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对话：一辈子认准一件事

第一篇：心灵对话：一辈子认准一件事

人哪，就这一辈子，不可能“木匠、铁匠、皮匠、吹喇叭的、抬棺材的、抬轿子的、唱戏跑龙套的”样样在行。

我从外地农场调回上海后，曾经干了十个月炊事员，又在冷库里干了两年。后来我进夜大读中文，３５岁那年终于从基层冷库调到了十层高的上海市某食品供应公司办公大楼担任党委办公室宣传干事。那时，我房子、职称、孩子，一无所有，银行里的存款只是几千元。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该如何走？我的心绪颇不宁静。

午间休息时，科室里好多人都在打牌、下棋，有的女同事在打毛线。那是个雨天，我站在窗口看雨景。隔窗望去，上海几

十、几百座尖尖的、圆圆的、方方的屋脊在风雨中摇曳……忽地，我眼睛一亮，铁路旁，一幅１８世纪“法国油画”映入眼帘。一个红点，一个蓝点，一个黄点，一根很粗很粗、足够三个人合抱的大树段，一把古式大锯。黄点和蓝点在两边拉着大锯，红点站在中间抓住大锯的中央两头来回助力。

又是一阵强风大雨，这回我看清了，那是三个穿着不同颜色雨衣、雨裤的拉锯工人。风雨中，他们不停地拉着锯，我仿佛已经能够听见“咕吱”“咕吱”的声音。

第二天中午，我又站到了昨天的那个窗口。红点、蓝点、黄点不见了。７月的骄阳下，三顶黑色的太阳帽，三位拉锯工人身穿深咖啡色短袖圆领汗衫，继续“咕吱”“咕吱”地拉着大锯。他们裸露的手臂几乎和老树皮一样的颜色，身上的深咖啡色汗衫早已湿透，颜色显得更深。远看上去，他们就像江苏宜兴的紫砂泥人。

第三天中午，浓烈的好奇心促使我下楼找到锯木场。走到近处，噢！原来是一个老人，约有６０开外，两个青年，２０来岁。

他们又开锯了。太高，够不着，脚下垫了块树段，站在树段上才勉强能使上劲儿。拉了一会儿，把脚下的树段拿掉，挺直了腰板使劲。再往下，就弯着腰用劲。再往下，搬来树段，坐在树段上用劲。再往下，搬开树段，坐在地上用劲。到最后，最低处，干脆趴在地上干。“咕吱”“咕吱”声不绝于耳，汗水在他们身下湿成一片。

我走上前和老人聊上了：“老师傅，这两位是？”

“一个是我儿子，一个是我侄子。”老人说。

“您一辈子都干这活儿？”

“快有５０年了吧。”

“锯这树段派啥用处？”

“给菜场、肉店做砧板。”

“家里日子好过吗？”

“这看咋说了，要比最好的，还差一段。要比早先，那似乎已登到天上。你别小看我这俩孩子，他们都正在攒钱买摩托车呢。”

“这活儿很苦吧？”

“苦！可我干了一辈子也没累死，倒是身板挺硬实的。其实也不苦，咋说呢？就说我这侄子吧，他爸是我的大哥。年轻时，我大哥啥活儿都干过，木匠、铁匠、皮匠、吹喇叭的、抬棺材的、抬轿子的、唱戏跑龙套的，还当过几天村办教师，反正，都是没干多久就辞了，不是他辞人家，就是人家辞了他。直到后来才真正苦上了，光会躺在床上吐烟圈、叹大气。渴了，喝烧酒，醉了，扒光了老婆的衣服打老婆。大哥没活到４０就去世了，嫂子说他这一辈子是发愁愁死，叫苦叫死的……”

再接下去，我竟一时间说不上话了。

回公司上楼途中，我忽然想到了许地山写的那篇散文《落花生》：人，应该像“落地花生”，扎扎实实……

如今一晃１５年过去了，公司门前的铁路早已拆了，当年做锯木场的那块空地成了一家副食品贸易市场，曾经红火的食品供应公司也败了，５００多职工仅剩下几十人，当年科室里中午爱打牌、下棋、打毛线的同事，或签了“协保”，或“待退”，大多成了“４０、５０弱势群体”，公司呆坏账５０００多万元，正在申请歇业。

这１５年来，我就像当年那几位拉锯工人一样，一天到晚像个工蚁一样不停地在写字，写字已成了人生的第一乐趣。

我学的是中文，喜欢的是写作，早先在农场，１５年的荒废已经让我吃够了苦头。这辈子，我就认准这一件事了！

１５年，我写了上万篇成品、半成品文章……

七年前，翅膀硬了，我离开单位开始专业写作，写作竟成了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而后买楼，买车，供养女儿的学业，小日子逐渐潇洒起来……

第二篇：一辈子 一件事 - 最高人民法院

一辈子 一件事

——记云南省南涧县公郎法庭回族法官龙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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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阳 茶 莹 本报通讯员 胡 鹏

开 栏 的 话

近几年来，全国法院收案数量始终居高不下，年受理案件数量超过千万件，人民法院的工作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为了使社会各界更加全面、客观、充分地了解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办组织了“媒体眼中的人民法官”集中采访活动。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十余家新闻媒体的记者踊跃参与了本次活动。媒体采访团对云南、贵州、辽宁、吉林、福建、广东省部分基层法官进行了集中采访。这次采访对基层法官的工作环境、职业理想、职业追求、职业困惑和面临的各种压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通过讲述普通基层法官的“凡人小事”，充分展现了人民法官的“家国情怀”和“法治追求”，以及新时期人民法官“公正、廉洁、为民”的道德风范。

从今天起，本报开设“媒体眼中的人民法官”专栏，连续刊发各媒体采写的人物纪实和记者感受及其他记录法官事迹的相关文章。敬请关注。

2010年10月16日，恰逢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公郎镇百姓的街天(赶集的日子)。下午，公郎法庭庭长龙进品早早地来到法庭办公室等待他的“客人们”。挑担的、背篓的、带小孩的、拄拐杖的，一会儿工夫，这些从四村八寨来赶街的村民便挤满了小小的法庭。有的不问事，不办案，单就为了看看“小龙”。

“有话慢慢说，‘莫喔咧’（彝语：好吗）？”照例，龙进品为乡亲们沏上一杯杯热茶；照例，他耐心谦和地倾听当事人的诉说；照例，他用温暖如春的语言化解对方的疑虑„„

无数个“照例”，映照着龙进品扎根基层17载的平凡日子；无数个“照例”，映照着一位少数民族法官对法律的执著信仰和对人生最朴素的追求——扎根基层，为民办事。

一生襟抱，唯此为大。

我愿做无量山默默耕耘的牛，而不做高飞的鸟

——龙进品的人生观

1989年9月，南涧县公郎镇出了一件大事。老龙家的三顺（龙进品小名）考入了西南民族学院法律系，大山里飞出了第一只金凤凰。

欢喜是短暂的。贫困的家庭条件使龙进品的求学之路异常艰难。母亲长期体弱多病，唯一的弟弟和妹妹也不健康。四年的大学生活，他是靠着年迈的父亲在工地上背水泥背出来的，是同村父老乡亲们十元八元凑出来的。“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能为家乡百姓做些事情心里很踏实。”怀着回报桑梓的信念，大学毕业那年，龙进品就把毕业材料送到了大理州政法委负责同志的办公桌上。

然而，让龙进品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个堂堂大学生竟被分到了距县城80公里的马鹿田法庭。法庭条件简陋不说，还孤零零地矗立在群山环抱之中的凹地上，办案、生活极为不便。

“这就是我要奋斗的舞台吗？”一时间，龙进品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中。

一次次与当事人接触，一个个家庭悲剧的发生，一双双期盼的眼睛，使龙进品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法治意识的极度匮乏，使得当地很多人常常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酿成命案。上接第一版 有的民族村庄长年冲突不断，解决纷争的唯一办法就是集体械斗，传统的陋习枷锁般地束缚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在中国，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越是需要法律，越需要公平正义。”

一种深深的责任感从龙进品心底升起！

一年后，龙进品离开了马鹿田法庭，来到了最偏远的公郎法庭，在这片留下他儿时记忆的乡土上，一干就是16年。

很多人都不明白龙进品这么做图啥。南涧县第一个法学专业本科生，选择这样一份“不被人看好”的工作，成为当时村子里议论得最多的话题。

有人说他傻，有人笑他迂，就连亲朋好友也不赞同。“成天婆婆妈妈的，算什么法官？这四年大学算是白读了！”熟悉的人无不为他惋惜。

“一个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时间长了，就会舍不得这块土地，更舍不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我的根就在这里。”龙进品决心用实实在在的工作赢得群众的理解和信任。

我不能撑起一片天，但我可以为乡亲们打把伞

——龙进品的价值观

公郎法庭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南大门”，辖区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世居14个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的68%。南涧县法院院长姚卫平介绍说，全县少数民族法官仅有19人，占法官总数的一半，其中会用少数民族语言办案的不足5人，而回族法官龙进品就是其中之一。

在公郎镇上经营着手机配件店的彝族人高正喜，至今还记得自己唯一一次对簿公堂的经历。高家的坟地与一个苗族兄弟的山林相接，苗族兄弟逐年扩展，不经意间侵占了高家的坟地。高家多次劝阻也无济于事。直到有一天，高正喜约了族内十几个弟兄，你一拳我一脚地把苗族兄弟给打伤了。

案子很快到了法庭。龙进品了解情况后，从当地少数民族习俗入手，耐心细致地做双方的工作。这边他对苗族兄弟说：“彝族兄弟祖坟就是万年桩，你咋就没想到？如果你家的祖坟被人占了，你咋办？”那边又跟高正喜说：“打人就是不对，男子汉大丈夫，知错就要改！”几句话，说得双方心服口服，当庭调解，当庭兑现，握手言和。

“在少数民族地区，很多以人身伤害为由起诉的案子，其实背后都是民俗、民族习惯的摩擦而产生的。只有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入手，才能为群众解开心里的疙瘩。”一向内敛的龙进品平时少言寡语，但说起案子他总是滔滔不绝。

2007年底，回民村到县农机局争取了10万元资金入股建盖了一个加油站，之后发包给当地一个汉族人经营。谁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此为由挑起纠纷，引发回汉双方械斗。龙进品及时赶到现场，配合当地派出所干警和乡镇干部安抚群众，摆事实、讲法理，从维护民族团结的大局做工作，最终化解了矛盾，防止了事态扩大。得到龙进品耐心教育的当地群众感慨地说：“老办法管一时，遵从法理才能管一世啊。”

作为一名回族法官，龙进品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与当地群众搭伙。每次下乡前，他都要准备几天的干粮。饿了就啃块粑粑，渴了就喝山沟里的溪水；有的村子路途遥远，干粮不够时，他只能在老乡家的火塘边烤点洋芋充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曾翻山越岭，徒步数十公里做群众思想工作，曾为一对下岗的外地夫妇追查债务人行踪奔走500多公里，曾在半夜夺下醉汉手中的匕首，陪伴其直到天亮„„

山里的百姓大都朴实、憨厚，不会讲大道理，但许多难忘的经历被他们深深地印在记忆里，心口相传。

清真寺管理委员会理事锁世伟说：“龙法官每年调和的案件是审理的很多倍，他是我们民族团结不可或缺的‘调和剂’。”

彝族汉子李国旺说：“都说少数民族的工作难做，‘彝不通，苗不通’，只有龙庭长‘彝得通，苗得通’，因为他总是设身处地地为我们着想。”

“龙法官走不得，他走了我们有事情问谁去？”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奶奶道出了百姓对龙进品的信赖与敬重。

在各族群众的心里，龙进品就是他们的亲人。彝族群众过火把节，邀请的第一个贵客就是龙进品；白族人家里办喜事，也把他请为座上宾。

“作为基层法官，十几年的工作告诉我，只有认认真真审好每一件案子，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才是自己的价值所在。”穿过那副黑色边框眼镜的，是龙进品坚毅的目光。

我有责任让乡村法治建设薪火相传

——龙进品的事业观

提起龙进品，南涧法院的41名干警中，一半以上的人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关于他的二三事。

2003年起，南涧法院的新进人员无一例外都要到公郎法庭锻炼。作为县法院目前唯一的人民法庭，公郎法庭成了名副其实的“人才培养基地”。法庭只有龙进品一名法官，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既要办案还要培训4名书记员。

沈武斌是2009年初经公开招考来到县法院的。同年9月，他在公郎法庭锻炼期间接访了一位当事人。接过上诉状，小沈按程序立了案，当事人就默默地离开了。可事后，小沈还是挨了一顿训。龙进品教育他说：作为一名法官，当事人来立案，一定要和他好好聊聊，第一次接触对于安抚当事人情绪很重要，也便于法官尽快理出办案的基本思路。

龙进品深知，这些来锻炼的年轻人都是“流水的兵”，但在他看来，既然到了法庭，自己就有责任带好他们。

在公郎，“有事找小龙”成了人们的一种习惯。不知不觉间，龙进品成了镇上的“法律顾问”。小小的法庭里常常是“小龙”、“阿龙”的称呼让他应接不暇。甚至走在路上都会有乡亲把他请进家门问一些涉法方面的问题。有的人还把从龙进品那学到的调解经验用到家畜市场管理上。

作为新时代的法庭庭长，龙进品既有丰富的乡村工作经验、熟知基层百姓生活，又能把握时代发展脉搏、提出一些前瞻性的建议。公郎镇镇长字文源是在修建国家大型重点工程小湾电站和省级重点工程祥临公路的关键时刻上任的。工程建设中难免涉及拆迁、征地和劳务纠纷，字文源就经常和龙进品交流沟通。“公郎镇民族众多，却从未因矛盾纠纷引发群体性事件。”字文源坚定地说：“龙进品和他的法庭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

“老百姓不是爱打官司，而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就是要通过和谐司法的理念去指导群众息诉，告诉他们如何不打官司也能解决问题。”龙进品这样解释自己的做法。

法官可以清贫，但不能不清醒 ——龙进品的幸福观

工作17年，龙进品所在的乡镇和村庄日新月异，而他的“经济状况”却是十年如一日的“赤贫”。

“他的‘清贫’让人心酸，可他的‘富有’又让我羡慕。”法庭同事介绍说，在今年搬到新办公楼之前，龙进品一家三口一直蜗居在法庭不足20平方米的顶楼。屋顶浸着雨渍，墙角长着青苔。他8岁的儿子只能睡在阳台搭建的小床上，只有薄薄的一层玻璃阻挡外面的风雨。

有几次，龙进品在家中洗衣机旁、炉灶边发现过几百上千元的现金，他都想方设法一一找到当事人退还。对于妻子开的童装店，龙进品也是一再叮嘱“薄利即可”，如果有人愿出高价购买，绝对不卖，“因为那是不正常的行为”。

“法官可以清贫，但不能不清醒，守住信仰的人才是幸福的人。”这是龙进品多年来的坚守。

作为法律专业人才，龙进品不乏升迁调动的机会。县法院多次想调他到院机关工作，但都被他拒绝了。“我熟悉这里的情况，百姓也信任我。”龙进品拒绝的理由很简单。

然而，在这去留之间，龙进品失去了很多。他错过了单位的福利分房，失去了给儿子创造更好教育环境的机会。

李晓华是公郎镇党委书记，与龙进品是同龄人。他回忆说，当时能够在县里工作的本科生都很少，到乡镇去更是微乎其微。十多年来，公郎镇出了四五百名大学生，可回来的不足20人。李晓华感慨地说：“基层缺人才，年轻人怕苦都不愿到乡镇上工作。尤其是在我们边疆少数民族山区，这个矛盾很突出。能够安心扎根基层17年，全心全意默默奉献，这正是龙进品的难能可贵之处。”

党委政府的倚重、四方乡邻的尊敬、乡土社会的认可，这就是清贫的龙进品多年积累下的宝贵财富。

翻阅南涧县人民法院提供的材料，记者提炼出这样一组数据：扎根基层17年，承办案件1000余件，平均调撤率70%以上，零上访、零投诉、零改判；获得各级表彰25次，2010年，当选为“云南省十佳少数民族法官”。

解民忧、排民难、维民权、保民安，龙进品的人生如是。

第三篇：用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用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演讲者：刘劲

做个自我介绍吧,我是演员刘劲,今天来到我们《开讲啦》的课堂。我想请大家先跟我一起看一个动画片，我想我们很多人在生活中排队都遇到过这种情景，我们很多人还扮演着其中那个小熊的角色。我们站在路的这一头，看见一个路口，就想那个路的尽头，肯定有非常美丽的风景。于是我就走下去了，走走走，这边又出现一个岔路口。于是乎，我们又往那儿走，就这样反反复复地犹豫彷徨。有很多人问我，刘劲，你怎么做到的？作为一个专业的职业演员，那么好的年华，周而复始，反反复复地做一件事，演一个人物？这可能跟我成长的环境有关系。我出生的地方很远也很高，雪山草地，沼泽地，天空飞翔着盘旋的雄鹰，这就是我们现在叫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因为我父母支边到了那里，所以我和我姐姐还有我都出生在那儿。我安安静静地度过了我的少年时代，进入青年时代，有一次我跟我家里人，去看了一部片子是赵丹老师演的《李时珍》。看完以后把我震惊了。一个演员，在一个半小时里面从他的青年时代一直演到中年时代，再演到老年时代太神奇了，我说这个演员太了不起了，特别特别地羡慕赵丹老师。所以说我第一次刚开始作为一个小孩，跟电光声影的这个初次的美妙的见面，一个奇异的世界为我打开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下定了决心我以后长大了要做演员。

我们那地方是在藏族地区说的是四川话，而且是带方言的藏族四川话，我也不会说普通话，怎么办。我们家有红灯牌的收音机，木壳的，打开，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就是叮叮当叮叮当，那个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就听小喇叭。因为它里边有一些教你发音，就是那个拼音“b”、“ p”、“ m”、“ f”就是那个，很标准的那个发音，教那个小朋友，我就记下来。那个时候家里边都住得那么挤，一念，隔壁听见了。不好意思啊，丢人感觉，就跑到山上去。后来想了一个办法，有一棵树，枝叶茂密，噌噌噌我就爬上去了，爬上去就在树上，噼里噼里噼，啪啦啪啦啪，就练，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就念。每天就到那个树上，终于找到一个好地方，所以我就是这样，去练自己的普通话。

我那么痴迷地要当演员，那么痴迷地要说普通话，肯定会影响学习啊。紧接着，高考到了，落榜了。父母很生气，家里开了一个会，我就憋憋憋，把自己想做演员的这个梦想说出来了。父母一听，半天没吭声，俩对视，说他居然会，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我说这是真的，其实我已经练了很长时间了，后来说那怎么办，我姐就带着我，到处去看剧院里的海报，有没有话剧，有没有演出，我要学呀，我要拜师啊。因为我姐姐，特别支持我的这个梦想，做演员的这个想法，她一看我那样子，她说弟弟，你一定能够做一个演员，她说你很帅呀。她老鼓励我，第一年我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结果没想到去了以后，抱了很大的希望结果落榜了。但是我说我一定会有希望的，再考。就给父母做工作，(父母)后来又妥协了，说再考一年，那么第二年真的是我人生里边最压抑，最难最痛苦的一年，也不交朋友，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白天在宿舍里面，就是很多跑车的师傅，就每天晚上去敲门说，哪个师傅，明天是夜班，要出车了，我就睡他的床。我的床是不带固定的，它一共三层楼，我是从一层睡到了三层，每个房间基本都睡过，因为师傅不断地跑车，不断地换床。有的时候，突然别的师傅回来了，晚上了，我都睡着了，他说：“哎哎起来，我回来了。”我一看别人回来了，就跑到火车站的椅子上睡一宿，也不跟姐姐说。每天吃饭就吃一顿饭，早上姐上班了，那么到晚上回来，她从他们食堂带了盒饭回来，跟我拿一点，吃一顿。我靠什么呢，就写日记，我每天的交流，我的心灵对话，就是靠写日记，坐在窗前看着那棵树，绿了，发黄了，掉叶子了，我就跟它对话啊，就在日记里边写。

我的日记的第一篇写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座右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么坚持，第二年一开始考试，中央戏剧学院。这一次有点经验了，但是又落榜了，这对我来说是五雷压顶，那种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后来我跟我姐姐哭了，我说姐，我说不行，已经两年了，怎么还考不上呢，这个门不 1

是朝我们开的。我记得我姐姐当时很难过，她说，弟弟，为了你考上艺术院校，她说我恋爱都没谈啊，陪着你，就是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你现在怎么才第二次，你怎么就泄气了呢？没关系，只要你不泄气，你不放弃，姐姐就陪着你。她给我写了一封很厚的信，放在我的床头，早上我起来一看上面还有泪渍，她是流着眼泪写的。所以晚上等姐姐回来以后，我跟姐姐说，我想通了，我现在放弃是不对的，放弃既对不起姐姐也对不起我自己。而这个时候我父母尤其安静，也没有消息，也没有来，但是就是这样，给我很大的一种动力，不放弃，往前冲。

所以第三年，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吸取前两次考试的教训，功课做得很足，经过激励的考试，终于对面伸过来一个非常灿烂的彩虹。我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我离开成都的时候，到北京报到，我专门到了一个成都的著名的景点，叫驷马桥。传说当年司马相如考状元，屡考不中，最后一次了，要去考试，完了路过村口的这座小桥，就指着这个桥说，我司马不驹驰车驷马，不过汝下。就是我司马相如，如果不驹驷马之上，驷马就是做官啊，驾着大驷马回来了，我就不过此桥，得给自己下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心。所以说，我就到了驷马桥，从这一头走到这一头，这一头走到这一头，暗暗地给自己也下了一个誓言：我如果不做一个好演员，我绝不回四川。

我的职业的演员生涯给我分配的第一个角色，有参谋甲、参谋乙、参谋丙。给你安排了一个参谋甲一演，很认真，给自己设计了很多，戴着眼镜，挎着笔，夹着公文包，很精神。台上设计了很多细节——报告，主席，电报；报告主席，第一封电报；第二封电报；报告主席，电报退回来了。就这台词啊，后来有一次得到一个老演员的批评，说刘劲，你怎么回事啊，你设计那么多细节干什么，你把那个主要演员的戏都抢了。我很受打击，一个学生刚毕业踌躇满志要开始我的职业生涯，要塑造人物，怎么老演员这么跟我说话呀，他不让我去塑造，那意思就是你老老实实，把你的参谋你的词儿说完就完了嘛。所以我把眼镜也摘了，笔也卸了，那就演呗，报告第一封电报，报告第二封电报，报告电报退回来了。

就这样演了好几年，我毕业分配到团里边这几年，可以说是没有成就感。我说的这个成就，不是说那种要大红大紫，而是我没有遇到一个我觉得对的角色，我一直在找这个对的人，对的角色。我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角色，什么特征，但我知道，我只有好好地演戏，珍惜每一次机会，把每一部戏演好，把每一个角色演好，也许这个角色，这个对的他就在拐弯处。但是没有想到，1995年我参加了香港电影，就张婉婷导演拍摄的电影《宋家三姐妹》在里边演张学良，这完全就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我没有抱太多的希望，却遇到一个贵人，就我们国家著名的化妆造型大师王希钟老师。我记得特清楚。我坐在那儿聊天，突然王希钟老师就端了一杯茶，就喝着茶打量着我。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小伙子你不仅能演张学良，你还能演一个人。我说谁呀，他慢条斯理地(说)“周恩来”。周恩来？我说怎么可能，老爷子跟我开玩笑吧。

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吧，我真的就接到了一个，电视剧组的电话，叫《遵义会议》，就说王希钟老师推荐我，演长征时期的周恩来。我一听王老师说的是真的，但是一旦要我演了，我开始犹豫了。我爱人一句话提醒我了，她说机会也许就这一次，你不要放弃往前走吧，像你以前一样，往前走，相信自己的感觉。所以我买了机票就到了贵州，我往那儿一坐，把他勾的眉毛拿出来给我一粘，把我的头发给我梳了梳，吹了吹，完了以后把那胡子一戴。哎呦，我自己吓一跳，把衣服再一穿，这红军衣服一穿，我突然还有感觉了，就总理的那种步态，也没人跟我说怎么演，他那个语调，状态全有了。后来导演摄影师在那个监视器里一看，说“就他了”！我当时心里边那个美啊，如果我不坚持，我就不是现在的刘劲了。所以说我特别地幸运，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动画片——小熊。

其实无论事业也罢爱情也罢，我们为什么烦恼纠结，那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一棵大树，如果人心中没有大树，就会杂草丛生。所以说，我心中的大树是周恩来总理，你们心中的大树，可以是一个梦想，一个榜样，一个信念，用一辈子做好一件事，你心中的那棵大树，一定会开出最美丽的花。

第四篇：田华：一辈子只做演戏一件事

田华：一辈子只做演戏一件事

九十高龄的田华应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邀请，从北京赶来参加“一带一路”电影之夜。上台前，她接受了《新民晚报》的独家专访。图说：田华受邀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 郭新洋（摄影）田华是爱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她说第一届的时候，她就和于洋、于蓝、陈强一起来了。25年后，九十高龄的她应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邀请，从北京特地赶来，参加“一带一路”电影之夜。上台前，她接受了《新民晚报》的独家专访。她说来到上海，想起很多老朋友，想起跟他们一起拍过的电影，也想起自己近80年的表演生涯。田华说，现在看到电影里青年演员们精彩的表演，还是挺羡慕的，“我想退回多少年去，我也能演。”演喜儿，那是真情流露田华很能演。1950年，她22岁，第一次登上银幕，在翻拍自同名歌剧的剧情片《白毛女》中扮演“喜儿”。第二年电影公映，获得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的成功。田华的第一个电影角色，就红遍了全国，红到了世界很多地方。田华所扮演的喜儿，是旧社会剥削压迫和苦难的承受者，是劳动人民反抗精神的体现者。如今回想起来，田华说，那更多不是表演，而是真情流露：“我自小就失去了娘，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年关要账的来了，父亲就出去躲债。从我12岁当兵起，我的生活才翻开了新的一页。”图说：电影《白毛女》中的喜儿“我生长在河北省一个落后的小山村，儿时的记忆大都是亲人被日本鬼子残害的场景。”战争的苦和痛，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去。田华告诉晚报，她的三哥于1937年聂荣臻部队到河北的时候当兵，第二年便牺牲在冀东的一场战役里；二哥在区里工作，在一场鬼子扫荡中牺牲；“他们都是无名烈士。我大伯被烧死在红薯窖里，大姐被一边喊‘花姑娘’一边追赶的鬼子吓疯了，我父亲也被敌人抓去最后病倒身亡。”这一切，坚定了她在12岁的时候报名参加抗敌剧社，成为儿童舞蹈队的一员，开始接受党和军队的培养，“我的名字田华就是汪洋副社长替我改的。”七十多年过去了，田华还记得自己的第一次正式演出，“那是慰问参加‘百团大战’的革命队伍，在一支舞蹈的最后，我爬上梯子向凯旋的抗日官兵敬礼，直到最后一个士兵通过，胳膊都举酸了，但是我心里特别高兴，特别骄傲，因为这是我参军后的第一个正式角色。”谈表演，离不开深入生活16岁那年，田华入了党。在面向党旗宣誓时，她就决心一生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对党忠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部队打到哪里，小田华就跟随着抗敌剧社演到哪里。从保定、石家庄到天津，再到张家口、宣化到北京，为部队官兵演，为驻地群众演，还曾在张家口为苏联红军演出。如果说1950年被选中参加《白毛女》的拍摄，田华是用自己对苦难战争的切肤之痛在表演，那么1958年在影片《党的女儿》中扮演李玉梅，则是田华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训练班深造后的一份实践成绩单。图说：电影《党的女儿》中的李玉梅田华还记得，培训班24名同学有里于蓝、蓝天野、方菊芬、丹妮，也记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强调演员不是在表演，而是在生活。“演员应当在规定情景中真诚地去感觉，去想，去动作。”饰演女共产党员李玉梅这个角色，让田华后来成为了“党的女儿”的代名词。但生于北方、工作战斗都在北方的她，根本不了解南方的生活习俗。所幸她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结识了来自江西的妇女代表刘友秀和范秀英。头扎黑布梳簪子、穿宽袖上衣肥裤腿、脚踩草鞋的南方妇女形象，让田华很快建构出李玉梅的外形气质。“她们参加过苏区对敌斗争，给我详细叙述了红军长征前后苏区发生的情形，仿佛让我真实感受到当年的情景，再结合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心中‘党的女儿’便有了模样。”当时很少写影评的茅盾先生破例发表了评论文章，评价“田华塑造的李玉梅形象是卓越的。没有她的表演，这部电影就不能给人以那样深刻而强烈的感染”。田华则说，有人说这是党的女儿演“党的女儿”，“我认为这是最贴切的比喻，是最大的激励和鼓舞。”说角色，从来不分大小1959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后，田华先后参与拍摄了《碧海丹心》《夺印》《白求恩大夫》《秘密图纸》《奴隶的女儿》《猎字99号》《法庭内外》《通天塔》《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其中《法庭内外》帮助她获得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几十年表演生涯，田华演过的女主角不胜枚举，但她却只想和晚报读者分享两个自己最满意的小角色。一个是电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工作组组长颜少春，戏份很少，但她找于蓝借来旧衣服，在袖边补上浅颜色的补丁，在仓库里找到蓝色的破裤子，从导演那里借来黑皮带的旧手表，再结合亲身体会，从外形到内心，她想与角色融为一体。另一个则是电影《白求恩大夫》里的冯医生，“冯医生”其实统共只有20多个镜头，田华却说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哪怕只有一场戏，她也会悉心琢磨。电影里有一个镜头，冯医生从接白求恩到将门打开，再到把白求恩迎进来，四处张望、谨小慎微，最后关上门，一整套动作和细节，看来寻常，但处处凝结着田华在敌后根据地的生活和经验。图说：电影《白求恩大夫》剧照不仅角色没有大小，观众也不分高低和多少。作为新中国的“22大电影影星”，田华58岁时还带领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到云南老山前线慰问部队。“我们18人的演出小分队，背上八一厂的影片，直奔老山前线，一走就是9天，连续演出20多场，官兵最多时一场达到2000多人，少的只有一个炮位上的几名战士。”田华还记得当时有哨所实在上不去，她们就用电话给战士们唱歌、朗诵、讲故事，从一个阵地跑到另一个阵地，从一个炮位跑到另一个炮位，从一个“猫耳洞”钻到另一个“猫耳洞”。当演员，一辈子的光荣年岁渐长，有领导和同行劝田华改行当导演，好延长艺术生命。“我说考虑考虑。后来我和老伴儿研究了下，他说，你是个好演员，不一定是个好导演。我想也是，导演是个三军司令，要统领全局，我好像驾驭不了，但当演员我行，我驾轻就熟，手到擒来。”田华笑呵呵地说。虽然过去都演绝对女主角，但因为年龄不饶人，角色和身体所限，只能演一些配角，有时候只是去客串一两天，但只要能表演，她就觉得很满足。田华说，1990年离休后，国家的重要纪念和庆祝活动、重要节日、重大演出、赈灾义演等活动，自己都义不容辞地参加。“2009年9月，我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举办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和陈铎一起朗诵诗歌，反反复复需要几十遍排练，我腿部骨膜炎急性发作，靠偷偷吃止痛片坚持了下来。没让任何人发现，也不愿意让别人操心”，90岁的田华说，趁着自己这颗螺丝钉还没有完全老化，还想尽最大努力发出更多的光和热。晚年，田华家里接连出现了四位重病患者，生活压得她并不轻松。但这颗老螺丝钉，有她的骄傲和坚持。她说：“家里条件再苦，我从来没接过广告，因为我不能让观众觉得‘党的儿女’向金钱看。”她说，作为一名老军队文艺工作者，她有自己的精神财富，“就像我在一首诗中写道：我们不老，你们的年轻时刻写在脸上，我们的年轻深深刻在心里；你们有财富，我们也有财富，你们的财富是来日方长，我们的财富是饱经沧桑。”采访手记：对舞台的敬畏心哪怕只是一个致敬环节，哪怕并不需要复杂的表演，但90岁的田华早早地来到后台准备，换上漂亮的衣服、皮鞋，化好妆。临登台还有一个小时，田华很不好意思地请我挪步到休息室外，她反复说“对不起，对不起”，她解释说想要再捋一捋上台要讲的话。她说，自己年轻时候上台前还一定会保持空腹，因为要保持足够的清醒和表演的状态。其实真的不必抱歉。这一声声对不起，反而让人看到了一位老艺术家对舞台、对艺术的尊重和敬畏。“我挺骄傲，我从来没改行，我当了一辈子演员。”和时下演艺圈浮躁的风气相比，那一代艺术家对于专业，对于自我修养的执著，令人印象深刻。如果说，每一行都需要工匠精神的话，田华们的身上正凝结了这种宝贵的精神。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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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触动心灵的一件事

触动心灵的一件事

岁月如风，沧桑了天空。风铃在天空的沧桑里飘摇，轻轻敲打我的心灵......呆呆地凝望着天空，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慢慢扩散到我的周身；眼前渐渐地模糊，思绪乘着风又回到那个让我不愿意提及的那次考试……

泪水从我的眼中滑落，淌到唇边，滴到心间，漾起一层层苦涩的涟漪。

又一次月考，又一次折磨，昏沉沉地走出考场，我明白，考砸了。

下午放学了，我慢慢地走回家，天僵着脸，眼看就要下雨，虽然已是春天，可树上仍然还是光秃秃的，风儿吹在脸上刺骨寒冷。春寒料峭，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形？我百无聊赖，一只易拉罐

躺在我的脚下，我气恼地使劲一踢，易拉罐“哐„„当”一声飞到远处。

考考考，我讨厌！

走进家门，妈妈仍然在等我归来，一看我进来，妈妈“讨好”地凑上来，满脸堆笑，就要帮我拿书包。自从上初三以来，我仿佛一下子成了家里的皇帝，是“特殊公民”，衣食不用动手不说，有时连书包都由妈妈接下。妈妈有时近乎讨好我！越讨好我，我越烦！我气恼地将妈妈一推，妈妈立即被推到一旁，她诧异地站住，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什么也不说。那眼神让我心痛。

爸爸从厨房里跑出来，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饭菜，“乖乖，快来吃饭„„”他乐呵呵地喊到。但一见我和妈妈的脸色，话没说完就打住了。妈妈朝爸爸摆摆手，随即两人像约好了似的，一起

说：“哎，不说了，吃饭，吃饭！”

我无话可说，我什么也不能说。那顿饭爸妈一直站在我的身旁，我和着眼泪一起咽下。我知道我如今是错上加错！

我是多么不争气呀！我是多么的不孝！我恨不得立即给他们跪下。

可我没有这样做，而是转身回屋，拧亮了灯，拿起了书。

寂静的夜空划过一道亮光，我许下一个愿望：“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梦想有多高，人生就有多精彩！”

触动心灵的一件事

我家院内有几棵槐树，绿意盎然。阳光透过绿色的叶子，将柔和的光撒入树中，茂密的叶缝间，还有几只麻雀的身影若隐若现。

也不知它们是何时来这安家落户的。鸟妈妈一身浅褐色的外衣，呈圆锥状的黑喙，翅膀虽小但飞起来极快，恍惚一道残影闪过，便再不见踪影。每到傍晚，“飞鸟相与还”的景象就在林中上演，鸟儿们叽叽喳喳的盘旋着归巢。鸟妈妈也不例外，唧唧的鸣叫着，短暂急促而又显得单调。我曾嗤笑，这声音也敢张口？可随着这难听的刺耳声后，那两个淘气的鸟宝宝如约而至的回来了。

听着它们一家团聚时的啾啾声，我弄懂了——这鸟声中饱含着对孩子回归的欢喜。

几十天的光阴就在那从未间断过的召唤声中溜走。黄昏时分，我正坐在房间里看书，那熟悉的呼唤声又传至耳畔，只不过这叫声持续了很久很久，一声比一声快捷，我从那略显急促的叫

声中感到一丝不安的焦躁。出什么事了吗？我跑到院中，只见它扑腾着翅膀在树上空回旋着，小黑豆似的眼睛尽力眯成一条线，好像希望能看得更远。

我这才发现，原来宝宝们没有回来。夕阳渐渐没入山头，树上仍未发现鸟宝贝的踪影，它叫得声嘶力竭，又飞到鸟窝上停留了一阵子，便箭一般远去了，我想它定是去寻找它的孩子吧。望着它朦胧在夜色里的身影，我明白了——这鸟声中蕴含着对儿女不归的担忧。

这一夜莫名睡得不安稳。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跳下床，奔到树下，真好！它的孩子已安然的在窝中睡着了。鸟妈妈不知是起得早还是彻夜未眠，已是憔悴疲惫。我发现它那灰褐的羽毛被血染得暗红，翅膀有被撕扯的痕迹，血骨清晰

可见。我无法可想，它昨晚究竟遭遇了什么？它歪歪斜斜的飞着，或许是体力不济外加失血过多吧，它如火箭残骸般笔直坠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它突然对着鸟窝方向哀鸣了一声，那声音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灵，我清楚了——这鸟声中寄托着对孩子深深地眷恋与牵挂啊！

这件事已过去很久很久了，鸟妈妈的肉体早已泯灭，然而它对儿女的那份挂念，那份深情的鸣叫，却永远回荡在我的心灵。

触动心灵的一件事

我独自坐在窗前，两眼凝视着远方。眼，已哭得红肿；泪，还在流着。我没有擦，让泪流到嘴边，涩涩的。任泪水打湿刚发下来的分数少得可怜的试卷。

我不知自己在窗前坐了多久，只知太阳已落

下，月亮已升起。我无暇顾及这些，仍回想着这次考试。老师念分数时，我的心跳得厉害，越是害怕越避免不了。我不敢正视老师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不敢看那可怜兮兮的分数，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多少天来努力的成绩，但我不得不信，那可怜的分数就摆在自己的眼前，自己失败了。月光惨淡，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桌面上，映得我的脸色发白。我想起了父母，此时也许还在辛勤地劳作；想起了父母起早贪黑干活的身影，那样瘦小；想起了父母那在太阳底下晒得发黑的脸，无情的岁月在他们额上刻下了条条皱纹，还有那皲裂的双手；想起每次临行前父母关切的话语、期待的眼神；如今„„我觉得愧对他们的关心。

窗外，月亮已经升得老高了；窗内，依旧如

故。痛苦的回忆，让我感到太累了。我抬起头，想让大脑舒展一下。突然，一个高大笔直的形象闯入我的眼帘。我定睛再看，原来是窗外那棵白杨，那棵曾在一次次风雪袭击后，顽强生存下来的白杨，它比以前更高，更直了。我突然又想到居里夫人、爱迪生、威灵顿将军„„一阵冷风吹来，树叶沙沙作响，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打了一个冷战，脑子清醒了许多：不，我决不能退却，我要夺回那曾属于我的第一。失败只代表昨天，只能意味着过去，过去的一切只能化作零，我要重新开始，以新的姿态面对失败，迎接下次挑战。

满脸的泪水化作一股神奇的力量，涌入我的全身，我拉亮了灯，书房一下温暖了许多。我看着被泪水浸湿的试卷，擦干泪水，握起笔，开始认真总结，寻找失败的原因„„我要让这次失败

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窗外，皎洁的月光一泻千里，星星也不知什么时候钻了出来，还眨着调皮的眼睛，我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经历风雨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寻找光明。——题记

我，独自坐在窗前，两眼凝视着远方，眼，已哭得红肿，泪，还在流着„„我没有擦，让泪水流到嘴边，涩涩的。

我回想着这次考试，我的准备不充足，肯定惨了，我想。老师念分数时，我的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但越是想避免的事就越是避免不了。当老师生气地叫着我的名字时，我意识到自己失败了。

我想起了我的父母，也许此时他们还在辛勤地劳作，想起了他们每次临行前关切的话语，期待的双眼，如今，我觉得愧对他们的关心。

我不知道自己在窗前坐了多久，只知道太阳已落下，月亮已升起，我感觉太累了，想趴在书桌上休息一下„„当我抬起头时，一个高大的形象映入了我的眼帘，我定眼再看，是窗外的那棵白杨，那颗曾在风雨袭击够顽强生存下来的白杨，它比以前更高了，更直了，我突然又想到了居里夫人，威灵顿将军，他们都是在经历一次次风雨之后成名的，他们不畏惧风雨与挫折，于是有了永垂千古的美名„„

那时，李白不受朝廷重用，一咏便是“安能摧眉事权贵”的豪迈。

那时，陶渊明看不过官场腐败，官场勾结，便说出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壮语。

那时，居里夫人身患血癌，但她也无灰心丧气之举，而是“成功的道路上不是用汗水而是用鲜血铸成”的坚韧。

那时„„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真正的错误：气馁。我应该振作起来，夺回那曾属于我的第一。真正的智者不会站在废墟上哭。而会把风雨作为前进的动力。

我拉亮了灯，书房一下子温暖了许多，我握起笔，开始认真总结。“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哼着歌曲，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经历风雨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题记

没有风雨洗礼的天空，就不那么妩媚；没有风雨滋润的大地，就没有生机，没有风雨的人生，就不那么完美。

几年风风雨雨，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几百年的风风雨雨走过了一个新王朝；几千年的风风雨雨，铸就了华夏悠久、灿烂的文明。

风风雨雨，潮起潮落，狂风暴雨历来是多数人所厌恶的，农民厌恶因为它耽误了农活；上班族厌恶因为它影响了交通；有志之人厌恶，因为它是奋斗人生的绊脚石„„

可是，范仲淹不经历家国风雨，怎能成为一代名臣令西夏侵略者一筹莫展？又怎么能留下《岳阳楼记》这篇千古佳作照耀历史的天空？

贝多芬不也是经历风雨，创作出《命运交响曲》吗？年轻的贝多芬在音乐已有很高成就，可是，他的两耳渐渐失聪了，这对一个音乐家来说应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打击，可他在风雨中顽强地站稳脚步，创出了举世闻名的交响曲。

爱迪生这个名闻全世界的大发明家，风雨自然也不少，少时他在火车上做实验，差点引发火灾，被列车长一耳光打聋了，但他仍坚持不懈，最终才有了电灯，一生有1000多种发明。

历史也不乏这方面的反面事例，吴王夫差在战胜勾践之后，志得意满，整日歌舞升平，可谓无风无雨，而勾践经历风雨后，开始卧薪尝胆最后以三千越甲踏平吴国。吴王也许会自嘲到：“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经历风雨固然重要，但能在风雨中坚强站立更为重要。

风雨过后的天空，是那么妩媚，风雨过后的大地，是那么开阔，风雨过后的人生，是那么完

美。让我们一起唱响那首激励人心的劲歌“不经历风雨，怎么风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