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民网发布2014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全文)
人民网发布2014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全文）
2014年中国互联网舆情，是在中共和政府严厉反腐、深化改革的鼓点正酣中展开的。
在这种“高压态势”下，互联网舆论场在继续扩张的同时，出现了从严管理的新局面。一方面，微信取代微博客，成为当下经济发达地区民众的首要信息渠道和社交平台，新闻客户端也开始影响一部分人群的信息获取；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完备，网站平台加强管理，网民自律及社会公序良俗的约束，网络舆论的总体压力有所减轻，但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诉求并未消减，在某些突发事件和热点议题中甚至还呈现爆发态势。
政府的舆论引导工作，向专业化和智能化方向提升。在反暴恐、“微信十条”出台、香港“占领中环”事件、乌克兰危机等热点事件中，理性的声音占了上风，正能量的传播成为网上舆情的“新常态”。
一、2014年的网络热点舆情
2014年网络舆情总体热度下降。例如位居全年热点舆情榜首的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已成当今世界最大的悬疑案，微博帖文约2500万条；而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事故发生后的几天内，竟然涌出微博帖文约5亿条。
对比2011年-2013年本报告所列举的每年网络热点舆情20件事，2014年的舆情走向呈现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本届中央政府改革力度大，反腐鼓声响，网民对体制的向心力有显著提升。中共中央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魄力，以“周一打苍蝇，周五打老虎”的节奏，从严治党，但入选本年度20件事的贪腐舆情只有***案。
第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居民健康，受到全社会持续关注。2014年的20件事中有兰州自来水苯污染事件和广东茂名PX群体性事件。
第三，司法舆情在2014年度未能进入20件热点舆情。这与近一年司法改革的力度加大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力推司法公开，重审疑案和平反错案，民众的关切得以释放。
第四，暴力恐怖事件和恶性犯罪引发社会不安，受到官民一致的严正谴责。2014年3月1日夜晚昆明火车站的暴恐事件，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在内地非民族地区公众场所针对平民百姓的较大规模恐怖袭击。虽然此后乌鲁木齐早市恐怖袭击的死亡人数更多，但还是美丽春城的这个恐怖之夜在网上引起了更大的心理震撼。以此为拐点，政府反恐举措凝聚了全社会的高度认同和拥护。
5.28山东招远邪教故意杀人案，让基层隐而不彰的邪教问题进入主流社会的视野。此前山西临汾6岁男童被伯母挖眼事件，也被疑为有邪教背景。
第五，公众人物的失德事件近年来持续发酵，转型期社会的道德伦理引发社会反思。2014年有柯震东、房祖名在京吸毒事件，还有其他文艺界名人吸毒嫖娼案，以及曾经困扰了红十字会3年的郭美美参与性交易和网络赌球被刑拘。这些公众人物伦理操守的得失，对年轻网民来说是人生观、价值观的样本警醒。
第六，中国大陆以外地区舆情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内地网民的关注。2014年有台湾学生占领立法会事件，香港“占领中环”事件，乌克兰政局剧变。相关的舆论引导工作做得比较成功，均未对内地局势产生连锁反应。乌克兰事件被主流舆论解读为倒向西方可能给国家带来分裂的痛苦。境外舆情风云变幻，在中国内地的网络舆论场上水波不兴，这是内地政局稳定的表现。
表1:2014年20件热点舆情事件
本文对本舆情分析报告覆盖时段（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内的2000多件舆情热点事件 进行分析，试图给出2014年度互联网舆论压力状况的基本描述。
热点事件的热度由其新闻检索量和微博（包括新浪和腾讯微博）检索量综合确定，二者的权重各占50%。通过专家打分法对每一热点事件的舆论倾向性做了量化处理，具体含义为：1—极端负面，2—较为负面，3—中性，4—较为正面，5—极端正面。综合计算事件的热度和舆论倾向性，得到由该事件所产生的舆情压力值。当舆情压力值为正时，负面舆情占主导，当舆情压力指数为负时，正面舆情占主导。累加某一领域或地域的所有相关热点事件的舆情压力值，可以得到该领域或地域的舆情压力总值。
表2：2014年不同舆情领域压力指数
本报告将一年以来的热点事件分为社会矛盾、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吏治反腐等八大类别（个别热点事件可能分属多个类别），可以看出：①官民关系紧张、贫富差距扩大、仇富心态、医患矛盾、阶层流动壅塞、权益纠纷增多等社会矛盾聚焦点，是网络舆情压力的主要承担者，这一领域的话题只占舆情总热度的四分之一，却负载着近三分之一的舆情压力。②公共管理、吏治反腐、军事外交等领域的舆情事件多由党政部门引发和主导，超过一半的热点事件都属于这些领域，但舆情压力还不到总量的三分之一。在这些领域中正面事件所占比例不低，达到10%左右，可见党政机关在舆情应对和形象宣传等方面的努力得到了不少网民认可的。③涉及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如工厂爆炸等安全事故以及暴恐、群体斗殴等安全事件，也是舆情危机的爆发点。
表3：2014年分省舆情压力值TOP10
从舆情压力值的地域分布得出结论：①华东、华北、华南等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舆情热点事件数量多，整体压力大。②从事件平均压力值看出，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单位舆情事件压力较大，而中部和东北等经济中等地区单位舆情事件压力较小，新疆、青海、甘肃、云南等偏远省份的单位舆情事件压力甚至超过了北京、广东等舆情高发区，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暴恐事件是新疆等地成为舆情高压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4：2014年热点事件涉事职能部门舆情压力分布情况
从舆情压力的职能部门分布得出结论：①党政部门中，公检法和纪检监察是舆情压力的主要承担者，近一半的舆情压力指向这些机构。②交通、教育和医疗卫生部门也是舆情热点事件的高发区。③食药、质监、安监和环保部门虽然涉及的舆情事件不多，但单位事件热度大、舆情压力大。
表5：2014年社会矛盾聚焦点舆情压力值
社会矛盾领域承担的舆论压力最大，对此本报告进行了进一步分类统计：①持刀砍人、恶性撞人、闹市爆炸、公交纵火、灭门惨案等体现社会戾气的暴力罪行，舆情热度高、压力大，成为一年来社会矛盾领域舆情主要高压点。②官民、警民、医患、城管与小贩、劳资这五类关系也是社会矛盾的主要聚焦点，其中警民关系、医患关系和城管执法正面事件比例较高，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在弥合裂痕、重建信任方面的努力。③针对未成年人及弱势群体的伤害事件数量多，网民容忍度低，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舆情爆发点。④关于社会道德的争议持续不断，“扶老人”、“见义勇为”是其中的主要关键词。
二、网络舆论载体的变化和媒体融合
2014年给中国网民的真切印象，是微传播时代的来临。截至2014年6月30日，中国网民6.3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6.9%，与2013年6月30日相比增长4.8个百分点。手机网民5.27亿，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为83.4%，比一年前增长8.9个百分点；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25.9个小时，比一年前增加5.4个小时。
（一）新老网络舆论载体的消长
据来自政府网络管理部门的数据，在各种网络舆论载体中，微博客账号12亿，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日均发帖2.3亿条；微信日均发送160亿条；QQ日均发送60亿条；手机客户端日均启动20亿次。有人甚至断言，中国进入了“低头阅读”的时代，低头刷屏甚至侵蚀了亲情和友情。
微博的用户流失，热度下降。从2013年6月30日到2014年6月30日，网民中微博使用率下降了11.1个百分点。原因之一是网民的喜新厌旧，微信分流了微博的人群；其次是政府加大了微博整治力度，一些“大V”触犯法律被处置，其警示作用使网民微博言论趋于谨慎克制。有学者网友抱怨，自己的微博尽管关注了一千人，但发出一条博文，半小时后还留在首页。
但在马航失联、东莞扫黄、山东招远血案等突发事件和热门议题中，微博在信息传播、意见表达上仍然展现出微信无法比拟的强大功能。微博可原生态地展示社会舆论，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利益诉求需要表达，保留微博这个公开的意见平台，而不是让各种意见下沉到私密的微信，有利于政府掌握社情民意的脉搏，及时发现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释放社会压力，并澄清其中的谣言，对负面声音进行引导。
微信展示了用户强社会关系和社交媒体话题多元化的魅力，在亲友、同学、同事和同好者之间迅速流行。微信传播的内容，有很多属心灵鸡汤、养生秘方、晒孩子照片、秀个人生活，但涉及敏感议题、政治类不实传言和偏激议论的数量，不比前些年的微博少。所以微信舆论场，特别是微信公众账号和跨微信群的传播，成为互联网治理的新目标。
移动新闻客户端成为前卫网民的新宠。例如扎客（ZAKER）是一款移动平台上的资讯聚合和互动分享阅读软件，将微博、博客、报纸杂志、网络新闻、图片等内容，按照用户个人的意愿聚合到一款软件上。“今日头条”资讯类客户端，日均活跃用户1600万人。新华社、人民日报也相继开通新闻客户端。上海报业集团《东方早报》推出澎湃新闻客户端，以政经类新闻的生猛挖掘、深度解读姿态，吸引了中高端受众。
（二）“自媒体”舆论需要专业媒体“对冲”
过去有一种说法，每个网友都是“公民报道者”、“公民评论员”。但网友只是新闻报道和“围观”式评论的业余队，而专业媒体（包括新闻门户网站）才是专业队。互联网“自媒体”的作用不宜高估。
在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中，有媒体人发帖感慨：“当庞大的自媒体、各种小喇叭都拿在手上后，真实的现实是：事实是极度稀缺的。其结果，从传播事实变为表演自己，谣言的发生与传布，由此滋生。”
适度开放专业媒体，以专业技能和经验还原事实真相，均衡反映各利益相关方的声音，有利于对冲“自媒体”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引导公众客观理性地看待转型期的复杂社会问题。专业媒体要做好网络“自媒体”舆论的“把关人”。
回望中国百年近现代史，新闻舆论场、意识形态的重心，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期刊，真理标准讨论时期的哲学界、党报，转移至微博、微信等新技术平台，文化重心不断下沉。网络舆论场中，层出不穷的突发事件凝聚舆论焦点，热点话题来去匆匆，情绪化的宣泄压倒公共话题的持续理性讨论。因此，尤须警惕社交媒体消解科学文化理性，导致人心浮躁和戾气。
（三）媒体融合旨在扩大舆论引导力
屏蔽此推广内容媒体融合，是传统媒体的产业升级，或者叫中国纸媒的“去书名化策略”。政府推动媒体融合，更多地着眼于意识形态阵地的拓展。《人民日报》文章分析：鉴于青年一代将互联网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大量社会热点在网上迅速生成、发酵、扩散，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面临挑战，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新闻传播要从“铅与火”“光与电”走向“数与网”，通过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手机网站、手机报等有效引导舆论。
近年来以@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社发布、澎湃新闻等为代表，央媒和上海报业集团大举进军新媒体，打通体制内外“两个舆论场”，开始影响网络舆论场的议程设置。@人民日报 法人微博在人民网、新浪、腾讯三大平台上的粉丝总数突破6000万，而纸媒订户仅310万。@央视新闻 微信有210万的关注者。
新闻门户网站的评论，在2014年得到高度重视。在香港“占领中环”事件中，“国平”系列网评痛切陈词“占中”的危害，呼吁香港回归法治，成为继央视“焦点访谈”、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后，又一具有舆论影响力的评论品牌。香港“担心大叔”含泪唱《等着你回来》，由Youtube首发；@北美崔哥 微博首发《香港占街，美国警察实在看不下去》；微信号“新闻茶馆”披露《“会议记录”事件——中美势力暗战香港》等，均在内地微博、微信流传。中央政府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2017年普选决定的立场，得到内地主流社会的坚定支持。
三、微博舆论场及其“意见领袖”作用机制解析
本报告通过对当下微博舆论场的研究，描绘“网络人文地图”，为相关学术研究和政府企业的舆情处置、舆论引导提供第一手的参考素材。
（一）微博舆论场的活跃社群及其影响力分析
本文选取了1000个具有较大舆论影响力的微博账户作为样本，按“意见领袖”、媒体（包括主流媒体和市场化媒体）、机构（包括党政机构和企业）进行分类研究。
图1：各类微博日均微博数走势图
可以看出：①媒体微博活跃度最高，主流媒体微博由于建立了团队运作机制，保持7×24小时的不间断更新，活跃度明显高于市场化媒体，例如@人民日报、@央视新闻 的粉丝和影响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媒体微博。②在诸多省市区，党政机构微博运营被纳入政务公开考核，也具有较高活跃度。③企业微博活跃度偏低。④“意见领袖”系由个人维护，帖文总量与机构运营微博比差距较大。
图2：各类意见领袖微博日均微博数分布图
对意见领袖微博做进一步分类统计，可以发现：①草根网友、律师及维权人士活跃度最高。②媒体人、草根网友和律师及维权人士有更高的时政关注度。③党政官员有着相对较高的活跃度，而且趋势略有上升。④学者、行业专家和娱乐明星活跃度都不高，而且趋势都在下降。特别是娱乐明星在网上经常惜墨如金，少有的低调矜持。
图3：平均每个微博月均收到转评数
相比于粉丝数，被转发数和被评论数更能客观地衡量微博的舆论影响力。通过对各类微博账号进行分析，能够看到：①主流媒体微博平均个体影响力最大。②企业微博通过多种多样的微博营销手段，平均个体账号收到的转评数也很高，但舆论影响力有限。③“意见领袖”平均个人影响力低于媒体微博和企业微博，但考虑到意见领袖微博数量众多，其群体的影响力不容忽视。④党政机构微博虽然数量众多，粉丝数也不少，但现阶段个体和群体的影响力都较低。
通过关键词频度统计，本文试图从语义上把握微博舆论场反映出的当下社会心态。报告选取健康、志愿者、正能量、祝福、中国梦、帮助、慈善、关爱等表征正面含义的关键词，以及腐败、暴力、贪官、维权、上访、移民、特权、X二代等表征负面含义的关键词作为统计对象，通过考察它们在各类微博中出现的频度，得出微博舆论场正、负能量分布情况：①政务微博更倾向于提及正能量关键词。②意见领袖微博更倾向于提及负能量关键词。③意见领袖和媒体微博作为网络舆论议程设置的主导方，对绝大多数关键词的提及频度相近。
通过统计一些时政关键词在各类微博中的提及频度，发现：①“意见领袖”更倾向于讨论民主、法治、反腐等侧重抽象价值的话题和事件。②政务微博更倾向于讨论交通、教育、环境等具体公共管理领域的事件。③媒体对这些关键词的关注度介于意见领袖和政务微博之间。
四、政府着力化解互联网新型社会风险
从1994年4月中国与国际互联网全功能接入至今，20年来互联网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群众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产生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形成了新型的社会管理风险。
（一）从“网络问政”到互联网“最大变数”
中国政府前些年主张“网络问政”，尽管基层的社会矛盾在累积，但“网开一面”，给民意的表达和释放提供了出口。《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提出“打捞沉没的声音”，“包容异质思维”。
本届中央政府力推改革。总书记坦率地表示，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为给全面深化改革缔造一个稳定的舆论环境，政府更多地看重互联网对政府管控社会的“最大变数”，避免网络偏激舆论裹挟民意误导决策，并积极“亮剑”打压借助互联网造势的“寻衅滋事”。如果听任偏激舆论扰乱社会心理，将极大地增加社会治理成本，甚至导致执政危机。这是互联网进入中国20年来最为强势的政策思路。
（二）强势机构组建，理顺管理体制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互联网管理体制一直比较混杂，出现过“九龙治水”的局面。2014年2月，由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担任副组长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正式宣告成立，担负起了制定实施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的职能。领导小组单独设置正部级的办公室（简称中央网信办，同时继续保留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牌子），作为日常工作机构。国务院已于8月授权国信办，负责全国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这标志着中国互联网管理体制顶层设计的搭建完成，体现了高层保障网络安全、推动信息化发展的决心。
中央网信办是继上世纪90年代由朱镕基副总理兼任主任的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后来演变为经贸办和经贸委）之后，最强势的跨部委管理机构之一。自成立以后，一直以“白加黑”、“5+2”全年无休的方式工作。各地方也都在组建相应的网络管理机构，江苏、河南等省的网信办主任还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亲自兼任。
（三）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依法治网是依法治国的薄弱环节和工作重点之一。需要把管理者依法管网、从业者依法办网和全体网民依法上网结合起来。
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10月发布《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明确约束“人肉搜索”曝光个人隐私的行为之外，也提出为了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可免于担责。这次发布的司法解释，与已经实施的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标志着对涉及互联网的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处置都有了比较明确的执法依据。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互联网立法，也在研究酝酿中。
微信公众账号具有手机上的媒体属性，对舆论秩序的影响可能比微博、论坛和纸媒为甚。全国报纸约2000家、杂志约1万家，但微信公号约580万家，而且多为体制外的人士或机构在运营。国信办2014年8月发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网友称为“微信十条”），对于服务提供者的从业资质、审核机制、权限设置和违规处罚等反面做出了具体规定，特别是要求对时政类微信公号进行严格的资质审核。
网站要当好网络信息的“把关人”，守住第一道屏障。新浪微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投诉举报机制，网上发布谣言将及时得到澄清，遭遇网络侵权能寻求权利救助。人民网举办了“善意回帖”评选活动，倡导网民理性发言，不发布“恶意回帖”。
构建良好的网络法治环境，更离不开全体网民自觉依法上网，发挥网民群体对网络生态的自我修复、净化机能。中央网信办组建后，设置“网络社会工作局”，开展对网友包括“大V”的联络，推动成立网上社会组织。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引导网民恪守文明上网的“七条底线”，减少情绪化表达，形成和而不同的言论规范，并对网站的工作进行监督，对谣言流言和偏激声音予以抵制和斗争。
（四）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提升网络话语权
对互联网能否趋利避害，核心问题在于网络话语权的归属。互联网难以形成像物理空间那样严格的国界，全球舆论的交融空前方便，海外舆论也早已渗透到了中国的微博和微信等平台。6亿微信账户中，有1亿来自海外。基于此，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打造一支反应迅速、机制灵活又有较高公信力和影响力的网络“国家队”，对有效地扩大网络话语权、对冲外部杂音的干扰，就显得格外重要。
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推行微博、微信、微视“三微”战略，进一步兑现政务公开，改变了前几年政府工作在互联网上被“吐槽”和批评的被动局面。在2014年，政务微博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4年上半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和《2014上半年度腾讯政务微博发展研究报告》，截至2014年6月，新浪微博平台认证的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开设的政务微博达到119169个，腾讯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也达到181524个。
除政务微博之外，政务微信和客户端发布厅的建设2014年也有大踏步的前进，政务微信公众账号预计2014年底将达到6万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团中央、教育部等单位陆续入驻搜狐新闻客户端政务平台，利用重大信息快讯推送、政务直播间等特色栏目，提高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能力。政务新媒体的服务能力不断增强，由粉丝数和影响力导向转变为服务力导向，网上办事逐渐成为常态。
@人民日报 等主流媒体的微博、微信、客户端还与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形成了日趋常态化的联动。2013年11月，人民网发起“改善网络舆论生态成都研讨会”，为他们的交流合作搭建平台，发表“成都共识”，提出遇到地方突发事件，主流媒体微博主动转评地方政府的声音，放大网上的正能量。
以往的政策宣传，常靠“稿海战术”。由于众多媒体密集发声，给人以山雨欲来的印象，似乎互联网言路收紧了，引起了不必要的抵触情绪。2014年8月7日国信办发布“微信十条”后，舆论引导压数量而重质量。这个规定公布当天，腾讯股价大跌，随后又开始大幅反弹，冲上历史新高，随后逐步回落。资本市场是最敏感的，腾讯股价站稳表明社会平静地接受了“微信十条”。
（五）做好网上“意见领袖”工作，发展“网上统一战线”
影响和团结网络名人，引导其客观、理性地发言，也有助于网络主流话语权的建设。2014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先后组织了“网络名人故宫行”、“丝绸之路万里行”、“粤来粤好——2014网络名人看广东”等活动，起到了密切关系、消弭分歧、共同传播正能量的作用。一些民间“大V”下基层、接地气，有利于他们客观地把握国情和主流民意，理解政府公共治理的复杂性。“大V”们平时相对超然的地位，较少的预设立场，对公众的说服力更大，属于一种有待开发的新媒体资源。
2014年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草根知识分子浮出水面。其实，一些草根知识分子绕开传统的学术文化出版和传统媒体的成才路径，借助互联网登堂入室，已有先例。“唐家三少”、“当年明月”进入了中国作协全委会。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免费出版平台，保障了话语权的均等化，为“屌丝的逆袭”提供了可能。
草根知识分子对市场竞争缺乏公平、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的批评，具有历史的正义性。当网上“公知”对体制的“吐槽”缺乏建设性，并容易撕裂社会时，他们对体制和国家民族寄托着美好的情感，因而在民众中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同时也要看到，一些草根知识分子由于所受教育的局限性，习惯引用“文革”时期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逻辑和语言来批判改革，导致网络语态的“左”转情绪，更易与民粹思潮裹挟呈现出对改革开放的否定。在从草根中发现和扶持“正能量”的“大V”时，要避免用草根批判精英，加深与知识界的裂痕。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体，在发展初期带有边缘文化的特征，需要鼓励更多学术文化资源上网，加厚互联网的文化土层，培植网上的科学理性。
（六）探索政府舆情工作的机制和方法，培养专业人才
大数据时代，网络海量的舆情信息描绘出了一幅当代中国社会的全息图，对网络舆情信息的精准把握和科学利用，已经是摆在各级党政机关面前不可回避的课题。近几年，各级政府的网络舆情监测和应对能力一直在稳步提升，2014年又突出表现在从主要注重危机爆发后的应急管理，向加强常态的智能化舆情工作机制建设转变，从生硬的灌输式宣传，向以理服人的智能化引导过渡，并且开始重视舆情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
屏蔽此推广内容地方政府的舆情应对，也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如江苏昆山工厂爆炸发生后四小时才发布信息，发布会三易地址；河南获嘉化工企业扰民事件后，“县官与民众对话，警察持枪撑伞护卫”传言形成次生舆论灾害；广东博罗民众垃圾厂聚集事件中，面对三天前就有的微博聚集信号，政府不及早应对，导致错失提前化解危机的机会。
有些地方政府把开展网上舆论斗争、维稳和回应民意关切对立起来，舆情应对意识和处置能力有所退步。在杭州余杭区垃圾焚烧发电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地方宣传干部在微博发问：发生冲突时“警察为什么不开枪”；余杭区公检法司机关联合发布通告，要求犯罪嫌疑人自首。这些改革以来已多年不见的言论和做法，有违法制原则，容易激化社会矛盾。面对社会舆论的多元声音，宣传工作要站在群众中间，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而不宜站在群众对立面。
近年来，中国在重大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上，都已经有了比较系统和科学的工作机制。而网络虚拟社会管理无法完全照搬这些机制，需要在长期的处置实践中对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提炼出适合自身特点的工作机制和方法技巧，走向专业化、精细化和系统化的运作。舆情监测机构可望向新型智库方向发展，舆情应对、舆论引导，已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五、展望2015年网络舆论场
自政府施重手打击网络谣言和造谣传谣的“大V”以来，在组织机构、法制建设、管理策略上都有了明显的推进，网上偏激、极端声音仍有存在，但响应者较先前大为减少。网络环境形成初步清朗的良好局面，但仍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一是“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客户端）舆论生态进一步净化。2015年微传播可望继续扩张，微信影响力将继续增强，但微信公众账号管理纳入中央网信办“微信十条”管理框架下，腾讯微信站方则在积极落实处理违规账号。微信联合人民网、果壳网等，设立辟谣公众号——“谣言过滤器”。
二是其他网络“自媒体”舆论将进一步规范。路透已宣布关闭网站新闻评论功能，以“使那些滥用批评权的网民处于边缘位置”，读者可以转到社交媒体或在线论坛评论其新闻报道。人民网、新华网以及新浪网、搜狐网、今日头条等29家各类网站2014年11月签署了《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承诺致力于使跟帖评论成为文明、理性、友善、高质量的意见交流，在网站新闻和“自媒体”舆论之间形成某种防火墙。
三是网络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管理标准需打通。目前，媒体微博、媒体微信、媒体手机客户端与其所依附的传统媒介形式（如报纸、电视）管理标准不一，一定程度上存在新闻价值观的偏差。例如在中央电视台揭露东莞涉黄后，一些都市报微博跟着“大V”起哄“东莞挺住”。新媒体运营需要树立“底线意识”、“责任意识”，提高新媒体平台对新闻事实的甄别能力和时事评论的建设性。
四是新闻网站和媒体微博、媒体微信的专业性有较大提升。国信办宣布，全国新闻网站将实行记者证制度（不含新浪、腾讯等商业门户网站），把过去无证上岗的网站采编人员纳入规范的资质管理范围，并将组织专业培训。现阶段网络新媒体的从业门槛较低，很多人缺少采写编评经验特别是体制内媒体的把关经验和把关意识，而过度追求眼球效应等不良风气较为严重，如“标题党”。在医疗、环保、司法等专业领域进行报道和评论，专业素养亟待提高，避免出现有违基本常识或带有明显情绪化、误导性的报道。
五是互联网立法、执法力度将更大。全国人大网站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草案）》，针对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新情况，拟进一步完善刑法有关网络犯罪的规定，在传播虚假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导致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等方面，将追究刑事责任。在依法治理互联网乱象和保障网民依法表达、依法监督之间需要找到平衡点。互联网治理不应成为打压舆论监督的借口。
第二篇：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15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在近日召开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社会蓝皮书》新闻发布会上，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了2015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这是该研究机构第9年为《社会蓝皮书》撰写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作者为祝华新、潘宇峰和陈晓冉。作者授权刊载如下：
2015年中国的大众传媒舆论场上，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进一步下降，“两微一端”(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成为很多中国人了解新闻时事的第一信息源，特别是拥有月活跃用户6.5亿以上的微信成为社会舆论的新引擎。微信让上网浏览和表达的门槛降低，使更多的社会阶层上网，网民结构日益向中国总人口的结构还原，推动网络话语权趋于均等化;与此同时，网民部落化，网络社群有所发展，网络舆论渐趋分层呈现。
“十八大” 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得到草根百姓、基层干部的认同和拥戴，网络舆论的共识度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在律师执业、资本撤离等问题上，也出现了意见分歧。要避免舆论的撕裂，还需要政府与民众共同努力。与此同时，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继续依法推进，网上“正能量” 建设、思想观念的辩论，与尊重民意表达和倾听百姓诉求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仍有待探索。
2015年网络热点舆情
总体而言，由于网络平台加强管理，网民自律意识增强，网络舆论热度近年持续下降。但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诉求并未消减，对比传统媒体，互联网仍然是中国社会最大的舆论出口。在过去的一年，在这样几个领域，网上形成热点舆情：
一、中共十八大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九三阅兵、简政放权、倡导“互联网+”、南海、亚投行、一带一路、习马会等议题上，中国政府奋发有为，官民之间舆论的共识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从严治党、强化吏治，继续揭露出一大批贪腐大案，提振了人民大众对中央政府的信赖，也出现了对官场贪腐难治的疑虑;干部队伍明戒知畏的同时，观望和不作为的心态值得警惕。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下一步需要适时推出制度化的治本措施。
三、在经济下行态势中，2015年遭遇了股灾和非常手段救市，以李嘉诚为代表的资本撤出两个焦点事件。如何维系中产阶层和非公经济的信心，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基础性的维稳之道。
四、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的应急管理表现被动，政府和司法公信力亟待修复和提振。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中，中国政府开始全面建立新闻发布会制度，政务公开有了长足进步，但在2015年黑龙江庆安县火车站枪击案和天津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中，地方政府的处置和舆情应对迟缓而狼狈，官员的媒介素养仍然落后。
五、网络舆论场上意识形态纷争再起，一些社会问题被做出了泛政治化的解读，如毕福剑不雅视频引发争议，导致舆论的撕裂。当前需要审慎处理好民意表达和舆论引导的关系，舆论斗争与法治的关系，共产主义理想和现行政策的关系，把凝聚最大公约数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目标。
六、国际议题在中国网络舆论场上趋于活跃。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成为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面临的新挑战，中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南海问题、国际互联网黑客问题，引发公众热议。对于中国网民来说，在凝聚爱国热情和避免民族主义情绪反弹之间，需要找到平衡点。对于国际舆论场来说，中国已经来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事关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
本报告对覆盖时段(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内的500件舆情热点事件进行分析，试图给出2015互联网舆论压力状况的基本描述。相关指标简介如下：
热度——由报刊、网络新闻、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六大类媒介的关键词检索量加权并归一化求得，各媒介的权重如下，报刊：0.3200;网络新闻:0.2038;论坛：0.0752;博客：0.0954;微博：0.1409;微信：0.1647。
舆论共识度——考察各舆论场之间针对热点事件倾向于达成共识，抑或是倾向于激进表达和分裂，通过运用德菲尔法对每月前50名的热点事件进行专家评估得出。
本报告将2015年的热点事件分为社会矛盾、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吏治反腐等八大类别，对比2014年的报告可以看出，各类事件整体舆情压力情况变化不大，各类别舆情压力排名保持不变。官民关系、贫富差距、仇富心态、医患矛盾、权益纠纷等社会矛盾依然是舆情压力的重要来源，但社会矛盾类事件数量较2014年有所减少，而体育娱乐、公众人物、军事外交等事件的数量有较大上升，这些事件的舆论共识度和政府认同度均很高，对舆论生态的负面影响较低。
从舆情压力值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广东和北京依然位居舆情压力榜前两位，2014年分别排在3、4、8名的浙江、云南和四川退出前十，受1·2哈尔滨仓库火灾事故、庆安枪击事件和天津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的影响，黑龙江和天津2015的舆情压力指数有了较大幅度增加。
从舆情压力的职能部门分布可以看出，相较2014年，公安依然是涉及负面舆情事件最多的部门，教育、财税金贸和人社等部门的热点事件数量和舆情压力均有较大幅度提高。校园依然是舆情事件高发地，涉及未成年人的校园暴力往往成为网民关注焦点，而高考和招生也易招致负面舆情。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涉及教育部门的热点事件中，超过6成都由是由网络披露而引发公众关注。受股市波动和经济下行的影响，证监会、央行等财税金贸部门舆情压力陡增。2015公务员工资调整、养老金并轨、延迟退休等政策轮番引发网友热议，也使得人社部一次次的站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社会矛盾的聚焦点与2014相比变化较大，涉及社会暴力、官民冲突、警民冲突、征地维权、城管执法的舆情事件大幅减少，而社会道德、劳资纠纷、意识形态争议相关事件数量上升。
考察2007年以来每年的20大舆情热点事件的舆情共识度和政府认同度，可以绘制国内互联网舆论场共识度和认同度走势图(见图1)。体制内媒体、意见领袖和网民这三大舆论场域，已走出2009年共识度的最低值，2011年达到最高值。三大舆论场域对政府在热点事件中的表现，认同度在2009年因邓玉娇案、躲猫猫案、杭州欺实马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等一度陷入谷底，此后开始整体逐渐上升，2014年达到最大值，2015年略有下滑。
网络舆论版图的变化
2015年，中国网民在微传播时代感受到更多移动终端对舆论的影响。截至2015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达 6.68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48.8%，手机网民规模达5.94 亿，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达到 88.9%。
2015年的网络舆论版图，出现了5个方面的变化：
一、“两微一端”主导社会舆论议程。
随着网络人群的不断扩大，社会舆论的议程设置更多地来自于互联网，“两微一端”对社会舆论议程设置的主导作用日益凸显。
究其原因，首先是当前国民阅读习惯的改变。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读报时长18.80分钟，读书时长18.76分钟，阅读期刊时长13.42分钟;而互联网接触时长54.87分钟，手机阅读时长33.82分钟。互联网接触比阅读书报刊时长的总和还要多。此外，调查显示，2015年上半年，中国网民人均日上网时长，是成年国民人均每天阅读书报刊的4.3倍。可以说，当代中国人正在从读书的一代人，转向读互联网特别是读手机的一代人。
其次，移动终端平台，微博、微信、客户端的覆盖人群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微信覆盖了90%以上的智能手机，55.2% 的微信用户每天打开微信超过 10 次。截至 2015 年 6 月，我国微博客用户规模为 2.04 亿，网民使用率为 30.6%;手机端微博客用户1.62 亿。同时，我国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到 4.60 亿，网民使用率为 77.4%。一线城市移动新闻资讯APP人均安装数量为1.85个。智能手机以及其他智能设备的兴起，促使50后、60后等在经济以及社会资源上占优势地位的“前网络一代”快速介入到互联网的浪潮中。
再次，两微一端成社会热点事件曝光和发酵的主要信源。2009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曾对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约占全部事件的30%。时至今日，互联网对社会舆论的议程设置影响更甚。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500件社会热点事件的统计表明，其中44.4%的事件由互联网披露而引发公众关注;可以明确源发于“两微一端”的有64件，占12.8%。
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下降。近年来，传统媒体遭遇《新快报》那样商业利益的软诱惑，宣传管理的硬约束，调查记者难有作为，在突发事件和公众议题上失语，或反应迟钝，隔靴搔痒。而互联网特别是“两微一端”的空间相对宽松，因而形成了比较鲜活和犀利的话语。当然，传统媒体在舆论发酵和消解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2015年5月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之后，中央电视台公布现场监控录像，是舆论逆转和消退的重要原因。
二、政府影响力全面占据微博
随着政务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前些年政府工作遭遇网民“围观”“吐槽”的被动局面已经大为改观。政务微博微信、主流媒体的“两微一端”、民间“网评员” 这三支力量在微博上已占有优势。
以新浪微博平台为例，截至2015年9月30日，全国各级政府机关部门已经开设政务微博150131个，其中机构微博112602个，官员认证微博37529个。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截至2014年底已经全部开通政务微博，其中江苏、河南、浙江等七个省份的政务微博数量超过6000个。
比较而言，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上，体制外力量占优。在移动客户端中，虽然体制内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发布都有不俗的表现，但研究发现，腾讯新闻、搜狐新闻、今日头条、网易新闻和凤凰新闻仍居于行业活跃用户规模的前五位。而这五家客户端均由商业性机构创办。
三、草根板块崛起
近两年多来，微博大V帖文转评数已极少过万，由此判断，普通网民对微博大V的追捧热度已然不再。
在2015年两个热点事件——6·1东方之星旅游客船倾覆和9·3抗战胜利日阅兵中，没有任何大V的言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影响最大的两条微博均来自不知名的草根网友。在“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中，网友“@动脉影”的帖文获得12万次转发，帖文称：“今天这么多关于沉船的事故的新闻里，我最感动的是为了降低水位方便救援，三峡大坝蓄起了水，使通过水库的水从每秒1W7立方米降到7000立方米。这个新闻淹没在了茫茫多的新闻里，不起眼，但是能从这看到这种统领全国人命为重的责任与能力，真的很怀疑除了中国其他国家有没有这种魄力与能力。”
在9月3日阅兵仪式进行中，网友“@周顾北的周”贴出周恩来总理1968年在天安门城楼上紧缩双眉的照片，帖文仅一行字：“这盛世，如你所愿。”从“文革”乱局到今天的国力鼎盛，当年送别周总理的十里长街，如今是十里繁华，人心振奋。这条微博转发量达100.3万，收获评论4.3万条，点赞51.0万。
四、网络社群凝结并趋于活跃
web2.0时代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吸收和强化了论坛的黏着性和深入性，发挥了社群聚合的功能。微博、知乎、豆瓣以及其他音视频网站在注册过程中，通过用户对各种兴趣偏好的选择，进行服务器自动筛选和推荐，形成兴趣相近的网民群体。
例如，知乎2013 年建立时拥有40 万注册用户，现在已经成长为拥有1700 万注册用户的庞大社群(2015 年3 月统计)，回答型的用户逐月留存率基本在80%以上，表现了极高的用户黏着性。知乎全站累计话题领域个数超过了10万，问题个数超过了350 万。大量的用户在其中结交好友、寻找合作，甚至完成恋爱和求婚。而分析QQ 社群分布的情况，其中33.6%是
关系群(同事朋友群)，66.4% 是兴趣群(各类爱好交流群)，其中游戏、明星、情感、爱好、女性成为访问量最高的社群。
伴随微博大V式微和网络社群趋于活跃，网络舆论中“广场式”的鼎沸之议减少，“沙龙式”的社群对话增多。这标志着社会各群体真实的利益博弈在互联网上聚合成体，也表明网络内容供应在技术细分之下，公众生活偏好的凝结。
今后互联网治理和社会管理的重点，要从前几年的微博大V转向网络社群。在某种程度上，大V是“毛”，网络社群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舆论场的社群利益冲突将盖过“意见领袖”的口舌之争。
五、传统媒体融合转型，深入介入移动舆论场
数据显示，传统媒体发行量在2015年上半年即有明显下滑。报纸发行量下滑37.15%，期刊发行量下滑5.89%。[1]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因各种原因停刊的，有云南《生活新报》、湖南《长株潭报》、上海《上海商报》。在困境中，传统媒体不断尝试转型改变的可能，如南方都市报在10月12日的改版声明中，推出“众筹新闻”，尝试在传统媒体上发展用户定制内容。
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央媒走在了媒体融合的前列。如人民日报由一份报纸发展成为全媒体形态的“人民媒体方阵”，用户总计已扩展到3亿。人民日报法人微博聚集用户7200多万，被称为“中国第一媒体微博”;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拥有粉丝275万，在微信平台各类公众号中影响力排名第一;人民日报客户端上线一年零三个月，累计下载量已超过7700万。[2]各家传统媒体不断发力新闻移动端市场，移动舆论场成为各方角逐之地。
微信公众号：“意见领袖”风光不再
本报告通过对微信公众号相关数据进行长期监测，按主流媒体、市场化媒体、政务机构、企业、个人意见领袖、行业自媒体对微信号进行分类，设计微信影响力指标，选取各类别总计500个最具舆论影响力的微信公众号作为样本进行分类研究，考虑到不同类别微信号总量的差异，研究将各类公众号样本数量依次确定为：25、95、120、50、70、140。
一、行业自媒体在微信平台胜出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媒体类微信公号的平均活跃度很高，虽然通常微信公众号每日推送文章上限为8条，但不少优秀的媒体账号都具有推送更多文章的特殊权限。政务和行业自媒体微信也具有较高活跃度，每天推送1次，每次推送4条已经成为这些公号的“最低配置”。虽然行业自媒体和政务机构日均推送文章数极为接近(行业自媒体5.4，政务机构5.3)但是日均文章阅读数，日均被点赞数，行业自媒体都遥遥领先。
虽然意见领袖微信的平均传播力最低，但点赞数与阅读数的比值达1.10%，在各类中领先，说明其受众的互动意愿最强，相较而言，企业公号受众的互动意愿最低，点赞与阅读比仅为0.35%。
二、微信公众号话题“分众传播”
图
5、图6描述了一些关键词在各类微信公众号所发文章标题中出现的频度。可以看出，针对改革、民主等时政相关话题，意见领袖的讨论数量较多;而媒体更侧重讨论改革、反腐议题，对自由、民主等关键词较少涉及;政务账号更强调法治和民生。整体上看，企业和行业自媒体对时政话题极少涉及，而主流媒体时政关键词的讨论量高于市场化媒体。而针对2015年发生的热点事件，各类微信公众号均有所讨论，其中媒体的提及频率最高。对于大阅兵这种全民讨论的热点议题，企业和行业自媒体也拥有极高的提及率。
三、微信平台上“意见领袖”呈颓势
本报告继续沿用上一报告中的意见领袖意识形态倾向性量化分析方法，将300多位意见领袖样本划分为中性、左翼温和、左翼极端、右翼温和、右翼极端五类。
自2013年秋季，政府加大对互联网的治理力度，一些信口开河、造谣传谣的大V被注销账号，意见领袖群体的网络活跃性明显降低。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选取的315名意见领袖样本中，其中296位曾经开通过实名认证的微博，截至2015年11月，已有33位微博停止更新，39位活跃度较低，一年以内日均发微博数量不超过1条。部分微博“大V”出现向微信公众号迁移的现象，据统计，截至2015年10月，约25%的意见领袖已经开通了个人微信公众号，但其中通过认证的只占到315名意见领袖的15%。
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意见领袖早已失去了当初“刷微博像皇帝批阅奏章一样”的意气风发，活跃度明显偏低，日均文章推送量处于0.4至0.6的区间，更新频次不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代表极端声音的意见领袖获得了更高的文章阅读量，说明在微信私密化的空间中，人群因立场观点相近更易联结，其中蕴含的群体动员风险值得关注。
相比之下，微博平台上意见领袖的活跃度虽然有所回升，但其中极端声音获得网民支持转发的数量明显减少，极端思潮在微博平台已经边缘化。
政府对网络舆论场的规制
2015年政府对网络舆论场的治理，从敏感词的字符管理，转向网上行为的规则管理;从治理个体网民转向治理网络平台，特别是门户网站和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4月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在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发生严重违法违规情形时，约见负责人，进行警示谈话，责令整改纠正，如整改不到位，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许可证。11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九)正式施行，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肆意传播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制裁。这是首次将互联网犯罪正式入刑，以前只是对原有罪名做出适用于互联网犯罪情形的司法解释。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出台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76部，同比增加262%，其中，2014年中央网信小组成立以来有47部，占62%。在依法治网的道路上，中国在不断探索“既推动发展又确保安全，既保障网民自由又维护网络秩序的治网之道。”
宣传工作需要研究时和势，创新招和术。政治立场要用政治效果来检验。只知道旗帜鲜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响鼓重槌、不懂得点到为止，宣传效果会打折扣。网络评论还要提升专业性，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对不同意见不能简单地扣“帽子”、贴“标签”。要在网上释放正能量，更要在现实生活中热心公益、保护弱势群体权益。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营造了一个通过公众持续地讨论交往过程而形成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网络传递的信息和观点速度快、交互性强，让原本分散的民众意见能够迅速汇集成群体性意见，有助于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和公开化。要将在社会领域展开的政治过程纳入法治轨道，实现秩序价值，但也要明确国家权力行使的边界，防止国家权力滥用。
强化互联网治理，绝不意味着中国要回到“舆论一律” 的年代，挤压互联网这个已初具规模的公共空间。要管控来自网上的不确定因素，也要适度保留网络舆论的活力，尊重互联网的民意表达。上网能够减少上访、避免上街，已经为多个地方的实践所验证。网络舆论需要的，是在利益关系复杂化、意见表达交响化的今天，守住底线，包容多样，凝聚最大公约数。要针对转型期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因势利导，用深化改革和改善民生激活人心，用强力反腐、从严治党挽住人心，用依法治国、社会公正稳定人心。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国力增强中体会到职业、社会和国家、民族的安全感、温暖感、归宿感。
展望2016年的网络舆情
展望2016年，在网络舆论的多种载体上：
——微博的舆论比重将进一步下降，但遭遇突发事件，微博会瞬间“满血复活”，依然是舆论引擎之一。从总体看，微信和QQ平台将成为最活跃的舆论场。QQ作为“95后” 常用的即时通信工具，并没有因为微信的兴盛而出现用户大规模流失，月活跃账户8.6亿，其中移动智能终端月活跃用户6.39亿[1]，只是QQ的内容具有较强的娱乐八卦性质，去时政性突出，作为舆论的研究价值也偏低。
——微信等自媒体账号开始一轮淘汰。微信运营方不断加强对原创内容的保护，2015年微信公众号推出原创文章管理功能，只要是运营者标识过原创的文章，被其他公众号转载后，可查看转载数量和传播路径，并能批量发起举报。一些专业性“自媒体”如果壳网、丁香医生受到青睐，而缺少专业性、内容杂乱、鸡汤性质明显的摘编账户、甚至是复制转载性账户将面临淘汰。2015年蓝鲸传媒、徐达内的新榜等自媒体获得投资，天涯社区、铁血科技等自媒体平台在新三板挂牌上市，为自媒体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移动客户端的影响力，将在后微博时代，带来网络舆论新的复苏。由于客户端一般须手机注册登录方可发帖，限制了“水军”操作，作为公众平台的舆情素材，其跟帖的含金量将超过传统的新闻跟帖、BBS和微博。
——网络舆论的载体泛化。早年间网络游戏类网站的聊天功能，已经成为舆论表达载体之一，且表现出明显的社群特征。如今观点信息类平台(如两微一端)和物质消费类网站(如电商平台、移动出行平台)已经逐步打通，微博、微信对网上生活的覆盖已完成基本布局。例如微信通过第三方授权而不断扩展其对电商、论坛、社区的全面渗透。在一些非文化信息类网络平台上，也有丰富的舆情素材。
展望2016年网络舆情的发展，或将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经济生活层面，由于中国经济下行出现的资金与企业家外流，金融市场震荡调整等，都将出现新的舆情热点;民生改善与经济反腐、央国企改革的推进赛跑，如何维系中产阶层的稳定预期，切实保护非公经济，尊重产权制度，重视企业家精神至关重要。
——政治生活层面，力推深化改革的强势政府和领导人形象，与市场化改革预期、“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之间的协调，将成为政治传播中的新课题。
——意识形态层面，对社会议题泛政治化解读的情况仍将出现。由于经济增速放缓，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将更为尖锐。部分迎合农民工以及城市失业、无业群体等社会底层的声音或更为突出，此类思潮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线下动员能力，值得警惕。当前政府在互联网和知识分子领域表现得较为强势，知识界表现出某种疏离和政治参与的冷感。“全面深化改革”的集结号吹响，需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鼓励其做“改革的促进派”。
——从网络舆情研究走向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新型智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1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到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预期网络舆论研究在充分占有互联网大数据的基础上，可适时地转型提升为新型智库。在对互联网上非结构性数据的研究中，发展出抓取、排重、聚类、语义分析、词频研究等方法，也将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引入新的分析手法。
在网络实名制的背景下，互联网大数据是更真实的人口学社会学研究素材。专业数据公司、舆情机构，依托于互联网大数据，可以为政府提供更为可靠的公共治理决策参考。
此外，建立新媒体人士数据库，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基本建设。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覆盖商业门户网站和微博、微信、QQ等社交媒体的管理员、版主，掌握着舆论的半壁江山。组织一次新媒体人士的全国性调研，有助于政府对其实施科学有效的分类管理。
注释：略。
第三篇：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0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0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人民网北京12月15日电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15日上午召开了“2011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2011年《社会蓝皮书》正式对外发布，由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撰写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同时面世。这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研究人员连续第四年为社会蓝皮书撰写“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引发了媒体和网民的广泛关注。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报告解读之一
互联网进入全民“围观”时代
在即将过去的2010年中，中国网络舆论继续着迅猛发展的势头，截至6月30日，中国的网民数量达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1.8%，往往是某个突发事件在网上刚一曝光，即可迅速引爆全国舆论，把地区性、局部性和带有某种偶然性的问题，变成全民“围观”的公共话题。
今年的报告研究周期内(2009年11月11日至2010年11月8日)，尽管没有出现2009年“欺实马”事件、邓玉娇事件、“钓鱼执法”事件这样影响力巨大的事件，但根据五大网络社区和新浪微博客的统计，一年来围绕热点事件的发帖数量依然有较大增长，在全年20大热点事件中，帖子超过5万条的热点事件有13项，其中发帖超过10万条的事件有7项，超过100万条的有2项。这些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体现了中国网民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报告解读之二
网络舆论载体多样化微博客影响力陡升
人民网北京12月15日电由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撰写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即将过去的2010年中，各种网络舆论载体的力量对比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以微博客、网络社群等为代表的新兴舆论载体的作用非常突出，而传统的网络论坛、博客爆料功能弱化，门户网站新闻影响力降低，新闻跟帖数量减少。
微博客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客户端即时发布消息，每条仅140字左右，便于简短地表达见闻和感受。2008年微博客在国内逐渐兴起，2009年以来，新浪微博测试版上线，截至2010年10月底粉丝数超过百万的博主已达63个，逐渐成为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微博，人民网、腾讯、搜狐、网易、天涯社区等也纷纷推出自己的微博平台。据新浪发布《中国微博元年市场白皮书》数据显示，2010年3~6月，国内微博市场月覆盖人数从5452.1万人增长到10307万人，月度有效浏览时间从761.07万小时增长到3035.69万小时。
随着微博影响力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社会名人和突发事件当事人开始使用微博，微博话题也从日常琐事转向社会事件，微博客因而成为了网民收发信息的首选载体之一，其涉及领域已渗透到网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在重大事件、防灾救灾，还是公民权益、社会救助等各个领域，微博客都成为重要的信息发布载体之一，往往也对事件的发展起到重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微博客还实现了对突发事件的“现场直播”，通过手机等无线终端，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信息发布者，在突发事件中成为了报道的主要载体和言论表达的开放平台。在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微博客的作用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特别是当事人钟如九自己开通微博，直播事情的后续进展，9月26日晚，钟如九更新微博，发出母亲自焚后病危的消息，被转发1.3万次。经过网民信息接力，28日钟母转往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治疗。微博客网友以每个人都承担一份责任的方式，成为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微动力”。
以QQ群和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s)社交网站为主要形式的中国网络社群同样发展迅猛，在网络社群中，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以现实社会中的关系为基础，因而信息传播的真实度很高。据公开数据，目前中国QQ群已经超过5000万个，开心网的注册用户数已经达到8000万个，人人网(原校内网)更是达到了1.2亿个。这样庞大的用户群不仅为相互联络提供了便利，也为公共信息传播提供了一条新的通道。虽然目前国内社交网站的主要作用是娱乐与交友，较少介入社会公共事务，但考虑到社群成员在组织上相对紧密的优势，所以，在未来的突发事件中，网络社群很可能成为继微博客之后又一种影响力极强的传播工具。
微博客和网络社群不仅仅是言论表达平台，也是参政议政的良好工具，是政府阳光执政不可缺少的通道。在这种形势下，高度重视并积极研究网络舆情的新趋势、新特点，有利于各级党政机关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和“痛点”，找到网络良性互动的渠道，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条件。
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报告解读之三
网络问政开辟官民良性互动的全新平台
人民网北京12月15日电由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撰写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揭示，在即将过去的2010年中，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越来越意识到网络民意的重要性，都在持续探索通过互联网有效听取民意、汇集民智、排解民怨的方法和途径，取得了很多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可以说，网络问政开辟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更好交流的全新平台。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再次与网友在线交流，就房地产市场调控、医疗体制改革、社会财富分配等问题回答网友提问，网民通过新华网“发展论坛”发出的帖子就超过了10万条。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在法制网与网友在线交流，透露中央政法委机关每个月向他报告一次网民意见和建议。
网民留言板这一形态在2010年继续快速发展。曾在2009年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继续得到各地党政机关的积极回应，截至目前已经有45位省委书记、省长和超过170位地市级一把手对“留言板”中的网友留言做出公开回复，涉及全国28个省区市，促成各地大量实际问题的及时解决，有力化解了社会矛盾。在这一经验的鼓舞下，人民网“部委领导留言板”、“知名企业留言板”等板块相继开通，公安部先后11次集中回复人民网网友留言，教育部、卫生部、国资委等部门也都先后回复了网友反映的问题。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山西、安徽等15省区市以“文件”的形式，建立起回复办理包括人民网“留言板”在内的网民留言的固定工作机制，明确了办理机构和流程，吉林省委办公厅组建了网友留言督办处，云南、天津等信访部门组建了网络信访处，制度化办理网民留言成为“时尚”。
地方网络问政平台的发展也很迅猛。广东的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在2009年7月升级改版，建成了地方第一个系统化的“网络问政平台”，“捎话汪书记”、“有话问黄省长”等常设板块吸引了大批网民留言。天津政务网和北方网共同创办的网络互动平台“政民零距离”栏目，推行“件件有回复、件件能落实”，让网民倍感亲切。被誉为“最务实也最有个性的官方网站”的成都市新都区“香城新都网”问政平台，以个性化回复，一改政府“刻板形象”，受到追捧。宁夏石嘴山市开设了“石嘴山人民议政网”，政府在网站上公开评议信访问题，公布信访事件的处理过程、处理结果，市长的批件也清晰可见。
灵活运用各种新形式，提高网上互动效率也是今年网络问政的新特点之一。网络发言人制度2009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试水后，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江苏南京市委宣传部在“中国南京网”开设了“网络发言人论坛”，90名网络发言人均由所在地区、单位的班子成员或中层领导担任。继云南省政府新闻办、湖南桃源县政府率先开设政府微博之后，公安系统微博在2010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10年2月，广东开设我国首批公安微博群，此后，河北公安微博群、济南公安微博群等相继浮出水面。8月1日，北京公安正式开通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后，20天内访问量突破210万人次，“粉丝”近5万人。目前，新浪微博中带有“公安”标签的已达244家。
在突发事件中，积极利用网络空间发布消息、澄清事实，也越来越得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重视。在2010年9月江西上饶县一起拆迁冲突中，当地政府主动将冲突现场的大量图片、视频资料和一些证明文档在网上公开发布。虽然拆迁户和政府至今依然各执一词，但这对长期以来政府、拆迁户之间的纠纷解决提供了新路径。
事实证明，网络问政的发展有助于缓解民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江苏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在“西祠胡同”实名注册亮相，网友也踊跃跟帖发帖，全县各个单位均明确一名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兼任网络发言人，同时设有一名网络联络员，及时掌握网络信息，在48小时之内回复网民们提出的问题。2008年10月后被问责的108名干部中，78人与“网络问政”有关。2009年睢宁县进京、去省、到市上访总量同比批数下降32%，人次下降41%。这些举措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减少了上访，推动了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四篇：2010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2010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15日上午召开了“2011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2011年《社会蓝皮书》正式对外发布，由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撰写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同时面世。这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研究人员连续第四年为社会蓝皮书撰写“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引发了媒体和网民的广泛关注。
在即将过去的2010年中，中国网络舆论继续着迅猛发展的势头，截至6月30日，中国的网民数量达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1.8%，往往是某个突发事件在网上刚一曝光，即可迅速引爆全国舆论，把地区性、局部性和带有某种偶然性的问题，变成全民“围观”的公共话题。
今年的报告研究周期内（2009年11月11日至2010年11月8日），尽管没有出现2009年“欺实马”事件、邓玉娇事件、“钓鱼执法”事件这样影响力巨大的事件，但根据五大网络社区和新浪微博客的统计，一年来围绕热点事件的发帖数量依然有较大增长，在全年20大热点事件中，帖子超过5万条的热点事件有13项，其中发帖超过10万条的事件有7项，超过100万条的有2项。这些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体现了中国网民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
新疆智障“包身工”事件
·时间：2010年12月13日
·地点：新疆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
·事件：10多名工人（其中8人为智障者）三四年来在该工厂遭到非人待遇
工厂“黑雇工”
恶劣环境下，一年工作365天，一分工钱都领不到
12月10日，冬天的戈壁滩寒冷而荒凉，托克逊县库米什镇工业园区内大部分工厂已经歇工，只有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机声隆隆，忙碌依旧。
走进工厂，只见地上近20厘米厚的粉尘没过脚踝，飞尘四扬。一位穿着破烂夹袄的工人把大石头一点点敲碎，另一位工人蹒跚着，推着小推车，把石碴送到粉碎机旁；机器旁一位工人铲一锨石碴，停一下，提提系着尼龙绳的裤子，再铲一锨„„简单、重复的劳动，呆滞的眼神，迟缓的动作，没有一个人说话。
工人们头上、衣服上都落满了厚厚的粉尘，除了一名工人的鼻子上“挂”了片烂布外，没有一个人戴防护口罩。
2008年年初，李兴林夫妇承包了这家工厂。谈起使用“智障工”，老板李兴林非常得意：“工人在这里可以吃上饭，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行善。”
40岁的工人王力偷偷告诉记者，他的家在黑龙江望奎县，两年间他逃跑过两回，都被追回来，惨遭毒打。被问到是否领过工钱，已经干了4年活的刘双辉说：“还没跟老板说呢。”
附近一家石英厂的王老板说，“库米什镇工业园区的工厂一般每年10月停工，来年3月复工。因为劳动强度大，工人每天的工资最少150元。可一年365天，佳尔思厂从来没停过工，这些工人一分工钱都领不到。”
后经查实，该工厂的12名“黑雇工”都是智力障碍人员，其中，四川籍5人，安徽籍1人，黑龙江籍1人，河南籍4人，甘肃籍1人。
新疆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库米什镇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非法使用“智障工”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12月1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作出批示：即使“上天入地”，也要把不法分子缉拿归案、依法严惩、公开处理，还人民群众一个公道。
黑色利益链
一人“收集”，一人使用，智障者成“挣钱机器”
面对记者调查时，老板李兴林并不承认非法用工。“我和四川省渠县乞丐收养所（也称四川省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签订过用工协议。”果然，李兴林拿出了一份《劳务协议》。
这份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08年9月9日，上面没有任何公证机关证明，只有两人的指印。协议书上写着：经甲（李兴林）、乙（曾令全）双方协商，甲方用乙方（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第二批队员5名，并一次性支付乙方9000元，甲方支付每人每月工资300元，以银行汇款方式支付给乙方。如果甲方丢失乙方队员，每丢失一名赔偿1000元。
用比市场价低得多的人工成本，获得更高利润，是李兴林的如意算盘。他的合作者——四川“渠县残疾人自强队”负责人曾令全做的却是“无本买卖”：从社会上“收集”智障流浪汉，“卖”到佳尔思建材厂当工人，工人工资全部汇到他的个人账户。两人合伙组成了一条非法倒卖、雇佣“智障工”的黑色利益链。
12月13日，记者电话询问四川省渠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等单位从未在该县登记注册过。
谁的责任？
成立工作组，调查监管不力的部门和人员责任
目前，12名智力障碍的“黑雇工”已被成功解救，政府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排。托克逊县政府将核实12人在佳尔思建材厂打工期间劳务报酬，尽快发还其本人。
这次事件，再一次挑战了人们的良知和道德的底线。惊愕、愤慨之余，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
人们不禁要问：企业非法用工多年，相关行政执法部门是如何履行职责的？四川这家派遣公司打着福利机构的幌子，多年挂牌非法贩卖劳动力，为何不予查处？
新疆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白莉认为，正是这种监督的乏力、不力、甚至不作为，才使得非法经营者能够蔑视人的健康和尊严，挑战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托克逊县常务副县长杨锦也表示，“黑雇工”事件和政府部门监管不力有关。库米什镇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从2006年成立至今，其“黑雇工”问题一直未被发现，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托克逊县委组织部、纪检委已经成立工作组，对相关监管不力的部门和工作人员进行彻底调查，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同时，组成数个工作组对全县劳动用工情况进行“地毯式”大排查。
白莉说，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智障人士权利的法规。然而，仔细研究条文，不难发现有些规定过于笼统，具体落实存在问题。
比如，政府建立的社会救助站，只规定救助城市无家可归的乞讨人员。在城市以外的农村，家庭无力供养和无人监护的智障人员如何获得救助？救助站仅仅解决智障人员暂时无人看管的问题。他们被遣返回去之后，如果又遭家人遗弃或无力照管，他们的权利如何得到保护和救助？
白莉认为，应当建立一种可持续的、长效的法律机制，才能使智障人员得到更加人性化的保护。
白莉告诉记者，“只有司法部门的严格执法，才是智障人员得到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惟此，悲剧才能不再发生。” 处理结果：
12月14日20时30分，新疆托克逊县人民政府通报：在四川警方帮助下，佳尔思建材厂非法用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李兴林（佳尔思建材厂法人代表）已于14日被抓获，随后李兴林之子李成龙在成都被抓获。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曾令全也被四川警方以“非法经营罪”拘押。被李氏父子带走的12名“黑雇工”全部获救。职业压力排行榜 时间：12月8日
近来，关于职业压力排行榜的走红备受争议，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榜首的公务员的职位，明星，农民工均榜上有名，而其中，旷工居于最后一位也让网友议论纷纷。一份研究称十大压力最大行业 公务员居首，矿工垫底
8日，有媒体报道，某课题组研究发现，领导层级越高，心身健康水平相对越低。
该课题组统计发现，压力分数从高到低依次是：管理中层为80分；经理层为75分；教职员工为75分；一般管理技术人员为72分；医务工作者为68分；社区人员为68分；下岗人员为68分；矿工为60分；一般企业工人为59分。其中，综合评定认为，中国公务员压力指数为10，排名第一。公务员 职业压力指数：10 播音员 职业压力指数：9 演艺明星职业压力指数：8 作家 职业压力指数：7 运动员 职业压力指数：6 农民 职业压力指数：5 农民工 职业压力指数：4 小摊贩 职业压力指数：3 下岗工人 职业压力指数：2 矿工 职业压力指数：1
360行，公务员压力排名第一？这两天，《压力最大职业排行榜》在网络上迅速走红，3 其中将公务员排在了排行榜的第一名。虽然这则帖子的排名广受质疑，但工作、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却是大家感同身受的。
作为都市人，从踏出校园那一刻开始，工作、房子、孩子、升职„„压力层层加码，直到自己变成了“高压锅”。昨天，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大家眼中的热门行业，如今都成了高压行业—— 台州“房票门”
台州“房票门”源于今年11月初，台州一工商干部被曝出涉嫌倒卖“房票”牟利20万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1月中旬，台州市纪委出面成立联合调查小组，重点整肃“房票”等房地产业乱象。
何谓“房票”？其实就是靠关系低价购买内部房，再转手获利。
台州市民小陈上半年为了购置婚房，跑了多家房产公司，却屡屡被告知“没房了”。有中介告诉他，对热门房源，只有通过买“房票”，才能买到“直改名”的一手房。
“直改名”就是对于那些还没办理房产证的房子，卖房人把房子转手卖掉，然后通过开发商和房管部门的内部关系让买房人与开发商重签一份合同，一切仍是按照商品房买卖手续办理，而“房票”就是这种非正规交易的产物。
“房票”曾一度垄断台州热门楼市。掌握了一手房源的房东，在收取买房者房票的加价后，私下里将房源直接改名转让给买房者，但不通过二手房交易的正规程序。模拟题：
一、请问你对章子怡的诈捐门事件如何看待？
二、请问你对张家界将南天一柱改名为哈里路亚现象怎么看？
三、请问你对北大才子卖猪肉，高考状元卖糖葫芦，新闻媒体为他们宣传后都让他们找到了相应的工作怎么看？
四、如何看待方舟子被肖传国雇人行凶事件？
五、如何看待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第五篇：2017年上半年舆情分析报告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17年上半年舆情分析报告 廖灿亮
2017年07月10日14:24 来源：人民网-舆情频道分享到： 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互联网上热点话题丰富，舆情热度高位运行，但网络态势总体平稳向好，主旋律突出，正能量充沛。
从地域看，国内舆情事件总量排名前五位的依次为广东、北京、陕西、浙江和山东。中、东部地区为舆情多发地带；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省份则较为平稳，少有高热度的全国性舆情事件爆发。
从舆情爆发及传播看，微博、微信、知乎等社交媒体依然是舆情发生的主要信息源及舆情发酵关键渠道。社交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社会民生、环境保护等热点事件进行讨论，瞬间扩散能力强，许多热点事件传播以“亿”为单位，无论是数量还是传播范围、传播频率，均超过传统媒体。但信息传播过程中蕴含着传播内容碎片化、情绪多事实少、观点片面等问题。与此同时，传统媒体以深度报道、新闻调查、新闻评论等方式加强引导，发挥了社会舆论“压舱石”的作用。
舆情事件类型中，社会民生类仍占绝大部分，其中又以医疗卫生类舆情事件（话题）数量最多，网民对安全问题的关注呈上升趋势。政务法律类、科教文体类和传媒网络类舆情事件（话题）也颇受关注，其中教育类舆情事件（话题）明显增多。
2017年上半年舆情特点简析
（一）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一带一路”峰会引起国内外共鸣
习近平主席2017年新年贺词引起强烈反响，“撸起袖子加油干”“天上不会掉馅饼”等“金句”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刷遍“朋友圈”。4月，习近平主席赴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这是美国新政府就职以来中美两国元首首次会晤，受到全球广泛关注。不少网民在“朋友圈”转发相关信息，抒发爱国热情。5月，“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境内外媒体给予高度关注。舆论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峰会精彩纷呈，亮点频出，特别是习主席峰会主旨演讲，进一步阐释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激发各界共鸣。
（二）网络监管法制化 进一步改善舆论生态
上半年，一系列“惩治并举”的网络管理法律法规陆续出台，标志着互联网治理进一步深入，互联网言行边界更加明晰，网络空间日益清朗。
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对我国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安全、核心技术研发等方面提出重要指导性意见。网民评价，这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及时雨”。国家网信办深入整治“标题党”问题，印发《互联网新闻信息标题规范管理规定（暂行）》，舆论称这是“给‘标题党’乱象一剂猛药”。网信办公布《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拟成立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打造安全稳定的网络空间。国家网信办关停18款传播低俗信息直播类应用，北京、江苏等地对十余家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网络直播平台进行刑事立案侦查等互联网治理行动，收获舆论好评。
6月初，《网络安全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系列网络新规正式实施。北京市网信办落实两项新规，约谈多家网站，责令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渲染演艺明星绯闻隐私、炒作明星炫富享乐等问题。
（三）网络正面宣传成效明显
互联网的正面宣传得到进一步加强，推出的经济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等方面的集体、个人典型产生重大影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舆论在网上继续强化。4月，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网民称该剧体现了“文艺当与时代同行”，以艺术照见反腐现实。监测显示，该剧在青年网民中获得热捧。
（四）平等、公平、正义等诉求强烈
上半年，各地政府通过调控、发布“限购令”抑制房价过度上涨，获得舆论肯定。不过“没有房子，奋斗再多也无家可归”等个别悲观言论也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有分析认为，话题之所以引发共鸣，在于社会对房价下降的期望仍处于高位，一些网民对高房价的焦虑依然存在。
此外，上半年刷屏微信“朋友圈”的众多民生类文章成为爆款文章。多种声音展现出对农民工等社会底层群体生存状态的关切。
安全领域，司法案件和食品安全问题保持着高热度。河北超级污水渗坑、微信“朋友圈”“舌尖上的谣言”等报道暴露出相关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3月，一篇名为《刺死辱母者》的文章迅速引发广泛关注。有网民称，“之所以引网民群情激昂，在于我们同情于欢的遭遇，而这种同情源于自身对安全感的渴望”。6月于欢案二审宣判后，舆论渐趋平缓，网民对司法与公众良性互动表示肯定。
教育领域舆情热点不断。衡水中学进驻浙江嘉兴引发教育模式之辩，清华教授颜宁“跳槽”引发舆论关注高校建设，“围观”高考作文也被认为是借评论高考作文寄望教育改革。上海两所民办学校招生的争议，实际上反映出了公众对教育改革、教育公平的深度关切。
（五）个别地方应对失当成为舆情事件升级的导火索 易演变成线下群体行动的情绪铺垫
在上半年的几起热点事件中，当地一些部门舆情素养的缺失，是激起公众情绪，致使舆情事件升级的导火索。舆情应对水平和治理能力欠缺，易使热点事件演变成线下群体行动的情绪铺垫。面对汹涌的舆情，个别部门仍然存在“封”“堵”“删”“滞”等陈旧舆情处理思维，显示出目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短板。
四川泸县太伏中学学生坠亡事件中，出现了“被殴打致死”“公职人员子女参与”等诸多传言。尽管它们已经被证实是虚假信息，但当地发布的信息还是遭到了一些网民的质疑，陷入了“说什么也不信”的境地。回顾事件发生初期，当地缺乏恰当的回应，也未向社会释放及时可靠的信息，反而对媒体的采访处处设防。
云南丽江女游客被殴打毁容事件中，官方虽然对事件起因、经过、处置结果等均作出了定性说明，但对受害者原发微博中“推诿拖延”“回避其提出的问题”等负面阐述未做详细解释，客观上加剧了网民深层次的猜疑。
因此，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提高舆情应对能力，加强各平台合作，避免自说自话，形成地方与媒体的良好互动，始终保持与网民的顺畅沟通，凝聚共识，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
（六）网络群体极化情绪突出 舆情反转频发
上半年，北京地铁“经济学家”掌掴女孩、河南洛阳老人与年轻人争夺篮球场、广东惠州跳广场舞老人拒绝为高考让步等事件中，一些媒体和网站不断把焦点对准老年群体，引发了“代际冲突”等议题。舆论场中，也不断出现将个体责任推给群体的观点。不同立场的拥趸者会为自己所属的群体利益呐喊，却缺乏相互理解和包容，很容易造成群体对立，且在舆情传播过程中，也易将某个具体事件上升为群体冲突，进而引发对立和撕裂。
从嘲讽浙江金华大妈“史诗级碰瓷”到官方证实其系间歇性精神病患者，从“恐怖的全家福”的微博图片热传引发网民指责计生政策到当事人回应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多个反转的新闻事件损伤着媒体和网站的公信力。建议在人人都是直播员、评论员的自媒体时代，让真相再“飞一会儿”，静下心来还原真相，理性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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