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篇：辛亥革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辛亥革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作者：风雨如

文章提要：

一、理论宣传的重要性

二、群众斗争的自发性

三、革命爆发的必然性

四、新旧军队的动摇性

五、改良主义的危害性

六、地主阶级的狡猾性

七、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纪念辛亥革命，我们应当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呢？最近，我读了几本有关辛亥革命的书，心有所得，写出以下几点粗浅的分析和认识。

一、理论宣传的重要性

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之前，革命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开展了理论宣传、舆论准备工作，没有一个例外。辛亥革命亦是如此。

1903年，在日本的留学生陈天华写了两本通俗小册子，《猛回头》和《警世钟》。这两本小册子在国内散播很广，影响很大。他说：列强“把我们十八省都画在那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中国的官府好像他的奴隶一般，中国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马一样。”“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倘不把这个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虽说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抗，难道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抗么？”

也是在1903年，邹容出版了《革命军》。他写道：“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与此同时，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著名文章。康有为说，“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所以他断定革命一定会造成混乱，不会有好结果。为驳斥这种论点，章太炎的文章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由于《苏报》发表了《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抨击皇帝和清政府，要求建立资产阶级“中华共和国”，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清政府便照会上海租界当局，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罪名将章太炎、邹容逮捕。1904年5月，他们分别被判处监禁3年和2年。1905年，邹容被折磨致死。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也是清朝的最后一桩文字狱。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其机关刊物是《民报》，《民报》发刊词为孙中山所撰，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报》驳斥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开明专制，反对土地国有等主张，一时成为革命斗争的号角。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所做的多年的艰苦的理论宣传、舆论准备工作，就不会有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这是一条非常宝贵的历史经验。

二、群众斗争的自发性

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对内残酷压迫，对外屈膝投降，不仅引起了革命的人的不满，也引起了广大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强烈不满。农民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但是，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也是无组织、无纪律、无纲领的。这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对此，我们没有理由求全责备。但是，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正是这些农民的反抗斗争，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一书中写道：

在各地群众的自发斗争中，有两种斗争居于突出地位：一是饥饿的群众起来抢米抗漕；另一种是群众起来反抗清朝官方的所谓“新政”。这些斗争的锋芒都是针对着清朝统治者。有些地方的群众在进行这些斗争的同时，也打击洋人的势力。客观形势的发展使群众以低级的、自发的形式把反封建的斗争和反帝的斗争结合了起来。（第752页）

当时在各地办的“新政”，包括办学堂、办警察、修铁路，以至查户口、钉门牌等等。所有这些“新政”都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和反抗，因为群众所看到的是横征暴敛的加强，他们根据经验也绝不相信这个只知卖国的政府会做出对人民有利的好事来。（第755页）

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从这种斗争中看出群众的力量。孙中山在1907年发动钦州防城的起义时，对于当地农民反抗糖捐的自发斗争置之不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事实上，这种到处蜂起的、自发的群众斗争，主要是农民群众的斗争，使清朝统治的基础发生严重的动摇，使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客观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依靠这种力量才能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一举而推翻清朝统治。他们不能自觉地组织和动员这种力量，又是他们虽然推翻清朝统治但并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的根本原因。（第758页）

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群众在辛亥革命中是重要的角色。他们的革命力量虽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但如果不存在这种力量，各省的“光复”不会这样迅速地实现。同时，因为这种力量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各省在宣布共和胜利声中，革命的果实都落到善于随机应变的旧势力的手中。（第856-857页）

辛亥革命18年后，37岁的郭沫若在日本完成《反正前后》一书。书中在回忆当时成都的情形之后，对上述问题做了比较清醒的分析：

但是，朋友，你们且莫忙单作为滑稽的现象，而以一笑付之。我有意把这些滑稽的现象写出来，我是想使大家知道保路同志会乃至同志军的军事行动的本质。那自然不是蒲殿俊辈所代表的立宪论者，也不是董修武辈所代表的革命党人，而是货真价实的“人民大众”！这种人民大众的威力，我们不要把它轻视了。就是他们，在竹竿头上绑的菜刀，手里拿着的吊刀子，不已成为推倒了赵尔丰的原动力，杀死了端方的原动力，乃至送葬了清廷的原动力吗？

要记着，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这后于一九○五年的俄罗斯第一次的革命仅仅六年，先于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第二次革命也仅仅六年。革命的性质大略相同，然而革命的结果却完全两样！我想，假使中国有好的领导者，把那真正的革命民众从那时起便引到真正的革命的道路上，中国不早已有充分的力量和帝国主义者对抗，而成为世界革命的前驱吗？

以上史实告诉我们：第一，任何一次社会大变革的前夜，都会出现自发性的群众斗争。虽然这种斗争是盲目的，甚至是野蛮的，但是它又是合理的、正义的。因为这种反抗压迫的斗争，归根到底是被统治阶级逼出来的，这与《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们被逼上梁山是同一个道理。第二，当统治阶级处于末路的时候，它的任何“新政”都是对付群众斗争的骗局，都是为了苟延残喘，也都瞒不过群众的眼睛。第三，资产阶级革命家，由于他们的阶级和世界观的局限，不能正确认识、对待和引导群众的自发斗争，使自己处于孤立状态，使革命归于失败，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历史教训。

三、革命爆发的必然性

辛亥革命为什么在武昌爆发呢？武昌起义者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就夺取了政权呢？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是由失去了领导的革命士兵们打响的，仅仅经过一夜的战斗，到了10月11日早晨，武昌的政权就掌握在革命士兵们的手中了。当时，同盟会的领袖们或在国外，或在上海、香港等地。发动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一些带头人都不在现场。孙中山曾说，他在辛亥革命前经历过“十次革命之失败”，也就是十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实际上不止十次）。他刻意组织、领导的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起义一次也没有成功，而不是由他组织、领导的武昌起义却在一夜之间成功了。从这些现象上看，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确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任何偶然性的事物之中都包含着必然性。恩格斯说：“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所以，我们不能把武昌起义看作一种纯粹的偶然现象。

武昌起义的成功，是武昌的革命士兵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这个成功绝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是多年间全国各地无数次的由无数革命党人和农民群众抛头颅、洒热血的自觉斗争或自发斗争失败之后结出的胜利果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说，武昌起义前的种种斗争都是星星之火的话；那么，到了1911年，星星之火就形成了不可阻挡的燎原之势。——这是历史的必然。

当全国都布满了干柴的时候，干柴在什么地点、什么时候燃烧是一种偶然；但是，只要有干柴的地方，迟早要燃烧，这是一种必然。当火山进入苏醒期的时候，火山在什么时候喷发是一种偶然；但是，只要火山矗立着，它迟早要喷发，这是一种必然。事实上，当荡涤留在旧世界上的污泥浊水的怒潮已经隆隆可闻的时候，它从哪一条洪堤上倾泻下来，已经不再重要了。

四、新旧军队的动摇性

在辛亥革命中，发生了多起新旧军队的反戈事件。特别是新军的士兵们，纷纷倒向革命，调转枪口，指向反对阵营。

参加武昌起义的士兵，就是清王朝军事改革的产物——新军。武昌起义12天后，湖南、陕西两省省会发生新军起义。在一个月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上海，稍晚一点还有四川等地的新军起义。此外，清王朝的海军也倒戈到了革命方面。

而一向被视为可靠的旧军（巡防营），也有反叛的。湖南和陕西的旧军，几乎全数参加了起义。长沙城外的新军武装进城，守城的巡防营士兵不发一枪阻拦。贵州省城陆军小学堂的学生举行起义，巡抚衙门的卫队拒绝向起义者开枪。

这说明，当一个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当它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候，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也不是铁板一块。具有讽刺性的是，清王朝苦心经营出来的新军，竟然成为埋葬它自己的一把铁锹。

五、改良主义的危害性

1905年同盟会成立，在日本出版机关刊物《民报》，比较有系统地宣传革命的主张。康梁的保皇党则随着清朝朝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而起劲地鼓吹君主立宪。这样，在1906年到1907年间，一方面以《民报》为主，一方面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为主，展开了一场革命还是改良的大辩论。投入这场论战的还有其他十几种报刊。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

耐人寻味的是，在国内，主张改良的报刊能够公开出版发行，而革命派只能秘密传布他们的出版物。由此可见，改良派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的。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写道：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集中力量推翻清朝统治，也正是打击站在它背后的外国帝国主义。同盟会的成员们都对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的事实感到愤慨，热烈地企望革命能使得中国获得独立。有些同盟会员明确指出，清朝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称清朝为“洋人的朝廷”的陈天华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又例如在《民报》上撰文的汪东认为，“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其末由”（第710页）

为了担心会遭到清政府的禁止，梁启超在宣言书中特别声明：“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这种跪在专制统治者面前乞求立宪的丑态，足以说明梁启超同样是迫切企待从清朝的立宪中找寻政治出路。（第719页）

立宪派使自己站到了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上，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派的猛烈的攻击。清朝政府已经极端腐朽，并且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已经成为中国前进中必须扫除的障碍。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声讨清朝统治者的罪状，也就充分暴露了立宪派的立场的反动性。（第723页）

立宪派提出来这些说法，没有把革命派吓倒。革命派用朴素的逻辑，根据驳不倒的事实回答了这些说法。“内乱”难道是革命造成而不是清朝的统治造成的吗？难道不正是腐朽而恶劣的清政府造成了到处民不聊生，民变蜂起的情势吗？（第727页）

从孙中山、黄兴到秋瑾、徐锡麟，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都把革命看做是和武装斗争不可分的。他们蔑视清朝的所谓立宪，也绝不相信那种认为“政治革命”可以用劝告、请求的方法来进行的说法。他们继承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优良传统。但是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组织和进行武装斗争，这问题是他们所没有解决的。（第746页）

从以上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出，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实际上还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民族矛盾呢，还是阶级矛盾？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水平，自然还没有达到从本质上区分社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高度，他们也不明白“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但是，他们从斗争的实践中已经朴素地意识到：既然清王朝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就必须把解决清王朝的问题放在首位。

吴玉章在他所著《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一书中，在回忆革命派与改良派在1906年的一场斗争之后，写道：

但是，康梁等人并不甘心于失败。当清朝政府假意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他们欣喜若狂，积极组织立宪政党，准备回国去做清朝的立宪功臣。于是，革命派与立宪派（改良派）的斗争便由以理论为主而转为以行动为主了。（第87-88页）

事实正像他所说的，当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就从笔墨之争变为兵戎相见了。例如：湖北的汤化龙排挤年轻革命军人，阴谋窃取军政府的权力；贵州宪政会引进滇军唐继尧部，摧毁由自治学社掌握的军政府；山西谘议局长梁善济于附从革命后，又在清军攻太原时充当内应；张謇以章太炎倡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为口实，诱使革命党人解散同盟会；在建都问题上，改良派群起责难孙中山，迎合袁世凯建都北京的愿望，实际上对袁世凯的窃国行为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对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危害作用加以分析。

第一，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的迷惑性。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在同改良派的笔战中取得了优势，使改良派威风扫地。但是，那都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广大底层民众知之甚少。辛亥革命的狂飙给改良派以一种机遇，使他们处于一种很有利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没有当权，很容易把自己说成是赞成革命的；一方面他们又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很容易拉拢一般年青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就是利用这些条件迷惑民众，从而在革命中或先发制人，充当革命的领导者；或后发制人，从革命派的手中攫取革命果实；甚或充当杀戮革命派的刽子手。

第二，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的依附性。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时刻没有忘记争夺领导权。他们这样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但是，他们是凭据自己力量做的吗？不是的。改良派身后站着封建地主阶级，他们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用来篡夺革命政权的工具。资产阶级改良派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它在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决裂时，就只能依靠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些最反动的势力，充当他们的鹰犬。

值得一提的是：在领导权问题上，从辛亥革命的开始到结束，从革命的中心到各个省份，反而是革命派颇为被动和狼狈。他们既得不到上层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支持，又不愿意到下层发动农民阶级，身旁还有改良派的掣肘……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回味的。

第三，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的摇摆性。

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的《前言》中，作者对清末谴责小说作家的政治思想做了这样的分析：

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是充满了黑暗和丑恶的，但他们不知道，那丑恶和黑暗的根源正是他们恋恋不能舍去的东西；而唯一能够从根铲除一切黑暗和丑恶的，是来自人民的革命力量，但他们对人民力量，却比对于任何黑暗和丑恶更为害怕。

这里所说的，是清末谴责小说作家的思想局限。同时，它也是自古以来一切摇摆于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更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局限。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时而热情，时而消沉；时而激烈，时而绝望；时而首鼠两端，时而见风使舵……不就是摇摆性的体现吗？但是，所谓摇摆，只是暂时的，他们归根到底是必须选择的——或者光明，或者黑暗；或者人民，或者人民的反面。

列宁说：“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列宁选集》第2卷，第479页。）这是改良主义的本质。正是这个本质，决定了改良主义者，包括辛亥革命中的改良主义者的历史命运。

总之，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是极为不光彩的。他们的种种劣行，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辛亥革命的失败，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改良派，但是，形象地说，他们在革命中确乎起到了一种“绊马腿儿”、“别象眼”、“防火墙”、“落井下石”的危害作用。

六、地主阶级的狡猾性

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把这种政治经验发挥得淋漓尽致。

辛亥革命的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这引起了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极度恐慌，因为那个制度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他们必须站出来捍卫这个制度，同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充分暴露了狡猾性、欺诈性、残暴性等等恶劣的阶级本性。当革命浪潮猛烈袭来的时候，他们就后退一步，保存实力，让资产阶级改良派暂时站到一线，充当他们的盾牌。当资产阶级改良派筋疲力尽地排挤了革命派，企图或已经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们就以逸待劳地一脚把改良派踢开。当改良派也抵挡不住革命浪潮，就要失守阵地的时候，他们就拔出剑来，赤裸裸地杀向革命派……总之，在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中，封建地主阶级始终玩阴谋，耍手段，从而使自己占据着有利的阵地，在战斗中得心应手。

代表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同资产阶级革命派作战的领军人物是封建军阀袁世凯。袁世凯的家族是几代的大地主，他在河南就有四万亩左右的土地。他对待资产阶级革命派采取了又打又拉的策略。可以收买的，他就收买，汪精卫等若干老同盟会的人不就是被他收买的吗？收买不了的，他就使用暗杀手段，宋教仁不就是死在他的手下吗？连孙中山这样身经百战的政治家，都曾一度踏入袁世凯的陷阱。

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够老道的了，他的身后还站着老谋深算的封建地主阶级，而封建地主阶级的身后又站着张牙舞爪的帝国主义列强。所以，资产阶级革命派实际上是在同三种政治势力进行斗争。加之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被篡夺以及袁世凯上台后所表演的种种丑剧，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七、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　封建　君主专制制度（帝制），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是成功了。但是，它并没有结束中国的封建统治，“皇帝”的名称变为“总统”，形式变了，内容并没有变，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了。毛泽东指出：

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青年运动的方向》）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辛亥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封建力量的强大，革命果实被封建军阀篡夺，失败的外部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的控制，对军阀袁世凯的支持，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资产阶级革命派提不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表现妥协和寄予幻想；它没有形成坚强统一的政党，组织松散，派系复杂；它没有发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主要是依靠少数人的孤军奋战……

鲁迅　先生在他的几篇小说中，以艺术的形式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阿Q正传》中所描写的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不准阿Q革命，不正撩开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身上的致命伤吗？《药》是写辛亥革命之前，通过华老栓给儿子买人血馒头的故事，展示了底层群众同革命和革命烈士之间的巨大隔膜。《**》是写辛亥革命之后，通过仇视革命的赵七爷和不习惯于革命的九斤老太等人物形象，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有时，我竟这样想：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不读那些高头讲章，但是，不可不读先生的这些文章。

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反帝反封建彻底胜利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结论。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辛亥革命前后那些热血如歌的烈士们：林觉民、秋瑾、徐锡麟、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还有像陈天华、姚洪业、任鸿年那样的悲壮青年。此刻，他们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我的眼睛湿润了……烈士们的鲜血不能白流啊！烈士们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革命事业，不能付诸东流啊！

——谨以此文献给辛亥革命烈士的在天之灵！

作者附识：

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写这篇文章前，虽然做了一些资料准备工作，但是在写作过程中才发现自己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尤其在引用史料、使用术语时，常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但是，我还是写了下去。——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为了巩固对烈士们的记忆，为了回顾历史，为了今天。文章是在较短时间中写成的，加之上述原因，一定会有不正确或不准确的地方，恳切希望网友们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2016年01月19日09:03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作风建设贯穿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90余年来，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三个时期，先后在全党开展12次大规模整风。从方式上看，改革开放之前是搞“运动”，此后改为“活动”（集中教育活动）。从周期上讲，每次短则半年（如1950年整风运动），长则三年多（如延安整风运动、20世纪80年代整党）。从频率上讲，改革开放新时期是党史上整风频率最高的一个时期，迄今共开展6次集中教育活动，大致每6年一次。2001年9月，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份专门针对作风建设制定的指导性文件。

重视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和重要政治优势，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对这一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有助于深化认识，进一步搞好当下的作风建设，切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本文着重就党风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谈点一得之见，以期抛砖引玉。视角与侧重点不同，所作归纳难免见仁见智，这是需要事先说明的。

一 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

90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紧紧依靠人民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与重视作风建设密不可分。在长期作风建设过程中，我们党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每逢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或完成重要历史任务的关键时刻，格外重视作风建设，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

这一条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1、越是紧要之时，越发重视抓作风建设

党史上历次整党整风的背景，均印证了这一点。譬如，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在延安养成一种新风气，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把陕甘宁边区建成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建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

义。” 他强调，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再如，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我国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加强作风建设作为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开局起步，以八项规定作为切入口和动员令，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现实针对性强 例如，为了妥善解决党内历史遗留问题，消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影响，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等优良作风，延安整风运动以整顿“三风”为重点，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思想、作风、组织方面的“三个严重不纯”，针对干部经商办企业、乱发奖金、倒买倒卖紧缺物资等新的不正之风，中央着手全面整党，将整党任务确定为16字：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去年结束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聚焦作风建设，集中解决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四风”问题，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3、整党整风与当前工作紧密结合，做到两不误、两促进

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多次整党整风中，这两者关系没有处理好，影响和干扰了经济工作。新时期以来，这种偏向得到纠正，每次活动都强调处理好这两者关系：整党整风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一次大扫除，为推进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创造条件、排除障碍、增加动力。1983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处理好整党与生产、工作的关系，保证整党与经济等工作两不误，相互促进。

（二）抓作风建设，在方式方法上既有继承，又注重创新与完善

以前抓作风建设，主要采用搞“运动”方式，常有过火之处。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在党内开展大规模集中教育的先例，独创了在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也有失误，在审干反奸过程中掀起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结果，延安地区在十多天里清查出1400多个“特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再如，1951年整党与“三反”运动相伴随，在追查贪污犯即“打老虎”阶段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教育挽救了大批干部。但运动开展得很迅猛，以致出现偏差：全国被打出的“老虎”最多时达29.2万多人，多半是把小贪污、公私不分、失职、浪费算成“老虎”，或因赃物折价过高定为“老虎”，有的甚至完全是错案；很多地方搞“逼供信”，致使有人因肉刑逼供而致残。1957年整风运动的节奏被反右派斗争打乱，导致大批党外人士挨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错误全面泛滥，党的建设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

进入新时期后，整党整风摈弃了过去政治运动中盛行的那套“左”的做法，从搞“运动”转为搞“活动”，方式方法大变：昔日大轰大嗡、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不再延续，转为自上而下、分批开展集中教育活动，以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着重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党员干部素质，不搞“人人过关”。这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精神，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既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妥善解决党内问题、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又避免了像过去政治运动那样留下许多后遗症、引起社会震荡。

“三讲”教育在新时期党风建设中起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这次活动按照中央规定的四个步骤，在具体运作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程序：学习文件，查摆问题，征求意见，民主评议，自我解剖，开民主生活会，深入整改，开展“回头看”。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由上级派巡视组督导。这套做法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基本为日后开展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所沿用。

（三）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的作风建设内涵丰富，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共七大将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其一是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其一为群众路线，这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而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据报道，2012年间，西部某省一官员在与记者争执时质问说：你是记者，你是党的喉舌，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的？身为干部，居然将党性与人民性割裂开来，一时引得舆论大哗。在新形势下，面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脱离群众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历次集中教育活动均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主旨；鉴于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集中表现在“四风”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以整治“四风”为重点。每次具体开展活动时，均强调走群众路线，开门整改，听取群众意见，让群众监督和评比；均重视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特别强调，要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建立联系、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注意防范、遏制脱离群众现象，这就把握住了党风建设的核心问题。

（四）作风建设的重点是抓干部作风

每一名党员的言行都关乎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普通党员虽然不握有权力，谈不上犯做官当老爷等毛病，但也须防止沾染不正之风、影响党的形象，所以作风建设是面向全党的。另一方面，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的主体是干部，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学风、文风也集中体现在干部身上。脱离群众主要指干部脱离群众，“四风”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因此，干部是作风建设的重点对象，改进作风主要指改进干部作风。干部作风好，上行下效，全党就风清气正；反之则是另一种情形。

建党以来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抓干部作风。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郑重指出，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几十万县委以上的干部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邓小平同志1979年11月在一次干部会上针砭了干部特殊化现象。他表示，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党要管党，首先要管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从严治党，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住、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后果不堪设想。”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中纪委三次全会剖析了干部队伍存在的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他告诫说，干部作风不实，不仅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而且也会给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带来严重损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党每次整党整风，均以干部为重点。延安整风运动首先是在高级干部中展开，以此带动全党整风。在新时期开展的历次集中教育活动中，“三讲”教育专门在县级以上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进行；其余几次活动面向全党，但大多明确强调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

（五）作风建设必须与党的其他建设统筹推进

搞好作风建设，必须与党的其他建设统筹推进，尤其要与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其根源在于理想信念不坚定、私心杂念膨胀。我们党历来重视从思想上建党，通过思想建设来推进作风建设。延安整风运动便是一个典型，通过开展集中教育，使众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实现思想上入党。新中国成立、我们党拥有执政资源后，是否入党关系到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发展空间，于是抱着功利目的入党的人多起来了，基于理想信念入党的人少了。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后，各种诱惑急遽增多，客观上又进一步加大了坚守理想信念的难度。鉴于这种情况，历次整党整风特别是新时期的集中教育活动，每次都组织理论学习，加强党内思想教育，甚至开出学习书目，包括作为立党、治党、管党总章程的党章，以及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基本著作。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以“科学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总书记一再强调要防止温水煮青蛙现象。他指出，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我们党根据时势变化，一直积极推进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制定了许多正风肃纪的党内法规，收到成效。不过，相关制度仍不够健全和完善。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在我们的国家中，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的分别。谁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或高人一等的贵族。„„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然而，尊卑贵贱之分、人身依附关系仍有所体现和存在，上下级关系有时蜕变为猫鼠关系、主仆关系。前些年有些地方流行称一把手为“老板”，***怒扇已是副部级的王立军耳光，便是例证。万庆良担任广州市长时初学游泳就在横渡珠江中夺得第二名，次年又以市委书记身份稳稳夺冠，这种“励志”故事当时就遭人讥讽。对权力监督和约束不到位不得力，潜规则、关系网、利益链也就难以有效破除。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视建章立制并取得重大进展。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切实改变“牛栏关猫”现象，堵塞制度漏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以上五条经验，分别涉及作风建设的方式方法、核心问题、重点人群，开展集中教育活动的时机选择、以及如何处理好作风建设与当前工作的关系，与党的其他建设的关系，等等，是我们党作风建设走向成熟的体现。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

第三篇：司法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朱苏力讲座20141108

朱苏力教授讲座题目：司法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寻求更多纠纷解决机制

中国当前处于转型社会，很多问题伪装成司法问题，但是不能通过司法方式解决。只能由政府、人大来协商解决。诸如计划生育、政策移民等。

其他纠纷解决机制：信访、保险、仲裁、调解等。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1.信访。主要人群：中国60年代左右生人，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没文化，有时间，缺少尊严感。信访问题最终会解决，不是通过国家立法。待这群人最终老去，受过教育的下一代不会继续上辈的生活。

2.仲裁、调解。某些纠纷不能进入司法，不堪重负。需要行政事前预防，如食品药品问题，三鹿奶粉事件。应适当提高诉讼收费，诉讼收费过低，使违法者成本违法成本降低。

商事案件调解，节省了诉讼费用，缩短纠纷解决时间。知识产权纠纷尤其在时间上重要。为了得到迅速的结果，该重视的重视，通过仲裁调解，得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最理想的结果往往很难得到。最理想的结果指双方各自追求的利益最大化目标。

在司法程序中，反对法院片面的追求调解或者判决。调解重契约自由，判决为国家意志强加当事人。苏力观点：能调则调，当判则判。

诉讼程序中既有当事人选择，也有法官选择，保持多样性选择，给当事人更大的自由，有利于提高纠纷的解决效率。从法律经济学主观价值论角度，尊重彼此的意思自治。举例：一朵鲜花插牛粪。从鲜花角度，对其有益，而非由旁人为其做决定。

第二部分：法官的遴选

一审法官要求迅速了解案件事实，合理裁决，能承受强大的社区压力。二审法官更注重分析案件，统一规则。

司法改革不仅要考虑宏观（如司法考试，认为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很失败，并长篇讲述），还要注重微观，对法袍的统一嗤之以鼻。中国的改革必须要面对中国实际，做出有效安排。在教育上，法学知识、法律知识、司法知识要分开。

最后对法官的分类管理，人财物统一管理有利有弊等讲的比较少。以上为我的全部笔记，诚意出品。疏漏的部分有去的同学再补充。

2014年11月8日

于南京大学逸夫管理科学楼1101室。

第四篇：E5规划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重视（范文模版）

上海新城规划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重视

城镇化是上海未来发展的强大动力，乃至“十二五”期间上海发展的重要任务。上海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是城市空间转型，核心是调整上海城乡布局的郊区新城规划和建设。上海的新城规划和建设成功与否，决定了新一轮上海城市空间转型成败的关键。

上海新城规划和建设的历史演绎，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上海“三五”计划时期，该时期基本奠定了最早新城规划的雏形，如最初设定的5个卫星城：闵行、吴泾、嘉定、安亭、松江和1972年、1978年又发展的金山卫石化和宝山钢铁两大卫星城。1986年国务院批准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中心城—卫星城—郊区小城镇和农村集镇4个层次构成的城镇体系，确定了上海城市发展的方向是：努力建设和改进中心城，完善和发展卫星城。因此，在该轮规划中，重点加强了上述7个卫星城的规划和建设。2001年，国务院批准的新一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了“多轴、多层、多核”的城市基本格局。“多核”就是指的中心城和11个新城。2005年，上海市提出城乡体系“1966”，将原来11个新城区减去了惠南新城和空港新城，形成了9个新城。

2001年以后，上海开展了“一城九镇”规划建设，重点对新城和试点城镇实施政策聚焦，推进了城镇化发展。纵观上海新 1

城规划和建设历史，可以总结以下几点经验和教训。

一是市场经济是新城规划和建设的重大动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上海新城建设的动力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郊区在“三五”计划以后，从最初拟定7个卫星城演绎到目前的9个新城，推动新城建设的基本动力大体上以央企和国企为主。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传统计划经济的力量削弱，如闵行的“四大金刚”（电机、锅炉、气轮机、重型机械等）企业的转型，新城建设受到了影响，于是，就产生了闵行重心迁移莘庄、金山卫人口回归朱泾镇等现象。这说明上海新城建设的市场经济主导力量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是新城面临着产业和功能的双重定位。从形成上海新城功能的历史上看，大多上海新城的功能是以央企和国企的产业结构为定位依据。由此，在上海新城功能的历次调整时，仅认为新城的产业定位就是新城的功能定位，形成了较狭窄的定位思路，导致上海若干新城在功能定位上只有产业不同，没有功能差别，形成千城一面的态势。北京市新城建设有些做法值得上海借鉴。比如，突出新城功能性建设，将推动后奥运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作为新城功能建设的目标，发挥区域优势，提出优先实施外部交通联络系统，优先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优先抓好公共服务配套，优先促进产业发展，优先开发近期功能区域等举措。

三是新城按计划经济的方式布局难于发挥区位和功能优势。上海的新城布局选点，基本上被定于本区县域的行政中心。上海的新城规划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几乎千片一律都是要将每一个新城都建设成为本区县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中心。将新城规划和建设仅仅看成为是本区县域一般城镇规模放量的大城镇来规划和建设。由此导致新城规划和建设的资源配臵，只是从本区县域数百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域范围内来考虑，而没有从对长三角周边城市和跨行政区域城镇的功能、要素集聚和辐射的视角，来考虑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的配臵。新城布局选点按计划经济“排排坐，吃果果”的分配模式，从全市一盘棋的角度看，人力和物力分散，政策在有些新城放空，使得一些新城不能充分发挥自然地理的区位优势和独特的经济功能，造成了新城不新，做不大，做不强。

四是要建立新城规划和建设的主导新模式。从上海新城建设的历史上看，可以分为二个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上海新城规划和建设基本上是全市统筹规划和建设。比如闵行、嘉定、安亭、金山等，主要是依托央企和国企的产业布局。全市统筹新城规划和建设，建设快，效果好。上世纪90年代，央企和国企的企业办社会功能减弱，上海市的二级政府二级管理体制框架和向区县放权，区县政府成为新城建设的主体。由于区县面临着全区域的城镇规划和建设任务，配臵新城资源十分有限，使得新城建设步履艰难。在“一城九镇”建设中，区县政府是新城和试点城镇的规划和建设主体，在建设中，区县政府向市有关部门诉求最多的，无非就是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基础

设施投入资金和产业规划等，而较少考虑新城的区域性城市功能问题，新城与周边城市的融合发展问题，新城规划与长三角区域联动问题，行政区划的疆界束缚了上海新城的战略性思考。因此，建议改变原来的新城建设是由市政府有关部门指导、区县政府为主导的规划建设模式，形成市区二级政府融为一体，以市政府为主导，区县政府为主体的新型建设模式。

五是新一轮新城规划的重点目标是长三角区域性中心城市。新城建设是一个长周期过程。过去上海的新城建设目标期一般都争取在5-10年内聚集人口80-100万人，导致急功近利的建设方案数不胜数。上海新城建设经过10年努力，虽然取得了许多成绩，但离开上海的发展目标仍有很大的距离。借鉴北京新城的目标经验，认为“五年打基础，十年形框架，十五年见水平”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为此，上海郊区应该构筑与国际大都市城市等级规模体系相匹配的，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所组成的市域城市群体系。上海市域城市群的城市等级规模，应该是由市场来选择，而不是按行政区划来分配。新城建设就是一个城市的建设，为此，要考虑新城和新城之间的互动关系，应该按城市功能和市场规律来实现。新城应该分为不同的规模等级，有些新城应该是长三角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有些新城就是上海中心城区的辅城或是长三角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卫星城。

根据上海“十二五”城镇发展态势和实现目标，建议上海城市空间布局可以规划形成“一核三带”。“一核”即中心城区规划

发展核。“三带”：（1）沿上海陆域市界城市群带，在上海与江苏、浙江行政疆界的金山、青浦、嘉定、松江等区，选择一至二个重要的新城发展成为长三角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如嘉定、松江等新城。（2）沿杭州湾北岸城市群带，在沿金山、奉贤、浦东等区域，选择一至二个重要的新城发展成为杭州湾、嘉兴、绍兴、宁波、舟山沿海城市群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如南桥、临港新城等。（3）沿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带，在沿浦东、宝山、崇明等区域，选择一至二个重要的新城发展成为沿江和东海及黄海（南通等）城市群带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在新城规划建设的区域中心范围内，要大力发展一批中小城市（镇）为依托。忽视中小城市（镇）的聚集人气作用，也是上海郊区新城规划和建设值得汲取的教训之一。

（责任编辑：冯叔君）

第五篇：总结中华文明两千年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总结中华文明两千年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首先我想说的是；此题是有问题的。中华文明怎么可能只有两千年，你拿我们的仰韶文化红山文化三皇五帝夏商周秦往哪放，难道我们比印度的阿三文明还矮一大截，所以这本身就是个错误的说法。

中华文明按具体时间内使用最先进的工具器物的属性来划分的话可分为石器文明时代，青铜器文明时代，铁器文明时代以及后来遇见就不敢再错过的机械文明时代，现在则是开始向信息文明时代迈进。前三个文明是东亚大陆多点起源文明独立地逐渐实现泛中华文明区形成的过程，机械文明时代主要是中华文明逐渐丧失其信心的过程也可以称作是中华文明的失落期，信息文明时代则是全球化背景下泛中华文明区重塑其文明信心与世界其他文明区逐渐磨合形成全球的普世价值文明的过程。

中华文明是融合改革发展继承的文明，他和他的最远古的起初文明是一脉相承的，不像爱琴海，尼罗河，两河流域，玛雅等文明要嘛被后期的宗教文明所吞噬，要嘛突然中止。可要指出的是现代的印度文明和古印度文明也是一脉相传的，但与其相比中华文明更可能被消失。原因是中华文明中的信仰属性在消逝而印度则有被多次改进的从原始波罗门教中形成的印度教作为信仰支撑。而我们知道文明的根本就是信仰。

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有两次大危机，一次是蒙古人统治时期差一点被伊斯兰化的危机，一次是建国后差一点被苏俄化的危机。而这两次危机都庆幸地被智慧的中华文明继承者化险为夷，不可不谓祖宗显灵祖宗保佑了。还有一点要补充佛教不是中华文明，马克思更不是中华文明。

翻开中华历史中华文明最兴盛的时候往往是当时最大生产力下人身关系最疏松时候。人身关系与生产力是成比的，不成正比意味着衰落意味着变革时代的到来。奴隶时代人身是隶属关系，封建时代是依附关系，资本主义时代是雇佣关系。从这个层面上讲人身关系反映着时代其变化趋势决定着未来。从宏观的讲生产力与人身关系的关系能解释通为什么中华文明由兴盛转向衰落。可从微观上讲说不通的。

我们知道文明的根本是信仰，可体现却是在发明创造上。中国不缺少发明创造缺少的是推广的平台，缺少的是广阔的心胸。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军事武器，越王勾践剑，为什么这种兵刃铸造技术没有广泛运用。古中国人太注重专利保护，不传外人，传男不传女，而导致的结果大多是人死技灭。所以中国总出现一种怪圈，一种创造摧毁重建的怪圈。当然政府在发明创造上的不作为也是技艺无法推广继承发展的重要原因。

河南科技大学

商英10级吴欢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