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第一篇：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撰稿人：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

人民网北京12月22日电：中国社科院2010年《社会蓝皮书》正式对外发布，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三位舆情分析师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撰写的《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也同时发表。这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研究人员连续第三年为蓝皮书撰写了“年度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报告全文如下：

在《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我们提出了“新意见阶层”这个概念，用以描述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表达意见的网民。近年来，他们凭借互联网“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优势，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畅所欲言，能在极短时间内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影响社会。2009年“新意见阶层”规模进一步扩大。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调查，截至2009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达到3.38亿人，仅半年时间就增长了4000万人；全国互联网普及率25.5％，超过世界平均水平[①]。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30年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所积累的各种矛盾凸显，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呈现激化态势。网民的表达意愿和参与意识持续高涨，踊跃发声建言。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上，“新意见阶层”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舆论能量。政府一方面强化网络管理，以抑制过于偏激的言论；另一方面对网络舆论的反应提速，从中央到地方初步形成了政府对网络民意的监测、反馈和吸纳机制。

一 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和流行语

（一）年度网络热点事件

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为数众多。根据对五大网络社区热点事件发帖数量的统计，发帖超过5000份的热点事件有16项（见表1），其中发帖过万份的事件有5项。这些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公共问题，体现了广大网民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

统计说明：

①入选舆情指的是较为具体的事件，庞大且笼统的事件只选取其中具体事件。②以上数字均为BBS原帖数，不含跟帖。

③此数据通过设置多个关键字多途径、全文搜索得出统计结果，并剔除了重复的帖子。

④随着网络热点事件的发展，有可能衍生出网络新词，存在一些帖子并不是讨论该事件本身，而是引用网络新词的状况，这里也一并计入。⑤以上数字不包含已被社区管理员从根目录彻底删除的帖子，但包括删除后还存在“快照”的帖子。⑥统计数据截至2009年11月10日24时，表2-3同此。

2009年网络流行语多戏谑，反复引用和强调某些人的言论，突出其不合理性，以达到讽刺、鞭挞的功效，有些流行语也不乏自嘲或者搞笑的成分。必须结合具体网络热点事件，在熟悉该典故的人群中使用，它们才能有非常好的效果；若单独使用或者讲给不熟悉典故的人听，会显得莫名其妙。截至2009年11月10日24时，网络跟帖使用超过100万次的网络流行语有10个（见表2），它们无不具有上述某种或几种特征。

二 网络舆论载体的新进展

（一）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表明，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约占全部事件的30％（见表3）。也就是说，约三成的社会舆论因互联网而兴起。特别是在传统媒体因为种种顾虑而缺席或反应迟钝的情况下，互联网孤军深入，成为网民自发爆料和集结舆论的平台。例如2009年5月7日晚，杭州闹市区发生飙车撞人案，当地多数报纸第二天未作报道。但当晚杭州著名论坛“19楼”发帖《富家子弟把马路当F1赛道，无辜路人被撞起5米高》，回帖达到14万条，网民对蔑视生命的“富二代”给予强烈谴责。加上杭州警方明显偏袒肇事车主激起众怒，BBS上网民“人肉搜索”肇事者背景，受害者谭卓的毕业院校浙江大学学子致杭州市长的公开信也从浙江大学内部论坛流传到公网，飙车案迅速成为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

（二）web2.0与web1.0形成意见反差

在传统媒体中，编辑部与受众之间是“我写你读”、“我念你听”和“我演你看”的关系。门户网站的新闻页面也属于信息单向传播的web1.0形态，担负着宣传政府方针政策和舆论导向的使命。然而，以互动为特色的网络社区，属于网民自主发声、信息反向传播的web2.0形态。web2.0与web1.0之间经常形成一种隔阂和反差。在web2.0意见平台上，网民议政心直口快，某些政府管理措施经常处于被质疑的状态。

以曾经被要求推广的“绿坝——花季护航”上网过滤软件为例，各网站刊载有关方面的新闻通稿说：92％的用户认为有必要由政府采购过滤软件，70％以上的用户对软件表示满意。但一些门户网站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网友反对强行安装这款软件。

（三）互联网与手机结合，网络舆论更具杀伤力

有线载体（互联网）和无线终端（手机）结合，网友通过手机能够进行更为便捷的信息传播，而且不限于文字，还可以将现场拍摄图片、视频上传。特别是微博客，在2009年十分活跃。微博客可通过手机或网页登陆，随时随地发布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一次不超过140字。在微博客上跟从网民，无须对方同意。一些“意见领袖”的Twitter（总部在美国的微博客提供商）“跟从”者过万，对网民的感召力或煽动性极强。与西方微博客多谈论网民日常起居不同，中国微博客强烈关注时事。网民通过“跟从”链接而形成的微博客群落，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时政新闻平台和论坛。由普通网民临时客串的“公民报道者”，可在微博客上对突发事件进行“现场直播”。例如，在石首骚乱中，一位匿名网民在饭否网上实时播报街头消息约200条。微博客有效地突破了某些信息屏障，赶在了传统媒体报道和政府新闻发布的前面，第一时间发布大量第一手的信息，成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

互联网和无线终端嫁接的另一个产品是微视频。微视频是短则几十秒、长不过半小时的视频短片，在突发事件现场，用手机、DV等非专业设备拍摄，然后发布到网上。例如2009年元宵节晚9时左右央视新址配楼大火，第一个报道的是网民“加盐的手磨咖啡”，9时4分在天涯社区发帖《CCTV大楼元宵夜起大火了吗？？？？》，上传了手机拍摄的火灾现场照片。2009年夏天土豆网等发布了一段网民视频《北京街头最痛心的一幕》，反映一女子在协和医院门口被公交车蹭倒受伤流血，拨打120急救电话40分钟仍未得到救护。网民跟帖感叹：“当别人发生灾难，在我们眼里就是故事。岂不知，当自己发生灾难，在别人眼里也是故事。这个世界不能太冷漠！”网友信奉“无图无真相”，特别是城市管理中一些老大难问题，如城管与商贩、拆迁户与开发商冲突的现场画面传到网上，更容易激起网民的强烈不满，引爆舆论。

（四）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相互借力，放大舆论

网络舆论已深刻地影响到传统媒体。报纸记者、编辑和电视主持人习惯于到网上寻找新闻线索；网络“意见领袖”也乐于为报刊撰写专栏，到电视台做嘉宾访谈。网上的爆料，由传统媒体接手深入采访和评论，提升了可信度，更能引起政府重视；而传统媒体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报道，经互联网的放大，迅速凝聚民意，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新老媒体相互借力，推动了不少社会问题的解决。例如，上海交通管理部门“钓鱼执法”问题的解决，就是互联网和传统媒体联手推进的结果。职业经理人张军9月8日开私家车搭载一个声称胃疼的路人而“被钓”，12日他以“公子羿”为ID在天涯社区发帖控诉。“80后”作家韩寒在博客中转述和评论此事，引起了更大的关注。国庆节过后，传统媒体大举介入，挖掘出上海其他“钓鱼”案例，某区对黑车罚款获取天价收入，法院与交通管理部门串通制定审判指导意见，等等。特别是司机孙中界助人“被钓”后愤而断指自证清白的事件发生后，传统媒体在第一时间追踪报道，把舆论推向高潮。

（五）体制内报纸、电视台和网站积极回应网民关切

在上海“钓鱼执法”案中，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曝光上海可能存在“职业拦车群体”，《新闻1＋1》栏目制作专题调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人民时评》，与网民的愤怒和都市报的质疑相呼应，迫使上海浦东新区和闵行区政府认错。近年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传统主流媒体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中，不缺席、不失语，特别是勇于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与某些基层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和少数无良官员相区隔，表现出体制内改良政务管理、倾听民意、化解民怨的坚强决心。

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在2009年针对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得失加大了舆论监督力度。例如，在王帅因为发帖被“跨省抓捕”后，人民网于4月组织了四次在线访谈。第一次访谈时，当事人王帅刚刚取保候审，在一个秘密的角落上网讲述事件真相。在第三次访谈中，河南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秦玉海承认警方执法错误，将对王帅进行国家赔偿。人民网还针对石首骚乱、杞县钴60事件、上海“钓鱼执法”等组织了一系列访谈，作出权威解读，有时走在都市报的前面发声，增强了政府背景网站的公信力。

从2009年11月份起，《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专栏、《中国青年报》“法制社会”版和《冰点》专刊、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联手，在天涯社区开设“主流媒体”频道，这是体制内媒体深入网络社区与网民对话的一次集体尝试。

（六）调整网络表达形式，抑制“群体极化”现象

中国网民群体，包括网络管理员和版主在内，多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阅历和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使其很难在短时间内厘清事情背后复杂的社会和心理动因，非理性和过于主观的声音经常容易占据上风。从河北容城县“艾滋女”和279名“嫖客”案件看，网民和媒体都有可能以讹传讹，推波助澜，对当事人造成伤害。

所谓“群体极化”（GroupPolarization），是传媒学者詹姆斯·斯托纳提出来的，指群体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通过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朝着更极端的方向转移，即保守的会更保守，激进的会更冒险。互联网的匿名环境、海量帖文的气氛渲染，观点相近人群的频繁沟通，更容易产生“群体极化”，并可能发展为人身攻击，甚至威胁社会正常秩序。为遏制网络“群体极化”，各网站、BBS和政府管理部门动了不少心思。如网易放弃了著名的“无跟帖，不新闻”的浪漫口号，代之以“文明上网，登陆发帖”的叮咛。继BBS以后，门户网站也开始要求注册发帖，让网民在登陆后多花一点时间来沉淀思考。新闻跟帖的显示比例缩水，有时显示数只有实际发帖数的几分之一。一些网站取消了新闻跟帖中的赞成、反对功能，似有避免单一网友的声音被过度放大的考虑；有的网站甚至把“反对”改成“举报”，更有压制偏激言论的意图。人气旺盛的天涯社区遇到敏感话题，经常锁帖或把跟帖控制在5页以内。

三 网民社会心理和行为的演变

（一）网民社会阶层的分野

目前网上草根民众和知识精英的舆论并行发达。草根类舆论体现在众多新闻跟帖和普通网民的个人博客中；精英类言论则集中于微博客，文化界名人博客，凯迪网络、中国改革论坛等BBS，五柳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等学术文化类网站。据2005年底对凯迪网络用户的调查，他们多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拥有手机、笔记本电脑、汽车和房产的比例高；与全国网民平均水平相比，本科学历高出21.8个百分点，研究生学历高出9.4个百分点，而在校生比例低了32.5个百分点；男性多，多数已结婚生子，喜欢阅读和旅游[②]。这些数据均提示他们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经济文化地位，这是凯迪网络成为知识分子思想园地的人口学基础。

网络草根和精英都同情弱势群体，痛恨社会不公，关注公权力尽责和诚信，维护社会道德底线。2009年，在张海超“开胸验肺”、孙中界断指抗议“钓鱼执法”等新闻事件上，精英和草根的意见高度一致。但在另一些问题上，网络精英与草根之间意见分歧往往很大。例如，在如何看待山西煤矿“国进民退”改制的问题上，普通网民多为口碑糟糕的“煤老板”绝大多数被整合而兴奋，但知识界对于山西政府是否尊重私营经济产权和市场契约颇有疑虑。

（二）网民的社会关怀大幅提升

网上参与人数最多的言论形式是新闻跟帖。例如，2009年6月12日、13日宝马、奔驰国产车型入选公务车的新闻跟帖踊跃，搜狐1430条，网易3261条，新浪14002条。这三大商业门户网站的用户三教九流都有，尤以学生和底层民众居多，因此，新闻跟帖更像“草根的围观”，他们强烈的社会和道德批判精神，提示所谓当今中国人“政治冷漠”的印象并不准确。

截至2009年6月底，1.81亿网民开设了个人博客或个人空间，其中1.13亿人平均每个月至少更新一次。过去，写博客主要是记述个人生活；2008-2009年上半年，针对“社会现象”发言的作者所占比例达到54.5％，比2007年上升了44.5个百分点[③]。以新浪博客为例，与“孙伟铭死刑”相关的博文271600篇，网民热议酒后驾车肇事应否抵命，该以交通肇事罪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重庆“打黑”也是博客热门话题，在新浪可找到与“王立军重庆”相关的博文423308篇，找到与“文强重庆”（“打黑”中落马的最高官员）相关的博文1088049篇。网民强烈的社会关怀提示民气可用、民怨可畏。

（三）网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

随着网络言论载体的逐渐发达，相当多的网民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个体，他们在网上结成各种虚拟的社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腾讯QQ网民结成的QQ群，据称有5000万个之多。依托于同学、同事、同乡等现实社会关系的除外，其他如影视音乐、动漫、游戏、车行天下、旅游、体育联盟、追星族、星座缘分等类别的QQ群，基本上源于虚拟的网络交往。在邓玉娇事件中，《新京报》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巴东县野三关被不明身份的人围困，记者被打，相机被抢，媒体QQ群里几乎是实时播报。接着，记者编辑们在群里商量由谁来报道，财经网编辑自告奋勇尝试发稿。果然，半小时后，财经网挂出记者被打的新闻。由于网友经常加入不止一个QQ群，信息和图片可在瞬间从一个群复制流传到其他的群，具有病毒似的传染性，因此QQ群的动员和组织潜力巨大。

近一年来崛起的社交类网站SNS（SocialNetworkSite），能为用户提供个人博客、群组、照片、视频、音乐等多种朋友互动功能。如开心网面向白领，注册用户逾5000万；而校内网则垄断了在校大学生市场。现阶段SNS以娱乐内容为主，比如偷菜、占车位，但不乏关注社会问题的潜质。如新华社入住开心网后，开设“新华社电视”频道，从2009年5月11日清晨6时到13日下午推出汶川地震一周年电视直播节目，网民寄语留言多达63万条。SNS很可能成为今后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组织资源。

“百度贴吧”是一种特殊形态的BBS，网友基于关键词而自由创建。百度平均每天新建贴吧8000余个，发新帖200万个。由于贴吧进行的是特定主题的深度交流，能够寻找和聚集利益相关人群，给一些地方政府和社区型国有大型企业带来很大舆论压力。例如，在石首骚乱中，当地政府封锁消息，在长达80个小时的时间里只发布了3条新闻，其中还包括一条匪夷所思的石首街头举行多部门联合消防演习的新闻通稿。但在“百度贴吧·石首吧”里，出现了近500个与此案有关的主帖，追踪报道石首街头的真实情况。

其他网络社群组织形式，包括BBS的版聚（活跃在同一论坛的网民线下聚会），作者社会背景相同或博文主题相近的博客圈（仅搜狐博客就有11825个圈子），豆瓣网的讨论群组（2.2万个），还有一些小的专业类网站，如户外运动类网站结成的“驴友”社群，当年率先质疑周正龙虎照的“色影无忌”摄影爱好者网站。

有学者认为，网络社群“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因而拥有比西方更大的民主潜力[④]。上海团市委一项调查显示，仅与团市委建立固定联络的网络社团就有几十个，包括车友会、音乐发烧友、收藏发烧友等。这些网络社团大都没有经过正式注册，但组织能力强，经常开展线上和线下的活动[⑤]。现阶段这些网络社团没有政治色彩，至多只是某种意识形态或审美、价值偏好的小圈子。

（四）网民开始走下互联网

2009年，在一些突发事件中，部分网民不满足于网上的“口水战”，企图在网下有所表达。例如，在杭州飙车案中，就在警方宣布肇事车速仅70码的当晚，不少网友来到车祸地点文二西路，点起蜡烛、献上菊花，表示对遇害者的哀悼和公正办案的诉求。在邓玉娇案中，一些网友纷纷到巴东“旅游”，有的还请求为邓玉娇立“烈女碑”。当地政府感到压力巨大，长江航线巴东码头自抗日战争以来首次停航，宾馆宣布客满。在北京，西客站附近广场出现“行为艺术”，一个女青年以纱布层层缠裹自己，呈极力挣扎却无法挣脱状，身边摆放着几个大字：“谁都可能成为邓玉娇”。

7月16日，网友郭宝锋因在网上发布严晓玲“被轮奸致死”的流言，被福州警方以涉嫌诽谤而拘留。恰恰在这一天，“百度贴吧·魔兽世界吧”传出一句无厘头的贴文“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知名网民“北风”受此启发，在线发起“一人一张明信片，喊郭宝锋回家吃饭”的活动。两个星期内，上百张明信片从全国各地寄往福州市第二看守所，每张上面都写着“郭宝锋，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7月31日下午，郭宝锋取保候审，走出了看守所。律师认为，郭宝锋是被网民用明信片“喊”回了家。

可以这么说，互联网上的“新意见阶层”已经结成了一个有现实影响力的虚拟“压力集团”，面对贫富冲突、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医疗教育、道德失范等问题，特别是政府施政缺失和司法不公，形成巨大舆论压力。网民从自身利益出发评议公共政策，经常能够有效地改变决策方向。

例如上网过滤软件“绿坝——花季护航”就是在网民的质疑和激烈反对中，在7月1日强制安装起始日的前夕——6月30日晚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宣布推迟预装；后来又改口说，“绝不会出现在所有销售的计算机里一律强制安装的问题”，改进后的预装方案主要限制在学校、网吧等公共场合的计算机。“绿坝”事件是2009年网民作为“压力集团”整体发声和发力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这种虚拟“压力集团”不是政治组织，现阶段在若干具体利益问题上具有温和表达不满和不服从的特征，不会对社会稳定产生颠覆性影响。

（五）网络非理性情绪值得关注

2009年群体性事件对抗性增强。例如，在石首事件中，约7万民众走上街头，与数千名武警对峙，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街头骚乱。现阶段群体性事件多发生在中西部县域，影响多具有局部性和一过性。但在2009年群体性事件和其他一些突发事件中，现场民众和网民非理性情绪抬头，有蔓延趋势。例如，7月24日，吉林通化钢铁公司股权调整引发职工不满，民营企业派驻的总经理被活活打死。新闻跟帖几乎一边倒地赞扬通钢“工人阶级了不起”，幸灾乐祸于“打死个把资本家有什么了不起”。这场网络起哄属于“泄愤事件”，也就是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⑥]。

网络非理性情绪的另一个预警信号，是邓玉娇案中的“屠夫”现象。网民“屠夫”在凯迪网络向其他网民募捐，得到资助后赶到巴东，促成邓家聘请北京律师，到邓玉娇被羁押的精神病院会见了邓玉娇，并在博客里以第一手图片和文字报告案件进展。继邓玉娇案后，“屠夫”又到昆明为“小学生卖淫案”“闹场”，被云南秉持理性批评的“躲猫猫”调查委员会的网民“边民”用一场温和对话击退。“屠夫”“用杀猪方式参与社会个案的模式”，公民责任心可嘉，却不能归结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常态，其对社会的潜在破坏性值得忧虑和警醒。

四 政府与网民互动，顺应与管理平衡

（一）政府上网从web1.0走向web2.0

政府上网工程启动10年来收效显著，到2008年底，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省市一级已全部建立政府门户网站，地市级和县级政府拥有门户网站的比例也分别达到99％和92％，很多街道、乡镇甚至村（居）委会都建立了网站或网页。

网络留言板成为党政机关了解民情、听取民意、集中民智的新形式。影响最大的是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截至2009年11月上旬，接收网友留言40多万条，37位书记或省长、95位地市主要领导作出公开回应。据不完全统计，约6000项网友提出的问题得到落实和解决。“地方领导留言板”也因此获得了2009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河南、天津等省市还以文件的形式明确了办理留言要求，安徽还规定不及时认真解决网友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予以严肃问责。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触网”，现身论坛、博客。2009年中，有15位正省部级以上领导来到人民网社区做在线访谈，回答网民关注的问题。7月，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现身凯迪网络“猫眼看人”论坛，就昆明“小学生卖淫案”实名发帖，回应网络和媒体的质疑，并提出宣传部门要从“捂盖子”思维向“揭盖子”思维转变：“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还使劲捂着盖子，结果只能是连壶底都被烧穿；而盖子一揭，尽管有可能会烫着自己的手，但沸腾的民意也就会变为蒸汽慢慢消散。”10月，广东15个省直单位全部设立“网络发言人”。

（二）网络舆论应对提速，官员问责力度加大

面对网络舆论影响与日俱增的形势，2009年，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普遍建立快速应急机制，回应网民关切，网络舆情应对提速。如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发生仅两个小时，成都市政府就召开了首场新闻发布会，当天连开三场，不断公布伤亡、救治和现场情况，让真相赶在传言前边。6月6日第四场发布会主动回应市民有关疑问，使质疑声音减弱。7日第五场发布会认定“有人带油上车”，网民转而追查纵火者，民众的思路和情绪与政府逐渐合拍。最终这一突发恶性事件平稳落幕。10月7日新疆建设兵团“最牛团长夫人”敦煌打人事件被天涯社区曝光，10日兵团领导批示进行调查，兵团新闻办立即向天涯社区发去回应，12日相关人员被免职。贵州省思南县一起“引水工程”引发的官民对峙，就是因为网上一篇帖子悄然改变了发展轨迹：乡政府表示放弃该工程，重新寻找水源。发帖人说：“多种力量汇合，最终促成杨家坳乡政府顺应民意，悬崖勒马，避免了流血冲突事件。这件事能够出现转机，应主要归功于网络。”

一个偏远地区乡政府能够如此重视网络舆论，与两年前“黑砖窑”事件中山西洪洞县政府对网络舆论沸腾一无所知形成鲜明对照，提示网上官民良性互动的局面正在中国形成。

2009年中央进一步加大了对严重违背民意、招惹民怨的官员问责力度。6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在问责的6种情形中，包括“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情形。2009年中在网上网下造成恶劣影响的王帅案、邓玉娇案、石首骚乱、开胸验肺案、“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事件、重庆高考加分作弊案等事件发生后，当事官员先后被问责。

另外，由于近年来大量贪腐问题经网络举报后得到查处，2009年政府拓宽了网络举报的通道，鼓励实名，允许匿名。中央纪委、监察部于10月28日统一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受理群众对党员、党组织和行政监察对象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开通之初一度因访问过多而导致服务器无法承受。中组部“12380”举报网站、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网站、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网站（12309）等也相继开通。

（三）突发事件中的网络管理得失互见

遭遇突发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控制信息流动、统一宣传口径，成为一些干部的思维定式。就像陕西绥德县某官员所言：“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在2009年，出现了一些人为制造“没有网络”的情形。在邓玉娇案中，其家乡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的电视和网络信号一度因为“防雷击”而中断。无独有偶，湖北石首事件发生后，石首市区网吧断网，事发地一带还一度断电，但这都并未能阻止网上的舆论浪潮。

更荒唐的事情是河南杞县重现“杞人忧天”。6月7日杞县一辐照厂发生放射物卡源事故，情况在网上流传、发酵，政府却一直失语，7月17日，随着“放射源将爆炸”谣言的出现，大批群众纷纷奔向周边县市“避难”，杞县县城一度几成空城。在这起事件中，看似谣言是引发大规模社会恐慌的诱因，但其背后隐含的，却是公共事务透明度低下和政府公信力缺失。事后，杞县政府未能反躬自省，反而迁怒于网民，抓了5名在网上夸大事故危险性的“造谣者”和转帖者。

近年来，一些党政部门经常使用“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个概念。群体性事件有严格定义，指聚众实施未经法律允许或批准的行为，如集体上访、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课、绝食静坐、围堵交通、围攻党政机关等。而“网络群体性事件”，从字面看上看，容易被理解成通过网上组织串联，导致网下聚众行动、制造事端。但考察近几年的情况，因为互联网而产生网下聚众行为的事件并不多。像2007年厦门部分市民反对PX化工项目而上街“散步”，互联网（BBS和QQ群）和无线网（手机短信）的确起到了信息沟通和鼓动作用。但在更多的群体性事件中，一些基层政府采取了断网、屏蔽手机信号甚至中断电视转播的做法，事态的恶化跟互联网没有直接关系。而适度开放网络舆论，让公众的利益关切和焦虑、不满得到宣泄，恰恰可能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009年同时存在另一个方向的改革尝试。如云南省委宣传部尝试推动云南媒体和网络“新政”。在年初“躲猫猫”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委宣传部在QQ群中发出邀请，由网民组成调查委员会。虽然网民参与司法调查于法无据，但毕竟体现了政府重建公信力的诚意和努力。8月，云南省陆良县发生一起煤矿与村民因施工纠纷引发的冲突，省委宣传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新闻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不得随意给群众乱扣“刁民”、“恶势力”等帽子，禁用、慎用“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别有用心”、“一小撮”等形容词。在这一事件中，群众提出7个方面的诉求，有6个获得圆满解决，剩下1个因不够合理而被劝阻。长期以来，“不明真相”和“别有用心”一直是一些政府部门用来抵制民意、搪塞监督的借口。云南表现出地方当政者转换官方话语体系和处事思维的大胆探索，推动了以群众诉求为中心处理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机制创新，被誉为社会转型期“官民交流的范本”。

（四）修复政府公信力是舆论应对的核心问题

网络舆情应对的核心，是修复政府公信力。在涉及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问题上，网民形成了传播学中的所谓“刻板印象”，如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感，对社会公正的缺乏信心，这类认知和情绪似乎不断得到某些突发事件的验证。另外，据2009年初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委托腾讯网所作调查，网民选择的举报方式依次为：网络曝光（35.8％）、传统媒体曝光（31.3％）、向纪委举报（17.2％）、向检察院举报（11.4％）、向上级政府机关举报（3.3％）、向公安部门举报（0.5％）。在健全的法治环境下本应成为首选的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举报，网民意向却如此之低。有网民感叹“信法（律）不如信（上）访，信访不如信（互联）网”。如何切实树立政府公信力和法制的权威，值得深思。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鼓励网络举报和网民监督截然相反，当前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把不中听的批评视为诽谤，不仅删帖、封堵IP，甚至动用警力抓捕发帖人。在王帅案中，人民网作过一个网民调查：“河南灵宝青年发帖举报被囚八日，官方称其伤害领导，您怎样看？”投票结果认为这是“以‘诽谤’政府为由打压民声”的占到了93.4％。可见，这种做法对于政府公信力会造成多么严重的不良影响。理性地说，在正确对待网络舆论方面，不仅要合理拓宽网络举报和公民参与的渠道，更要慎用“网络诽谤”之类名目治罪。另外，网络言论的监管技术，包括要求网站提供网民IP地址，以收归中央管理为宜，主要用于国家安全目的；尤其不应允许地方基层政府把网络（包括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监管技术滥用于地方政治，特别是打击报复网民对领导干部个人的批评监督。

总体来说，现阶段政务信息透明度已然较高，网络舆论应急处置做得不错；但党务和人大、政协系统的信息透明度和舆论应对意识还有待提高和加强。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党务公开，促进党的组织建设创新，是一个新的课题。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办好党报党刊和党建网站，是党建工作在互联网时代与时俱进的一项重要部署。人民网“强国论坛”网民称赞：“党委新闻发言人一小步，党务公开一大步。”

（原载于2010年《社会蓝皮书》，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

[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未特别标明的网络数据均来源于此。

[②]广西南宁波普市场调查公司：《凯迪网络受众调查报告》，2006。

[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8-2009博客市场及博客行为研究报告》。

[④]胡泳：《网络社群的崛起》，《南风窗》2009年第22期。

[⑤]《〈瞭望〉文章：网络意见领袖“显性化”》，新华网，2008年6月24日。

[⑥]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8年第1期。

第二篇：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 人民网：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发表于：2009-12-29 13: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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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撰稿人：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

人民网北京12月22日电：中国社科院2010年《社会蓝皮书》正式对外发布，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三位舆情分析师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撰写的《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也同时发表。这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研究人员连续第三年为蓝皮书撰写了“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报告全文如下：

在《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我们提出了“新意见阶层”这个概念，用以描述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表达意见的网民。近年来，他们凭借互联网“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优势，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畅所欲言，能在极短时间内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影响社会。2009年“新意见阶层”规模进一步扩大。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调查，截至2009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达到3.38亿人，仅半年时间就增长了4000万人;全国互联网普及率25.5%，超过世界平均水平[①]。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30年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所积累的各种矛盾凸显，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呈现激化态势。网民的表达意愿和参与意识持续高涨，踊跃发声建言。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上，“新意见阶层”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舆论能量。政府一方面强化网络管理，以抑制过于偏激的言论;另一方面对网络舆论的反应提速，从中央到地方初步形成了政府对网络民意的监测、反馈和吸纳机制。

一 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和流行语

(一)网络热点事件 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为数众多。根据对五大网络社区热点事件发帖数量的统计，发帖超过5000份的热点事件有16项(见表1)，其中发帖过万份的事件有5项。这些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公共问题，体现了广大网民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

统计说明：

①入选舆情指的是较为具体的事件，庞大且笼统的事件只选取其中具体事件。

②以上数字均为BBS原帖数，不含跟帖。

③此数据通过设置多个关键字多途径、全文搜索得出统计结果，并剔除了重复的帖子。

④随着网络热点事件的发展，有可能衍生出网络新词，存在一些帖子并不是讨论该事件本身，而是引用网络新词的状况，这里也一并计入。

⑤以上数字不包含已被社区管理员从根目录彻底删除的帖子，但包括删除后还存在“快照”的帖子。

⑥统计数据截至2009年11月10日24时，表2-3同此。

(二)网络流行语

2009年网络流行语多戏谑，反复引用和强调某些人的言论，突出其不合理性，以达到讽刺、鞭挞的功效，有些流行语也不乏自嘲或者搞笑的成分。必须结合具体网络热点事件，在熟悉该典故的人群中使用，它们才能有非常好的效果;若单独使用或者讲给不熟悉典故的人听，会显得莫名其妙。截至2009年11月10日24时，网络跟帖使用超过100万次的网络流行语有10个(见表2)，它们无不具有上述某种或几种特征。

二 网络舆论载体的新进展

(一)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表明，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约占全部事件的30%(见表3)。也就是说，约三成的社会舆论因互联网而兴起。特别是在传统媒体因为种种顾虑而缺席或反应迟钝的情况下，互联网孤军深入，成为网民自发爆料和集结舆论的平台。例如2009年5月7日晚，杭州闹市区发生飙车撞人案，当地多数报纸第二天未作报道。但当晚杭州著名论坛“19楼”发帖《富家子弟把马路当F1赛道，无辜路人被撞起5米高》，回帖达到14万条，网民对蔑视生命的“富二代”给予强烈谴责。加上杭州警方明显偏袒肇事车主激起众怒，BBS上网民“人肉搜索”肇事者背景，受害者谭卓的毕业院校浙江大学学子致杭州市长的公开信也从浙江大学内部论坛流传到公网，飙车案迅速成为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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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web2.0与web1.0形成意见反差

在传统媒体中，编辑部与受众之间是“我写你读”、“我念你听”和“我演你看”的关系。门户网站的新闻页面也属于信息单向传播的web1.0形态，担负着宣传政府方针政策和舆论导向的使命。然而，以互动为特色的网络社区，属于网民自主发声、信息反向传播的web2.0形态。web2.0与web1.0之间经常形成一种隔阂和反差。在web2.0意见平台上，网民议政心直口快，某些政府管理措施经常处于被质疑的状态。

以曾经被要求推广的“绿坝——花季护航”上网过滤软件为例，各网站刊载有关方面的新闻通稿说：92%的用户认为有必要由政府采购过滤软件，70%以上的用户对软件表示满意。但一些门户网站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网友反对强行安装这款软件。

(三)互联网与手机结合，网络舆论更具杀伤力

有线载体(互联网)和无线终端(手机)结合，网友通过手机能够进行更为便捷的信息传播，而且不限于文字，还可以将现场拍摄图片、视频上传。特别是微博客，在2009年十分活跃。微博客可通过手机或网页登陆，随时随地发布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一次不超过140字。在微博客上跟从网民，无须对方同意。一些“意见领袖”的Twitter(总部在美国的微博客提供商)“跟从”者过万，对网民的感召力或煽动性极强。与西方微博客多谈论网民日常起居不同，中国微博客强烈关注时事。网民通过“跟从”链接而形成的微博客群落，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时政新闻平台和论坛。由普通网民临时客串的“公民报道者”，可在微博客上对突发事件进行“现场直播”。例如，在石首骚乱中，一位匿名网民在饭否网上实时播报街头消息约200条。微博客有效地突破了某些信息屏障，赶在了传统媒体报道和政府新闻发布的前面，第一时间发布大量第一手的信息，成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

互联网和无线终端嫁接的另一个产品是微视频。微视频是短则几十秒、长不过半小时的视频短片，在突发事件现场，用手机、DV等非专业设备拍摄，然后发布到网上。例如2009年元宵节晚9时左右央视新址配楼大火，第一个报道的是网民“加盐的手磨咖啡”，9时4分在天涯社区发帖《CCTV大楼元宵夜起大火了吗》，上传了手机拍摄的火灾现场照片。2009年夏天土豆网等发布了一段网民视频《北京街头最痛心的一幕》，反映一女子在协和医院门口被公交车蹭倒受伤流血，拨打120急救电话40分钟仍未得到救护。网民跟帖感叹：“当别人发生灾难，在我们眼里就是故事。岂不知，当自己发生灾难，在别人眼里也是故事。这个世界不能太冷漠!”网友信奉“无图无真相”，特别是城市管理中一些老大难问题，如城管与商贩、拆迁户与开发商冲突的现场画面传到网上，更容易激起网民的强烈不满，引爆舆论。

(四)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相互借力，放大舆论

网络舆论已深刻地影响到传统媒体。报纸记者、编辑和电视主持人习惯于到网上寻找新闻线索;网络“意见领袖”也乐于为报刊撰写专栏，到电视台做嘉宾访谈。网上的爆料，由传统媒体接手深入采访和评论，提升了可信度，更能引起政府重视;而传统媒体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报道，经互联网的放大，迅速凝聚民意，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新老媒体相互借力，推动了不少社会问题的解决。例如，上海交通管理部门“钓鱼执法”问题的解决，就是互联网和传统媒体联手推进的结果。职业经理人张军9月8日开私家车搭载一个声称胃疼的路人而“被钓”，12日他以“公子羿”为ID在天涯社区发帖控诉。“80后”作家韩寒在博客中转述和评论此事，引起了更大的关注。国庆节过后，传统媒体大举介入，挖掘出上海其他“钓鱼”案例，某区对黑车罚款获取天价收入，法院与交通管理部门串通制定审判指导意见，等等。特别是司机孙中界助人“被钓”后愤而断指自证清白的事件发生后，传统媒体在第一时间追踪报道，把舆论推向高潮。

(五)体制内报纸、电视台和网站积极回应网民关切

在上海“钓鱼执法”案中，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曝光上海可能存在“职业拦车群体”，《新闻1+1》栏目制作专题调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人民时评》，与网民的愤怒和都市报的质疑相呼应，迫使上海浦东新区和闵行区政府认错。近年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传统主流媒体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中，不缺席、不失语，特别是勇于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与某些基层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和少数无良官员相区隔，表现出体制内改良政务管理、倾听民意、化解民怨的坚强决心。

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在2009年针对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得失加大了舆论监督力度。例如，在王帅因为发帖被“跨省抓捕”后，人民网于4月组织了四次在线访谈。第一次访谈时，当事人王帅刚刚取保候审，在一个秘密的角落上网讲述事件真相。在第三次访谈中，河南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秦玉海承认警方执法错误，将对王帅进行国家赔偿。人民网还针对石首骚乱、杞县钴60事件、上海“钓鱼执法”等组织了一系列访谈，作出权威解读，有时走在都市报的前面发声，增强了政府背景网站的公信力。

从2009年11月份起，《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专栏、《中国青年报》“法制社会”版和《冰点》专刊、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联手，在天涯社区开设“主流媒体”频道，这是体制内媒体深入网络社区与网民对话的一次集体尝试。

(六)调整网络表达形式，抑制“群体极化”现象

中国网民群体，包括网络管理员和版主在内，多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阅历和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使其很难在短时间内厘清事情背后复杂的社会和心理动因，非理性和过于主观的声音经常容易占据上风。从河北容城县“艾滋女”和279名“嫖客”案件看，网民和媒体都有可能以讹传讹，推波助澜，对当事人造成伤害。

所谓“群体极化”(GroupPolarization)，是传媒学者詹姆斯·斯托纳提出来的，指群体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通过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朝着更极端的方向转移，即保守的会更保守，激进的会更冒险。互联网的匿名环境、海量帖文的气氛渲染，观点相近人群的频繁沟通，更容易产生“群体极化”，并可能发展为人身攻击，甚至威胁社会正常秩序。为遏制网络“群体极化”，各网站、BBS和政府管理部门动了不少心思。如网易放弃了著名的“无跟帖，不新闻”的浪漫口号，代之以“文明上网，登陆发帖”的叮咛。继BBS以后，门户网站也开始要求注册发帖，让网民在登陆后多花一点时间来沉淀思考。新闻跟帖的显示比例缩水，有时显示数只有实际发帖数的几分之一。一些网站取消了新闻跟帖中的赞成、反对功能，似有避免单一网友的声音被过度放大的考虑;有的网站甚至把“反对”改成“举报”，更有压制偏激言论的意图。人气旺盛的天涯社区遇到敏感话题，经常锁帖或把跟帖控制在5页以内。

三 网民社会心理和行为的演变

(一)网民社会阶层的分野

目前网上草根民众和知识精英的舆论并行发达。草根类舆论体现在众多新闻跟帖和普通网民的个人博客中;精英类言论则集中于微博客，文化界名人博客，凯迪网络、中国改革论坛等BBS，五柳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等学术文化类网站。据2005年底对凯迪网络用户的调查，他们多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拥有手机、笔记本电脑、汽车和房产的比例高;与全国网民平均水平相比，本科学历高出21.8个百分点，研究生学历高出9.4个百分点，而在校生比例低了32.5个百分点;男性多，多数已结婚生子，喜欢阅读和旅游[②]。这些数据均提示他们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经济文化地位，这是凯迪网络成为知识分子思想园地的人口学基础。

网络草根和精英都同情弱势群体，痛恨社会不公，关注公权力尽责和诚信，维护社会道德底线。2009年，在张海超“开胸验肺”、孙中界断指抗议“钓鱼执法”等新闻事件上，精英和草根的意见高度一致。但在另一些问题上，网络精英与草根之间意见分歧往往很大。例如，在如何看待山西煤矿“国进民退”改制的问题上，普通网民多为口碑糟糕的“煤老板”绝大多数被整合而兴奋，但知识界对于山西政府是否尊重私营经济产权和市场契约颇有疑虑。

(二)网民的社会关怀大幅提升

网上参与人数最多的言论形式是新闻跟帖。例如，2009年6月12日、13日宝马、奔驰国产车型入选公务车的新闻跟帖踊跃，搜狐1430条，网易3261条，新浪14002条。这三大商业门户网站的用户三教九流都有，尤以学生和底层民众居多，因此，新闻跟帖更像“草根的围观”，他们强烈的社会和道德批判精神，提示所谓当今中国人“政治冷漠”的印象并不准确。

截至2009年6月底，1.81亿网民开设了个人博客或个人空间，其中1.13亿人平均每个月至少更新一次。过去，写博客主要是记述个人生活;2008-2009年上半年，针对“社会现象”发言的作者所占比例达到54.5%，比2007年上升了44.5个百分点[③]。以新浪博客为例，与“孙伟铭死刑”相关的博文271600篇，网民热议酒后驾车肇事应否抵命，该以交通肇事罪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重庆“打黑”也是博客热门话题，在新浪可找到与“王立军重庆”相关的博文423308篇，找到与“文强重庆”(“打黑”中落马的最高官员)相关的博文1088049篇。网民强烈的社会关怀提示民气可用、民怨可畏。

(三)网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

随着网络言论载体的逐渐发达，相当多的网民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个体，他们在网上结成各种虚拟的社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腾讯QQ网民结成的QQ群，据称有5000万个之多。依托于同学、同事、同乡等现实社会关系的除外，其他如影视音乐、动漫、游戏、车行天下、旅游、体育联盟、追星族、星座缘分等类别的QQ群，基本上源于虚拟的网络交往。在邓玉娇事件中，《新京报》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巴东县野三关被不明身份的人围困，记者被打，相机被抢，媒体QQ群里几乎是实时播报。接着，记者编辑们在群里商量由谁来报道，财经网编辑自告奋勇尝试发稿。果然，半小时后，财经网挂出记者被打的新闻。由于网友经常加入不止一个QQ群，信息和图片可在瞬间从一个群复制流传到其他的群，具有病毒似的传染性，因此QQ群的动员和组织潜力巨大。

近一年来崛起的社交类网站SNS(SocialNetworkSite)，能为用户提供个人博客、群组、照片、视频、音乐等多种朋友互动功能。如开心网面向白领，注册用户逾5000万;而校内网则垄断了在校大学生市场。现阶段SNS以娱乐内容为主，比如偷菜、占车位，但不乏关注社会问题的潜质。如新华社入住开心网后，开设“新华社电视”频道，从2009年5月11日清晨6时到13日下午推出汶川地震一周年电视直播节目，网民寄语留言多达63万条。SNS很可能成为今后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组织资源。

“百度贴吧”是一种特殊形态的BBS，网友基于关键词而自由创建。百度平均每天新建贴吧8000余个，发新帖200万个。由于贴吧进行的是特定主题的深度交流，能够寻找和聚集利益相关人群，给一些地方政府和社区型国有大型企业带来很大舆论压力。例如，在石首骚乱中，当地政府封锁消息，在长达80个小时的时间里只发布了3条新闻，其中还包括一条匪夷所思的石首街头举行多部门联合消防演习的新闻通稿。但在“百度贴吧·石首吧”里，出现了近500个与此案有关的主帖，追踪报道石首街头的真实情况。

其他网络社群组织形式，包括BBS的版聚(活跃在同一论坛的网民线下聚会)，作者社会背景相同或博文主题相近的博客圈(仅搜狐博客就有11825个圈子)，豆瓣网的讨论群组(2.2万个)，还有一些小的专业类网站，如户外运动类网站结成的“驴友”社群，当年率先质疑周正龙虎照的“色影无忌”摄影爱好者网站。

有学者认为，网络社群“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因而拥有比西方更大的民主潜力[④]。上海团市委一项调查显示，仅与团市委建立固定联络的网络社团就有几十个，包括车友会、音乐发烧友、收藏发烧友等。这些网络社团大都没有经过正式注册，但组织能力强，经常开展线上和线下的活动[⑤]。现阶段这些网络社团没有政治色彩，至多只是某种意识形态或审美、价值偏好的小圈子。

(四)网民开始走下互联网

2009年，在一些突发事件中，部分网民不满足于网上的“口水战”，企图在网下有所表达。例如，在杭州飙车案中，就在警方宣布肇事车速仅70码的当晚，不少网友来到车祸地点文二西路，点起蜡烛、献上菊花，表示对遇害者的哀悼和公正办案的诉求。在邓玉娇案中，一些网友纷纷到巴东“旅游”，有的还请求为邓玉娇立“烈女碑”。当地政府感到压力巨大，长江航线巴东码头自抗日战争以来首次停航，宾馆宣布客满。在北京，西客站附近广场出现“行为艺术”，一个女青年以纱布层层缠裹自己，呈极力挣扎却无法挣脱状，身边摆放着几个大字：“谁都可能成为邓玉娇”。

7月16日，网友郭宝锋因在网上发布严晓玲“被轮奸致死”的流言，被福州警方以涉嫌诽谤而拘留。恰恰在这一天，“百度贴吧·魔兽世界吧”传出一句无厘头的贴文“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知名网民“北风”受此启发，在线发起“一人一张明信片，喊郭宝锋回家吃饭”的活动。两个星期内，上百张明信片从全国各地寄往福州市第二看守所，每张上面都写着“郭宝锋，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7月31日下午，郭宝锋取保候审，走出了看守所。律师认为，郭宝锋是被网民用明信片“喊”回了家。

可以这么说，互联网上的“新意见阶层”已经结成了一个有现实影响力的虚拟“压力集团”，面对贫富冲突、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医疗教育、道德失范等问题，特别是政府施政缺失和司法不公，形成巨大舆论压力。网民从自身利益出发评议公共政策，经常能够有效地改变决策方向。

例如上网过滤软件“绿坝——花季护航”就是在网民的质疑和激烈反对中，在7月1日强制安装起始日的前夕——6月30日晚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宣布推迟预装;后来又改口说，“绝不会出现在所有销售的计算机里一律强制安装的问题”，改进后的预装方案主要限制在学校、网吧等公共场合的计算机。“绿坝”事件是2009年网民作为“压力集团”整体发声和发力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这种虚拟“压力集团”不是政治组织，现阶段在若干具体利益问题上具有温和表达不满和不服从的特征，不会对社会稳定产生颠覆性影响。

(五)网络非理性情绪值得关注

2009年群体性事件对抗性增强。例如，在石首事件中，约7万民众走上街头，与数千名武警对峙，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街头骚乱。现阶段群体性事件多发生在中西部县域，影响多具有局部性和一过性。但在2009年群体性事件和其他一些突发事件中，现场民众和网民非理性情绪抬头，有蔓延趋势。例如，7月24日，吉林通化钢铁公司股权调整引发职工不满，民营企业派驻的总经理被活活打死。新闻跟帖几乎一边倒地赞扬通钢“工人阶级了不起”，幸灾乐祸于“打死个把资本家有什么了不起”。这场网络起哄属于“泄愤事件”，也就是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⑥]。

网络非理性情绪的另一个预警信号，是邓玉娇案中的“屠夫”现象。网民“屠夫”在凯迪网络向其他网民募捐，得到资助后赶到巴东，促成邓家聘请北京律师，到邓玉娇被羁押的精神病院会见了邓玉娇，并在博客里以第一手图片和文字报告案件进展。继邓玉娇案后，“屠夫”又到昆明为“小学生卖淫案”“闹场”，被云南秉持理性批评的“躲猫猫”调查委员会的网民“边民”用一场温和对话击退。“屠夫”“用杀猪方式参与社会个案的模式”，公民责任心可嘉，却不能归结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常态，其对社会的潜在破坏性值得忧虑和警醒。

四 政府与网民互动，顺应与管理平衡

(一)政府上网从web1.0走向web2.0

政府上网工程启动10年来收效显著，到2008年底，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省市一级已全部建立政府门户网站，地市级和县级政府拥有门户网站的比例也分别达到99%和92%，很多街道、乡镇甚至村(居)委会都建立了网站或网页。

网络留言板成为党政机关了解民情、听取民意、集中民智的新形式。影响最大的是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截至2009年11月上旬，接收网友留言40多万条，37位书记或省长、95位地市主要领导作出公开回应。据不完全统计，约6000项网友提出的问题得到落实和解决。“地方领导留言板”也因此获得了2009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河南、天津等省市还以文件的形式明确了办理留言要求，安徽还规定不及时认真解决网友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予以严肃问责。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触网”，现身论坛、博客。2009年中，有15位正省部级以上领导来到人民网社区做在线访谈，回答网民关注的问题。7月，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现身凯迪网络“猫眼看人”论坛，就昆明“小学生卖淫案”实名发帖，回应网络和媒体的质疑，并提出宣传部门要从“捂盖子”思维向“揭盖子”思维转变：“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还使劲捂着盖子，结果只能是连壶底都被烧穿;而盖子一揭，尽管有可能会烫着自己的手，但沸腾的民意也就会变为蒸汽慢慢消散。”10月，广东15个省直单位全部设立“网络发言人”。

(二)网络舆论应对提速，官员问责力度加大

面对网络舆论影响与日俱增的形势，2009年，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普遍建立快速应急机制，回应网民关切，网络舆情应对提速。如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发生仅两个小时，成都市政府就召开了首场新闻发布会，当天连开三场，不断公布伤亡、救治和现场情况，让真相赶在传言前边。6月6日第四场发布会主动回应市民有关疑问，使质疑声音减弱。7日第五场发布会认定“有人带油上车”，网民转而追查纵火者，民众的思路和情绪与政府逐渐合拍。最终这一突发恶性事件平稳落幕。10月7日新疆建设兵团“最牛团长夫人”敦煌打人事件被天涯社区曝光，10日兵团领导批示进行调查，兵团新闻办立即向天涯社区发去回应，12日相关人员被免职。贵州省思南县一起“引水工程”引发的官民对峙，就是因为网上一篇帖子悄然改变了发展轨迹：乡政府表示放弃该工程，重新寻找水源。发帖人说：“多种力量汇合，最终促成杨家坳乡政府顺应民意，悬崖勒马，避免了流血冲突事件。这件事能够出现转机，应主要归功于网络。”

一个偏远地区乡政府能够如此重视网络舆论，与两年前“黑砖窑”事件中山西洪洞县政府对网络舆论沸腾一无所知形成鲜明对照，提示网上官民良性互动的局面正在中国形成。

2009年中央进一步加大了对严重违背民意、招惹民怨的官员问责力度。6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在问责的6种情形中，包括“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情形。2009年中在网上网下造成恶劣影响的王帅案、邓玉娇案、石首骚乱、开胸验肺案、“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事件、重庆高考加分作弊案等事件发生后，当事官员先后被问责。

另外，由于近年来大量贪腐问题经网络举报后得到查处，2009年政府拓宽了网络举报的通道，鼓励实名，允许匿名。中央纪委、监察部于10月28日统一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受理群众对党员、党组织和行政监察对象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开通之初一度因访问过多而导致服务器无法承受。中组部“12380”举报网站、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网站、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网站(12309)等也相继开通。

(三)突发事件中的网络管理得失互见

遭遇突发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控制信息流动、统一宣传口径，成为一些干部的思维定式。就像陕西绥德县某官员所言：“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在2009年，出现了一些人为制造“没有网络”的情形。在邓玉娇案中，其家乡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的电视和网络信号一度因为“防雷击”而中断。无独有偶，湖北石首事件发生后，石首市区网吧断网，事发地一带还一度断电，但这都并未能阻止网上的舆论浪潮。

更荒唐的事情是河南杞县重现“杞人忧天”。6月7日杞县一辐照厂发生放射物卡源事故，情况在网上流传、发酵，政府却一直失语，7月17日，随着“放射源将***”谣言的出现，大批群众纷纷奔向周边县市“避难”，杞县县城一度几成空城。在这起事件中，看似谣言是引发大规模社会恐慌的诱因，但其背后隐含的，却是公共事务透明度低下和政府公信力缺失。事后，杞县政府未能反躬自省，反而迁怒于网民，抓了5名在网上夸大事故危险性的“造谣者”和转帖者。

近年来，一些党政部门经常使用“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个概念。群体性事件有严格定义，指聚众实施未经法律允许或批准的行为，如集体上访、***示威、罢工、罢市、罢课、绝食***、围堵交通、围攻党政机关等。而“网络群体性事件”，从字面看上看，容易被理解成通过网上组织串联，导致网下聚众行动、制造事端。但考察近几年的情况，因为互联网而产生网下聚众行为的事件并不多。像2007年厦门部分市民反对PX化工项目而上街“散步”，互联网(BBS和QQ群)和无线网(手机短信)的确起到了信息沟通和鼓动作用。但在更多的群体性事件中，一些基层政府采取了断网、屏蔽手机信号甚至中断电视转播的做法，事态的恶化跟互联网没有直接关系。而适度开放网络舆论，让公众的利益关切和焦虑、不满得到宣泄，恰恰可能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009年同时存在另一个方向的改革尝试。如云南省委宣传部尝试推动云南媒体和网络“新政”。在年初“躲猫猫”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委宣传部在QQ群中发出邀请，由网民组成调查委员会。虽然网民参与司法调查于法无据，但毕竟体现了政府重建公信力的诚意和努力。8月，云南省陆良县发生一起煤矿与村民因施工纠纷引发的冲突，省委宣传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新闻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不得随意给群众乱扣“刁民”、“恶势力”等帽子，禁用、慎用“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别有用心”、“一小撮”等形容词。在这一事件中，群众提出7个方面的诉求，有6个获得圆满解决，剩下1个因不够合理而被劝阻。长期以来，“不明真相”和“别有用心”一直是一些政府部门用来抵制民意、搪塞监督的借口。云南表现出地方当政者转换官方话语体系和处事思维的大胆探索，推动了以群众诉求为中心处理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机制创新，被誉为社会转型期“官民交流的范本”。

(四)修复政府公信力是舆论应对的核心问题

网络舆情应对的核心，是修复政府公信力。在涉及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问题上，网民形成了传播学中的所谓“刻板印象”，如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感，对社会公正的缺乏信心，这类认知和情绪似乎不断得到某些突发事件的验证。另外，据2009年初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委托腾讯网所作调查，网民选择的举报方式依次为：网络曝光(35.8%)、传统媒体曝光(31.3%)、向纪委举报(17.2%)、向检察院举报(11.4%)、向上级政府机关举报(3.3%)、向公安部门举报(0.5%)。在健全的法治环境下本应成为首选的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举报，网民意向却如此之低。有网民感叹“信法(律)不如信(上)访，信访不如信(互联)网”。如何切实树立政府公信力和法制的权威，值得深思。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鼓励网络举报和网民监督截然相反，当前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把不中听的批评视为诽谤，不仅删帖、封堵IP，甚至动用警力抓捕发帖人。在王帅案中，人民网作过一个网民调查：“河南灵宝青年发帖举报被囚八日，官方称其伤害领导，您怎样看?”投票结果认为这是“以„诽谤‟政府为由打压民声”的占到了93.4%。可见，这种做法对于政府公信力会造成多么严重的不良影响。理性地说，在正确对待网络舆论方面，不仅要合理拓宽网络举报和公民参与的渠道，更要慎用“网络诽谤”之类名目治罪。另外，网络言论的监管技术，包括要求网站提供网民IP地址，以收归中央管理为宜，主要用于国家安全目的;尤其不应允许地方基层政府把网络(包括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监管技术滥用于地方政治，特别是打击报复网民对领导干部个人的批评监督。

总体来说，现阶段政务信息透明度已然较高，网络舆论应急处置做得不错;但党务和人大、政协系统的信息透明度和舆论应对意识还有待提高和加强。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党务公开，促进党的组织建设创新，是一个新的课题。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办好党报党刊和党建网站，是党建工作在互联网时代与时俱进的一项重要部署。人民网“强国论坛”网民称赞：“党委新闻发言人一小步，党务公开一大步。”

(原载于2010年《社会蓝皮书》，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

[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未特别标明的网络数据均来源于此。

[②]广西南宁波普市场调查公司：《凯迪网络受众调查报告》，2006。

[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8-2009博客市场及博客行为研究报告》。

[④]胡泳：《网络社群的崛起》，《南风窗》2009年第22期。

[⑤]《〈?望〉文章：网络意见领袖“显性化”》，新华网，2008年6月24日。

[⑥]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8年第1期。

第三篇：2010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2010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15日上午召开了“2011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2011年《社会蓝皮书》正式对外发布，由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撰写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同时面世。这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研究人员连续第四年为社会蓝皮书撰写“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引发了媒体和网民的广泛关注。

在即将过去的2010年中，中国网络舆论继续着迅猛发展的势头，截至6月30日，中国的网民数量达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1.8%，往往是某个突发事件在网上刚一曝光，即可迅速引爆全国舆论，把地区性、局部性和带有某种偶然性的问题，变成全民“围观”的公共话题。

今年的报告研究周期内（2009年11月11日至2010年11月8日），尽管没有出现2009年“欺实马”事件、邓玉娇事件、“钓鱼执法”事件这样影响力巨大的事件，但根据五大网络社区和新浪微博客的统计，一年来围绕热点事件的发帖数量依然有较大增长，在全年20大热点事件中，帖子超过5万条的热点事件有13项，其中发帖超过10万条的事件有7项，超过100万条的有2项。这些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体现了中国网民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

新疆智障“包身工”事件

·时间：2010年12月13日

·地点：新疆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

·事件：10多名工人（其中8人为智障者）三四年来在该工厂遭到非人待遇

工厂“黑雇工”

恶劣环境下，一年工作365天，一分工钱都领不到

12月10日，冬天的戈壁滩寒冷而荒凉，托克逊县库米什镇工业园区内大部分工厂已经歇工，只有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机声隆隆，忙碌依旧。

走进工厂，只见地上近20厘米厚的粉尘没过脚踝，飞尘四扬。一位穿着破烂夹袄的工人把大石头一点点敲碎，另一位工人蹒跚着，推着小推车，把石碴送到粉碎机旁；机器旁一位工人铲一锨石碴，停一下，提提系着尼龙绳的裤子，再铲一锨„„简单、重复的劳动，呆滞的眼神，迟缓的动作，没有一个人说话。

工人们头上、衣服上都落满了厚厚的粉尘，除了一名工人的鼻子上“挂”了片烂布外，没有一个人戴防护口罩。

2008年年初，李兴林夫妇承包了这家工厂。谈起使用“智障工”，老板李兴林非常得意：“工人在这里可以吃上饭，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行善。”

40岁的工人王力偷偷告诉记者，他的家在黑龙江望奎县，两年间他逃跑过两回，都被追回来，惨遭毒打。被问到是否领过工钱，已经干了4年活的刘双辉说：“还没跟老板说呢。”

附近一家石英厂的王老板说，“库米什镇工业园区的工厂一般每年10月停工，来年3月复工。因为劳动强度大，工人每天的工资最少150元。可一年365天，佳尔思厂从来没停过工，这些工人一分工钱都领不到。”

后经查实，该工厂的12名“黑雇工”都是智力障碍人员，其中，四川籍5人，安徽籍1人，黑龙江籍1人，河南籍4人，甘肃籍1人。

新疆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库米什镇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非法使用“智障工”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12月1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作出批示：即使“上天入地”，也要把不法分子缉拿归案、依法严惩、公开处理，还人民群众一个公道。

黑色利益链

一人“收集”，一人使用，智障者成“挣钱机器”

面对记者调查时，老板李兴林并不承认非法用工。“我和四川省渠县乞丐收养所（也称四川省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签订过用工协议。”果然，李兴林拿出了一份《劳务协议》。

这份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08年9月9日，上面没有任何公证机关证明，只有两人的指印。协议书上写着：经甲（李兴林）、乙（曾令全）双方协商，甲方用乙方（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第二批队员5名，并一次性支付乙方9000元，甲方支付每人每月工资300元，以银行汇款方式支付给乙方。如果甲方丢失乙方队员，每丢失一名赔偿1000元。

用比市场价低得多的人工成本，获得更高利润，是李兴林的如意算盘。他的合作者——四川“渠县残疾人自强队”负责人曾令全做的却是“无本买卖”：从社会上“收集”智障流浪汉，“卖”到佳尔思建材厂当工人，工人工资全部汇到他的个人账户。两人合伙组成了一条非法倒卖、雇佣“智障工”的黑色利益链。

12月13日，记者电话询问四川省渠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渠县残疾人自强队”等单位从未在该县登记注册过。

谁的责任？

成立工作组，调查监管不力的部门和人员责任

目前，12名智力障碍的“黑雇工”已被成功解救，政府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排。托克逊县政府将核实12人在佳尔思建材厂打工期间劳务报酬，尽快发还其本人。

这次事件，再一次挑战了人们的良知和道德的底线。惊愕、愤慨之余，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

人们不禁要问：企业非法用工多年，相关行政执法部门是如何履行职责的？四川这家派遣公司打着福利机构的幌子，多年挂牌非法贩卖劳动力，为何不予查处？

新疆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白莉认为，正是这种监督的乏力、不力、甚至不作为，才使得非法经营者能够蔑视人的健康和尊严，挑战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托克逊县常务副县长杨锦也表示，“黑雇工”事件和政府部门监管不力有关。库米什镇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从2006年成立至今，其“黑雇工”问题一直未被发现，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托克逊县委组织部、纪检委已经成立工作组，对相关监管不力的部门和工作人员进行彻底调查，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同时，组成数个工作组对全县劳动用工情况进行“地毯式”大排查。

白莉说，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智障人士权利的法规。然而，仔细研究条文，不难发现有些规定过于笼统，具体落实存在问题。

比如，政府建立的社会救助站，只规定救助城市无家可归的乞讨人员。在城市以外的农村，家庭无力供养和无人监护的智障人员如何获得救助？救助站仅仅解决智障人员暂时无人看管的问题。他们被遣返回去之后，如果又遭家人遗弃或无力照管，他们的权利如何得到保护和救助？

白莉认为，应当建立一种可持续的、长效的法律机制，才能使智障人员得到更加人性化的保护。

白莉告诉记者，“只有司法部门的严格执法，才是智障人员得到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惟此，悲剧才能不再发生。” 处理结果：

12月14日20时30分，新疆托克逊县人民政府通报：在四川警方帮助下，佳尔思建材厂非法用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李兴林（佳尔思建材厂法人代表）已于14日被抓获，随后李兴林之子李成龙在成都被抓获。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曾令全也被四川警方以“非法经营罪”拘押。被李氏父子带走的12名“黑雇工”全部获救。职业压力排行榜 时间：12月8日

近来，关于职业压力排行榜的走红备受争议，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榜首的公务员的职位，明星，农民工均榜上有名，而其中，旷工居于最后一位也让网友议论纷纷。一份研究称十大压力最大行业 公务员居首，矿工垫底

8日，有媒体报道，某课题组研究发现，领导层级越高，心身健康水平相对越低。

该课题组统计发现，压力分数从高到低依次是：管理中层为80分；经理层为75分；教职员工为75分；一般管理技术人员为72分；医务工作者为68分；社区人员为68分；下岗人员为68分；矿工为60分；一般企业工人为59分。其中，综合评定认为，中国公务员压力指数为10，排名第一。公务员 职业压力指数：10 播音员 职业压力指数：9 演艺明星职业压力指数：8 作家 职业压力指数：7 运动员 职业压力指数：6 农民 职业压力指数：5 农民工 职业压力指数：4 小摊贩 职业压力指数：3 下岗工人 职业压力指数：2 矿工 职业压力指数：1

360行，公务员压力排名第一？这两天，《压力最大职业排行榜》在网络上迅速走红，3 其中将公务员排在了排行榜的第一名。虽然这则帖子的排名广受质疑，但工作、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却是大家感同身受的。

作为都市人，从踏出校园那一刻开始，工作、房子、孩子、升职„„压力层层加码，直到自己变成了“高压锅”。昨天，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大家眼中的热门行业，如今都成了高压行业—— 台州“房票门”

台州“房票门”源于今年11月初，台州一工商干部被曝出涉嫌倒卖“房票”牟利20万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1月中旬，台州市纪委出面成立联合调查小组，重点整肃“房票”等房地产业乱象。

何谓“房票”？其实就是靠关系低价购买内部房，再转手获利。

台州市民小陈上半年为了购置婚房，跑了多家房产公司，却屡屡被告知“没房了”。有中介告诉他，对热门房源，只有通过买“房票”，才能买到“直改名”的一手房。

“直改名”就是对于那些还没办理房产证的房子，卖房人把房子转手卖掉，然后通过开发商和房管部门的内部关系让买房人与开发商重签一份合同，一切仍是按照商品房买卖手续办理，而“房票”就是这种非正规交易的产物。

“房票”曾一度垄断台州热门楼市。掌握了一手房源的房东，在收取买房者房票的加价后，私下里将房源直接改名转让给买房者，但不通过二手房交易的正规程序。模拟题：

一、请问你对章子怡的诈捐门事件如何看待？

二、请问你对张家界将南天一柱改名为哈里路亚现象怎么看？

三、请问你对北大才子卖猪肉，高考状元卖糖葫芦，新闻媒体为他们宣传后都让他们找到了相应的工作怎么看？

四、如何看待方舟子被肖传国雇人行凶事件？

五、如何看待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第四篇：2013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完整版

2013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祝华新 单学刚 刘鹏飞 卢永春 齐思慧

2013年，网络舆论板块发生重要变化。政府加大了对互联网的管理力度，一些违法违规的“大V”受到沉重打击，加上微信的分流，微博热度大幅度下降。微信用户增长迅速，新闻客户端也在发展中，移动互联网开始成为社会舆论的新信源。

在突发事件中，政务微博发声成为政府新闻发布的“标配”，中央级媒体和各级党报纷纷开设法人微博，经常成为事态演变的重要变量。

2013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威在媒企之争中被削弱；与此同时，自媒体话语权也在打击网络谣言中暴露出先天缺陷。主流媒体如何恪守新闻专业精神，为网络信息把好关，矫正引导网民情绪，关系到国民心态的和谐与社会的稳定发展。

一、2013年网络舆情热点

2013年20件热点网络舆情

（统计时间：2012年11月1日—2013年10月31日）

（一）网络谣言治理初见成效

2013年8月19日，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8月以来，有关部门加大互联网管理力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随着网络传播的日趋碎片化和网络生态的复杂化，在保障公众表达和社会监督的积极功能之外，网络舆论潜在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网民的媒介素养不够，经常见风就是雨。某些网络“大V”粉丝数量众多，不经核实转发一些谣言，扩大了谣言的负面影响。此外，某些网络公关公司为了商业利益，编制和传播谣言。网络诽谤、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网络虚假信息扰乱资本市场，让不少公民、官员和上市公司深受其害。

公安部部署专项行动，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2013年8月20日开始见诸媒体报道。在互联网蓄意制造传播谣言、恶意侵害他人名誉、非法攫取经济利益的秦志晖（网名“秦火火”）、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等人被抓获。此后，陆续有数名“大V”（加V认证的微博“意见领袖”）被拘，包括：拥有超过1200万微博粉丝的超级“大V”薛必群（网名“薛蛮子”，嫖娼）；活跃于云南的地方“意见领袖”董如彬（网名“边民”，“恶意编造谣言牟利”）。9月9日，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出台。

经过几个月的清理，网上负面的声音明显减少，帖文情感词力度下降，积极正面的声音日渐增多。本文抽取100位活跃“意见领袖”的微博，发现以2013年8月10日国信办主任鲁炜提出互联网“七条底线”为拐点，此前两个月累计发博72481条，此后两个月累计发博65126条，下滑10.2%。

而8月10日以后，体制内媒体微博和政务微博的发博量超过了“意见领袖”，提示微博舆论场这两支“国家队”迅速崛起。

然而，打击谣言和网络犯罪也出现了一些引发质疑的案件。如河北清河县女网友发帖询问命案“真相”被行政拘留5日，甘肃张家川一名16岁的初中生上网质疑一起死亡事件有内情被刑拘，甚至在政法系统内部对有些案件也有不同看法。互联网是否构成刑事入罪的“公共场所”，如何界定网上“寻衅滋事罪”，是各方讨论的焦点。

（二）司法案件引发的舆论热点猛增

在2013年20个热点舆情事件中，司法案件占半数以上。9月，继举世瞩目的***案一审宣判之后，陕西“房姐”龚爱爱案、“高铁一姐”丁书苗案陆续开审，北京大兴摔童案、李某某强奸案、河北王书金强奸案等相继宣判，沈阳摊贩杀死城管案主犯夏俊峰被执行死刑，更是使得司法公正成为空前集中的网络议题。

不过，各类司法案件折射出的民众心态却各不相同。***案公审、刘志军贪腐案审理和多起高官被查处案件，使民众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既打‘苍蝇’，又打‘老虎’”的期望大增；李某某案与夏俊峰案中，网民对罪犯态度的强烈对比，折射出民众对当下社会阶层分化、强弱群体生活反差的不满和忧虑；湖南特大非法集资案主犯曾成杰被执行死刑，则成为继吴英案后又一起引发中产阶层震动的案件。

（三）民生仍是舆情焦点，个人暴力表达有所增强

2013年，新一届党中央、国务院改善民生的决心和努力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中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期，民生问题和个人权益保护依然是网络舆情的热点领域。2013年年初的香港奶粉“限购令”，上海黄浦江漂浮死猪，下半年的延迟退休之争，基层政府和百姓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各种摩擦事件，都涉及民众的安全感和尊严，掀起情感波澜。

从陕西延安城管暴力执法，到湖南临武瓜农与城管冲突中意外死亡，再到河北唐山城管面对下跪商贩面带微笑，截至2013年11月初，新浪微博有关“城管”的词频已经高达6000万条，不少网友倾向于“城管是社会戾气的制造者和激化者”。而对一些摊贩的暴力抗法行为等，网络舆论则倾向于选择性忽略。

医患纠纷由来已久，随着2013年10月下旬发生的浙江温岭患者杀医案变得格外尖锐，出现了医护人员集体抗议，全国上百家医院声援。据中国医院协会统计，2012年每所医院平均发生的纠纷事件由2008年的20.6起增至27.3起。与2012年哈尔滨杀医案中不少网友的幸灾乐祸相比，这次网民对被杀的医生普遍表达了同情，不变的是对当下医疗环境和医疗体制改革的牢骚不满。

这一年中值得深思的，是某些弱势群体在艰难的处境下，失去对社会的信心和耐心，选择以个人暴力的方式宣泄不满。2013年6月7日，厦门中年男人陈水总在快速公交纵火导致47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些高考生。7月20日，山东农民冀中星因上访无门在首都国际机场引爆了自制炸弹。冀在进京前的最后一篇博客写道：“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有网友对此作出点评：领导多融入群众，就不会产生冀中星、陈水总。

（四）吏治反腐话题依然火爆，年轻干部遭遇“扒粪”

2013年，涉及年轻干部选拔任用的网络热点案例渐多，仅5月至6月出现的案例就达30多起。广东揭阳市揭东区副区长江中咏“父子接棒”，安徽安庆惊现22岁团县委书记，湖南衡阳市雁峰区副区长参加工作10个月提拔正科、4年提拔副处，湖南官员外甥女28岁任副县长，参加选美后获重用等话题，在网上议论纷纷。一时间，围绕年轻干部出身经历的“扒粪”风起云涌。干部年轻化本身是好事，网民担忧的是缺乏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选拔程序。

网络反腐从2012年岁末开始也变得更加集中而尖锐，网民反腐的类型多样化、起因复杂化、爆料实名化，党政机关查处快速化。位高权重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实名举报拉下马，被曝光多块名表的“表哥”、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获刑14年，上海法官集体嫖娼被曝光„„网络反腐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倡廉的坚强决心是吻合的，但领导干部一旦被举报就面对网民一边倒的指控，被污名化。此外，网络反腐易被商业敲诈和官场恶斗所利用，需要加以必要的规范。国信办2013年再次查处了若干借反腐之名行网络敲诈之实的舆论监督网站。9月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日均收到网络举报800件。这都有利于引导网民利用正规渠道和平台进行合法举报，实现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无缝对接。

在2013年的反腐案例中，有些央企的腐败问题备受关注。中央巡视组进驻中储粮，此前黑龙江粮库大火，使得这家企业问题不断被曝光。而8月以来中石油发生一系列人事地震，先后有包括国务院国资委主任、中石油原董事长蒋洁敏在内的多名高管涉严重违纪被调查，更是被网民冠以“窝案”“胜利（油田）系”等标签而大力炒作。部分央企、国企脱胎于政府机关，没有完全实现去行政化，也就承担了社会舆论对整个公权力不满的情绪。

（五）微信等移动通信工具分流微博用户

微信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流行，目前用户已达5亿，海外用户超过1亿。加上米聊、来往和新近出现的易信，移动通信工具对微博用户的分流作用明显。从微博上陌生人的集体吐槽，转向微信熟人间的相互取暖，提示社会参与的无力感增强。

2013年，微信公众账号大量涌现。2013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推出认证公众账号，仅第一天订户增长22万，收到用户回复信息12万多条。在央视《新闻联播》结束前，新闻主播都会提醒大家关注其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在四川芦山地震中，@人民日报、@央视新闻都通过微信为灾区祈福，发布一些倡议和号召，如私家车为救援车辆让路等，有很强的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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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斯诺登事件促中国网民同步参与世界热点

2013年的舆情热点中，涉及国际和地区事务的议题仍占有相当比重。除钓鱼岛、南海问题等持续发酵外，2013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原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在曝光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棱镜”项目后逃亡香港，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广泛关注。“棱镜门”让美国人从2012年希拉里有关互联网自由的两次谈话所标榜的道德高地跌落，也使得中国网民有了一次近距离同步参与世界热点的机会。网友沿用“如果斯诺登是某国人”造句，表达了对美式自由双重标准的讽刺：“如果斯诺登是中国人，奥巴马总统肯定已邀请他前往白宫共进晚餐，还会提名他为下一届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美国政府只在恰当时机捍卫自由与人权。”

二、“意见领袖”在舆论场的作用

（一）300名“意见领袖”影响互联网议程设置

在这次互联网整治中，一些违法违规的“大V”被清理，但网络“意见领袖”仍将是一个客观存在。根据“二级传播”理论，大众传媒往往是通过民间“意见领袖”的中介作用，才能影响公众。这种现象在互联网平台上更为突出。

据统计，全国103家微博客网站的用户账号总数已达12亿个，其中新浪微博用户账号5.36亿个，腾讯微博用户账号5.4亿个。随着微博客用户群体的迅速扩大，产生了一批粉丝数超过10万的“大V”账号。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中，拥有10万以上粉丝（听众）的微博超过1.9万个，100万以上的超过3300个，1000万以上的超过200个。

在一些突发事件和公共议题上，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常常超过媒体和政府在微博中的影响力。据统计研究，平时有大约300名全国性的“意见领袖”影响着互联网的议程设置。

（二）“意见领袖”的人口学、社会学特征

我们抽取了活跃度较高的300名网络“意见领袖”作为样本，进行了人口学与社会学特征分析。

1.性别特征：男性“意见领袖”更积极地参与网络公共话题

300名“意见领袖”资料显示，男性占据绝大多数，男性、女性人数分别为271、29，比率约为9∶1。

2.年龄段分布：以40—60岁的中年人居多

300名“意见领袖”中，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为3人，占样本总数的1%；30年代的为6人，占2%；40年代的为23人，约占7.7%；50年代的80人，占26.7%；60年代的101人，约占33.6%；70年代的69人，占23%；80年代的17人，约占5.7%；90年代的仅为1人，占0.3%。

图1 300名“意见领袖”的出生年代分布

从统计数据明显可以看出，“意见领袖”中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人居多，合计为250人，占据样本总人数的83%，300名“意见领袖”中以40—60岁年龄段的中年人居多。

3.出生地与现居地分析：多来自二线区域，现居一线城市

分析300名“意见领袖”的出生地可以看到，出生于一线城市（省会及直辖市）有56人；境外的有8人；多数人出生于二线区域，有236人，其中，农村区域（含县城及其以下）为163人，城市区域73人。

图2 “意见领袖”的出生地分布

从近两年的所在地来看，绝大多数“意见领袖”生活在一线大城市。北京成为样本中人数最多的城市，高达190人，约占据样本总人数的63%；上海次之，为25人，约占8%；广州+深圳居第三位，有18人，占6%。其他国内各省区市之和仅为42人，合计占样本总人数的14%。

多数“意见领袖”从二线区域闯入一线城市，对草根社会的观察和体验有切肤之痛，而其个人奋斗的经历对年轻人有吸引力。有少量网络“意见领袖”则生活在境外（含港澳台），有25人，占8%，如我国台湾的李敖、香港的马鼎盛及新加坡的作家六六，日本人士加藤嘉一等。

4.学历与学科背景：学历水平偏高，文科居多

300名“意见领袖”中，多数人具备较高的学历，其中，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有96人，占32%；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有68人，约占23%；大学及大专学历的有114人，占38%；没上过大学的仅有22人，约占7%。另外，在这300名“意见领袖”中，95人有过境外学习的经历。

据统计，在278名有大学以上学历的“意见领袖”中（占样本总数的93%），知识背景为文科、理工科、军事学科的人数分别为253人、22人和3人，所占比例分别约为91%、8%和1%。在253名文科类“意见领袖”中，中文学科类知识背景的人数最多（达77人），新闻传播学科类的有65人，经济学科类的有47人，管理学科类的有39人，法学学科类的有37人，政治学科类的有21人，教育学科类的有19人，历史学科类的有18人。

图3 文科类“意见领袖”的学科分布

5.职业分布概况：媒体圈、高校人数最多

从300名“意见领袖”的从事行业与所属单位性质来看，新闻媒体圈人数最多，有83人，占28%；其次为高等院校，有61人，约占20%；第三是企业组织，有42人，约占14%。自由职业者有34人，约占11%；研究机构有30人，约占10%；退休人员有11人；从事社会团体与公益事务的有10人。另外，来自党政军系统的人数也不少，其中，党政机构26人，军方3人。

图4 300名“意见领袖”职业分布

值得一提的是，在300名“意见领袖”中，除去目前党政军系统的29人，还有120人有过体制内职业经历。如网友“十年砍柴”曾工作于国家某部委，因国务院机构精简分流到媒体，后成为独立专栏作家和网络名人。

图5 300名“意见领袖”体制内经历情况

6.年收入水平：10万—60万元收入者居多

统计显示，300名“意见领袖”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者仅16人，约占5%；年收入在10万至60万元之间的居多，共209人，约占70%；60万至200万元的有48人，约占16%；200万元以上的有27人，占9%。

图6 300名“意见领袖”的收入情况

7.多数能在传统媒体发声

300名“意见领袖”中，绝大多数人和传统媒体保持较好的互动关系。检索发现，2013年，有263人在传统媒体发表过署名文章或在电视台出镜。“意见领袖”在传统媒体发声，有助于对国情的理性把握、平和表达，进一步提升个人的影响力。

（三）“意见领袖”的倾向性分析

从300名“意见领袖”中进一步抽取更为活跃的100人，进行帖文语义分析。筛选出影响网络舆论的20个批判性词语，统计每个“意见领袖”使用这些关键词的次数，试图归纳出其意见倾向性。

运用新浪微博高级搜索功能，可发现100名“意见领袖”提及次数最多的20个词汇依次是：政府、改革、自由、儿童、腐败、司法、举报、道德、谣言、公平、城管、房价、校长、移民、上访、强拆、民生、雾霾、转基因、性侵。其中，提及“政府”的微博占样本总量的27.37%，提及“改革”的占12.29%，提及“自由”的占11.20%，提及“儿童”和“腐败”的分别占5.31%和5.29%。这些微博都超越了对个人生活境遇的关切，多与国家政策走向相关，显示出“意见领袖”的家国情怀。

在监测时段内，这100名“意见领袖”的微博总量为46.3万条。通过统计每个职业类别的人数与微博总数，发现作家的人均微博最多，达7667条；其次是律师、资深媒体人和公益人士，人均发博分别约为5308条、4649条和4624条；而党政干部、普通记者和主持人的人均微博数都在1000条以下。

图7 网络舆情关键词分析

（注：样本量48148条，时间跨度为2012年互联网舆情报告截稿的2012年1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

进一步分析表明，学者群体在各类舆情事件中最为活跃。如学者刘胜军关注与“改革”“腐败”“公平”“移民”相关的事件，“改革”是其微博的主旋律，“腐败”论与“公平”论常引起共鸣。在关键词涉及的具体事件中，大部分学者希望中国能进行深层改革，扶助民生，进而改良现状。

数据显示，律师群体在吏治反腐类的司法舆情，以及涉及上访、强拆的舆情事件中尤为活跃。律师一方面维护当事人权益，要求政府给出合理解释；而另一方面，在多起重大司法案例中也有发动“舆论审判”的嫌疑。无论是李某某案还是夏俊峰案，一些未经查证的情况和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误导了舆论，有悖于律师职业伦理。《检察日报》文章《律师发动舆论审判的恶果》指出，“舆论审判对于法律的权威、对于司法的公信而言，只会产生更加严重的打击和伤害，而不是拯救”。

媒体人群体是微博议程设置的关键角色。媒体人实名举报掀起了网络反腐高潮，但在重大公共事件中某些情况和观点的“偏差”，也加剧了社会对抗性情绪，提高了舆情处置的难度。

概括而言，“意见领袖”这个族群已在网络空间活跃很久，同时对现实的社会进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社会转型期，他们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意的代言人，向政府陈情，施加舆论压力，但又经常畸形放大某些超越现实可行性的偏激诉求。在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我们把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网络“意见领袖”就是这个阶层最活跃、较有影响力的部分。客观评估他们的建设性和合作精神，去包容他们，减少其对体制的对抗性，是意识形态工作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方面。

三、打击谣言与网络舆论格局的新变化

（一）互联网治理的四个节点

2013年8月以来的打击网络谣言，警方抓捕违法“大V”，急风暴雨的治理对全社会产生震撼，似乎对互联网的态度以打压为主。其实，近年来互联网治理已经形成一整套较为完整的刚柔并济的思路，有如下4个重要节点：

2011年10月13日，国信办召开“积极运用微博客服务社会经验交流会”，鼓励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开设微博客、用好微博客。

2012年7月21日北京暴雨之夜，人民日报开通法人微博，现在已经成为了第一大媒体微博，并带动一批体制内媒体前进到微博舆论场域中，积极引导舆论。

2013年8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提出互联网“七条底线”，体现了网民自律和网络社区自治的柔性治理思路。

2013年9月9日，“两高”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标志着对网络消极现象从被动应对变成主动依法治理。

四个节点表明，有关部门和单位对互联网既有强力管制，也要生态调节，既要善管，更要善用。

（二）政务微博和媒体微博的成长

到2013岁末，政务微博约有20万家，已经成政府新闻发布和突发事件处置的“标配”。党政部门通过政务微博第一时间通报权威信息，成为新闻信源和事态演变的重要变量。济南市中院官方微博直播***案审理，仅在人民网的账号，就有粉丝115万，庭审四天半所发微博的总阅读量达到5亿。在陈水总制造公交车起火案后，@厦门警方在线发布9条微博，不仅通报案件信息和救援情况，而且发出“今晚无眠，厦门之痛”“坚强厦门，爱厦门，共努力”等充满哀思的微博，累计收获网民转评近2万条。而在曾成杰被执行死刑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官方微博称：“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犯人执行死刑时，犯人必须跟亲人见面。”网友称为“冰冷回复”，群起而攻之。半小时后，法院删除此条，微博道歉帖收获超7万次的转评数，甚至有网友敦促院长引咎辞职。

体制内媒体微博以@人民日报一马当先，它诠释主流立场、回应网民关切，促进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有了较高的黏合度。人民日报的新浪微博，截至2013年10月底，被“@”2700万次，这与其1100万粉丝同样重要。

体制内媒体在党政领导人出访、干部人事贪腐案件、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社会安全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等方面，介入及时，力度大，发挥了舆论主导作用。以2013年各地发生的禽流感事件为例，体制内媒体的反应速度已经逐渐赶超网民和市场化媒体。在四川雅安芦山地震中，4月20日8时8分，新华网官方微博@新华网发布四川雅安5.9级地震的消息，是最早发布地震消息的媒体。9时10分，新华社官方微博@新华视点发消息称其报道组正在前往灾区的路上。9时55分，《解放军报》记者部官方微博@军报记者发消息称“成都军区第一批抗震救灾工作组已经出发，赶往灾区”。而地震发生地的四川卫视形成了电视主播、微博配合、连线现场的三位一体式报道。对微博提供的各种求救线索和事件，现场记者都进行了后续的追踪，微博发布者与电视台记者完美地进行了任务的交接。例如，“地震宝宝”的后续报道，救灾途中军车坠入悬崖的报道，宝兴县孤岛的报道，灾区写生学生顺利返家的报道等。

（三）网上体制内外的力量对比

目前互联网舆论的力量构成，主要分为民间“意见领袖”、市场化媒体、体制内媒体和政务微博四支力量。

本文抽取2013年的热点舆情100件，发现首发曝光的媒介中，体制内媒体所占比例接近三成；市场化媒体首发曝光的约占1/4；而网民和网络认证用户通过互联网自媒体曝光的则接近半数，但很多爆料也是因为市场化媒体或体制内媒体的介入而迅速升级扩散（见图1）。

图1 100件热点舆情中首发曝光的媒介

互联网为大众提供了信息互动的平台，不断成长为新闻曝光、舆情发酵以及传播的主要渠道（见表

1、图2）。

图2 100件热点舆情的话语权分布

（注：话语权数值主要参考事件发生过程中，不同类型微博在事件曝光、发酵、升级和舆情处置中的覆盖面与活跃度，以是否成功实现议程设置或使舆情发生重要转折，评估某一事件中哪一类型微博话语权最高，并对全部案例进行统计。）

表1 2013年网络自媒体首发的热点舆情

很多舆情事件更多是复合型的议程设置，民间“意见领袖”、传统媒体、草根网友常常形成“默契”，共同推动话题升温。

数据显示，仅就入选的3类微博而言：微博净增数，体制内媒体微博第一；政务微博第二；网络“意见领袖”居末位，只有体制内媒体微博的约1/3。博文转评总数，“意见领袖”第一；体制内媒体微博第二；政务微博居末位，不足“意见领袖”的14%；体制内媒体微博和政务微博两组相加，数量仍逊于“意见领袖”。这显示出微博舆论场上“国家队”在帖文数量上已取得优势，下一步需要提高正面舆论的说服力、感染力（见表2）。

表2 政务微博、体制内媒体微博和网络“意见领袖”微博互动效果

（注：3类微博各选取较为活跃的10个账户，统计时段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1月5日。）

（四）媒企博弈挑战媒体公信力

媒体和企业的博弈，是2013年舆论生态的一个重要侧面，媒体前所未有地遭遇公信力危机。特别是《新快报》记者涉嫌收取50万元好处费炮轰中联重科，让媒体人在这一年过得沉重。

专家指出，媒体也是一种“隐性公权”，要谨防寻租。不能因为警方执法的程序瑕疵，而原谅《新快报》记者人格和报格的失守。打铁还要自身硬，新闻媒体的公器私用有负于舆论监督的社会责任和公众信赖。而企业的不正当竞争，各自供养记者和官员，掩盖或歪曲真相，也侵蚀着媒体的操守。

《京华时报》发70多个版面与农夫山泉的对峙，似也深陷利益纠葛。有网友评《京华时报》的报道《四问农夫山泉，请你正面回答》：这种意气十足的标题，已失去了媒体监督的分寸感。“你，你，你”，中立客观感没有了。而农夫山泉的微博则回击：这个问题，你必须给公众讲清楚。《京华时报》，你跑不掉，也别想跑。

在这对“你和我”的矛盾冲突中，双方都丢掉了一个更重要的第三方，即消费者和公众。媒体在监督报道中如何摆正位置，超越利益纠葛、还原事实真相？中国记协在这场有巨大争议的媒企之争中，如何给媒体人提供一些职业价值规范？

中央电视台等体制内媒体对苹果、星巴克不惜篇幅的批评性报道，也引起了网络舆论的反弹。国家级媒体维护本国消费者的权益，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同时需要倾注更大的心力关注和监督国内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如奶粉安全，因为后者更关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四、互联网的生态治理

互联网在中国经过狂飙突进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大变量”。本届政府强化了互联网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意识，要求守土有责，守土尽责。预测2014年和今后十年互联网的发展和管理，需要处理好如下几对矛盾。

（一）互联网与体制的磨合

从2001年人民网突破地方政府的封锁，率先披露广西南丹矿难，到孙志刚事件中网络舆论沸腾，推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互联网十几年来就是在与体制的摩擦和磨合中，从BBS、QQ、博客前进到微博、微信，获得持续发展。

2013年秋季开始的互联网整治，不妨视为新一届执政团队开启新的十年、奋发有为的雄心。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时，需要奠定一个维护体制威权的舆论环境。

但是，中国不可能回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大一统局面。互联网是中国社会的出气孔和安全阀，草根网民的呼声，哪怕是偏激的诉求，释放出来也有利于政府和全社会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避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有助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深化改革，增加体制的弹性和张力。

体制需要认可和接纳网民这种新的社会参与力量；与此同时，网民的意见表达和政治参与也要学会克制。这种克制表现为：立足于制度的修复和完善，补台而不是拆台；从具体而微的民生问题和老百姓个人权利维护问题做起，不执着于宏大的政治叙事，放弃在网络空间极易被放大和追捧的英雄主义情结，水滴石穿般推进中国社会进步；自觉在体制的空白缺漏处拾遗补缺。这些体现在近年基于互联网的微公益活动中，从“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到“光盘行动”“大病医保”，“微公益”成为官民联手改良中国的试验田。

从打击网络谣言推测中国政府企图扑灭互联网是没有依据的，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不会出现大倒退。2013年10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规定与宏观经济和民生关系密切以及社会关注事项较多的政府部门原则上每季度至少举办一次新闻发布会，主动做好重要政策法规解读，妥善回应公众质疑，并积极探索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打击造谣传谣的治本之策在于推动政务公开，提升政府公信力，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

2013年8月，国务院还印发了《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设想基于互联网的新型信息消费规模年均增长30%以上。

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处置不好是“心头之患”，处置得当就是党和政府“公共治理”与基层民主的新平台。在新十年的开端，在互联网的发展和管理之间如何取得平衡，政府在善管与善用互联网之间斟酌损益，未来还有很大想象空间。

（二）互联网的泡沫和土层

目前互联网信源丰富多彩，从微博、微信到新闻客户端，但信息碎片化。特别是前几年叱咤风云的时政类“大V”，往往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言，有的还好勇斗狠，却拥有百万、千万量级的粉丝，属于网络舆论的泡沫。大力挤掉泡沫，有利于塑造理性平和的舆论生态，但手法尚待完善。

在一些违法违规“大V”落马之际，可以考虑包容专家型“中V”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理性建言。例如，通过对10位有代表性的专业“中V”的考察，发现以2013年8月10日提出互联网“七条底线”为基点，后2个月发博数比前2个月增加961条。青少年教育专家孙云晓在8月10日前的2个月里日均发帖11.57条，后2个月为15.79条；新闻学教授陈昌凤每条微博的平均转评数由6月的29.5条上升到10月的35.5条。

（三）网民的自律、自治和他律

政府的网上舆论工作，需要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打击网络谣言纳入法制的轨道，需要把握好政策和法律的界限。对于网上的杂音，要分清娱乐（审美趣味）、道德和法律三个层面，分类处置；要分清文化批评和法律制裁，多用舌头少用拳头。

尊重和鼓励网络社区的自律与自治，不仅涉及网络舆论生态的健康，而且涉及未来的社会转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进行社会建设，包容和鼓励民间自组织力量的培育，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四）自媒体的勃兴和专业媒体的制衡

近年来在网络舆论的研究中，出现了高估自媒体作用的倾向。其实，网友的“公民报道”和“围观”只是业余队，而新闻媒体、门户网站才是专业队。治理网络乱象，不必只盯着自媒体。“净网”是不可能的，互联网本来就是在信息的自由流动和观点的对冲碰撞中，逐渐还原事实真相、凝聚社会共识的。比自媒体更重要的，是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发挥好纷乱网络信息的“把关人”和偏激的网民情绪“定海神针”的作用。

抽取2013年20件由党报、国家电视台、重点新闻网站曝光和第一时间介入的舆情案例，发现体制内媒体的及时报道对市场化媒体和行业媒体更能形成强大示范效应（见表1）。其中，有50%党报党刊报道总数超300篇的事件，上升为全国排名前20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全部为都市综合类报纸和行业报刊上排名最高的事件，最低热度分别超650篇和200篇。在网络舆论空前发达的今天，党报台网、市场化媒体和行业媒体对舆论议程仍发挥主导作用。

近年来，有些媒体的报道成为网帖的印刷版，媒体微博的立论成为网络“意见领袖”的尾巴，有损于专业媒体的高度和使命。需要专业媒体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包括维护法治、国家利益，促进社会对话而不是对抗，倡导建设性心态等方面，超越网上极化思维，勇于发出中道理性之声。（全文完）

表1 2013年体制内媒体最先曝光事件的新闻报道情况

（注：新闻检索时间为2013年1月1日至11月4日；检索媒体：人民网中文报刊监测系统中收录的355家党报党刊、343家都市综合报、374家行业报刊。）

第五篇：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0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0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人民网北京12月15日电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15日上午召开了“2011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2011年《社会蓝皮书》正式对外发布，由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撰写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同时面世。这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研究人员连续第四年为社会蓝皮书撰写“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引发了媒体和网民的广泛关注。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报告解读之一

互联网进入全民“围观”时代

在即将过去的2010年中，中国网络舆论继续着迅猛发展的势头，截至6月30日，中国的网民数量达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1.8%，往往是某个突发事件在网上刚一曝光，即可迅速引爆全国舆论，把地区性、局部性和带有某种偶然性的问题，变成全民“围观”的公共话题。

今年的报告研究周期内(2009年11月11日至2010年11月8日)，尽管没有出现2009年“欺实马”事件、邓玉娇事件、“钓鱼执法”事件这样影响力巨大的事件，但根据五大网络社区和新浪微博客的统计，一年来围绕热点事件的发帖数量依然有较大增长，在全年20大热点事件中，帖子超过5万条的热点事件有13项，其中发帖超过10万条的事件有7项，超过100万条的有2项。这些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体现了中国网民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报告解读之二

网络舆论载体多样化微博客影响力陡升

人民网北京12月15日电由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撰写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即将过去的2010年中，各种网络舆论载体的力量对比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以微博客、网络社群等为代表的新兴舆论载体的作用非常突出，而传统的网络论坛、博客爆料功能弱化，门户网站新闻影响力降低，新闻跟帖数量减少。

微博客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客户端即时发布消息，每条仅140字左右，便于简短地表达见闻和感受。2008年微博客在国内逐渐兴起，2009年以来，新浪微博测试版上线，截至2010年10月底粉丝数超过百万的博主已达63个，逐渐成为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微博，人民网、腾讯、搜狐、网易、天涯社区等也纷纷推出自己的微博平台。据新浪发布《中国微博元年市场白皮书》数据显示，2010年3~6月，国内微博市场月覆盖人数从5452.1万人增长到10307万人，月度有效浏览时间从761.07万小时增长到3035.69万小时。

随着微博影响力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社会名人和突发事件当事人开始使用微博，微博话题也从日常琐事转向社会事件，微博客因而成为了网民收发信息的首选载体之一，其涉及领域已渗透到网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在重大事件、防灾救灾，还是公民权益、社会救助等各个领域，微博客都成为重要的信息发布载体之一，往往也对事件的发展起到重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微博客还实现了对突发事件的“现场直播”，通过手机等无线终端，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信息发布者，在突发事件中成为了报道的主要载体和言论表达的开放平台。在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微博客的作用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特别是当事人钟如九自己开通微博，直播事情的后续进展，9月26日晚，钟如九更新微博，发出母亲自焚后病危的消息，被转发1.3万次。经过网民信息接力，28日钟母转往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治疗。微博客网友以每个人都承担一份责任的方式，成为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微动力”。

以QQ群和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s)社交网站为主要形式的中国网络社群同样发展迅猛，在网络社群中，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以现实社会中的关系为基础，因而信息传播的真实度很高。据公开数据，目前中国QQ群已经超过5000万个，开心网的注册用户数已经达到8000万个，人人网(原校内网)更是达到了1.2亿个。这样庞大的用户群不仅为相互联络提供了便利，也为公共信息传播提供了一条新的通道。虽然目前国内社交网站的主要作用是娱乐与交友，较少介入社会公共事务，但考虑到社群成员在组织上相对紧密的优势，所以，在未来的突发事件中，网络社群很可能成为继微博客之后又一种影响力极强的传播工具。

微博客和网络社群不仅仅是言论表达平台，也是参政议政的良好工具，是政府阳光执政不可缺少的通道。在这种形势下，高度重视并积极研究网络舆情的新趋势、新特点，有利于各级党政机关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和“痛点”，找到网络良性互动的渠道，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条件。

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报告解读之三

网络问政开辟官民良性互动的全新平台

人民网北京12月15日电由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分析师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撰写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揭示，在即将过去的2010年中，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越来越意识到网络民意的重要性，都在持续探索通过互联网有效听取民意、汇集民智、排解民怨的方法和途径，取得了很多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可以说，网络问政开辟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更好交流的全新平台。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再次与网友在线交流，就房地产市场调控、医疗体制改革、社会财富分配等问题回答网友提问，网民通过新华网“发展论坛”发出的帖子就超过了10万条。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在法制网与网友在线交流，透露中央政法委机关每个月向他报告一次网民意见和建议。

网民留言板这一形态在2010年继续快速发展。曾在2009年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继续得到各地党政机关的积极回应，截至目前已经有45位省委书记、省长和超过170位地市级一把手对“留言板”中的网友留言做出公开回复，涉及全国28个省区市，促成各地大量实际问题的及时解决，有力化解了社会矛盾。在这一经验的鼓舞下，人民网“部委领导留言板”、“知名企业留言板”等板块相继开通，公安部先后11次集中回复人民网网友留言，教育部、卫生部、国资委等部门也都先后回复了网友反映的问题。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山西、安徽等15省区市以“文件”的形式，建立起回复办理包括人民网“留言板”在内的网民留言的固定工作机制，明确了办理机构和流程，吉林省委办公厅组建了网友留言督办处，云南、天津等信访部门组建了网络信访处，制度化办理网民留言成为“时尚”。

地方网络问政平台的发展也很迅猛。广东的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在2009年7月升级改版，建成了地方第一个系统化的“网络问政平台”，“捎话汪书记”、“有话问黄省长”等常设板块吸引了大批网民留言。天津政务网和北方网共同创办的网络互动平台“政民零距离”栏目，推行“件件有回复、件件能落实”，让网民倍感亲切。被誉为“最务实也最有个性的官方网站”的成都市新都区“香城新都网”问政平台，以个性化回复，一改政府“刻板形象”，受到追捧。宁夏石嘴山市开设了“石嘴山人民议政网”，政府在网站上公开评议信访问题，公布信访事件的处理过程、处理结果，市长的批件也清晰可见。

灵活运用各种新形式，提高网上互动效率也是今年网络问政的新特点之一。网络发言人制度2009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试水后，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江苏南京市委宣传部在“中国南京网”开设了“网络发言人论坛”，90名网络发言人均由所在地区、单位的班子成员或中层领导担任。继云南省政府新闻办、湖南桃源县政府率先开设政府微博之后，公安系统微博在2010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10年2月，广东开设我国首批公安微博群，此后，河北公安微博群、济南公安微博群等相继浮出水面。8月1日，北京公安正式开通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后，20天内访问量突破210万人次，“粉丝”近5万人。目前，新浪微博中带有“公安”标签的已达244家。

在突发事件中，积极利用网络空间发布消息、澄清事实，也越来越得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重视。在2010年9月江西上饶县一起拆迁冲突中，当地政府主动将冲突现场的大量图片、视频资料和一些证明文档在网上公开发布。虽然拆迁户和政府至今依然各执一词，但这对长期以来政府、拆迁户之间的纠纷解决提供了新路径。

事实证明，网络问政的发展有助于缓解民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江苏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在“西祠胡同”实名注册亮相，网友也踊跃跟帖发帖，全县各个单位均明确一名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兼任网络发言人，同时设有一名网络联络员，及时掌握网络信息，在48小时之内回复网民们提出的问题。2008年10月后被问责的108名干部中，78人与“网络问政”有关。2009年睢宁县进京、去省、到市上访总量同比批数下降32%，人次下降41%。这些举措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减少了上访，推动了和谐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