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财政学论文：浅析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浅析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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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关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制度安排。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最主要的目标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和服务水平应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影响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公共服务应优先提供，影响人们起点公平的公共服务应达到较高水平。我国应建立以纵向为主、纵横交错的转移支付模式，转移支付方式要根据转移支付目标而定。我国目前转移支付效果不太理想，需要进一步研究并加以规范。
关键词：财政转移支付 税收返还 财力性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 基本公共服务
一．研究背景及现象
在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向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物品与服务，不仅是现代国家主权在民理念的重要体现，而且是国家政权及其财政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稳定器的功能，是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关系、实现各地财力均衡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制度安排。一般来说,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作用是缩小地区发展差异,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专项转移支付则主要是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补偿灾害损失等特定项目;税收返还主要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以及其他税收返还。
2010年,我国财政收支总体上基本相抵,但是如果把中央收支和地方收支分开来看,地方本级财政收入40,610亿元,仅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8.9%,而地方本级财政支出73,602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82.2%,地方收支严重失衡。如果把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加上从中央获取的税收返还5,000亿元和转移支付收入27,349亿元,地方本级财政收入达到72,959亿元,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87.8%,地方财政收支基本相抵。由此可以看出,转移支付制度在我国财政体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直接影响到国家宏观政策的执行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转移支付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更加不能忽视。
二．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1994年分税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一套由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三部分构成的、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为主的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转移支付制度。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随着制度的不断发展，转移支付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总额增长很快，1994年为2389.09亿元，2008年增长到2.294561万亿元。但是，由于受到一些因素影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转移支付结构本身制约了制度的发展。
（1）税收返还
税收返还是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形式，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税收返还的设计合理与否决定了整个制度的合理程度。但是，我国的税收返还仍以维护地方既得利益的基数法进行分配，体现了对收入能力较强地区的倾斜原则，维护了较富裕地区的既得利益，与缩小地区间差距的主旨背道而驰。并且，税收返还虽然在名义上是中央财政收入，但实际上，地方财政对这部分资金具有最终决定权。
（2）财力性转移支付
财力性转移支付是为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由中央财政安排给地方财政的补助支出。财力性转移支付是缩小地区财政差距的重要手段，应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2006年中央对地方财力性转移支付由1994年的99。38亿元提高到4731。97亿元，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由21。6%提高到51。8%，但实际比重仍然较低。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财力性转移支付中有相当1部分具有专项用途，易与专项转移支付混淆，也与其本身的均等化作用相悖。
（3）专项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财政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及事业发展战略目标而设立的补助资金，重点用于各类事关民生的公共服务领域。地方财政需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2006年，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已由1994年的36137亿元增加到441158亿元，年均增长23。2%。专项转移支付的总量呈上升趋势并非好事，因为，在3种转移支付中，专项转移支付的问题是最多的。首先最突出的问题是其分配方式的不规范。现行专项转移支付分配方法没有按照因素和公式来计算拨款额和配套率，而是凭主观臆断或地方配套资金的高低来确定补助地区和拨款额，直接造成款项的分配过程不透明、项目设置交叉重复、资金投入零星分散，多头申请、重复要钱的状况时有发生。其次是资金使用效率低下。除了扶贫款、救灾款等少数几项之外，拖延、截留、挪用、挤占资金的现象非常普遍。
（4）转移支付效果问题
我国转移支付已有15年的实践，国内学者利用我国实际的转移支付数据检验了转移支付与经济收敛、地方财政努力的关系以及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具体检验方法和结论，从统计数据可以发现，税收返还等照顾地方既得利益的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而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增长较快，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如2007年各类形式的总额和所占比重分别为：两税返还3214.8亿元(18.6％)，所得税返还906.3亿元(5.2％)，财力性转移支付7017.2亿元(40.5％)，专项转移支付6186.9亿元(35.7％)(孙开，2009)。
可见，大多数实证检验表明我国的转移支付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表现为：在我国现有转移支付方式中，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效果不佳；转移支付考虑的因素不太合理等。
三．财政转移支付方案设计及规范
大多数学者主张根据各地区的财政缺口来分配转移支付额，这里主要有三个关键点。
（1）确定可用于各目标的转移支付资金额。从已有文献来看，很少有学者进行详细探讨，笔者的主张已在上文中提出，在此不再重复。（2）确定各地区的标准收入。国内学者提出的具体方案中，许多采用相关替代指标来推算，但笔者赞同《2008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中的估算方法，即采用按税种分别计算方法，这样既准确又切实可行。（3）确定各地区的标准支出，这是最核心的问题。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大多是将我国财政支出分成几个类别，设定权数，再分类别选取指标计算。
总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必须立足长远，循序渐进地对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行规范。近期目标应是逐步规范地方政府纵向转移支付方式，优化转移支付结构；远期目标应是在分税财政体制趋于完善的情况下，抑制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此，笔者认为，有以下两方面工作亟待落实：
（1）推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制化进程
我国应积极借鉴别国成功经验，加快财政转移支付的立法进程。应进1步制定和完善有关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法规，如《财政法》、《预算法》和《财政监督法》等，对转移支付制度的原则、内容、形式、依据、用途和监督加以规范。特别是要尽快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增加有关财政转移支付的条款，赋予转移支付相应的法律地位。同时，应制定关于财政转移支付的单行法规，对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资金来源、分配形式、分配程序和分配公式等作出统1规定。
（2）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
进1步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的基本思路是在进1步扩大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的同时，逐步扩大均等化转移支付和与特定政策目标相联系的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消解非规范化的税收返还等补助形式，将转移支付的重心由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转向1般性转移支付。
1。税收返还。逐步缩小税收返还规模，在条件成熟时最终取消税收返还，是进1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必然方向。可以保持现行税收返还运行方式不变，每年从对各地的税收返还额中分割1定的比例，结合中央部分资金组成中央对地方的1般性转移支付；或者保持税收返还基数不变，不再实行基数法运算的逐年滚动。这样可以获得1部分资金并结合中央的增量资金，组成中央对地方的1般性转移支付。
2。财力性转移支付。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中，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县乡奖补转移支付、退耕还林转移支付都是特定改革和政策措施下增加的转移支付，具有专项用途，将其归入专项转移支付中去更为确切；如果不能并入专项转移支付，可以考虑按因素法计算确定，将其列入1般性转移支付中。同时，应适度提高1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可确定1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占中央财政收入增量中的比例与增长速度，并制定1个中长期的增长目标和资金来源扩展计划，逐步扩大均等化转移支付的作用。
3。专项转移支付。首先，专项转移支付要投入到教育、农业、环保、救灾、社会保障等国家重点支持和必保的项目；其次，要逐步改进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办法，控制其范围和规模。要对专项转移支付进行科学分类，清理、压缩现有项目，严格控制其规模，规范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过程；再次，要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管理透明度。每1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设立、审批、分配和使用，要做到有合理明确的依据和操作规程，做到坚持公开、公正、透明、效率的原则。
当然，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必须进行1系列相配套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具体包括：政治体制、户籍体制、国库体制、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制度、政府审计体系等，使之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相适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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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内容摘要：党的十七大将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为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这就为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指明了方向。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阐述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现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建议，以为我国宏观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关键词：财政转移支付 税收返还 财力性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
在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向居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物品与服务，不仅是现代国家主权在民理念的重要体现，而且是国家政权及其财政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因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稳定器的功能，是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关系、实现各地财力均衡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制度安排。现阶段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总量持续增长。1995年中央的各类转移支付额为2530亿元，到2005年已增长到11483亿元，为1995年的4．5倍。二是结构趋于优化。从转移支付的结构看，体制性转移支付的比重下降，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上升，整个中央转移支付的格局已由体制性转移支付占绝对优势，调整为各占三分之一左右，这标志着我国的转移支付结构向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三是作用日益凸现。主要表现在：弥补了地方财力的不足；支持了重大经济改革；促进了地方相对均衡发展。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 1994 年分税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一套由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3 部分构成的、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为主的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转移支付制度。近年 来，随着制度的不断发展，转移支付的功能得到进 1 步发挥。但是，由于受到一些因素影响，我国财政转 移支付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转移支付结构本身制约了制度的发展。
（1）税收返还 税收返还是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形式，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税收返还的设计合理 与否决定了整个制度的合理程度。但是，我国的税收返还仍以维护地方既得利益的基数法进行分配，体现 了对收入能力较强地区的倾斜原则，维护了较富裕地区的既得利益，与缩小地区间差距的主旨背道而驰。并且，税收返还虽然在名义上是中央财政收入，但实际上，地方财政对这部分资金具有最终决定权。（2）财力性转移支付 财力性转移支付是为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由中央财政安排给地方财政的补助支出。财 力性转移支付是缩小地区财政差距的重要手段，应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 2006 年中央对地 方财力性转移支付由 1994 年的 99。38 亿元提高到 4731。97 亿元，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由 21。6%提高 到 51。8%，但实际比重仍然较低。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财力性转移支付中有相当 1 部分具有专项用途，易与专项转移支付混淆，也与其本身的均等化作用相悖。（3）专项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财政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及事业发展战略目标而设立的补助资金，重点用于各 类事关民生的公共服务领域。地方财政需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2006 年，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已由 1994 年的 36137 亿元增加到 441158 亿元，年均增长 23。2%。专项转移支付的总量呈上升趋势并非好事，因为，在 3种转移支付中，专项转移支付的问题是最多的。首先最突出的问题是其分配方式的不规范。现行专项 转移支付分配方法没有按照因素和公式来计算拨款额和配套率，而是凭主观臆断或地方配套资金的高低来 确定补助地区和拨款额，直接造成款项的分配过程不透明、项目设置交叉重复、资金投入零星分散，多头 申请、重复要钱的状况时有发生。其次是资金使用效率低下。除了扶贫款、救灾款等少数几项之外，拖延、截留、挪用、挤占资金的现象非常普遍。笔者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保障和有效的约束、监督 机制。法制化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基础，健全的法规是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的有力保证。世界上许多 国家普遍以法律形式、甚至通过宪法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出明确规定。相较之下，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立法层次较低。近期目标应是逐步规范地方政府纵向转移支付方式，优化转移支付结构；远期目标应是在分税财政体制趋 于完善的情况下，抑制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三、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若干建议
1.压缩税收增量返还，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在我国目前地区差异较大的情况下，中央转移支付应以实现财力均等化为主要目标，转移支付也主要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但体制性转移支付占比较大，完全取消并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将不利于改革的顺利实施，建议分两步调整转移支付的结构。第一步，逐步压缩税收返还增量并作为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同时着力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一是逐步压缩税收增量返回。在五年内，分逐步减少税收增量返回直至完全取消。二是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除压缩的税收返回增量用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外，应确保财政收入增量用于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具体比例可采取三至五年一定的方式。三是规范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办法。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以及影响财政收支的客观因素，核定各地区标准化收入和标准化支出，以因素法取代基数法，据此合理确定对各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同时公开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分配办法、分配因素的基础数据和分配结果。第二步，在今后一定时期内，随着体制性转移支付比重不断减少，应取消体制性转移支付，全部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按照规范的因素法分配。对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等财力性转移支付也应逐步取消并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
2.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增强分配的规范性、公平性和透明度。一是对现有的专款要认真进行清理，对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名不副实的专款和无法体现政策作用的专款应当坚决予以清理。清理出的资金原则上应用于一般性转移支付。今后设立新的专款应限于中央事权事项或虽不属于中央事权但带有全局性以及外部溢出效应的事项。二是整合重复交叉的专款项目。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加强各部委之间的联系沟通，统筹安排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避免各自为政。三是以规划为引导，以因素法为主规范专款分配。四是增强专款分配的透明度，对于采用因素法分配的，应公开分配资金至各省所采用的基础数据，对于按项目分配的，应公开确定项目的标准，分配的结果也应向各省公开。
3.研究解决转移支付在地方预算决算的编报问题。一是关于地方（省级）预算报告的编报问题。鉴于中央对地方的各项财力性转移支付制度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计算办法，因此，将财力性转移支付全额列入地方预算是合理的要求，不应存在技术上的问题。关于中央对地方的专项转移支
付，确实存在政策变化和变化的问题，但从实际看，各个地方得到的中央专项转移支付每年都在增长，因此，建议可按上年专项转移支付基数列入预算，以适当留有余地。二是关于地方（省级）决算报告的编报问题。应该尽快出台新的制度，明确要求将各类中央转移支付包括中央对口部门下达的资金全部列入决算，改变各地各行其是、编报不完整的现状。三是关于市、县级预决算的编报问题。要从决算报告起步，将上级的所有转移支付包括从专户下达的资金全部列入市、县本级的决算报告；另外，市、县级的预算报告可考虑将财力性转移支付先列入预算，但专项转移支付较为复杂，暂先不列入预算。
4.建立专项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价制度，强化激励约束机制。绩效评价制度应体现转移支付资金的政策目标，以量化指标为主。建议从投资性项目的评价起步，这些项目投资大，对国家和地方的影响大，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纳入绩效评价的技术性难度较小。同时，对专项转移支付的公益类支出也要逐步纳入评价范围。公益类支出范围很宽，如养老补助、失业补助、再就业补助、环保、节能等。这类支出社会效益显著，经济效益较差，绩效评价的难度也相对较大。建议选择某类公益性支出作为绩效评价试点，摸索经验，逐步扩大。而中央财政在分配专项转移资金时，应结合上一年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绩效评价结果，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支出效益较好的地区适当加大投入力度，对支出效益不高的地区，要相应调减部分专项资金，以促进地方政府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同时，人大、政府、财政都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对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提高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益，审计部门也应当加大力度，开展对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效益审计，并及时向本级政府报告审计结果。
5.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国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依据的主要是1993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和1995年财政部制定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等。上述决定和办法属于行政规章的层次，立法层次较低，缺乏权威性，制约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张恒龙，陈宪。政府间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努力与财政均等的影响[J]。经济科学，2007 1.寇铁军 完善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若干思考[期刊论文]-财贸经济 2004(5)2.郭平.廖群锋 湖南省分税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期刊论文]-地方财政研究 2005(9)3.马昊 当代中国县级公共财政制度研究 20084苏明 王常松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现状分析与对策。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12月
第三篇：转移支付制度论文财政关系论文
转移支付制度论文财政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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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要处理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必须建立合理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降低各级政府间的财政不均衡程度，最终实现财政均等化。但是由于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是与财政体制改革交织在一起的，比较复杂，它既要努力实现财政均等化目标，又要照顾在原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维持它们的积极性，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这也就决定了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必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必须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转移支付;问题;对策
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现状
1.1 转移支付制度的组成
从目前来看，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主要由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三大部分组成。
(1)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有特定的用途，地方必须把资金用在中央指定的项目上，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支出、支农支出补助和社会保障补助。
(2)税收返还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为了维护地方的既得利益而实行的一种资金分配方法。包括“两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及出口退税基数返还。
(3)体制补助是固定数额的补助，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长或减少，主要分为定额补助（原体制补助）和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定额补助是包干体制下中央对地方的补助项目，企事业单位补助是由于企事业单位隶属关系改变而进行的改变。
1.2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数额已具相当规模
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数额是不断增加的。2004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的规模达到了6028亿元，相当于1994年的12倍。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2605亿元，专项转移支付3423亿元。中央对地方的补助比例逐步提高，1993－2004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从14.3％提高到29.3％，分地区，中央对中西部地区补助比例上升幅度较大，分别从18.5％、12.1％提高到44.1％、49.7％。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转移支付数额还会不断增大。
1.3 转移支付的效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挥
为了支持民族地区发展，设立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此外中央还设立了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从而推动了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中央的转移支付资金大多分配在财力比较薄弱的中西部地区，2004年全部转移支付中，中西部占86％，东部占14％，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中，中西部占91％，专项转移支付中西部占82％。这些都大力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1.4 省以下政府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形成
现在省以下转移支付大多是把县作为转移支付的主体，资金主要
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央对省级的均等化转移支付，另外一个是地方政府自己安排的资金。我国转移支付制度存在问题
我国一直在不断进行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由于我国的转移支付是与传统的财政体制改进交织在一起的，比较复杂，要改革也不是那么简单容易。所以与国外规范、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相比，仍有许多不足之处。
2.1 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转移支付依据不明确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数额及方向是依据二者之间的事权进行的，属于中央的职责范围，就需要中央进行资金安排，属于地方的，则需要地方去行使自己的职责。但由于我国在进行分税制改革时，并没有界定清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造成了二者事权的重叠、模糊和遗漏。事权界定不清，财权也就界定不清，故而造成转移支付的依据不明确，造成资金的重复使用，或资金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浪费了资源。
2.2 转移支付形式繁杂，结构不合理
我国处在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社会也在不断完善，有很多东西都在改革。为了减少改革阻力，使改革顺利进行，中央政府往往会采取设置转移支付的办法。如为了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顺利进行而设立的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为配合增资政策实施而设立的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等。但对这些补助形式并没有进行合理整合，不利于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西方国家目前一般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
种形式。我国的现状是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小，而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过大，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覆盖了预算支出的所有科目，这都是不合理的，操作起来也不规范。
2.3 转移支付数额确定缺乏科学依据，随意性较大
我国现在转移支付数额计算没有一个科学标准的计算方法，主观因素太多，造成制度透明度不够，缺乏公允性，地方之间待遇有差异。例如从原体制中保存下来的体制补助，其数额确定就是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的结果，随意性太大，没有科学的依据；税收返还是为了维护地方既得利益而设置的，其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税收返还采用基数法确定，数额多少是建立在地方原有财力基础上的，这就会造成富的地方得到的返还数额越多，穷的地方越少，这不仅没有缩小差异，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差距；另外专项补助涉及的范围太广泛，没有一个标准的计算方法，资金分配的随意性较大。
2.4 转移支付政策导向不明确，与均等化目标相悖
我国转移支付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均等化，但实际上转移支付的各种形式中，真正实现这个目标的却很少。税收返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税收返还是为了维护地方既得利益，其最终结果是地方之间的财力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资金运用主动权在地方政府手里，中央没有办法进行调控，不能用它来实施国家政策，也无法规定地方的支出方向，这都不利于均等化目标实现。其次，对其缺乏有效监督，地方在运用转移支付资金时，优先考虑的是地方利益，造成用这部分资金来弥补地方损失的状况，这就使资金没有去到它该去的地方，与最终的均等化
目标相悖。
2.5 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监督机制不健全
关于转移支付，西方国家基本都有相应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而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则不够到位。在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对中央和地方收入体制和范围划分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而对于支出的体制、范围以及转移支付制度则没有规定。正是由于法制不健全，造成了政府间事权的模糊，导致现行财政转移支付执行时缺乏权威性，可操作性差，缺少透明度。此外，对于目前转移支付资金的运用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缺乏有效的监督审计和绩效评价系统。当资金到达地方政府手中后，地方怎样用、用在哪里，中央对此都缺乏有效的监督及约束，导致地方在使用资金时随意性很大，造成资金运用的低效率。
2.6 横向转移支付机制缺失
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以纵向为主，横向转移即省际之间、县际之间的转移支付很少，这是一种缺失，说明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还不健全。西方发达国家如德国，加拿大等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既解决了地方的资金需求问题，也缓解了中央的压力，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财力不均的情况。横向转移是一种很好的机制，能使转移支付的整体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得显然不够。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建议
3.1 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范围，明确支出界限和转移支付依据
事权清晰是财权清晰的前提和依据，必须合理清晰的划分好政府的事权范围，明确各自的职责，杜绝事权不清、交叉重叠的现象发生。归中央管的，中央进行管理，不归中央管的，中央不要越位。科学界定职能范围，全国性的公共物品由中央提供，如国防、外交等；地方政府提供地方享有的公共物品，如警察、消防等；对于那些有“外溢性”的公共物品，如跨地区的交通设施，中央政府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
摘要：要处理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必须建立合理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降低各级政府间的财政不均衡程度，最终实现财政均等化。但是由于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是与财政体制改革交织在一起的，比较复杂，它既要努力实现财政均等化目标，又要照顾在原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维持它们的积极性，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这也就决定了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必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必须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转移支付;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6-0067-02 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现状
1.1 转移支付制度的组成
从目前来看，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主要由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三大部分组成。
(1)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其中财力性
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有特定的用途，地方必须把资金用在中央指定的项目上，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支出、支农支出补助和社会保障补助。
(2)税收返还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为了维护地方的既得利益而实行的一种资金分配方法。包括“两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及出口退税基数返还。
(3)体制补助是固定数额的补助，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长或减少，主要分为定额补助（原体制补助）和企事业单位划转补助。定额补助是包干体制下中央对地方的补助项目，企事业单位补助是由于企事业单位隶属关系改变而进行的改变。
1.2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数额已具相当规模
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数额是不断增加的。2004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的规模达到了6028亿元，相当于1994年的12倍。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2605亿元，专项转移支付3423亿元。中央对地方的补助比例逐步提高，1993－2004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从14.3％提高到29.3％，分地区，中央对中西部地区补助比例上升幅度较大，分别从18.5％、12.1％提高到44.1％、49.7％。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转移支付数额还会不断增大。
1.3 转移支付的效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挥
为了支持民族地区发展，设立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此外中央还
设立了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从而推动了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中央的转移支付资金大多分配在财力比较薄弱的中西部地区，2004年全部转移支付中，中西部占86％，东部占14％，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中，中西部占91％，专项转移支付中西部占82％。这些都大力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1.4 省以下政府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形成
现在省以下转移支付大多是把县作为转移支付的主体，资金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央对省级的均等化转移支付，另外一个是地方政府自己安排的资金。我国转移支付制度存在问题
我国一直在不断进行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由于我国的转移支付是与传统的财政体制改进交织在一起的，比较复杂，要改革也不是那么简单容易。所以与国外规范、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相比，仍有许多不足之处。
2.1 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转移支付依据不明确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数额及方向是依据二者之间的事权进行的，属于中央的职责范围，就需要中央进行资金安排，属于地方的，则需要地方去行使自己的职责。但由于我国在进行分税制改革时，并没有界定清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造成了二者事权的重叠、模糊和遗漏。事权界定不清，财权也就界定不清，故而造成转移支付的依据不明确，造成资金的重复使用，或资金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浪费了资源。
2.2 转移支付形式繁杂，结构不合理
我国处在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社会也在不断完善，有很多东西都在改革。为了减少改革阻力，使改革顺利进行，中央政府往往会采取设置转移支付的办法。如为了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顺利进行而设立的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为配合增资政策实施而设立的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等。但对这些补助形式并没有进行合理整合，不利于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西方国家目前一般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形式。我国的现状是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小，而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过大，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覆盖了预算支出的所有科目，这都是不合理的，操作起来也不规范。
2.3 转移支付数额确定缺乏科学依据，随意性较大
我国现在转移支付数额计算没有一个科学标准的计算方法，主观因素太多，造成制度透明度不够，缺乏公允性，地方之间待遇有差异。例如从原体制中保存下来的体制补助，其数额确定就是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的结果，随意性太大，没有科学的依据；税收返还是为了维护地方既得利益而设置的，其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税收返还采用基数法确定，数额多少是建立在地方原有财力基础上的，这就会造成富的地方得到的返还数额越多，穷的地方越少，这不仅没有缩小差异，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差距；另外专项补助涉及的范围太广泛，没有一个标准的计算方法，资金分配的随意性较大。
2.4 转移支付政策导向不明确，与均等化目标相悖
我国转移支付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均等化，但实际上转移支付的各
种形式中，真正实现这个目标的却很少。税收返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税收返还是为了维护地方既得利益，其最终结果是地方之间的财力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资金运用主动权在地方政府手里，中央没有办法进行调控，不能用它来实施国家政策，也无法规定地方的支出方向，这都不利于均等化目标实现。其次，对其缺乏有效监督，地方在运用转移支付资金时，优先考虑的是地方利益，造成用这部分资金来弥补地方损失的状况，这就使资金没有去到它该去的地方，与最终的均等化目标相悖。
2.5 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监督机制不健全
关于转移支付，西方国家基本都有相应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而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则不够到位。在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对中央和地方收入体制和范围划分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而对于支出的体制、范围以及转移支付制度则没有规定。正是由于法制不健全，造成了政府间事权的模糊，导致现行财政转移支付执行时缺乏权威性，可操作性差，缺少透明度。此外，对于目前转移支付资金的运用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缺乏有效的监督审计和绩效评价系统。当资金到达地方政府手中后，地方怎样用、用在哪里，中央对此都缺乏有效的监督及约束，导致地方在使用资金时随意性很大，造成资金运用的低效率。
2.6 横向转移支付机制缺失
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以纵向为主，横向转移即省际之间、县际之间的转移支付很少，这是一种缺失，说明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还不
健全。西方发达国家如德国，加拿大等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既解决了地方的资金需求问题，也缓解了中央的压力，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财力不均的情况。横向转移是一种很好的机制，能使转移支付的整体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做得显然不够。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建议
3.1 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范围，明确支出界限和转移支付依据
事权清晰是财权清晰的前提和依据，必须合理清晰的划分好政府的事权范围，明确各自的职责，杜绝事权不清、交叉重叠的现象发生。归中央管的，中央进行管理，不归中央管的，中央不要越位。科学界定职能范围，全国性的公共物品由中央提供，如国防、外交等；地方政府提供地方享有的公共物品，如警察、消防等；对于那些有“外溢性”的公共物品，如跨地区的交通设施，中央政府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
3.2 规范转移支付形式，使其结构更合理
（1）逐步降低并最终取消税收返还。税收返还是为了维护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结果使地方间财力差距进一步扩大，与转移支付的均等化目标相悖。现阶段，为了维护改革成果，应逐年降低比重，等到条件成熟时取消。
(2)清理整合专项补助，建立规范的专项补助体系。我国现在专项补助覆盖的面十分广泛，形式繁杂，结构不合理。应优化结构，属于中央事权范围的，继续安排补助；属于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范围的，中央按照范围大小继续安排；属于地方事权的，则不再安排专项补助
资金，由地方自行解决。同时要确保重点，我国目前专项补助资金应主要用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项目，如救灾扶贫、环境保护等，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此外严格准入机制，减轻专项补助设立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3)逐步扩大一般转移支付的比重。逐步将其他补助和决算补助中具有一般财力补助性质的资金合并到一般性转移支付中进行分配。一般性转移支付最能体现均等化目标，要逐步扩大其比重，确保资金的公平合理分配。
3.3 改进转移支付分配方法，用“因素法”代替“基数法”
采用“基数法”确定财政收支数额和转移支付数额，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稳定政府间财政关系，其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应用“因素法”代替“基数法”，科学确定转移支付的规模。选取对各地财政收支影响最显著、且不易受人为干扰的因素，如人口数量、人均GDP、人口密度等，进行科学的分析测算，确定转移支付数额。以公式化方法进行测算，提高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和公允性，减少不必要的资金浪费，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与“基数法”相比，“因素法”更多考虑的是地方的实际情况，更能满足地方的资金需求，也能更好的实现均等化目标。
3.4 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和监督机制
(1)要想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必须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支撑和约束。我国目前对于财政支出的范围及转移支付没有明确的法律，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尽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在《预
算法》中增加有关财政转移支付的条款，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各级政府事权、财权的划分及转移支付目标、原则、形式、分配方法、监管内容，从而更好的规范转移支付制度，使制度运行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提高运行效率。
(2)加强监督，完善监督约束机制。成立专门机构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进行跟踪、调查和监督，确保资金用在该用的地方，明确转移支付的政策导向。同时建立一套绩效评价系统，用一些考核指标对资金使用效率进行评价和考核，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5 加快建立横向转移支付机制，构建纵横交错的转移支付框架
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财力差异大，公共服务能力差距大，中央负担又太大，单靠纵向转移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需要积极的建立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对于省际之间的横向转移，由中央根据实际情况、使用科学测算方法计算出需要转移的数额，富裕的省能够承担的，全额承担，能力不足的，中央可以补助一部分资金；县际之间的，有各省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进行测算，具体方法可参照省际转移的方法。这样既能减轻中央财政压力，使其有能力更好得贯彻执行国家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同时也能均衡地方的公共服务能力，使转移支付整体功能充分发挥，更好地实现均等化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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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信出版社，2003.［3］龙朝晖，邓建新．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问题及政策建议［J］.改革研究，2005,(7).［4］李武杰，金崇芳．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探析［J］.改革研究，2005,(3).［5］李齐云．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思考［J］.财贸经济，2001,(3).［6］刘扬，董兆平．我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效应分析和改进构想［J］.财政研究，2005,(8).［7］马骏．论转移支付［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8］郭庆旺，赵志耘.公共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第四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问题研究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基本构成、弊端及其建议
【摘要】：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制度是我国财政法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财政转移支付是指一个国家的财政资金在各级政府之间的无偿转移。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上普遍推行的财政管理方式,其目的在于解决一个国家各级政府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结构性失衡。该制度自实施以来也取得了很大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制度至今仍存在着很多缺陷。正确认识,评价该制度,有利于我们将税收等国家财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关键词】： 财政 转移支付 制度
一、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和各区域之间的横向不平衡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而采取的财政政策。它是最主要的区域补偿政策，也是世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践中最普遍使用的一种政策工具。它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上能够转移和调节区域收入，从而直接调整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状况。转移支付是政府把以税收形式筹集上来的一部分财政资金转移到社会福利和财政补贴等费用的支付上，以便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二、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基本构成1.税收返还。其计算公式为：Tt=Tt-1（1+0.3R）。其中T为第T年的税收返还额，R为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增长率。中央政府以1993年为基期年，以地方净上划收入额，即消费税的100%加上增值税的75%减去中央下划收入，作为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以确保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低于1993年的收入水平。1994年以后，税收返还额在1993年基数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各地增值税和消费税平均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即“两税”每增长1%，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0.3%.并以环比方式逐年递增，也就是在新增“两税”收入中，中央政府分享70%，地方政府分享30%.如果地方上划中央收入达不到核定基数，中央按实际收入数返还。
2.体制补助和上解。分税制改革后规定，原财政包干体制下中央政府对部分省、自治区的定额补助和部分省市向中央上解收入的办法继续实行。接受中央补助的地区继续获得补助，上解中央的地区，继续实行定额上解。体制补助和上解是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双向财力转移。
3.专项补助。指不包含在地方财政体制规定的正常支出范围内，根据地方特殊情况，由中央财政拨付给地方。按规定用途使用的资金。专项补助范围较大，除包括防治自然灾害支出外，还有支援农业支出、基本建设支出、支援不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资金支出等，而且拨款额呈不断上升趋势。
4.一般转移支付。作为分税制改革的配套措施，1995年开始实行过渡期转移支付，即从中央财政收入增量中拿出一部分用于转移支付，缓解地方财政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体现对民族地区适度倾斜的政策，拨款金额和调节的范围和力度都有限。2002年进行所得税分享改革后，过渡期转移支付改称一般转移支付。中央财政把所得税分享改革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一般转移支付，使其转移支付额大大增加。目前接受一般转移支付的省已达25个。一般转移支付额主要按照各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差额以及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凡标准财政收入大于或等于标准财政支出的地区，不纳入转移支付范围，转移支付系数参照当年中央对地方一般转移支付总额、各地区标准收支差额以及各地区财政困难程度确定。
5.年终结算补助或上解。中央财政在每个财政终了后要与地方财政就上一个财政在财政体制之外发生的某些事项进行结算，如企事业单位隶属关系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发生改变、中央实施某项宏观调控政策对地方财政收支带来影响，都需要对由此产生的差额进行调节，这种调节既有中央对地方的补助又有地方对中央的上解，它也是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双向财力转移。
三、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存在的弊端
（一）政府财权、事权划分不对称
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灶吃饭”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以来，对财权的划分还比较明确，而对事权的划分界定不清晰。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直接导致了各级政府之间对事权和财权支出范围的随意和盲目划分，拨付出去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运用随意性很大，产生上下级政府对同一项公共服务重复提供或对某些地区急需的公共服务因上下级政府推诿责任而无人提供的现象，而且事权划分的模糊和财政支出范围划分的混乱导致许多政府机关人浮于事，也很难对其进行绩效审计和考核，很难快速和明确地界定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分配，由此导致财政支出整体效益的低下。
（二）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尚小
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政府一级的财政收入有将近30%—40%来源于联邦和州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有的基层组织如美国的学区有近60%来源于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现阶段，我国的中央财政仍十分困难，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充足的财力支持。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2%，到2003年已上升为54.6%.如果计入预算外收入部分，这一比例约45%.税收返还是中央政府的法定义务，其目的不是为了扶危济困，更不是为了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应把税收返还看作是地方对共享税收入的分享。如果把税收返还约4000亿元计入地方收入，中央财政占财政收入的真实比重应该在30%左右。和国际水平相比这一比例是明显偏低的。
（三）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
在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构成中，用于税收返还及补助的数额偏大，而用于缩小地区差距的数额又偏小。如2003年中央财政总支出预算为15138亿元，中央本级支出7201亿元，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补助支出7937亿元。其中，税收返还3404亿元，体制性补助326亿元，对地方的其他财政转移支付4207亿元。税收返还占中央对地方全部财政转移支付的43%.而税收返还是以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为依据的，实际上是对收入能力强的地区倾斜，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毫无联系，致使西部许多地区由于财政均等能力不足长期无法实现财政平衡。税收返还延续和固化了原有的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逐步拉大了地区差距。财政补助由于缺乏科学依据，透明度不高，随意性很大，常常出现上下级政府讨价还价的问题，明显有失公平。专项拨款也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依据和有效监督，运作不规范，经常成为地方政府平衡地方财政的工具。
（四）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安排缺乏监督
长期以来人们对财政部门只管拨款。不问资金使用方向的现象已是见怪不怪了。我国较大比例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在拨付到各部门之后就进入失控状态。目前屡有项目重复设置、多头审批、利用职权对本系统资金安排予以“照顾”的案例。这些违规做法使财政资金难以统筹安排、合理配置，甚至还滋长了政府中狭隘小团体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毒瘤，严重违背了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拨付的目标和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五）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安排随意性大
在分税制国家里，有条件拨款（专项补助）的范围一般都限定在具有明显的外溢性、需要两级或多级政府共同分摊其成本费用的某些基础性项目和公益事业项目内，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使用一般都有基础设施建设法规或单项事业发展法规作依据。与之相比，我国目前的专项拨款范围太宽，几乎覆盖了所有的预算支出科目，并且补助对象涉及到各行各业，到处“撤胡椒粉”：同时，不少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缺乏事权依据，亦无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法规和单项事业法规可依，费用分摊标准和专项资金在各地区之间的分配方法都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随意性大，客观性差，难免出现资金使用的分散、浪费和低效率。
（六）财政转移支付标准不规范
在我国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形式中，并没有建立一套科学而完善的计算公式和测算方法，资金的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目前，仍然坚持“存量不动。增量调节”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基数法”计算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数额。另外还有一些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干脆就根据拨付者的主观判断，而不是根据一套规范的计算程序和公式来分配，这样势必造成财政转移支付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使财政转移支付演变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行为，影响公正性，降低了转移支付的效率。这样的财政转移支付标准不仅不能适当的解决我国严重的地区间财政收入上的差异，而且加剧了这些地区间的公共服务水平上的差异。
（七）财政转移支付立法不完善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的支撑和保障，法律约束和监督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如下四方面：一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滞后，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依据的主要是政府规章，还没有专门的或者相关的规定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缺乏法律权威性和统一性，客观上降低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决策和运作的民主性和规范性。二是没有专门机构对财政转移支付进行统一安排和管理，使来自于不同口径不同名目的财政转移支付之间目标不统一，标准不合理，政策功能相互冲突，政策目标实现难以保证。三是财政转移支付的决定与支付缺乏明确的程序规范。使支付对象、资金数额、支付时间、支付方式等方面都带有随意性和人为因素，四是对财政转移支付违规违法行为责任的认定和处罚缺少全面、明确的规定，很多违法行为都以“内部处理”了事，造成了一些单位和个人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有关规定视而不见。影响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权威性。另外，审计部门对我国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也监督不够。
四、完善我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明确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财权的范围
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应当以事权和财权的明确合理划分为基础。我国宪法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权进行了规定。政府间的事权划分应当以成本效益分析为标准，将政府间相互交叉的事权彻底分开，明确各级政府的开支责任，对政府间的共同事务，应当按照支出责任和收益程度的大小确定负担的比例，并以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将资金归集到具体事务的承担政府。
（二）进一步提高两个比重，扩大财政转移支付规模
纵观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无一不是以中央拥有较大财力为基础的。如美国联邦政府掌握了全国财力的60%，日本中央政府集中了63%：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掌握了70%，加拿大和德国中央政府也集中了约50%的财力。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名义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上升到50%以上，但由于大量的税收返还，中央财政实际可支配财力增量打了折扣。如果把税收返还约计人地方收入，中央财政占财政收入的真实比重应该在30%左右。和国际水平相比这一比例是明显偏低的。另外，我国财政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虽有所上升，但总体上还是偏低。所以，提高“两个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另外。我国国土辽阔，地区差异大，并且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快速城市化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政府更需要拥有较为雄厚的财力。惟有如此，才能有效控制
社会秩序，有序解决社会矛盾，平稳推进社会转型。当前。许多问题（如农村义务教育、农民医疗和养老保障等）的有效解决，也都有政府财力不足的制约。
（三）大力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
世界各国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大都采取复合型，即多种转移支付手法综合地运用。一般说来，这些形式大致可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分类转移支付三类。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不附带使用条件或无指定用途的转移支付，其目标是重点解决各级政府之间财政收入能力与支出责任的不对称问题，使接受转移支付的地区能有足够的财力履行政府的基本职能，提供与其他地区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专项转移支付大多带有定向支援、定向加强和委托办理的性质和特点。分类转移支付，一般只是指定转移资金的大的使用方向，而不规定具体的使用项目，接受此种转移支付的政府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在选择新的转移支付形式时，上述三种当然都应加以考虑。但就我国近中期的实际情况看，当转移支付的模式确定后，似应建立一种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以专项转移支付相配合，以特殊性转移支付作补充的复合型形态为宜。
（四）减少财政转移支付中间环节，加强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和管理
对财政转移支付的监督主要体现在：第一。加强法律上关于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责任的规定；第二，制定一系列的制度来达到监督财政转移支付的目的。这些制度包括，对项目实行执行情况定期报告制度和对该项项目实行审计制度等：第三，加强和完善对财政转移支付行为的审计监督。西方发达国家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审计监督相当发达，我们应当借鉴；第四，强调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事后监督，特别对专项项目拨付，应当跟进后续的监督。使整个财政转移支付在法制轨道中运行。
（五）成立专门的财政转移支付机构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机构建设可借鉴澳大利亚模式——政府机构加咨询委员会型，一是联邦国库部，二是联邦拨款委员会。根据国外经验和我国实际情况，可以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方案的确定和支付资金的拨付，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而非纯粹的咨询机构。该机构还可负责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最终效果进行调查、追踪、反馈、监督和考评，使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尽可能统一，不断提高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六）用“因素法”代替“基数法”计算财政转移支付数额
因素法的基本特征是，选取一些不易受到人为控制的、能反映各地收入能力和支出需要的客观性因素，如人口数量、城市化程度、人口密度等。可以在《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设计出一套科学的公式，对各地的标准化收入能力和标准化支出需要进行测算，以此确定转移支付的数额。在因素的选择上，应全面、客观，用税制因素、人口因素、自然环境因素、经济实力因素、社会发展因素和特殊因素等确定各地的需求水平。既要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财政能力的强弱，又要考虑到各地公共商品和服务支出成本的差异。改革过程中，可以先选取一些最主要的和数据取得相对容易的因素，逐步扩大采用“因素法”核定的范围，完善评估体系和公式设计。
（七）加强财政立法，制定中央级《财政转移支付法》
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纷纷用法律来约束财政转移支付行为。在德国，财政转移支付的系数要由立法机构讨论确定，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范围等也被写入法律，据以计算均等化拨款的税收能力和标准税收需求。其他一些技术性的比例，也用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在日本，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收支划分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的三种形式都有相应的立法：美国的主要专项拨款由国会法案确定等。他们对财政转移支付中的若干内容，包括政府支出责任、收入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结算办法等，均以法的形式加以规定。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借鉴发达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经验。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内容、具体用途、监督形式、处罚规则等，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下来。
第五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关于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邱益中（2009）认为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特定政策目标时,所普遍采用一种财政再分配制度。上海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是伴随着上海财税体制改革实践同步进行的。张宪法（2005）认为对于转移支付中的若干内容，包括政府支出责任、收入划分、转移支付规模、估算办法等均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规定，甚至计算转移支付的一些技术性比例也用法律形式加以明确规定，而在我国对于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没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安排，存在许多的问题和漏洞，财政转移支付缺乏法律的支撑和保障，法律约束、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田发、黄燕（2010）提出了转移支付对控制行政成本的软约束，以及资金下达存在时间滞后问题，目前，市对区县转移支付资金一般要在当年的11~ 12 月份才能确定，影响预算安排的严肃性，造成区县财政在安排年初预算时，只能将估算的金额纳入预算进行统筹安排；区县财政需要隔年才能计算出区县准确的转移支付资金金额，影响全区的财力预测和区县财政调整预算的安排，削弱了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预算执行的严肃性。杨聪杰（2006）认为分税制最突出的弊端就是导致了基层财政困难和地区间差距的日益扩大。其中转移支付制度的薄弱和不规范则是导致地区间差距拉大的因素之一。转移支付是为了实现均等化目标,而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推行的结果却与均等化的目标形成了冲突。我们必须借助国家财政的二次分配职能,建立科学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并加大规模和力度，尽量缩小区域财力差距,为新一轮的财税改革做好先决条件。统筹区域发展。上海市青浦区财政局（2007）认为“十二五”规划中提出适当赋予地方税收管理权限、调整财政体制和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正是为地方摆脱土地财政而提出的解决路径。上海财政局（2007）近日发布的《上海市财政改革和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适当提高与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税种收入中区县财政的分享比例，适当降低与土地、房产直接相关的税种收入中区县财政的分享比例；调整优化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分配办法。上海财政局（2007）在《上海深化市区（县）两级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研究》中则指出，计划经济下一些财政介入的一般性、经营性领域的事项患有严重的“政府依赖症”，目前仍然处于政府财政的给养之下；一些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产业或企业，财政在其发展初期给予适当的输血是完全必要的，但当其造血机制形成后，政府财政支出退出的步伐则相对缓慢；再加上一些原由财政全额承担的社会事业项目，在市场化过程中已有部分转化为准公共品或完全转化为盈利性商品，但政府财政支出尚未及时退出。上述情况使得两级政府在竞争性领域的公共支出规模仍然居高不下，中短期内公共支出“越位”现象难以消除。李小春、朱友国（2010）认为中国在五级政府的行政架构下，通过牢牢控制资金配置权，上级政府确保了下级政府的“听话”和政令的畅通。但由于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导致信息严重流失，其代价必然是资金使用效益的下降。政府是由具体的部门和行政官员组成的。应当看到，政府官员也是追求个人效用的理性人。就官员个人而言，主管领域社会事业发展、审批决策、职务晋升等带来的成就感、职务消费乃至灰色收入等，都是其个人效用的来源。在存在多级政府、由行政主导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格局的背景下，必然会出现“财力逐级集中、支出义务逐级下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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