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的皇帝与末代的命运——再读《我的前半生》有感

第一篇：末代的皇帝与末代的命运——再读《我的前半生》有感

末代的皇帝与末代的命运——再读《我的前半生》有感

作者：杨奎松出版社：未知和讯读书

很早以前就看过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当时岁数还小，脑子里总也抹不去皇帝被成功改造成平民的印象，看着皇帝半傻半呆的那些片断，只是觉得新鲜、稀奇。前不久读到俄国解密的一些档案，因为涉及到这个溥仪，于是又把这本书翻出来加以对照，不承想 却越读越不是滋味儿了。

人人都知道溥仪只做了三年皇帝就被汉人一个辛亥革命赶了下来，而他的好日子却因为袁世凯的那个优待条款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他依旧在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听着下面的人“皇上”长“皇上”短的叫着，并享受着几乎和皇帝一样的待遇。不同的只是他再不用上朝，也不用看那些让人心烦的奏折。然而世代都是做皇帝的，到了自己竟然做不成皇帝，溥仪心理上却极难平衡。因为他还想当皇帝－当像太祖高皇帝那样至高无上，并且能够呼风唤雨的真皇帝。这也正是为什么，20年后，当日本大特务土肥原一脸卑谦地请他去日本人占领下的东北“建立自己的新国家”时，他几乎想都没有想过这可是背叛祖宗的行为。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新国家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帝国？“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至于这个国家是不是老祖宗所创立的那个“大清国”，那就不是他所关心的事情了。只要能当皇帝。

溥仪在日本人的庇护下着实过了一把皇帝瘾。这回的时间要比他头一次当皇帝长得多，做了有十几年。然而这个皇帝溥仪做得也未必痛快，因为他做的是日本人的“儿皇帝”。无论公私，凡事都要听凭日本人做主不说，而且居然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能认了，要改成祭拜日本的“天照大神”。溥仪在自传中解释说，他其实并没有忘记祖宗，“每逢动身去神庙之前，先在家里对自己的祖宗磕一回头，到了神庙，面向天照大神的神龛行礼时，心里念叨着：‘我这不是给它行礼，这是对着北京坤宁宫行礼。’”他甚至说他的屈从，只是想实施“屈蠖求伸之计”。但我相信这只是溥仪事后对自己当年丑行的一种辩解罢了。那时候整天提心吊胆怕日本人要了他的命，张嘴闭嘴不忘“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的这位“儿皇帝”，未必对自己的祖宗还有那么多的礼数，更谈不上有什么“求伸”之计了。

溥仪心理的扭曲，与他生来所处的环境有关。人被捧到了一定的位置上，往往就下不来了。有的是因为周围的人，跟班跑腿的、提颅效命的，在在都要指着自己吃饭，你下去了，他们怎么办？比如30年代中期的那个丢了东三省的张学良，何尝想过要当什么民族英雄，却不料背上了东北军这么一个大包袱，必须天天面对几十万父老乡亲眼巴巴望着他的那些眼睛，结果生生把自己送上了西安事变的不归路。一个天生喜欢吃喝玩乐搞女人的公子哥儿，最后竟成就了一个“人间四月天”的爱情神话。当然，溥仪的皇帝梦不是他周围人逼着他做的，其根子还在于他自己内心里不情愿下来。被人拿了下来，还要三天两头地梦着想着有谁能把他重新扶上去。在这方面他倒有点像蒋介石。蒋介石登上最高统帅的位置之后，也曾几度被迫下野。无论他口头上怎样表示，内心里却从来都是认定了那个位置只能由他来坐，别人是不够格的。当然，和溥仪不同的是，蒋介石这样想是有理由的，那就是他相信只有他做才能做得够好。溥仪远没有这种自信，更不具备蒋的那种强烈的政治使命感。溥仪之所以做梦都想着恢复他的皇位，唯一的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这是祖上留给自己的位置，凭什么到自己手里就不能继续做了呢？因为想要保住祖上留下来的这个位置，就盼望着有人帮自己复辟。溥仪当年兴奋于张勋的辨子军起事也就罢了，张勋到底还是中国人，也没有分裂国家的想法。想不到他最后竟然投靠了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可恶的日本人。说那个时候的日本人最可恶，倒不是指后来发生了南京大屠杀，而是说那个时候的日本人，明明把手伸到你兜里来摸钱包，却还要满脸堆笑地告诉你那只钱包其实是他的。关于这点，我们只要看到溥仪记述的日本关东军代表吉冈安置的那幅嘴脸就够了。在这位吉冈还需要控制溥仪的时候，他满嘴里都是所谓“手足”情。等到他发现溥仪纯粹只是一个傀儡之后，他很快就开始兜着圈子要溥仪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什么手足的关系，而是父子的关系。他公然告诉溥仪说：“日本犹如您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哈！”“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嗯！”在中国话里，骂人要骂得最难听，不是去侮辱别人的八代祖宗，就是去骂别人是自己的“孙子”。真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一定要赤裸裸地告诉溥仪说，他在日本人眼睛里不过是个“儿子”罢了。是不是他们觉得，没有骂溥仪是“孙子”就已经是很抬举他了呢？

做人要能屈能伸，但伸屈也要有个限度，更何况是一国之君，代表着一国的尊严与主权。可惜作惯了皇帝的人通常对这些道理都不会真正懂得。他们所要的尊严，多半只是皇帝个人的面子。为了面子，他们不惜拿国家的安危去做赌注。近代以来中外之间所以会发生那样多的战争，除了列强欺侮以外，这些满清的皇帝把四海之内、率土之滨视为一己之私，任意支使处置，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因为把国家社稷视为自己一家一姓的私物，也就难免会在气盛的时候趾高气昂，凡外人外邦均以蛮夷视之，非学会四肢着地俯首称臣，断不与之往来；而一旦被外力所征服，马上就会为了保全皇位而割地赔款，甚至做出管人家叫爷爷叫爸爸这类的荒唐事。

溥仪的荒唐，还不仅仅在屈辱地认下日本人做自己的祖宗和“父亲”，更表现在他为了活命，可以对任何人俯首称臣。最近读到俄国解密档案，其中有溥仪写给苏联政府的几封效忠信和感谢信，更足以证明像溥仪这种皇帝胚子，除了在意祖宗留给他的皇位和自己的性命以外，别的对他都未必有多少重要性。什么祖宗神灵、江山社稷、民族国家；什么做人的自尊、气节和精神，统统都是假的。他们嘴上的高调唱得比谁都响，遇到天崩地裂之时，他们其实比谁都更看重实际利益。

溥仪是在1945年8月16日准备逃往日本时，在沈阳机场被苏军占领军拘捕的。不管这位深居皇宫的末代皇帝对外部世界了解多少，他当然知道这回帝国算是彻底完了。天下没有了，保命就成了第一位的了。因为他也知道自己在日本人手底下割裂祖宗的江山，充当日本人的傀儡，是犯了叛国的重罪，有杀头的可能。其实，说起来，如果溥仪真的爱他的“国”，“国”都亡了，身为亡“国”之君是不妨学一学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当年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不甘俯首受辱，自缢于煤山，至少还保全了其作为亡国之君的一种自尊。无奈这世道发展到大清国，末代皇帝连一个崇祯都不如。“国”亡之际，他首先想到的只是千万不要落到中国人手里，说是“若到了中国人手里，则准死无疑。”

因为怕死，溥仪先是想逃往日本。被苏军俘虏后，也仍旧深感庆幸，说是像再次落到了日本人手里一样。那意思很清楚，日本人也好，苏联人也好，反正比中国人强，因为他们不会要自己的命。他手下的总理大臣张景惠说得最得意，说是“行啦，这回又捞着啦！”何谓“又捞着啦”？就是当年呆在北京没事干，却被日本人弄去满洲享了十几年荣华富贵，算是天上掉馅饼，捞着了。这回眼看就要被送上断头台，不想又被苏联人弄去养了起来，这岂不是又捞着了？

当然，苏联人是不会凭白无故地把一个下了台的伪满洲国废帝白白养起来的。皇帝再笨，这一点还看得明白。他于是像当年极力表示效忠于日本人那样，开始竭力去讨好苏联人。他一

面积极帮着苏联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指证日本人的罪行，一面把自己带在身边的价值近百万卢布的金银手饰主动送给苏联政府“作为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战后基金”。与此同时，他则三番两次地写信给苏联政府，表示感恩戴德。从1946年1月起，溥仪不止一次地向苏联政府表示了自己的这种强烈意愿。明明是罪孽深重，他却偏偏要大诉其苦，说自己生平“在腐败官吏、野心军阀，以及帝国主义者之包围压迫下”，“完全陷在黑暗悲惨之环境内”，“身受蹂躏”，“呼吁无门，离脱无术”，所幸1945年苏联仗义出师，击破日本关东军，使他得脱日本军阀之桎梏，得精神上生命之复活。明明是害怕回国有生命之虞，他却反复声称自己是因为感激苏联，所以极愿能长期居住苏联境内，一方面得以研究新学识，一方面也便于对苏中两国人民之亲爱、团结和幸福“尽全心全力”。

溥仪的种种表白与表现，自然是一厢情愿。对此，就连跟着溥仪一同被押到苏联来，家口却留在东北的张景惠等前“满洲国”大臣和将军们心里也明镜似的。他们再三劝说溥仪放弃留在苏联的幻想，并且热切地关心着国内战争的局势，以寻找减罪的机会。然而溥仪对这些劝说始终无动于衷。用他的话来说：“无论谁胜谁败对我反正是一样，都会要我的命。”

眼看共产党胜利在即，张景惠这些人再也沉不住气了。1949年4月1日，毛泽东给北平守将傅作义的电报提出，国民党政府文武官员只要“认清是非，翻然悔悟”，“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消息传到集中营之后，他们很快就甩开溥仪联名起草了给中共领袖毛泽东的致敬信，表示愿意回国，以求自新。函称：

“张景惠和与他在一起的人们，心中热血还未冷却，对祖国还依然有爱慕之情。我们在冷静地思索自己过去的错误。我们懂得，在满洲国工作的14年时间里，我们是在为下流的走狗——叛国者们效劳，尽管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们知道，我们为虎作伥，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不可思议的灾难；我们明白，纠正自己的错误已不可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在长达20年的政治军事活动中，犹如盲人骑瞎马，误入歧途，而自己反以为正确。

现在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内战的硝烟之中。我们仰望南去飘往中国的白云，想到不能与中国人在一起，不禁潸然泪下。

从1948年12月开始，苏联报纸不断报道，满洲，然后是华北，相继完全解放。

中国如此之快取得胜利的原因，当然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符合中国人民群众的心愿，所以人民到处欢迎解放军，到处支持解放军。现在可以指望将很快解放全中国。

我们阅读了您4月1日给傅作义将军的回电，您在电报中指出有罪和无罪的界限，指出了该走哪条路，给了我们完全自新的机会。

我们认为，在和平代表大会之后，中国会在极短的期限里顺利地实现全国和平。这将是我国人民的幸福!

我们，张景惠和其他人，尽管在祖国大门之外，但也不能不为中国的光辉前景感到欣喜。我们对带领中国共产党前进的中共中央主席表示深深的感激和祟高的敬意。

如果给我们提供回国的机会并保留我们的生命，我们发誓，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尽我们的公民义务。”

张景惠等人公开表态要求回国，不能不使溥仪紧张起来。他也很快又给苏联政府写信，而且这回他干脆把申请书直接写给了“斯大林元帅阁下”，极其谦卑地表示自己是如何“爱慕”斯大林，声称他读了那些他在背后斥为“莫名其妙”，“不懂也不想懂的”“列宁主义问题和共产党历史等书”之后，已经“认识苏联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因此，他“最希望居住在苏联”。为此，他保证，他会

“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

没有人会相信溥仪的这些漂亮话。何况，在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结束之后，斯大林也没有必要留着这些伪满洲国的遗老们在苏联吃干饭了。中国新政府成立之后，苏联内务部很快就提出应当把溥仪等人，连同他们交出的金银手饰，一起交给中国共产党人去处理了。

1950年3月，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委托苏联外交部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说明苏联政府准备把现押在苏联的原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其随从和官员共58人，交由中国当局处理。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7月1日正式做出回应，表示准备接收溥仪等人。两周之后，中苏两国正式达成交接协议。

刚一得知自己将要被送回中国时，溥仪的神经都差点崩溃了。他一度表现得歇斯底里，甚至扬言送他回去他就自杀。苏联看守人员似乎不了解溥仪的性格，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自杀的勇气，或者也只是为了预防万一，总之干脆把溥仪与亲属和其他被押官员隔离开来，单独看管了事。然而，溥仪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在1950年7月底被送达绥芬河车站准备交接时，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他，还没有忘记应该给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元帅留下一封感谢信，感谢苏联人在他留驻苏联期间所给予的厚待。

让溥仪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他“这回又捞着啦”。带着死亡的恐惧回到中国土地上的溥仪很快就发现，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共产党向来不杀像他这么大的“反革命”。不仅不杀，而且还是好吃好喝好待遇，要拿他来证明改造政策的无穷效力。不难想象溥仪会怎样竭尽心力地来配合政府的改造计划。只是，我们过去似乎对把这个末代皇帝改造成“普通劳动者”一事的意义太过夸大了。这倒不是说，1959年把一个溥仪改造成“普通劳动者”的同时，有太多真正的普通劳动者反被送去改造，二者的反差太大，让人难于理解。而是说，上面所举的种种事实已足以说明，这个为了权位，不惜做日本人的儿皇帝；为了求生，不惜想方设法讨俄国人欢心的溥仪，面对强势的中国人，他又如何会不表现得谦卑和顺从呢？这种改造，本来就不会遇到多大的阻力。我们在这里更应当关心的是，为什么这种看起来高高在上，曾经让老百姓充满敬畏感的专制国君，皮囊里包着的竟然只是几根软骨头？联想到慈禧辛丑年间不可一世地对各国政府宣战，转瞬即落荒而逃，然后马上就回过头来向列强摇尾乞怜，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那付丑态，我实在怀疑，如今被我们的电视剧当成领袖楷模来写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之流，事到临头怕也不过如此。至少，有一点不会有错，那就是，一个专制封闭的政权结构，终究是会堕入近亲繁殖的物种退化泥潭而无以自拔的。无论始祖皇帝如何了得，其一代不如一代，势不可免。溥仪之如此，并非偶然。

第二篇：读《我的前半生》有感

《我的前半生》是我国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抚顺战犯看管所中所写的“反省式”自传，溥仪作为清朝的第十二位皇帝，也是我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三岁登基，合法在位三年，之后又任伪满皇帝13年。《我的前半生》记录了溥仪从登基到流亡到接受新中国“改造”等过程，是一部回忆录，更是一本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自省书，从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瞥见特定历史环境末代皇帝的悲剧与喜剧，他的人生道路凝聚着近现代社会的变迁。溥仪晚年本想写一部《我的后半生》，可惜未如愿。看完全书，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无论是对于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还是一个草芥平民，都有自己的无可奈何。溥仪在书中没有把自己当做是一个曾经统治整个中国的皇帝，而是极力地去贬低自己，把自己当做是一个千古罪人，虔诚地去反思自己的罪行。知错能改是好事，只是溥仪的错造成的是中国亿万人的痛苦，这种痛苦是精神上和身体上的，而且是无法弥补的。但是，中国之所以演变成当时的摸样，也不能全怪溥仪，这是历史的产物，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专制和腐朽逐渐演变造成的产物。因为历史的演变不会只靠一个人的力量，当然也不会是一个皇帝就可以决定的。

在战犯管理所里，溥仪有生以来首次学会系鞋带、自己洗衣服等生活常识，在头脑中也扫荡了帝王意识而树立了公民观念在战犯管理所里，溥仪有生以来首次学会系鞋带、自己洗衣服等生活常识，在头脑中也扫荡了帝王意识而树立了公民观念。这也是让我极为感动的地方，因为在我们的意识里，皇帝都是高高在上的，有底下的太监宫女伺候着。经历了这么多巅峰和低潮，一个中国落寞的末代皇帝终于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和意义。也许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认识都太晚了，这让中国的经济落后，让外敌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但是作为一个经历了极多落差的皇帝来说，在那么大的打击过后，可以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态度，确实是令人动容的。1959年秋，溥仪获得特赦回到北京。有些老人见面后还行跪拜大礼，马上被他批评为思想落后。获得一张选民证后，溥仪称这是一生最珍贵的东西。他开始在植物园劳动。蒙哥马利来访时询问他感受如何，他回答说“比起皇帝来我更愿当园丁”。这位英国元帅惊讶之极，回国后把这当成奇闻宣传。有的外国进步人士来访后，报道说：“看到溥仪，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溥仪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中国末代皇帝的无奈和悲哀，的确，他罪大恶极，但是人生在世，更别说是作为中国的皇帝，他也有苦衷。看了这本书，我对人生的认识更加深刻了。我开始理解一些现在还不被别人认可的人，或许是他现在的行为还不顺应潮流，或者不受别人的赏识，可是只要他是善良的，是理智的，就可以原谅。我们可以给别人一个机会，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在书中，溥仪讲述了极尽奢华的宫中生活，也写了不少宫中黑暗的勾结，暗算，斗角，令人侧目。宫中的贵族把自己的快乐和享受都建立在底层人民的痛苦之上。在这本书里，我也看到了中国统治者为了权力和欲望，对亲情的亵渎和无所谓。西太后和光绪他们母子反目以后，她对于光绪真是用尽了精神上的虐待的方法。即使是亲生骨肉，西太后也可以用这些残酷的方法让光绪帝屈服。这是极其悲哀的，在皇宫这个大家庭里，本应该和谐美好，却为了权力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实在是可惜。当溥仪更多的是以一个傀儡的形式当上了中国的末代皇帝是，他也慢慢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在中国人眼里，他是一个大罪人，可是这是整个中国政治制度的原因和中国社会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而不能单单怪罪一个皇帝，当然皇帝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是有时候他的决断也是很无奈的，他有多方面的制约，皇帝有皇帝的苦衷和痛苦，不被平常的老百姓知道，当然了，他也不会让老百姓知道，因为他是一个君王，他有他的尊严。溥仪说他自幼就是在这种食人而肥的帝王家庭中成长、壮大和教育、培植起来的，所以他对于这种“德不孤，必有邻”的孔孟学说，很容易就“声入必通”地无条件加以推崇，并五体投地生出了无条件的信仰，认为这才是人世中永恒不易的唯一真

理。因此，也就把溥仪培育成为一个极端愚昧落后、自大自私、专门想开倒车的典型

人物，终于江河日下地在最后成为一个甘心背叛祖国的民族大罪人。我始终觉得中国的教育体制从科举到现在，发展的都十分的缓慢，但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现有

制度。中国的青少年人数直线上升，但是能力却在下降。这些能力不只是智力，还有

行动力。或许是中国的文化制约了中国的发展，像以前的“闭关锁国”一样，中国人

很容易形成一种文化的骄傲感，而不肯虚心的去接受外来的优秀的文化，更多的是抱

着一种傲娇的态度。当然，我们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几千年绵延下来的优秀文化值

得我们去传承和发扬，但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创新。从溥仪的读书模式和教育方式来

看，都是十分古老的。只专注于中国的古代文化，当然作为一个统治者需要互通古今，学习一些治国的策略，但这并不是全部，作为一个统治者，他需要结合当下的时代状

况和人民生活情况来做出一些决策，以开放的心态去治理国家。中国人没有信仰却十

分相信迷信，把天地神灵当做是做事行动的一个指路灯，这也是中国衰败的原因之一

吧。所以，当代中国受到的屈辱，有很大的原因都是积累的问题而非一个人决策的问

题。

读完整本《我的前半生》，心里很压抑。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我们一直是满

怀着理想和报负踏进大学校园的，进了校园，丰富的社团活动和比赛让我们沉醉，但

是却越来越浮躁。我们没有时间好好静下来在图书馆看书，好好的去思考我们现在该

做的到底是什么。正如溥仪，他的前半生是狼藉的，尽管之后悔恨，但还是成为了中

国历史上的一个大罪人。我们现在在做的事对于我们的未来到底有没有联系，我们都

不得而知，没有了高中的教条，我们似乎也找不到那种挑灯夜读的激情。历史不能回

头，但现在的事可以自己去把握，不要以后自己后悔。溥仪作为皇帝有很多的无可奈

何，他有很多的规矩要遵守。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知道，既然知道现在自己做的是错的事，那就不要再继续了，知道了自己的问题，就勇敢的去面对，不能怕任何的看法和评论。是的，溥仪的前半生给了我们启迪，让我们为了自己的梦想和善良奋斗！

第三篇：读《我的前半生》有感

读《我的前半生》有感

曾有人说亦舒、倪匡、金庸是“香港文坛三大奇迹”，后两者的书，我基本每本都看了，且有许多是重复看了几遍的，无数次被金庸先生武侠传递的大义洗礼，也被倪匡先生笔下的光怪陆离奇思妙想折服。但亦舒的文字却很少看，主要是她的文的标签是：通俗言情小说。我对这种主题实在提不起兴致，实在是感兴趣的书很多，既提不起兴趣便也不勉强自己，自然而然略过不看了。

但她的文中的金句却被动的被灌输了很多，印象最深的是《圆舞》里那句，“真正有气质的淑女，从不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她不告诉人她读过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有多少件衣服，买过什么珠宝，因为她没有自卑感。”，这是我豆蔻年华最好的伙伴告诉我，从听到便再也不忘。那时候我跟自己说，要长成“真正有气质的淑女”，无奈底子不好，淑女倒是沾边了，只是变成了带着江湖侠气的，不知道是不是也算一种气质。

上个月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开始宣传。媒体上不断的各种消息，或捧或明贬实捧的，那么多通稿唯一记得的就是靳东的脸。

我想电视剧是懒的去追了，于是就想看看亦舒的原作《我的前半生》。全书不长，故事没有跌宕起伏却引人入胜，虽然女主也是自带光环，有嘴毒心热的闺蜜，有贴心可爱的儿女，玩票的陶艺也能成安身立命的本事，至于爱情，前夫虽离去却舍不得不管不顾，依旧照顾有佳，连生日也是念念不忘，就连女主最终的归宿也是一见钟情，四十岁未婚王老五，这种设定，很容易让人觉得美好，让人相信只要自己努力，一切都会好。也许这就是书的立意，作者的苦心：劝女人上进，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只有自己是自己的救赎。

我跟小伙伴说，看书很容易爱上书里那个闺蜜唐晶。她是新时代女性的代表，用十五年拼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衣食无忧全靠自己。即便没有男人依旧活得潇洒，却也有无法倾吐的苦涩与不安。她从不跟女主子君诉说，只是忍习惯了，自己的闺蜜十五年的富太太生活完全不能体会自己的辛酸，不说也罢。直到出现一个莫家谦，带着正气的男子，她便舍弃一切随他而去，我想他带给唐晶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宿感。子君经常说她厉害幽默，其实又何尝不是一种不懂。两个闺蜜处的环境相差得太多，终归是无法精神共鸣的。我想莫家谦是懂唐晶的，唐晶才会愿意为他做全职太太。是爱人也是知己，这是婚姻最好的样子。

罗子君前半生活得太惬意，但骨子有着上海女人特有的骄矜，即便是离婚的消息让她觉得山崩地裂，也终归没有做什么惊世骇俗的举动来。她说她的母亲最要面子，其实她又何尝不是呢？人要面子终归是好的，她逼着自己放手，逼着自己忘记，她不记仇，适应性也非常人可比。所以罗子君的逆袭让读者轻松接受，不会觉得空洞不科学，更不会嫉妒她的好运。这种主人公无疑是讨喜的，且一定程度是励志的。

文中个性最鲜明的莫过于史安儿，我喜欢这个姑娘甚于唐晶。十二三岁的年纪，早慧又独立，对那个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母亲爱恨两难，也曾恨过母亲眼里只有弟弟，却在父亲绝情离去后成了母亲的贴心小棉袄，离婚那天罗子君第一次面对一个人的夜晚不知所措，安儿说：妈妈，我睡不着。我想安儿一定知道妈妈的难过，找个理由来陪伴。她敢爱敢恨，明辨是非，为母亲的坚强自立欣喜，一直鼓励母亲重新寻找爱。她的形象是健康阳光的，是许多女读者看了会期待的，“看，我也想有个这么好的女儿，多么好的姑娘。”

《我的前半生》沿袭了一贯亦舒的风格，讲诉女性经历波折后浴火重生得到更好的一切的故事。文中的每一位正面女性都有极好的归宿。用主人公的经历告诫女性读者只有自己建立起来的成果才是值得实实在在的，他人给的，不管曾经如何亲密无间，也会一夕之间消失不见；要自尊自爱才能获得他人的爱重，才会遇见最好的自己，得到最完美的爱。

第四篇：与命运抗争-----读《我与地坛》有感

与命运抗争-----读《我与地坛》有感

说来十分惭愧，我下定决心打算好好读读史铁生先生的原因，竟是因为获知了他离去的消息。

我与史先生的初次邂逅当然要早得多，忘记在哪一册语文课本里，读到他的散文《秋天的怀念》，起初是被真挚自然的文笔感动，后来又被怀念母亲的文字击中。我正是处于那不知愁却强说愁的年纪，整天琢磨着怎么把自己搞得忧郁兮兮，猝不及防被这样真诚深沉的感情淹没，胸中似有千言万语却不知怎样言说，只想象着秋日地坛的小径上铺满黄叶，他推着轮椅缓缓前行，目光柔和面容安详，徒留轮椅碾过枯叶哗哗作响，多温暖。

而我没想到，第二次听闻到他，却已经是他身后之事了。惊讶之余，那句无法言说的话瞬间在我心中明朗——这正是命运的无常！

终于决定好好地了解他，我翻开这本《我与地坛》。好好看看吧，我对自己说，看看他看过的那些被剥蚀了的浮夸的琉璃，看看那些淡褪了的炫耀的朱红，看看那些坍圮了的玉砌雕栏，那些苍幽的老柏树，那些自在坦荡地茂盛着的野草„„他的文字只让人觉得干净，总让人觉得他对这世界看得实在太开了，就像他说“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我本来无法想象，在生活给予他这样的打击，命运强加他这样的不公，他怎能如此坦荡地回望“生”的事实，又如此磊落地面对“死”的结果？而我又似乎明白了，也许正是承受了如我般的凡人无法想象的巨大挫折，才让他的心一下变得坚强。

又有谁不是带着一颗脆弱的心来到这世界。年轻人，看一切都是美好的。不谙世事的童年，青涩烂漫的少年，之后是热血的青年，住在象牙塔里，外面的世界与你无关。像是高塔上的公主，充满爱意地鸟瞰这个花花世界，根本没人能动你一根毫毛，你有的是小情绪小忧愁陪伴。可总会有迈下高塔的一天，等到走下高塔才明白，世界并非伊甸园，而是战场；脚下也并非阳关大道，而是命悬一线的钢丝绳，小心翼翼保持平衡，颤颤巍巍举步维艰。

你想着每天疯狂嬉闹的日子怎么不美好，反正总有地方供你蜷缩。但你总要把自己推上战场，你总要面对这个残酷世界。你总会明白，命运永远反复无常，前路一直布满荆棘，人生终将走向孤独，与命运的抗争，你不会是赢家。当史先生终于明白这些，他说，确实，你干不过上帝。

所以，不少人直接放弃，碌碌一生，成为命运的奴隶；也有人选择憎恶，但憎恶没有任何力量，又何尝不是另一种逃避。不愿放弃，不愿憎恶，那就成为斗士吧。史先生自问，既然抗不过命运，成为斗士又有什么意义？我们都无法改变人生走向死亡的结果，但一个斗士的角色并非向绝望低头，而是在这绝望中寻找对抗无意义存在的解药。就是这明知不可而为，为了追求人生的至真，至爱，追求高于悲剧现实的人生理想，追求既定命运的超脱，而最终选择灵魂的流亡。这注定的败北，正是人生至高的浪漫，至高的美。

失去了双腿，没关系，他说“若这路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便用笔录下点滴片思，以此作为抗争命运的证据。在外人看来，这也许并不轰轰烈烈，但与命运的战斗，只有那些正在战斗的坚强的心本身才会了解。上帝不保佑光荣与福乐，但上帝保佑他的希望。他不曾逃避苦难，也不曾放弃希望。恰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上帝存在。命运并不受贿，但希望与他同在。爱这世界，不论世界做了什么；爱这不完美的人生，不论这人生将通往何方。这便是信仰的真意，是信仰者的抗争之路。

在他面前，我常觉自己的自私与渺小。我比他幸运千万倍，我有青春韶华，我身体健康，我身处一个相对开放的时代。我羞愧于自己不屑于表达情感，不屑于爱，沉湎于自恋与忧愁，以为活着不过为了满足自己。我是否献出过真正的关怀？抑或只是怜悯？我是否给予过真正的爱？抑或只是自欺欺人„„

万幸，万幸，我明白得还不算太迟，史铁生先生，我该感谢你。该是时候走下高塔，磨砺我的心，我要它包容，我要它真诚，我要它爱这世界，我要它敢于面对无可改变的命运，这样，我至少可以行走于这世间而不觉羞愧，直面于这黑暗而未觉彷徨。

第五篇：再读《相约星期二》有感：与生活和解

与生活和解

——再读《相约星期二》有感

原创： 夏琪

这个暑假没有好好读书，除了教学辅导书，其他两本书都是在火车上读完，深感愧疚。但答应过孩子们要做好榜样，陪他们写一篇读后感，于是乎，辗转反侧，将自己的浅薄感受记录至此。

——题记

第一次听到“要学着与生活和解”这句话是在研究生阶段，由于心情烦闷，总是郁郁寡欢，好友超洋告诉我要与生活和解，与自己和解，坦然面对真实的自己，接受自己的情绪发泄。那时，感觉这句话真是灵丹妙药，越品越有滋味，越品越厚重。自此，遇事尝试不抱怨，不仅接受自己，接受别人，也接受生活中突如其来的事。

第二次见到这句话，是在阅读这句话的出处——《相约星期二》——这本书。《相约星期二》是一本纪实作品，记录了老教授莫里对学生米奇就人生、婚姻等诸多问题展开的探讨。不过，与其说是探讨，米奇更认为这是临终前的老教授为学生上的最后一门课程——人生。翻阅这本书，找到这句话的出处，倍觉亲切：“是的，原谅自己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你不应该陷在遗憾的情绪中无法自拔，这对你是没有益处的，尤其是处在我这个阶段。我一直希望自己工作得更出色些，希望能多写几本书。我常常为此而自责。现在我发现这毫无帮助。跟它和解。跟自己和解。跟你周围的人与事和解。原谅自己，原谅别人……”

回想自己的日常，何曾不是在懊悔中度过：我要是再多下点功夫就好了，我要是用另外的方式处理就好了，我要是早上早起一会儿就好了……千万遍“我要是……”捶打着自己的心，过电影般播放着遗憾的片段，到头来除了流下自责的泪水，别无他用，反而挫伤了自己的自信和勇气，倒不如爽快地原谅过去的自己，跟坏情绪和解，再迎头赶上。

再一次品味这句话，阅读这本书，是在回杭的火车上。四个小时足以让我看完这本不足200页的薄书，细细品味其中的佳句圣言。一路边读边想，在头脑中凝结成文字，警醒自己。

“……但超脱并不是说不投入到生活中去。相反，你应该完完全全地投入进去。然后你才走得出来。接受所有的感情——对女人的热恋，对亲人的悲伤，或像我所经历的：由致命的疾病而引起的恐惧和痛苦。如果你逃避这些感情——不让自己去感受、经历——你就永远超脱不了，因为你始终心存恐惧。你害怕痛苦，害怕悲伤，害怕爱必须承受的感情伤害。可你一旦投入进去，沉浸在感情的汪洋里，你就能充分地体验它，知道什么是痛苦，什么是悲伤。只有到那时你才能说，‘好吧，我已经经历了这份感情，我已经认识了这份感情，现在我需要超脱它。’”

读到这段话，我想到了苏轼，这位常被冠以“洒脱、豪放”之名的文人。喜欢他，是因为他几经贬谪，却仍心怀天下，坦然面对，写出“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的豪迈之句。这不正是历经风雨之后的超脱吗？可见，“超脱”不是避而不谈，不是浮于表面看生活，更不是远离是非，自命清高，而是“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是看遍了人世间的真善美、假丑恶，经历了喜怒哀乐之后仍有的乐观和善良。涅槃重生，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

“在生命的起点，当我们还是婴儿时，我们需要别人活着，对不对？在生命的终点，当你像我现在这样时，你也需要别人活着，是吗？可还有个秘密：在生命的中途，我们同样需要别人活着。”

总害怕麻烦别人，总是担心自己给他人带来负担，殊不知我们也在让别人麻烦，替他人承受些许负担。既如此，都应该坦然接受，接受自己有弱小的一面，别人对自己的爱意；接受他人对自己的依赖，相信自己有能力助人。这也是莫里教授提及的另一条至理名言：“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去接受爱。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对自己来说，最困难的事莫过于与自己讲和，只要自己能坦然接受，好事一定值得欣喜若狂，坏事也仅是坏事，烦躁一时。

你应该发现你现在生活中的一切美好、真实的东西，乐于接受自己赋予我的一切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