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刘瑜在《送你一颗子弹》中谈到她初到剑桥执教，即被学生们交上来的作业“吓”得一愣一愣的。有学生在作业中控诉西方国家如何“毁”了发展中国家；甚至有学生为“斯大林主义”大唱赞歌„„在几乎可以认作是诸多普世价值的策源地的老牌资本主义的国家英国，21世纪，世界级名校剑桥大学，“古拉格的幽灵”竟徘徊不去？
但重要的不是学生说的“对”与“不对”，而是学生有充分的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英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先驱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一书的首章谈的就是“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言论自由)，在密尔看来，即使是对显明的错误言论的压制也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密尔认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非惟攸关人的价值与尊严，亦且是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之所基。密尔特别提出禁锢言论的代价有二，一是“牺牲掉人类心灵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二是“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中，从来没有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
还是让我们来重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女革命家卢森堡的话吧。1918年十月革命后不久，罗莎-卢森堡就在《论俄国革命》中对苏俄体制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自由受到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竭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
和英国学生可以在作业和考卷中“放言无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国家的大、中学校的政治思想理论课考试的“禁令高悬”———“答题不得出现政治性错误”。我曾问过一个刚刚考完试的学生：什么叫“不得出现政治性错误”，该学生的回答让人“绝倒”：就是不准说真话呗！我自然不会肤浅到认为凡“政治性错误”的言论都是真话，凡“政治性正确”的言论都是谎话，但该学生的带有“黑色幽默”风格的回答还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对诸如此类问题的讨论文章可谓车载斗量，教育专家借此出足了风头，时评作者赖之赚足了稿费。但最最重要的一句话却没有或者鲜有人道出；最最关键的答案不就隐藏在英国学生的“放言无忌”和中国学生谙熟“忠于、紧跟、一致”那一套话语的对比之中吗？
中国孩子则说“今天我幸福地见到了„„”，美国孩子说“总统先生，您能告诉我为什么那么多人讨厌你吗”。这又是一组对比，这样的对比背后同样隐藏着那些宏大问题的答案。连小学生 也懂得在有些时候必得用报纸社论语气讲话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创新活力 的社会。对于中国孩子来说，见到了大人物就是“幸福”，长期的潜移默化，在孩子的无意识中，自己的“幸福生活”端赖国家的赐予，自己不需努力，甚至不需思想，只需爱戴、拥护领袖，即可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对于美国孩子来说，总统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甚至是“不值得信任”的，每一个人的意见和思想都很重要，思想的裁判是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未来不能由领袖摆布，幸福、安稳的生活端赖自己的努力与创造。哪一种回答，或谓哪一种教育更通往健全的人格，已无需多言。
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回答这样的问题不需长篇累牍地论证来，分析去，也不需要多么高深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因为答案就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只不过我们“视而不见”。就连我的教中学化学的夫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于餐桌上每每道及，我则正好借之佐酒，叹息之余，浮一大白。我想那些专家们的欲言又止，躲闪其词的论证分析，未必比我们夫妻之间的“私语”高明到哪里去！
第二篇：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
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
[摘要]我们不否认中国人才中缺乏创造力，缺乏领导力，缺乏影响力。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是后天会把它们磨灭。完全有可能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
演讲人：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主题：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均值”与“方差”
时间：2014年12月14日
主办：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经济观察报
我对教育问题有极大的兴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我的求学经历（清华、哥伦比亚、耶鲁、哈佛），二是我的执教经历（斯坦福、马里兰、伯克利加州、清华），三是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院长至今八年多的经历。由于我并没有受过教育学系统训练，所以不熟悉教育学的方法和分析框架。我是一名教育实践者，所以我就从直观的观察开始。我今天讲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
首先，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因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完全失败，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肯定成绩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点子上并不容易。我的第一个观察是，中国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用统计学的语言，叫做“均值”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
较高。我是指在同一年龄段，在同一学习阶段横向比较而言，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这从“国际学生测评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essment，PISA）中上海学生的表现，在三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中都名列前茅，可以看出一斑。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在这个测评中，农民工子女比美国中产阶级子女，艺术院校学生的数学比美国学生平均水平，都要强。这更说明了问题。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多，都是原因。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师是否准时上课，学生是否有课本等十分初级的要求。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教师的敬业程度还是令人钦佩的。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作用，特别是在与开放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看到了先进，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挣钱动机更强，员工队伍整齐，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即使是服务业也一样。在引进先进的IT技术和管理流程，超级市场的收银员、银行的柜台服务、医院的挂号和收费、出入关的检查等重复性的、规律性的大规
模操作，中国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准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我们每个人都有体验。
我的第二个观察是，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小。“方差”也是统计学的概念。“均值”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的平均数，而“方差”则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起来的程度。简单地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
我们都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的分布在不同人种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出现杰出天赋的概率就应该与人口正相关。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是至今没有中国学者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表明了一种问题。还有其他证据说明问题。我们不用去同发达国家比，与印度的比较更有说服力，因为两国的人口基数差不多，而且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国，但是它在出现突出人物方面比中国显著。从我自己平常接触到的例子看：全球著名商学院中，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康奈尔商学院、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裔；全球著名大跨国公司中，微软、百事、德意志银行、万事达卡的现任CEO也都是印度裔。但是目前还没有中国人担任这类商学院和跨国公司的CEO。
我们不否认中国人才中缺乏创造力，缺乏领导力，缺乏影响力。
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直觉是，恐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我在2010年8月清华大学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和在2011年2月黑龙江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都强调了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问题。这个讲话被广泛传播，这个观点受到广泛认同。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是后天会把它们磨灭。完全有可能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由此来看，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扼杀”了。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不到培养，那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因此，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的问题。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杀，在个性发展受压抑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结论是，我们培养出的人的“方差”小，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为地压缩小的。
“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发展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这样，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观察，即人
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在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如果说在知识和能力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话，那么我的第三个观察是，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我们的问题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了。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的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养的“方差”大，是指太差的人不在少数。这在反腐中暴露出来的案件规模、程度中可领略，多么让人触目惊心，不可思议。这其中很多都是那些高智商、低人格的人做的。知识水平高，做人很差的，就是钱理群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这就要来审视我们的“人才”观了。正因为我们对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紧迫感，所以就特别重视“才”。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呢？不但“杰出人才”的培养仍是问题，而且轻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造成更严重的问题，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讲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他们讲的都是先做人，再成才。我在2014年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开学典礼致辞中的主题，就是“人”重于“才”，这是因为人不仅是工具，更是目的。因此在
我看来，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
以上是我对当前中国教育问题和这些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三个观察，可以用“均值”和“方差”来概括：一是我们的优势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均值”较高，这对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起了推动作用。二是我们的劣势是基础知识特别是能力的“方差”太小，杰出人物太少。这就导致创新不足，对未来中国经济以创新驱动发展非常不利。三是教育除了为发展经济服务的功利作用之外，教育对人的素养培养和人的价值塑造以及对文明社会建设更为重要，而人的素养的“均值”低却“方差”大，是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掣肘。
第三篇：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
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感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理解是,杰出人才就是指创新型人才。因为人才的概念是很宽泛的,科学创新并不是杰出人才的必要条件。我们有很多很好的企业家,他们本身不见得在科学技术上有什么发明创造,但是他企业办得很好。当然,作为杰出人才一般都不是因循守旧人士,往往对新事物有敏感性,如果缺少了这方面素质,也不会成为杰出人才的。一个人如果能不断吸取别人提出的创新性思想,而且付诸实践,同样是难得的杰出人才。
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毛泽东曾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除了实践之外再没有其它的来源。创新要主观符合客观,就只能从实践中来,不能从书本中来。“如果书本的知识反映了实践,那么间接地从书本中提出一些待解决的问题,这是有可能的。但如果理解为人的正确思想,包括科学的创新,要从书本中来,就大错特错了。”
学校教育是什么?学校教育的特点是学习现成的知识、间接的知识、前人的知识。这些知识是科学的知识,认真学习是必要的。如果不学习书本的知识就无从创新,因为“新”必须从“旧”来,对旧的东西不了解是谈不上创新的。但学习书本知识,毕竟与参加实践是两回事情,对前人知识的掌握需要时间、需要实践。“做习题跟做科学研究是很不一样的”,真正培养出人才的是实践。“实践出真知,学习书本知识也不是假知,但是它不深刻。”学校的作用是把优秀人才的种子选拔到一起,让他们发芽“共振”,达到共同成长。所以说学校的作用是培养大量对社会有用的杰出人才。
但是,我所说的学校教育,主要是指大学本科以下的教育。至于研究生的教育,就又是另一件事。中国的大学本科教育,并不比发达国家差,有些人甚至认为比某些发达国家还要好一些。但是,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就比发达国家差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科学研究均只会做“跟踪”式研究。例如,国家863计划所支持的就是“跟踪”式研究,说得难听一些,就是“模仿”,甚而是“抄”。老师只会“跟踪”,教出的学生当然也只会“跟踪”。还有一重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清华大学王义遒副校长所提出的尖锐的问题:当今中国是否需要创新型人才?现在是钱学森教授说需要,温家宝总理也说需要。但如果只是“口头”上需要,并不付诸“行动”,那是绝对涌现不出创新型人才的。
我从理论上回答钱学森之问:寄希望于学校教育大量培养创新型人才,从认识论来看,这是背离认识论的客观规律的。只能说学校教育为大量培养创新型人才创造一定条件,打下一定的基础。“将相本无种”,“将”和“相”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是1000多年前大文学家兼大思想家韩愈说过的“怪话”。但我认为韩愈的这段“怪话”,还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应该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也有,但愿出重金购买千里马的“知音者”不常有!当今“不知、不善用或知而不乐用千里马”的现状,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第四篇：清华北大为何培养不出一流人才
清华北大为何培养不出一流人才
不管清华北大在世界大学之林中处于什么地位，毋庸置疑的是，这两所大学是中国当之无愧的一流大学。然而，让这两所一流大学尴尬的是，1949年过去都60多年了，除了培养了一些国家领导人外，却难以培养出真正的一流人才来。按照仙逝没有几年的大科学家钱学森的说法，中国大学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很明显，清华北大也包括在“中国大学”之内。善良的人们不禁要问了，清华北大为什么就培养不出一流人才来呢？
其中原因肯定不少，但人们常说的是，由于清华北大的师资队伍中缺乏一批世界大师级学者，故而就缺乏一批世界领先水平的学科，培养不出一流人才来就是理所当然之事。而据我这个在应试教育苦海中垂死挣扎了十几年的老九来看，虽然教授们逃脱不了责任，但更主要的是，清华北大招收的学生压根就不是一流人才胚子。由于招生录取制度的单一浅薄，中国的大学只会通过单一的考试分数选拔所谓的人才，在如何发现识别选拔优秀人才方面还缺乏起码的经验。可能清华北大里的各路状元和培养出状元们的各路名师就急的要骂娘了，且慢——先听我把话说完再骂也不迟。清华北大每年几乎把全国各省市的状元一网打尽了，可惜这些状元只是应试分数了得，其它方面则未必了得，而后者才是成为一流人才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的学生只是被迫接受了一种填鸭式的应试教育，而说不上已经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包括国民教育或者叫公民教育。良好的教育绝不是学生具有唱歌跳舞弹钢琴的特长，更不只是获得了比较高的文化课考试分数，它还要求学生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道德判断力，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和强健的体魄。这将为学生上了大学乃至毕业以后人生和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可惜我们的各级学校除了最爱的分数以外，其他的什么价值观、道德判断力，辨别是非的能力和强健的体魄，就都顾不上了，能在课堂上照本宣科进行大而无当的说教，就已经是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了。
要想成为一流人才，就必须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全球一体化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未来世界变幻莫测。今天人们在大学里学习的不少知识，很快就会变成明日黄花，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未知世界。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人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那就是必须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也就是自学能力，随时根据现实环境的变化而学习，充实完善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自学能力需要学生在十几年的学习期间通过老师的指导训练获得，同时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以及持续不断的求知欲望。可是，在中国的学校里，课堂上老师用的是填鸭式的满堂灌，课后是高强度的题海训练，培养不出自学能力不说，连思维方式也成了僵化死板的条件反射，尽管许多高考分数很高的学生聪明勤奋，但在中学阶段已经被日复一日的机械训练磨钝了求知的激情，早就丧失了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各地的高考状元中虽不能说全是这样的学生，但这种学生为数肯定不少，清华北大招了这样的学生，明明是小家碧玉的宠物猫，却要把它培养成威震百兽的虎大王，这可能吗？
要想成为一流人才，还应当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创新欲望。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涵盖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步的源泉。”是啊，只要有了好奇心和痴迷执著不顾一切的狂热激情，人才才可能为自己即将从事的事业倾注全部的心力，从而作出非同一般的成就。人类文明史上的所有伟大创造，无不是来源于这种想象力和创新精神。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根本动力。让我们沮丧的是，应试教育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压榨学生的分数，学校和老师们无所不用其极，经过他们十几年齐心协力的努力压榨，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丰富的想象力早被扼杀殆尽了，旺盛的创新欲望还从何谈起呢？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想成为一流人才的学生更应当具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理想抱负不能说学生们没有，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想抱负啊！考上清华北大，将来有一份能赚大钱的工作，这种庸俗的理想比比皆是，而不少学校还把它表扬为“脚踏实地”。为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属于自己的哪怕是最微小的贡献，这种雄心壮志已经被广大师生视为可笑的说教弃之如敝屣。清华北大毕业出来的高端学子，不少都漂洋过海，宁愿做高级打工仔，也不愿对生身故国尽一点社会责任，这其中当然有国家的过错，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自是一大原因。江山如此多娇，而国家总是多难，一百年了，我们似乎
还在原地打转，一流人才如果没有一种“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和自信，谁还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前途所在呢？
要想培养出一流人才，就必须招到一流人才的合格胚子，在这方面，哈佛、耶鲁等世界一流大学就比清华北大强多了，他们绝对具有世界一流的招生眼光。要想被美国的这些顶级名校录取，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除学习成绩优秀外，院校一般要求申请者在下述至少两个方面“能力超凡”：音乐、艺术、社会服务、领导才能及体育运动。此外，申请者有无“高贵的灵魂，独特的视角，孤傲的雄心”，也是考察的重点。
而且美国的这些顶级名校为了办出自己学校的特色，都有自己的一套招生标准，标准之苛刻，不能通融，让人难以想象。耶鲁大学的招生官员曾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中国学生，对历史学非常感兴趣，在中学阶段就通读了《剑桥中国史》和《资治通鉴》，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的所有中英文著作他如数家珍，还发表了一些历史方面的小文章。这样的学生简直就是一个历史天才，加以悉心培养，将来肯定是杰出人才，如果这个学生参加清华北大的自主招生，被录取上是不成问题的。但耶鲁最后还是拒绝了他，原因不是这个学生的考试成绩不行。
这个学生是住校生，面试官就问他：“晚上睡觉前你和宿舍里的同学都聊些什么?”他回答说：“我给他们讲各种各样的历史故事。”面试官却不以为然了，他们美国式的思维认为，一个正处在青春期的男孩子，晚上睡觉前和宿舍里的其他男生聊的不是女朋友就是足球，谁会有兴趣去听你的历史故事呢?这个学生的回答只能说明两个问题，要么他说的是假话，要么他和周围的同学不合群。而这样的学生是不符合耶鲁大学的招生标准，耶鲁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从事公共服务的领袖，一个不能和周围其他人进行良好沟通的人，未来怎么可能率领大家作出巨大成就呢?因此，尽管该学生可能将来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但因为不符合耶鲁大学的招生标准，耶鲁还是没有录取。（2013年4月22日《中国青年报》）
这说明世界一流大学在甄别发现选拔潜在性人才方面，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正因为它们有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目标，才在招生时想方设法找这样的人才
胚子，进而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清华北大如果不在这点上下一番功夫，倘若还是在各地高考状元的“掐尖”招生上作无谓的竞争，即使招再多的高考状元，照样还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第五篇：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顶尖记者
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顶尖记者？
(原载2012年2月9日《环球时报》)
深夜一点，在电脑前埋头几个小时批改采写作业的司久岳突感不适，想起身伸展一下僵直的身体，没站稳，一头倒地，昏厥过去。4个月后，已经偏瘫了的这位清华大学国际新闻教授对我说，他在清华大学办理了停薪留职的手续，将离开清华新闻课堂，坐着轮椅，奔向他心爱的新闻战场——到前南斯拉夫重新当记者。
57岁的司久岳早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英语采编专业。他是新华社海湾战争报道组组长，多次报道奥运会。他还做过白宫记者。他是我创建清华大学国际新闻传播专业十多年来，聘请的最优秀的新闻学教授，是中国新闻教育界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教育工作者。我当年聘请他来清华，是梦想凝聚一批像他这样的新闻高手，完成汪道涵先生提出的目标：把清华变成国际新闻尖端人才的摇篮。
1998年深秋，我去哈佛前，专程去上海看望汪道涵。汪老与我讨论西方媒体操纵西藏报道时，提到了哈佛大学奈鼓吹的软实力这个新概念。汪老说，我们要用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精神来重视国际新闻尖端人才的培养，要使中国新闻界在国际传播领域能与西方传媒界平等对阵。
十多年过去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国内外媒介景观、国内舆论市场都在发生巨大变化。面对当前国际传播的严峻形势，我和司久岳日益感到当年汪老提出的中国亟需国际新闻尖端人才的紧迫性。
我一直认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目标是提高软实力的竞争力。软实力基本要素有两点：观念的竞争和故事的竞争。观念的竞争指，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学术理论界的竞争，更多的是理性思维方面的竞争，是学者之间、智库和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竞争。
司久岳教授通过他的新闻采访写作课，教大家如何提高故事的竞争力。故事的竞争就是看谁的故事讲得好，讲得有人愿意听，传播的速度快，传播面广。故事具体而言是指文字、图像、情绪、感性方面的传播力。故事传播的是一种形象思维或者是感性思维。
软实力的竞争最表面的是人们每天接触的网络。网络传播两方面内容，故事和思想。网络媒体的信息源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于传统媒体，一方面是来自于思想库、研究机构或者大学。我在教学和科研中，更多强调作为思想库的大学是思想政策和观念的策源地，强调的更多的是理论的创作。而司久岳更多强调的是，作为大学的新闻教育，不是培养思想者、理论者，培养的是故事的叙述者，是讲故事的人，是形象思维者，通过故事承载观念和思想。例如，通过采访一个好的人物，对一个新闻事件的深入报道，对一个社会问题的深入揭示，通过这个故事的讲述，来传播和承载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新闻记者的作用。说到底，新闻记者是讲一个故事，不是在传播理论。近年来，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后，中国官方媒体总是批驳西方媒体相关报道。为什么要批驳西方记者采访的这些新闻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故事讲得有力量，具有强大的渗透力。的确在很多报道中，西方媒体充满了偏见和事实性错误。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媒体去批驳西方记者的涉华报道，主要原因还是他们故事讲得好，有感染力。如果西方记者讲的故事苍白无力，整篇都是空话、套话，中国媒体也用不着去批驳，因为那样的新闻报道在国际上是没有市场的。而大量中国媒体和记者在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故事讲得太差，或者说，不会讲故事。
为什么中国记者不会讲故事？写的东西没人爱听、爱看呢？说到底是当前中国新闻教育太缺乏像司久岳这样的专业教授。
中国有上千所传播院系。但是，哪一家是经过中国新闻界资深记者和总编们认证？几年前，我曾提出，在中国记协设立一个中国新闻教育资格认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员由的资深新闻工作者组成。新闻教育不能办成新闻学院的理论家们每天唱卡拉OK，自己给自己打分，自己认定自己的资格。
中国由于新闻教育办得滥，社会上有这样的说法，数学学不好就去学新闻；外语学不好，就去学新闻；别的教不了，就去教新闻；找不到工作就去当记者；考不上大学就去当记者。新闻工作好像是一个不需要具备专业知识，专门技能，专门手艺的行当。
新闻记者不是不需要任何门槛，而是一个高门槛、高智力的职业，我们要给新闻学一个清晰的定位，新闻学是用一种人文的、人性的和人道主义的视角，培养讲故事的匠人和艺人。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凯瑞在给新闻学定义时说，新闻学是一种描写的艺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这就像物理学家在实验室，通过实验结果，描述宇宙，描述基本粒子，是对现实的一种描写。作为记者，更是报道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比如报道国际问题、经济问题、农业问题、健康医学、环境生态等等。为此，相应领域的记者，既要掌握高超的新闻报道与写作技能，还要知晓相关领域的知识。
司久岳是位新闻匠人。我一直希望大学对司久岳这样的新闻学教授的考核和引进，要走一条与传播学教授考核标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认识几个国际新闻教育家。我问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托平教授，学校对你有无写核心期刊论文的要求？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他说，“我除了上课，就是抽空在家里写纪实文学或小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尼克勒斯.雷曼只有本科学历，他不写学术论文，而是在《纽约客》上发表专栏文章。我问已故斯坦福大学新闻系主任Bill Woo，”你每年要写几篇核心刊物论文？”他说，“从来没写过。我是教专栏文章写作的，我抽空给报纸写点专栏文章。”我问迈阿密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纪录片教授桑杰夫，“你们学校对你进行学术论文考核吗？”“我们学校只希望我多拍摄出有影响的好片子。”桑杰夫的纪录片《水》获得了国际大奖。
《华盛顿邮报》医学记者布朗是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博士，他一周在报社上4天班，另一天在一家医院出门诊，给人看病。他说，“这样做是确保我作为
卫生记者能时刻跟上医药界的最新发展。”在日新月异的媒介发展中，作为新闻教育工作者更应该置身于新闻一线中。
再过几天，司久岳教授将坐在他妻子推着的轮椅上，去巴尔干半岛当记者了。他以后不用再参加每年一度十几个教授坐在一起开的例行的学术考评了。从今以后将是他的读者，每天用亿万双眼睛，盯着他发自贝尔格莱德的新闻作品，给他挑错，对他进行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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