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0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第一篇：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0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0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人民网北京12月15日电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15日上午召开了“2011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2011年《社会蓝皮书》正式对外发布，由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撰写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同时面世。这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研究人员连续第四年为社会蓝皮书撰写“年度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引发了媒体和网民的广泛关注。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报告解读之一

互联网进入全民“围观”时代

在即将过去的2010年中，中国网络舆论继续着迅猛发展的势头，截至6月30日，中国的网民数量达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1.8%，往往是某个突发事件在网上刚一曝光，即可迅速引爆全国舆论，把地区性、局部性和带有某种偶然性的问题，变成全民“围观”的公共话题。

今年的报告研究周期内(2009年11月11日至2010年11月8日)，尽管没有出现2009年“欺实马”事件、邓玉娇事件、“钓鱼执法”事件这样影响力巨大的事件，但根据五大网络社区和新浪微博客的统计，一年来围绕热点事件的发帖数量依然有较大增长，在全年20大热点事件中，帖子超过5万条的热点事件有13项，其中发帖超过10万条的事件有7项，超过100万条的有2项。这些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体现了中国网民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报告解读之二

网络舆论载体多样化微博客影响力陡升

人民网北京12月15日电由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撰写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即将过去的2010年中，各种网络舆论载体的力量对比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以微博客、网络社群等为代表的新兴舆论载体的作用非常突出，而传统的网络论坛、博客爆料功能弱化，门户网站新闻影响力降低，新闻跟帖数量减少。

微博客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客户端即时发布消息，每条仅140字左右，便于简短地表达见闻和感受。2008年微博客在国内逐渐兴起，2009年以来，新浪微博测试版上线，截至2010年10月底粉丝数超过百万的博主已达63个，逐渐成为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微博，人民网、腾讯、搜狐、网易、天涯社区等也纷纷推出自己的微博平台。据新浪发布《中国微博元年市场白皮书》数据显示，2010年3~6月，国内微博市场月覆盖人数从5452.1万人增长到10307万人，月度有效浏览时间从761.07万小时增长到3035.69万小时。

随着微博影响力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社会名人和突发事件当事人开始使用微博，微博话题也从日常琐事转向社会事件，微博客因而成为了网民收发信息的首选载体之一，其涉及领域已渗透到网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在重大事件、防灾救灾，还是公民权益、社会救助等各个领域，微博客都成为重要的信息发布载体之一，往往也对事件的发展起到重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微博客还实现了对突发事件的“现场直播”，通过手机等无线终端，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信息发布者，在突发事件中成为了报道的主要载体和言论表达的开放平台。在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微博客的作用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特别是当事人钟如九自己开通微博，直播事情的后续进展，9月26日晚，钟如九更新微博，发出母亲自焚后病危的消息，被转发1.3万次。经过网民信息接力，28日钟母转往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治疗。微博客网友以每个人都承担一份责任的方式，成为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微动力”。

以QQ群和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s)社交网站为主要形式的中国网络社群同样发展迅猛，在网络社群中，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以现实社会中的关系为基础，因而信息传播的真实度很高。据公开数据，目前中国QQ群已经超过5000万个，开心网的注册用户数已经达到8000万个，人人网(原校内网)更是达到了1.2亿个。这样庞大的用户群不仅为相互联络提供了便利，也为公共信息传播提供了一条新的通道。虽然目前国内社交网站的主要作用是娱乐与交友，较少介入社会公共事务，但考虑到社群成员在组织上相对紧密的优势，所以，在未来的突发事件中，网络社群很可能成为继微博客之后又一种影响力极强的传播工具。

微博客和网络社群不仅仅是言论表达平台，也是参政议政的良好工具，是政府阳光执政不可缺少的通道。在这种形势下，高度重视并积极研究网络舆情的新趋势、新特点，有利于各级党政机关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和“痛点”，找到网络良性互动的渠道，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条件。

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报告解读之三

网络问政开辟官民良性互动的全新平台

人民网北京12月15日电由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撰写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揭示，在即将过去的2010年中，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越来越意识到网络民意的重要性，都在持续探索通过互联网有效听取民意、汇集民智、排解民怨的方法和途径，取得了很多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可以说，网络问政开辟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更好交流的全新平台。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再次与网友在线交流，就房地产市场调控、医疗体制改革、社会财富分配等问题回答网友提问，网民通过新华网“发展论坛”发出的帖子就超过了10万条。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在法制网与网友在线交流，透露中央政法委机关每个月向他报告一次网民意见和建议。

网民留言板这一形态在2010年继续快速发展。曾在2009年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继续得到各地党政机关的积极回应，截至目前已经有45位省委书记、省长和超过170位地市级一把手对“留言板”中的网友留言做出公开回复，涉及全国28个省区市，促成各地大量实际问题的及时解决，有力化解了社会矛盾。在这一经验的鼓舞下，人民网“部委领导留言板”、“知名企业留言板”等板块相继开通，公安部先后11次集中回复人民网网友留言，教育部、卫生部、国资委等部门也都先后回复了网友反映的问题。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山西、安徽等15省区市以“文件”的形式，建立起回复办理包括人民网“留言板”在内的网民留言的固定工作机制，明确了办理机构和流程，吉林省委办公厅组建了网友留言督办处，云南、天津等信访部门组建了网络信访处，制度化办理网民留言成为“时尚”。

地方网络问政平台的发展也很迅猛。广东的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在2009年7月升级改版，建成了地方第一个系统化的“网络问政平台”，“捎话汪书记”、“有话问黄省长”等常设板块吸引了大批网民留言。天津政务网和北方网共同创办的网络互动平台“政民零距离”栏目，推行“件件有回复、件件能落实”，让网民倍感亲切。被誉为“最务实也最有个性的官方网站”的成都市新都区“香城新都网”问政平台，以个性化回复，一改政府“刻板形象”，受到追捧。宁夏石嘴山市开设了“石嘴山人民议政网”，政府在网站上公开评议信访问题，公布信访事件的处理过程、处理结果，市长的批件也清晰可见。

灵活运用各种新形式，提高网上互动效率也是今年网络问政的新特点之一。网络发言人制度2009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试水后，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江苏南京市委宣传部在“中国南京网”开设了“网络发言人论坛”，90名网络发言人均由所在地区、单位的班子成员或中层领导担任。继云南省政府新闻办、湖南桃源县政府率先开设政府微博之后，公安系统微博在2010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10年2月，广东开设我国首批公安微博群，此后，河北公安微博群、济南公安微博群等相继浮出水面。8月1日，北京公安正式开通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后，20天内访问量突破210万人次，“粉丝”近5万人。目前，新浪微博中带有“公安”标签的已达244家。

在突发事件中，积极利用网络空间发布消息、澄清事实，也越来越得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重视。在2010年9月江西上饶县一起拆迁冲突中，当地政府主动将冲突现场的大量图片、视频资料和一些证明文档在网上公开发布。虽然拆迁户和政府至今依然各执一词，但这对长期以来政府、拆迁户之间的纠纷解决提供了新路径。

事实证明，网络问政的发展有助于缓解民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江苏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在“西祠胡同”实名注册亮相，网友也踊跃跟帖发帖，全县各个单位均明确一名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兼任网络发言人，同时设有一名网络联络员，及时掌握网络信息，在48小时之内回复网民们提出的问题。2008年10月后被问责的108名干部中，78人与“网络问政”有关。2009年睢宁县进京、去省、到市上访总量同比批数下降32%，人次下降41%。这些举措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减少了上访，推动了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二篇：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15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在近日召开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社会蓝皮书》新闻发布会上，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了2015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这是该研究机构第9年为《社会蓝皮书》撰写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作者为祝华新、潘宇峰和陈晓冉。作者授权刊载如下：

2015年中国的大众传媒舆论场上，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进一步下降，“两微一端”(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成为很多中国人了解新闻时事的第一信息源，特别是拥有月活跃用户6.5亿以上的微信成为社会舆论的新引擎。微信让上网浏览和表达的门槛降低，使更多的社会阶层上网，网民结构日益向中国总人口的结构还原，推动网络话语权趋于均等化;与此同时，网民部落化，网络社群有所发展，网络舆论渐趋分层呈现。

“十八大” 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得到草根百姓、基层干部的认同和拥戴，网络舆论的共识度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在律师执业、资本撤离等问题上，也出现了意见分歧。要避免舆论的撕裂，还需要政府与民众共同努力。与此同时，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继续依法推进，网上“正能量” 建设、思想观念的辩论，与尊重民意表达和倾听百姓诉求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仍有待探索。

2015年网络热点舆情

总体而言，由于网络平台加强管理，网民自律意识增强，网络舆论热度近年持续下降。但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诉求并未消减，对比传统媒体，互联网仍然是中国社会最大的舆论出口。在过去的一年，在这样几个领域，网上形成热点舆情：

一、中共十八大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九三阅兵、简政放权、倡导“互联网+”、南海、亚投行、一带一路、习马会等议题上，中国政府奋发有为，官民之间舆论的共识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从严治党、强化吏治，继续揭露出一大批贪腐大案，提振了人民大众对中央政府的信赖，也出现了对官场贪腐难治的疑虑;干部队伍明戒知畏的同时，观望和不作为的心态值得警惕。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下一步需要适时推出制度化的治本措施。

三、在经济下行态势中，2015年遭遇了股灾和非常手段救市，以李嘉诚为代表的资本撤出两个焦点事件。如何维系中产阶层和非公经济的信心，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基础性的维稳之道。

四、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的应急管理表现被动，政府和司法公信力亟待修复和提振。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中，中国政府开始全面建立新闻发布会制度，政务公开有了长足进步，但在2015年黑龙江庆安县火车站枪击案和天津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中，地方政府的处置和舆情应对迟缓而狼狈，官员的媒介素养仍然落后。

五、网络舆论场上意识形态纷争再起，一些社会问题被做出了泛政治化的解读，如毕福剑不雅视频引发争议，导致舆论的撕裂。当前需要审慎处理好民意表达和舆论引导的关系，舆论斗争与法治的关系，共产主义理想和现行政策的关系，把凝聚最大公约数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目标。

六、国际议题在中国网络舆论场上趋于活跃。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成为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面临的新挑战，中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南海问题、国际互联网黑客问题，引发公众热议。对于中国网民来说，在凝聚爱国热情和避免民族主义情绪反弹之间，需要找到平衡点。对于国际舆论场来说，中国已经来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事关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

本报告对覆盖时段(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内的500件舆情热点事件进行分析，试图给出2015互联网舆论压力状况的基本描述。相关指标简介如下：

热度——由报刊、网络新闻、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六大类媒介的关键词检索量加权并归一化求得，各媒介的权重如下，报刊：0.3200;网络新闻:0.2038;论坛：0.0752;博客：0.0954;微博：0.1409;微信：0.1647。

舆论共识度——考察各舆论场之间针对热点事件倾向于达成共识，抑或是倾向于激进表达和分裂，通过运用德菲尔法对每月前50名的热点事件进行专家评估得出。

本报告将2015年的热点事件分为社会矛盾、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吏治反腐等八大类别，对比2014年的报告可以看出，各类事件整体舆情压力情况变化不大，各类别舆情压力排名保持不变。官民关系、贫富差距、仇富心态、医患矛盾、权益纠纷等社会矛盾依然是舆情压力的重要来源，但社会矛盾类事件数量较2014年有所减少，而体育娱乐、公众人物、军事外交等事件的数量有较大上升，这些事件的舆论共识度和政府认同度均很高，对舆论生态的负面影响较低。

从舆情压力值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广东和北京依然位居舆情压力榜前两位，2014年分别排在3、4、8名的浙江、云南和四川退出前十，受1·2哈尔滨仓库火灾事故、庆安枪击事件和天津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的影响，黑龙江和天津2015的舆情压力指数有了较大幅度增加。

从舆情压力的职能部门分布可以看出，相较2014年，公安依然是涉及负面舆情事件最多的部门，教育、财税金贸和人社等部门的热点事件数量和舆情压力均有较大幅度提高。校园依然是舆情事件高发地，涉及未成年人的校园暴力往往成为网民关注焦点，而高考和招生也易招致负面舆情。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涉及教育部门的热点事件中，超过6成都由是由网络披露而引发公众关注。受股市波动和经济下行的影响，证监会、央行等财税金贸部门舆情压力陡增。2015公务员工资调整、养老金并轨、延迟退休等政策轮番引发网友热议，也使得人社部一次次的站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社会矛盾的聚焦点与2014相比变化较大，涉及社会暴力、官民冲突、警民冲突、征地维权、城管执法的舆情事件大幅减少，而社会道德、劳资纠纷、意识形态争议相关事件数量上升。

考察2007年以来每年的20大舆情热点事件的舆情共识度和政府认同度，可以绘制国内互联网舆论场共识度和认同度走势图(见图1)。体制内媒体、意见领袖和网民这三大舆论场域，已走出2009年共识度的最低值，2011年达到最高值。三大舆论场域对政府在热点事件中的表现，认同度在2009年因邓玉娇案、躲猫猫案、杭州欺实马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等一度陷入谷底，此后开始整体逐渐上升，2014年达到最大值，2015年略有下滑。

网络舆论版图的变化

2015年，中国网民在微传播时代感受到更多移动终端对舆论的影响。截至2015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达 6.68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48.8%，手机网民规模达5.94 亿，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达到 88.9%。

2015年的网络舆论版图，出现了5个方面的变化：

一、“两微一端”主导社会舆论议程。

随着网络人群的不断扩大，社会舆论的议程设置更多地来自于互联网，“两微一端”对社会舆论议程设置的主导作用日益凸显。

究其原因，首先是当前国民阅读习惯的改变。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读报时长18.80分钟，读书时长18.76分钟，阅读期刊时长13.42分钟;而互联网接触时长54.87分钟，手机阅读时长33.82分钟。互联网接触比阅读书报刊时长的总和还要多。此外，调查显示，2015年上半年，中国网民人均日上网时长，是成年国民人均每天阅读书报刊的4.3倍。可以说，当代中国人正在从读书的一代人，转向读互联网特别是读手机的一代人。

其次，移动终端平台，微博、微信、客户端的覆盖人群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微信覆盖了90%以上的智能手机，55.2% 的微信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 10 次。截至 2015 年 6 月，我国微博客用户规模为 2.04 亿，网民使用率为 30.6%;手机端微博客用户1.62 亿。同时，我国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到 4.60 亿，网民使用率为 77.4%。一线城市移动新闻资讯APP人均安装数量为1.85个。智能手机以及其他智能设备的兴起，促使50后、60后等在经济以及社会资源上占优势地位的“前网络一代”快速介入到互联网的浪潮中。

再次，两微一端成社会热点事件曝光和发酵的主要信源。2009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曾对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约占全部事件的30%。时至今日，互联网对社会舆论的议程设置影响更甚。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500件社会热点事件的统计表明，其中44.4%的事件由互联网披露而引发公众关注;可以明确源发于“两微一端”的有64件，占12.8%。

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下降。近年来，传统媒体遭遇《新快报》那样商业利益的软诱惑，宣传管理的硬约束，调查记者难有作为，在突发事件和公众议题上失语，或反应迟钝，隔靴搔痒。而互联网特别是“两微一端”的空间相对宽松，因而形成了比较鲜活和犀利的话语。当然，传统媒体在舆论发酵和消解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2015年5月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之后，中央电视台公布现场监控录像，是舆论逆转和消退的重要原因。

二、政府影响力全面占据微博

随着政务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前些年政府工作遭遇网民“围观”“吐槽”的被动局面已经大为改观。政务微博微信、主流媒体的“两微一端”、民间“网评员” 这三支力量在微博上已占有优势。

以新浪微博平台为例，截至2015年9月30日，全国各级政府机关部门已经开设政务微博150131个，其中机构微博112602个，官员认证微博37529个。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截至2014年底已经全部开通政务微博，其中江苏、河南、浙江等七个省份的政务微博数量超过6000个。

比较而言，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上，体制外力量占优。在移动客户端中，虽然体制内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发布都有不俗的表现，但研究发现，腾讯新闻、搜狐新闻、今日头条、网易新闻和凤凰新闻仍居于行业活跃用户规模的前五位。而这五家客户端均由商业性机构创办。

三、草根板块崛起

近两年多来，微博大V帖文转评数已极少过万，由此判断，普通网民对微博大V的追捧热度已然不再。

在2015年两个热点事件——6·1东方之星旅游客船倾覆和9·3抗战胜利日阅兵中，没有任何大V的言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影响最大的两条微博均来自不知名的草根网友。在“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中，网友“@动脉影”的帖文获得12万次转发，帖文称：“今天这么多关于沉船的事故的新闻里，我最感动的是为了降低水位方便救援，三峡大坝蓄起了水，使通过水库的水从每秒1W7立方米降到7000立方米。这个新闻淹没在了茫茫多的新闻里，不起眼，但是能从这看到这种统领全国人命为重的责任与能力，真的很怀疑除了中国其他国家有没有这种魄力与能力。”

在9月3日阅兵仪式进行中，网友“@周顾北的周”贴出周恩来总理1968年在天安门城楼上紧缩双眉的照片，帖文仅一行字：“这盛世，如你所愿。”从“文革”乱局到今天的国力鼎盛，当年送别周总理的十里长街，如今是十里繁华，人心振奋。这条微博转发量达100.3万，收获评论4.3万条，点赞51.0万。

四、网络社群凝结并趋于活跃

web2.0时代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吸收和强化了论坛的黏着性和深入性，发挥了社群聚合的功能。微博、知乎、豆瓣以及其他音视频网站在注册过程中，通过用户对各种兴趣偏好的选择，进行服务器自动筛选和推荐，形成兴趣相近的网民群体。

例如，知乎2013 年建立时拥有40 万注册用户，现在已经成长为拥有1700 万注册用户的庞大社群(2015 年3 月统计)，回答型的用户逐月留存率基本在80%以上，表现了极高的用户黏着性。知乎全站累计话题领域个数超过了10万，问题个数超过了350 万。大量的用户在其中结交好友、寻找合作，甚至完成恋爱和求婚。而分析QQ 社群分布的情况，其中33.6%是

关系群(同事朋友群)，66.4% 是兴趣群(各类爱好交流群)，其中游戏、明星、情感、爱好、女性成为访问量最高的社群。

伴随微博大V式微和网络社群趋于活跃，网络舆论中“广场式”的鼎沸之议减少，“沙龙式”的社群对话增多。这标志着社会各群体真实的利益博弈在互联网上聚合成体，也表明网络内容供应在技术细分之下，公众生活偏好的凝结。

今后互联网治理和社会管理的重点，要从前几年的微博大V转向网络社群。在某种程度上，大V是“毛”，网络社群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舆论场的社群利益冲突将盖过“意见领袖”的口舌之争。

五、传统媒体融合转型，深入介入移动舆论场

数据显示，传统媒体发行量在2015年上半年即有明显下滑。报纸发行量下滑37.15%，期刊发行量下滑5.89%。[1]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因各种原因停刊的，有云南《生活新报》、湖南《长株潭报》、上海《上海商报》。在困境中，传统媒体不断尝试转型改变的可能，如南方都市报在10月12日的改版声明中，推出“众筹新闻”，尝试在传统媒体上发展用户定制内容。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央媒走在了媒体融合的前列。如人民日报由一份报纸发展成为全媒体形态的“人民媒体方阵”，用户总计已扩展到3亿。人民日报法人微博聚集用户7200多万，被称为“中国第一媒体微博”;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拥有粉丝275万，在微信平台各类公众号中影响力排名第一;人民日报客户端上线一年零三个月，累计下载量已超过7700万。[2]各家传统媒体不断发力新闻移动端市场，移动舆论场成为各方角逐之地。

微信公众号：“意见领袖”风光不再

本报告通过对微信公众号相关数据进行长期监测，按主流媒体、市场化媒体、政务机构、企业、个人意见领袖、行业自媒体对微信号进行分类，设计微信影响力指标，选取各类别总计500个最具舆论影响力的微信公众号作为样本进行分类研究，考虑到不同类别微信号总量的差异，研究将各类公众号样本数量依次确定为：25、95、120、50、70、140。

一、行业自媒体在微信平台胜出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媒体类微信公号的平均活跃度很高，虽然通常微信公众号每日推送文章上限为8条，但不少优秀的媒体账号都具有推送更多文章的特殊权限。政务和行业自媒体微信也具有较高活跃度，每天推送1次，每次推送4条已经成为这些公号的“最低配置”。虽然行业自媒体和政务机构日均推送文章数极为接近(行业自媒体5.4，政务机构5.3)但是日均文章阅读数，日均被点赞数，行业自媒体都遥遥领先。

虽然意见领袖微信的平均传播力最低，但点赞数与阅读数的比值达1.10%，在各类中领先，说明其受众的互动意愿最强，相较而言，企业公号受众的互动意愿最低，点赞与阅读比仅为0.35%。

二、微信公众号话题“分众传播”

图

5、图6描述了一些关键词在各类微信公众号所发文章标题中出现的频度。可以看出，针对改革、民主等时政相关话题，意见领袖的讨论数量较多;而媒体更侧重讨论改革、反腐议题，对自由、民主等关键词较少涉及;政务账号更强调法治和民生。整体上看，企业和行业自媒体对时政话题极少涉及，而主流媒体时政关键词的讨论量高于市场化媒体。而针对2015年发生的热点事件，各类微信公众号均有所讨论，其中媒体的提及频率最高。对于大阅兵这种全民讨论的热点议题，企业和行业自媒体也拥有极高的提及率。

三、微信平台上“意见领袖”呈颓势

本报告继续沿用上一报告中的意见领袖意识形态倾向性量化分析方法，将300多位意见领袖样本划分为中性、左翼温和、左翼极端、右翼温和、右翼极端五类。

自2013年秋季，政府加大对互联网的治理力度，一些信口开河、造谣传谣的大V被注销账号，意见领袖群体的网络活跃性明显降低。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选取的315名意见领袖样本中，其中296位曾经开通过实名认证的微博，截至2015年11月，已有33位微博停止更新，39位活跃度较低，一年以内日均发微博数量不超过1条。部分微博“大V”出现向微信公众号迁移的现象，据统计，截至2015年10月，约25%的意见领袖已经开通了个人微信公众号，但其中通过认证的只占到315名意见领袖的15%。

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意见领袖早已失去了当初“刷微博像皇帝批阅奏章一样”的意气风发，活跃度明显偏低，日均文章推送量处于0.4至0.6的区间，更新频次不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代表极端声音的意见领袖获得了更高的文章阅读量，说明在微信私密化的空间中，人群因立场观点相近更易联结，其中蕴含的群体动员风险值得关注。

相比之下，微博平台上意见领袖的活跃度虽然有所回升，但其中极端声音获得网民支持转发的数量明显减少，极端思潮在微博平台已经边缘化。

政府对网络舆论场的规制

2015年政府对网络舆论场的治理，从敏感词的字符管理，转向网上行为的规则管理;从治理个体网民转向治理网络平台，特别是门户网站和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4月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在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发生严重违法违规情形时，约见负责人，进行警示谈话，责令整改纠正，如整改不到位，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许可证。11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九)正式施行，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肆意传播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制裁。这是首次将互联网犯罪正式入刑，以前只是对原有罪名做出适用于互联网犯罪情形的司法解释。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出台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76部，同比增加262%，其中，2014年中央网信小组成立以来有47部，占62%。在依法治网的道路上，中国在不断探索“既推动发展又确保安全，既保障网民自由又维护网络秩序的治网之道。”

宣传工作需要研究时和势，创新招和术。政治立场要用政治效果来检验。只知道旗帜鲜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响鼓重槌、不懂得点到为止，宣传效果会打折扣。网络评论还要提升专业性，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对不同意见不能简单地扣“帽子”、贴“标签”。要在网上释放正能量，更要在现实生活中热心公益、保护弱势群体权益。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营造了一个通过公众持续地讨论交往过程而形成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网络传递的信息和观点速度快、交互性强，让原本分散的民众意见能够迅速汇集成群体性意见，有助于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和公开化。要将在社会领域展开的政治过程纳入法治轨道，实现秩序价值，但也要明确国家权力行使的边界，防止国家权力滥用。

强化互联网治理，绝不意味着中国要回到“舆论一律” 的年代，挤压互联网这个已初具规模的公共空间。要管控来自网上的不确定因素，也要适度保留网络舆论的活力，尊重互联网的民意表达。上网能够减少上访、避免上街，已经为多个地方的实践所验证。网络舆论需要的，是在利益关系复杂化、意见表达交响化的今天，守住底线，包容多样，凝聚最大公约数。要针对转型期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因势利导，用深化改革和改善民生激活人心，用强力反腐、从严治党挽住人心，用依法治国、社会公正稳定人心。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国力增强中体会到职业、社会和国家、民族的安全感、温暖感、归宿感。

展望2016年的网络舆情

展望2016年，在网络舆论的多种载体上：

——微博的舆论比重将进一步下降，但遭遇突发事件，微博会瞬间“满血复活”，依然是舆论引擎之一。从总体看，微信和QQ平台将成为最活跃的舆论场。QQ作为“95后” 常用的即时通信工具，并没有因为微信的兴盛而出现用户大规模流失，月活跃账户8.6亿，其中移动智能终端月活跃用户6.39亿[1]，只是QQ的内容具有较强的娱乐八卦性质，去时政性突出，作为舆论的研究价值也偏低。

——微信等自媒体账号开始一轮淘汰。微信运营方不断加强对原创内容的保护，2015年微信公众号推出原创文章管理功能，只要是运营者标识过原创的文章，被其他公众号转载后，可查看转载数量和传播路径，并能批量发起举报。一些专业性“自媒体”如果壳网、丁香医生受到青睐，而缺少专业性、内容杂乱、鸡汤性质明显的摘编账户、甚至是复制转载性账户将面临淘汰。2015年蓝鲸传媒、徐达内的新榜等自媒体获得投资，天涯社区、铁血科技等自媒体平台在新三板挂牌上市，为自媒体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移动客户端的影响力，将在后微博时代，带来网络舆论新的复苏。由于客户端一般须手机注册登录方可发帖，限制了“水军”操作，作为公众平台的舆情素材，其跟帖的含金量将超过传统的新闻跟帖、BBS和微博。

——网络舆论的载体泛化。早年间网络游戏类网站的聊天功能，已经成为舆论表达载体之一，且表现出明显的社群特征。如今观点信息类平台(如两微一端)和物质消费类网站(如电商平台、移动出行平台)已经逐步打通，微博、微信对网上生活的覆盖已完成基本布局。例如微信通过第三方授权而不断扩展其对电商、论坛、社区的全面渗透。在一些非文化信息类网络平台上，也有丰富的舆情素材。

展望2016年网络舆情的发展，或将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经济生活层面，由于中国经济下行出现的资金与企业家外流，金融市场震荡调整等，都将出现新的舆情热点;民生改善与经济反腐、央国企改革的推进赛跑，如何维系中产阶层的稳定预期，切实保护非公经济，尊重产权制度，重视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

——政治生活层面，力推深化改革的强势政府和领导人形象，与市场化改革预期、“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之间的协调，将成为政治传播中的新课题。

——意识形态层面，对社会议题泛政治化解读的情况仍将出现。由于经济增速放缓，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将更为尖锐。部分迎合农民工以及城市失业、无业群体等社会底层的声音或更为突出，此类思潮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线下动员能力，值得警惕。当前政府在互联网和知识分子领域表现得较为强势，知识界表现出某种疏离和政治参与的冷感。“全面深化改革”的集结号吹响，需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鼓励其做“改革的促进派”。

——从网络舆情研究走向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新型智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1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到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预期网络舆论研究在充分占有互联网大数据的基础上，可适时地转型提升为新型智库。在对互联网上非结构性数据的研究中，发展出抓取、排重、聚类、语义分析、词频研究等方法，也将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引入新的分析手法。

在网络实名制的背景下，互联网大数据是更真实的人口学社会学研究素材。专业数据公司、舆情机构，依托于互联网大数据，可以为政府提供更为可靠的公共治理决策参考。

此外，建立新媒体人士数据库，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基本建设。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覆盖商业门户网站和微博、微信、QQ等社交媒体的管理员、版主，掌握着舆论的半壁江山。组织一次新媒体人士的全国性调研，有助于政府对其实施科学有效的分类管理。

注释：略。

第三篇：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1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推荐榜

人民日报评论部：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

有利益的表达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才有长久的社会稳定，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对于维稳大有好处。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这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在今天的中国，能听到各种声音。两会会场中代表、委员纵论国是，报纸杂志上不同思想交流探讨，新闻评论跟帖动辄上千条，近2亿网民随时写下140字微博„„条条声轨，汇成合奏，呈现这个时代多元多样的复杂图景和蓬勃活力。

我们迎来了表达的“黄金时代”，但仍有许多声音未被倾听。一方面，有些声音被淹没在强大的声场之中，难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也有些声音只是“说也白说”，意愿虽表达，问题未解决。这些，都可谓无效表达，有人称之为“沉没的声音”。

无效的表达，不是没有表达，更不是不愿表达。广州市领导公开接访，市民带上铺盖卷、排队3天，就是为了能跟领导“说上话”；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公开自己手机号，却因每天上千个电话、上千条短信被迫关机。那些为网络关注、被媒体聚焦的热点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海面之下这些体量更大的冰块，才是让冰尖浮出水面的庞大基石，也才是决定社会心态的“潜意识”、“核心层”。

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上的弱势群体，也是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在社会层面，他们既缺乏影响公共舆论的资源，又鲜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渠道，甚至无法得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信息，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同样薄弱。因此，尽管可能人数不少，他们的声音却很难在社会中听到。

听见与被人听见，本是“社会人”的基本诉求；说话与听人说话，更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共识。当表达权已成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重视这些声音，是协调利益关系、理顺社会心态的起点。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正经历着急剧社会转型的国家，广大群众的声音被聆听、被重视，尤为重要。

大部分沉没的声音背后，都有未被满足的诉求，都有被压抑、待纾解的情绪。儿子车祸致残，云南父亲欲法院“自爆”走上极端维权之路；幼女身患绝症，湖北母亲参与“跪行救女”网络炒作„„让舆论哗然的事件，都肇始于被忽视的声音。不可倾诉、不被倾听、不能解决，如果不主动“打捞”，太多声音沉没，难免会淤塞社会心态，导致矛盾激化。

发出声音，是主张利益的基础。有利益的表达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才有长久的社会稳定。事实表明，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从这个角度看，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尽可能多地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兑现社会公众的表达权，对于维稳大有好处。

在众声喧哗中，尽可能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是社会管理者应尽之责。以政府之力，维护弱势人群的表达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这是共建共享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才能让“说话”、“发声”不仅是表达诉求的基本手段，更成为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重要环节，成为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本系列评论到此为止。——编者）

(关注社会心态①)人民日报评论部：“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

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在“社会心态”被历史性地写入“十二五”规划后，“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正迅速进入各级政府的任务列表。

良好的社会心态在任何时候对一个国家民族都很重要。之所以在今天备受重视，盖因中国发展已站在一个关键时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排位，让拥有一个怎样的“大国心态”引人瞩目；小康社会的目标内容，令提升大众“幸福基因”分量加重。就此而言，社会心态既指向未来发展的“软实力”，也承载“以人为本”的具体诉求。

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在急剧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失衡之势，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挑战。这些大众情绪虽未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正对社会发展与改革进程产生抵触消解。把握和调适社会心态，理所应当地成为了一种执政挑战。

然而，扫描各地“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塑造路径，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地方有“提法”没“想法”，仅停留在口号与姿态上；有的地方把心态问题经济化，以为“多发点钱就能让老百姓心态变好”；有的地方则认为“培育”的关键在百姓的自我修复，一味把心态问题归咎为百姓“不理性”、“不淡定”、“不宽容”。

其实，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折射，是反映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扇窗口。以普遍存在的“焦躁不安”为例，城镇化及大规模人群流动，“漂族”、“蜗居”、“蚁族”人群大量出现，不安全感容易加重；房难买、学难上、病难看的现实矛盾，让人的不确定感增强；而少数干部的贪污腐败、一些地方的暗箱操作，使干群关系变得紧张而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显然难以达到。

对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有些阶段难以逾越，有些困难难以规避，一些不良心态的滋生难以避免。但必须意识到，如不及时妥善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也必定影响国家目标实现。因此，对执政者而言，既需倡导公民树立良好精神风貌，重视“无形”的心理疏导，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

这一点极具现实意义。我们倡导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如果监管防线屡屡失守，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毒生姜事件层出不穷，“淡定”谈何容易？我们追求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如果“拼爹”现象屡屡发生，“起跑线”不公时时存在，“仇富”、“恨官”情绪何以消解？我们提倡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如果寒窗十载也难以改变命运，“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来得轻而易举，个人奋斗又有多大价值？

有学者这样描述当前我国改革的基本态势：改革在与危机赛跑。其实，社会心态的培育不也是在与改革进程赛跑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是对各地执政者的时代挑战。

（关注社会心态 ②）

人民日报评论部：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

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同样看待一件商品价格，有人显得很“淡定”，有人表示“鸭梨”很大；同样面对一桩刑事案件，有人焦虑等待“正义到来”，有人则在寻找“程序瑕疵”；同样衡量一项改革措施，有人双手赞成，有人却提出质疑„„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变化。从一种声音到百花齐放，从千人一面到丰富多元，反映出思想的极大解放，也体现着中国的前进方位：在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不同利益的调整与博弈，自然带来不同诉求的表达；随着开放扩大和全球化深入，传统与现代、国外与本土，不同价值观念也必然产生碰撞交锋。

多元表达难免会有“异质思维”，甚至给人“鸡同鸭讲”的感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欣赏理性平和讨论，期待闻过则喜的态度，但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人在讨论中容不下异见，相互对骂、攻讦，动辄给对方扣上吓人的帽子，用意气之争代替真理追求；一些人对待批评建言，非但不虚心听取，反而搞起了“诽谤定罪”，甚至以权力意志压制不同声音。

鲁迅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

在这个意义上，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在对话中协调立场，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识，推动思想观念的进步。相对于普通民众，手握权力的执政者尤其需要这种“包容”。如果说前者的狭隘只是语言暴力，后者的狭隘则可能带来真实伤害，比如“彭水诗案”、“灵宝帖案”；如果说前者的包容体现的是素质修养，后者的包容不仅是一种“雅量”，更是执政为民的需要、法治社会的要求。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批评或许有对有错，甚至不乏各种偏激声音，但只要出于善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没有损害公序良俗，就应该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而不能主观地归之为“对着干”。相反却应看到，在一个多元社会，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既是尊重公民的表达权，也是纾解社会焦虑、疏导矛盾冲突的必然要求。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其实，不同声音乃至反对的意见，还是提高执政水平的重要资源。所谓“听不到不同意见不决策”，只有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才能了解掌握各方面情况，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所以邓小平才说“七嘴八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所以中央领导才反复强调“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

多元乃繁荣之奥秘。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以包容心对待不同声音，在“存异”中“求同”，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并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凝聚、升华。

（关注社会心态③）

人民日报评论部：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

●“弱势心态”的存在与蔓延，对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警示，更是一个启示。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心灵脆弱与困境，也隐藏着心灵强大与和谐的必由之路：在公平正义阳光照耀下，用规则与制度创造公平发展的空间、共建共享的平台，一个人人肯努力、人人有机会、人人有希望的社会，将会大踏步地走出“弱势心态”的阴影。

“你是弱势群体吗？”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一系列社会调查中，无论是扛着编织袋进城的农民工、拿着简历在职场奔走的大学生，还是月收入上万的白领、令人羡慕的公务员，纷纷给自己贴上“弱势”的标签。这种反应，与其说是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是“弱势心态”正在蔓延。

有人说，心理危机是社会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利益猛烈分化的时代，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茅舍样小房子旁边忽然耸立一座宫殿”等贫富、收入的反差，人们的心灵世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焦虑、紧张、不安等情绪和心态也由之而生。

调整这种心态，一方面需要社会成员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这种变革中的“阵痛”、转型中的“落差”，以主动的自我调节，培育理性的视角；另一方面也要追寻普遍弥散在各个阶层的“弱势心态”的心理根源。

要看到人们最为痛切的，不仅是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无能为力”，更是在欠公平、不公正环境下的“回天乏力”。勤勤恳恳的合同工有些接受的是比正式工少得多的工资，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在“萝卜招聘”中黯然出局，兢兢业业的公务员眼看别人“又跑又送”突破了“天花板”„„对于这样的“非竞争型弱势化”，有学者这样比喻，好比在跑步比赛起跑的时候，就排斥了一部分人，不许他们参加比赛，或者让他们后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觉得自己渺小和“弱势”，很多时候是因为面对那些自认无法对其加以控制的事件，使得无力感、不安全感、不稳定感等五味杂陈的“弱势心态”被成倍放大。

“弱势心态”之下，有人破罐子破摔，由暴跳而至暴戾，导致伤害儿童等极端性事件；有人堤内损失堤外补，吃了三聚氰胺的亏就要在天价医疗上找补回来，“上不去”的痛苦就要在“贪起来”的疯狂中舒缓；有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平凡中变得平庸，在失望中陷入绝望。如果说“稳定预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那么“弱势心态”就是在侵蚀我们社会的共识，消磨未来的希望，构筑现实的壁垒，可能把社会引入人人皆输的“囚徒困境”。

其实，公平永远都是一个相对概念，追求绝对公平的“无差别”境界，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倘若沿着这种思路想问题，即使是在工作和事业上都很强势的人们依然会感到诸多的不满足、不惬意、不高兴，怨天尤人，抱怨指责。这并非全是客观现实的毛病，也缘于不能正确看待差异而产生的畸形心理。这就是为什么中央要将培育健康心态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并置于当今社会管理创新的刚性要求之下。

不管从哪个层面说，“弱势心态”的存在与蔓延，对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警示，更是一个启示。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心灵脆弱与困境，也隐藏着心灵强大与和谐的必由之路，那就是：在公平正义阳光照耀下，让人们的权利都得到保证，让人们的奋斗都获得价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需要个体在自立自强中扬起心灵风帆，更需要社会管理者用规则与制度创造公平发展的空间、共建共享的平台，一个人人肯努力、人人有机会、人人有希望的社会，将会大踏步地走出“弱势心态”的阴影。

第四篇：2017年上半年舆情分析报告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17年上半年舆情分析报告 廖灿亮

2017年07月10日14:24 来源：人民网-舆情频道分享到： 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互联网上热点话题丰富，舆情热度高位运行，但网络态势总体平稳向好，主旋律突出，正能量充沛。

从地域看，国内舆情事件总量排名前五位的依次为广东、北京、陕西、浙江和山东。中、东部地区为舆情多发地带；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省份则较为平稳，少有高热度的全国性舆情事件爆发。

从舆情爆发及传播看，微博、微信、知乎等社交媒体依然是舆情发生的主要信息源及舆情发酵关键渠道。社交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社会民生、环境保护等热点事件进行讨论，瞬间扩散能力强，许多热点事件传播以“亿”为单位，无论是数量还是传播范围、传播频率，均超过传统媒体。但信息传播过程中蕴含着传播内容碎片化、情绪多事实少、观点片面等问题。与此同时，传统媒体以深度报道、新闻调查、新闻评论等方式加强引导，发挥了社会舆论“压舱石”的作用。

舆情事件类型中，社会民生类仍占绝大部分，其中又以医疗卫生类舆情事件（话题）数量最多，网民对安全问题的关注呈上升趋势。政务法律类、科教文体类和传媒网络类舆情事件（话题）也颇受关注，其中教育类舆情事件（话题）明显增多。

2017年上半年舆情特点简析

（一）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一带一路”峰会引起国内外共鸣

习近平主席2017年新年贺词引起强烈反响，“撸起袖子加油干”“天上不会掉馅饼”等“金句”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刷遍“朋友圈”。4月，习近平主席赴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这是美国新政府就职以来中美两国元首首次会晤，受到全球广泛关注。不少网民在“朋友圈”转发相关信息，抒发爱国热情。5月，“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境内外媒体给予高度关注。舆论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峰会精彩纷呈，亮点频出，特别是习主席峰会主旨演讲，进一步阐释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激发各界共鸣。

（二）网络监管法制化 进一步改善舆论生态

上半年，一系列“惩治并举”的网络管理法律法规陆续出台，标志着互联网治理进一步深入，互联网言行边界更加明晰，网络空间日益清朗。

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对我国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安全、核心技术研发等方面提出重要指导性意见。网民评价，这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及时雨”。国家网信办深入整治“标题党”问题，印发《互联网新闻信息标题规范管理规定（暂行）》，舆论称这是“给‘标题党’乱象一剂猛药”。网信办公布《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拟成立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打造安全稳定的网络空间。国家网信办关停18款传播低俗信息直播类应用，北京、江苏等地对十余家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网络直播平台进行刑事立案侦查等互联网治理行动，收获舆论好评。

6月初，《网络安全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系列网络新规正式实施。北京市网信办落实两项新规，约谈多家网站，责令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渲染演艺明星绯闻隐私、炒作明星炫富享乐等问题。

（三）网络正面宣传成效明显

互联网的正面宣传得到进一步加强，推出的经济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等方面的集体、个人典型产生重大影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舆论在网上继续强化。4月，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网民称该剧体现了“文艺当与时代同行”，以艺术照见反腐现实。监测显示，该剧在青年网民中获得热捧。

（四）平等、公平、正义等诉求强烈

上半年，各地政府通过调控、发布“限购令”抑制房价过度上涨，获得舆论肯定。不过“没有房子，奋斗再多也无家可归”等个别悲观言论也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有分析认为，话题之所以引发共鸣，在于社会对房价下降的期望仍处于高位，一些网民对高房价的焦虑依然存在。

此外，上半年刷屏微信“朋友圈”的众多民生类文章成为爆款文章。多种声音展现出对农民工等社会底层群体生存状态的关切。

安全领域，司法案件和食品安全问题保持着高热度。河北超级污水渗坑、微信“朋友圈”“舌尖上的谣言”等报道暴露出相关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3月，一篇名为《刺死辱母者》的文章迅速引发广泛关注。有网民称，“之所以引网民群情激昂，在于我们同情于欢的遭遇，而这种同情源于自身对安全感的渴望”。6月于欢案二审宣判后，舆论渐趋平缓，网民对司法与公众良性互动表示肯定。

教育领域舆情热点不断。衡水中学进驻浙江嘉兴引发教育模式之辩，清华教授颜宁“跳槽”引发舆论关注高校建设，“围观”高考作文也被认为是借评论高考作文寄望教育改革。上海两所民办学校招生的争议，实际上反映出了公众对教育改革、教育公平的深度关切。

（五）个别地方应对失当成为舆情事件升级的导火索 易演变成线下群体行动的情绪铺垫

在上半年的几起热点事件中，当地一些部门舆情素养的缺失，是激起公众情绪，致使舆情事件升级的导火索。舆情应对水平和治理能力欠缺，易使热点事件演变成线下群体行动的情绪铺垫。面对汹涌的舆情，个别部门仍然存在“封”“堵”“删”“滞”等陈旧舆情处理思维，显示出目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短板。

四川泸县太伏中学学生坠亡事件中，出现了“被殴打致死”“公职人员子女参与”等诸多传言。尽管它们已经被证实是虚假信息，但当地发布的信息还是遭到了一些网民的质疑，陷入了“说什么也不信”的境地。回顾事件发生初期，当地缺乏恰当的回应，也未向社会释放及时可靠的信息，反而对媒体的采访处处设防。

云南丽江女游客被殴打毁容事件中，官方虽然对事件起因、经过、处置结果等均作出了定性说明，但对受害者原发微博中“推诿拖延”“回避其提出的问题”等负面阐述未做详细解释，客观上加剧了网民深层次的猜疑。

因此，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提高舆情应对能力，加强各平台合作，避免自说自话，形成地方与媒体的良好互动，始终保持与网民的顺畅沟通，凝聚共识，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

（六）网络群体极化情绪突出 舆情反转频发

上半年，北京地铁“经济学家”掌掴女孩、河南洛阳老人与年轻人争夺篮球场、广东惠州跳广场舞老人拒绝为高考让步等事件中，一些媒体和网站不断把焦点对准老年群体，引发了“代际冲突”等议题。舆论场中，也不断出现将个体责任推给群体的观点。不同立场的拥趸者会为自己所属的群体利益呐喊，却缺乏相互理解和包容，很容易造成群体对立，且在舆情传播过程中，也易将某个具体事件上升为群体冲突，进而引发对立和撕裂。

从嘲讽浙江金华大妈“史诗级碰瓷”到官方证实其系间歇性精神病患者，从“恐怖的全家福”的微博图片热传引发网民指责计生政策到当事人回应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多个反转的新闻事件损伤着媒体和网站的公信力。建议在人人都是直播员、评论员的自媒体时代，让真相再“飞一会儿”，静下心来还原真相，理性发言。

第五篇：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撰稿人：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

人民网北京12月22日电：中国社科院2010年《社会蓝皮书》正式对外发布，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三位舆情分析师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撰写的《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也同时发表。这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研究人员连续第三年为蓝皮书撰写了“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报告全文如下：

在《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我们提出了“新意见阶层”这个概念，用以描述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表达意见的网民。近年来，他们凭借互联网“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优势，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畅所欲言，能在极短时间内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影响社会。2009年“新意见阶层”规模进一步扩大。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调查，截至2009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达到3.38亿人，仅半年时间就增长了4000万人；全国互联网普及率25.5％，超过世界平均水平[①]。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30年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所积累的各种矛盾凸显，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呈现激化态势。网民的表达意愿和参与意识持续高涨，踊跃发声建言。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上，“新意见阶层”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舆论能量。政府一方面强化网络管理，以抑制过于偏激的言论；另一方面对网络舆论的反应提速，从中央到地方初步形成了政府对网络民意的监测、反馈和吸纳机制。

一 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和流行语

（一）网络热点事件

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为数众多。根据对五大网络社区热点事件发帖数量的统计，发帖超过5000份的热点事件有16项（见表1），其中发帖过万份的事件有5项。这些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公共问题，体现了广大网民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

统计说明：

①入选舆情指的是较为具体的事件，庞大且笼统的事件只选取其中具体事件。②以上数字均为BBS原帖数，不含跟帖。

③此数据通过设置多个关键字多途径、全文搜索得出统计结果，并剔除了重复的帖子。

④随着网络热点事件的发展，有可能衍生出网络新词，存在一些帖子并不是讨论该事件本身，而是引用网络新词的状况，这里也一并计入。⑤以上数字不包含已被社区管理员从根目录彻底删除的帖子，但包括删除后还存在“快照”的帖子。⑥统计数据截至2009年11月10日24时，表2-3同此。

2009年网络流行语多戏谑，反复引用和强调某些人的言论，突出其不合理性，以达到讽刺、鞭挞的功效，有些流行语也不乏自嘲或者搞笑的成分。必须结合具体网络热点事件，在熟悉该典故的人群中使用，它们才能有非常好的效果；若单独使用或者讲给不熟悉典故的人听，会显得莫名其妙。截至2009年11月10日24时，网络跟帖使用超过100万次的网络流行语有10个（见表2），它们无不具有上述某种或几种特征。

二 网络舆论载体的新进展

（一）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表明，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约占全部事件的30％（见表3）。也就是说，约三成的社会舆论因互联网而兴起。特别是在传统媒体因为种种顾虑而缺席或反应迟钝的情况下，互联网孤军深入，成为网民自发爆料和集结舆论的平台。例如2009年5月7日晚，杭州闹市区发生飙车撞人案，当地多数报纸第二天未作报道。但当晚杭州著名论坛“19楼”发帖《富家子弟把马路当F1赛道，无辜路人被撞起5米高》，回帖达到14万条，网民对蔑视生命的“富二代”给予强烈谴责。加上杭州警方明显偏袒肇事车主激起众怒，BBS上网民“人肉搜索”肇事者背景，受害者谭卓的毕业院校浙江大学学子致杭州市长的公开信也从浙江大学内部论坛流传到公网，飙车案迅速成为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

（二）web2.0与web1.0形成意见反差

在传统媒体中，编辑部与受众之间是“我写你读”、“我念你听”和“我演你看”的关系。门户网站的新闻页面也属于信息单向传播的web1.0形态，担负着宣传政府方针政策和舆论导向的使命。然而，以互动为特色的网络社区，属于网民自主发声、信息反向传播的web2.0形态。web2.0与web1.0之间经常形成一种隔阂和反差。在web2.0意见平台上，网民议政心直口快，某些政府管理措施经常处于被质疑的状态。

以曾经被要求推广的“绿坝——花季护航”上网过滤软件为例，各网站刊载有关方面的新闻通稿说：92％的用户认为有必要由政府采购过滤软件，70％以上的用户对软件表示满意。但一些门户网站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网友反对强行安装这款软件。

（三）互联网与手机结合，网络舆论更具杀伤力

有线载体（互联网）和无线终端（手机）结合，网友通过手机能够进行更为便捷的信息传播，而且不限于文字，还可以将现场拍摄图片、视频上传。特别是微博客，在2009年十分活跃。微博客可通过手机或网页登陆，随时随地发布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一次不超过140字。在微博客上跟从网民，无须对方同意。一些“意见领袖”的Twitter（总部在美国的微博客提供商）“跟从”者过万，对网民的感召力或煽动性极强。与西方微博客多谈论网民日常起居不同，中国微博客强烈关注时事。网民通过“跟从”链接而形成的微博客群落，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时政新闻平台和论坛。由普通网民临时客串的“公民报道者”，可在微博客上对突发事件进行“现场直播”。例如，在石首骚乱中，一位匿名网民在饭否网上实时播报街头消息约200条。微博客有效地突破了某些信息屏障，赶在了传统媒体报道和政府新闻发布的前面，第一时间发布大量第一手的信息，成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

互联网和无线终端嫁接的另一个产品是微视频。微视频是短则几十秒、长不过半小时的视频短片，在突发事件现场，用手机、DV等非专业设备拍摄，然后发布到网上。例如2009年元宵节晚9时左右央视新址配楼大火，第一个报道的是网民“加盐的手磨咖啡”，9时4分在天涯社区发帖《CCTV大楼元宵夜起大火了吗？？？？》，上传了手机拍摄的火灾现场照片。2009年夏天土豆网等发布了一段网民视频《北京街头最痛心的一幕》，反映一女子在协和医院门口被公交车蹭倒受伤流血，拨打120急救电话40分钟仍未得到救护。网民跟帖感叹：“当别人发生灾难，在我们眼里就是故事。岂不知，当自己发生灾难，在别人眼里也是故事。这个世界不能太冷漠！”网友信奉“无图无真相”，特别是城市管理中一些老大难问题，如城管与商贩、拆迁户与开发商冲突的现场画面传到网上，更容易激起网民的强烈不满，引爆舆论。

（四）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相互借力，放大舆论

网络舆论已深刻地影响到传统媒体。报纸记者、编辑和电视主持人习惯于到网上寻找新闻线索；网络“意见领袖”也乐于为报刊撰写专栏，到电视台做嘉宾访谈。网上的爆料，由传统媒体接手深入采访和评论，提升了可信度，更能引起政府重视；而传统媒体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报道，经互联网的放大，迅速凝聚民意，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新老媒体相互借力，推动了不少社会问题的解决。例如，上海交通管理部门“钓鱼执法”问题的解决，就是互联网和传统媒体联手推进的结果。职业经理人张军9月8日开私家车搭载一个声称胃疼的路人而“被钓”，12日他以“公子羿”为ID在天涯社区发帖控诉。“80后”作家韩寒在博客中转述和评论此事，引起了更大的关注。国庆节过后，传统媒体大举介入，挖掘出上海其他“钓鱼”案例，某区对黑车罚款获取天价收入，法院与交通管理部门串通制定审判指导意见，等等。特别是司机孙中界助人“被钓”后愤而断指自证清白的事件发生后，传统媒体在第一时间追踪报道，把舆论推向高潮。

（五）体制内报纸、电视台和网站积极回应网民关切

在上海“钓鱼执法”案中，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曝光上海可能存在“职业拦车群体”，《新闻1＋1》栏目制作专题调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人民时评》，与网民的愤怒和都市报的质疑相呼应，迫使上海浦东新区和闵行区政府认错。近年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传统主流媒体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中，不缺席、不失语，特别是勇于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与某些基层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和少数无良官员相区隔，表现出体制内改良政务管理、倾听民意、化解民怨的坚强决心。

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在2009年针对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得失加大了舆论监督力度。例如，在王帅因为发帖被“跨省抓捕”后，人民网于4月组织了四次在线访谈。第一次访谈时，当事人王帅刚刚取保候审，在一个秘密的角落上网讲述事件真相。在第三次访谈中，河南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秦玉海承认警方执法错误，将对王帅进行国家赔偿。人民网还针对石首骚乱、杞县钴60事件、上海“钓鱼执法”等组织了一系列访谈，作出权威解读，有时走在都市报的前面发声，增强了政府背景网站的公信力。

从2009年11月份起，《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专栏、《中国青年报》“法制社会”版和《冰点》专刊、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联手，在天涯社区开设“主流媒体”频道，这是体制内媒体深入网络社区与网民对话的一次集体尝试。

（六）调整网络表达形式，抑制“群体极化”现象

中国网民群体，包括网络管理员和版主在内，多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阅历和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使其很难在短时间内厘清事情背后复杂的社会和心理动因，非理性和过于主观的声音经常容易占据上风。从河北容城县“艾滋女”和279名“嫖客”案件看，网民和媒体都有可能以讹传讹，推波助澜，对当事人造成伤害。

所谓“群体极化”（GroupPolarization），是传媒学者詹姆斯·斯托纳提出来的，指群体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通过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朝着更极端的方向转移，即保守的会更保守，激进的会更冒险。互联网的匿名环境、海量帖文的气氛渲染，观点相近人群的频繁沟通，更容易产生“群体极化”，并可能发展为人身攻击，甚至威胁社会正常秩序。为遏制网络“群体极化”，各网站、BBS和政府管理部门动了不少心思。如网易放弃了著名的“无跟帖，不新闻”的浪漫口号，代之以“文明上网，登陆发帖”的叮咛。继BBS以后，门户网站也开始要求注册发帖，让网民在登陆后多花一点时间来沉淀思考。新闻跟帖的显示比例缩水，有时显示数只有实际发帖数的几分之一。一些网站取消了新闻跟帖中的赞成、反对功能，似有避免单一网友的声音被过度放大的考虑；有的网站甚至把“反对”改成“举报”，更有压制偏激言论的意图。人气旺盛的天涯社区遇到敏感话题，经常锁帖或把跟帖控制在5页以内。

三 网民社会心理和行为的演变

（一）网民社会阶层的分野

目前网上草根民众和知识精英的舆论并行发达。草根类舆论体现在众多新闻跟帖和普通网民的个人博客中；精英类言论则集中于微博客，文化界名人博客，凯迪网络、中国改革论坛等BBS，五柳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等学术文化类网站。据2005年底对凯迪网络用户的调查，他们多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拥有手机、笔记本电脑、汽车和房产的比例高；与全国网民平均水平相比，本科学历高出21.8个百分点，研究生学历高出9.4个百分点，而在校生比例低了32.5个百分点；男性多，多数已结婚生子，喜欢阅读和旅游[②]。这些数据均提示他们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经济文化地位，这是凯迪网络成为知识分子思想园地的人口学基础。

网络草根和精英都同情弱势群体，痛恨社会不公，关注公权力尽责和诚信，维护社会道德底线。2009年，在张海超“开胸验肺”、孙中界断指抗议“钓鱼执法”等新闻事件上，精英和草根的意见高度一致。但在另一些问题上，网络精英与草根之间意见分歧往往很大。例如，在如何看待山西煤矿“国进民退”改制的问题上，普通网民多为口碑糟糕的“煤老板”绝大多数被整合而兴奋，但知识界对于山西政府是否尊重私营经济产权和市场契约颇有疑虑。

（二）网民的社会关怀大幅提升

网上参与人数最多的言论形式是新闻跟帖。例如，2009年6月12日、13日宝马、奔驰国产车型入选公务车的新闻跟帖踊跃，搜狐1430条，网易3261条，新浪14002条。这三大商业门户网站的用户三教九流都有，尤以学生和底层民众居多，因此，新闻跟帖更像“草根的围观”，他们强烈的社会和道德批判精神，提示所谓当今中国人“政治冷漠”的印象并不准确。

截至2009年6月底，1.81亿网民开设了个人博客或个人空间，其中1.13亿人平均每个月至少更新一次。过去，写博客主要是记述个人生活；2008-2009年上半年，针对“社会现象”发言的作者所占比例达到54.5％，比2007年上升了44.5个百分点[③]。以新浪博客为例，与“孙伟铭死刑”相关的博文271600篇，网民热议酒后驾车肇事应否抵命，该以交通肇事罪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重庆“打黑”也是博客热门话题，在新浪可找到与“王立军重庆”相关的博文423308篇，找到与“文强重庆”（“打黑”中落马的最高官员）相关的博文1088049篇。网民强烈的社会关怀提示民气可用、民怨可畏。

（三）网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

随着网络言论载体的逐渐发达，相当多的网民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个体，他们在网上结成各种虚拟的社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腾讯QQ网民结成的QQ群，据称有5000万个之多。依托于同学、同事、同乡等现实社会关系的除外，其他如影视音乐、动漫、游戏、车行天下、旅游、体育联盟、追星族、星座缘分等类别的QQ群，基本上源于虚拟的网络交往。在邓玉娇事件中，《新京报》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巴东县野三关被不明身份的人围困，记者被打，相机被抢，媒体QQ群里几乎是实时播报。接着，记者编辑们在群里商量由谁来报道，财经网编辑自告奋勇尝试发稿。果然，半小时后，财经网挂出记者被打的新闻。由于网友经常加入不止一个QQ群，信息和图片可在瞬间从一个群复制流传到其他的群，具有病毒似的传染性，因此QQ群的动员和组织潜力巨大。

近一年来崛起的社交类网站SNS（SocialNetworkSite），能为用户提供个人博客、群组、照片、视频、音乐等多种朋友互动功能。如开心网面向白领，注册用户逾5000万；而校内网则垄断了在校大学生市场。现阶段SNS以娱乐内容为主，比如偷菜、占车位，但不乏关注社会问题的潜质。如新华社入住开心网后，开设“新华社电视”频道，从2009年5月11日清晨6时到13日下午推出汶川地震一周年电视直播节目，网民寄语留言多达63万条。SNS很可能成为今后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组织资源。

“百度贴吧”是一种特殊形态的BBS，网友基于关键词而自由创建。百度平均每天新建贴吧8000余个，发新帖200万个。由于贴吧进行的是特定主题的深度交流，能够寻找和聚集利益相关人群，给一些地方政府和社区型国有大型企业带来很大舆论压力。例如，在石首骚乱中，当地政府封锁消息，在长达80个小时的时间里只发布了3条新闻，其中还包括一条匪夷所思的石首街头举行多部门联合消防演习的新闻通稿。但在“百度贴吧·石首吧”里，出现了近500个与此案有关的主帖，追踪报道石首街头的真实情况。

其他网络社群组织形式，包括BBS的版聚（活跃在同一论坛的网民线下聚会），作者社会背景相同或博文主题相近的博客圈（仅搜狐博客就有11825个圈子），豆瓣网的讨论群组（2.2万个），还有一些小的专业类网站，如户外运动类网站结成的“驴友”社群，当年率先质疑周正龙虎照的“色影无忌”摄影爱好者网站。

有学者认为，网络社群“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因而拥有比西方更大的民主潜力[④]。上海团市委一项调查显示，仅与团市委建立固定联络的网络社团就有几十个，包括车友会、音乐发烧友、收藏发烧友等。这些网络社团大都没有经过正式注册，但组织能力强，经常开展线上和线下的活动[⑤]。现阶段这些网络社团没有政治色彩，至多只是某种意识形态或审美、价值偏好的小圈子。

（四）网民开始走下互联网

2009年，在一些突发事件中，部分网民不满足于网上的“口水战”，企图在网下有所表达。例如，在杭州飙车案中，就在警方宣布肇事车速仅70码的当晚，不少网友来到车祸地点文二西路，点起蜡烛、献上菊花，表示对遇害者的哀悼和公正办案的诉求。在邓玉娇案中，一些网友纷纷到巴东“旅游”，有的还请求为邓玉娇立“烈女碑”。当地政府感到压力巨大，长江航线巴东码头自抗日战争以来首次停航，宾馆宣布客满。在北京，西客站附近广场出现“行为艺术”，一个女青年以纱布层层缠裹自己，呈极力挣扎却无法挣脱状，身边摆放着几个大字：“谁都可能成为邓玉娇”。

7月16日，网友郭宝锋因在网上发布严晓玲“被轮奸致死”的流言，被福州警方以涉嫌诽谤而拘留。恰恰在这一天，“百度贴吧·魔兽世界吧”传出一句无厘头的贴文“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知名网民“北风”受此启发，在线发起“一人一张明信片，喊郭宝锋回家吃饭”的活动。两个星期内，上百张明信片从全国各地寄往福州市第二看守所，每张上面都写着“郭宝锋，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7月31日下午，郭宝锋取保候审，走出了看守所。律师认为，郭宝锋是被网民用明信片“喊”回了家。

可以这么说，互联网上的“新意见阶层”已经结成了一个有现实影响力的虚拟“压力集团”，面对贫富冲突、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医疗教育、道德失范等问题，特别是政府施政缺失和司法不公，形成巨大舆论压力。网民从自身利益出发评议公共政策，经常能够有效地改变决策方向。

例如上网过滤软件“绿坝——花季护航”就是在网民的质疑和激烈反对中，在7月1日强制安装起始日的前夕——6月30日晚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宣布推迟预装；后来又改口说，“绝不会出现在所有销售的计算机里一律强制安装的问题”，改进后的预装方案主要限制在学校、网吧等公共场合的计算机。“绿坝”事件是2009年网民作为“压力集团”整体发声和发力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这种虚拟“压力集团”不是政治组织，现阶段在若干具体利益问题上具有温和表达不满和不服从的特征，不会对社会稳定产生颠覆性影响。

（五）网络非理性情绪值得关注

2009年群体性事件对抗性增强。例如，在石首事件中，约7万民众走上街头，与数千名武警对峙，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街头骚乱。现阶段群体性事件多发生在中西部县域，影响多具有局部性和一过性。但在2009年群体性事件和其他一些突发事件中，现场民众和网民非理性情绪抬头，有蔓延趋势。例如，7月24日，吉林通化钢铁公司股权调整引发职工不满，民营企业派驻的总经理被活活打死。新闻跟帖几乎一边倒地赞扬通钢“工人阶级了不起”，幸灾乐祸于“打死个把资本家有什么了不起”。这场网络起哄属于“泄愤事件”，也就是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⑥]。

网络非理性情绪的另一个预警信号，是邓玉娇案中的“屠夫”现象。网民“屠夫”在凯迪网络向其他网民募捐，得到资助后赶到巴东，促成邓家聘请北京律师，到邓玉娇被羁押的精神病院会见了邓玉娇，并在博客里以第一手图片和文字报告案件进展。继邓玉娇案后，“屠夫”又到昆明为“小学生卖淫案”“闹场”，被云南秉持理性批评的“躲猫猫”调查委员会的网民“边民”用一场温和对话击退。“屠夫”“用杀猪方式参与社会个案的模式”，公民责任心可嘉，却不能归结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常态，其对社会的潜在破坏性值得忧虑和警醒。

四 政府与网民互动，顺应与管理平衡

（一）政府上网从web1.0走向web2.0

政府上网工程启动10年来收效显著，到2008年底，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省市一级已全部建立政府门户网站，地市级和县级政府拥有门户网站的比例也分别达到99％和92％，很多街道、乡镇甚至村（居）委会都建立了网站或网页。

网络留言板成为党政机关了解民情、听取民意、集中民智的新形式。影响最大的是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截至2009年11月上旬，接收网友留言40多万条，37位书记或省长、95位地市主要领导作出公开回应。据不完全统计，约6000项网友提出的问题得到落实和解决。“地方领导留言板”也因此获得了2009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河南、天津等省市还以文件的形式明确了办理留言要求，安徽还规定不及时认真解决网友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予以严肃问责。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触网”，现身论坛、博客。2009年中，有15位正省部级以上领导来到人民网社区做在线访谈，回答网民关注的问题。7月，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现身凯迪网络“猫眼看人”论坛，就昆明“小学生卖淫案”实名发帖，回应网络和媒体的质疑，并提出宣传部门要从“捂盖子”思维向“揭盖子”思维转变：“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还使劲捂着盖子，结果只能是连壶底都被烧穿；而盖子一揭，尽管有可能会烫着自己的手，但沸腾的民意也就会变为蒸汽慢慢消散。”10月，广东15个省直单位全部设立“网络发言人”。

（二）网络舆论应对提速，官员问责力度加大

面对网络舆论影响与日俱增的形势，2009年，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普遍建立快速应急机制，回应网民关切，网络舆情应对提速。如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发生仅两个小时，成都市政府就召开了首场新闻发布会，当天连开三场，不断公布伤亡、救治和现场情况，让真相赶在传言前边。6月6日第四场发布会主动回应市民有关疑问，使质疑声音减弱。7日第五场发布会认定“有人带油上车”，网民转而追查纵火者，民众的思路和情绪与政府逐渐合拍。最终这一突发恶性事件平稳落幕。10月7日新疆建设兵团“最牛团长夫人”敦煌打人事件被天涯社区曝光，10日兵团领导批示进行调查，兵团新闻办立即向天涯社区发去回应，12日相关人员被免职。贵州省思南县一起“引水工程”引发的官民对峙，就是因为网上一篇帖子悄然改变了发展轨迹：乡政府表示放弃该工程，重新寻找水源。发帖人说：“多种力量汇合，最终促成杨家坳乡政府顺应民意，悬崖勒马，避免了流血冲突事件。这件事能够出现转机，应主要归功于网络。”

一个偏远地区乡政府能够如此重视网络舆论，与两年前“黑砖窑”事件中山西洪洞县政府对网络舆论沸腾一无所知形成鲜明对照，提示网上官民良性互动的局面正在中国形成。

2009年中央进一步加大了对严重违背民意、招惹民怨的官员问责力度。6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在问责的6种情形中，包括“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情形。2009年中在网上网下造成恶劣影响的王帅案、邓玉娇案、石首骚乱、开胸验肺案、“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事件、重庆高考加分作弊案等事件发生后，当事官员先后被问责。

另外，由于近年来大量贪腐问题经网络举报后得到查处，2009年政府拓宽了网络举报的通道，鼓励实名，允许匿名。中央纪委、监察部于10月28日统一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受理群众对党员、党组织和行政监察对象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开通之初一度因访问过多而导致服务器无法承受。中组部“12380”举报网站、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网站、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网站（12309）等也相继开通。

（三）突发事件中的网络管理得失互见

遭遇突发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控制信息流动、统一宣传口径，成为一些干部的思维定式。就像陕西绥德县某官员所言：“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在2009年，出现了一些人为制造“没有网络”的情形。在邓玉娇案中，其家乡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的电视和网络信号一度因为“防雷击”而中断。无独有偶，湖北石首事件发生后，石首市区网吧断网，事发地一带还一度断电，但这都并未能阻止网上的舆论浪潮。

更荒唐的事情是河南杞县重现“杞人忧天”。6月7日杞县一辐照厂发生放射物卡源事故，情况在网上流传、发酵，政府却一直失语，7月17日，随着“放射源将爆炸”谣言的出现，大批群众纷纷奔向周边县市“避难”，杞县县城一度几成空城。在这起事件中，看似谣言是引发大规模社会恐慌的诱因，但其背后隐含的，却是公共事务透明度低下和政府公信力缺失。事后，杞县政府未能反躬自省，反而迁怒于网民，抓了5名在网上夸大事故危险性的“造谣者”和转帖者。

近年来，一些党政部门经常使用“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个概念。群体性事件有严格定义，指聚众实施未经法律允许或批准的行为，如集体上访、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课、绝食静坐、围堵交通、围攻党政机关等。而“网络群体性事件”，从字面看上看，容易被理解成通过网上组织串联，导致网下聚众行动、制造事端。但考察近几年的情况，因为互联网而产生网下聚众行为的事件并不多。像2007年厦门部分市民反对PX化工项目而上街“散步”，互联网（BBS和QQ群）和无线网（手机短信）的确起到了信息沟通和鼓动作用。但在更多的群体性事件中，一些基层政府采取了断网、屏蔽手机信号甚至中断电视转播的做法，事态的恶化跟互联网没有直接关系。而适度开放网络舆论，让公众的利益关切和焦虑、不满得到宣泄，恰恰可能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009年同时存在另一个方向的改革尝试。如云南省委宣传部尝试推动云南媒体和网络“新政”。在年初“躲猫猫”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委宣传部在QQ群中发出邀请，由网民组成调查委员会。虽然网民参与司法调查于法无据，但毕竟体现了政府重建公信力的诚意和努力。8月，云南省陆良县发生一起煤矿与村民因施工纠纷引发的冲突，省委宣传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新闻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不得随意给群众乱扣“刁民”、“恶势力”等帽子，禁用、慎用“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别有用心”、“一小撮”等形容词。在这一事件中，群众提出7个方面的诉求，有6个获得圆满解决，剩下1个因不够合理而被劝阻。长期以来，“不明真相”和“别有用心”一直是一些政府部门用来抵制民意、搪塞监督的借口。云南表现出地方当政者转换官方话语体系和处事思维的大胆探索，推动了以群众诉求为中心处理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机制创新，被誉为社会转型期“官民交流的范本”。

（四）修复政府公信力是舆论应对的核心问题

网络舆情应对的核心，是修复政府公信力。在涉及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问题上，网民形成了传播学中的所谓“刻板印象”，如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感，对社会公正的缺乏信心，这类认知和情绪似乎不断得到某些突发事件的验证。另外，据2009年初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委托腾讯网所作调查，网民选择的举报方式依次为：网络曝光（35.8％）、传统媒体曝光（31.3％）、向纪委举报（17.2％）、向检察院举报（11.4％）、向上级政府机关举报（3.3％）、向公安部门举报（0.5％）。在健全的法治环境下本应成为首选的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举报，网民意向却如此之低。有网民感叹“信法（律）不如信（上）访，信访不如信（互联）网”。如何切实树立政府公信力和法制的权威，值得深思。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鼓励网络举报和网民监督截然相反，当前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把不中听的批评视为诽谤，不仅删帖、封堵IP，甚至动用警力抓捕发帖人。在王帅案中，人民网作过一个网民调查：“河南灵宝青年发帖举报被囚八日，官方称其伤害领导，您怎样看？”投票结果认为这是“以‘诽谤’政府为由打压民声”的占到了93.4％。可见，这种做法对于政府公信力会造成多么严重的不良影响。理性地说，在正确对待网络舆论方面，不仅要合理拓宽网络举报和公民参与的渠道，更要慎用“网络诽谤”之类名目治罪。另外，网络言论的监管技术，包括要求网站提供网民IP地址，以收归中央管理为宜，主要用于国家安全目的；尤其不应允许地方基层政府把网络（包括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监管技术滥用于地方政治，特别是打击报复网民对领导干部个人的批评监督。

总体来说，现阶段政务信息透明度已然较高，网络舆论应急处置做得不错；但党务和人大、政协系统的信息透明度和舆论应对意识还有待提高和加强。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党务公开，促进党的组织建设创新，是一个新的课题。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办好党报党刊和党建网站，是党建工作在互联网时代与时俱进的一项重要部署。人民网“强国论坛”网民称赞：“党委新闻发言人一小步，党务公开一大步。”

（原载于2010年《社会蓝皮书》，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

[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未特别标明的网络数据均来源于此。

[②]广西南宁波普市场调查公司：《凯迪网络受众调查报告》，2006。

[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8-2009博客市场及博客行为研究报告》。

[④]胡泳：《网络社群的崛起》，《南风窗》2009年第22期。

[⑤]《〈瞭望〉文章：网络意见领袖“显性化”》，新华网，2008年6月24日。

[⑥]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