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董仲舒传读后感

第一篇：汉书董仲舒传读后感

《汉书 董仲舒传》有感

董仲舒，《董永变文》叫董仲，《清平山堂话本》收宋元小说《董永遇仙记》说董永与织女婚后，生一子名叫“仲舒”；《槐阴记》也叫董仲舒。明代《董永宝卷》叫董震清。是汉武帝初年的一位大儒,是一位值得我们推崇的中国古代大儒。他在给汉武帝的治国对策中所提出的建议；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早年用功读书，“三年不窥园”，以研读《公羊春秋》出名，与胡母生齐名，景帝时曾任公羊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主张更化善治，“前德而后刑”，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董仲舒的弟子很多，他讲学的方法是“下帷讲诵”，讲课时用幕布围起来，只教高才生，一般学生则由高才生去教，因此很多董派弟子根本没见过董仲舒本人。他的弟子有出色的，褚大为梁相，嬴公为谏大夫，吕步舒为丞相长史。

董仲舒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建议以“弱枝”或“小末”的方式严禁王侯大臣擅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流行于汉代的谶纬都是继承了董仲舒的感应、灾异之说。董仲舒还把《公羊春秋》用于司法上，提出“《公羊》治狱”，即《〈公羊〉董仲舒治狱》，是汉代酷吏产生的基础。从而他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汉书-董仲舒传》评：“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佑，殆不及也”。这是东汉史官对于董仲舒所献国策重要意义的充分肯定。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论当时形势曰：“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书·公孙弘传赞》）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君臣就无能为力了。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汉武帝的继位，给西汉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

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又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而董仲舒以贤

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后被班固全文收在《汉书·董仲书传》之中。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问题。汉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为何有善恶良莠之分？当务之急，“何修何饬”，才能使“百姓和乐”，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正告说，有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他说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对于人性善恶问题，董仲舒说：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惰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与不仁，寿命有长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会环境（治乱）作用的结果。天命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

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舒献策正是汉兴七十余年之际。汉初的皇帝，吸取了秦始皇暴政至二世而亡的教训；需要对内施行仁政。正好此时他提出的；尊孔，推行官管学校的治国对策被汉武帝采纳。从此，读书人学习、尊从孔孟之道成为国策。由于读书人遍布于朝廷高层和社会基层之中，他们从习儒家文化，又以此去教化他人。因此，儒家文化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脉。再经历代大儒（如宋代朱熹等）的研习、传承和深化，儒家文化就成为延续至今的中华文化之根。

今天，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想”“主义”都想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从而造成人们信仰、思想的混沌，观念的杂乱。在当今文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时候，为了加强文化软实力，我们一定要谨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先人，给我们留下了一条完整的文化传承脉络，一条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文化之根。我今天之所以重提董仲舒，是希望我们能永远记住、纪念、尊敬这些使我国优秀文化、优秀经典得以传承，使儒家文化得以延续光大的中国古代先贤。

第二篇：汉书,读后感

读《后汉书》

《后汉书》在描写各个人物时不遗余力，成功的为读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使我们在读他们传记的时候，常常能对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成语、俗语，例如“乐此不疲”“疾风知劲草”“马革裹尸”“举案齐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也都是出自这里。加上这本书在前后内容上剪裁得体，叙述决不雷同，阅来毫无冗赘之感，的确可以算是正史中难得的佳作。

该书还有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它对人物的评价较为客观，很多论述不失公允，也较为真实的记载了后汉不少人物的生平事迹。在运用“春秋笔法”的时候，范晔也没有完全凭借自己的喜好来过度的褒扬或者贬低某类人，这一点尤为难得。虽然，范晔自己本也是出自书香世家，在《后汉书》中有意识无意识的拔高了名士，并以“矫枉故直必过”为后汉名士的某些极端行为开脱，而对宦官则多有贬斥，称他们为“刑余之丑”，但他也批评袁绍遍诛阉宦是“以暴易乱”，表彰阉宦中“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言论算是很中肯了。

当然，《后汉书》也难免有些美中不足。其一就是：列传部分如果从单篇来看，是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但就整个列传框架结构来看，各传之间的结构编排却比较散。比如宗室诸王的传记，在《史记》《汉书》中虽然也按时间先后顺序散排入各卷，但它们有“表”来进行专门的汇总，《后汉书》既缺“表”、“世家”等形式，本可以通过几个连续的卷号把它们放在一起。可范晔没有这样做，而是将它们散排入列传第四、第三

十二、第四

十、第四十五卷中，这就使整个结构框架体系失于梳理。最末尾的诸夷部分倒是整理得比较好，其内容分区域连续排在列传的第七十五至八十卷中，是《后汉书》中唯一梳理得比较成功的部分。此外，循吏、酷吏等部分连续排在列传的第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也算不错，可惜与之相类的党锢部分被排到列传第五十七卷，没有与它们聚在一起，却属失于计较了。对于褒扬正统天命的部分，范晔做得比司马迁、班固要好。《东观汉记》中记载关于刘秀出生时所谓的“赤光照室”、“田生嘉禾”、“凤凰来集”等，范晔都没有写入《光武纪》中。虽然，范晔在写刘玄称帝时加了句“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以证明刘玄非真命天子，但这总比《史记》《汉书》中公然把“龙交刘媪生刘邦”的故事编进《高祖纪》强得多。可惜范晔出于时代的局限，也免不了作史时按照“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标准收入一些神异事件。比如王忳理女鬼之冤等事，完全就类似于《子不语》等神怪小说中的内容了。《后汉书》最大的缺陷在于它没有系统记叙黄巾大起义。也许在范晔看来，这场前后有几十万农民参加的运动，由于缺乏精英领导，没有太多可以叙述的东西，所以有关它的信息仅仅散见于本纪和一些相关人物的列传中。解放后，黄巾大起义开始为史家所赞扬，学者们普遍认为它体现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斗争，对后汉的灭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林剑鸣的《秦汉史》将“黄巾大起义”和“东汉的灭亡”合为一章，就是这种看法的代表。笔者在这里无意分辨几种看

法对错的问题，我们可能要注意的是另外一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民起义的原因不尽相同，所起的作用也各异，在表面相同的阶级背景下，其性质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动辄数十万的农民起义被迅速的镇压下去？这场起义为后汉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虽在《后汉书》之外，但要得到它的答案，我们却仍必须通过范晔字里行间中显出的蛛丝马迹来整理其逻辑。也只有如此，《后汉书》的这个最大缺陷，可以通过我们的细致挖掘、分析，得到某些弥补。篇二：汉书读后感2 汉书读后感

昨夜回京车上看《〈汉书〉读后感》不觉泪满襟，若不掉泪者，曾经一定不是好男人！《汉书，感》中唯一让人潸然泪下的莫过于作者对汉宣帝刘询的故事的总结。可以引用作者的话来说可分为‘故剑情深’和‘南园遗爱’。

‘故剑情深’讲的是19岁的刘询被大将霍光立为皇帝后，本打算让自己的小女儿成为皇后。刘询却莫明其妙的下了一道诏书：我在贫微只是有一把木剑一直陪伴我，如能找到那把遗失的木剑我当重赏。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浪漫的一道诏书了，智商高的大臣开始找剑。情商高的大臣一听就明白了，直到刘询找的是落难时候的糟糠之妻——许平君。转而力推此人，这才有了历史上著名的‘许皇后’。

‘南园遗爱’说的是三年后权臣霍光的夫人霍显竟派人毒害许皇后。当然了，史书上不会记录一个男人为爱而悲痛欲绝的文字，何况是当朝皇帝。最后时刻，许皇后觉得没有人更能了解自己的丈夫，一直放不下。宣帝哽咽说要陪她一起去，许平君摸着丈夫的脸说：“你还不了解我吗，那不是你的性格，我心中有你，你心中有我、还有天下。从今往后你再不会为我而分心了，好好做你的事，大汉疆土是你的。”宣帝泪如雨下起身往外走“好、好、很好，你在南园等我”（南园是宣帝的陵墓，几十年后自己也会在哪里长睡）从此宣帝勤俭治国、深察民间疾苦、广开言路、整顿吏治大汉王朝迎来了著名的“中性时代”。这是一个男人在没有被磨难和仇恨打倒后的自我超越，是一个大男人的开阔胸襟与责任使然。若干年后世俗的人们翻越历史于此的时候，那些动人画面依稀可见，历史的声音仍然清晰爽朗，从容中透着坚毅！然而，往事跨千年，憾事阅万卷。年年春草生，历历秋叶枯。读书至此我却有了另一种思绪，‘再大的功绩，也不如轻松白鹤常伴，溪涧流水常在。谈笑间，喧嚣灰飞烟灭。看那灯火酒绿不尽和那满世的撩人景色，却敌不过孤独背影旁的一声叹息！’

如此一想，人生真是一个难题，写些不押韵的小诗容易，可那些人生难题谁能解决，怎能一声叹息可以释怀呢！敞开心胸问世间，有些事不是不想做就可以不做的，有些事不是想做就一定能做的。又有谁能坐怀不乱，触目不惊的超凡洒脱呢。我只能心怀敬畏，遥遥远眺越走越远，啥也不说了，眼泪哗哗的！篇三：汉书读后感

《汉书》读后感

勿以魔王论武安

白起虽然是一位不世出的兵家奇才、赫赫战神，却不理权谋，配不上“枭雄”二字。史载：秦王欲以白起为将攻邯郸，白起对昭王说：“邯郸实非易攻，且诸侯若援救，发兵一日即到。我常有些奇怪的念头：纵观战国数百载间，大小数十战而未尝一败的将军只有两位：吴起和白起。这两位将军均擅长大兵团野战。可惜他们的人生没有交集，否则，双雄并立的战国会给我们更多精彩的兵家战例。

不败安得由天幸

后世有许多人对卫青的成功尤其不忿，原因自然是卫青与汉武帝之间的“裙带”关系，以及大文豪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李广的种种同情之辞。甚至连数百年后的大唐诗人王维都这么说：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但在我看来，这更多的是一种不负责任，人云亦云的言论。

卫青为人谦让仁和，敬重贤才，从不以势压人。虽然战功显赫，权倾朝野，但从不结党干预政事。他和霍去病不同，对士卒体恤较多，能与将士同甘苦，威信很高。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开始，汉武帝就不再打算重用李广：李广曾因罪被贬为庶人。庶人李广因打猎归来太晚，城门已经关闭，于是守城的霸陵尉“合理合法”的将“前”李将军尽情侮辱了一番，让李将军在城门口坐了一晚上。后李广复为右将军，调霸陵尉入军中，随便找了理由就把他杀了。以他这种睚眦必报的心胸，汉武帝怎敢重用他？

千兵万马避白袍

公元528年，北魏的北海王元颢以本朝大乱为由，率领本部向萧衍投诚，并请求萧衍帮助其成为北魏的皇帝。首战睢阳，守城的魏将丘大千有着将近七万人马，上次被陈庆之一举击溃后，他似乎不服气，上次你能打的掉我的营垒，是我大意，这次我再筑坚固点，看你怎么打。于是他仗着十倍于对方的兵力，筑起九座连环相扣的营垒阻挡陈庆之前进的步伐。陈庆之不管，你筑你的，我打我的，进攻，再进攻，不断地进攻，从早上打到下午，陈庆之已经攻陷了三座营垒。反正史书上就一句“大千乃降”。北魏的七万军队一日之间就灰飞烟灭了。

次战考城，魏征东将军济阴王元晖业率领最精锐的御林军近卫队二万阻击陈庆之的部队。陈庆之命令属下在水面修造浮垒，随后借助浮垒，乘筏顺流而下，一举就攻陷了这个水上城堡，并且还生擒了敌方主将元晖业，这一战获得战车七千八百辆。

三战荣阳，尔朱荣在荣阳集结了左仆射杨昱、西阿王元庆、抚军将军元显恭所率领的羽林军和驻扎军队的混合编队将近七万人，与此同时，尔朱荣的令魏将元天穆率领大军截断了陈庆之的后路，元天穆派遣他麾下的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率领胡骑五千人，骑兵将领鲁安率领夏州步骑混合军九千余人，来支援杨昱；又让右仆射尔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罴率领一万骑兵，占据虎牢关使得陈庆之无路可退。元天穆、尔朱吐没儿一前一后对陈庆之形成夹击之势，旗鼓

相望，声震百里。在这种情况下，他亲自擂鼓攻城，一通战鼓下来，士卒奋勇登城，来自东阳的勇士宋景休、义兴的鱼天愍首先登上城楼，竟然一口气攻陷了荣阳城。

不多久外围的北魏援军就集结包围了荣阳城，陈庆之率领三千骑兵背城迎战魏军。史书上的廖廖数语使我们不得知当年这场旷世对决的详细情形，总之，这场野战使得北魏的骑兵神话一下子破灭了，是役，陈庆之以三千骑兵大破元天穆麾下将十数万大军，鲁安在战阵上乞求投降，而元天穆、尔朱吐没儿仅以单骑逃生。此后陈庆之继续西进赴虎牢，尔朱世隆这位后世造成了北魏分离的豪族在听到陈庆之来了，连喝令众部交战的勇气都没有，匆匆弃关而逃。

陈庆之性格祗慎，每次奉诏，都要洗沐拜受；生活俭朴，只穿素衣，而且不好丝竹；虽身为武将，但射箭却不能穿札，而且也不善于骑马，但善抚士卒，能使部下为其效死力。陈庆之镇守豫州，豫州闹饥荒，他开仓放粮济灾民，使大部分灾民得以度过饥荒。后陈庆之去世，谥号曰：“武”，民称其为“仁武将军”。

教育学院 小教（3）班

陈水灵

110181335篇四：汉书读后感1(1)求《汉书》读后感

1.勿以魔王论武安——白起

武安君白起，战国后期四大名将之首，作为战国时期最为显赫的大将，征战沙场三十余载，一生大小70余战，未尝败绩，从最低级的武官一直升到封武安君。长平之战坑杀降卒四十五万，连同以前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攻楚于鄢决水灌城淹死数十万，攻魏于华阳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卒二万，攻韩于陉城斩首五万，共一百余万，这是白起的一张极不完全的杀人账单。据梁启超考证，整个战国期间共战死两百万人，白起据二分之一。后世称之为“杀人魔王”。

白起虽然是一位不世出的兵家奇才、赫赫战神，却不理权谋，配不上“枭雄”二字。史载：秦王欲以白起为将攻邯郸，白起对昭王说：“邯郸实非易攻，且诸侯若援救，发兵一日即到。诸侯怨秦已久，今秦虽破赵军于长平，但伤亡者过半，国内空虚。我军远隔河山争别人的国都，若赵国从内应战，诸侯在外策应，必定能破秦军。因此不可发兵攻赵。”昭王亲自下命令行不通，又派范雎去请，白起始终拒绝，称病不起......后（昭王）令白起自裁。白起伏剑自刎：“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又云：“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我常有些奇怪的念头：纵观战国数百载间，大小数十战而未尝一败的将军只有两位：吴起和白起。这两位将军均擅长大兵团野战。可惜他们的人生没有交集，否则，双雄并立的战国会给我们更多精彩的兵家战例。2.不败安得由天幸——卫青

后世有许多人对卫青的成功尤其不忿，原因自然是卫青与汉武帝之间的“裙带”关系，以及大文豪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李广的种种同情之辞。甚至连数百年后的大唐诗人王维都这么说：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连命理学都用上了，哈哈）但在我看来，这更多的是一种不负责任，人云亦云的言论。卫青的功名是战场上一刀一剑拼出来的，公元前129年汉朝对匈奴的第一次反击战，在三路大军连遭败绩的情况下，惟独卫青以莫大的胆气横穿八百里，端掉匈奴人的圣地龙城。这场仅仅歼敌八百人的胜利，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粉碎了匈奴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更是对汉朝军事思想的革命。之后的河套会战与漠南会战，年轻的卫青将孙子兵法的诱敌方略与骑兵战的高机动性完美结合，声东击西，大胆穿插，两次痛打匈奴人的主力骑兵军团，公元前119年的漠北大会战，更是卫青一生用兵生涯的杰作，在右路军未曾到达且遭匈奴单于主力军队合围的不利局面下，卫青临危不惧，命令部队用武刚车（铁甲兵车）迅速环绕成一个坚固的阵地，然后派出5000骑兵向敌阵冲击。匈奴出动一万

多骑兵迎战。双方激战在一起，非常惨烈。黄昏时分，忽然刮起暴风，尘土滚滚，沙砾扑面，顿时一片黑暗，两方军队互相不能分辨。卫青乘机派出两支生力军，从左右两翼迂回到单于背后，包围了单于的大营。伊稚斜单于发现汉军数量如此众多，而且人壮马肥，士气高昂，大为震动，知道无法取胜，就慌忙跨上马，在数行精骑的保护下奋力突围。向西北方向飞奔而去。这就是后世传唱的：“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此战之后，“漠南无王庭”，匈奴对大汉的军事威胁基本解除了。

而卫青为人谦让仁和，敬重贤才，从不以势压人。虽然战功显赫，权倾朝野，但从不结党干预政事。他和霍去病不同，对士卒体恤较多，能与将士同甘苦，威信很高。3.千兵万马避白袍——陈庆之

本来是想写一写霍去病的，但是他是一个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的将军，而且，我不认为在同等条件下，他是自己舅舅的对手，与卫青相比，他多了几分 血气方刚，少了几分坚忍。而且南北朝时期，我中原王朝后裔最伟大的战神横空出世：白袍将军陈庆之。

关于陈庆之，除了梁书《陈庆之列传》有介绍，围棋史话也有记载：“高祖性好棋，每从夜达旦不辍，等辈皆倦寐，惟庆之不寝，闻呼即至，甚见亲赏。” 公元528年，北魏的北海王元颢以本朝大乱为由，率领本部向萧衍投诚，并请求萧衍帮助其成为北魏的皇帝。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梁武帝认为这是一个向魏土拓境的大好时机，于是便欣然同意了。可是梁武帝脑子又发毛了，居然让陈庆之所部七千人孤军北上，而且并未其他部队加以协助。或许这位对佛学痴迷得一塌糊涂的“皇帝”大概是在围棋攻杀撕守中发现了陈庆之的领军天赋，也或许是粱武帝佛经读多了，相信真有天神相帮，所以才做出了这么一个疯子一般的决定，要知道七千粱军过了长江，面对的将是北魏雄视天下的数十万骑兵军团。幸运的是，虽然天神没有，战神却有一个，陈庆之就在这样荒唐的决定下开始了他作为战神的传奇人生。

首战睢阳，守城的魏将丘大千有着将近七万人马，上次被陈庆之一举击溃后，他似乎不服气，上次你能打的掉我的营垒，是我大意，这次我再筑坚固点，看你怎么打。于是他仗着十倍于对方的兵力，筑起九座连环相扣的营垒阻挡陈庆之前进的步伐。陈庆之不管，你筑你的，我打我的，进攻，再进攻，不断地进攻，从早上打到下午，陈庆之已经攻陷了三座营垒。我kao，服了，真tmd的服了，这或许就是当时丘大千内心的真实写照。反正史书上就一句“大千乃降”。北魏的七万军队一日之间就灰飞烟灭了。次战考城，魏征东将军济阴王元晖业率领最精锐的御林军近卫队二万阻击陈庆之的部队。陈庆之命令属下在水面修造浮垒，随后借助浮垒，乘筏顺流而下，一举就攻陷了这个水上城堡，并且还生擒了敌方主将元晖业，这一战获得战车七千八百辆。三战荣阳，尔朱荣在荣阳集结了左仆射杨昱、西阿王元庆、抚军将军元显恭所率领的羽林军和驻扎军队的混合编队将近七万人，与此同时，尔朱荣的令魏将元天穆率领大军截断了陈庆之的后路，元天穆派遣他麾下的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率领胡骑（即散居在关外的少数民族骑兵部队，这种部队以劫掠为生，战斗力极强）五千人，骑兵将领鲁安率领夏州步骑混合军九千余人，来支援杨昱；又让右仆射尔朱世隆（尔朱荣的弟弟）、西荆州刺史王罴率领一万骑兵，占据虎牢关使得陈庆之无路可退。元天穆、尔朱吐没儿一前一后对陈庆之形成夹击之势，旗鼓相望，声震百里。在这种情况下，陈庆之还保持着镇定自若，他解下鞍绳，把马栓起，召集全体部队，对他们大声说：“我们从出发至今，攻城略地，实在已经不少了；你们一路上所杀的敌人，有的是现在包围我们敌人的的父亲，有的是他们的兄长弟弟，这些多的是无法计算。他们都把我们当成仇敌，恨不得灭之而后快。我们才有七千人，敌人却有将近众三十余万，今日

事已至此，就不要再考虑如何求生了。我想和敌人的骑兵不可以在平原上一决高下，必须等他们还没到来之际，攻克眼前这座城垒，大家不要再犹豫惶恐，那样只能是自取灭亡啊！”于是他亲自擂鼓攻城，一通战鼓下来，士卒奋勇登城，来自东阳的勇士宋景休、义兴的鱼天愍首先登上城楼，竟然一口气攻陷了荣阳城。

最后一战，荣阳野战，3000 vs 20万。不多久外围的北魏援军就集结包围了荣阳城，陈庆之率领三千骑兵背城迎战魏军。史书上的廖廖数语使我们不得知当年这场旷世对决的详细情形，总之，这场野战使得北魏的骑兵神话一下子破灭了，是役，陈庆之以三千骑兵大破元天穆麾下将十数万大军，鲁安在战阵上乞求投降，而元天穆、尔朱吐没儿仅以单骑逃生。此后陈庆之继续西进赴虎牢，尔朱世隆这位后世造成了北魏分离的豪族在听到陈庆之来了，连喝令众部交战的勇气都没有，匆匆弃关而逃。

陈庆之以7000之众，从铚县至洛阳，前后作战47次，攻城32座，皆克，所向无前。如果说霍去病的胜利还是采用了避实击虚的方略的话，那么陈庆之的胜利却是战场上硬碰硬的奇迹。陈庆之和部下皆穿白袍，一路上所向披靡，所以洛阳城中童谣曰：“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梁书·陈庆之列传》）。

陈庆之性格祗慎，每次奉诏，都要洗沐拜受；生活俭朴，只穿素衣，而且不好丝竹；虽身为武将，但射箭却不能穿札，而且也不善于骑马，但善抚士卒，能使部下为其效死力。陈庆之镇守豫州，豫州闹饥荒，他开仓放粮济灾民，使大部分灾民得以度过饥荒。后陈庆之去世，谥号曰：“武”，民称其为“仁武将军”。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一代伟人毛主席在读到他的传记时，慨然批示道：“千载之下，心向往之。”值此危难多事之秋，惟武力为解决问题之第一要务，皆因“弱国无外交”。篇五：后汉书 读后感(8)读《后汉书》

刘秀的崇儒，为他的子孙们树立了榜样，使后汉的皇帝基本上承续了儒学治国的方针，前汉百家并存的局面终于一去不复返，而儒学则对后汉也造成了几个比较大的影响。这几个影响，笔者可以将它归纳为“四重三轻”。

其一是重血亲。

重血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兄弟和睦。后汉皇子之间的兄弟友爱在其它时期是比较少见的，甚至于太子被废都能保全善终。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隋唐以后，太子被废，未有善终者，惟东汉皆保全”，“盖自光武及明、章二帝，皆崇儒重道，子弟皆于孝友之训深，故无骨肉之变也。”其实，赵翼只说了其一，未说其二。按《后汉书.百官志》，后汉的诸侯国，其官署制度延续了前汉自成帝以后的办法，只设相和傅，相管理民政，傅则导王以善。相、傅都由中央任命，而他们的权力也非常之大，比如公沙穆做缯相时，竟能没收缯侯刘敞所侵官民田地，废其庶子，收考缯侯犯法的奴仆，弄得刘敞流涕认罪，可见后汉的诸王已经完全不可能具备对抗中央的力量。这样，由于制度的约束，兄弟之间没有了直接的利益冲突，再加上儒家的教导，使后汉极少见到兄弟之间反目的事情。

重血亲的另一方面就是崇母族了。刘秀因为亲眼看到王莽移国的弊病，对外戚多加控制。他废掉有世家大族背景的郭圣通，而立了乡里微贱的阴丽华为后，显示出他对外戚势力的警惕，但刘秀并没有从制度上防范外戚势力的崛起。明帝的皇后马氏贤德，对自己的亲属尚能够自制。但由于始终缺乏制度上的约束，又恰好赶上章帝以后几代皇帝都是年纪轻轻就驾崩，权力无疑都移到了皇太后手里，外戚终于抬头，开始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使后汉的外戚势力之大甚至超越了前汉，长时间左右着朝政。这就是儒家“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思想的负面影响了。

其二是重师道轻爵赏。

后汉从刘秀开始就相当重视对皇子的教育，在儒家“尊师重道”教导下，皇帝的老师享有别人没有的特殊礼敬。比如明帝的老师桓荣，年逾八十，皇帝仍多亲幸其府，会诸王将军以下及门生数百，皇帝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大师在是”。桓荣若有疾病，帝辄遣使者存问，“太官、太医相望于道”。于是在这种恩宠之下，桓家到五代孙仍有声名。

而另一方面，后汉对爵赏从来就没有吝啬过。就赏赐来说，由于后汉的诸王和功臣们都没有多少政治权力，皇帝为了弥补，给他们极高的秩禄，让他们享有别人没有的殊礼，金钱物质赏赐也很优渥，多有上千万的，也常会连及一两代。这在亲族功臣不多的情况下可能还不要紧，但子孙繁衍多能保全的话，延续几代后自然会给朝廷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桓帝延熹五年诏减虎贲、羽林不任事者半俸，还有灵帝熹平三年、六年、光和三年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以及光和元年、中平四年的卖官鬻爵，显然就是政府财用收入不足的明证。

滥加封赏无形中还助长了社会上的奢靡风气。民间婚丧嫁娶的相互攀比，虽朝廷屡发明诏亦无法禁绝，而地方官员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也多不会采取有效措施来鼓励民众力行节约。一旦自然灾害到来时，百姓和官府往往缺乏足够的储蓄物质来救济，卖官鬻爵、以钱释罪也成为政府增加收入的方法之一，而百姓则往往陷入极端贫困，埋下了反抗的火种。

其三是重文轻武。

与之相对应的是，后汉轻武备很严重。刘秀在他晚年就已经表现出对战事的厌倦，甚至以“中国初定”为由，完全放弃西域，对西域多次请求设都护都明确给予拒绝，对周边也采取了全面的守势。结果西域尽从匈奴，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明帝不得已派兵北征，在西域重新设都护、校尉。后来的章帝又以“路远费多”为由，再罢校尉，不复遣都护，结果几乎又陷入被动。幸亏班超准备撤回时在于窴被抱住马脚，当地王侯哭涕着死活不让他走，他得以利用汉朝在西域的威望，动辄领西域诸国兵数万征讨叛汉者，最多的一次竟能达7万之众，以夷制

夷。当时班超手下汉兵最多时也不过千人，却安定西域达三十年之久，以这样的功劳，也不过封了个千户侯。安帝时放弃西域的呼声又占了优势，结果都护前脚刚走，北虏连与车师就入寇河西，朝廷只好关闭玉门、阳关了事。到顺帝时，班超的儿子班勇再次出击，可谓三绝三通，但此后中国日渐衰落，终于完全放弃经营西域，对西域的影响力遂至消绝。

后汉的边疆问题主要倒不在西域，西边的羌人才是后汉的重要对手，可惜后汉能征善战的将帅不多，只皇甫规、张奂和段颎三人还略有些名气，其中皇甫规、张奂多受降兵，只有段颎是征战不懈，范晔干脆把他们都放入了一卷中来讲述。我们看他们三人的结果，大略可以发现后汉对武将的轻视到何种地步。作为后汉的名将，皇甫规最高不过封了个二百户的小侯、张奂更是什么爵位都没有，可他俩还算善终。三人中最能打仗的段颎，他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军士死者才四百余人。有这样的战绩，他还不得不为了保位曲意宦官，封邑总算有万四千户，但随后伴着宦官的倒台，他无辜受到牵连，在狱中被迫自杀。可见后汉重文轻武已现倪端。其四是重气节轻法律。后汉儒者普遍重气节，又由于朝廷往往因名望而举官，久则民间多走向偏狭一路。儒家的教导，使民间颇好清名，他们不惜舍生取义，目的只是为了有意彰显自己的特立独行，或者是直谏敢为，这种偏激之举风靡整个社会后，遂有党锢之祸的发生。其实，重气节也不是完全不对，例如《后汉书》中记载贼匪遇孝悌而放过不杀的事可谓俯拾遍是，这就是其正面作用，但如果因为气节而走向偏激行动，问题就来了。陈忠定下的“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的法律，为民间重义之举开了绿灯，而某些人通过种种极端行动而获得的收益使重义之风刮得更起劲。《后汉书》记载：郭亮、董班冒死给李固收尸，太后饶过不杀，他俩一夜显名，“三公并辟”；刘矩在父亲未出仕前坚决不当官，太尉、太傅“嘉其志义”，任他父亲为郎，他于是举孝廉。至于因为义气、名节而相互结党报私仇之事更是屡见不鲜，而朝廷时来的赦令也使这些犯禁杀人者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因此名声大震。于是一些人为了显示自己刚直气节的虚名，不惜走极端、用诈术，党同伐异，睚眦必报，甚至因为一句话失了面子而互相杀戮，早脱离了中庸之道。其直接结果是，全国各大派系之间的冲突调和无法进行。

与之相伴随的另一问题是，轻视法律在全社会范围内都存在。后汉的皇帝除极个别外，对官吏管得多不严，官员经常可以称病，甚至弃官而去，使后汉的行政效率普遍不高。民间对子报父仇的赞誉，使官吏对私仇也基本上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加上朝廷时常有大赦，国中上下对法律的轻视实已达到极点。这种轻视甚至地方官员都存在，他们一旦手中有权，就凭借自己个人的喜好来行使法律。比如荀昱、荀昙兄弟，一个为沛相，一个为广陵太守，他们志除阉宦，凡宦官支党、宾客有在二郡者，“纤罪必诛”。部分酷吏们也往往以诛杀大姓右族为荣，所以行使法律的随意性非常大。民间私相报仇的风气更是越演越烈，比如何颙、郅恽甚至替朋友父亲报仇而杀人，对法律可谓毫无顾忌，他们最后都没事，反而名声大显，堂而皇之的记入了《后汉书》，足见后汉的法治非常混乱。

以上的这些特征可以说都是儒家兴盛后出来的副产品，它们深深的给后汉打下了“好名务虚，重仁轻法”的烙印。

第三篇：汉书张骞传文言文翻译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汉书张骞传文言文翻译，欢迎阅读。

汉书·张骞传

原文：

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径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居匈奴西，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留岁余，还，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拜骞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皆各行一二千里。

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是岁元朔六年也。后二年，骞为卫尉，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匈奴围李将军，军失亡多，而骞后期当斩，赎为庶人。

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资金市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

骞还，拜为大行。岁余，骞卒。后岁余，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节选自《汉书》，有删改）

译文：

张骞，是汉中人，在建元年中当上了郎官。当时投降汉朝的匈奴人说是匈奴打败了月氏王，月氏王逃亡并因此怨恨匈奴，但是没有人能帮助他一同匈奴。汉朝正想准备消灭匈奴，听说此事后，想要派出使者到月氏，路途必然要经过匈奴境内，于是招募能够出使月氏的人。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召，出使月氏，与堂邑甘父一起从陇西出关。经过匈奴的时候，匈奴抓住了他们，押送到单于那里。单于说：“月氏国在我们北方，汉朝为什么要前往出使月氏？我想要派人出使南越，汉朝会听凭我的人过去么？”于是扣留了张骞十多年，给他择赔了妻室，并且有了儿子，然而张骞始终保留着汉朝的符节，不肯投降。

张骞居住在匈奴西部，趁机与他的下属向月氏国逃去，向西走了几十天到了大宛。大宛国听说汉朝有丰富的财物，想通使而不能，看见了张骞，很是惊喜，问他想要到哪里。张骞说：“我们为汉朝出使月氏却被匈奴封锁道路，如今逃亡出来，只希望大王派人引路送我们。如果真能够到达月氏，返回汉朝后，汉朝送给大王的财物是说不尽的。”大宛认为说的有道理，就护送张骞，抵达康居。康居再把他们转送到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经被匈奴杀掉，匈奴人用力他的夫人为王。已经使大夏国称臣做了大夏国的君主，土地肥沃富饶，境内很少有盗寇，感到满足安乐，又认为距离汉朝遥远而不想亲近汉朝，根本就没有报复匈奴的心思了。张骞从月氏到了大夏，最终不能摸透月氏的真实意图。

留下一年多，想要返回，要从羌人聚居的地方回去，又被匈奴人俘获。留下有一年多，单于死去，国内动荡混乱。张骞与匈奴妻子与堂邑甘父一起逃亡回到汉朝。朝廷封张骞为太中大夫，封堂邑甘父为奉使君。当初张骞出行时有一百余多人，同去十三年，只有二人能够回还。

汉朝天子听说了大宛及大夏、安息之类的国家都是大国，有很多奇特的物品，世代不迁徙，很大程度上跟中原国家有相同的习俗，而力量较弱，看中汉朝的财物；它北面的是大月氏、康居这些国家，强盛，可以用赠送财物、给以利益的办法使他们朝拜汉朝。如果真的能够用恩义使他们归服，那么就能扩充万里之广的土地，讲不同语言有不同习俗的各国就会前来归附，这样汉朝的威望恩德就会遍及四海。汉朝天子于是命令经由蜀郡、犍为郡派出负有见机行事使命的使者，四条道路上一同出使，都各自出行一二千里。

张骞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卫青匈奴，知晓有水草之处，能够及时得到供给没有物资缺乏，于是被封为博望侯。这一年是元朔六年。过了两年，张骞当上了卫尉，跟随李广将军一起从右北平出发攻打匈奴。匈奴把李将军包围，死掉逃跑的人很多，而张骞没能按时救援应当被斩首，用钱赎罪贬为平民。

天子多次问询张骞关于大夏之国的情况。张骞已经失掉了侯位，于是说：“联合了乌孙之后，它西面的大夏等国都可以招来而成为汉朝的外臣。”天子认为有道理，于是封张拜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人，各派两匹马，赶着数以万计的牛羊，带着价值数千万的黄金绢帛，分派多名持节的副使，道路可以方便通行的话就派人去往旁边的国家。

张骞回来后，封为专管接待宾客的大行令。过了一年多，张骞去世了。又过了一年，他所派遣出使大夏等国的副使都同有关国家的使者一起回来，于是（从此以后）汉朝西北方向的国家开始跟汉朝互通往来（互通使者）。

第四篇：董仲舒之鉴读后感

上中学时，不知天高地厚地参加“批林批孔”运动，我知道了我国西汉时期有位崇拜TL子、“独尊儒术”的人叫董仲舒；恢复高考后多读了点书知道了董老先生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职场上混迹一段时间，对董老先生小作研究后，从他人仕早、名气大，而终身得不到重用悟出了一点道道。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刘彻下记征集治国方略，董仲舒在其《常贤良对策》中提出了“罢剃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体系，并被汉武帝采纳推行。而“儒术”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提倡的是“礼治”、“德治”、“人治”，强调的是中庸和善。这一思想影响了中国二干多年的历史，并成为之后历代统治者治国的重要方略之一，或者说拿来愚弄子民的思想武器之一。

不过这些不是我本文想说的内容。我要说的是童老先生终究没被重用的原因，对现代在职场生活的人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一是学术味太浓。中国官场几千年流行的是“学而优则仕”文化，西汉时期也是盛行“仕而官”之道。汉武布朝气蓬勃，身怀雄才大略．求贤若渴，重视名仕，史书记载那时场景是“群士幕向，异人并出”。董仲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事实上董老先生在入宫论道献策之前就很有名气，加之他的“罢础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观点被汉武帝欣赏采纳并推祟，成了汉武帝“博士团”中的红人。

汉武帝每有重大决策都必沼董仲舒等博士来讨论。按常规，董老先生通过发表扶朝政见，肯定能得到皇上的赏识而仕途通达，官位频升，但他在朝中进出几年后不仅没被提升，还被下贬到了郊西王手下为相。我反复研究董老先生的下贬原因，当时，并非是他得罪了皇上受贬，而是他学究味太浓，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书呆子”气太厚重。如董老先生专识学问，心无穷驾，他家后院的一座美丽的花园居然“三年不窥”。又如他天天捧着竹简，学而不厌．在书简堆里翻来倒去，又多为高谈闹论。他从不关心具体事务，也就是说他只研究宏观战略问题，专事务虚．不管微观战术上的事。而身在职场，你既要善于谋划宏观之策．还要能做具体工作，更要能解决现实中具体的问题。二是不善于迎合领导。皇帝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按现代说法是领袖、是领导，是头头，是老板。老板也是人，是人都有虚荣心，喜欢听好话。何况汉武帝是一位好大喜功，追求霸业的而不拘品行用人的“老板”，他总想称霸天下。

有一年要征战，董老先生却“数上疏谏争”，不识时务地反复给武帝进言，要其“教今同中，所居而治”c董老先生如燕雀，如此不知老板的鸿鹊之志，还这般直言进言，“老板”怎么会高兴呢，汉武帝还喜欢不按规矩用人，与董老先生同时起步的博士公孙弘，却善于奉迎献媚，适时适地违心地做损人之事、说好话讨得汉武帝欢心，短短几年间就升为了亟相。公孙弘的成功无疑归功于会阿谈奉承、会作秀、会拍马屁讨“老板”欢心。如公孙弘当丁亟相，还吃素食、穿布衣假装清廉，后被人一一揭穿，他就当着武帝的面承认是作秀，武帝却认为他“诚实可信”。董老先生是做不到的，他是“进退容止，非礼不行”的正人君子。有一年武帝要搞宫殿扩建，公孙弘与董老先生事先商议了统一的意见是：

“上朝坚决反对”，但武帝一开口就定了“扩建非搞不可”的调。公孙弘马上随声附和“观国泰民安，皇上圣明，扩官显威”，而董老先生还在引经据典慷慨激昂，说词道句地竭力反对。这样的人，汉武帝会喜欢吗?董先生也在官多年，就是始终没弄明白“老板”就是一人大权独揽，“顺我者昌”的潜规则。也许董老先牛也懂这潜规则，但是他不会卑躬屈膝、舍身弃义而已。三是得罪人自己却浑然不知。职场似战场，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永远存在着斗争。职场斗争干奇百怪。你可能几句谏言，一不小心，就得罪了“老板”；你可能就事论事，而其事牵连到某个人、某个利益团体，一不小心就妨碍了别人，而得罪了别人；你可能因别人的事遭株连，而得罪另一波人。如果你不加防范，常常自身难保，落得个壮志末酬身先死。

董老先生主观愿望很好，为保汉室江山社程好直谏，时常弄得“老板”也尴尬难堪。最要命的是，董老先生自传品行端正、廉洁清高，在朝廷中他特瞧不起靠阿谈奉承、溜须拍马的臣相公孙弘。这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董老先生对公孙弘的不耻看法，就有人告到了其耳朵里。公孙弘在不露声色中，暗地里暗暗运作，通过皇上把董老先生贬到胶西王为相。还有一事更是惹得杀身之祸。董老先生迷信天象。有一年，汉高祖寺庙失火，董老先生却联系时局观天象，称火灾缘由是“天怒时政”。这事被人密告到汉武帝那里，这下犯了死罪。不过武帝念他是位“谨言慎行”的老人，还为其建立政权作过很多贡献，很快下沼赦免其死罪，但从此董老先生被永远逐出了职场，重返书斋做学问去了。对“老板”你怎么能有异议，你想在职场里混，再不好的时局你也不能说不、说领导不行。可能董老先生早就悟出了其中道理，只是不愿违心地去附议而已。

董老先生“独尊儒术”的这一思想体系对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过是非很难评说。我认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是要人循规蹈矩，它至少禁铜着中国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思想的发挥。有很多学者甚至责怪董老先生这一思想体系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我要说的董老先生虽然满腹经纶，很早就泥迹职场，在汉武帝七十二博士中起初似鹤立鸡群，形若天渊，但后来终究没能成就大气候，他在职场终究得不到升迁，按中国人官本位论的观点，是政治上无建树，也就是善始而无终。我认为这是中国帝王将相的独裁观所致，是他不愿随波逐流独特品格所致，更是时代的悲哀。

第五篇：汉书艺文志读后感

《汉书·艺文志》读后感

《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目录学史和学术史上的重要篇目，是我国首部史志目录,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大型国家文献分类目录，《汉书》十志之一。东汉史学家班固作《汉书》以记载自秦以来到王莽篡汉之断代史，班固自称对《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而成《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的先例，汉以后史书多仿其例而编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其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共收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六艺略,著录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图书，这些都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有关的著作。诸子略, 著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著作。诗赋略, 著录了辞、赋、歌诗等五类文学作品。兵书略, 著录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军事文献, 包括了战略思想、战术技巧各个方面。数术略, 著录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图书。方技略, 著录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 大体上是医学科学及方士巫术两方面的参杂。以上六略三十八类,共著录了当时可以看到的五百九十六家, 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图书。

《汉书·艺文志》不仅是我国史志目录的开山鼻祖,其中也包含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目录。通过阅读《汉书艺·文志》，使我们对这部巨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它不仅条理清晰的为我们从六略角度提供着各部著作的目录学信息，更为日后我们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捷径，避免了在卷帙浩繁的典籍中搜索的盲目性和繁琐性，提高了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的效率性和准确性。在以后的科研工作中，我们也应该借鉴这种方法，除了应该充分分利用目录学简洁明了的优势，更应该为自己的实验列好提纲及资料搜索方向，这样才能尽可能的少走弯路，避免不必要的时间消耗，为实验提供更好的条件信息。《汉书·艺文志》中的方剂略,对于我们医学生来说是很好的指导，也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反映当时医药活动的医史资料信息。“医经”小序言：“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裡，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為劇，（以死為生）。”指出医经是记述中医学基础理论的一类书籍，包括生理，即探究人的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的特征；病理，即阐述各种疾病发生的根本；预后，即活证、死证的分别；治则治法，即揣度针刺、砭石、汤液，艾灸等施治的方法等。“经方”小序言：“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

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指出经方是记述利用中药组方配伍制成方剂的一类书籍。方剂配伍十分严谨，需考虑多种因素：药物的寒温属性、疾病的浅深部位、药物的功效、四气感应、五脏六腑的特性等。医书分列医经，经方的分类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后世目录书中多保存此两目。“房中”小序言：“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指出房中是记述有关性医学的一类书籍。“神仙”小序言：“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指出神仙是记述养生之道的一类书籍。对医书分列房中、神仙的分类思想，后世多执否定态度。章学诚在《校雠通义·汉志方技》中指出：“房中、神仙，则事兼道术，非复方技之正宗矣。”《方剂略》将医学书籍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基本上能够按照学术发展情况和图书内容性质分类。典籍在医学传习过程中是很重要的，除去老师的指导，它是我们获得知识最直接也是最便捷的途径，可以说是我们的第二个老师，所以医史文献也就成为了历代医学传习者最为重要的传授、接收和研习的工具。而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的早期医史文献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将以前繁多杂乱的医学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精细的归类, 以便后人在翻阅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分门别类地找出历代的医学研究成果。

总之，《汉书·艺文志》序可称为先秦两汉的学术史大纲。《方剂略》通过小序、大序对医籍宏观地加以描述，同时又对医籍目录以详述，使我们不仅可以对当时的医学文献存留状况、医书门类的划分和医学发展水平等有所了解，而且可以对当时的医事制度、医学特点等状况更加熟悉。无论是它的目录学价值还是史学价值，亦或是对我们当代医学事业的指导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值得我们精读研究，灵活运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