成全行业覆盖、全流程渗透、全方位推进的发展格局。

二是注重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带动作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现代化。

三是推进信息技术在交通、能源、水利、环保等领域的深度应用，加快国计民生重要领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

四是深化电子政务应用，协调推进政府部门重要业务系统建设，实现跨部门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五是大力推进社会领域信息化，推动医疗、教育、社保、文化等领域信息化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李毅中强调，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将加快构建宽带、泛在、融合、安全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提升信息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科学规划无线电频谱资源，提高支撑两化融合的能力和水平。

第五篇：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建立与完善机制研究(上)

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建立与完善机制研究

——以苏州市为例（上）

姚海明

2013-3-4 14:43:24来源：《农业经济问题》2012年第11期

摘要：本文以苏州市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例，探讨了我国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问题。文章分析了农业保险制度运行中的需求和供给，论证了在以“小农户”为主和“反向拐杖逻辑”存在的农村地区，农业保险需求和供给的特点。文章还剖析了太仓温氏养鸡保险这一成功的案例。最后，文章提出了完善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保险，制度；委托代办，联办共保

一、引言

2003年以来，中央一系列涉及“三农”的文件中都明确强调要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中国保监会积极规划和部署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积极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自2005年起，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悄然出现“在希望的田野上”。其实，2004年前，国家也在部分地区实行过农业保险，主要由中国人保或新疆兵保（中华联合）经营，由于此两公司的国有独资性质，国家对农业保险亏损兜底。世纪之交两公司酝酿股改和转制，中国人保于2003年在香港上市，成为上市公司。迫于市场和股东的压力，股改之后两公司再无动力像以前那样从事亏损累累的农险业务。自20世纪中后期至2003年，我国的农业保险逐年萎缩。因此，2004年后国家推出的政府补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农业保险制度，是对原有农业保险制度的接续和创新。

可见，国家在此时重视并引入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原因之一就是原来的农业保险制度难以为继。原因之二是国家履行其基本职能——向全社会公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提供确定性的公共产品——公正和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

要而迫切。原因之三是农业本身存在巨大风险。农业风险主要包括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如今国家对农民免征农业税，主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也因国家实行最低收购价的保护政策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但自然风险仍然犹如高悬农民头上的“剑”。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严重的自然灾害正是保险理论所说的“基本风险”，不能完全由贫弱的农民来承担，而需要政府力量帮助化解。政策性农业保险就是这种力量之一。

二、苏州市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苏州是我国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较早的地区之一。2005年开始筹划，2006年7月开始实际运作。开办以来，苏州市农业保险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创出了一定特色。

1.创立之初，确立了“委托代办”的经营模式。苏州市农业保险创立之初，采取“统一招标、分层委托、自愿参保、政府支持、市场运作、专业监管”的“委托代办”模式。主要特点包括，一是政府支持，二是商业性保险公司接受委托，市场化运作。政府支持的一个主要方面体现在保费补贴上，补贴程度因险种不同而有所不同。至于委托保险公司运作，则在2006年5月，经过招投标程序，人保公司苏州分公司和太平洋保险公司苏州分公司中标，由这两个公司市场化运作农业保险。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不以赢利为目的，只收取管理费。当保险基金出现超赔时，由保险公司按超赔额的10%负责理赔，其余部分由各市（区）推进农业保险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统筹。

2.搭建了农业保险的制度框架和运作框架。制度框架是推进农业保险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推委会）组织领导、安农公司执行和管理、中标的保险公司专业化运作。运作框架是两家保险构建了各自的业务网络。

3.保险产品渐成体系。从最初仅有水稻保险一种产品，到2011年增加到多个农险产品。从财政补贴的层级看，形成了国家险、省险、市险和地险（县级市、区险）四个层次的多种多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体系。

4.在业务机构和产品结构不断完善的前提下，农业保险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被农业保险网络覆盖。

5.经营模式实行了转换。2008年8月，苏州市农业保险开始了模式转换，由“委托代办”转为“联办共保”。这次转换是一次强制性制度变迁，全省统一行动，将全省各地试点中的不同的经营模式统一为“联办共保”模式。对于不实行“联办共保”的地区，省财政不给予保费补贴。

所谓“联办共保”主要是指，政府与保险公司合作，按照“政府推动、商业运作、节余滚存、风险共担”的原则，由政府和保险公司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联办共保，保险业务由保险公司按专业化管理和运作，并设立农业保险专用账户；发生保险责任赔付，双方按比例分摊赔款。政府部分的结余，留作地方政府农业风险基金；保险公司部分结余，按相关规定提取准备金。

三、苏州农业保险制度运行的市场分析

（一）农险制度运行中的需求分析

1.农业保险需求的理论分析。根据保险的贝努利定理，纯保费加上附加保费，只要不超过某临界点，人们仍愿意投保。但问题是，由于农业生产面临极高的风险和损失率，纯费率必然较高，而且农业保险的组织成本和经营成本较高，因此，农业保险的总费率必然很高。然而，现阶段我国农民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较低，农民总体上仍属于低收入群体，面对高昂的保费，多数农民都缺乏有效需求。而将费率降到农民能够承受的水平，则保险公司只会亏损。

现在推出政策性的农业保险，让农业保险的费率保持在商业化的能够维持农业保险业务正常运作的水平，政府直接补贴投保农户而农户只需交纳少量的保费时，农业保险的难题便迎刃而解。政府补贴推动农险市场的供给曲线向右移动，从而使农险能在一个农户支付较低费率的点达到均衡，此时，农险交易量增加了。交易量的增加符合保险经营的大数法则。

2.小户为主和反向“拐杖逻辑”下的农险需求。现实中，农险投保的农产大多数是小规模种养业经营户，就像证券市场中的散户。在苏州，除养鸡保险、奶牛保险和蔬菜大棚保险规模稍大，其余险种的户均规模都极小。在基层调查中，镇村干部反映，即便每户投保面积极小的水稻保险，各级政府给予了大部分保费

补贴，众多农户仍不愿交纳自己承担的每亩2元钱的保费。在上级要求必须投保的政策压力下，有的经济条件较好的村，只好为农户垫付。农民不愿意交纳数额极少的保费，说明现实中的部分农民不完全符合上面谈到的理性假设，说明农民的保险意识缺乏，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学者黄宗智在研究中国农业问题时曾提出“拐杖逻辑”的概念。他认为，小农收入＝家庭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家庭农业收入被比作人的身体，非农收入被比作拐杖，就是说当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就需要拐杖。中国的农户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是不能解雇剩余劳动力的，这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过密化，即随着人口的增长，单位土地上所分布的劳动力就越来越多。“过密型”生产的小农就像一个虚弱的病人只有靠打工、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等兼业收入这根拐杖的支撑才能生存下去，这就是黄宗智的“拐杖逻辑”。当前苏州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已达较高水平，农业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比例极低，农业收入反而成了“拐杖”，农业风险引起的农业损失对这类“反向拐杖逻辑”的农户而言，不再是毁灭性的。据有关资料，早在2007年，苏州市非农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92.4%，非农产业收入增长对苏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均96.2%。因此，农业保险对小农户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自然不愿意交纳这2元钱保费。笔者走访了部分小农户，他们对农业保险的态度是无所谓，印证了以上观点。由于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极低，在有农业保险的情况下，农民减少农业方面的劳动和物资投入而进城或就地从事非农产业获得更高收入是“理性”选择，结果可能轻视了农业生产管理，导致保险公司的赔偿增加。这就是在保险人看来的所谓道德风险。而种田大户、养殖大户以及农业企业则不同，因为种养业毕竟是他们的主业和主要收入来源。对他们来说，甚至不存在主业之外的“拐杖”。因此，农业保险对他们十分重要，他们有积极性配合保险公司加强防灾防损工作，前述的道德风险并不大。

（二）农险制度运行中的供给分析

1.准入制的农险经营主体。政策性农业保险市场是一个管制的市场，经营此业务需按政策程序准入。目前各地的农业保险或者由某一家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经营，或者委托一到两家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在苏州，经营农业保险的是苏州人保和苏州太保。两公司的此类业务不同于商业性的保险业务，费率、保额、核保、损失鉴定、理赔流程和规则等保险业务中的重要环节，不完全是商业化的，公司与政府部门协商确定，保险公司只是以其专业化的手段开展业务。投保的动员和

损失鉴定都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基层的非保险公司人员（例如农村基层“农业”服务中心）。因此，农险的供给是多方合力形成的供给。

在农险费率、保额、保险责任和理赔等并非完全由保险公司确定的情况下，经营农险的两公司自然没有经营风险之虞。保险公司倒是有激励扩大现有产品的承保面，增加新的农险品种，因为公司可以通过增加保费来增加管理费收入，增加农险经营管理的经验。在“委托代办”模式下，保险公司基本不用担心偿付能力不足问题，超赔部分由政府兜底。实行“联办共保”政策之后，由于费率水平较之前大幅度提高，偿付能力增强，且建立起了巨灾赔偿基金，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可控。

2.农业保险供给的难题。

（1）一般难题。农业风险还具有时间、空间的高度相关性及广泛的伴生性，风险一般很大。例如，山区的特大暴雨可能导致山洪泥石流，摧毁周边田园、夷平村庄。因此，农业生产风险大，损失也大，费率厘定非常难。

农业保险的标的是有生命的动植物，标的价格因生长期不同而不同，保险理赔时通常要根据风险发生时标的损失价值计算，而要准确测算尚未成熟的农作物损失或尚处于生长过程中畜禽的损失，绝非易事，而且，动植物的饲养、成长与管理者的行为和管理水平、管理态度有关。在同一地区，投保农户对动植物品种的选择、耕作或饲养的方法、水平的差异，势必造成产量的差异，出险时的实际损失并不相同。因此，农业保险的标的价值、保险利益、保险金额的认定、保险责任的确定、损失责任的认定和测算，都是非常细致和艰难的工作。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