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革时期破解金融危机的新思维（最终版）

第一篇：关于变革时期破解金融危机的新思维（最终版）

由美国始发、迅速向全球蔓延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引起了各国政府领导人、金融家、经济学家和全世界人民的高度关注。

纵观当前各国政府采取的救市举措，以及关于增加流动性、加强监管和透明度等措施，都是金融家们传统理论思维的表现。他们就行业本身分析问题，习惯于从行业范畴谈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没有把金融危机置于市场经济大背景之

下去研究和思考。这种思维模式引导人们局限于在操作和技术层面，难以触及实质性问题。由于没有着力寻找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从而也未能提出解决金融危机的根本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这次金融危机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而且也难以避免金融危机日后再次发生。

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最深刻的原因，是由于在旧的、传统的市场经济和金融发展模式的影响下，世界经济和金融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消费资本一直处于缺失状态。消费需求不足和消费资本缺位，才是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消费需求不足是金融危机“祸根”

许多金融家和政府领导人，还没有从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束缚和影响中走出来。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只有一种资本，即货币资本。但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说明，事实并非如此。人们通过对市场经济发展史的研究，逐渐认识到：完整的市场经济的资本构成应包括货币资本、知识资本和消费资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是三种资本在拉动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单一的或者唯一的货币资本。

但多年以来，我们的市场经济一直是货币资本一支独秀，它的作用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货币资本所有者的权益也得到充分的保证。而知识资本，特别是消费资本，却长期处在被淡化甚至缺位的状况，从而使二者长期处于被动的消极状态，形成单一地依靠货币资本发展经济的局面。虽然经济也能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长期依靠货币资本这一单一要素发展经济，资本短缺、创新乏力、消费萎缩问题不可避免。所以，知识资本、特别是消费资本缺位造成的市场萎缩、总需求不足才是世界经济不断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最深刻的原因。

在分析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时，一些金融专家把美国次级贷款看成是这场金融危机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其实是不对的。它掩饰了金融危机产生的真实原因。因为次级贷款在房价不下跌的情况下，并不会造成房贷机构资产和财务收支状况恶化。只有在房价急剧下跌的前提下，次级贷款才会造成房贷机构资产和财务状况恶化并引发危机。

其次，房贷机构和保险公司、银行、券商联手，把房贷证券化并包装上市，推向全球金融市场，用虚构的高预期回报制造虚假需求，使金融衍生品无限制泛滥，形成一条长长的金融泡沫链。但最终由于实际的消费缺失，金融泡沫破裂，金融链断裂，造成银行体系的崩溃和资本市场的瘫痪，极大地加重了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

综上所述，如果就金融谈金融，解决办法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就等于是在金融泡沫链上下功夫。这是舍本求末的做法。我们应该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入手寻找解决危机的根本途径。

分配制度不公下的消费不足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造成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刻原因是广大消费者“相对贫困”。消费者“相对贫困”是由于分配不公所产生的“

二、八”现象的直接结果，即80%的人只拥有20%的财富。80%的人们购买住房的愿望十分殷切，但却无力购买而不能形成有效需求。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当今世界依然严重存在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状况，着力解决消费者“相对贫困”的问题。

几个世纪以来，社会分配不公、广大消费者“相对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国政府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为了寻找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必须对分配制度本身进行深入的分析，其根本原因，是目前在世界各国流行的、现行的分配制度本身是不公平的。

在现行分配制度所形成的分配格局下，货币资本所有者几乎独享企业所有利润;知识资本所有者只享有少许利润;而消费资本所有者长期以来甚至处于缺位状态，完全不参与分配，无利可获。这是社会分配不公的源头和始发原因，也是造成消费者“相对贫困”的根本原因。

新理论消除消费者“相对贫困”

以往的经济学家，他们理论上一个共同的缺陷，是重生产轻消费。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人类终于探索出了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人们发现了消费资本的存在。人们发现消费不仅决定货币资本和知识资本能否实现其最终价值，而且是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资本动力的源泉。

正是由于其在生产过中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消费资本因而成为一种新的资本形态。消费资本的发现，也引发了人们对知识资本的重新思考。人们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由三种资本共同推动的。

市场经济资本构

成包括三种资本的理论，特别是认为由三种资本共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和共同创造企业利润，因而应由三种资本所有者共同参与利润分配的理论，将是确立新的公平分配制度的理论基础。这种新的公平分配制度，将从根本上打破流行已久的不公平的分配格局，这是从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就予以解决，而不是从国民收入第二次、第三次分配那种带有恩赐性质的解决方法。

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可以确立一种新型的，由三种资本参与的综合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支持新的公平分配格局的企业制度。这种新的企业制度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企业制度，它将为我们构建一个共赢的社会。这个共赢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真正繁荣幸福的社会。我们认为，新的企业制度使我们找到了一条真正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经济学途径。因此有人称之为“穷人经济学”。它将彻底根除广大消费者“相对贫困”的命运，从而也是解决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

当前，世界进入一个深刻的变革时期，新时期需要新的市场经济理论——消费资本化理论，作为世界经济和金融发展的理论导向。

新的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经济的资本构成应包括货币资本、知识资本和消费资本三种资本，而经济发展方式也应该是多元化的。所以，解决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银行、保险公司等各金融企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问题，总的思路应当是继续充实货币资本，高度倚重知识资本，大力开拓消费资本。由单一货币资本发展经济的传统发展方式，转化为货币资本和知识资本相结合的发展方式，再转化“消费资本导向、知识资本创新、货币资本推动”的三种资本融合、联动的新型发展方式，是世界各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所必然遵循的总的趋势，也是市场经济一条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规律。

第二篇：危机管理金融危机时期

经济危机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危机管理金融危机时期，如何适时调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策略，最大限度地规避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化危机为机遇，成为我国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新挑战。本文在简述金融危机给企业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造成的冲击的基础上，分析了金融危机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新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1从2008年9月以来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及其人力资源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美国的次贷危机转化为世纪性、严峻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及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危机的余波正一步一步的波及到中国好多层级的企业。国内企业纷纷采取措施来抵御经济危机的到来，大部分现存的企业为了削减人力成本纷纷采取裁员或者降薪的行动。部分企业，从高级管理人员到一线工人的所有层级其薪酬和奖金都被削减，危机时代的热门词汇就成为裁员和降薪。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已直接影响到了市场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及价值重估，这不仅对企业结构整合提出很高的要求，对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管理也提出了新挑战。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如何应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既定目标和责任，又如何通过企业的人力资源与其他资源之间相互作用来实现来完成。在目前这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企业考虑的第一步是应当怎么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来确保企业的竞争力。近年来，中国企业都处在在高增长经济环境下，危机管理意识和面对经济危机来临的应对意识相对薄弱，在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的调整缺乏切实的感受和理解，面对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周期波动，企业需要制定一系列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进行积极应对。企业要有“防患于未然”危机管理思想，一旦面临金融危机的到来，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经验进行应对。

2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管理面临的新问题

2.1“冒失裁员”将带来不可预估的人力资源规划风险威胁企业内部和谐

在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大多数企业采取了裁员减编缩减费用等措施，这样的做法，不但严重伤害企业声誉，还会在企业留下来的员工中引起恐慌和抗议，影响企业员工队伍的稳定性。从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许多隐患。大规模的裁员后，常常会出现团队整体士气低落从而导致的突发性的大规模辞职活动。大大增加劳动争议的发生量。劳动争议一旦发生，无形这中就成为了一种“内耗”，这样在实际上是增大了企业的成本，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并大大影响员工的士气，对于遭受经济危机影响的企业无异于“雪上加霜”。公司的管理者在匆忙间去招聘和培训新人，一是会产生人工成本的增加，二是新聘人员不一定能胜任岗位。这样反复盲目操作最终将影响企业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扰乱企业的人力资源规划。因此，冒失裁员”将带来不可预估的人力资源规划风险，对于一个致力于长远发展的企业不能简单地将裁员看作是一个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手段，应谨慎对待裁员，必须要充分地认识到裁员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危害。

2.2“迅速降薪”将使企业散失凝聚力，应变剧烈降薪为合理调整薪酬结构

经济危机时期企业为了降低人工成本采取降薪做为另一重要措施。减薪容易引起员工的恐慌，这些问题处理不善，就容易引发劳动争议，导致劳资关系紧张，威胁到企业内部的和谐。据调查，有的企业的员工收入在危机时期平均减少了60％以上，企业通过缩减员工的各种福利、津贴和补贴的方式降低员工的薪酬，改变薪酬中工资部分的待遇。有51％的企业承认有可能取消年会及其他员工福利；有53.7％的企业削减差旅开支及娱乐费用。有47%的企业制定缩减政策按统一规定降低员工的工资，有65.4%的企业采用增加人员轮流上岗的方式减少员工的工资支出。在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大幅度降低薪酬，在危机时期是有很大风险的，因此通过改变薪酬结构的方式来使企业的薪酬发放更加有效率。比如可以和员工讨论加大绩效奖金的力度，让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合理浮动薪酬，让员工去努力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收入。这样在组织流程再造的过程中是可取的。如果只是统一降低薪酬总量而不调整薪酬结构的方式，将打击高绩效员工的积极性，影响企

1业内部员工对组织的情感，反而不利于员工共同努力度过难关。可以让每个员工都制定成本降低计划，让每个项目都有指标，授权员工参与企业的成本管理。这样在企业的整体预算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员工的收入也不一定有所下降。同时可以所取各种政策鼓励员工为了企业的前景而拼搏，让个人利益和企业的集体利益紧紧的捆绑在一起。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同时，也通过强有力的激励措施保证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所以说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不是忙于裁员、降薪，而是应当为了企业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选择适合自已的相应的人力资源战略。

2.3“培训冻结”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

在金融危机到来之际，许多企业，为了走出危机，节约人工成本而冻结培，培训与开发成为企业被理所当砍掉的成本。经济危机使得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只有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装备更新提高人均产出，以此做为走出危机的重要途径。通过强化管理，培训提高产品一次合格率，从而通过提高人均利润使得“人均相对成本的降低”，从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调整和组织流程重构必然会对企业人员的技能和知识储备提出新的要求。如果企业在此时冻结了培训。就剥夺了自己技术创新的能力，企业人力资本的存量得不到提升，员工生产率低，产品合格率低，企业的利润就得不到增长，因此对企业现有人员进行相关新业务领域技能与知识的培训是非常必要的，只“节流”而不“开源”的方式将使企业在走出危机的道路上作茧自缚

保证企业内部劳动关系的和谐，应对经济危机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在实践中，可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3.1谨慎裁员，注重效率为先的人力资源动态配置

危机时期的人力资本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总量控制问题，而应以调整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优质人力资本存量为目标，分层分类对待。比如，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对某一类人才、某一类员工进行总量控制；而另一类人才要大量引进。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相关企业人员的流动，使企业所需的一些关键核心人才比以往经济景气的时候容易获得，因此企业可以借机采取人才置换的方法，在裁员时通过细致的岗位分析，适当削减一些非核心岗位的人员，用节省出来的人力资源资金引进一些企业急需的关键核心人才，加强核心人才储备。企业要注重以效率为核心进行人力资源的动态配置，如对企业的其职务体系进行规划，实现职务体系跟任职资格体系的有效衔接，实现人在组织之中，人与文化、人与专业、人与岗位动态的有效配置。同时，可通过实施精细化运作，强化预算管理，控制显性与隐性等两个层面的人工成本。

3.3重视培训，珍惜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

经济危机时期企业的经营重点的转变必然会对企业人员的技能和知识储备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使得培训这件花钱但立足长远的事情处于尴尬境地,短期利益与长期矛盾如何平衡?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企业或个人修整的最佳时期。一方面,企业用更少的成本对员工培训,既有助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也有助于激励员工,提高员工归属感。另一方面,员工个人可以根据工作中出现的短板合理制定培训计划,以提高人力资本价值,为下阶段工作做准备。因此企业所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是企业经营战略的调整，战略调整和组织流程重构必然会对企业人员的技能和知识储备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对企业现有人员进行相关新业务领域技能与知识的培训是非常必要的。业培训应该要求企业负责人和员工讨论个人的培训需求，同时企业可以根据对未来可能涉及的新的业务领域的分析制定技能和知识培训课程，采取不脱产的方式进行员工的在职知识和技能培训。同时分析员工评价数据。如果企业的评价体系做不到这一点, 说明企业的评价体系不够科学，需要改善这一个功能。这是关于“谁还需要培训什么”的主要信息来源。当然，也可能有时会被企业指定,为了实施新的质量或生产系统而进行全员培训。同时，在培训中可以引入员工援助计划，强化员工压力疏导。在经济危机时期，企业应该更清楚认识到，企业的第一资源是人力资源。只有留住人才，并使人才成长与发展，才能留住企业复苏的希望。

3.4建立合理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以和谐促发展

经济危机时期企业劳动关系策略应该以劳动用工的调整和劳资争议的预防为中心，完善和加强管理调控机制，化解劳资矛盾，预防劳资冲突，健全劳动规章制度，实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制化。从微观角度看，就是建立企业的劳动关系预警机制，企业要未雨绸缪，要构建好自己的劳动关系战略，并且制定自己的劳动关系策略，建立合理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越是危机时期，越好保证企业员工团队的士气，形成企业和员工为集体和个人的发展勇担责任，以结果为导向，追求企业长远发展的良好企业文化氛围，以和谐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综上所述，经济危机时期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配套工程，做人力资源决策要跟整个公司的战略相结合。经济危机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将使企业各层面都认识到人力资源战略重要性以及人力资源对企业变革的支撑能力，强化了人力资源的战略性，强化了人力资源与企业业务的统一性，也强化了人力资源变革的管理。企业应采取合适的策略去调整自己，去应对危机的挑战和抓住新的发展机遇。

总之,经济危机下使企业的各种人力资源关系问题开始凸显与爆发,影响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但同时经济危机也给企业破解人力资源关系问题的难题提供了新契机,企业应充分抓住机遇,通过创新和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发展和构建和谐的人力资源关系,化解各种人力资源关系问题。

第三篇：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

题目一：

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

金融危机正是一个逼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契机。改革30多年了，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大量国外资本投资来带动经济发展的传统经济模式正逐步受到新的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冲击；资本独大，劳动力话语权严重缺失的现实正逐步成为我国迈入21世纪中叶不可能不面对的问题；民生问题正从人们脑海里慢慢浮现出来，那种为经济增长而损害部分群众利益的做法正让人讨论其合法性、公平性；人民的公平正义、自由等权利正得到许多人的关心；官僚腐败作风正受人诟病，倡导官与民平等对话的机制正在设计，等待执行。

张承惠说：首先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升了。在稳定金融局势、推动刺激经济计划实施、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等方面，西方国家从没像今天这样都希望中国参与。对于我国来说，这是一次提高对国际金融规则的知情权、参与权与话语权，营造有利于金融稳步开放外部环境的良好机遇，也是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时机。

危机还为中国提供了获取国家利益的机会。通过金融危机开展的国际经济再平衡，实际上是对国际利益格局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由于中国相对处于有利的地位，我们的财政、金融体系稳健，有巨额外汇储备，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正在继续，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存在，所以，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这次调整争取尽可能大的利益。例如：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初级产品价格走低的机会，建立资源能源战略储备，扩大对海外资源的利用；还可以利用世界范围的就业不景气，加快建立人才、技术的战略储备；还有利用境外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机会开展海外并购等。

总体来看，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面还是好的。今年头两个月，我们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15.4%，城镇增产增速24.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0.2%，出口增长16.8%，财政收入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应该说，经济增长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在发展。但是，经济运行当中所存在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和深层次的矛盾依然存在，特别是物价涨幅较高，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增大。

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有的影响已经显露，并且还会继续显露。比如像原油、谷物、石油、食用植物油、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明显的加大了我们控制通货膨胀压力和威胁，也增加了控制通货膨胀的难度。有些因素在短期内，还没有构成直接和实质性的威胁。比如美国经济减速，虽然减少了外部需求，也使得我们的出口增速和去年同期相比，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落。但是，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调控目标没有大的冲突。

但是对于国际市场的变化，我们还是需要有积极的应对之策。为了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从宏观政策上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控制通货膨胀和保持经济势头增长之间的关系；二是扩大内需与保持外需的合理增长之间的关系；三是保持实体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与虚拟经济的健康稳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把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作为首要目标，并且在控

制通胀与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当中求得平衡。

短期政策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要继续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货币和信贷的合理增长。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导致价格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第三方面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的进口，严格控制农产品出口，建立健全农产品运输的绿色通道，降低流通成本，增加农产品的供给。第四方面是积极开展多边贸易，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优化贸易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保持出口的较快增长和进出口的基本平衡。第五方面就是着力稳定股市和楼市，促进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从长期政策来看，主要就是要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着力自主创新，提高我们国家和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题目三：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铸就广东新辉煌

“十七大”以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界、学者及民间热议的焦点。作为担负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先试先行区和首善之区的广东，更是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贯穿2010年广东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头戏和第一要务。从字面理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转变”，一是“加快”。进一步分解为三层意思：①为什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原有方式为什么不行？可不可以通过市场自行解决？不转行不行？②如果非要转变的话，慢慢转行不行？③如何转？向什么方向转变？带着上述问题，结合广东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谈谈两点看法。

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推进广东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和迫切要求

（一）转型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可以脱离历史发展与演变的时间维度和全球化、国际化等空间尺度。迄今，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对应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服务业文明三种文明样式。产业结构上经历“一——二——三”的演进系列，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经历去工业化、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为主要表现方式的服务业经济时代。从生产方式看，经历了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深刻转型。从空间尺度看，城市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城市本身也演绎着“大城市——大都市——大城市带——都市连绵区”的形态变化。

（二）转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1978年尤其是上世界9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致力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即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和“对外开放”是并驾齐驱的创造中国30年发展奇迹的两大法宝。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领域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中西经济、社会、文化碰撞和交流日益频繁，全球本地化、本地全球化的发展逻辑不断深化。由于传统体制的路径依赖，上述转型过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仍将持续。

（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让世人瞩目，2009年，即使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强势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 353亿元，增长率达到8.7%，居世界第三。可以预见，在2010年，中国经济实力将超过日本，跻身世界第二。30年发展实践在积累大量财富的同时，也铸就了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他们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广泛参与国际并购，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几点建议

坦言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大课题，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深谙其理，这里只是抛砖引玉，提几点看法。

（一）继续弘扬敢想、敢做、敢为的广东精神，下决心打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珠三角未来要成为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先试先行区，其中，开放、创新的发展思维和理念至关重要。据悉，面对广东省委省政府在2009年推进的“双转移”工程，引起不少舆论，来自企业界的反对之声不少。究其原因，少数利益集团担心既得利益外溢是关键。面对这种情况，笔者以为，有关方面需要审时度势，综合权衡，积极发扬广东的敢闯敢试的文化力量，当机立断，力排众阻，坚决推进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各项决策。某种意义上，犹豫不决、让步妥协、过分关注内耗型平衡，就是贻误发展机遇。

（二）改革现有不合理的体制机制，从源头上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扫清障碍。诚然，在一些官员、一些企业主眼里，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性理解并不明晰，很多时候，“发展”等同于“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增长率”，而对于“发展”的要义——经济、社会、文化和谐共生，全体人民生活幸福美好，创业和人居环境优美，对人的需求满足度不断提高，社会福祉整体提升则置之不理。由于GDP主导全过程，“一切为了GDP”、“增长就是硬道理”、“组装、粗加工舍不得丢弃”、“石化项目大量上马，环境问题靠边站”、“只要数量、不要质量”、“只看表子，不看里子”的行为屡见不鲜，变脸行径更是层出不穷。故而，笔者建议对“增长与发展”、“科学发展”、“GDP主导发展观”等重要概念及内涵要进行科学深入研究，在全社会形成大讨论，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改革与其相关的管理机制和体制。毋庸讳言，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与基础。

（三）内需要扩大，出口也要巩固。由于中国庞大的农村及内地中小城市强大的市场需求，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扩大内需”成为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力推之举，这对于启动广大农村市场、推进内需型城市化进程、扩展城市可持续发展途径和方式、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扩大内需”绝不排斥“外贸经济”，尤其对于出口量巨

大的广东而言。广东具有发展外贸经济所需的优越的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文化基础和底蕴，担负着中国和世界经济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作用，不可贸然因为扩大内需而削弱外贸经济。唯有通过改善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加强品牌意识、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学习领会国际竞争规则、积极参与世界竞争，在竞争中学习，在竞争中进步，才能进一步提升广东作为对外开放大省的地位。

改革、开放、创新和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缔造了过去30 广东的辉煌。未来，广东将何去何从？我们以为，改革、开放和创新仍将是制胜法宝，不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相信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体广东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广东一定能打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场硬仗，一定成铸就新的广东辉煌。

第四篇：新思维论破解法院执行难的

论破解法院执行难的新思维

陈济昌

摘要：近年来，法院执行难问题逐渐演变成了社会的热点问题。法院的判决不能执行，群众的合法权益无法实现，法律的权威和法院的威信受到极大冲击，法院执行难成了了人民群众投诉上访的焦点问题。因此，该问题也成了人大代表反映的突出问题。如何破解法院执行难，真正实现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一时间成了人大和法院共同研讨的热点问题。笔者试从人大介入的现状、合理性分析中，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进一步完善人大的合理介入，进一步探求破解法院执行难的新思维。

案例一：

福建光泽人大为法院执行难问题“把脉开方”起成效。福建光泽县法院从2008年4月至今年6月28日共执结案件620件，结案率达96%，执行标的额2090.41万元，结案标的额为95.1%.这一桩又一桩执行“积案”得到清理，一个接一个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得到保护，得益于光泽人大开出“良方”和加大监督力度的结果。光泽县人大常委会针对群众反映法院“执行难”问题，决定为法院执行难“把把脉”。2008年4月，县人大常委会组成调研组，深入到法院、有关乡镇、部门、企业，了解法院执行工作，听取法院执行工作汇报，查阅有关案件。在与法院座谈时，人大常委会正式提出了建立“联动机制”的建议，该建议立即得到了县委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得益于“联动机制”的建立，光泽县法院才有效破解了“执行难”这一顽疾，成功走活了“执行”这盘棋。

案例二：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解决法院案件执行难题。执行难是长期困扰法院工作的突出问题，深圳市将通过立法解决这一难题。《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已经拟就，其内容包括执行工作原则、执行公开制度、执行措施、执行协助等，并从

改善执行工作执法环境、加强执行监督、规范执行行为等方面予以规范。该法已于2007年3月13日生效，并对近两年来破解法院执行难问题发挥了极大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法院执行难问题逐渐演变成了社会的热点问题。法院的判决不能执行，群众的合法权益无法实现，法律的权威和法院的威信受到极大冲击，法院执行难成了了人民群众投诉上访的焦点问题。因此，该问题也成了人大代表反映的突出问题。如何破解法院执行难，真正实现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一时间成了人大和法院共同研讨的热点问题。如今，在百度网上输入“人大、法院执行难”字眼，随即会出现成千上万条信息。本文开头所举的例子便是从网上摘抄而来。综合网上的内容来看，各地人大介入法院执行的举措各有特色，但大都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指导性。但与此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人大的合理介入确实能有效破解法院的执行难。笔者拟以此为切入点，浅谈一下破解法院执行难的新思维。

二、人大介入的现状性分析

从当下人大介入法院执行的种种情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视察评议法院执行工作。该种形式在实践中较为常见，是各地人大监督法院执行的常规形式。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每年的人代会上，法院院长所做的工作报告中，会就法院的整体执行情况进行汇报，人大代表可以对此进行评议。另一种是人大常委会的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项视察评议，主要是人大常委会到法院现场视察法院的执行情况，通过调阅卷宗、听取汇报等了解法院的实际执行情况。

(二)专项调研法院执行工作。该种形式在实践中也较为普遍，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很多都流为形式，甚为遗憾。笔者个人认为，该种形式对破解法院执行难极为有效。只有人大代表真正了解法院执行难中所存在的问题，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三)个案监督法院执行工作。这也是一种较为传统的形式。其监督的个案主要来源于当事人的信访，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形式是人大介入的一种畸形，是一种非正常形式。虽然该种形式极为有效，但极易

留下人大“干涉”法院执行的诟病。实践中，该种形式也极易为部分人大代表所滥用，尤其是被执行人是人大代表时，此时不是监督反倒成了一种妨碍。

(四)助力支持法院执行工作。该种形式在实践中表现多样，各地人大大都会结合当地实际，为法院破解执行难出谋划策。尤其是面对涉府、涉人大代表案件时，人大的鼎力支持会为法院执行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该种情形的高级形式莫过于地方人大专门针对法院的执行的工作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为法院执行工作提供制度上支持，如案例二中的深圳市人大的做法，便极大地缓解了法院执行难的问题。

三、人大介入的合理性分析

(一)理论层面。

人民法院接受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地方人大的重要职权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条规定，审判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本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44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法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法院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因此，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从根本上讲是人民赋予法院的神圣职责，接受代表人民行使权利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人民法院的宪法职责。[3]执行工作作为法院整体工作的一部分，当然也在人大的监督范围之内。另外，监督法律的实施和贯彻本身也是人大固有的职责，我国现有法律层面，对法院执行已作了规定，人大有义务监督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

(二)现实层面

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人大介入法院执行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目前，破解法院执行难单靠法院自身往往难以解决，时下，很多法院都建立了执行联动机制，商请政府相关部门予以配合，这其中，人大的穿针引线功不可没。尤其是面对涉府、涉人大代表案件时，人大的出面支持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优化执行举措上来说，人大的出谋划策也是锦上添花，由于人大是站在执行之外看执行，视野会更为开阔，所提建议有时会更具实效性。拿本文开头的案例一来说，人大的建议举措切实推动了法院执行难这一问题的解决。

四、完善人大介入的具体举措

(一)进一步优化视察评议制度。视察评议作为一种常规的监督手段，对促进法院执行工作的开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实践中较多流为形式，没有真正地发挥作用。在今后的工作中，无论是在每年一度的人代会上，还是定期或不定期的视察评议会上，人大都应积极主动地去对待法院执行工作。较多运用实地检查、调阅卷宗等形式掌握第一手材料，真正摸清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对检查中所发现的问题，要敢于指出，敢提建议，真正发挥人大所应有的监督作用。

(二)进一步落实调研考察制度。调研考察是了解问题的最佳方法。执行难究竟难在何处，如何破解，问题的答案只能从不断地调研考察中整理出来。在实际的调研考察中，我们应着重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善于创新调研形式。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法院所提供的信息，一味依赖法院的汇报材料，而应主动去调研，全方位地去接触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以及相关人员等，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争取机会全面参与法院执行的全过程，亲身体会一下法院的执行难。二是加强调研组织。人大常委会应切实强化在这方面的组织作用，选准调研课题的切入点，细化调研内容，加强和法院的沟通协调，保证调研经费的落实。三是扩大调研视野。在开展调研时，不应囿于辖区的情况，在条件充分时，应积极开展和其他地区人大的交流，多多借鉴外地的经验做法。

(三)进一步完善个案监督制度。就目前情况来看，对个案监督，笔者认为不应全盘否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大常委会应从严把握个案监督，对于人大信访办所受理的反映法院执行不力的案件，应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办理，不能无故干涉法院的执行。对于特别重大的案件，可以实施重点督办，但应严控部分人大代表滥用监督权，干涉法院的执行。

(四)进一步推动破解执行难的相关制度建设。破解执行难，制度是根本。人大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应积极推动相关制度的建设。以本文案例二深圳市人大所出台的规定来看，其建立了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如被执行人的财产申报制度、财产悬赏举报制度、执行信息录用信用征信系统制度、执行信息曝光制度、相关部门通力配合制度等。各地人大常委会应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善于借鉴他地经验，努力为破解执行难构建一制度保障。

五、结语

当下，全国上下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着清理执行积案活动，从媒体通报的数据来看，成绩斐然，但仍有大量案件未能执结，清积任务依然异常繁重，法院执行难一时还难于解决。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力求从人大合理介入的角度浅谈一些破解之道，但笔者在此强调一点，各地人大应把握介入尺度，可以多提建议和意见，不能直接指令法院工作，特别是在个案监督方面，人大应严格按有关程序办理。总之，在破解法院执行难方面，人大既要“介入”，更应注重“合理”二字。

第五篇：金融危机时期烟草行业应对措施

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给中国平稳发展了30年的宏观经济带来巨大影响。2009年3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前两个月中国工业企业赢利情况，在39个工业大类行业中，钢铁、有色金属、化纤行业均由赢利转为净亏损，而前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了37.3%。

毫无疑问，烟草行业发展与宏观经济发展紧密相关。

当宏观经济趋好时，烟草行业发展也处于较好时期，反之亦然。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国际经济危机，至今还在蔓延，仍未见底，其直接后果就是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居民消费信心下降，对卷烟市场需求影响进一步加大。为此，烟草行业采取怎样的策略谋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济危机如何影响中国烟草业

长期以来，中国烟草注重国内市场培育，国外市场依赖程度较低。从相关统计数据来看，2008年。我国卷烟出口量占全国总销量的比重只有1.5%左右。发达国家受经济危机影响较大，打击了消费信心，并导致国内部分依赖出口成长的行业受到明显冲击，比如纺织等行业。而烟草行业，正是由于国外市场依赖程度较低，所受冲击才相对较小。2009年前2个月，烟草行业整体经济运行数据比较平稳，但以此说明烟草行业能够“独善其身”还为时过早。

1.前车之鉴：全国卷烟销量下滑

从发展历史来看，烟草行业发展与宏观经济发展是紧密相关的。当宏观经济趋好时，烟草行业发展也处于较好时期，反之亦然（见图表1）。面对我国宏观经济受到较大影响，烟草行业受到影响也是必然。卷烟消费属于日常消费品，其消费需求和结构会随着收入和消费信心的降低而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中，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卷烟销量总体受到较大冲击。1995年，全国卷烟销量达到历史高峰，共计3493万箱，此后开始连续四年下滑，到1999年销量只有3245万箱，二者年销量相差248万箱。

2.当前影响：卷烟消费结构下移，流向将由东到西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形势严峻挑战，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2009年gdp增速9%，是近6年来gdp首次低于两位数增长。同时，国家财政收入出现快速下滑，据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2009年前两个月我国财政收入1.02万亿元，同比下降11.4%。此次危机，虽然在卷烟总销量上并未出现下滑趋势，但2008年销量增速（3.01%）低于2007年销量增速（5.13%）；2008年一类烟增速（25.94%）明显趋缓，与2007年增速（34.29%）相比，增幅回落8.35个百分点。2008年，二类卷烟同比增长52.42%，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这说明市场消费结构逐步下移到二类卷烟。

随着经济危机影响加深，沿海城市出口导向型的加工企业大量关闭，用工需求急剧下降，使得大量农民工返乡。人口流动意味着消费流向发生转变，一是卷烟消费市场从城市转向农村，二是东部发达地区转向西部欠发达地区。

变局下的挑战

1.工作惯性面临挑战

自2002年以来，烟草行业长期处于高速发展，逐渐使部分企业淡化了对经济和市场有其自身周期和规律的认识，忽视了市场波动的风险。在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面前，那些在市场高速发展的形势下司空见惯的管理方法和习以为常的工作方式，将面临新的挑战。

2.跨省联合重组面临挑战

自2002年以来，烟草行业卷烟产销量急剧上升，到2008年卷烟产量达到4439万箱，6年时间净增加995万箱，年均净增加166万箱。正是市场容量的扩大，使得国家烟草专卖局有足够的计划指标作为激励手段促进卷烟工业联合重组。面对经济危机，卷烟消费市场变化难以预测，市场增量空间的大小将极大挑战下一步行业实施的跨省联合重组。

3.重点品牌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2008年，重点骨干品牌省内销量比重低于50%的有13个，其中有3个品牌省内销量比重低于10%，分别是：玉溪省内销量比重3.49%，红梅省内销量比重6.47%，红塔山省内销量比重9.7%（见图表2）。然而，在一类、二类、三卷烟品牌中，均有部分品牌在省内销量占绝对比重（见图表3），分别是：一类烟中利群（96.12%）和七匹狼（94.04%），二类烟中黄山（92.07%）和帝豪（92.98%），三类烟中红金龙（98.72%）和雄狮（99.87%）。这种完全依赖省内市场的卷烟品牌，在经济危机冲击下，要想“保增长”，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依靠省内市场，但这也就严重制约了依靠省外为主的品牌的发展。

2008年20个重点骨干品牌销量情况表

2008年全国一、二、三类卷烟前十大品牌省内销量比重情况表

中国烟草行业应对

经济危机的对策

任何一次危机，都是对市场重新洗礼的过程，必然存在部分品牌衰落，甚至退出市场，但同时，有的品牌却能在逆境中异军突起，实现新的跨越。对于中国烟草行业而言，就需要在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和把握市场需求规律的基础上，坚定信心，主动应对，苦练内功，挖掘潜力，扎实工作才是真正的上策。

1.工商协同，实

现效率最大化

工商分设的组织管理体制是行业特有的，是中国烟草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体制形成了工商两个主体，必然会存在目标不相一致，利益群体之间多重博弈，营销资源相互交叉。如果二者之间解决不好，就会出现市场扭曲，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反之，会推动行业进一步发展。

面对经济危机，卷烟消费市场需求和结构受到冲击，如何实现“保增长”，工商双方需要进一步认清当前形势，改变过去工作习惯方式，主动应对，积极取长补短，形成有机统一体，优化双方品牌培育能力，更好配置工商营销资源，提升效率，提高营销水平。红塔山品牌在北京市场销量突破10万箱，就是工商双方资源有效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的具体体现。

2.建立联盟，实现双方共赢

“深化改革、推动重组、走向联合、共同发展”是中国烟草实现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当前，行业正深入推进实施跨省联合重组，建立新的工业企业战略联盟。当卷烟市场总需求增长乏力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的时候，计划资源激励效用会急剧降低。对于联盟双方而言，最终目标是实现共赢，具体体现是品牌发展和税利增长。

为了实现共同发展，就需要改变过去惯性思维，在更高层面输出品牌，盘活双方现有的计划资源、市场资源和烟叶资源。同时，对于输出品牌的强势企业，国家烟草专卖局需要在宏观层面更多资源上给予倾斜，培育真正强势的世界级“大企业、大品牌”。

3.做强品牌，构建产业生态系统

按照世界级企业发展的规律，产业链竞争才是最高形式的竞争，其中，品牌竞争是外化表现。随着中国卷烟市场化的层层推进，加快10多个重点骨干品牌形成，“更大对更大，更强对更强，更快对更快”的企业与品牌竞争格局将日趋显现，构筑产业生态系统成为保持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麦当劳在发展中构筑了一个强大的产业系统，从原料土豆开始，通过技术扶持，土壤改良，产量提高，从而形成种植农作物的经济效益比较优势，使得种植土豆供应商成为麦当劳密不可分的产业系统。当经济危机来临时，麦当劳通过与土豆供应商协商，共渡难关。因为土豆供应商知道，如果麦当劳受损失，他们可能损失更大。正是这种构建一套系统的价值链，最终转化为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当前，烟草行业大力推进现代烟草农业建设，从原料上构建产业系统，如何真正转化为烟草产业的竞争优势，需要借鉴与探索。同时，通过工商协同营销，与商业企业构筑烟草产销价值链，使工商企业结成更加紧密的事业共同体和牢固的命运共同体，建立有效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长效机制，共同做大做强中国烟草品牌。

4.做实国内市场，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实现“两个跨越”

在经济发达的美国、日本，拥有数量最多的世界级企业，原因是都拥有庞大的国内需求市场。中国卷烟市场占据世界卷烟市场约为35%，这种拥有世界级市场的土壤必将孕育出世界级的企业，因此，做实国内市场依然是关键所在。

然而，真正世界级的企业要学会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加工企业严重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表明，中国烟草企业要想“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除了做加工，更要做品牌。美国是中国产品的第二大进口国，但是，中国加工企业几乎没有在美国做广告宣传。据统计，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广告投放仅仅占亚洲企业的2%。因此，要实现真正的国际跨越，应对各种挑战，中国烟草企业需要从研发到制造，延伸到物流、渠道、网络、品牌建设等通盘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