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有感

第一篇：读《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有感

读《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有感

我读的是《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这本书，下面我谈一下自己的一些感受。

一·《天下得失》标题简介

本书主标题是“天下得失”，蒋介石的天下既在中国得之，也在中国失之，既顺民心而得之，又逆民心而失之。这样惊天动地的一得一失，竟在蒋介石一生中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也称得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何等的生命体验？什么样的人能承受这样巨大的人生起伏？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竟还能如此“淡定”。这样的“淡定”，世间又有几人能做到呢？即使不承认蒋介石是“伟人”恐怕也不能不承认蒋介石是一个“非凡”之人。

本书副标题为“蒋介石的人生”，通读该书确实可以看到从蒋的孤儿寡母时代到大陆失败其所经历的种种，但可惜的是这只是蒋的半个人生，即前半生。书中缺少了对蒋在台湾时期的后半生的考察，这确实是个缺憾。本书的主人公是蒋介石，故所有论述当以蒋为中心来展开，但是个别章节对此把握似可商榷。尤其是第九章中讲到“戡乱动员”时，作者更多的是讲述国民党如何实行该政策的，而没有去着重的考察在这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蒋的表现如何。

二·相当的真实性、客观性

《天下得失》一书的三位作者都是民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他们可以接触到一般人很难接触的第一手档案资料，这一点在本书的注释中得到充分体现：本书所依据的基本史料是近些年来才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其他史料则有《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事略稿本》这些蒋介石研究的核心史料；同时还辅之以档案、回忆录与报刊史料。从史料上来看可谓十分丰富，这就保证此书绝非人云亦云之作，读者可以从中获悉原来所不知道的历史真相。

三·《天下得失》内容简介

第一章名为“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王奇生通过研读蒋介石日记、蒋介石年谱初稿等史料，发现了蒋介石具有浓厚的“恋母情结”这一秘密。蒋从小丧父，“孤儿寡母”二人相依为命，这一独特的成长环境，使他对母亲具有独特的依恋之情，这种依恋之情以至于妨碍了蒋结婚后正常的夫妻感

情，这种依恋之情也使蒋的性格中带有了某种女性化的阴柔色彩。“孤儿寡母”的成长环境，难免使母子二人受他人欺凌，而这竟成为了蒋介石建构自己革命思想起源的素材；同时，这种成长环境也使蒋只信任自己的母亲，丧失了对他人之信赖，掌握权力后沦为“孤家寡人”。王教授采用一种类似“心理史学”的研究视角深入剖析蒋介石的人格与内心世界，为蒋介石当权后的一系列政治举措提供了新颖而颇有趣味的解释。

这本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专著，而是一部论文集，分别由三位作者完成。每章独立成文，但又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展现蒋介石复杂的人生。主要内容仍未脱离蒋的政治与军事，其包括与党内的斗争放到派系、地缘和代际中，与地方军事势力的博弈及与亲属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讲述了政治制度变革及经济改革和与中共军事斗争中的蒋。与中共的斗争方面，集中聚焦于1945-1949年，而没有抗战时期和苏维埃时期，甚至是更早时期。同时也在蒋的人际关系上，虽然仅仅是集中在孔宋身上，但做出了初步的研究，打破了我们一直印象中的“四大家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印象，展现了国民党高层内部的人际关系复杂多变的场景。其中只有第1章与第11章关注了蒋的性格与阅读情况，可以说是生活中的蒋。这种描画更多的是展现作为政治军事领袖的蒋，而非作为生活中的人的蒋。其面相不免有单一之嫌。无论如何，本书都是值得一读的关于蒋介石研究的著作。这本书的内容可以大概分为三类，即蒋的自身、人际关系、与中共斗争。性格决定命运，不可否认成长经历与知识够成对蒋介石的性格起了重大影响。人际关系部分则揭示了蒋介石的人脉来源以及成败。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蒋介石的得失，无疑与这种人际关系和派系斗争有密切的关系。而也正是这种党内派系的斗争与其在外部与中共的党际之争，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从这个方面来看蒋介石得天下的同时也注定了其要失天下。而作为党国领袖的蒋介石的得失无疑也是国民党天下的得失，结果仍不免天下得失赖一人而已。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对教育、学术能给予财政上的积极支持，让公立学校教师收入维持正常，是有一些原因的。据《天下得失》所述，蒋在国民党内资历太浅，以武人骤登高位，不断受到西山会议派、汪精卫、胡汉民、冯玉祥、桂系等势力的挤压。北伐胜利，出现宁汉对峙，更加剧了

蒋氏的“合法性危机”，不得不在党内寻求元老的支持。于是，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这4个元老级中央监察委员，成为蒋介石的“商山四皓”，以罗家伦的说法，“他们仿佛代表一种道德的势力”。正是由“商山四皓”领衔，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得以发动“四·一二”政变。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在学术界、教育界均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声誉，蒋为投桃报李，不得不虚与委蛇，因而在下拨教育文化经费方面也就比较“慷慨”。另一方面，蒋从行伍起家，其嫡系人才不足，不得不借重学术界的贤能之士为他服务，也借此收买天下人心，翁文灏、罗家伦、俞大维等等就是例子。故中央大学教授郭廷以说：“1932年以后，教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为二十年来所未有„„”（《近代中国史纲》）但这种黄金岁月只维持了5年，抗战爆发以后即每况愈下，到战后甚至出现了名教授参加“反饥饿”大游行的事例。

表面上，蒋介石对学术界名人颇为尊重，但他改善与知识界的关系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的。当这些知识分子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后，蒋内心十分愤怒，甚至鄙夷。蔡元培表面上地位尊崇，一旦对蒋作出批评，参与一些维护民权的活动，蒋即反目成仇，将蔡的盟友杨杏佛暗杀掉。1940年3月，蔡元培在香港去世，举国哀恸，蒋却在日记中说：“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更为恶劣也。”（《天下得失》第103页）只谈民国著名知识分子短期拥有的言论自由和舒适生活，无视国民党暗杀、监禁过多少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看不到蒋介石对知识分子“用完即弃”真实内心，只能说是有些作者太喜欢涂抹亮色。

西南联大的龙云背景

西南联大在抗战大后方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屡屡成为知识分子们的热门话题。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出版较早，当时史料整理还不充分，属于草创之作。涉及西南联大的回忆录中，何炳棣的《读史阅史六十年》、何兆武的《上学记》均极受欢迎。

西南联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众多顶尖人才，产生了丰硕教学成果，师生们的努力值得敬佩。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西南联大的相对

独立性，也与割据势力“云南王”龙云有一定的关系。抗战以前，西南地区一直对蒋介石政权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以江浙皖地区为实力基础的蒋介石对此无可奈何，对割据云南但不参与反蒋活动的龙云集团加以优容。龙云名义上尊重中央，实际上却另搞一套，令蒋十分头疼。抗战军兴，西南成为抗战后方，云南的重要性陡然上升，蒋介石也势必要加强对云南的渗透，蒋、龙矛盾激化。

《天下得失》指出：“从抗战中后期开始，当龙云感到其自身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时，对于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学生和教工以及民主同盟等参与的民主运动即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以此引以为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抗衡力。龙云的有意放纵，使云南的民主运动一时风起云涌，并使昆明有了‘民主堡垒’的声誉。”（第146页）龙云还秘密加入民盟，与中共建立起秘密委员会，“讨论团结西南几省实力派反蒋的问题”。昆明暂时性的民主气氛，其实有着多方博弈的因素。这个复杂的历史背景，其实仍有待史家进一步加以发掘。

四·对蒋介石的正确评价

急于作出评价，往往是作者想让历史为其当下的目的服务。为达到“致用”效果，必然伴随着越出学术规范的行为：挑选对自己观点有利的史料，无视与之相冲突的史料；渲染夸大事情的某个侧面，故意不提及事件的全貌。同情或敬仰某个历史人物，即不加分辨地采取百分之百支持的立场，无视他的缺点和阴暗一面，甚至将缺点转换成优点，将失误吹嘘成功绩。这是大量人物传记中出现的通病，特别是由门生弟子、亲朋后辈所撰写的更加突出。历史人物研究，最终是将人还原为人，进行“去神化”，也避免“鬼化”，更应避免将以前被“鬼化”的人物再加以神化。在中国，领导人的一举一动，一政策一方针都对国家与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是如此样人。国共两党出于政治斗争需要而极力丑化对方，这就导致蒋、毛等人在两岸的不同形象。就蒋介石而言，共产党称之为“人民公敌”，而国民党则尊之为“古今完人”。蒋的真实面目则被深深笼罩在云雾之中。蒋介石被毛泽东打败退至台湾，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他是在革命失败

了，但我们不能将其丑化。将其还原为人，以一种客观、真实的态度去评价他。还原蒋介石的本色，从他的得失中吸取教训，让历史告诉我们未来。这才是研究历史的真谛。

第二篇：读蒋介石日记有感

读蒋介石日记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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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朝历代都会有一些备受争议的名人，对于这些人从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在中国近代就有两个备受争议的伟人，一是毛泽东，另一个是蒋介石。今天我就对蒋介石就我自己所掌握的资料来一次比较客观的评价。

古往今来伟人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功过并存。蒋介石作为民国时期最高统帅也不例外。蒋介石生于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逝世于 1975年 4月 5日，活了 88岁。他一生经历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大事。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法；孙中山逝世后，领导北伐、清党、剿共、抗日、内战，很长时期内担任中国党、政、军三方的最高领导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又两次分裂。1949年后退到台湾，既坚持反共复国，又坚持一个中国，在活过 88年以后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被神化、美化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勋盛德”，“光华流泽”；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则被鬼化、丑化为人民公敌、元凶首恶、民族败类、千古罪人。

两种情况，简单的捧和骂，都背离蒋介石的实际本性，下面我就据一些具体事件来分析一下蒋介石。

一、蒋介石早年思想

蒋介石生于晚晴的一个盐商之家，早年曾留学日本，思 1

想也比较开放，相比与常人视野比较宽敞，它曾极度反感中国的旧社会还有乡绅制度，后来归国参加革命，追随国父孙中山，决心推翻旧政权，坚决拥护孙中山，五四期间曾大量阅读有关共产阶级的图书文献，并认为共产党的理论和方法可取。1923年，正直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曾担任访苏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问题上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受苏联共党操控不可取，他坚持一个主义一个党，中国人民的路始终要国人自己走，大权不宜旁落于他国之手。

二、个人修养

蒋介石注重修身，这与他比较崇拜晚清重臣曾国藩、胡林翼等人有关，他曾节录曾国藩的“嘉言”作为自己的“借镜”。其内容有：“虑忘兴释，念尽境空”；“涵咏体察，潇洒澹定”；“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以志帅气，以静制动”；可见蒋对曾推崇备至，蒋介石自行和写日记的好习惯也受曾国藩影响很大。蒋介石还好色，为了戒色他曾和自己做过数年的心理斗争并最终取得成功。

三、不抵抗之说

1937年七月七日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蒋介石邀集各界人士 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该《宣言》空前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可见蒋在当时全民抗战之决心。但是，由于当时牵涉的问题利益异常复杂，而且蒋介石对打败日本完全没有信心，所以对于这份宣言应否发表，何时发表蒋介石自己也犹豫不定。后来经过传播已经改变蒋介石当时的本意，最后竟变成蒋介石不抵抗之说。

四、国共和谈

这里的国共和谈也和大家所熟知的版本不一样。事实上蒋介石再三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和谈，毛泽东当时是不敢去的，后来是斯大林催促毛泽东前去赴会，毛没办法才去的。蒋介石也曾想过在重庆杀掉毛泽东，但碍于共产党军队众多而且还有苏联在背后支持所以没敢下手。

中国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每个特定历史时期总会有那些个力挽狂澜的人来拯救黎民于水火，然而这些大人物也会有很多人格缺陷，这是可以理解的。通过读书，我发现很多被遗弃的历史，正如读蒋介石日记，我了解到国民党和蒋介石并不是坏的无药可救，而共产党和毛泽东并不是好的一塌糊涂，所以我们要好好读书，为往圣继绝学，不辜负那些在抗战中英勇牺牲的人们。

总的来说，如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没有国民党和蒋介石，中国也许已经灭亡了，所以我们没办法凭借只言片语来全面评价蒋介石这个人，我们只能根据史料和当时国内环境来一步步了解蒋介石、来还原真正的历史。

第三篇：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这些天小阅了钱穆先生所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描绘了中国史上重要的制度，是钱穆先生在1950年代据其讲稿所整理的一系列国史制度知识。

全本书说了中国史上五个最重要的朝代：汉、唐、宋、明、清，从这五朝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主要讲五个时代：汉、唐、宋、明、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主要讲两个方面：人事、制度。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

其中，制度不能离开人事，离开人事制度就只是条文，无可讲。其次，制度是各项配套存在的；然后，制度随人事变动而变动，变动必有渊源，制度的成熟必是有人事上的需要；再次，制度没有绝对的利弊，所谓利弊，是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判断制度利弊的标准只能是当时的历史意见（比如可以从“历代名臣奏议”中参考），而非后世的“时代意见”；制度要注重地域性，即国别性；最后对制度的考察要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钱穆先生所认为其分析中国历代制度中有七大原因，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 “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以及“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这两大点。钱穆先生试图客观地看待历史，客观地分析某一朝代的制度得失，认为“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决不能恰切符合该项制度在当时实际的需要和真确的用意。”对制度利弊分析的意见，应该是“历史意见”，而不是“时代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即如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了，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同时，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就不一定这样了。正因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 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谈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制度，也当如先生所说：“正该重视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若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像我们当前学术界风尚，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气，还说不上意见，又哪能真切认识到自己以往历代制度之真实意义与真实效用呢？”

这样的立场逐渐渗透给我。也许我们在回顾和反思中国文化的时候，凭借自己对历史如同冰山一隅的见解，误解了很多传统文化。看着本书的时候，在一段段历史、制度被分析中，透露的是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在中国文化，可以说整本书都是活史记。

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在读这本书之前，在学习历史课程的过程中我潜意识的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就是一部封建专制的历史，没有任何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而钱穆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凡是能够经历几百年时间考验的制度一定有其长处，一定能与当时的人事相配合，是绝对不能简单粗暴地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的。

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演变历史。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必不可少或者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科举制度来说，从汉代的“乡举里选”、“选举孝廉”起，中国的科举制度就一直在朝着“民主”的方向前进着。“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而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隋唐时期的科举选官制，做官开始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不需要中央九品中正评定，只需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的考试即可。这一制度扩大了选官范围，有利于下层庶族地主参与政治，也基本可以使有才之士脱颖而出，提高统治阶级的素质，大体上说比以前是进步的。但是到明清时期，随着皇权的加强，其逐渐演变皇帝控制社会思想的得力工具，八股取士钳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学术丧失活力。但这却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时代发展的使然。“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钱穆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是走向中央集权而社会阶层又是一天天走向 2平等的。从某一方面讲，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经历从四分五裂到统一集中的过程。中国的中央集权在历史上是必然的，并且应当得到正面评价。“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提防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的第一事”。尽管中国经历了千年“封建帝国”，但是中国的社会各阶层确实在一天天走向平等的，中国是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始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平民百姓可以通过考试得到管职，得到“坐观”的机会。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逐步走向繁密化的，正是这种制度化的过程，“让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而西方政治则是走向人事化的，他们依靠选举，法治由人来决定。故中国的政治逐步走向了人才束缚之路，这直接导致了其没有起色的根源。

关于中国的未来，钱穆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简化，使人才自由发展，这是最紧要的”。他还强调，我们不能成为西方潮流的跟随者，而是应当学会用自己的旧经验为自己打开一条出路，寻找一条属于中国的，属于这个龙的国度的正道。

“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比谁都还短浅——能说这话的只有中国人”。历史终究是客观事实，无论世界怎样变化，历史总会有自己的定论。错误的人不把历史当做参照，“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的一门，我们回头历史再看一看，总还不是要不得”。

在总论中，钱穆先生谈到历史的作用：“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我想，以后我也许会忘记书中所写的内容，但是钱穆先生看待事物的视角和方式会一直影响着我。世间本就没有绝对真理，在看待某一件事时，多思考当事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约束、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观的评价，最终以史为鉴，以他人为鉴，对当前、对未来，做更好的把握。

第四篇：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花了两个星期终于将钱穆老先生的这本书看完了，看起来有点费力，毕竟现代的语言与当时的还是有区别的，他的年代还带着部分的文言文语言，有的句子要细细琢磨才能理解。要具体说这本书好不好，还是要自己去感受的，因为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就像菜肴，名菜并不是所有人都爱吃的。

我一直以为只有历史书，或者是百家讲坛才能够将历史生动化，却没想到钱穆老先生能将历史演讲的如此深刻，如此有意思，他不像历史课本一样的平淡，感觉学术性强一些，纵横上下五千年的东西，像是信手拈来的一样，着实很让人佩服。

下面讲讲我对此书的几点感受：

先说说政治和制度，很显然，首先要建立了一个国家，才能有其政治，才能有其相应的制度。如果将文化作为一个广泛的概念，那么政治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机构，一个国家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某一制度，必须有了政治才能产生制度。古今中外的一切制度，都不会也不可能一直都保持不变一直好下去，如果一项制度能永远的好下去，就不需要我们来努力搞好政治了，只有制度不会永久的好下去，我们才需要在政治上继续努力，不断改进，维持一个历史一个国家的繁荣。但是在政治上犯错误的话，结果不是改进制度，不是国家进步，反而会导致国家的退步甚至是灭亡。

那么究竟制度是怎么样的呢？其次我就讲讲制度。一个国家，不可能是一个无制度的国家，想象如果中国没有了制度，那么社会会变得多么的混乱，没有秩序，没有目标，因此现实要求我们不能没有制度。并且每一个制度，它都是针对现实的，而且任何制度都不会二三十年不变，它必须要适应现实的变化，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动，因此，制度的变动一定要与现实相配合，如果不配合，而是想要现实来迁就制度，说的好听点叫革命，其实是不对的，就像钱穆老先生说的“革命的本质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并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看看今天的中国，一味的模仿国外的制度，一味的想与国际接轨，不考虑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明知道或者可能知道这些制度与当今的中国现状是不符合的，却仍然一味的去崇洋媚外，甚至用现代的制度去批评千余年前的制度，这是相当的不合理的。每一个朝代的制度在其背后都会有必然的理论和思想，说的通俗点，就是前面所说的由当时的现实情况来决定的。钱穆老先生说“理论是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从一种理论中产生，而这种理论往往就是从现实中产生的，这也可以说明制度是依赖现实才产生的。如果光按照理论，忽略现实环境中的真实要求，那么这种制度可能会是大家希望的制度，但却是不切实际的制度，是蔑视现实的制度，并且也否定了理论在制度背后的现实作用，温家宝总理说过，中国如此之大，尽管人人都知道或者懂得理论，但是创建中国政治制度理论应该如何着手，从哪着手？所以，理论和现实是制度产生的基础，脱离他们的后果就是一个无制度的国家，一个混乱的国家，制度必须在理论和现实的环境下成长和发展。

其次是制度与制度之间的联系，钱穆老先生说“任何一项制度之成立与推行，决不是孤立的，他必然须和同时几项制度相配合，它必然会受其他某几项制度之牵动和影响。”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时期的各个制度都是相互配合，相互牵动，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另外，每一制度必须同其他情况相配合，若其他情况变了，那么此项制度的功效以及性能也会随之改变。在我看来，制度与制度之间的牵制影响是历代政治中的闪光点，例如：以汉代的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来说，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私有，封建时的井田制早已经废弃，当时的农民可以自由使用，也可以自由买卖，虽然这个起点是公平的，也显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但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发展不同导致结果也不同，很多农民因为经济困乏，便将田地卖出，由此就形成了兼并，此刻的地主占有大量的田地。而当时的租税制度是，地主只需向政府缴纳很低的税，佃农却要向地主交纳高额的田租，政府减轻赋税，往往只是便宜了地主，农民根本没有收到丝毫的好处，关键是政府只按田收税，不管田地是谁。从汉代的两种制度看，政府为了简化税收制度，便将封建时期的井田制破坏了，形成了当时自由的土地政策，但是自由主义并不是用在每处都是正确的，汉代的自由反而加深了两极分差；唐代的租庸调制，由于账簿制度的淆乱而结束了，开始了两税制，因为种种实际困难，政府只注重税收，将土地制度抛弃了，但又因为唐代的两税制在全国制定的田租额轻重不等，结果导致穷苦的更穷苦，富裕的更富裕，贫富差距一直影响至今。有田就有租，再加上分摊税额，这也是与当时的均田制有很大的关系。总之，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着，但也要相互配合，一方变化，另一方也应随之改变。

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所以每个国家的制度也不同。例如西方地区靠近沿海的国家较多，没有一定的耕地种植，无法发展农业，因此就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才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我们中国则不一样，我国是农业社会，一直依赖土地，因此我们是先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鼓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同时压抑工商资本，所以，从这不同的两方面就可以看出我国跟西方国家的差距不仅仅在制度上。但恰恰是因为制度差距大，导致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历经的时间比西方国家长，也比西方国家的繁密，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就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结果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束缚就愈紧，最终导致了我们国家的缓慢前进。

最后再说说为什么每个朝代最终都会灭亡，通过阅读钱穆老先生的这本书后，了解到每个朝代都有其繁荣辉煌的时期，但往往这个时期是最关键的时期，由于社会太过太平、自由、平等，导致了国家军队的懈怠，没有足够的力量和精力去应付突来的外地；第二，就如上文所说的一个国家的制度持续时间太久了，不随社会现实去改进，那么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漏洞和弊端，如果不改革、不创新，就是阻碍一个国家的前进，最终导致一个国家灭亡；第三，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不能用中央集权这种方式来统一国家，一旦中央将权力都集中于一处，不留一点在地方，那么地方就会日趋贫弱，中央一失败，必然导致整个国家的瓦解，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一点，中国是万万不能由皇帝专制的，但我认为在制度和法律下，一个国家是可以有合理的专制的，因为制度和法律都是国家政策的开明化和透明化，在合理开明透明的情况下，皇帝专制还是不会使国家瓦解的。

现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也没有了，我们现在的是民权社会，我们的政治已经与几千年的历史不一样了，但其实实质还是一样的，就是要求的国家的统一，钱穆老先生说：国家的统一，便要中央集权。但建立中央时，又要顾及地方，那一个国家该怎样来合理进行呢？历史终究是历史，它已成为一个客观事实，我们不能改变它，但我们可以以它为参考。

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政治权利在人民手里，但试问中国十几亿的人，究竟有多少人民可以实施这项权利呢？尽管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但事实我们这群人民享有的权利根本无法利用，无法利用的权利为何还要我们付出同等的义务呢?或许这些问题都可以从我们的历史中获得。

第五篇：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兰因小舍

我始终觉得，对像我这种读书不勤的人来说，与一本书的相遇很需要缘分，就像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尽管粗略知道钱穆先生其人，但却是前不久才接触他的著述。而每每凭借这一点浅缘，却能领略往者光辉厚重的思想，于我真是平凡生活中一大乐事。虽常觉相见恨晚，但更多是“毕竟没错过的”喜悦而知足。

这本书很薄，是钱穆先生将其在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所做“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整理而成，择汉、唐、宋、明、清略举大纲，陈述历史上传统制度的机理和演变。本是闲闲地翻看，越看越入神，态度也愈发郑重。一是自感之前所受教育，将自秦至清的政治传统用“封建专制”四字一笔带过，是如此轻率取巧，粗暴斩断传统文化根基，抹煞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智果，实则这“故纸堆”中有于今很多领域都可以借鉴的大智慧。二是感佩于钱穆先生平心客观的历史态度，讲史条理性极佳，文字不锋芒，却让人觉得从容大气，诚恳宽厚。虽非学术专著，但也叫人如灌醍醐。

历代政治制度，这一题目已极宏大，又与文化、人事相连结，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本书单就制度，从四方面限定在一个范围去研究，其余不再涉及，我觉得是相对谨慎合理的，有其内在结构机理。一是政府的组织，也即政府职能分配的角度，二是考试与选举，政府与社会连结流动的角度，三是赋税制度，财政经济的给养角度，四是国防和兵役制度，军事的保障角度。四个角度不是单独割裂，而是互有连接影响，用连系的角度看待问题。

（一）政府的组织

自秦至清，一共同特点是都有皇帝，若因此即判定其专制黑暗，未免武断，因一制度的由来和形成，都是要结合其国情来讲。如希腊城邦，小国寡民，市民集合至广场民主公选领袖，有其现实的可行性。而中国立国规模大，小农经济发展早，散布全国，当时要来推行民选制度几乎不可能，况且民众是否真能有效操纵政权，民意多大程度上切实还另当别论。

就中央政府来讲，历来有皇权与相权之争的问题，因自大一统局面开始，皇室便和政府是分开的。从历代相权的演化过程，我们也能看出皇权地位逐渐提高，相权逐渐衰落的局面：汉制宰相作为政府领袖，掌握政府实权；唐宰相由领袖制变为委员制，分而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已分割相权互为制衡；宋撤门下尚书，仅留中书在内廷，军事财政用人全不在宰相；明则中书亦废，六部分头而治，形成多头政府；至清军机建立，六部仅作执行机关，无权对下直接发命。这也与上述皇权世袭相关，皇权世袭宰相却非世袭，皇权地位尊严不断升，政府的权不断降。这也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大问题，制衡越来越薄弱。

就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来讲，自汉代官级扁平，转换灵活，至清中央在地方层层下派官员，不许地方有真正权柄，则是中央日益集权，地方政权逐渐衰落。这从某一程度是好的，由四分五裂至统一集中，有一凝固的中央，利于政令集中高效，保障执行。然而极而复衰，地方政权衰微也带来地方发展滞缓无持续性，不利于长远。

（二）考试与选举

自汉以来，除皇权世袭为制度正统外，政府里便无世袭制，可以说，历代政府是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中国历史上“考试”与“选举”两项制度，其原旨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自汉举孝廉，至唐将进士之门扩大打开，凭事实讲，其显然是在开放政权，这也是科举内在精神。一项制度能延续存在几千年，必有其生命力，但运行越久，也像机器年久折耗一般，有其积弊。一方面，形成重文求仕的社会风气，加之传统政治“节制资本”的政策，引导民间才智竟求政治发展，抑制工商资本发展，造成政治上的臃肿病。另一方面，进士及第即可入仕途，人人有入仕的希望和机会（虽不论这机会大小与公平），再加上刻意地重农抑商，逐渐形成一平铺的社会，无法形成有力的团体组织，这于中央加强统治自是好事，但却使得社会没有力量，长久下来不利于推动社会的总体发展。

（三）赋税制度

财政经济是政治制度得以存立和延续的养料，自是有其重要地位。中国自来是农业社会，土地制度又可以说是经济制度的根基，赋税制度与土地制度紧密相连。汉井田制已废，对土地采取自由买卖，轻徭薄赋却未能平均地权，无法抑制土地兼并之风，贫者无立锥，使减轻租税政策失去功效。汉扩大版图需财政支持，由此衍生出“盐铁官营”的政策。唐由租庸调到两税制演变，虽方便了征收，但一任农田自由转移，失却为民置产的精神，亦造成重复征收随地摊派现象，致使贫者愈穷。宋明清以下也基本沿袭两税，政府多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本源问题放弃了。土地制度的变迁改革本书未多加涉及，感觉也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

（四）国防和兵役制度

养育政府靠经济，保卫政府靠武力。如前所说中国社会崇尚文治，以文统武，但历代大多对军事这一块亦重视亦注意限制军队权力，尤其唐藩镇割据安史之乱以后。汉全农皆兵，分为卫戍，属民众对国家担负的义务。唐全兵皆农，府兵自给，武官立功，以功名奖励无实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中央文臣兼地方事，军权则集中中央，募兵制与长期防御政策不匹配，导致冗兵冗吏，加重财政负担。明卫所制度重归唐制，军队自给，但承平太久，军队制度亦有松懈衰落。清朝由于满族民族特性以及部族政权的巩固需要，初期军事力量较强盛，然也有和明同样的问题，国运隆盛，承平太久，有的八旗子弟一辈子不打仗，优渥特权自然会滋生松懈偏废。这个话题又是好大，强军事、定军心，在当代也是个重要议题吧。这块自己懂得实在太少，不能强加议论。

也像钱穆先生自己说的，历史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本书也只是从几个角度截面来看历代政治制度演变得失，更多是科普读物，不是学术专著，里面的各种说法也未必准确，但作为入门级对历史并无专研的读者来说这本书还是很合适的。我觉得，它所带来最大的启示，不在于学术方面的准确性有多高，对具体制度的解读有多精准，而是教我们郑重对待历史的态度以及启迪我们减少武断的思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的文化传统本是延续传承的，历代政治制度之得，之失，于社会，于组织，于个体，应该都是一笔巨大而宝贵的财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意义挖掘在于对待的态度，减少一些武断，多一些重视落实，旧经验里面寻求一些新问题的解决之道，也不失为一件很好的事。