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和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
我和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
王宁
(本文发表于《学林春秋》第三编下,朝华出版社1999年版)
1958 年,我大学本科毕业,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汉语教研室,教了三年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1961年考上北师大陆宗达先生的研究生,专攻文字训诂学,从此走上 教研传统语言文字学的道路。30多年间,曾有过两次改行进入文艺界,但是与自己的旧业棒打不散,放弃了各种优越条件,仍然回到人们视为既冷又苦的中国古代 语言文字学道路上来。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12岁以前他教我读《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凭着这点底子和在高中、大学学到的零零星星的文言文,我走进陆宗达先生文字训诂学的课堂。第一年点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同时用大徐本作《说文》系联。这工作就是把《说文》甲条中与乙、丙、丁„„诸条有关的各种形、音、义材料,全部抄到乙、丙、丁„„诸条下,九千多条——如此处理,毫无例 外。段注的后面,明明印着一个《六书音均表》,但陆先生不让看,要我们自己把《说文》的非形声字(包括象形、指事、会意)按黄季刚先生的28部19纽全部 填入韵表,再把所从之字系联上去,九千来个字也无一例外。开始作着还新鲜,有时能碰上几个疑难问题,翻翻弄弄,兴头挺大,但耐不住一天十几个小时就干这么一两件事,要不是50年代培养出来的那点“自我改造”的精神,早就不知道当几回“逃兵”了。半年以后,陆先生开始请萧璋先生为我们讲《毛诗》,请俞敏先生为我们讲《马氏文通》,他自己讲《论语》、《孟子》、《左传》,老师们讲的篇目并不多,可要求我们自己连白文加注疏一起点读。本来,《论语》、《孟子》的 白文不少人都是通读过的,可陆先生指定的书是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和焦循的《孟子正义》,这两部书引证经、史、子书的广博,当时实在令人吃不消。我记得初读时光查、记引文的书名、篇名,就整折腾了一两个月,这才不至于把人名、官名、书名、篇名当生词给讲到文儿里去。凭着我们在批“厚古薄今”、批“考据学” 氛围中幸存的那点古文底子,笑话闹了一大堆,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去就是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听刘盼遂先生讲《说文》的《一部》和《亥部》。《一部》加重文共6 个字,《亥部》加重文共2个字,这8个字刘老讲了三回没打住,又补了三回,于是我的笔记上错别字加拼音,整理笔记比听课用的时间还长。听讲还这样,自己点读古人的注疏会是怎样,那就可想而知了!我日记上记着,1962年4月,我把点读过的《说文解字注》拿去给陆先生看,陆先生一边翻一边乐,没批没改,只对我说:“再去买一部重点吧!”连着点了三遍《说文解字注》,还同时把《说文》大徐本和小徐本仔细对校了三遍,心里刚豁亮了一点儿,又上来一门音韵学。有了填韵表的底子,声、韵、调不生疏了,可等韵学的那些跟现代科学难以挂上勾的术语,也够让人头疼一阵子的。幸亏陆先生讲音韵学从来不先摆弄空泛的道理,总是 从实际的训诂材料出发,要我们先把该背的背下来,用熟了,才过细地讲音理。后来我知道,陆先生跟黄季刚先生念书的时候,季刚先生就是这么教他的。
我当时已经是一个充满了当代意识的人,与古人的隔膜真说不清有多厚。特别在这样过古书阅读关的同时,我还认真地选了一门马恩原著选读的课,读《反杜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自然辩证法》、《社
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六本哲学著作,两者的反差使我无限惶惑,陷入矛盾与思考之中:一个现代人是否有必要如此去接近古代?如何尽快地去接近古代、与古人对话?面对文化积淀如此深厚的古代文献,我们这一代人继承遗产的能力究竟能有多强?如果我们过这一关还这么艰苦,还有可能再往下传吗?我一边刻苦读书,一边努力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终于从自己学习的甘苦中明白了:一个略通训诂学的现代人,首先需要积累大量的先秦文献和注释、纂集、考证材料。要想在同样勤奋的前题下加快这个积累的过程,重要的是作一个明白人,知其所以然地去攻读,把握科学方法去积累。形成语感与明了语理本来就是相互促进的,熟读与弄懂应当同步进行。从那时起,我便进入对训诂材料中反映出的诸多文献语言现象进行理性思考的阶段。那时候,我每两星期到陆先生住的前清厂去一次,一方面给先生办事,一方面有机会问问题。其实,笔记上,书头上和心里攒下的读不懂的书是一大堆,但我从不去问“这段书怎么讲”或“这个字怎么解释”。陆先生常说:“书看不懂,再往下看,看多了就懂了,不要急着问。”我也觉得,占用老师那么宝贵的时间问他一两个字,等于拿老师当字典。尽管陆宗达先生对古代训诂和《说文》的熟悉,够得上是一本“活字典”,但学生这样来消耗老师的时间,是很不恭敬的。我问的问题经常是:“这个现象该怎么理解?”所以,我每次去先生那儿之前,都要把读书中遇到的各种现象作一个整理,并试着去解释它,然后拿到先生那里去请教、讨论。久而久之,这种师生的讨论形成了一种习惯,每次我去,不等我发问,陆先生总是先说:“上次咱们谈的那个问题,我又有个新的想法”,或者说:“有个问题我正等你来一块琢磨琢磨。”也有时候,先生已经把好几本书翻开摊在桌子上、椅子上,专等我去了指给我看。我得到这种指导的益处实在太大了。我体会到,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把握现象,从现象的分析解释跨越到对自己本民族语言的理性认识,再把这些理性认识放到普通语言学的大环境中去对照、去思考,这是一个认识升华的过程,是摆脱盲目从材料出发的烦琐、重复的一剂良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学会读书,也开始培养自己重视理论的素养。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理解了自己的老师陆宗达先生,也理解了自己的太老师黄侃先生、章太炎先生,他们在传统被全盘否定的时代,把对祖国文化传统的无限眷恋,转化为认真去选择和培养学术继承人的教育责任感。而他们也在教导新一代有志青年的过程中,把自己的足迹踏向现代。这种深刻的理解和感受,便 成为我坚守在自己专业领域的一种动力,永远存在我的心里。
1964年,我自己感到已经走出困惑,读书之“苦”虽未绝对结束,但“苦尽甘来”的程度却在日渐加深,更有意思的是,我觉得自己抓住了传统语言文字学方法中的许多朴素的或彻底的辩证方法,在感受古今差异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发现了古今的沟通,更是喜出望外。研究生的幸福时代也就在这个新的起点上结束了。这里,我还要说到的是跟我同届的8位研究生同学——王玉堂、杨逢春、谢栋元、钱超尘、余国庆、黄宝生、傅毓钤、张凤瑞。我们是50-60年代第一批专门面对古代“小学”的研究生,我们一起承受了批判“厚古薄今”的巨大压力,经受了自身古与今思想冲突的考验,经历了步入古代文献的艰苦学习历程。陆宗达先生常常提起我们这些他的头一届研究生,他为了带我们牺牲了其它重要的机会,但他说,他不后悔,他在60年代初,便使那么多的年轻人站在维护民族文化的立场上,这是他献给国家的一笔财富。
1964年,我回到青海,先是“四清”,后是“文化大革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七下农村牧区,在高原最贫瘠的山坳里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与农牧民相处,远离了专业,更远离了高等教育。献身祖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激情,泼上了一瓢冰水;但是,被无限强化了的理想时时在胸中翻腾。曾经吃过那么多苦头读得刚刚入门的书,当然也是打心眼里珍惜的。每次下乡,《说文》和《十三经注疏》,总是选几册线装本夹在枕头里带下去,后来改带《史记》、《诸子集成》。怕把音韵的字表和韵部忘记,抄成一张张的小纸片,藏在笔记本的包皮里头,遇到问题就拿来查。在海南和果洛,对照这些韵表学习安多藏语。为了看书,常常争取住马棚、厨房。也有一两次,房东家里宽绰,自己可以单独在柴房的炕上睡。那是运动期间,文化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读书是冒险的。出乎意料的是,偷偷读书偶然被房东和农村干部发现了,并没有使我遭受打击,迎来的反而是心照不宣的保护和尊重的目光。有一回,我忽然发现,房东让她的小女孩锁儿,偷偷在我的油碟里加了两根灯捻儿,还用一块破毡,挡住了我的窗户。烧灰肥是青海山区十分艰苦的农活,照例,这种活儿我们是必须跟着上山的。可出工的那天,大队长忽然悄悄对我说:“人手够了,你别去了,在家念你的书吧!”面对一年只有180斤原粮、土豆熬汤多加一把青稞面就算过年的善良农牧民,我忽然明白了:自己读的那些书,农牧民们谁也不懂,但是他们希望我读,鼓励我读,帮助我读。我忽然感到,自己已经得到一种真正属于祖国和人民的理解和默契:为自己的民族和人民找回她们自己的文化精华,这应当是我从事这个专业的更为根本的目 的。
或许正是这个潜在的动力,使我能够忍受各种艰难、委曲、压抑,留在这个被称为“长线”、“冷门”的岗位上。也正是那种与民族、人民默默相通的感受,使我进一步理解了我的太老师黄季刚先生,他在那个时代,宁肯背负“守旧”的十字架,为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读了、批注了那么多的古书,直到49岁临终的前一天,仍手不释卷。他毅然抛弃仕途,嘲讽名利,背离时潮,坚守故辙,这绝不是任性,更不是保守。民族文化是不属于个人的,它是若干代人共有的财富,践 踏她、舍弃她、甚至冷落她,都是对人民的一种背叛。我明白了,陆宗达先生提起季刚先生为什么怀着无比的崇敬,他又为什么坚持用季刚先生教他的办法来教我们。
我的认识正是在那个“知识无用”、“古文化反动”的时代得到了深化;我的心正是在那些被饥饿和贫困笼罩着的山村和草原上,面对不识字的父老乡亲而安定下来。我在那时便已完全懂得,传统语言文字学讲究的是朴学精神,古文经学家喊出的口号是“为实”和“实事求是”,也就是说,应当从现存的典籍中,通过语言文字的解读,找回历史文化的本来面貌。这门学科当然自身是一种历史文化,同时也是解读古书的工具。研究历史文化的学科,比起研究现实问题的学科,已经注定是“冷门”,研究历史文化的工具学科,当然更得是“冷门”。“冷门”不等于不重要,相反的,因为需要的人不可能很多,反而更要精心保护。再加上,一进入这个学科的门儿,从打基本功起,就得不断地读书。或从第一手材料里找到解读疑难字词的证据,或从第一手材料里归纳总结语言文字的规律。这个掌握第一手材料的过程,无论如何不能跳跃,也不能减少。这门学科和急功近利、风头主义的浮燥风气,永远是格格不入的。能守着这个专业坚持到底的人,应该既是养成了 踏踏实实治学态度和读书习惯的老实人;又是对民族文化有真正的感情,富有高度责任感,从而能用一颗火热的心为之献身的智勇者。在阴冷的山谷里,夜听松涛呼啸,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是否愿
意忍耐寂寞?是否能够吃尽苦头?如果永远没有风风光光地传播这些优秀传统的机会,自己能否象黄季刚先生那样,背负着“封资修”甚至“反动”的十字架,留在这个既属于过去,又应当属于未来的“寒冷”地带,通过教育,为自己的民族,留下一些文化的火种?我也不止一次地回答自己:“我愿意,也能够这样作。”我对自己说:“如果有一天,我还能从事自己的专业,我将去其艰涩,求其平易,让它尽量贴近普通人民。”
1976年,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大转折,从这一年起,学坛开始复苏,教育开始振兴,也使我献身传统文化教育的宿愿,得以实现。那时候,我已被迫离开学校,在青海省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作影剧、音乐、舞蹈评论工作。1979年,我又被借到文化部去作电影剧本的评审工作。但是,从事传统语言文字学教育的志向不减当初,我时时准备拒绝文艺工作,仍然回到学校去教书。这一年,陆宗达先生应北京出版社的约稿,要把1957年写的《训诂浅谈》扩充为《训诂简论》,出版社天天催促,工作进展却十分缓慢。陆先生把我找去,要我帮他在最短期间完成这个任务。我得益于研究生时与先生的师生对话,得益于20年死死保存不忍被抄家抄去的谈话记录和自学笔记,按先生的意思完成了书稿。其后,我陪陆先生去社科院等处讲《说文解字》,也是借助于对老师教诲的时时研习,我总是不需指示便替先生写好板书。陆先 生曾说:“带着你,我省了大事儿了!”也许正是这种教与学的默契,使陆先生萌发了要把我调到身边的念头。他催我返回青海师大去上课、评职称,同时向学校和教委申报调我来师大作他的助手。于是,我放弃了即将拥有的优越环境,准备回到本行教书。但是,调回母校虽有陆先生极力奔跑,仍十分艰巨。经历了整整4年,到1983年,我才在许多界外朋友无私的帮助下,最后得到段君毅书记亲自的批示,正式调进北京。不管怎么说,我终于回到陆先生身边,直到先生逝世,前后整整8年,我和自己的老师有机会更深入地继续60年代的那种关于传统语言文字学的讨论。
80年代以来,我们讨论问题的中心是创建训诂学基础理论。汉朝、唐朝和清朝的训诂大家,对语言文字现象感受十分锐敏,要害抓得十分准确,最后的结论总是那么出奇制胜,让人初时料想不到,接下来又似乎尽在意中。其实,这些大家正是因为有一种符合规律的内在思路,所以工作很少出错儿。可惜的是他们并未把这些思路总结成通论;描绘现象、阐发规律时,又不太讲究使用科学的术语,使初学者学起来赞叹不已,自己一作却迷于歧途。我曾不只一次对陆先生说:“50年代,是您的《谈谈训诂学》和《训诂简论》带头呼唤训诂学的复生,但是没有奏效;60年代,是您带头培养了一批训诂学研究生,为训诂学的复生作了人才的准备;80年代,您理所应当成为训诂学基础理论建设的带头人,使训诂学有条件进入高等学校中文系的课堂,并引导更多的现代青年接受这门有用的学科。”我向陆先生呈上自己的学习札记。这些札记我是在农村、牧区和作文艺工作的时候抄写干净、编辑起来的。80年代初我回青海开训诂学时,曾将最基础的部分写成《训诂学》讲义,取得了还算不错的教学效果。陆先生让我再作一些加工,写成几篇文章,后来集成1983年出版的《训诂方法论》。为了配合《训诂方法论》给读者提供综合的训诂实例,根据陆先生的指示,我还同时整理出了一本《古汉语词义答问》,可惜这本书到1986年才正式出版。从1985年起,我协助陆先生带研究生,教学和指导论文的工作对训诂学基础理论的创建既是促进,又是检验。我在这些工作中的体会是,每一回我弄明白了一个“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就自觉了,一旦自觉了,书就读得快、记得牢,分辨和把握同类现象也就准确了,遇到疑难问题往往轻
车熟路,易于解决。我明白,一个知识结构与古人完全不同的现代人,是要用科学规律来思考的,不会甘心只知“当然”,而要追究“所以然”。这就是黄季刚先生所说的“明其理”和“得其法”(见《文字声韵训诂学笔记》,黄侃述,黄焯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1996年,我出版了进一步思考训诂学理论的《训诂学原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月版),我在自序里说:“一个略通训诂学的现代人,首先需要积累大量的先秦文献和注释、纂 集、考证材料。要想在同样勤奋的前提下加快这个积累的过程,重要的是作一个明白人,知其所以然地去攻读,把握科学方法去积累。形成语感与明了语理本来就是相互促进的,熟读与弄懂应当同步进行,轻视理论和轻视材料的不聪明并无二致。”说到语感和语理的相互促进,我的体会的确很多:
比如,开始作《说文》系联的时候,只以为陆先生的意图是让我们用这种办法熟悉《说文》。看见自己的老师碰到任何一个字都不用索引,直接报出“×卷×部”,又佩服,又羡慕,当然也愿意效法。直到这工作作到两三遍,才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汉字的构形是个相互联系的大网络,古汉语单音词的意义也是互有关联的系统。一个字的形、音、义不能孤立地单个讲解,必须找到它在这个系统中的位置,建立了横向联系,才能理解得透彻。段玉裁改《说文》不是主观臆测,而是根据《说文》自身的系统来校订它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从1985年入学的硕士开始,通过系列的论文,描写了《说文》小篆的构形系统,总结出了汉字构形学,整理出分析个体汉字和描写各层面共时汉字构形系统的方法。以后,每穷尽地处理一批古文字,就使这种方法充实和完善一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正明白了,“六书”的前四书是关于汉字部件依其功能组合的事实描述,它所以如此简化,是因为许慎对小篆进行了理性的规范整理,根据同样的道理,在小篆前后的各种使用的古今汉字,虽远比小篆的构形模式复杂,显现出的构形规律与小篆不可能一样,但经过归纳整理,也是可以显示出构形系统的。这种认识,一直贯穿到对现代汉字的认识上。不能不说,没有多次进行过《说文》系联工作,是难以产生汉字构形系统的理性认识的。
又比如,章太炎先生的《文始》,是词族系联的奠基之作,这部书的《叙例》,提出了“孳乳”和“变易”的条例和因声系源的操作方法,非常难能可贵,但是也非常难懂。开始时,因为老师的讲课时常常提到,我试着读过一两次,都难以卒读。后来作完了《说文》韵表,再用来归到章氏23部古韵分部上,结合了《说文》的说解和谐声、读若等语音材料,逐渐明了了太炎先生的思路,又对着《叙例》 看正文,这才弄清了传统字源学是怎么一回事,从而把“因声求义”的方法总结出来。后来我跟着陆先生作《文始疏证》,提出太炎先生的依据、评判《文始》的正误,正是在经历了这一番语感和语理相互促进之后,才能着手的。
类似这种经历说不胜说,总之,我从自己走过的路体会到,创建基础理论,对引导初学者入门和防止务求者步入歧途,实在是太重要了。我没有忘记自己在山村、牧区存之于心的誓言:要对训诂学“去其艰涩,得其平易,使之更接近普通人。”在《训诂学原理》的序言中,我说:“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普及是忽略不得的。一门学科一旦走入‘象牙之塔’再也走不出来而与社会隔绝,离死亡也就不远了”。总结基础理论的确是一种不易被承认的工作。一种现象,初接触时迷惘困扰,脑子里翻江倒海,一旦弄明白了上升到理性,说出来却是如此平淡无奇。凡是总结得成功的规律都是十分平易的,不像解读一个谁也不认识的生
僻字那样显得功夫深。启功先生把这种平易的基础知识称作“猪跑学”,其实,没真正赶过上百上千头猪的人,还真 总结不了“猪跑学”呢!如果没有人总结“猪跑学”,而让每个现代的年轻人都到古书中云里雾里地从头摸索,我们将要损耗多少宝贵的时间,吓跑多少满怀热情奔 这个学科而来、思想准备又不充足的青年人啊!
陆宗达先生去世已经10年,我仍坚决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为了有效地保持传统,打好基本功,我一如陆先生当初带我们那样亲自带读古书,要求学生点读《说文》和《十三经注疏》,引导学生养成逐字逐句将一本书连同注疏一起从头读到底的良好读书习惯。但我知道,时代要求于现代青年学者的,比我作学生的时候要多得多:为了和国际学术界对话,他们要学习外语;为了充实更可靠的新材料,他们必须学习出土文字和新的典籍;为了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站在较高的起点上,他们 要广泛搜集全世界的学术信息;为了获得科学的方法论,他们还需要学习科学和哲学„„我们这一代人,要帮助他们解决古书阅读中的困惑,使他们由于理论的具备、自觉性的增强而加快第一手材料积累的速度,还要为他们使用先进的计算机更大量、更准确地贮存和整理材料创造条件。从1994年起,我们创建了汉字研究所,建立了以计算机为研究手段的古汉字与古汉语实验室,不断完善汉字构形学和理论训诂学,努力使传统语言文字学与现代接轨。这一切无非是希望使传统语言文字学更适应当代,对青年人多有一点吸引力,而防止这种对宏扬民族文化十分有用的学科再一次地断裂。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也正是希望在21世纪,传统语言文 字学领域里能产生更多出类拔萃的人才!
我的年轻朋友和学生,常常奇怪我会在讲解一个与现实并无直接关系的训诂学命题之后,不知不觉地提到“还没有获得温饱的人民” ——或许,在他们看来,他们已经进入中国硕士、博士学习阶段,和我说的那些还处在文盲阶段的人无论如何搭不上话了。也或许,他们以为这是50年代的人“过时的说教”。我想,这恐怕就是一种“代沟”吧!我深深感到,年轻一代在聪颖和智慧、锐敏和强记,甚至达到某种目的的坚韧与刻苦方面,都会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人,但是,他们的心里能否充容着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深爱,对祖国和人民的尊重和顾惜,和守住自己民族文化精华的高度责任感?唯有有了这些,他们才能跳出个人名利的诱惑,克服急功近利的浮燥,为伟大的事业而甘于自身的平凡,保持自己的强大而不去欺凌弱者,从而在人格和学术上,获得双重的成功!
第二篇:我眼中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我眼中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夏5000年的文明史中,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像是一条绵延不断的长河,它时而波澜壮阔、雄浑绮丽,时而细流潺潺、内敛含蓄,时而澎湃激荡、泥沙汹涌,又时而风平浪静,澄澈明晰……而旗袍的历史发展成为了那长河中最亮丽的一段风景。
经过《服饰文化赏析》课上老师的讲解,以及课下资料的查阅,我了解到,旗袍来源于满族旗装,而我们平时所提及的传统旗袍是汉人改良后的旗装,是一种新式的旗装。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创立民国,剪辫发,易服色,摒弃封建朝代的冠服等级制度为新式旗袍的诞生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封建礼教氛围中,妇女外露曲线是不可能的,所以传统旗袍的裁制一直采用直线形式,胸、肩、腰、臀完全平直,使女性身体的曲线毫不外露。二十世纪20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并逐步改变形成淑女型旗袍,其特点是腰身宽松、袖口宽大,身长适中,开衩至中便于行走。但不久,受欧美服饰影响,袖缩小,滚边改窄,衣长仅过膝,比以前更称身合体了。三四十年代,旗袍作为一种经典而又时髦的样式风靡全国!后几经改变,旗袍更加简洁、轻便和得体,借此机会,以线条流畅,能够充分显示女性风姿风韵的流线型旗袍时代正式开始。
经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风靡后,50年代的旗袍发展进入了瓶颈期甚至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再近些年,经历历史发展低谷的旗袍在时装中重新出现了,而且款式摆脱雕琢与繁复,结合流行趋势,融会西方时装特点,收腰合体,加大开衩,出现了衣片前后分离,有肩缝、垫肩、装袖,前片开刀,后片打折,突出乳房造型等剪裁技巧,这使得旗袍更能烘托出女性体态的曲线美,造型更加端庄秀丽。伴随着复古风尚的流行和影视文化的传播,旗袍已经露出流行的端倪,在国际时装舞台上频频亮相。更值得一提的是,旗袍已被作为有民族代表意义的正式礼服,出现在各种国际社交礼仪场合!
旗袍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像是盘花扣,它是古老的“中国结”的一种,延传至今,凝结了我国先民们的智慧和创造潜能。又如旗袍的制作材质——锦、缎、绉、绸,这些是中国生产的丝织面料,同样是中国的骄傲,代表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才智。在这些丝织物上,大多织有象征吉祥如意的中国古典风格图案,我想每一个外国人看见这些经典的图案都会脱口而出:中国!除此之外,中国的服饰文化与中国的民族精神又是一脉相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人的生活观、服饰伦理以及女性形象等都受到儒家礼教的深刻影响。在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思想熏陶下,我们中国人主张自尊,讲究含蓄、中庸,因此无论是身体还是形体都不可显露出来。也因为如此,中国女性的身体曲线掩藏在宽松的裁剪中,使她们有种优雅、端庄、婉约的传统形象。这种形象体现了中国服饰的力求稳重、平静,同时也有助促进安宁、融洽和礼让的人际关系。
旗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服饰,它牢牢的牵连着中国的传统服饰文化甚至中国全部传统文化,已经不能只被称为传统服饰中的一类,更应该说是传统服饰的代表和典范。我之所以在写这篇《我眼中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时,要用如此大量的笔墨写旗袍,正是因为旗袍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一种象征、标志、一种骄傲!而旗袍是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体现,服饰文化又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所以了解旗袍,理解服饰文化的深刻内涵,研究服饰中所承载的文化意蕴和历史内涵,对今天认知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也许悲哀的是我国经过新文化运动,破旧立新以及文化大革命,再到后来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但是我相信随着人们文化水平渐渐提高,内心空虚逐渐暴露,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会更高,更有韵味的东西会随之出现,单调纯粹的功能性物品将不能满足人的需求,中国传统文化将重新被人们重视和欣赏!我们正处在加入重拾传统服饰文化潮流的最好时机中,希望所有有志强国的同学们从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开始,逐渐深入理解文化内涵,感悟民族精神,最终也能为积淀新的中国文化出一份力。
第三篇:语言学
1.什么是音素?什么是音位?什么是音位变体?三者有怎样的关系
音位和音素都是最小的语音单位,但二者不是一回事,它们既不相同,但又有联系。音素是从音质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语音单位,也就是说,是从语音的物理属性和生理属性角度划分出来的,只要是音色上有差别,就是不同的音素,而不管它是否区别意义。音位是从语音的社会属性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语音单位,只有具有社会性特点,具有区别词形和区别词义作用的语音单位才是音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音位实际上概括了好几个近似的音素。因此,音位划分考察的是与意义的区别相对应的语音差别,与意义区别无关紧要的音质上的差别则不加以考虑,的音素,因为音素a比较典型,所以就选择它来作为这一个音位的代表。一个音位可以是一个音素构成的,也可以是一组音素构成的,这组音素在音质上彼此有区别,但是不能区别词的语音形式,语音感上又比较近似,所以概括在一起。由于划分角度不同,所以同样一个最小的语音单位,从自然属性角度看是音素,从社会属性角度看是音位,比如p和p‘,从自然属性看,是两个不同的音素,从社会属性角度看,则要结合具体的语言来考察,在汉语中,它们是两个音位,在英语中,它们是一个音位。为了同一般音素相区别,音位音标都用两条左斜线分隔开,如/a/、/p/、/k/、/b/等等。
2.为什么说音位总是属于具体语言或方言的为什么说音位总是属于具体语言或方言?
每一种语言或者方言都有着自己的一套音位系统,这些音位都在具体的语言或者方言中起着区别意义的作用,离开了具体的语言或者方言,它们的作用也就不存在。比如我们不能将英语中的音位和粤方言中的音位等同起来。不同语言中,语音体系也不同:音素和音素的差异是否构成功能差别也不同。相同的音素进入不同的音系,其相互关系可能不同(每个语言/方言的音位及其内容不同)英语[P][P']不出现在相同的环境中,不会造成意义差别。people/speak→一个音位/p/汉语则是两个音位.再如/n//l/的对立。语音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同的音素能否区别意义,完全取决于语言的社会习惯而与实际音质差别的大小无关。属于不同音位的音素即使差别很小,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却对它们很敏感,能准确无误地区分开来。属于同一音位的音素即使具有明显的差异,说这种语言的人却对它很迟钝,往往不能自觉地意识到。
3.元音与辅音的区别
元音和辅音有四个方面的区别:第一,发元音时,呼出气流不受阻碍,发辅音时,呼出气流要受阻碍;第二,发元音时,声带要振动,发辅音时,声带有的振动,有的不振动;第三,发元音时,发音器官保持均衡紧张,发辅音时,只有形成阻碍部分保持紧张;第四,发元音时,呼出气流较弱,发辅音时,呼出气流较强
4.影响元音音质的因素有哪些?
决定元音音质的差别因素有三个:发音体、发音方法、共鸣器的形成。
所有元音的发音体和发音方法都是相同的。
因此,元音音质的差别主要是由共鸣腔的不同形状决定的。所有元音的发音体都是声带,发音的方法都是让肺部呼出的气流冲击声带,使声带发生振动,然后让气流毫无阻碍地通过声道。元音音质的差别主要是由共鸣腔的不同形状决定的,一般元音音质的不同主要是由口腔的不同形状造成的。
5.解释元音舌位图
6什么是音节?并举出汉字里子解释音节结构
音节是是人们在听觉上能够自然感觉到的最小的语音片段。
第四篇:语言学
1.中国、印度和希腊-罗马在传统语文学的研究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2.运用语言的交际过程大体上可分为:编码—发送—传递—接收—解码。语言学关心的核
心是编码和解码的过程。、3.人的大脑分左、右两半球,中间有“脑桥”(神经纤维)连接。/大脑的左半球控制语言
功能,掌管抽象的、概括的思维。/大脑的右半球,掌管不需要语言的感性直观思维。
4.语言符号系统是一种分层装置,这种装置靠组合和替换来运转
5.组合关系(名词解释):符号和符号组合起来,形成高一级的结构,处于高一级结构中的各个符号,成为结构的成分,结构中各个成分的关系称为组合关系。Eg:“我进城”,只能一个符号接着一个符号一次说出来。
6.聚合关系(名词解释):如果一些语言符号或更大的单位在组合结构的某一环节上能够
互相替换并且替换后结构关系也不会改变,那么这些符号在结构中就具有某种相同的作用,它们自然地聚集成群它们彼此的关系叫做聚合关系。Eg: “红花”这个符号结构,“红”可以被其他形容词替换,“花”可以被其他名词替换,这两组词各自构成一个聚合。
7.一般人自然而然地感觉到的自己语言里最小的语音单位是音节。
8.音素是从音质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的线性的语音单位。Eg:不送气的[p]和送气的[p]是
汉语和英语中都有的,但他们的作用大不一样。
9.语法结构的递归性(简答):因为语法的组合结构一层套一层,所以同样的结构规则尽可
以重复使用而不致造成结构上的混乱同样的结构可以层层嵌套,借用数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结构的递归性。
正因为语法结构有递归性,我们才可能用有限的规则支配相对有限的词去造出数量上无限多、长度上不受限制的句子。递归形式语言富有组合上的弹性,能根据表达的需要而屈伸自如。如果没有递归性的特点,语言就无法成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10.形态(名词解释):在有些语言中,词与词组合时形式要发生变化。同一个词与不同的词组合就有不同的变化。这些不同的变化形成一个聚合,叫做词形变化,或者叫做形态。词形变化包括:附加词尾、内部屈折、内根。Eg:英语动词give-given-gave等5个
11.句法同义(名词解释):几种句子格式表示相同或相近的动—名语义关系,称为句法同
义。Eg:“我打破了杯子”和“杯子被我打破了”都表示了“施事(我)—动作(打破)—受事(杯子)”这个动-名语义关系。
12.句法多义(名词解释):同一句子格式,表示几种不同的结构意义。Eg:“通知的人还没
有来”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动-名语义关系。
13.社会的发展变化首先在一般词汇中得到反映。h
14.词的词汇意义(简答):词是语言中的基本结构单位。词的意义可以分成两类。表示语
法关系的意义叫语法意义,而我们通常所说的“词义”是指词的词汇意义,它是语义研究的基础
词汇意义的主体部分是词的“概念意义”,也称词的“理性意义”;此外,次会议以还包含感情色彩,语体色彩,象征功能等其他与概念意义相关的意义。
词的概念意义是指说一种语言的人在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中形成的共同的主观映像,是认知的成果。包含几个方面:首先,它是对现实世界中各种现象的分类和概括反映;其次,它对于说一种语言的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最后,它必须是与某种语言的特定声音相结合。
词的感情色彩等其他意义是附着在词的概念意义上的。Eg:小偷、卑鄙等词带有厌恶色彩/诱导、诱惑是前褒后贬
语体色彩适应语言交际有多种方面不同的“得体”需求而产生的。口语色彩的词多利用当代仍在通用的语素及语素义来建造。Eg:“生日”在书面语时叫做诞辰。
词的象征义常和语言的民族文化特征相关。Eg:喜鹊在汉语和捷克语中都是一种鸟,在汉语中象征吉祥;在捷克语中象征小偷。
词的概念意义是词义的核心。
17.词义的概括性:词义对现实现象的反应是一种抽象的、概括的反映,而一般性、模糊性和全民性则是这种概括性的三种重要表现。/一般性:词义的概括把特殊的、复杂的东西变成一般的、简单的东西。/模糊性:词义只有一个大致的范围,没有明显的界限,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差别。/全民性:词义为语言群体所有人员共同享有。Eg:复合词的构成是复杂的概括过程,构成复合词的词根之起提示整个词义的作用。
18.(选择/填空)派生意义产生的途径就是一般所说的引申。隐身大体上可以分成隐喻和转喻两种方式。/隐喻:建立在两个意义所反映的现实现象的某种相似的基础上。/转喻:是两类现实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在人们心目中经常出现而固定化,因而可以用指称甲类现象的词去指称乙类。
19.句法语义范畴(简答):句法语义范畴包括:人称、时、指示 这三个范畴是负责句子与“说话者-说话地-说话时”挂钩的范畴,在哲学上也称作“索引”范畴。“人称”是与说话者挂钩的名词性范畴。Eg:英语中,说话者是第一人称(I/we)“时”是与“说话时”挂钩的范畴。Eg:许多有形态变化的语言有“时”的范畴,动词需要根据“说话时”定位而发生“过去/现在/将来”时的变化。“指示”是与“说话者位置”挂钩的范畴。Eg:汉语普通话中“这”表示“离说话人近”,“那”表示“离说话人远”。语气是表达“句子的言语交际作用”的范畴。几乎所有语言的句子都可以区分为“陈述/疑问/祈使”等不同语气。Eg:祈使句“go out!”“快走!”情态是体现“说话者对所言的主观态度”的范
畴,主要由情态助动词,情态副词或“我认为/我相信/我肯定”等小句来体现。Eg:“火车开走了”采取的是客观陈述的方式,说话者对事件的真实性确定无疑。
20.社会方言(概念):社会方言是社会内部不同年龄、性别、职业、阶级、阶层的人们在语言使用上表现出来的一些变异,是语言社团的一种标志。Eg:电锯、手锯都是木工的行业用语/处方、休克都是医疗的行业用语。
21.地域方言(概念):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不同,它是全民语言在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在地域上的反应。Eg:北京话叫“下雨”苏州话叫“落雨”。
22.亲属语言和语言的谱系分类(简答):从同一种语言分化出来的几种独立的语言,彼此有同源关系,我们称它为亲属语言。根据语言的亲属关系对语言所作的分类,叫做语言的“谱系关系”。凡是有亲属关系的语言还可以根据它们的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依次分为语族、语支、语群等。
源自一个共同语分化的语言归属于同一个语系,这个成为不同语言发展源头的共同语称为母语或原始基础语。Eg:汉语和藏语来自史前的原始汉藏语,它们同出一源,是亲属语言。
世界主要语系:按其亲属关系分类,可分为汉藏、印欧、乌拉尔、阿尔泰、闪-含、高加索、达罗毗荼、马来-波利尼西亚、南亚。没弄清的有朝鲜语、日语。
23.我国语言形式: 汉藏语系(汉语除外):1.侗台语族(壮、布依、傣等语)2.苗瑶语族(苗语、瑶语)3.藏缅语(白、纳西等语)*汉语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他语言主要分布在我国南部、西南部。印欧语系:有两种语言,即塔克语和俄语。约有两万多人使用,主要分布在新疆。
24.借词(定义/填空/名词解释):借词也叫外来词,它指的是音与义都借自外语的词。Eg:芭蕾/吉他/卡通/迪斯科
25.意译词(定义/填空/名词解释):是运用本族语言构词材料和规则构成的新词,把外语中的某个意义移植进来。Eg:blackboard-黑板/football-足球/telephone-电话
26.语言替换的过程:语言替换的过程大体上是先出现双语或多语现象,然后是几种语言中的优势语言逐渐排挤、替代其他语言而完成语言的替换。
27.伦敦方言成为英吉利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是由于经济的原因。
多斯岗方言成为意大利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主要是由于文化的原因。
28.语言接触的特殊形式有哪些3种(简答):洋泾浜和混合语都是语言接触的一些特殊形式。
“洋泾浜”是出现在世界许多通商口岸的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它是当地人在与外来的商人、水手、传教士等打交道过程中非正规学来的,一种不置大雅之堂,变了形的外语。只有口头形式,没有人把它当母语来学。Eg:在老上海,拉司卡-last car
“混合语”是在一定条件下,洋泾浜也可能被社会采用为主要的交际工具,由孩子们作为母语来学,在这种情况下,洋泾浜就变成了混合语。Eg:非洲种植园中的欧洲殖民者,非洲穷工之间使用的语言。
“国际辅助语”是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创造的世界语。它的词汇材料主要取自拉丁族语言也有一部分取自日耳曼族语言和希腊语。世界语是一种人造的国际辅助语,不能代替自然语言作为人们的母语或第一语言。Eg:Ni lernas Esperanton.我们学习世界语。
简答:
1.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句话出自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这一命题已成为中国语言学家的共识,并反复在语言学教科书中引用。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交际功能是语言最基本的职能。一个社会可以没有文字,但不能没有语言;没有语言,社会就不能生存和发展。
人们使用的交际工具不止语言一种,但语言是最根本,起决定性作用的。语言与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依赖任何其他交际工具,服务领域广阔。
除语言外,人们在交际中还使用文字、旗语、交通管理信号灯、电报代码等其他交际工具以及表情、手势、身姿等非语言交际工具。文字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一种最重要的辅助交际工具。人类其他工具的交际方式范围狭窄,有特定的领域,而且具体规划先由交际双方用语言约定,语言是非语言交际手段的基础。
2.语言符号的结构、特点
符号是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约定、用来表示某种意义的记号和标记。符号包括形
式和意义两个要素,是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内容的统一体,二者缺一不可。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提出的。
任意性:音义的结合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什么音表达什么义,完全由社会决定。音义结合是任意的,二者之间没有必然、本质的联系。创制时期,任意性:进入交际,强制性 例如:同样表达“书”,汉语发音为“shū”,英语为“book”
线条性:语言符号只能一个跟着一个依次出现,在时间线条上绵延,不能在空间面上铺开。符号组合构成不同的结构。以任意性为基础的符号处于有条件有规则的联系之中。例如:“香瓜”和“瓜香”意义不同,是由于符号的结构关系不同,而结构关系的不同是由符号的线性排序不同来表达的。
3.音位和音位变体,音质音位和非音质音位
音位是具体语言和方言里,具有区别词的语音形式作用的最小语音单位。
音位变体是同一个音位中具有互补关系的各个音素是同一个音位的不同变异形式。二者是类别和成员的关系,“变体”不是相对于“正体”而言的,所有的成员都叫“变体”。
音质音位是以音素为材料构成的音位,其特点与发音的音质有关。例如i和y两个音位,发音时由舌位前后、高低、圆唇与否决定。
非音质音位具有区别词的语音形式的作用的音高、音重、音长等。例如:汉语普通话中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是由音高的变化形成的,而不是音质变化形成的。
4.语流音变及其常见现象
音位和音位组合的时候,或者由于受邻音的影响,或者由于说话时快慢、高低、强弱的不同,可能发生不同的变化,这种变化叫语流音变。常见的有同化、异化、弱化和脱落。同化:两个不同的音位,其中一个因受另一个的影响,变成跟它相同或相近的音位。例如:books的s发/s/,dogs的s发/z/,因为dogs其中的/g/是浊音,/s/受其影响也变成了浊音/z/异化:两个本来相同或相近的音位,其中一个由于某种原因变得跟它不同。例如:上声相连,第一个上声要变成阳平弱化:在语流中,有些音的发音可能变弱,不那么清晰。例如:北京话口语中“木头”/mu t ou/弱化成/mut o/脱落:随着弱化程度加深,往往会进一步造成某些音位脱落。例如:北京话的“你们”/nim n/常说成/nim/
5.语法单位及其关系
语法单位是能在组合的某一位置上被替换下来的片段。语法单位从小到大的顺序为:语素-词-词组-句子,大单位都是小单位依据一定的规划组合起来的。语素:有的单独成词,有的组合成词词:构成短语与句子的备用单位短语:造句的备用单位句子:具有一个句调,能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的语言单位
6.语法范畴及其常见现象
语法范畴与词形变化有密切的关系。语法范畴是在同一语法意义基础上概括出来的类别,同类的语法意义与一定的语法范畴相对应,包含在一定的语法范畴中。常见的语法范畴有性、数、格、时、体、态、人称等。性:阴性、中性和阳性三种语法意义概括成一类。数:单数、复数(双数)两种语法意义概括成一类。格:六个格。体:表示动作行为进行的方式,如完成经历进行时: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如过去、现在、未来。态:表示动作和主体的关系,一般分为主动被动态。人称:有的语言的动词随着主语人称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
7.世界语言的结构类型
根据词法的区别把世界上的语言分成孤立语、屈折语、粘着语、复综语四种类型:孤立语:特点是词序严格,虚词重要,缺乏词形变化。属于孤立语的有汉语、彝语、壮语、苗语。例如:“父亲的书”,“父亲”和“书”之间的领属关系是通过虚词“的”表示的。屈折语(内部屈折):特点是丰富的词形变化,一个变词语素同时表示几种语法意义,词根和词尾结合紧密。属于屈折语的有俄语、德语、法语、英语。例如:俄语(军队)(家庭)中的-R同样兼表阴性、单数、主格。粘着语:特点是没有内部屈折;一个变词语素表示一种语法意义,词根和词尾结合不紧,变词语素好像粘附在词根上。属于粘着语的有土耳其语、朝鲜语、日语、芬兰语、维吾尔语。复综语: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粘着语。特点是一个词由好几个语素编插粘合而成,一个词往往构成一个句子。多见于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
第五篇:语言学
语言学
一、选择
1、采用拉丁字母的是汉语拼音。
2、擦音:也叫“摩擦音”,发音时,发音器官不完全闭塞,从而造成隙缝,让气流从中摩擦而出而成音。
3、共同语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共同语的普及,也不意味着地域方言的消失,这里需要有一个过程,即共同语的普及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逐渐缩小方言差别,使语言趋于统一的过程。
4、汉语属于汉藏体系,也叫孤立语,不是黏着语,也不是屈折语。
5、汉语中的轻声由音强决定的。(音长、音强、音色、音高)
6、词汇系统中基本词汇最不容易发生改变。
7、“忽然”出现在状语位置。(主、谓、宾、定、状、补)
8、ipossible、im-、im-几个单词是同化来形成的。(同化、脱落、异化)
9、、哈巴狗、狮子狗在词义上的差别体现在形象色彩不同(语体色彩、语气色彩、理性意义、形象色彩)
10、语言的定义错误的是(B)
A社会现象B人们说出的话就是语言
C 是一种客观存在形式D语言符号系统
11、索绪尔创作结构主义语言学乔姆斯基《句法结构》
12、助词“了、着、过”从语法范畴来讲属于体范畴。(时、体、态、格、数)
13、《普通语言学教程》作者索绪尔
14、行话属于社会方言。(客家话、行话、土话、客套话)
二、名词解释
1、小学
以字为中心研究文字的形、音、义,从而形成四个既独立又有密切联系的子学科: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古时小学先教六书,所以有这个名称。由于“小学”的目的是解经的,所以它没有自己的独立品格,而只是经学的附庸。
训诂学,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古书字句的解释。
2、词根
词根是词的核心部分,词的意义主要是由它体现出来,它可以单独构成词,也可以彼此组合成词。如:汉语的“水、电、桌、椅”,英语的“read、happy”。
汉语中绝大多数的词都是由词根构成的。
3、音位
音位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的语音单位,也就是按语音的辨义作用归纳出来的音类。
4、语法意义
语法意义与词汇意义相对而言,是语法单位在组合中所产生的意义,是词进入组合之后由语法结构所赋予的意义。例如,“红太阳”是偏正结构,“红”修饰“太阳”;“太阳红”是主谓结构,“红”陈述“太阳”怎么样。这里的修饰与陈述,就是语法意义。
5、基本词汇
基本词汇是整个词汇体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部分,是基本词的总和。
1、常用性
2、稳固性
3、能产性
三、简答题
1、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
1.口语是第一性的,书面语是第二性的口语,也叫口头语,是人们口头上交际使用的语言。口语是说的语言、听的语言,是语言的客观存在形式之一。
书面语,也叫“笔语”、“文字语”,是在文字创制以后逐渐形成的、人们书面上交际使用的语言。书面语是写的语言、看的语言,是语言的又一种客观存在形式。
2.书面语和口语的联系与区别:
区别:口语往往具有松散、自由、通俗、活泼的总体特征;书面语是口语的加工形式,其总体特征则是严密、规范、典雅、庄重。
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
一方面,书面语是在口语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必然要以口语为源泉,不断吸收口语中的新鲜成分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
另一方面,书面语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及相对独立的发展史,在语汇的丰富性和表达的严密性上具有优势的书面语又可以影响口语,促进口语的发展,促进口语的规范化。
2、什么事组合关系,聚合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
所谓组合关系,即是语言符号同语言符号组合起来的关系。如“看书”这个结构,由“看”和“书”这两个语言符号在“看书”这个结构中发生动宾关系,就是组合关系。
所谓聚合关系,是指在语言结构的某一点上的具有某种相同作用、能够互相替换的一组语言符号所形成的关系。如在“看书”这个结构中,“看”可以被“写”、“借”、“买”替换,且具有相同的语法作用——可以带上宾语“书”,它们就具备聚合关系。
语言就是由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构成的系统。
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是有机地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这是因为聚合关系是在组合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没有语言单位的组合,便无法归纳出聚合的类;而组合关系又体现为聚合类的线性序列,没有聚合类的有机组合也便没有各种各样的组合关系。
3、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同一切符号一样,语言符号的形式和内容的结合具有任意性特点,即用什么音去记录什么义,完全是语言使用者的约定俗成,不具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
1.规定说。音义之间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
规定说的依据:
(1)在同一语系中,各种语言的拟声词大体相似。
(2)一些事物的命名有理据,如梵语中,大象的命名取之于“饮两次水的动物”和“用一只手做事的动物”之义。
2.约定说。音义之间具有约定性。
约定说的依据:相同的事物,在各种语言里的命名不同。如水,汉语shuǐ,英语water。
任意性是就语言符号的音与义的相互关系来说的,即音、义的结合是由现实现象的性质决定的,还是由社会约定的?就是说,它们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现在一般的看法是: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是由社会约定的,用什么样的“音”去表达什么样的“义”,人们说不出道理,完全由社会约定,因而这种音义的任意性关系又叫约定性。比方说“人”,汉语说rén,英语说person,或man和woman,相互间的语音差别很大,但它们所表达的意义一样,说明不同的音可以表达相同的意义;同样,相同或相似的音在不同的语言中也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如ai,汉语中表达的是哀、爱、矮„„,在英语中表达的是“我”(I);英语的bye-bye(再见)与汉语的拜拜、排排等的语音相似。
4、什么是共同语,什么是汉民族共同语。
共同语:一个国家的共同语是在某一个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究竟哪一种方言成为基础方言这并不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客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
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是普通话,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5、语音的四要素
音高:音高是人们对声音高低的感知,它与发音体震动所产生的频率相关。妇女和儿童的声带短而薄,所以说话声音高一些,男子的声带长而厚,所以说话的声音低一些。
音强:音强是人们对声音强弱的感知,它与声波的振幅相关。汉语中轻声、重声都是由于音强的不同导致的。
音长:音长是声音的长短,它取决于发音体震动的持续时间的长短。英语中bar【ba:】bus【bʌs】
音质:指声音的特色。音质不同由三方面原因造成:发音体不一样、发音的方法不一样、共鸣器的形状不一样。
6、地域方言
一种语言由于语音、词汇和语法等的差异在不同的地区形成的地域分支或变体叫地域方言,简称方言。如现代汉语中就存在北方方言、吴方言、闽方言等七大方言,现代德语中也存在高低方言和低地方言,现代俄语中也存在南俄方言和北俄方言。
方言的产生是社会的不完全分化和语言的发展演变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自它产生之日起就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对一个言语交际尚频繁的社会来说,每个成员的言语交际同语言的发展演变总能保持同步。
7、举例说明什么是词缀、词尾,并简要说明词缀和词尾的区别。
词缀是粘附在词根上构成新词的语素。根据位置的不同,一般把词缀分为前缀、中缀、后缀三种。前缀粘附于词根的前面,如dislike、rebuild、informal、disagree、enlarge、unhappy、老乡、阿爸、第一,等等。中缀:位于词的中间,比较少见,有人认为汉语“胡里糊涂、罗里罗嗦、肮里肮脏”中间的成分是中缀。后缀粘附在词根的后面,例如“记者、读者、西化、年头、鼓手、凳子、really、teacher、widen、happiness”。词尾是粘附在词(词根或词缀)后面,表达某种语法意义的语素,词尾只能改变一个词的形式,不能构成新词。比如“reader”加上词尾s变成readers,表示复数的语法意义。词尾不同于词缀:第一,从位置看,词尾只能出现在整个词的后面,不能出现在其它位置上,这个词可能是词根构成的,也可能有后缀,那么词尾只能在后缀的后面,而词缀有的在词的后面,有的在词的前面,少数还在词的中间;第二,从功能看,词缀可以构成新词,是词的构成部分,是固定在词的结构中的,是构词的语素。词尾不是词的构成成分,不能构成新词,它只是改变词的形式,表示某种语法意义,属于变词语素。词尾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是通过语法单位(例如词或语素)的组合体现出来的,一般只在具体的句子中才出现,单独一个词,没有组合,没有语境,没有与具体的语法意义相联系,也没有相应的语法形式,当然就不可能出现词尾。
8、失语症
(1)说话中枢,也称布洛卡区,在大脑左半球前部,这一区域受到损伤就会得失语症,丧失说话能力,但基本能听懂别人的话。
(2)书写中枢,也在大脑左半球前部,靠近布洛卡区。这一区域受伤的人,其他运动能力尚好,但失去写字、绘画等精细动作的能力,称作失写症。
(3)视觉性语言中枢,在大脑左半球的后部,具有阅读理解功能。这一区域受损的人在视觉上并无障碍,但无法理解文字的意思,称作失读症。
(4)听觉性语言中枢,也在大脑左半球的后部,靠近视觉语言中枢,这一区域受损的人可以听到别人说话,但不能理解,同时自己表达也有问题,称为感觉性失语症。
四、论述
1、分析语法范畴。
性、数、格、时、体、态、人称
SheteachesEnglish.She表示的语法范畴是人称,表示语法意义是第三人称
2、社会方言是什么?有什么因素导致它的不一样。
1.阶级和阶层的差别会对语言产生影响,从而造成语言的差异。如我国古代不同阶级、阶层的人对同一种事物或行为所使用的称呼也会有所不同,从中显示出高低贵贱。
例如对人死的称呼就反映了当时严格的等级制度:“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礼记·曲礼》)
2.职业的差别也会对语言产生影响,从而造成语言差异。人们通常所说的行业语就是由职业差别而形成的社会方言。行业语,也叫行话,它是不同的行业由于工作的需要而使用的一些特殊的用语。如长刨、短刨、手锯、电钻等是木工的行业语,处方、急诊、手术、针剂等是医学界的行业语,行头、老生、青衣、花旦等是戏剧界的行业语,教案、板书、班会、公开课等是教育界的行业语。
3.年龄的差别也会对语言产生影响,从而造成语言差异。这种差异既可能表现在对同一些词的不同发音上,如苏州话中“早、高、好”等韵母为[ɑu]的字,老年人同年轻人在发音上有舌位高低之别,前者低后者高;也可能表现在对同一种事物的不同称呼上,如苏州话中,“钱”既可以叫“洋钿”,也可以叫“钞票”,而老年人多用“洋钿”,年轻人多用“钞票”。
4.性别的不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语言,从而使语言形成性别上的差异。如北京话中所谓的“女国音”现象就是这种性别差别在发音上的体现。又如青年女性往往喜欢用“人家”来指称自己,而青年男性则没有这种用法,否则会被讥为“娘娘腔”。
5.文化程度的不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语言的,从而形成社会方言。文化程度高的人往往使用的是民族标准语,比较规范、典雅,显得有教养,而文化程度低的人往往使用的是方言土语,比较粗糙、俚俗,显得“土”一些。
6.宗教信仰的不同也会形成社会方言。如北京牛街地区的回民说的是北京话,可其中往往夹杂着一些来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伊斯兰教用语,例如用“朵斯梯”来表“朋友”,用“法依太”来表“益处”,用“鼠灭”来表“倒霉”等。
社会方言中有一种特殊的类别叫做“隐语”,它是个别社会集体或秘密组织中使用的一种只有内部人懂得的特殊用语。同一般社会方言不同的是,隐语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即故意不让其他社群的成员了解和运用,如管“一”叫“平头”、“旦底”、“忆多娇”、“丁不勾”等,管“十”叫“田心”、“舍利子”、“针不金”、“紧牢固”等。
其中黑社会使用的隐语叫做“黑话”,如乞丐组织中称“销售脏物”为“卖巧”,称“买赃物”为“吃巧”,称“小偷”为“钳工”,称“扒钱”为“两夹”等,一些犯罪团伙中称“警察”为“雷子”,称“抢劫”为“慰问”,称“匕首”为“玫瑰花”,称“偷自行车”为“借马”等。
在社会方言形成过程中,由社会的分化所带来的社会距离和特定的社会行为规范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