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贪污罪的司法适用论文文献综述
一.关于贪污罪概念的界定
刑法学界对贪污罪的概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目前刑法学界存在着以下不同的见解：何秉松教授在其<<职务犯罪的预防与惩治>>一书中是这样界定的: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它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著名的刑法学者高铭暄教授在<<新编中国刑法学>>书中则是这样阐述的: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它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行为。赵秉志教授在<<新刑法教程>>一书中把贪污罪定义为: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它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综观国内这些学者的阐述,笔者认为均有可商榷之处。第一种观点将其主体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有放纵其他人员犯罪的嫌疑。第二种观点则将犯罪对象仅仅局限于国有财物，也不当缩小了贪污罪的范围。第三种观点则走向另一种极端，将所有的贪污罪的对象都概括为公共财物，若以此推论，那些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国有财物之外的公共财物也可以构成贪污罪，这无疑扩大了这一些人员构成贪污罪的范围。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贪污罪的概念应当作以下表述：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它手段非法占有所在单位的财物的行为以及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它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产的行为。
二.贪污罪对象的司法认定
根据现行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三百九十四条、一百八十三条、二百七十一条规定规定，对于公共财物的范围的界定相对比较明确，司法争议也不是很大，在司法实务中，对国有财物和非国有财物的理解分歧比较大。关于国家参股或国有公司、企业参股的公司财物可否视为国有财产。对此理论上众说纷纭。董邦俊博士在其著作<<贪污罪新论>>中介绍了这样几种流行的学说，其中有肯定说的国有控股说、否定说、公有资本存在说等等，笔者认为，公有资本存在说具有相当合理性。为了保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标，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采用此学说。关于纯私有财产可否视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理论界与实务界可以说是众说纷纷，有的学者认为，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与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是指符合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的定贪污罪；不符合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的规定的贪污罪构成要件的但符合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或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定职务侵占罪，即贪污罪的犯罪对象仍限于公共财产。但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立法者单列贪污贿赂罪一章，充分表明了立法者关注的主要不是财产权利，而是对维护职务廉洁性的义务的更高要求。这也正表明了国家从严治吏和严惩腐败的决心。再说从严惩腐败和从严治吏的刑事政策来看，在当前腐败案件有增无减的情形下，为了实现国家从严治吏的目标，把财物扩大解释为包括公共财产和非公共财产，这是对国家工作人员提出的更高要求，只要其侵犯了职务的廉洁性，就应该以贪污罪定罪处罚，从而突显政府从严治吏的决心。在当前严峻的反腐情势下，这也不失为一个有效举措。
通过阅读各类关于贪污贿赂罪相关的文献，我深深感到：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有着非常不俗的表现，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国家也走向富强。但不能忽略的是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禁不住金钱的诱惑，放松了本人人生观价值观的学习，出卖自己的职权牟取私利。贪污贿赂的犯罪泛滥不止。“贪污犯罪”就是首当其冲的高发，多发的犯罪之一。以此为背景，我通过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为司法机关加强力度打击此类犯罪，以便准确的定罪量刑，做出自己绵薄之力。这是本文力求解决的问题。所以通过对文献的归纳、总结，我基本构建了文章的写作体系。
三.贪污罪客观方面的司法认定
在刑法修订之前，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于何为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之便”的含义争议很大，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和地位形成的有利条件，具体表现为主管、保管、出纳、经手公共财物等便利条件。第二种观点认为，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自己主管、保管、出纳、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方便条件，而不是指利用与职权无关仅因工作关系熟悉作案环境，或凭工作人员身份便于进出某些场所、较易接近作案目标等方便条件。第三种观点认为，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组织、领导、管理、监督活动的工作便利，或者履行公共管理职权和职责的方便条件，或公职人员利用职务范围内直接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方便条件。
四.贪污罪主体的司法认定
关于贪污罪主体的认定,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很大的争议, 司法实践中困扰司法机关的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因此准确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对于贪污罪的认定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对此要有一个明确的认定,我们必须把握以下三个问题:(一)国有性质的认定。纵观我国学界对国有企业概念的阐述，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其分为三类，即独资说、控股说和参股说。持龚培华先生在<<贪污罪立法模式及司法认定>>一文中持控股说,他认为:以国有投资占绝对控股,即51%以上,作为认定多元化投资公司、企业的性质的标准。董邦俊博士在其著作<<贪污罪新论>>中则认为凡有国有资本投入的企业，无论企业中国有资本（或股份）占有多大比重，均被定为国有企业，即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和国有资本参股但没达到控股程度的企业。也即持的是参股说。还有的学者则认为,国有企业只能是纯粹的国家所有的企业,即国家独资企业, 资产完全由国家投入，产权完全为国家所有，由国家委派代理人管理，经济目标受国家控制或影响的企业。李希慧教授在<<贪污贿赂罪研究>>一书中明确赞同此说话。本人赞同独资独资说，即我国刑法中的国有公司、企业是指国有独资企业公司。XX年5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务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对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务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职务侵犯罪定罪处罚。”依据此《批复》，我们不难得出一下结论“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均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而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本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因此依据此《批复》，我们可以看出，立法有倾向于将国有公司、企业限制在国有独资企业，而将国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公司排除在“国有公司、企业”之外。(二).委派的认定。学者贾于宇，舒洪水.在<<论刑法中“国有公司”及“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之认定>>这篇论文中对于刑法中的委派总结了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委派的主体特定。即委派的主体必须是国有单位，且须以单位名义，如果“委派”是基于个人之间的合意，则属于无效委派。第二，委派的方式有效。委派方与被委派方均有同意的意思表示，且这种意思表示必须以书面的形式予以确认。第三，委派的目的特定。委派的目的是为了从事公务活动，即从事领导、监督、管理的活动，而不是直接总是生产、劳动、服务等活动。第四，委派关系的隶属性。即委派关系成立后，委派人与受委派人之间就形成的一种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服从与被服从、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隶属关系。(三)关于从事公务的认定。赵秉志、肖中华教授在《贪污罪中“从事公务”的含义》一文中指出“如果一种活动是在国家事务中组织、领导、协调等具有管理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就是公务，而不是劳务。”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公务是职能性与管理性是辨证统一的，职能性是管理性的体现，而管理性是职能性的前提，二者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在对于由多元投资主体形成的混合制企事业单位以及受委派的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享有一定职权的人员，在从事公务的认定上则有较大的分歧。在《国家工作人员概念若干问题辨析》一文中, 阮方民先生认为不仅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事务，而且非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事务也属于公务。
第二篇：论文-浅析贪污罪
目 录
内容摘要„„„„„„„„„„„„„„„„„„„„„„ 第１页 关键词„„„„„„„„„„„„„„„„„„„„„„„ 第1页
一、贪污的历史简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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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现行刑法中贪污罪的概念及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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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贪污罪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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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贪污罪的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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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贪污腐败的现状及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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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贪污罪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4页
五、贪污腐败产生的原因„„„„„„„„„„„„„„„ 第5页
六、用法律、制度、道德等手段严惩和预防贪污行为的发生„ 第6页 参考文献„„„„„„„„„„„„„„„„„„„„„„ 第7页
浅析贪污罪
【内容摘要】：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早已存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上对其都有不同的记载。在现阶段，腐败作为社会恶性毒瘤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国际上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人类本身的劣性以及一些外界环境是促使这一毒瘤产生的主客观原因。严刑峻罚，加强法律、思想道德建设是对这种现象的标本兼治。
【关键词】：贪污罪 腐败 爱财
贪污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从人类出现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种现象就一直存在。我国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同腐败现象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且我国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剥削阶段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在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短期内不可能消亡。对腐败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会是很激烈的。
一、我国现行刑法中贪污罪的概念及其构成
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贪污犯罪也呈现出愈演愈烈趋势。为有效打击这种犯罪，我国刑法对贪污罪作出了较科学而又完整的规定。
（一）、贪污罪的概念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二）贪污罪的构成
1、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本罪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也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其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是本罪的主要客体。
2、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在这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二者缺一不可。
3、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具体包括两类人员：一类是国家工作人员。（1）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2）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4）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另一类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4、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并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侵犯了职务的廉洁性，会发生侵害公共财产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
二、我国贪污腐败的现状及其危害
广东省佛山市财政局财政预算科科长罗斌贪污1.56亿元，令人触目惊心；中国信托投资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包养了三个情妇。与一个情妇闹翻时，高就支付给该女所谓青春赔偿费23万元。为了过这种腐朽的生活，高森祥便在1988年6月至1990年7月的二年时间里，先后贪污贿赂，计港币191万余元、人民币55万余元。高也因此被判处死刑，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原中国土木建筑工程公司驻泰国办事处筹备组负责人刘国修，到了曼谷后，抵挡不了腐朽生活的诱惑，滋生了畸形的精神需要，把享乐当作人生追求的目标，经常光顾高档夜总会、歌舞厅，长期捧养十几个歌女。这种糜烂的生活需要巨额资金，刘国修就伸出黑手大肆侵吞公款，贪污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天津市某区劳动局原副局长原晋津，在任副局长后14个月内，到“东方之珠”等夜总会吃喝公款53万元，被以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原江苏农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任前系江苏海安县委书记>某某利用公款300万港币和港姐一夜性交易，成为几年来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尽管政府因为是关于生活作风问题要求在新闻上三缄其口,但如此腐败程度确实触目惊心。这些案例举不胜举。
2006年1月18日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披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贪污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美圆在逃，其中有的已经潜逃国外，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一些国有企业难以为继，社会危害十分严重。可见贪污腐败危害了我国的建设，对我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一）、国有企业资产大量流失。贪污犯罪对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失。根据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统计资料，“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半期，各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９８７５亿元至１２５７０亿元之间，占全国ＧＤＰ总量比重的１３.３％－１６.８％之间。
（二）、降低经济增长率。经济学原理表明：投资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有利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的合作与竞争日趋激烈，投资者一般以经济增长率作为其投资决策的基本依据。因此，人们除考虑市场、利润等因素外，还要求具有廉洁的政府、稳定的政局等条件。由于“贪污犯罪类似于一种不可预见的随机性税收”，必然严重影响投资者的决策，腐败和贪污受贿的程度越是不可预见，对投资者的影响就越大。“腐败对投资、人力资源配置、制度绩效、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都会阻碍经济增长，但腐败抑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机制是影响投资这个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三）、3损害市场竞争规则。许多腐败分子常常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者将贪污受贿所得“入股”，以股金、红利作掩护，隐藏非法所得的收入。从而使这些有“股金”注入的企业常常有大笔的“非法”资金，可以以大大低于市场标准的价格补贴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在有些情况下，企业可以提供低于制造商成本价的产品，因此比从金融市场融资的合法公司更具有竞争优势。这就使得合法企业很难、甚至不可能和这些企业竞争，进而有可能导致把合法企业排挤出有关行业，严重违背了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
（四）、破坏按劳分配、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贪污犯罪“产生于权力资本，而权力资本自身具有迅速扩张的递进倾向和极强的示范效应，这是权力资本的形成所需成本极低而收益率却很高的特点所决定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贪污犯罪所体现的分配原则是按权力分配，即按权力大小和滥用次数的多少决定分配的原则，贪污所得往往与权力大小成正比。
（五）、减少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机会。一个国家内部如果总是涌现大量的贪污犯罪，将会腐蚀人们对市场的信心，使得人们无法根据利润来判断一个企业的业绩。长此以往，腐败分子给一个国家带来的不良名声除减少这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合法机会及其可持续性增长以外，还会吸引国际犯罪组织前来达到一些短线目标，这些都将对发展和经济增长起到妨碍作用。
（六）、危害公众安全。推进社会服务和进行公共建设时，若贪污则导致监管松懈，检验不严，便会严重危害公众的健康和性命。
（七）、影响政府运作。政府如不能有效的打击贪污，甚至连政府官员也知法犯法，这必然会降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使政府的威信荡然无存，从而影响正常的工作程序，使政令无法切实执行。
三、贪污罪的成因及特点
（一）贪污罪的成因。
1、生产资料由不同的人占有是贪污腐败产生的内在规律。
通观人类社会贪污腐败与反贪污腐败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当人类社会处于原始共产主义，即没有私有制的时代时，贪污腐败现象是不存在内；在绝对的私有制情况下，财产所有者也不会贪污自己所有经手管理的财物。在私有制与公有制并存的情况下，贪污犯罪的发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例外。而且在一个国家内所有制结构成份越复杂，贪污的犯罪发案率就越高。
2、个人的畸形需要导致贪污腐败。
人们的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都起源于需要，只不过前者的需要是合理的，而后者的需要是不合理的。而故意犯罪者的需要，则是一种畸形的需要。贪污犯罪行为也不例外。这种畸形的需要具有无止境性。大量的案例证明，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畸形需要是难有满足之时的。每一次违法行为得以成功，都只是暂时的欣慰。而非分的欲念象一团不灭的烈火，焚烧着这些人的心，不时地促使其犯罪动机一次又一次形成、强化，贪婪地攫取不义之财。这些人往往数次、数十次甚至数百次地作案，贪壑难填，有的金额达到了上亿元。如广东省佛山市财政局财政预算科科长罗斌。畸形需要的无止境性不仅来自于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贪婪性，而且还有其内在的心理机制。犯罪心理学认为：“犯罪心理形成之后，在犯罪活动和犯罪生活中，一般情况下，它将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如果得不到切实有效的控制和帮助，这种过程就会继续发展，日益强化，这就是犯罪心理的恶性发展。”贪污犯罪对财物的非法占有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更多腐败者对财物的追求是为了满足畸形的精神需求。实生活中，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公然不顾社会伦理道德，寻觅情妇，供养“二奶”；有的甚至人格沦落，频频嫖娼。而要做这些事，满足自己无耻的低级的精神享受，就一定要有大量的金钱。从合法途经得来的钱，根本维持不了这种堕落的生活，于是就不得不动坏脑筋，从事非法活动，贪污受贿以供糜烂生活之用。
3、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转型社会内在的矛盾滋生了腐败。分配差距拉大，贫富反差强烈，促使一些人产生畸形的物质需要。在党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引下，许多人勤劳致富。同时，也有些投机者或者钻国家政策漏洞，或者违法经营，成了爆发户。这些富起来的人，拥有巨额资产，过着舒适甚至是奢侈糜烂的生活。可是，这些富翁，往往没有更多的政治地位。出于各种目的，他们十分渴望接近政坛人物。而政府官员为了发展经济，也需要频繁地与这些人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工作人员产生了“相对贫困化”的感觉。认为自己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比他们强，有什么理由他们能富，自己却拿低薪水守着清贫。正是在这种失衡的心理支配下，产生贪污腐败。
4、世界观、人生观扭曲。
为什么同样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能做到廉洁自律，而一些人却堕落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主观上。前者能加强党性修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正确认识自己手中权力的属性，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而后者，放弃了党性修养，信奉落后的世界观、人生观，背叛了人民，将权力私有化。这样，腐朽的东西必然会趁虚而入，产生了畸形的需要。江泽民总书记一针见血指出：“改革开放还只是搞了十多年，有些干部、党员在考验面前就已打了败仗，有的革命意志衰退
了，有的走到邪路上去了，有的甚至堕落成为社会的蛀虫和罪犯，归根到底就是这些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上出了问题。” 因此，可以这么讲，在当今社会中，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放松对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就会腐败堕落。
（二）贪污罪的特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贪污犯罪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1、贪利性和渎职性相互交织。贪利性是贪污罪的主要特征，近年来，除贪利性外，渎职性也逐渐成为这类犯罪的突出特点。渎职犯罪和贪污犯罪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贪利性和渎职性相互交织。
2、犯罪领域日趋广泛。过去贪污犯罪发生在企业等经济部门，而近年来已向权力容易商品化的领域和部门扩展。近５年来，在全国反贪侦查部门共查办的１７万多件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生的领域已经从过去集中在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权力机关和金融、海关等部门，逐步扩展到社会各个行业、领域和环节。党政领导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是贪污犯罪的多发点；金融、建筑等领域也逐渐成为贪污犯罪的高发区；以往较少发生贪污犯罪的新闻、文教、卫生等部门也呈增长的趋势。
3、犯罪呈群体性发展。近年来，随着管理和监督机制的逐步完善，腐败分子采用单独作案的手段已不易得逞，往往需要诸多环节的相互利用、相互协作，靠利益均沾的办法才能实现，这样，贪污案件呈群体性趋势，许多案件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处一案，带出一批，查处一人，揪出一群。在司法实践中，小案连大案，一案带多案的连环套，一人多案，一案多人，一人多罪，诸罪交织等现象尤为突出。
4、犯罪手段多样性、智能性。贪污犯罪的行为人一般社会地位较高、社会交际较广，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在作案前他们往往深思熟虑，作案手段呈现多样化、智能化趋势。例如：利用计算机技术的智能性和快捷性作案，大肆侵吞公款。
5、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犯罪案件增多。近年来，“担一把手”贪污犯罪现象比较突出。据官方公布的数据，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０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贪污贿赂案件１５９９８件，涉嫌犯罪的处级以上干部１万６千多人，其中，厅局级干部９３３人，省部级干部２５人。
四、用法律、制度、道德等手段严惩和预防贪污行为的发生
（一）、创立严刑峻法、重典治吏。
我国历朝历代在制订对官吏惩处的法律上看，都体现了以儆效尤的思想。其中明太祖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最具代表性，他亲自编制了《大明律》并规定了地方官贪污６０两以上的斩首示众并剥皮实草，对贪官实施极其严厉的惩处，之后他又编发了《大诰》、《大诂续篇》、《大诰三篇》和《大诰武臣》作为《大明律》的补充，也是“法外之法”，这些无不让贪官望而生畏，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保证了明朝近一百年的吏治清明。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对贪污的处罚相对显的太宽松。
我国刑法规定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000元，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只有同时具备“情节较重”时，才够得上立案标准。当然，这仅仅只是法律文本上的一个数字，司法实践中，更有一些地方擅自将贪污罪的立案数额提高到了1万元甚至5万元。将贪污罪与盗窃罪加以类比，不管是“贪”，还是“盗”，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都以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为目标。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贪污罪和盗窃罪还一同被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一章中。“贪”与“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犯罪主体的不同。前者为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就是民众通常所理解的“官”；后者为一般主体，任何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可以构成，也可被理解成通常意义上的“民”。在刑事立法中，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但何为“数额较大”，刑法并未明确。最高法院于1997年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划出了“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范围。这就是说最低立案数额为500元。所谓“官贪五千，民盗五百”即由此而来。盗窃罪侵犯的仅仅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而贪污罪却不仅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还严重破坏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玷污了政府的声誉，但对比立案标准我们不难发现，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不能不说我国的法律对贪污行为是一种放纵。在西方一些国家只要你有贪污行为就构成犯罪，不问数额的多少。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反腐败公约，是否也应该和国际接轨，在立案标准上贪污犯罪完全没必要设立一个数字上的门槛。
（二）、建立高薪养廉和保廉银制度。
官员的贪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政府如果采用高薪的方式就会大大降低贪污的可能性。我国历史上的孝文帝就是高薪养廉较成功的例子。经济上的高薪也要有所限制，借鉴新加坡等一些国家的成功做法，建立“保廉银”制度。将国家工作人员工资的一部分和预期的退休金逐月提取，单独建立帐户，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退休后的生活保障费从该帐户中支取，一旦国家工作人员触犯刑律构成故意犯罪的，一律予以没收，以此来遏止官员腐败的产生。
(三）、立法要与教育同步，法德并举。
法律再缜密，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再好的法律，也有漏洞。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在不断地自我教育和外在监督下，筑起拒腐防变的心理屏障，在法律的“缝隙”中自我约束，净化心灵，反腐法律约束机制和自身道德约束机制才能相互促进，反腐立法才能收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反腐立法不可能完备，廉政监督还比较薄弱，更需要充分发挥反腐教育在增强国家工作人员执法、守法自觉性上的作用。
（增加结尾）
参考文献：
1、《刑法学》高铭喧 马克昌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5月
2、《中国刑法辩论》王玉柱 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9月版
3、《中国法制史》叶孝信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版
4、《中国法制史》蒲坚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3年7月
5、《古代惩腐保廉七法》内蒙古廉政网
6、《高检报告与“严办国企蛀虫”》邵道生 人民网 2005年3月13日
7、《腐败的经济学分析》郑和平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年7月
第三篇：再谈诉讼保全制度的司法适用 论文
再谈诉讼保全制度的司法适用 论文
作者：张明芳时间：2007-11-22 9:22:00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诉讼保全是指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作出判决前，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时，为了保证将来作出的判决得以顺利执行，或为了避免财产遭受损失，对当事人的财产或争议的标的物所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它是人民法院维护当事人利益、促使当事人依法履行义务的一种强制措施。这种强制措施是在一定的期限内限制当事人对该项财产进行支配、处分，其目的是为了保证人民法院将来作出的判决能够得到顺利执行。诉讼保全措施得当，对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使当事人依法履行义务，保证人民法院将来作出的判决顺利执行，将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诉讼保全是每个法院、每个审判人员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民事诉讼法》对诉讼保全的规定也只有三、四条，审判实践中，有关诉讼保全适用，存在着种种问题。因此，笔者对诉讼保全制度的司法适用作初浅探讨。
一、诉讼保全的申请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时，为了保证将来作出的判决得以执行，或为了避免财产遭受损失，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诉讼保全。那么当事人如何申请诉讼保全呢？
1、申请的方式要符合要求。申请诉讼保全的当事人一般采用书面方式提交申请书。但特殊情况如书写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可以口头方式提出，由人民法院记录附卷，并由申请人签名、盖章。
2、申请的时间要及时。诉前保全的申请时间是在起诉以前，诉讼程序尚未开始；诉讼保全的申请时间是在诉讼程序开始后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执行前，执行开始后不能申请诉讼保全。在第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当事人有转移、隐匿、出卖或者毁损财产等行为，必须采取诉讼措施的，向第一审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财产保全。
3、请求的对象和范围要明确。诉讼保全的范围应当限于当事人争议的财产，或者被申请人的财产。对被申请人财产的保全，应当要求申请人提供有关的财产所有权凭证，如汽车要提供车户证明，房屋要提供房屋产权证明书等，以防错将他人的财产查封、扣押。
4、申请保全的措施要具体。财产保全的措施有查封、扣押、冻结、提取、扣留等，当事人要求法院采取哪一种措施必须肯定、具体，不能含糊其词。否则法院可以不予受理。
5、申请的条件要符合法律规定。申请诉讼保全，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提出诉讼保全的案件必须是给付之诉，或者包含给付之诉的合并，即提起诉讼必须具有给付内容。单纯的确认之诉、变更之诉，都不具有给付内容，不适用诉讼保全。（2）、必须具备诉讼保全的前提。必须是有可能因为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使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和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患后果。
6、申请人要提供担保。诉讼保全是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采取的一种紧急的强制性措施。人民法院从保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避免申请人败诉后，被申请人因诉讼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得不到赔偿的情况发生，申请人在提出诉讼保全时，应当同时提供担保，拒绝提供担保或担保不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可以驳回申请。
二、诉讼保全申请的审查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这是他的权利；在他申请诉讼保全的同时，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这是他的义务。只要当事人的申请符合诉讼保全的条件，并且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都应当作出财产的裁定。人民法院在作出裁定时，没有必要作调查，但必须对当事人的申请认真进行审查。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注意审查以下几方面内容：
1、审查诉讼保全提出的时间。诉讼保全一般是由当事人在起诉以后判决执行以前或者在起诉的同时，向人民法院采用书面方式提交书面申请。以口头方式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附卷，并由申请人签字、盖章。申请书和笔录应当载明请求诉讼保全的原因，保全的标的物或者有关财产的种类，数量、价额及所在地。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案件，在第二审人民法院接到报送的案件之前，当事人有转移、隐匿、出卖或者毁损财产等行为，必须采取诉讼措施的，由第一审人民法院制作财产保全的裁定，应及时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此外，在判决生效后至该判决执行前，当事人有转移、隐匿、出卖或毁财产的行为，必须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
2、审查请求保全的范围和对象。诉讼保全的范围应当限于当事人争议的财产，或者被申请人的财产。对被申请人财产的保全，应当要求申请人提供有关的财产所有权凭证，如汽车要提供车户证明，房屋要提供房屋产权证明书等，以防错将他人的财产查封、扣押。对案外的财产不得采取保全措施，对案外人善意取得的与本案有关的财产一般也不能采取保全措施。诉讼保全的对象界定应以法人、公民合法所有，且能够自由处分为原则。不是合法所有，如土地、淫秽物品，或非自己所有，如保管、租借他人之物，或自己所有，但受管制的物品，均不能进行财产保全。有两种情况例外，一是自己所有，但是法律禁止予以财产保全的，例如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得重复查封、冻结。”军队的战备、军需物质、款项，以及公益事业和慈善机构办公产所、救灾扶贫专户也禁止进行财产保全；二是非自己所有，但法律允许予以财产保全，则必须严格依法律的规定范围，例如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权下可以处分的财物应严格进行财产保全，法律规定被申请人的到期应得收益或债权，必须在有充分的证据和第三人就自己与被申请人享有的债权没有争议的前提下适用。
3、审查保全申请的条件。审判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民事案件都可以采取诉讼保全措施。要申请诉讼保全，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提出诉讼保全的案件必须是给付之诉，或者包含给付之诉的合并，即提起诉讼必须具有给付内容。因为诉讼保全的对象是双方争执的标的物，或者与争议有关的财物，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案件在判决后能
得到切实执行。而民事执行必须是给付之诉，即必须有给付内容。因此，如果申请人将不具有财产给付内容，采取保全措施也就失去了意义。单纯的确认之诉、变更之诉，都不具有给付内容，不适用诉讼保全。（2）、必须具备诉讼保全的前提。必须是有可能因为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国家、人民财产的进一步损失，使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和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患后果。
4、审查申请人提供担保。诉讼保全是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采取的一种紧急的强制性措施。申请人申请诉讼保全的目的是为了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使财物完好地保存下来，待胜诉后实现自己的权利。对于申请人提出的保全理由，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但由于当事人在起诉时就提出保全，案件尚未审理，无法查明案件事实，即使查明了申请保全理由充分，应予保全，也不能保证申请人一定胜诉，因此人民法院从保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避免申请人败诉后，被申请人因诉讼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得不到赔偿的情况发生，申请人在提出诉讼保全时，应当同时提供担保，拒绝提供担保或担保不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可以驳回申请。担保必须是人民法院易于控制和可供执行为标准，可以由申请人提供实物、现金或有价证券，也可以由申请人在银行账户上的存款作担保，由资信良好的个人作担保，还可以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或资信较好的大型企业出具担保。以财产担保的，担保财产的价值应不低于保全财产的价额。
三、诉讼保全裁定的执行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认为符合诉讼保全的条件，或者认为有必要依职权决定诉讼保全的，都必须及时作出裁定。对于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并立即执行。所谓情况紧急，是指如不立即采取诉讼保全措施，诉讼标的物或有关财产，就会被变卖、隐匿、转移、毁损、挥霍或因自然原因灭失，从而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人民法院在执行财产保全的裁定时，应当根据裁定保全的措施种类如查封、扣押、冻结或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进行执行。查封是将需要进行财产保全的财物清点后，加贴封条，就地封存，或者易地封存，查封被申请人的财物，是为了防止财物被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所采取的强制措施；扣押是将财物送到一定场所予以扣留，或者就地扣留，在一定期限内不准被申请人处分和动用；冻结是依法通知有关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单位，不准被申请人提取或者处分其银行存款；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如扣留、提被申请人劳动收入，禁止被申请人为一定行为等。
在诉讼保全的执行过程中，往往有一些当事人以被保全的财产已设定抵押、财产不是其所有等为由对抗诉讼保全裁定的执行。在审判实践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保全措施。
1、虚假抵押协议设定的抵押物，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抵押协议关系是以其担保的主债权债务关系为基础的，但审判实践中却有一部分当事人，由于债务较多，为了逃避债务，事先与第三人串通签订虚假的抵押协议，以防被诉后财产被依法查封或扣押。这种抵押关系，行为人之间根本没有债权债务关系，或者即使有少量的债权债务关系，只是作
为档箭牌。这种民事行为，不仅侵犯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同时也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认定为无效协议。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况，抵押协议与担保债权债务关系均系真实的，只是因为债权人到期没有履行付款协议，如抵押贷款中的贷款方没有履行付款义务，这样的债权债务没有实际发生，因此，为其设定的抵押协议，对双方就不产生应有的法律效力，亦视为无效。
2、抵押物的价值远远超过其担保债权数额的抵押协议，超价值部分的抵押物，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抵押权是以保证债权实现为目的而设定的。从抵押权所起的这种保证作用来讲，设定抵押关系时，抵押物的价值高于其担保的债权数额，应当是允许的，但也应当保持基本一致。有些当事人签订的抵押协议抵押物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其担保的债权数额，有的甚至是债权数的数倍，这样设定的抵押协议的意图，有时候难以确定。但无论出于哪种意图，在客观上都会影响其他债权人权利的实现。因此，应认定超出价值部分的抵押无效。
3、多个债权人的债务人，将全部的财产抵押给其中一个债权人的抵押协议所设定的抵押物，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最高人民法院于1994年3月26日在关于债务人有多个债权人，将其全部财产抵押给其中一个债权人是否有效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在债务人有多个债权人的情况下，债务人将其全部财产抵押给其中一个债权人，因而使该债务人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侵犯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抵押协议无效”。
4、抵押期限超过抵押物保质期限的抵押协议所设定的抵押物，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有些当事人以保质期较短的商品作抵押，如食品、饮料、药品等；有的在债务清偿期限届满时，因超过保质期限而失去价值，这不仅达不到设定抵押的目的，而且也影响其他债务的及时清偿，同时这种抵押协议还会造成一定的危害，一方面会造成社会资产的浪费；另一方面过期商品流入社会直接危害人民健康。这种抵押违反了《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行为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因此，抵押期限超过抵押物保质期限的抵押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协议。
5、将自己所有的财产以他人名义登记的，或事实上已实际占有并取得财物所有权的，只是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有些当事人为躲避债务，防止自己的财产被人民法院扣押，将自己的财产以他人名义登记，如某公司负债累累，仍购买一辆桑塔纳轿车，以该公司驾驶员的名义报牌，而该购车的发票却入财务帐，该车的所有权应属该公司所有。有些当事人惧怕财产被查封，向他人购置的财产，迟迟不过户，仍以原户主名义使用该财产，如蔡某有多笔到期债务要偿还，其向李某购买一套房屋，并长期居住，但仍以原户主李某的名义使用该房屋，而不办理过户过续。对这些车子、房屋，人民法院是可以依法查封、扣押的。
6、单位或其他组织公款以个人名义私存的，经审查属实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个人账户予以冻结。有的单位和组织为防止银行账户被冻结采取公款不入账，搞帐外循环，公款私存，如某采购站欠某银行贷款32万元不还，乘在改制时将房屋出售，将所得款存在该站财务人员的个人账户。法院核实后，依法作出保全的裁定，冻结该财务人员的个人账户，该单
位和个人均未提出异议。且在答辩期限内，被告主动将所欠借款本息全部还清，原告向法院申请撤诉，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诉讼保全的解除
诉讼保全的效力一般应维持到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时止。在诉讼过程中，需要解除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作出裁定解除保全措施。审判实践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及时解除财产保全。
1、申请人自愿申请解除保全措施或申请人在诉讼过程中申请撤诉并经人民法院裁定准许的，则采取保全措施的目的和意义已不复存在，人民法院亦及时解除诉前保全。
2、被申请人提供了相应数额的可供执行的财产担保，应当解除财产保全。对被申请人提供的担保，人民法院应当严格审查，被申请人提供的担保可以是现金担保、实物担保，也可以是资信可靠的保证人出具的保证书。无论何种担保，要以人民法院易于控制和便于执行为标准。担保金额要与保全财产的价值或申请人请求的价值相当。实践中，担保一般是现金或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资信很好的大型企业出具的担保。另外，向人民法院提供的担保应是无条件、无期限、不可撤销的，否则不予接受。若担保人提供了金额不足的担保，可以接受，但仅对相应价值解除保全，而对与不足部分相当的财物，继续实施保全措施。
3、有其他应当解除保全措施情况发生的，如当事人已自觉履行了调解书或判决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或作出财产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或上级法院发现采取保全措施明显错误的等，均应依法及时解除财产保全。
第四篇：行政法原则的司法适用
行政法原则的司法适用
摘 要：行政法原则对行政法具有重要意义，其不仅能促进行政法理论建设，同时能有效弥补行政法司法实践中的不足，因而应当对其做出深入研究。以“诚信”、“善意”为核心的诚实信用原则和以“信赖利益”为核心的信赖保护原则是行政法的主要原则。本文以行政法原则为视角，以诚实信用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为例，综合分析行政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行政法原则；司法适用；诚实信用；信赖保护
行政法原则对行政法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其能有效弥补行政法漏洞，突破成文法局限。我国行政法建立在“严格规则”与“程序正当”的基础上，但严格的规则与程序要求在保障行政法“控权”目的同时，也使得行政法缺乏弹性。这不利于解决实践中复杂问题。[1]因而将行政法原则引入行政法司法实践中，实现“原则控制”有利于促进实践问题解决。本文以诚实信用原则与信赖利益原则为例，分析行政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应用。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分析
行政法原则是法律原则在行政法中具体体现，是指：以行政法价值为基础，贯穿于行政法始终，对行政法立法、执法与司法具有指导作用的基本准则。我国行政法以“控制权力”、“保护权利”为基本法律价值，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六项基本原则，具体包括：合法行政原则、合理行政原则、程序正当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以及高效便民原则。[2]
1.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古罗马法，最早在罗马法中被表述为“善意”。在《法国民法典》、《萨克森民法典》以及《德国民法典》中均提及了诚实信用原则，它们将这种原则表述为：“诚实”。我国《合同法》第六条对诚实信用原则做出了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从本质上分析：诚实信用原则是道德原则的法律化，其属于私法原则，核心在于法律主体为一定法律行为时要遵守“诚信”与“善意”的要求。[3]我国属于大陆法系，行政法在法律体系中属于公法范畴。其能否适用私法原则，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观点：
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公法与私法不同，私法是调整公民个体之间法律关系；公法是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法律关系。因而公法与私法的法律目的不同，公法的核心目的在于控制权力；私法的核心目的在于权利之间“定纷止争”。而这就决定了私法原则应具有灵活性，其应保证在出现法律漏洞或法律冲突时能够有效弥补司法实践；公法原则应具有明确性，即关于原则的分歧能够被有效消解在语意分析的范畴内。同时公法应严格保障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相结合。而私法在
某种情况下可以将正义法律价值放置于秩序法律价值之前。综上，学者们得出结论：将私法原则引入公法范畴，会对公法的严格性与程序性造成破坏，为保证公法的法律特定，不能将诚实信用原则引入行政法原则范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与德国学者奥拓·迈耶（Otto Mayer）关于法律一般原则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奥拓认为：由于立法基础不同，及权利与权力主体地位不同，因而不存在公法与私法共同适用的法律原则。[4]
通过是否认同公法与私法存在本质区别，可以将持肯定观点的学者分为二类。第一类观点建立在公法与私法存在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私法类推为视角，通过私法类推适用的理论认为可以将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行政法。笔者认为这种类推理论能够在私法中适用是因为私法“权利保护”的目的与私法灵活性，而公法由于其权力属性，其严格限制类推解释。因而这种通过私法类推推导出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合理性的观点具有片面性；第二类观点建立在公法與私法不存在本质区别的基础上。这种观点以法律价值与法律目的为视角，认为公法与私法在法律价值与法律目的上具有一致性，即保护权利。而治愈“控权”与“定纷止争”都是不同的法律手段，在行政法中引入诚实信用原则有利于实现法律价值，因而应将诚实信用原则引入法律规定中。笔者认为，我国选择区分公法与私法意在于更好地实现法律目的。因而这种从法律价值与法律目的角度分析适用诚实信用的观点具有合理性。
综上，诚实信用原则虽为司法原则，但可以适用于公法中。在我国行政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可以定义为：以“诚实”、“善意”为核心，用于规范行政法主体的立法、执法与司法的基本准则。
2.信赖保护原则
行政法信赖保护原则是由德国行政法院经由判例确定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一。至今已被大陆法系国家广泛采用。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相继引入信赖保护原则，大陆目前尚未对这一原则进行立法规定。[5]所谓的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基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合理信赖利益，而限制行为主体对已发生的行政行为等行政因素的变更，或在确有必要进行变更时应对其造成的信赖利益的损失予以赔偿。其核心体现为：对秩序法律价值的保护。
对信赖保护原则进行法理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第一、信赖保护原则源于“秩序”法律价值。不论是使行政相对人受益的行政行为，还是使行政相对人受损的行政行为。都要求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行为后不得轻易变更。行政行为反应的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所蕴含的法律秩序不能因行政主体单方的意志而变更。若行政主体可以通过单方法律行为对行政关系进行变更，法律秩序就会遭受公权力的破坏，这不利于法律秩序的保护；第二、信赖保护原则体现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行政主体代表的公权力与行政相对人代表的私权利构成了行政法律关系，限制公权力恣意变更行为性质是通过限制公权力的方式实现保护私权利的目的，这符合行政法的基本要求。
对信赖利益的保护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是程序保护。程序保护是通过设定相应的程序对行政主体变更行政行为进行限制。例如：行政主体决定变更行政行为之前要及时通告行政相对人并做出说明，必要时要举行听证会；第二是合理存续保护。这种保护是指：行为相对人已经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产生了信赖，而合法变动这种行政行为会对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应针对行政相对人的特殊情况，合理延长行政行为的存续期间。同时对行政行为的效率范畴做出限制，以免其影响后续行政行为的实施；第三是客观损失赔偿。这种保护原则是以财产为基本的评价标准。在对一项行政行为进行变更时要具体考虑变更后所获得的财产利益与所造成的财产利益的损失，选择损失较小的行为。这种将信赖利益转换为财产利益的做法符合功利主义法学派的要求，能够提供具体可量化的标准。
二、行政法原则的司法适用
行政法原则在司法适用中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是弥补法律漏洞。法律漏洞是指：因法律本身或法律技术的原因，而导致的法律不能实现其目的的情况。德国学者卡尔·拉伦茨（Karl Larenz）在其《法学方法论》一书中首先提出了法律漏洞的观点，他将法律漏洞称为“有意义的沉默”，这种沉默表现为穷尽法律文字涵义与规则目的、意义的情况下，依然不能有效满足客观现实的需求。[6]行政法的法律漏洞主要体现：超出法律内涵的“开放式漏洞”与利用法律内涵的“隐藏式漏洞”。针对“开放式漏洞”，可以利用行政法律原则进行类推，关联事物与法律之间的共性，从而使得被排除在法律规定之外的行为，重新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针对“隐藏式漏洞，可以利用行政法原则进行目的限制，从而使法律被限定在它应当存在的涵义范围内。
第二是对法律规则解释提供依据。法律冲突与法律歧义需要法律解释。法律解释是保证司法实践正常运行的关键。行政法原则包含着行政法的基本精神，在行政司法中发生的法律冲突与法律歧义可以通过行政法原则进行解释。这样不仅能有效促进行政司法的进行，同时也能保证行政法不偏离其立法目的。
1.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适用
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适用主要体现为其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以其“诚信”与“善良”的本质属性能够有效弥补法律中的不足。以安徽省高院颁布的典型案例《李某某诉淮南市潘集区城乡建设委员会不履行房屋征收不动产协议案件》为例进行分析。2013年，李某某的房屋被潘集区政府确定纳入征收范围。2014年，李某某与潘集区建委签订了《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约定：潘集区建委给予李某某各项补偿共计33万元，先行支付10万元，余款于2015年10之前支付完毕，逾期支付的，需承担每月20%的违约金。后潘集区建委违约。李某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法院最终判决：潘集区政府履行行政协议，但20%的违约金超过李某某实际遭受的损失，因而应将数额调整至2万元。
分析上述案例，可以得出结论：行政合同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具有可诉性。因而潘集区应对其行政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这种责任在本案中表现为依法履行合同。但针对违约条款的规定，双方产生了较大分歧。李某某认为：潘集区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而潘集区则认为违约金明显高于李某某的损失。因而不应支付违约金。依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违约金超过一定数额时，超过的数额可以不予计算。但行政合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权力与权利，因而其不能適用调整权利的《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取舍，法律规则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引，因而应适用行政法原则对其进行补充和解释。依据“诚实”的原则，潘集区基于其签订合同的行为应当承受其因签订合同所应承受的结果。但依据“善良”的原则，受有利益应当有所依据。李某某与潘集区签有行政合同，其满足了受有利益的形式依据，但李某某所遭受的损失小于其应受有的利益时，李某某便不具有受有利益的实质要件。而在这种矛盾与博弈之下，法院坚持“诚信”与“善良”的原则，在责令潘集区建委承担责任的同时，也将李某某的获利控制在“应受”的范围内。
综上，诚实信用原则能够有效对行政法规则进行弥补与解释，能够促进行政纠纷的解决，缓解行政矛盾。
2.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司法适用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司法适用主要体现为其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以其“秩序”与“平衡”的本质属性能够有效弥补法律中的不足。以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唐某某诉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水利局行政赔偿案件》为例进行分析。2014年，唐某决定与合伙人在邵东县境内修建水电站。经过咨询唐某获得了水利局工作人员口头肯定答复。唐某前期准备工作共计投入人民币10万余元。县水利局未表示异议。2015年，唐某决定正式开工前期，由于新建高速公路，县政府将该段地区规划用于县水文站的建设。县水利局遂要求唐某停止建设活动。唐某将县水利局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损失。法院最终判决县水利局承担赔偿责任。
综合分析上述案件，可以得出结论：县水利局并没有进行具体行政行为，其口头答复的行为并不属于行政法规定的可诉行为的范畴。因而诉讼条件并不成熟。但本案中唐某利益受损是因为信赖县水利局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若以没有具体行政行为为由而驳回唐某起诉，则会导致显失公平的结局。而这种信赖利益能否受到法律保护是本案的核心问题。
首先本案具有信赖基础，唐某的信赖来源其咨询行为中得到的肯定答复以及其后续行为中县政府的默许。唐某的信赖直接来自于公权力，其信赖对象与信赖内容均无瑕疵。其次本案具有信赖表现，即唐某应信赖县水利局的答复，而对自身的权益进行了处分。进而导致信赖被破坏时其自身利益受损。综上，唐某的信赖利益应当得到保护，而法院最终也选择了保护唐某的信赖利益。这时，行政法原则在个案不公时发挥了有效的弥补作用。通过对个案的调整，维护了秩序的价值，使得民众能够继续相信政府的对外行为，也会促进政府严格控制其自身行为，最终促进行政司法向合理合法的方向发展。
三、总结
本文通过分析行政法原则，总结出行政法原则的司法适用，并结合诚实信用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进行具体说明，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关于这个问题我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行政法典，相关规定散见于各单行法中，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发生法律漏洞与法律解释的问题，因而应确定行之有效的行政法原则适用方式，才能有效保证行政司法合法有序的进行。
第五篇：论文文献综述
一、马克昌的观点。马克昌在《刑法学》中认为两罪的区别主要有：“
1、对象不同。报复陷害罪的对象必须是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4种人；而诬告陷害罪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人，包括犯人。
2、客观行为不同。报复陷害罪表现为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进行报复陷害，即是以利用职权或国家权力为前提条件，而诬告陷害罪是捏造他人犯罪事实，进行告发，且行为的实施不要求必须利用职权进行。而且，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利用职权诬陷他人的，则要从重处罚。
3、手段方法不同。报复陷害的手段，既可以用捏造事实（不能是犯罪事实）的方式进行报复，也可以利用客观存在的某种对被害人不利的事实进行报复，而诬告陷害罪必须是以捏造犯罪事实的方式进行。
4、犯罪主体不同。报复陷害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
5、犯罪目的不同。报复陷害罪是以楔私愤报复他人为目的，而诬告陷害罪则以使他人受刑事处分为目的。”[1]
二、袁广林的观点。袁广林在《诬告陷害罪若干问题探析》中认为两罪的差异在于：“
1、犯罪主体不同。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是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该罪主体，可以使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一般公民，比报复陷害罪广。报复陷害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靠职务实施的犯罪，具有职务性，其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2、犯罪客体不同。诬告陷害罪的客体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而报复陷害罪的客体仅仅是公民的民主权利。
3、犯罪行为内容不同。诬告陷害罪和报复陷害罪虽然都是凭借国家权力进行的犯罪，但诬告陷害罪是通过捏造犯罪事实，虚假告发的方式借助司法机关的权利达到侵害被害人的目的，行为人本人没有司法权，不能直接追究被害人的刑事责任。报复陷害罪则是行为人本人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够利用自身职权、假公济私直接对被害人进行政治、经济、行政等方面的整治。
4、犯罪行为侵害对象不同。诬告陷害罪侵害的对象是任何人，对身份、地位等没有任何要求，而报复陷害罪的对象则是特定的，必须是对行为人提出张国斌、宋志伟的人。
5、犯罪的构成对行为结果的要求不同。诬告陷害罪只要行为人捏造的犯罪事实为司法机关知晓就构成即遂，而不论被害人是否受到刑事处罚。报复陷害罪则要求行为人的报复陷害行为必须造成了一定后果，才能成立，如果没造成危害后果或后果不严重不构成犯罪。”[1]
三、兰惠君、周伟萍的观点。兰惠君、周伟萍在《浅论诬告陷害罪》一文中对两罪的区别阐述为：“
1、不同：报复陷害罪侵犯的是公民的人身权利；诬告陷害罪侵犯的是公民的民主权利。
2、对象不同：报复陷害罪的对象是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和举报人；诬告陷害罪的对象是一切公民。
3、主体不同。报复陷害罪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诬告陷害罪是一般主体。
4、行为表现不同。报复陷害罪表现为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进行报复陷害；诬告陷害罪表现为捏造犯罪事实，作虚假告发。
5、目的不同。报复陷害罪是一般报复目的；诬告陷害是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2]
四、张国斌、宋志伟的观点。张国斌、宋志伟在《诬告陷害罪 报复陷害罪》中认为两罪的区别在于：“
1、主体不同。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是一般公民。而报复陷害罪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报复陷害的主体。
2、犯罪行为侵害的对象不同。诬告陷害罪侵害的对象是任何人。可以是国家干部，也可以是一般公民。而报复陷害罪侵害的对象是特定的，依刑法规定，必须是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检举人以及举报人、执法人、证人。
3、告陷害的最终目的能否实现，不取决于诬告陷害行为人的主观意愿和行为，而报复陷害罪的目的可以直接通过行为人自己的行为来实现。
4、犯罪行为的具体内容不同。诬告陷害罪和报复陷害最虽然都是凭借国家权力的犯罪行为，但是其犯罪手段是不同的，主要体现在运用国家权力的方式不同。诬告陷害罪的行为人本人没有司法权，不能直接对诬告人进行刑事追究，只能假借司法机关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因此，诬告陷害罪的行为人是以捏造犯罪事实，作虚假告发的办法企图借助于司法机关的权力，达到使被害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目的。报复陷害罪则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假公济私，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或者利用职权之便指使要挟他人利用职权直接对被害人进行政治上、经济上的、行政上的整治。
5、两种犯罪的构成对于行为结果的要求不同。按照法律规定，诬告陷害罪，主要行为人实施了捏造犯罪的事实，并向司法机关和有关机关告发的行为就是犯罪既遂。至于被诬告人是否受到刑事处罚，是否造成了某种危害后果，不影响犯罪的成立。但是是否造成了危害后果及后果的轻重、大小，在量刑时应作为情节予以考虑。而报复陷害罪则要求行为人的报复陷害行为必须造成一定的后果，才能成立，如果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或者后果不严重则不构成犯罪。”[1]
五、王敏的观点。王敏在《报复陷害罪若干问题探析》中认为两罪的区别在于：“
1、犯罪手段不同。报复陷害罪必须是基于职务，滥用职权或者假公济私；诬告陷害罪则不需要利用职权。
2、目的不同。报复陷害罪的目的是打击报复陷害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和举报人；诬告陷害罪的目的是使他人枉受刑事追究。
3、报复陷害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靠职务实施的犯罪，具有职务性，其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该罪主体，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一般公民，比报复陷害罪广。
4、陷害的对象不同，报复陷害罪的受害人仅限于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这四种人；而诬告陷害的受害人可以是任何人。”[2]
关于报复陷害罪与诬告陷害罪的区别的讨论.，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专家对两罪的区别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两罪都同时具有陷害的渊源，容易产生混淆，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加以区分：
一、两罪客体的界限
依据刑法的规定，两罪侵犯的都是复杂客体，其中都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但是报复陷害罪侵害的客体是我国公民的民主权利，即公民依法享有的控告权、申诉权、批评权和举报权；诬告陷害罪侵犯的是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从侵犯的对象看：报复陷害罪侵害的对象则是特定的，必须是对行为人提出控告、申诉、批评、举报的人；诬告陷害罪侵害的对象是任何人，对身份、地位等没有任何要求。
二、两罪客观方面的界限
两罪在客观方面都表现为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了陷害行为，但报复陷害罪的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是利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批评人、举报人和申诉人等侵害对象进行打击报复，其中行为人滥用自己的职权是必不少的要件；诬告陷害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故意捏造犯罪事实，向国家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单位告发。
三、两罪主体的界限
报复陷害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靠职务实施的犯罪，具有职务性，其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诬告陷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是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成为该罪的主体，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一般公民，比报复陷害罪广。
四、主观方面的界限
两罪都是故意犯罪，且是直接故意，行为人在主观上都有陷害他人的目的，但是行为人产生陷害目的的内心起因不同。报复陷害罪的行为人是因为被害人依法行使控告、申诉、批评、举报等民主权利，直接或者间接的涉及行为人的利益而产生报复意图；诬告陷害罪的起因则多种多样，有的是为了实现某种经济的、生活的目的，有的是出于政治斗争之目的等。
五、两罪构成要件的界限
犯罪的构成对行为结果的要求不同。诬告陷害罪只要行为人捏造的犯罪事实为司法机关知晓就构成即遂，而不论被害人是否受到刑事处罚。也就是说，报复陷害罪并不是情节犯；报复陷害罪则要求行为人的报复陷害行为必须造成了一定后果，才能成立，如果没造成危害后果或后果不严重不构成犯罪。
六、行为表现不同：报复陷害罪表现为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进行报复陷害；诬告陷害罪表现为捏造犯罪事实，作虚假告发。
七、犯罪行为内容不同。诬告陷害罪和报复陷害罪虽然都是凭借国家权力进行的犯罪，但报复陷害罪是行为人本人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够利用自身职权、假公济私直接对被害人进行政治、经济、行政等方面的整治；诬告陷害罪则是通过捏造犯罪事实，虚假告发的方式借助司法机关的权利达到侵害被害人的目的，行为人本人没有司法权，不能直接追究被害人的刑事责任。
八、目的不同。报复陷害罪的目的是打击报复陷害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和举报人；诬告陷害罪的目的是使他人枉受刑事追究。
九、犯罪手段不同。报复陷害罪必须是基于职务，滥用职权或者假公济私；诬告陷害罪则不需要利用职权。
综上，国内学者对报复陷害罪与诬告陷害罪的区别尚未达成共识。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今天，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明确此罪与彼罪对于法学理论研究和具体的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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