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5.16 毛泽东与习近平的过河理论五篇

第一篇：14.05.16 毛泽东与习近平的过河理论

毛泽东与习近平的“过河理论”

2014-05-16 09:42 来源： 求是理论网 作者： 刘帅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告诫大家，“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他形象地把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两大任务比喻成“过河”，把“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等比喻成能过河的“桥”和“船”。生活无处不智慧，毛泽东同志用简单易懂的生活经验，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具体的工作方法，只有采取了对的工作方法才能做好各项工作。

无独有偶，现代化建设时期，习近平同志也曾在工作中提到“过河理论”。他在谈到基层问题时指出，“上级该做的是进一步加强指导帮助，赋予相应权利，既给基层下达‘过河’的任务，又切实指导帮助其解决‘桥’和‘船’的问题，并尽可能地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向基层作适当倾斜，为基层开展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过河理论”。它不仅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具体的工作方法，更是告诫上级领导干部要关心帮助基层干部，“关心基层干部，最关键的不是给基层多少钱、多少人，最关键的是支持基层干部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帮助基层干部分担责任、共渡难关。”

“过河理论”反映了我党擅于从生活中发现工作智慧。在面对具体工作困难的时候，“过河”的方式其实还有很多种，除了“桥”和“船”，还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现在还有飞机。当过河的方式不再是困难时，选择一种合适的“过河”方式就成了各级领导干部需要认真考虑和研究的问题。能坐“船”过的河就可以不用架“桥”，需要架“桥”才能过的河就要把“桥”架好、架坚固，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就要胆大心细、稳稳当当地过。

第二篇：毛泽东理论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开始了全新的中国革命。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

红宝书

长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曾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国革命也曾因此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出发，通过调查研究，论证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大革命的失败，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刻的教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大小近百次武装起义，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期间，毛泽东对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与条件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对土地革命路线，对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与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对农村与战争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科学阐述，成功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此后直至抗日战争时期，党和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毛泽东撰写了大量重要理论著作，深刻总结和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吸收抗日战争的新经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和党的建设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系统而完整阐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精辟论证的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和策略，对指导中国革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主要著作中。

相关书籍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主要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正是坚持了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他才能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系统的、完整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战略策略和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都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它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聪明才智，是党和人民群众进行伟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

第三篇：毛泽东一九四一年的党建理论与实践

怕困难就不是共产党。在困境、甚至绝境中崛起并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就是把党建设好。这是我们党的力量所在、成功之道，也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和特有的品格。在党成立二十周年的一九四一年。外敌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疯狂实行“三光政策”的大扫荡；内敌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抗日武装进行第二次大开杀戒，制造“皖南事变”。这一年，我们党困难到什么程

度呢？毛泽东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最后灭亡中国之时，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了”。“国民党迫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将要饿死了”。

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独立的大政党了

毛泽东从不畏惧强敌和困难。“皖南事变”不久，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

摧不毁的大政党本身要过得硬。然而，当时我们党内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1941年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当年的8月，毛泽东指出：“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

不扫掉这些垃圾，党就寸步难行；内存病毒的党，什么大事都干不成。毛泽东在1941年延安干部大会上说：“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由此，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党建篇章中最光辉的一页。

要教育，思想教育是第一等的业务

把思想建设作为党建的首要问题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创造。1941年9月毛泽东提出：“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而“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第一，政治局带头。成立中央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研究马恩列斯著作及方法论，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

第二，宣传有力。自1941年9月16日起《解放日报》扩大为四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给《解放日报》写文章，文字力求生动活泼，尖锐有力，反对党八股。

第三，系统教育。为了进一步从理论和路线高度系统纠正党内“左”倾错误，毛泽东在这一年下功夫写了两篇重要的文献：其一，《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其二《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这两篇文献，系统地批判了王明的“左”倾错误。

要团结，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没有团结就没有党的一切。党的团结，尤其是中央领导层的团结是我们党的命脉所系、是命根子。举1941年的一个实例。

与王明的交锋。从《毛泽东年谱》记载来看，这一年毛泽东与王明正面交锋至少五次。10月7日晚，毛泽东、王稼祥等与王明谈话：王明依然坚持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搞好关系。认为中央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

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王明在发言中说：“《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说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只说要联合中产阶级，没有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在谈经济政策时，说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今后阶级斗争需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了他许久，最近我和王明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昨晚，我与稼祥、弼时同他谈话，他提出许多原则问题。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为此，1941年政治局在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规定：“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要学习，学习党史的宝贵经验

不重视党史教育、不学习党史的宝贵经验，不是一个成熟的党；淡化、弱化甚至丑化党史，后患无穷。我们党重视党史教育和学习，由来已久。在党的历史上，作为整周年来纪念党和号召全党学习党史，始于1941年。

其一，毛泽东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的著名论断是：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

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其二，1941年6月7日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毛泽东在起草纪念党成立二十周年的党内指示中说：“在党外要深入地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英勇奋斗的历史。它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二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

其三，1941年6月29日，毛泽东出席中央西北局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会上张闻天作《纪念我党二十周年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要创新，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奖励

党建的最高境界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关重要。思想不坚定不行，思想僵化更不行；理论创新，才能创造人间奇迹。1941年毛泽东说：“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这一年毛泽东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这一年毛泽东提出：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理论正确不正确，要拿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真理标准。

——这一年毛泽东提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一精典界定至今整七十年。是年冬，毛泽东专门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时至今日，这一题词也整七十年。

——这一年毛泽东提出：边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要怕资本主义发展。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民营，部分公营。

………

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

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志。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思考70年前毛泽东讲的这段话，联想党过去90年的风雨历程，思索党未来的漫漫长途：不图私利；不违背人民意志；站在人民之中；接受人民监督；改正和治好自身的毛病；把国事办好。这不就是我们这个大政党永远摧不毁的真谛和答案吗！

第四篇：毛泽东一九四一年的党建理论与实践

怕困难就不是共产党。在困境、甚至绝境中崛起并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就是把党建设好。这是我们党的力量所在、成功之道，也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和特有的品格。在党成立二十周年的一九四一年。外敌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疯狂实行“三光政策”的大扫荡；内敌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抗日武装进行第二次大开杀戒，制造“皖南事变”。这一年，我们党困难到什么程度呢？毛泽东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最后灭亡中国之时，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了”。“国民党迫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将要饿死了”。

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独立的大政党了

毛泽东从不畏惧强敌和困难。“皖南事变”不久，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

摧不毁的大政党本身要过得硬。然而，当时我们党内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1941年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当年的8月，毛泽东指出：“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

不扫掉这些垃圾，党就寸步难行；内存病毒的党，什么大事都干不成。毛泽东在1941年延安干部大会上说：“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由此，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党建篇章中最光辉的一页。

要教育，思想教育是第一等的业务

xiexiebang.com范文网[CHAZIDIAN.COM]

把思想建设作为党建的首要问题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创造。1941年9月毛泽东提出：“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而“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第一，政治局带头。成立中央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研究马恩列斯著作及方法论，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

第二，宣传有力。自1941年9月16日起《解放日报》扩大为四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给《解放日报》写文章，文字力求生动活泼，尖锐有力，反对党八股。

第三，系统教育。为了进一步从理论和路线高度系统纠正党内“左”倾错误，毛泽东在这一年下功夫写了两篇重要的文献：其一，《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其二《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这两篇文献，系统地批判了王明的“左”倾错误。

要团结，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没有团结就没有党的一切。党的团结，尤其是中央领导层的团结是我们党的命脉所系、是命根子。举1941年的一个实例。

与王明的交锋。从《毛泽东年谱》记载来看，这一年毛泽东与王明正面交锋至少五次。10月7日晚，毛泽东、王稼祥等与王明谈话：王明依然坚持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搞好关系。认为中央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

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王明在发言中说：“《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说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只说要联合中产阶级，没有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在谈经济政策时，说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今后阶级斗争需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了他许久，最近我和王明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昨晚，我与稼祥、弼时同他谈话，他提出许多原则问题。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为此，1941年政治局在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规定：“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要学习，学习党史的宝贵经验

不重视党史教育、不学习党史的宝贵经验，不是一个成熟的党；淡化、弱化甚至丑化党史，后患无穷。我们党重视党史教育和学习，由来已久。在党的历史上，作为整周年来纪念党和号召全党学习党史，始于1941年。

其二，1941年6月7日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毛泽东在起草纪念党成立二十周年的党内指示中说：“在党外要深入地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它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二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

要创新，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奖励

党建的最高境界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关重要。思想不坚定不行，思想僵化更不行；理论创新，才能创造人间奇迹。1941年毛泽东说：“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这一年毛泽东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这一年毛泽东提出：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理论正确不正确，要拿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真理标准。

——这一年毛泽东提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一精典界定至今整七十年。是年冬，毛泽东专门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时至今日，这一题词也整七十年。

——这一年毛泽东提出：边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要怕资本主义发展。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民营，部分公营。

………

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

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志。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思考70年前毛泽东讲的这段话，联想党过去90年的风雨历程，思索党未来的漫漫长途：不图私利；不违背人民意志；站在人民之中；接受人民监督；改正和治好自身的毛病；把国事办好。这不就是我们这个大政党永远摧不毁的真谛和答案吗！

第五篇：毛泽东的工业化理论

毛泽东的工业化理论(2)

三、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创新与历史局限

由于毛泽东努力将苏联的工业化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且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探索，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非常值得今天来认真总结和吸取。

（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伟大贡献。

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工业发展高速度，亦即工业化的速度，是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的特点，也是其30年代的成功之处。建国以后，毛泽东曾经提出要学习苏联经验，将苏联的工业化速度作为中国的榜样。八大前后，在对待经济发展速度方面，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估计，认为生产关系问题已经解决，加上国际压力和国内人民要求，毛泽东对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产生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当然，这也与我们的信息体系不健全有很大关系），忽视了周恩来、陈云等等提出的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和四大平衡理论，追求经济以“过高”速度增长，并引发了“大跃进”，1961年以后，毛泽东又总结了过去十几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农轻重关系、经济发展速度等问题上都有所创新。总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病，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提出了不少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思想，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从三个方面叙述有关工业化理论的探索。

（1）针对苏联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提出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思想。

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是以列宁和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成功后，为快速完成苏联工业化任务而提出的思想和政策，由于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都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普遍面临着工业化的任务，因此以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为基础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理论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共识。对此，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和自己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反思，对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协调发展农、轻、重产业提出了新的思想。

在对待农轻重关系方面，虽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对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至关重要，当时的产业结构也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党针对苏联过分长期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弊病和几年来的实践，提出了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方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

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17]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农业重要性时说：“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18]同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19]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20]

毛泽东在1959底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又多次阐述了上述思想。应该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工农业并举的思想，将农业现代化纳入了工业化范畴来考虑，与当时无论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相比，都是一个较大贡献 在对待积累与消费关系方面，根据苏联工业发展很快但几十年内人民生活提高缓慢的教训。毛泽东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做到三者兼顾。毛泽东特别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21]

1956年11月，陈云在商业部扩大部务会议上也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22]当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八大会议上专门就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作了发言，提出了积累与消费二者兼顾的“二三四”比例，即：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约占20%左右，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约占30%左右，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约占40%。[23]

这里应该指出一点，即苏联的农业萎缩，主要原因并不是苏共忽视农业和对农业挖的过苦，主要是集体农庄制度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点可以从斯大林以后的几十年间苏联始终没有解决农业问题得到证明。但是当时苏联并没有认识到这点，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认识这点。上述1956年“八大”前后党对工业化道路和理论的探索，应该说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反冒进”，使得党内外的政治关系变得很不正常。于是毛泽东提出的经济建设高速度和发挥“两个积极性”思想，则在政治高压和“两本帐”的压力下，演化成一场持续3年之久的“大跃进”。其间产生的全民大办工业和“以钢为纲”的思想和理论，违背了上述思想。

1961年国民经济被迫转入调整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总结了建国以来工业化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思想。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文件提出我国工业发展的方针是：（1）工业和农业密切结合，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并举。二者的关系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2）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密切结合，发展重工业和发展轻工业密切结合。二者的关系是：重工业是建设的中心，但是，可用多发展一些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3）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密切结合，发展基础工业和发展尖端技术同时并举。二者的关系是：基础工业为为尖端技术创造广泛发展的条件，反之，尖端技术又为基础工业创造提高的条件。文件还指出，所谓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要有能力为农业、工业、国防、交通运输业提供成套技术装备的基础工业体系。[24]

（2）针对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提出大中小企业并举、城市和乡村工业共同发展的思想。建国初期，针对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农业劳动力过剩以及城市失业问题严重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关于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思想。

在以往研究毛泽东工业化思想时，人们对毛泽东提出的工业与农业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并举的思想关注较多，实际上，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并举、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并举的思想在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1958年成都会议在发展工业问题上，提出了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中央认为：由于地方工业同农业有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实行这个方针，就可以更有成效地使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和相互支持；就可以把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人民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起来，从而必然会加快我国工业化的速度和农业技术改造的速度。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指出：“地方

工业的任务是：为农业服务（这是基本的）；为国家大工业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服务。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法是：打破对于工业化的神秘观点，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走群众路线。各省、自治区应该在大力实现农业跃进规划的同时，争取在五年或者七年的时间内，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赶上或者超过农业总产值。”中央提出：“各省、市、自治区在制订地方工业发展规划的时候，„„应该包括县、乡、社所办的工业在内，„„县以下办的工业主要应该面向农村，为本县的农业生产服务。„„现在各地县以下工业企业的形式，大体上可分为县营、乡营，合作社（农业社或手工业社）营，县、社或乡、社合营等三种。农业社办的小型工业，以自产自用为主，如农具的修理，农家肥料的加工制造，小量的农产品加工等。”[25]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通过社办工业的文件。1958年7月1日，《红旗》第3期发表文章，最早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不久，毛泽东视察人民公社时赞同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份，北戴河会议发布《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而人民公社又在“大跃进”和“大办工业”的热潮中，大力发展工业，形成了建国以后农村工业发展的第一次浪潮。关于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的思想，是在“一五”计划期间就提出的，当时主要针对有些人忽视沿海那些技术落后的中小企业现象提出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26]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方法，是毛泽东根据我国财力有限、人口众多、资源技术配置多层次的特点而设计的。

1963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征求意见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又提出了实行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发展思路，由于中小企业具有投资少、收效快、适应性强、便于搞专业化和便于转移等优点，要更多地建立现代化的中小型工厂。

（二）毛泽东正确的工业化思想没有得到全面始终贯彻的原因。

应该说，上述毛泽东关于工业化的认识，都是符合国情和正确的，成为我党的宝贵思想财富，并为1978年以后所贯彻。但可惜的是，直到毛泽东逝世，上述正确的思想不仅难以贯彻始终，而且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工业化的制度安排方面，这个时期的探索不仅没有突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大框架，反而为了维护和完善这种制度，采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结果“南辕北辙”，变成“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工作受到严重干扰。

在1956年“八大”前后，针对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问题，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曾经提出过一些较好设想。首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快速、基本完成后存在的问题，陈云在八大上都提出了“主体—补充”的设想，即社会主义可以存在少部分的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56年底，毛泽东在与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甚至提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10年、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7]其次，在对计划经济的认识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于苏联计划体制的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计划管理与自由生产（实际上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设想。但是，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将社会上关于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看待，将党内关于利用市场机制和其它经济成分的一些设想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来看待，导致脱离实际的左倾认识愈演愈烈，直至爆发“文化大革命”，其间许多针对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甚至“大锅饭”的改革要求，都被视为“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遭到压制和批判。

再从充分利用中国丰富人力资源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来看，毛泽东认识到苏联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计划管理体制压抑了地方和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利于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因此他多次探索“权力下放”和发动群众性经济建设热潮，其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扫盲运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庆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以及“文革”期间的农村社队企业的发展等。但是由于当时不能从根本上破除计划经济模式，放权和发动群众的结果，往往与预期相反，总是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循环，群众运动也往往变成“运动群众”，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2）紧张的国际环境干扰了协调发展，使“备战”长期成为经济建设的主要考虑之一。毛泽东所处的年代，是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冷战时期。50年代，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加剧了中国与美国的紧张关系，60年代的中印边境冲突、越南战争升级以及中苏边境冲突都使中国感到安全受到威胁。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从列宁和斯大林那里一脉相承的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而美国和苏联到处插手、干涉别国内政以及民族独立的浪潮似乎也证明了这个理论。

1955年至1956年，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国际关系最缓和的时期，即使如此，毛泽东在1955年仍然指出要备战。[28]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提出“过去朝鲜战争还在打，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29] 60年代中苏交恶以后，加上中印边境紧张、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越南战争升级，使得国家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工业化战略向备战倾斜更加明显。

在上述国际环境下，建国以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安全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备战”的影响，因此加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为“备战”而调整工业布局就成为工业建设的重要目标。从中国着手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起，备战就成为制约工业发展规划的重要因素，当时的工业投资的结构和区域布局，即反映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和向内地倾斜。以后的工业投资也基本上是延续了这个政策，即：一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在整个工业发展中具有突出地位；二是在工业布局方面，更注重向战略后方的工业投资。特别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

由于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又由于投资地点的选择更多地考虑到“备战”的需要，因此投资的效益自然要比投资轻工业和沿海地区低，这又降低了工业本身的自我积累能力，需要国家提高积累率和从农业、轻工业那里提取资金，从而使得毛泽东的农、轻、重协调发展思想难以实现。

（原题：试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贡献和历史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