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良友》——《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读后感

第一篇：时代的《良友》——《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读后感

张欣驰：时代的《良友》

——《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读后感

张欣驰

许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的缘故，第一次“邂逅”《良友》这份带有深厚上海烙印的画刊便如痴如醉地喜欢上了她。彼时是在苏州河旁的良友生活记忆馆，犹记得午后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记忆馆内，翻看着桌上翻新印刷的《良友》画报。时间仿佛凝滞，一个下午，一座城市的历史和景观，它的表情与命运，它其中的人和人生在眼前掠过。

虽喜爱若斯，但对她的误解也长久存在，先前认为她只不过是上海小资情调的代表，画报所呈现的是上海的繁华奢靡、红男绿女、歌舞升平，直到读到了《良友》画报第四任主编马国亮先生撰写的《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正如副标题所示，《良友》绝非一本沉浸在“温柔乡”中的小报小刊，她以她独特的视角勾勒出的是一个时代的轮廓。

《良友》的诞生便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陈伯海在《上海文化通史》中将近现代的上海描述为“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它疮痍斑斑的后墙。”这个“悖论”来自于鸦片战争上海开埠以来“欧风美雨”的浸淫以及20世纪20年代军阀的混战割据。然而似乎乱世总是新生事物的诞生契机，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格局之下，1926年，《良友》的元老伍联德着手创办了这份大型画报。

伍联德创刊时可谓白手起家，好不容易在贵人相助下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印刷所，且生意也日渐兴隆。不甘于守成的伍联德产生了一个冒险的想法，“要办一份前所未有的大型画报。”马先生在《良友忆旧》中回忆道，“伍联德是个说做就得做，而且马上要做的人。出版大型画报的想法有很大的诱惑性。估计成功失败都可能各占一半。如果有一半的成功可能，便值得一试了。”这一试，便开创了一个画报新时代。

《良友》的一炮打响可以说是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将伍联德的大胆想法置于当时的时代格局下考察，彼时的政治气候所风化的土壤是适合这类画报的生长的，外国列强和军阀的交替格局反而使上海租界一定意义上成为权力的真空地带，历史的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由是观之，中国的报业从一开始便与政治环境结缘。

然而，《良友》却从未成为时代洪流中呐喊前行的弄潮儿，她的风格是“像个散花的春神，把那一片片的花儿，播散到人们的心坎里去。”也是因为如此，《良友》一度被视为小情小调的代表，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舞台上略显黯淡。其实，《良友》开创的是一种政治与意识形态中心话语与市民文化边缘话语融合的体系。“当时就有人说《良友》画报一卷在手，学者专家不觉得浅薄，村夫妇孺不嫌其高深，一致欣赏。”办报能办到这样的境界，实属不易，可以说，《良友》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而这样的风格也是与当时伍联德“印刷救国”的思想所契合的。伍曾在《良友》上撰文写道，“我们《良友》的任务，是出版和印刷。我们也深信出版和印刷的职业，是开导民智、普及教育的唯一工作。”所以，画报的定位正如其名，似一位身边的知己良友，在笑谈中教给人们以至理。

但《良友》的风格也并非一成不变，从马先生在书中为我们理出的一条主线来看，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随着时代格局的变迁，《良友》的议程设置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向：即软新闻向硬新闻的转向。从第二任编辑周瘦鹃的“鸳鸯蝴蝶派”风格，到30年代初期国际格局波谲云诡之时，时事评析文章的出现，之后《良友》推出的《中华景象》系列可谓大手笔、大视野，画报派出的摄影团踏遍全国各省区，历时八个多月，全程共计摄得照片一万余张。只需看看马先生对当时路途中艰难情形的描述，谁还敢说《良友》只是一本上海滩小资情调的画册？马先生任主编时，正值白色恐怖时期，《良友》冒天下之大不韪，“经常刊登解放区和苏联情况的图片，文字也有左联作家作品。”如果说，早期的《良友》还是明哲保身式地“自扫门前雪”，那么随着中国国难的日益深重，政治时局显然已成无法回避之话题，到了马国亮主编时期，政治话语几乎与文化艺术话语在版面上平分秋色。

《良友》画报无疑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当时“在国内，无论是通邑大都，穷乡僻壤，皆有《良友》的踪迹。”据马先生回忆，1929年初，《良友》画报销量已经每期逾三万册，且全世界“凡有华人的地方，无不以一睹《良友》为快。”由是观之，覆盖面广泛、读者层次多样化的《良友》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建构民族“想象共同体”的责任，实际上，中国的报业从梁启超、王韬开始，就从未放弃过唤醒民族主义情感之努力，而《良友》凭借着视觉图像的传播优势，将“共同体”的构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海外华侨凭借着《良友》这根纽带，进入了这个民族的“共同体”。

近来，《良友》画刊重新翻印、各类回忆录相继出版、良友记忆馆建成，人们在缅怀这份大型画报的同时，其实缅怀的也是一个逝去的时代。

第二篇：一个老人的唠叨与一个时代的伤痛

一个老人的唠叨与一个时代的伤痛

——《王蒙自传.第2部，大块文章》读后

写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王蒙年仅22岁，当他出版《王蒙自传》的时候，他已经72岁了。时间的力量，体现在能将一个生机勃勃的年轻小伙，变成一个唠唠叨叨的老人上。前几年，当王蒙在向我们贩卖他的“人生哲学”（《我的人生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月）的时候，我颇有点不以为然的，自以为一个曾经身在高位的老人，向我们兜售的不过是一些关于犬儒主义、明哲保身之类的东西。看完他的自传，我没有了那份心底的不屑，多了一份对一个时代的伤痛和对一个忍受苦难的老人的宽容。

在时代的重压下，个人的力量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即使与第一部《半生多事》的压抑比起来，《大块文章》的文字氛围，因为时代的松动已经有一丝清新的气息，但当你看到作者笔下的那些人物（其实都是一些声名赫赫的作家）在政策的重压下摸着石头过河般写作、小心翼翼的样子，你会感觉到一种悲凉与绝望。聪明有才的如王蒙者，当第一次看到《班主任》这样的作品，也不禁感叹，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人物的伤痛。其实以王蒙之才，班主作表现出来的深刻又何足道也。王蒙的感概，其实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遥想此君当年写《组织部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体现出来的观察力与勇气，早非后来的“红学大师”刘心武可比。然而悲剧正是滥觞于个人的追求与大时代产生冲突，当你还兴致勃勃地投入到诸如“批判”、“启蒙”的事业中，时代却要求你歌颂大好形势。而更关键的是，时代的重压不单表现在精神层面，而更是在现实层面。17年的封杀加新疆下放的经历，使这个曾经书生意气的少年成为一个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精神“侏儒”。可以想像当年的《班主任》破冰之作，在文学界无疑是扔下了一个炸弹，王蒙的感叹，不仅是他自己的，而且是属于那在时代重压之下的所有精神“侏儒”的感叹。自此之后，那一部部小心翼翼地触摸着雷区而写作的文学作品，与其说是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不如说是文革后中国思想解放史的一部分。文学更多地承担了其社会功能，而失去了其审美功能，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大的不幸。在王蒙的笔下，我终于触摸到这些曾经战战競競、如履薄冰的心灵，那些逐渐离我们远去的，卑微而可怜的灵魂，他们内心有如玻璃穿透了皮肤的伤痛，他们忍受苦难的那种坚毅与隐忍，他们跌入地狱而又在地狱窥见光明的幸福。

自传第二部真实表现了王蒙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生活，坦诚细述了他这10年间的心路历程。在唠唠叨叫叨的文字背后，他力图客观真实地再展他一个人的“国家日记”，在对待具体的人和事时，作者表现出其作为一个小说家应有的理性与冷静。这段时期，日益开放的政治环境使得知识分子积累在胸中的块垒渐渐消融，历史有如破冰之船一样从黑暗驶向光明。对于王蒙来说，这段时期无疑是他创作的第二个春天（第一个春天刚开始便夭折了），他的很多重要作品，如《春之歌》、《活动变人形》都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这本自传里，其实他说得最多的，还是他自己对于一个时代的感受和他为这个时代有感而写的作品。他不厌其烦地引述自己作品中的文字，其实也是一个作家对自己精神生产的一种自豪和满足。

这段时期，也是他政治得意的时期。他复出不久，即进入文化界高级领导层。先是出任《人民文学》主编，继而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后又担任文化部部长；1982年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可以说，一个作家能当到的最大的官，他都当到了。在一个纷繁复杂、新旧思想交替之际，一个文人直上高位，而且做的还是管文化的官，其压力与难度可想而知。虽然千百年来，文人从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但王蒙本质上只是王作家，从他内心的愿望里，他更加认为自己是王作家而非王部长。然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多次表明自己更适合当一个作家无果的时候，我想能够说服王蒙从政的最大理由是植根于他内心的济世热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长期底层生活练就的精明练达、敦厚圆融使得他能够很好地周旋于各种利害冲突之间。有时艰难晦涩，见招拆招；有时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有时弯弯绕绕，闪闪烁烁；有时硬顶硬撞，舍身成仁。在恪守着中庸之道的同时，在小心翼翼的之余，又能勇往直前地坚持一些理性的看法。作为王部长蒙，笔者认为他是成功的，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王蒙自传》无疑具有文学史及政治文化史的双重意义。

然而政治与文学似乎在本质上是对立的，政治要求讲究纪律、责任、大局、圆融、现实，而文学却要求率性、自然、个性、真实、幻想，政治的目的是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建立理性的现实秩序，而文学的目的是协调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人类心灵的秩序。现实太沉重，一个囿于建立社会现实秩序的人，必然会被现实的琐碎及家常俚短所束缚，加上中国官场文化的惯性，那些欲以建立理性秩序的官员（好官），更多地跌入了人事纷争、利益角逐的怪圈中。一个过多地留连官场的人，必然离自由、幻想、个性这些文学所要求的元素越走越远。正如书中提到的一个外国友人对王蒙说的话：“你是艺术家，这（指行政工作）会毁了你的。”游走在政治与文学的冲突间，王蒙的内心其实是伤痛的，他在书中这样说：“我完全相信，全心全意地投入政治会使我更像一个真正的男人，勇于承担，敢于出手，不怕牺牲，意志如钢，目光远大。而文学与艺术更多的是女性的事业，许多符号（包括话语），许多情感，许多幻想，许多眼泪。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正是作家与官员的双重身份，使他在政治与文学两个领域都有点无所适从，精神陷入窘迫，他多次自问自己会不会异化为另一个王蒙。在他与黄秋耘等友人的对话里，我们不难感觉到他内心隐隐的痛，完全不像现在某些少年作家，总在炫耀自己的双重身份——在作家里，我是出色的赛车手，在赛车手里，我是优秀的作家。

“起码80年代，文人们对高官有疏离感，不像现在，愈来愈多的文人认同咱们的体制与风习，不掩盖自己谋个一官半职的心思。”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如果王蒙现在出任文化部长，怕是没有了当初的隐痛与窘迫了吧。我却在王蒙的隐痛中，看到了一个老人精神最高贵的一面和他对文学最大的敬意，而在现实的对官本位思想的剧烈认同中，看到了一个时代心灵的萎缩和精神的堕落。

（《王蒙自传.第2部，大块文章》，王蒙著，花城出版社出版，2007年4月，定价33.00元）

第三篇：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伟大的周恩来总理

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伟大的周恩来总理

1976年1月8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中国，全世界都为失去了这么一位伟人而感到悲痛和惋惜。人们用各种方式来悼念他，以表达对他的无限哀思，寄托对他的真挚感情。在他去世的第二天。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二是中国有十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

在中外的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不少受人爱戴和崇敬的伟人，然而，却很少有哪位伟人能够周恩来这样深深地感染了整个民族乃至赢得了整个世界的崇敬。他的一生真正地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无私奉献里没有一句空话。他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伟人，更是彻底的“无产者”，虽然连骸骨都没有留下，却在无数后人心中留下了值得永远效法的崇高榜样。行高于众而人不妒，公高天下而不自私，这种力量叫做人格，这种鞠躬叫做尽瘁！众所周知，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物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他对中华民族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表现出炽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他早年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探索，然而，一旦当他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他便以崇高的共产主义为毕生的的信仰，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党的伟大事业。他对党的建设和发展，对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壮大，对统一战线的开辟和维护，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发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周总理是现代中国最具有持续影响力，最具有感染力的领导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卓越的中国人。它体现了本世纪中国的历史，代表并象征着一个伟大的民族。

如果可以，似乎几句话就可以把周总理传奇的一生概括完了，但是他那崇高的品质和独特的人格精神，给身边的人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以至在总理逝世的30几年后，我们读起这些故事时，心里还会微微地颤抖

1927年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了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由于环境的艰苦，邓颖超没能好好保养身体，以后都不能再怀孕了，总理这一生也就不曾有过自己的孩子

在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时候，蒋介石曾经悬赏两万大洋要捉拿或杀死周恩来，在周总理顺利逃脱离开上海后，他仍然是蒋介石悬赏捉拿的对象，而且这时的悬赏奖金已近增至8万元。

长征时过草地常常会遇到河流。有一次，周恩来和邓颖超不得不冒着大雨，趟过一条齐胸腰的河。由于水流湍急，脚下的淤泥松动，周总理让同志们解下脚上的绷带，做成一根绳子，三人一组地牵着过河，可是，绳子后来断了。他们便做成了一条更粗的绳子，分成更小的小组过河。轮到周总理时，部下们说他太虚弱了，趟水过河会受寒，病又会复发，最后，周总理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被人抬过了河。

随着年龄的增长，周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了……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与服务员一道用饭；在水库工地，他和农民工一块啃窝头咸菜…..有一次，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的少，工作人员心里很犯急，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吗？”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总理，你肯定有什么事吧？”“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工作人员，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

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工作人员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在晚年时，总理乘坐的飞机座位隔壁都会放着一个氧气瓶，总理的护士解释说，总理总是随身带一个氧气瓶是以备不时之需的。

提到周总理这三个字，敬意便会从亿万国人心底油然而生。他的人格风范为人称颂，历史功绩丰碑永树。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说：“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也说过：“周恩来是我唯一的偶像！”总理才华横溢，满腹经纶，文能治国，武能安邦，一心为公，艰苦朴素，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对待同志如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如严冬的寒风，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使我们中国从灾难中走出，他是中华民族智慧，勇气，道德，风度的优秀代表。

总理，您永远是我们人民心目中的好总理，虽然您已经离开我们30多年了，但您在我们的心中却不曾走过，因为您为新中国所做的一切一切，您那把个人有限的生命完全溶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去的人格精神；您那那临危不乱、多谋善断的非凡决策和指挥能力；您那务实求真、明达磊落、睿智超群的气度，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不争功不诿过的自谦品德；将会使我们永远怀念，在您身上。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官员才是“人民公仆”，读懂了什么叫鞠躬尽瘁！

第四篇：白岩松：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成长与困惑

白岩松：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成长与困惑（f，不要因为出发的太久，而忘了当初为什么要出发）来源： 赵岩的日志

10年前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出版，曾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这5个字不仅仅是白岩松自己心情的写照，也是当时大家普遍的一种感受。又有痛，又有快，又有快乐，因为往前走急匆匆，发展的速度很重要。10年之后，他的新作《幸福了吗？》再次引起社会回响，各方探讨“幸福”的声音不绝于耳，“幸福”甚至成为了最热的网络词汇。如果说10年前《痛并快乐着》透着一种乐观和坚定，那么10年后，《幸福了吗？》就透着一种深深的犹豫和不确定。

“改革开放30余年，最初的20多年，目标很物化：温饱、小康、翻两番。每一个中国人都把幸福寄托到物化的未来身上。但是到了最近10年，当这些物化的目标陆续实现，中国人也逐渐发现，‘幸福’并没有如约而至，反倒是抱怨、不安、焦虑，甚至暴力因子，充斥在各个阶层的人群之中。人们似乎‘除了幸福什么都有’，‘幸福在哪里暂且不说，痛苦却是随时可以感受得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深谙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及历史潮流密不可分的他，作为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记录了10年来发生在每个中国人身边的大事小情，以及“名利场”中的冷暖百态。他试图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解读“幸福”这个看似简单，却事关人人的重大命题。白岩松担当着这个时代热诚的发问者和冷静的思考者。我们也从他的讲述中透视出时代前进中的某些欣喜与无奈。

“没有任何物质条件，可以让我从央视离开”

“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到现在整整17个年头。17年，说短也长，把自己从25岁的青年变成42岁的中年，这样的17年，说是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也不为过„„对于CCTV这艘大船来说，我可以骄傲地说自己是主人，但更清醒地明白自己也就是个过客。”白岩松说，“前几年，曾有两家很大的国际猎头公司找到我，聊天中都会问到：‘什么可以让你离开这里？’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什么样的价码？’我的回答也都很直接：‘起码从目前看，没有任何物质条件可以让我从央视离开。’这个回答，不仅仅因为多年的感情或成长的感恩，又或者是冰冷大机构中一个又一个活生生常给我温暖的同行者。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至少在当下的中国，当越来越多的卫视由于现实的难题或者更快可以看到的目标纷纷放弃新闻阵地的时候，想做电视新闻，这里依然是离新闻与战场最近的地方。对一个新闻人来说，这就是最大的诱惑。”尽管白岩松说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评价与现状：你干的事再漂亮，也别指望人家太多的喝彩，因为这是正常的，因为你在央视；而你哪一点干得不好或者出了漏洞，就必须接受人们的冷嘲热讽，因为你在央视。白岩松说，真正的危机感，不仅是一种动力，还应该是一种新生。

这种清醒的自省经常会让他与电视上那个叫“白岩松”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看他的被异化，观察与思考这个人身上的有趣之处，看他与社会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或许我有幸运的地方，刚一走进电视圈，接触的就是‘东方之子’，那是一群有名有利有权有信仰有地位的人。在太多的人眼里，包括在我当时的眼里，如果达到他们的程度，还不得幸福死？然而，当我真的走近他们之后，才慢慢明白：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人生，那些外在的东西，与幸福并不真正挂钩。时间长了，也就释然。这个时候，我妈说过一句话就起了作用，她说：人的一生，不管贫富贵贱，最后加减乘除，一算分，都一样。”2010年，白岩松中学毕业25年聚会，酒席上，轮到他发言，他说自己掏心窝子的说了几句

肺腑之言：所谓混得好的，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痛苦与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混得不好的，也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平静。就看你怎么看待它，怎么善待拥有的好。所谓名人，首先或本质上只是个更多人知道他(她)名字的人，有好有坏、被更多诱惑也有更多约束的人。

“其实我们都是灾民，要一起去面对那些打击和伤痛”

2008年4月中旬到5月上旬，白岩松两次近20天的时间在日本进行采访和报道，尤其是后一个10天，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媒体称之为“暖春之旅”。《岩松看日本》专门制作了一集日本的防震减灾专题，而他在日本也赶上了一场不算大的地震。一切报道完毕，5月11日晚9点他从日本回到北京。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在日本之行中甚至算不上回忆的一部分，但让人想不到的是仅仅一天后，四川汶川便发生了一场让全体中国人痛彻心扉的大地震。

“在直播开始前，我认真思考了很久，这个时候，媒体该做什么，能做什么。我的答案是：在悲伤与加油的情感表达中，必须去推动和帮助整个救灾更有效率地朝更准确的方向行进。悲伤中，如果也能给理性一点空间，我们的损失会更少。”白岩松说，“面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这一次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藏、躲、瞒，而是快速透明地让媒体参与其中，并且不止是中国媒体，还包括世界各地的媒体，这是一种进步。在巨大的悲情与苦难中，我们坚定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然而随着直播的继续以及观众们期望值的提高，压力也变得空前增大且愈发复杂，这是一种因痛苦而产生的绝不宽容的情绪，任何一个小小疏忽与口误，都可能立即被定性为没有同情心或者不是有爱之人。到了全国哀悼日的时候，这种压力达到极致，每个人都绷紧神经，生怕说错话，表错情。白岩松安慰身边的同事：“别担心，相信自己的内心情感，这是真实的存在。相由心生，心里有真情，脸上的表情与语言表达一定是对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怕出错才会不出错、少出错，越怕出错反而越出错，这已经是直播中的金科玉律。大地震的直播，同样如此。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强震，我又瞬时想到了那一段时间自己的心情，可能也是人到中年，与年轻时相比，就觉得对阳光和温暖有特别的渴望。在这两年中，两场大地震让每一个中国人不管身处何方，都无处躲闪。其实，我们都是灾民，都要一起去面对那些打击和伤痛。”白岩松说。“走得太远，别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2008年年底，《东方时空》主要创建人之一陈虻不幸去世，终年48岁。午夜的北京街头，白岩松驱车赶往医院，他说那种表情肯定十分怪异：“不是哭不是笑，只是觉得荒唐，似乎要送别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时代。仅有送别还不是大问题，而是为什么会送别得这样早？”

陈虻用《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为包括白岩松在内一批《东方时空》培养起来的优秀新闻人的骄傲记忆。白岩松回忆到：“由于陈虻的优秀，他被提拔了。一个中国惯有的逻辑，我们总能发现，谁优秀了，似乎只能用提拔他当官来奖励他，但我们也恰恰用这种方式毁了很多人。这可不是电视圈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有的人适合当官，有的人不适合，陈虻是后者。于是，你发现，他时常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是新的位置，一方面是过去的理想。于是，这个文人气十足的带兵打仗者，就不得不时常坐在办公室里让思想乱飞。估计像他这样的思想者，总会在脑海中，拥有很多美妙的栏目构想和节目设计，以及让人叫绝的细节。然而这一切都可能像礼花一样发射了，灿烂了，又慢慢地熄灭。从头到尾，他是礼花唯一的观众。直到他匆匆走了，开始深深触动我们，一群或主动或被动已经开始有些麻木的人们。那一段送别陈虻的日子，集体悲凉，不仅是因为一个人走了，还有清醒地看到，或被动或主动地，理想也似乎走了很多。”

“如果理想，只是一瞬的绽放，之后，只在凭吊中使用，那么，理想有什么意义？如果激情，只是青春时的一种荷尔蒙，只在多年后痛哭时才知自己有过，那么，激情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你的离去，又有什么意义？”在纪念陈虻的文章里，白岩松最后写下这样的话，他说这也是对自己说的。因为陈虻曾反复向当初还刚工作不久的他说“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我们为什么出发。”

也许10年之后，白岩松说他依然会写下一本这样的书，名字叫《终于信仰》，期待能记录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突破之后的如释重负或者即将突破的兴奋与好奇。

第五篇：《与雷锋同行,树时代新风》读后感

播撒爱的种子

——《与雷锋同行，树时代新风》读后感

安远县濂江中学

指导老师：卢玉彪

雷锋，这是个令我们早就耳熟能详的名字。其实，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直到读完手中这本《与雷锋同行，树时代新风》之后，我才懂得了许多......雷锋，他并不是战死沙场的革命烈士；他也不是立下丰功伟绩的英雄人物。他一生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却被一代又一代的人视为学习的榜样。这一切都源于他一直在尽他所有的能力，做着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好事。这就是人们广为流传的“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雷锋做的最令我感动的事是在他一次出差时发生的。雷锋在车站上看见一个老婆婆正在着急地跺着脚，便走上前去询问：“您怎么了？”原来，老婆婆是从外地来看儿子的，但车票不小心丢了，正不知怎么办好呢！雷锋一听，二话不说，连忙用自己的工资给老婆婆买了一张车票。老婆婆感激地问雷锋的姓名、住处。雷锋答道：“我叫解放军，家就在中国！”这句话深深地震撼着我，只有心中有大爱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雷锋做好事从来不计较得失，也不要任何报酬。但我想，他真诚地帮助着别人的同时，一定收获了许许多多的快乐。因为，如果把快乐分给别人一份，你就拥有了两份快乐。替别人分担一些忧愁，那他的烦恼就减少一半。雷锋就是这样一位替别人分担困难，传递快乐的人。

雷锋曾经说过：“我愿做一颗普普通通的螺丝钉！”他是那样的平凡，又是那样的伟大。他用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信仰，默默地奉献着。

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有许多“雷锋”。老奶奶在路上不慎跌倒，有人主动扶老奶奶去医院。小区里的路面脏了，有人悄悄扫干净了。教室的凳子坏了，有人默默地把它修好......可是，我们的身边还是需要更多的“雷锋”。风把广告牌吹倒，无数的人从它背上踏过，却没有人把它扶起。景区的垃圾遍地，人们来来往往，却不见垃圾减少。幼小的孩子被汽车撞倒，行人匆匆，却没有人给孩子带来生命的希望......为了天空更加澄净，为了草地更加苍翠，为了鸟儿更加自由，让我们为身边的人播撒爱吧！哪怕是那么微不足道的，只要是爱的种子，就一定会生根开花，遍布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